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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西交通中的馬

发布日期:2018-12-30 原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4期
李鳴飛

天馬來朝

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七月十八日,拂郎國使團來到元上都的慈仁殿,除帶來教皇的信件和禮物之外,還獻上一匹高頭大馬。這匹馬神駿卓絕,“身長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揭傒斯《天馬贊》,《揭文安集》卷14,四部叢刊本),全身純黑,只有兩只後蹄爲白色(《元史》卷40《順帝紀》,中華書局1979年版)。元朝最常見的蒙古馬、藏馬和川、滇馬平均身高不足五尺,與之相比只能算是矮馬。元代航海家汪大淵描寫過從波斯灣出口到印度的阿拉伯駿馬,“日夜可行千裏”,也不過“高七尺許”,(汪大淵著,蘇繼庼校釋《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版)與這匹馬相比亦稍有遜色。當時扈從順帝身側的宮廷文人周伯琦說該馬“曲項昂首,神俊超越”,宮中那些以前尚可稱爲神駿的西域馬“皆在髃下”,只能達到它肩胛骨的位置。(周伯琦《天馬行應制作(有序)》,《近光集》卷2,文淵閣四庫叢書本。)順帝對這匹馬珍愛非常,立刻讓養馬師將其帶入皇家馬廄,精心喂養,“飼以肉粟酒湩”(周伯琦《天馬行應制作(有序)》),作爲自己的專屬坐騎。

七月二十一日,元順帝命宮廷畫師周朗在龍光殿爲這匹馬畫像。兩天之後畫成,畫師獻上精心繪制的《拂郎國獻馬圖》。圖中元順帝坐在畫面右側的胡床上,身旁站著兩位侍臣,身後則有宮人帶著一名孩童。圖畫中央是一名馴馬師牽著一匹高頭大馬,這匹馬比馴馬師高出許多,與之相比,趙孟頫及趙雍、趙麟等繪制的三幅《人馬圖》,任仁發繪制的《九馬圖》中,馬均比牽馬者略矮,可知此馬確實異常高大。畫中的馬,馬背和四肢純黑,馬的面部延伸到頸部下方及腹部有白色斑紋,馬蹄也是白色。駿馬作爲畫面的中心,用色濃重,一下就吸引了觀賞者的目光。駿馬身後還站著兩名使者,高鼻深目,應該是拂郎國使團中的成員。這幅畫的明人模本現在還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

《献马图》绘成之后,顺帝又命当时随侍的文士揭傒斯赞颂天馬來朝的盛事。揭傒斯写成《天马赞》,说天马产自极西之地“彼不敢有,重译来庭”,又说拂郎国使团“四践寒暑,爰至上京……蒙化效贡,愿归圣明”。在赞扬天马神骏卓绝之后,笔锋一转,说起“周骋八骏,徐偃构兵。汉驾鼓车,炎刘中兴”,意即周穆王虽然用八匹日行万里的骏马驾车,却向仁德之王徐偃用兵,因此周朝衰落;而汉光武帝用西域进献的名马去驾鼓车,不以珍奇外物为意,因此中兴汉室,以此劝谏顺帝“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进一退,为国重轻。”告诫皇帝应“先人后物”,才能“万国咸宁”。(揭傒斯《天马赞》)。

元顺帝是否领会了揭傒斯赞文的深意,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天马远道而来之事轰动朝野,文人墨客以之为题,写作了很多诗篇。这些作品多用汉武帝为求名马、用兵西域的典故,赞颂元顺帝圣德远扬,天馬來朝。许有壬《应制天马歌》写道“茂陵(汉武帝)千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劳广利……吾皇慎德迈前古,不宝远物物自至。”(许有壬《至正集》卷10,《元人文集珍本叢刊》七)周伯琦《天馬行》有“昆侖八駿遊心侈,茂陵大宛黩兵紀。聖皇不卻亦不求,垂拱無爲靜邊鄙。”歐陽玄的《天馬頌》極盡頌揚之辭,以“天子仁聖萬國歸,天馬來自西方西”開篇,最後不忘自擡身價,聲稱“天子仁壽萬國清,臣願作詩萬國聽”(歐陽玄《圭齋文集》卷1,四部叢刊本)。

需要注意的是,元順帝接見佛郎國使者的慈仁殿、命畫師周郎作畫的龍光殿,都並不在上都宮城之內,而位于距離都城約十裏左右的離宮,又稱西宮之中。西宮也叫西內,在上都城外山谷中的草原之上,所謂宮殿,大部分是可以移動的帳殿。這裏是元朝皇帝行幸上都期間,用來聚會和宴飲之處。(陳高華、史衛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就在拂郎國使團到達之前不久,順帝還在西內舉行了蒙古族傳統典禮,用新制馬酒遙祭北方諸陵。在祭典之後,元朝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的長官、樞密院知院還按照慣例報告當年清點的馬匹數量。因此扈從順帝的周伯琦作詩頌曰“天騎常隨龍上下,明朝樞密課駒良”(周伯琦《上幸西內,望北方諸陵,酹新馬酒,彜典也。樞密知院奉旨課駒以數上,因賦七言》,《近光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許有壬也在詩中贊頌大元馬匹之盛“聖元水德在朔方,物産雄偉馬最良。川原飲龁幾萬萬,不以數計以谷量。”(許有壬《應制天馬歌》)

這次拂郎國使者獻馬成爲當時的一件盛事,很快就傳遍兩京,周朗之後,又有道士張彥輔爲其作畫。張彥輔本是蒙古族,在當時被稱爲“國人”。然而他信仰太一道(在元朝後期與正一道合並),還獲得了“真人”稱號。他的畫在元朝中期已經頗爲名氣,元順帝即位後,更命他“待诏尚方”,爲宮廷繪制壁畫。這次他也繪制了《拂郎馬圖》,文人陳基贊美他畫的天馬“自出新意,不受羁绁,故其超逸之勢見于毫楮間者,往往尤爲人所愛重。”他的畫比周朗的《獻馬圖》流傳更廣,通過他繪制的馬圖,“四方萬裏亦識九重之天馬”。(陳基《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夷白齋稿·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惜這幅畫作現在已經失傳了。

蒙古與教廷

歐洲教皇爲什麽會送來一匹駿馬?此事說來話長。羅馬教廷與元朝宮廷的交往可謂由來已久。早在拔都西征之後,教皇諾森四世就派出多名使者前往東方,試圖與蒙古人進行聯絡。其中一位方濟各會士約翰·柏朗嘉賓先見到了拔都,後者派人送他前往蒙古草原,並最終參加了貴由汗的即位大典。約翰·柏朗嘉賓本人並未預期會參與如此重要的盛會,他所攜帶的東西在拔都領地上基本都被索取一空,因此未能爲貴由汗獻上禮物。這導致他們在失剌斡耳朵逗留期間備受饑渴之苦,如果不是得到了一位德國金匠的幫助,很可能會遺屍異鄉。因此在他的出使報告中提到一項重要經驗:“(蒙古人)索取大量禮品……如果使臣不肯以厚禮饋贈,他們就會鄙視你,會把你看得一錢不值,草芥不如……如果使臣希望不辱使命而圓滿地完成出使,那就需要他們更爲慷慨解囊地以厚禮相贈。”(耿昇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中華書局1985年版)

或許因爲約翰·柏朗嘉賓呈交給教廷的報告令人印象深刻,後來歐洲派出的使節從未再犯下禮品方面的錯誤。不久之後,法王路易九世也向蒙古汗廷派出使者。他聽聞駐紮波斯的蒙古將領額勒只吉歹有意與之結盟,共同對抗伊斯蘭勢力,于是分別寫信給貴由汗和額勒只吉歹,贊頌他們的虔誠皈依之心。隨著信件和商討戰事的密函,他派出的使團還給貴由汗帶去一份厚禮,其中最珍貴的是一座可移動式黃金禮拜堂,其中裝有彌撒所需要的所有物品,還有聖十字架的一小塊碎片。

馬可·波羅自述他的父親和叔父也曾擔任教皇使者。教皇按照忽必烈的意願送去知識淵博的傳教士和來自耶路撒冷的聖燈油。不過據馬可·波羅的記載,那兩位傳教士因爲懼怕路途上的戰火所以中途返程了。(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書店2001年版)

雖然波羅家族未能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帶一百名熟知教法,通曉七藝的傳教士來中國。但在中國與歐洲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教皇尼古拉四世終于決定向中國派出一名主教。就在波羅一家回到威尼斯的時候,虔誠的方濟各會士約翰·孟高維諾攜帶教皇的書信來到中國,此時正是忽必烈統治末期。

約翰·孟高維諾來到東方之後,先後寫過三封信,講述所見所聞和傳教的情況。第一封信從印度的馬八兒送出。第二封和第三封信均寫于成宗大德年間,描述中國傳教的狀況,提到自己在中國只身一人,遭受各種苦難,艱難布道,在汗八裏建成兩所教堂,洗禮六千余人,請求教皇派人相助。教皇見信得知他在中國傳教成績卓然,任命他爲汗八裏總主教,統轄中國全境教務,並派出七名主教協助他,因此羅馬教會的勢力首次擴展到北京。這七人中只有三人順利抵達中國,他們相繼擔任刺桐(即泉州)主教,修建多座教堂和修道院。1328年,孟高維諾去世。教皇于1333年接到汗八裏傳來的消息,于當年派出新任法國巴黎大學的宗教學教授尼古拉斯擔任汗八裏總主教,並有二十余人與之同行。然而這一行人未能抵達北京,不知所蹤。

由于大都的基督教徒久未盼到新任總主教,于是請求前往西方,當面懇請教皇任命汗八裏總主教。因此,順帝于後至元二年(1336)派出使團,其首領即之前教皇派來協助約翰·孟高維諾的教士之一,在泉州擔任主教的安德魯。使團攜帶順帝的書信及元大都基督徒請求任命總主教的請願書,于兩年後抵達意大利的阿維濃,時任教皇爲本笃十二世(Benedictus XII)。元順帝在書信中要求羅馬教廷祈禱時勿忘中國皇帝之名,並請教皇尋覓西方良馬及珍寶,令使者帶回。(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second seri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

教皇招待諸位使者,甚爲優禮。他給元順帝、元大都的基督教徒甚至欽察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汗王都分別寫信,然後于當年十月派出一個使團,攜帶這些書信東去。這個使團當然也攜帶了各種禮品,其中之一就是應順帝之請而求購的駿馬。

使團中有一名教士名爲約翰·馬黎諾裏。他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羅倫薩,之前也曾前往東方,此次亦受教皇之命隨使團同行。他在這次旅途之後寫了一部書,其中記錄了出使東方的始末詳情。根據他的記錄,使團在路上行走兩年多,經過欽察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領地,向兩位汗王分別遞交國書、獻上禮品。他們循商道前行,于至正二年抵達上都。順帝見天馬而大喜,之後又請馬黎諾裏爲他祈福。使團在大都居住近四年,住在位于鍾樓西側的會同館,這是專門接待外國使節的機構。馬黎諾裏在《遊記》中寫道:“此館早已爲我們准備,裝飾豪華。大汗派親王侍侯我們,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燈籠用紙,皆極爲豐富。仆從皆由宮廷派來。侍侯我們約四年,始終必恭必敬,所穿的衣服和所用的器具都是宮廷賜予的上品一同出使者共32人,大汗供給我們的費用達四千多馬克”。(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second seri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

至正六年,使團決定返回西方。元順帝設宴歡送,又送給他們良馬200匹。因爲陸路有戰火閉塞,他們決定從海路返回。使團先南行到達刺桐港,在那裏登船駛向印度,然後在印度停留多時,又遭海盜洗劫,最終乘船至波斯灣的忽裏模子港,經過今天的伊拉克、以色列和敘利亞和塞浦路斯回到意大利的阿維濃。

東西交流中的馬

在古代,中國實屬地大物博,加之務行節儉,重農輕商,絕大部分時期都能做到自給自足,很少大量需求進口物品,極少數能激起中國統治者渴求和熱愛的西方商品之一就是駿馬。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漢武帝爲了汗血馬,兩次派兵出征西域,使這種馬聲名遠揚。波斯學者認爲所謂的汗血寶馬,指的是馬匹皮毛上的紅斑,在波斯文中被稱爲“玫瑰花瓣”。即使在波斯曆史上,這種馬也受到熱愛和贊頌。著名的波斯英雄魯斯塔姆的坐騎,就是這樣一匹有“玫瑰花瓣”狀斑紋的駿馬。傳說那匹馬的皮毛是蛋黃色,帶有绯紅色斑點以及從紅花狀到朱砂狀的小玫瑰花形。人們認爲馬的皮毛與其性格一致,這樣一匹馬有血和火的顔色,因此也具有火一般的性格,以骠悍和疾速而出名。(阿裏·瑪紮海裏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到元朝,統治者儒化較淺,重商好利,更因遊牧民族的天性,對馬有不同尋常的感情。元上都宮城南門名爲禦天門,每天皇帝巡幸上都,百官至禦天門下馬,皇帝則獨自騎馬長驅直入。元代前期未開科舉,直到仁宗延祐元年才首次開科。傳說元代著名文人歐陽玄幼時曾夜夢黑色天馬,“大逾凡馬數倍,橫天而過”,他醒後作《天馬賦》,參加延祐元年科舉時就以此文中第(孔齊《至正直記》卷一《歐陽夢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元成宗大德三年,暹國國主遣使上表,說先國主在位之時,元朝曾賜以鞍辔白馬及金縷衣,現在他紀委成爲新的國主,祈請元朝循舊例賜馬及衣物。然而蒙古人竟不舍得再賜馬,當時的丞相完澤說暹國乃是偏遠小國,不必賞賜太厚,因此只賜金縷衣,不再賜馬。(《元史》卷210《外夷三》)。從這些細節,均可見元朝統治者愛馬之深切。

愛馬的東方君主不止元朝皇帝。在13-14世紀的旅行家和曆史學家的著作中,常提到波斯灣地區向印度出口馬匹的奇聞。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說,波斯國出産良馬,該國居民把馬販賣到怯失和忽魯模子等波斯灣港口,這裏的商人將馬匹用船運到印度,一匹馬以高達200圖兒鎊的高價出售。圖爾鎊即圖爾地區鑄造的貨幣,也被稱爲圖爾裏弗。根據法王菲利普三世(1270-1285年在位)的法令,乘騎用馬每匹最高價格60裏弗,隨侍用馬20裏弗。因此波斯出口到印度的馬價格約是法國地區馬匹的3-10倍。(Marco Polo, Henry Yule tr.& ed. Henri Cordier revised,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3rd ed., London : J. Murray, 1903.

中國航海家汪大淵在記錄甘埋裏(即忽裏模子,今霍爾木茲)物産時提到當地出産駿馬,並且用船只出口到其他地區,出口馬匹的船只被稱爲“馬船”,“上載馬數百匹,頭小尾輕,鹿身吊肚,四蹄削鐵,高七尺許,日夜可行千裏。”這些馬要運去印度西南岸的俱藍(今奎隆),然後轉運至古裏佛(今科澤科德),因此古裏佛成爲一個馬匹交易中心,該處“畜好馬,自西極來,以舶載至此國,每匹互易,動金錢千百,或至四十千爲率,否則番人議其國空乏也。”(汪大淵著,蘇繼庼校釋《島夷志略校釋》)。

波斯曆史學家瓦薩夫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每年都有兩萬多匹波斯馬經海路被運到印度馬拉巴爾,又有更多的馬經過阿富汗運到北印度。然而由于印度處于熱帶氣候,不宜于馬匹生活,且當地人不善于養馬,由于珍愛這些駿馬,給它們吃甜奶和酥油拌的煮熟的大米和豌豆,短時間內馬匹就大量死亡,因此這種貿易經久不息,成爲年複一年的傳統。(阿裏·瑪紮海裏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史》)

根據波斯與印度的這種馬匹貿易關系,有學者猜測阿拉伯帝國與中國很可能也有類似的馬匹貿易,最起碼有大量的西方駿馬通過使團來到過中國。中國地處溫帶,氣候事宜,然而這些來自西域的駿馬卻沒有大幅改良中國的傳統馬種。波斯學者提出,這是因爲波斯馬在當地食用大麥和大麥稭,在中國卻通常飼以小米和谷稭。這種飼料易引起馬匹便秘,于是中國的養馬人會給它們的食譜中加入一些大黃葉,起到輕瀉作用。如此一來,這些馬過一段時間就會衰弱不堪,來不及改良中國的馬種,就痛苦地死去了。只有它們的身影和神采,在詩歌和畫作中保留下來,讓我們今天仍能遙想當年,書寫這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