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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草原絲路與遊牧民族

发布日期:2018-12-30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4日第1596期
青格力

明朝中後期,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由于戰亂等因素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連接阿拉伯、非洲的海上絲綢之路。不過明朝前期,中國與中亞帖木兒朝互遣使臣、進行絹馬交易等往來頻繁,仍可看到中西陸路交通的繁榮暢通景象。永樂年間,陳誠五次奉使西域,編纂《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繪制以明朝版圖爲中心,包括東起日本、朝鮮,西達歐洲、非洲,南括爪哇、印度,北至蒙古各部的世界地圖《大明混一圖》(1389),足見明朝在元代開拓基礎上繼續對外交往的意圖。設立四夷館,專門培養多語種譯字生,也是繼承元朝傳統的表現。從代宗朱祁钰于1453年寫給波斯拉爾城首領咩裏兒吉的漢蒙合璧文書看,蒙古文作爲一種外交用語的傳統持續了近百年。但因漠北的鞑靼和衛拉特部的強盛以及中亞西亞政局的不穩定,整個歐亞出現了轉向海路貿易的傾向,明朝則注重防禦,使中原與西方的陸路交通逐漸被冷落。仁宣以降,更是實施內縮防禦政策,傳統的陸路絲綢之路實際處于停滯狀態。明朝中後期出現的西域交通圖《蒙古山水地圖》《西域土地人物圖》(15241542)等,其範圍仍到撒馬爾罕和哈烈一帶,對陸路絲綢之路的開拓與認識顯然沒有比明初期有更新的進展,但這並不意味著絲綢之路完全中斷。

 

蒙古諸部落扮演連接者角色

 

由于明朝閉關鎖國,消極對待傳統的中西陸路交往,絲綢之路的經營更多落在了周邊的遊牧民族身上。所謂的鞑靼,即北方蒙古各部,在明朝的打擊封鎖以及與衛拉特的對立中艱難維持其北方政權,直至16世紀順義王俺答汗強起。俺答汗將阿爾泰山一帶的衛拉特蒙古納入其萬戶體制之內,其征服波及中亞托克馬克地區,打通了北方草原與西域通道;進而迫使明朝開放宣府、甘肅的十幾處關市,實現通貢互市,張家口、板升(今呼和浩特)等城市因此而發展起來。

俺答汗還打通了蒙古地區通過西藏至南亞的通道。16世紀後半葉,他致力于同藏傳佛教格魯派的聯合,恢複了元代以來消沈的蒙古地區與西藏地區以及南亞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使草原絲路、西域絲路、南亞通道連接起來。正是俺答汗與格魯派的聯合,使藏傳佛教迅速在蒙古地區傳播開來,伴隨而來的是與西藏地區以及南亞的經濟、宗教、文化聯系,打破了明朝對蒙古地區的經濟、文化封鎖,對蒙古民族的未來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代,與絲綢之路關系密切的另一個遊牧勢力是被明朝漢文史料稱作“瓦剌”的衛拉特蒙古部落。元朝被推翻後,衛拉特迅速崛起,在與東蒙古抗衡中不斷壯大,形成“四衛拉特”部落聯合體。15世紀中期至17世紀末,蒙古高原西部和中亞七河流域都在其影響或控制之下,它甚至還侵入中亞花剌子模地區,遭到昔班汗國的抗擊。17世紀中葉,其中的土爾扈特部遷移至伏爾加河流域,占據古代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西段的歐亞交彙處,被稱作卡爾梅克人,成爲歐亞大陸間的連接者。而和碩特部落移居青藏高原,借助內地貿易、技術和北方遊牧民族商貿經濟的支撐,打造出以格魯派爲核心的全新的藏傳佛教文化和高原經濟交流中心,不僅加強了與內地的互市貿易關系,還通過與西域通道和草原絲路的連接,將其影響擴大到東北的蒙古地區、西部的准噶爾地區甚至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地區。特別是通過1642年至1675年和碩特聯軍的五次抗擊布魯克巴(不丹)入侵戰役和1681年遠征阿裏及征服拉達克戰役,有效阻止了外部勢力入侵,保障了西藏地區與南亞和中亞的經濟文化通道的暢通,更是維護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概而言之,在明朝中後期陸路中西交通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下,蒙古諸部扮演了絲綢之路的連接者角色,通過開辟關市、遊牧遷徙、開拓新領域等,使西域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和南亞通道連接在一起,爲清代中西交通發展打下了基礎。

 

圖理琛使團遠赴歐洲

 

清朝前期,由于准噶爾部雄踞西部,控制著天山南北和七河流域,與清朝對峙,清朝遲遲不能打開東西陸路通道。不過,衛拉特諸部與清廷的互市貿易關系早在1641年和碩特部固始汗與關外的清政府建立聯絡就已開始,未曾斷絕。所以,清朝前期與西方的聯絡,除了在華西方教會組織的活動外,主要是通過草原絲綢之路經西伯利亞通道得以實現的。這有兩個直接原因,一是沙俄不斷向東擴張。17世紀30年代開始,沙俄在較短時間內征服布裏亞特蒙古地區和通古斯人區域,侵占中國東北地區,兩國于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邊界線後,由商隊從事的中俄貿易逐漸發展起來,各自在黃金、毛皮交換茶葉的貿易中獲得利潤,中國的茶葉也成爲俄羅斯人的生活必需品,以致這一官方貿易通道被學界稱作茶葉之道。二是遠徙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首領阿玉奇汗派遣信使,曆盡千辛萬苦向清朝“朝貢方物”,清廷“欲悉其要領”,促成圖理琛和殷劄納使團遠赴歐洲。

圖理琛使團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奉命赴阿玉奇汗處,康熙五十四年返回京師。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使臣遠赴歐洲,加強了土爾扈特蒙古與清廷的關系,同時也使清政府充分掌握了草原絲路與新開辟的西伯利亞通道的具體狀況,在絲綢之路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圖理琛將北京到伏爾加河流域的沿途所見所聞詳細記錄下來寫成《異域錄》,于雍正元年(1723)以滿漢文刊印,後出現蒙古文譯本,對于貝加爾湖地區的布裏亞特和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也産生了影響。他們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巡禮北京、五台山、塔爾寺、拉薩,甚至到印度等成爲常態化,出現了一批蒙古文旅行記。

 

宗教因素與草原絲綢之路互動

 

草原絲綢之路與宗教間的相互作用不容忽視,它是明清時期東西交通的一大特點,如同漢時期通過絲綢之路佛教傳入內地一樣,通過草原絲綢之路,藏傳佛教傳到了蒙古高原的各個角落以及貝加爾湖地區的布裏亞特人和歐洲的卡爾梅克人中間,形成藏傳佛教文化圈。松巴堪布益西班覺的《世界總論》(1777)和敏珠爾諾門罕旦增陳列的《世界廣論》(1820)兩部地理學著作,均爲蒙古族高僧在藏傳佛教文化中開辟的全新研究領域。後者將西藏地區、內地、蒙古地區以及非洲、阿拉伯、波斯、歐洲、北冰洋、南美、加勒比、古巴、波多黎各等納入研究範圍。它的誕生與各地的蒙古人信徒穿梭于絲綢之路的曆史背景不無關系。

19世紀末,卡尔梅克人朝圣者巴嘉氏的行程路线及游记,反映出草原丝绸之路的艰辛以及对东西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巨大作用。巴嘉氏一行于18916月自伏爾加河畔察裏津(今伏爾加格勒)附近的薩列普塔啓程,穿越西伯利亞,到達邊境貿易城恰克圖,經大庫倫、定遠營、青海塔爾寺,艱難跋涉至拉薩。回程經北京、天津、上海,在杭州搭乘俄羅斯“薩拉托夫”號輪船,經新加坡、科倫坡橫渡印度洋進入紅海、蘇伊士運河出塞得港,經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進入地中海,在敖德薩入境俄羅斯,于18946月回到察裏津。巴嘉氏用整整三年時間完成行程,再現了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通道以及人文交流,後寫成《小杜爾伯特部巴嘉氏西藏行紀》一書,風靡一時。

絲綢之路連接著東西方文明,促進了人類文明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曆史進程。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已不再是古代絲綢之路那樣單一的絲瓷商品貿易和有限的文化交流通道,而是更加多樣化、現代化。而遊牧民族尤其是蒙古遊牧民族對絲綢之路的拓展和經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反映了遊牧民族在絲綢之路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