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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德都蒙古”名稱及其意義

发布日期:2018-12-30 原文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青格力

對于不太熟悉蒙古語的人來說,在十幾年以前,德都蒙古還是個很陌生的名稱。但對于操蒙古語者而言,都知道這個名稱與闊闊淖爾蒙古k?kenaγur mongγol)以及漢語的青海蒙古,其意義是相同的。雖然“德都蒙古”名稱在民間一直流行,但文字層面大量使用則是近三十年的事情。70年代以來,其出現頻率逐漸增加,首先,在文化學術領域,很多本土蒙古族文人在文章題目或是書籍題材中,將本部落名稱大都寫作degedü mongγol,即“德都蒙古”。特別是一些民間傳統文化整理研究作品[1],一直以來基本都使用了德都蒙古,而其漢譯名稱或者版權頁的漢文標題往往寫作青海蒙古,這早已是約定俗成的模式了。與此同時,偶爾也出現“上蒙古”或者“德都蒙古”等意譯或音譯的漢文標題。80年代還有文章試圖解釋“德都蒙古”名稱起源問題[2]1997年,白斯嘎拉編《degedü mongγol-un teüken surbulji bi?ig-üd 》(德都蒙古历史文獻),汉文名称为《青海蒙古文獻集》,是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史料集[3]2004年,青海民族學院蒙古語言文學系編有論文集《degedü mongγol-un sudulul》(德都蒙古研究),版權頁漢文名稱爲《青海蒙古研究》,收有文學、語言、民俗、宗教、法律及曆史研究文章,這是第一次在綜合研究領域冠以德都蒙古名稱的著作[4]。類似的還有西北民族大學所編《西蒙古文化研究叢書》系列中與青海地區蒙古族相關的研究著作。近年來,一些相關漢文學術文章也開始使用“德都蒙古”名稱[5]。在行政領域,中共海西州委宣傳部屬下的黨報《柴達木報》蒙文版,于1989-1991年專設《德都蒙古》欄目,1992年又以《德都蒙古與未來》爲題,開展有獎征文活動,曾設有《德都蒙古今昔》、《德都蒙古文化》等欄目,對此地方和省級年鑒中亦音譯其名稱作了介紹。除此之外,直到本世紀初幾年,鮮有其他行政機構使用之。2000年以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些部門組織的活動中開始出現音譯的德都蒙古名稱,到了2012年,以柏樹山森林地質公園德都蒙古文化産業園區的規劃實施爲象征,海西州政府官方文件正式使用德都蒙古名稱,于是,這一名稱的蒙古文和漢文語音形式最終趨于一致,社會關注度也驟然上升,還有人把德都作爲商標注了冊。2014年,海西州政府相關部門組織專家學者編撰的《德都蒙古曆史文化叢書》[6],是海西地區第一套關乎本地區蒙古族曆史文化多領域的漢文叢書,不僅通過國家出版部門的審定,編寫者在《前言》中從曆史角度闡釋了德都蒙古的涵義,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定義,其中論及的三階段分期方法開始被一些部門的相關事務中引用。本文可看做是《前言》內容的進一步分析和說明。

 

 

一、            史料記載

 

關系到德都蒙古名称的来源及含义问题,首先可观察到两点。一是使用范围和使用者的广泛性;二是可依据的史料記載和历史渊源。就使用或流行范围而言,今天,青海蒙古族不仅在国内蒙古地区,甚至到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地区时,也常常被年长的人士称作“德都蒙古”人,可见其地域和使用者的广泛性。根据一些游记记载,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前半葉,其他地區的蒙古人或者外國的探險家,到青海與蒙古人接觸時,稱此地蒙古人爲“德都蒙古”人,亦顯示此稱呼流傳已久,其起源自然比這更早了。

在文獻记载中,能够德都蒙古相聯系起來的名稱是藏文《新紅史》(deb thar dmar po gsar ma)、《漢藏史集》(rgya bod kyi yig tshang mkhas pa dgav byed chen mo vdzm gling gsal bavi me long zhes bya ba bzhung so)等史書中出現的“stod hor”一詞,意爲上部蒙古,指的是蒙元時期蒙古高原以西的蒙古部落,主要是中亚的伊儿汗国。虽然还没有发现與之对应的蒙古語,但肯定译作“degedü mongγol”德都蒙古),不容置疑。“hor”(霍爾)一詞,在印度指遊牧部落,後來在藏語中泛指北方民族,蒙元時期主要指蒙古族,後來又以源自稱粟特人的“sog”“sog po”(索布)來專指蒙古族。爲什麽把西部蒙古稱作上部蒙古,可能源自蒙古人自己的称呼,此或许與古代蒙古人的方位概念或以西为尊的习俗有关。蒙古语里西叫做“baraγun(書面) / baruun(口語),與通,叫做“jegün (書面)/ jüün(口語),與通。而也叫“j?b”,即正方,又與上方,即“degedü。因此,西部蒙古時而被稱作德都蒙古也就不足爲奇了。這在蒙古包裏的布置安排中最爲明確,古今都是一致的。今日之“德都蒙古”,在词源上应该與之相关。但如何與青海蒙古相关联的,还需做具体考察。

目前已知的青海蒙古曆史資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都蒙古高僧松巴·堪布·益希班覺于1786年用藏文編撰的《青海史》(mtsho sngon gyi lo rgyus tshangs glu gsar snyan zhes bya ba bzhugs so)。這是專門寫青海及青海地區蒙古族曆史的史書,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有一段關于青海地區及相關族群分布和分類的極其重要的記載。曰:

 

de la snying nas dad pa byang stod kyi sog po o rod tsho bzhi dang / bar du bod chen gyi a mdo dpa' ris sogs dang / smad kyi sog po mon gwol phal cher yin…

從內心信奉(宗喀巴)的是:北方上部蒙古的四衛拉特;中部大藏區之安多華日等;下部索布蒙古大部分…[7]

 

益希班覺的這一分類法,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層面是“上部”、“中部”、“下部”三種,是一種地理或地域關系的組合。第二層面是“上部蒙古”、“中部大藏區之安多”、“下部蒙古”三種,無疑是基于族群和群體社會關系的組合。綜合二者,既是三個區域分別屬于三個群體,可謂之“三部”或者“三區”劃分法。

三個群体也很具体,分别是“四衛拉特”、“安多华日”和“索布蒙古大部分”。益希班觉称“四衛拉特”屬于“上部蒙古”,自然與蒙古語的“degedü mongγol”(德都蒙古)對應;又稱索布蒙古大部分屬于下部蒙古,当與蒙古語的“dooradu mongγol”(道日德蒙古)對應,二者之間是大藏區之一小部分安多北部地區的藏族部落。益希班覺在這裏明確提出了上部“德都蒙古”以及與之对称的下部“道日德蒙古”,在文獻记载里尚属第一次。

益希班覺所指“德都蒙古”究竟有何含義呢?因他在另一部巨著《如意寶樹史》'phags yul rgya nag chen po bod dang sog yul du dam ba'i chos 'byung tshul dpag bsam ljon bzang zhes bya ba bzhugs so中,對于西藏地區和康區做了傳統的區域劃分,並分章節作了詳細說明[8],所以,此處是完全針對青海蒙藏地區以及其余蒙古區域的。從上部蒙古的四衛拉特一句看,益希班覺起初似乎把整個西蒙古衛拉特聯盟成員均包括在上部德都蒙古范围之内,與蒙元時期的西部蒙古“stod hor”上部蒙古 類似。但衆所周知,後來的德都蒙古並沒有包括青藏高原以外的衛拉特各部落。這要麽益希班覺所指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要麽他的“四衛拉特”本來就是對青藏高原的衛拉特蒙古而言的。筆者傾向于後者,因爲,17世紀以來,各地衛拉特人習慣性地自稱爲四衛拉特,这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中也有反映。所以,此处的“四衛拉特”,实际只指青藏高原的卫拉特蒙古,并无矛盾之处。也就是说,青藏之外的卫拉特部落并没有包括在上部蒙古的四衛拉特当中,这可能與益希班覺提出這概念時候的18世紀准噶爾部落跌宕起伏的政治局勢有關。由此可知,益希班覺是第一提出青藏高原蒙古族爲“德都蒙古”以及相對應的“道日德蒙古”概念的人,其“三區”劃分法,是以青藏高原衛拉特蒙古及其生活區域爲頂端的一種分類方式,它既包含地域關系,也包含了族群和群體以及宗教文化關系。

那麽,益希班覺的三區劃分法又源自何處?把地理區域劃分爲上、中、下的思維方式,蒙藏民族皆有之。在青藏高原,特別是對于所謂藏區,西藏各個时期史书中都有略有差异的三區劃分法,而上部阿裏三圍mnga’ ris skor gsum、中部衛藏四如dbus gtsang ru bzhi、下部朵康六崗mdo khams sgang drug)之三區爲傳統分區法,是比較固定的。但在其中融入蒙古族政治、文化、宗教元素之後,其特點性質有了較大的差異。考察青藏高原的政治、經濟、地理結構關系及演變曆史,可發現蒙元時期對青藏高原的三道行政区域划分方式具有一定的关联或参照价值。蒙元時期全国实行行省、道、路府等行政区域划分。在西藏及藏區的行政区划中,直接使用意味的蒙古語“??lge”,藏語音譯爲“chol kha”分烏思藏納裏速古魯松( dbus gtsang mnga' ris skor gsum )、朵甘思(mdo khams)、朵思麻mdo smad),分别是上部卫藏阿裏三圍一区、中部康六岗一区和下部安多一区,共三個区域,藏語称“chol kha gsum”,即三道三道劃分,既是地理區域分布組合,也是部落群體和文化區域分布組合。經過幾次變遷之後,三道分別由烏思藏納裏速古魯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等地方機構來進行管理,屬宣政院統轄。益希班覺爲一代蒙古族博學大師,除佛學之外,精通諸學,寫成佛教通史《如意寶樹史》,其中專設蒙元以來佛教史篇章,對于蒙古帝國曆史、元朝時期的三道行政區域曆史自然是有研究的。其將18世紀整個蒙古族区域一分为二,中间加入部分藏區,在形式上與藏區三區劃分法和蒙元時期三道区域划分法類似(如下表)。但更重要的是,以自身所处的青海地区为中心,以蒙古区域为主体的三區组合法,具有很强的蒙古群体意识色彩,而且将蒙古地区與藏传佛教格鲁派区域相链接,既是清代多元一体政体结构的现实反映,也体现了蒙元時期以来的蒙藏政治、宗教思想意识的紧密联系與历史延续性,又体现了族群群体结构变化后的区域现时新局面。

 

 

  

  

  

傳統三區

阿裏三圍

衛藏四如

朵康六崗

蒙元之“三道”

烏思藏納裏速古魯松

朵甘思

朵思麻

益希班觉之“三區”

蒙古的四衛拉特

大藏區之安多华日

索布蒙古大部分

 

于是,專指青藏高原蒙古的上部蒙古,即德都蒙古稱呼被各界所接受,並廣爲流傳,成爲含義明確的固定名稱,而此後蒙藏史書中出現相同或相似的用法,都應是益希班覺概念的承襲了。1892年卡爾梅克蒙古人巴嘉氏巡禮青海、西藏後寫成《西藏行記》(baγ-a d?rbed nutuγ-un baz-a baγsi-yin t?bed oron-du yabuγsan teüke)一書稱[9]

 

ede aru mongγol-i doodu mongγol , ?ayidam-un mongγol-i degedü mongγol gejü nereyiddeg gen-e.

 (塔爾寺的喇嘛們)稱外蒙[]爲“道日都蒙古”,稱柴達木蒙古爲“德都蒙古”。

 

ene degedü mongγol gedeg ulus-un γarulγ-a-ni, güüsi nom-un qaγan-u albatu jigi, ?uγ qorin d?rben qusiγun biden gen-e. ?ayidam-un γajar-tu bayidaγ-ni wang-un qusiγun, baraγun, jegün, tayijinar, k?rlüg k?ked, qaraγ?idud, ?ang-un qusiγun eyimü 8 qusiγun bayidag biden gen-e. bisingki-ni k?ke naγur-a?a abuγad ?asi g?mbüm bolon labrung-un γajar-iyer tangγud dotor-a bayidaγ jigi.

这些德都蒙古人源自固始法王之庶民,自称共二十四旗,柴达木地区有青海王旗、巴隆、宗家、台吉乃尔、柯鲁克、哈拉克沁(盐池)、香旗等八個旗,其余在青海湖岸及以远的塔尔寺、拉卜楞等地方,地处唐古特人中间。

                     

yerü-dü degedü mongγol bolon aru dooradu mongγol qaγad bolon noyad-ud ?uγγar ?u ejen qaγan-a?a jalba abdaγ gen-e.

 “德都蒙古”和外蒙等“道日都蒙古”都從皇帝那裏領取俸祿。

            

      益希班觉记载出现一個世紀后的这一不经意间的记录,仍符合原定义的基本含义。称“德都蒙古”既是“源自固始法王之庶民”的24旗,“道日都蒙古”既是外蒙等其他蒙古地区,與益希班觉所指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德都蒙古”等同于以和硕特为中心的青海卫拉特,包括和硕特、土尔扈特、喀尔喀、绰尔斯、辉特诸部落,这反映了清代青海扎萨克体制中的部落结构关系。若从“固始法王之庶民”这一整体性考虑,实际上是29旗。而且,就卫拉特蒙古部落及固始汗后裔而言,还有分散在西藏、甘肃、四川等地的卫拉特蒙古,亦应包括其中,从而可构成以青海地区为中心的“德都蒙古”曆史地理、民族群体文化关系之全景图。

 

 

二、曆史源流

      

       17世紀,卫拉特蒙古出现在青藏高原,并不是一部分蒙古族群体的孤立行径,它與蒙古族在这地区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蒙古人在青藏高原的曆史足迹可追溯至成吉思汗時期。13世紀20年代,成吉思汗滅西夏之後青海地區已被納入蒙古帝國勢力範圍,1240年闊端派兵入藏,不久在薩迦班智達號召下吐蕃各部歸順蒙古帝國,蒙古軍隊、遊牧部落湧入青藏高原,其中不乏部分蒙古語族群體。1956年青海諾木洪等地出現的幹屍,從體質面型以及衣著、馬具、弓箭隨葬品可看到蒙古武將的整體形象。同時還出土元朝元統、至元、至正紙幣等隨葬品等,無不顯示元朝在青藏高原實施政治、軍事、經濟統治體制的完備基礎。而新近在都蘭縣出土的特征完全相同的幹屍,其隨葬品更加豐富,特別是用具上發現記有使用者或者是制造者名字的回鹘蒙古文[10],而且为夫妻合葬,更加证明蒙元時期的青海蒙古人具备坚实的经济技术、文化基础和家庭单元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绝非处于极少数人能够维持的状态下。由早期的游牧社会式分封制到设置“总制院”、“宣政院”、“宣慰司”、“宣慰使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等等上下机构的设置,说明在这里的蒙古人统治阶层,社会区域也具多样性。后来在明朝,光是青海西北地区专设边区“四卫”、赤金蒙古卫等来分别管辖,也说明这一点。因其直接管理机构为属宣政院统辖的各路宣慰使司,故可统称“宣慰使司蒙古”,分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中央政府时期,共约120多年。区域范围包括西藏、甘肃、青海、四川西部等地,元亡后,相当一部分融入当地社会,或者隐姓埋名,或者與其他民族群体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族群,其历史延续至今。如,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一些土司,甘、青地区的土族、保安族、東乡族、裕固族等族群主流,西藏的霍尔三十九族等,当属这一类型。

明朝在青海西北部設“西甯塞外四衛”等,主要安置蒙古族及屬下遊牧部衆。16世紀初,東蒙古右翼鄂尔多斯等部进入青海并收服“四卫”,后又被土默特俺答汗部统辖。土默特部與西藏反对势力格鲁派结成联盟,强盛时期,势力扩展至今日青海、甘肃边区、西藏東北部,史称“西海蒙古”,直至17世紀30年代被喀爾喀部卻圖台吉占據,曆經130年的曆史。

衛拉特,也就是益希班覺所指“德都蒙古”,是最後進入這一地區的蒙古族群體。1637年四衛拉特联盟联合击败喀尔喀部却图台吉后进入青藏高原,與原有的“西海蒙古”遗民一并被并入其统辖,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以四衛拉特右翼自居,并继承蒙元時期忽必烈與萨迦派以及俺答汗與格鲁派的福田施主合作模式统治青藏高原。在完全被纳入清朝统治体系之前,为“青海卫拉特联盟”(青海八台吉)及西藏“和硕特藏王”并存时期。1720年代,納入清朝政治體系之後被稱“青海額魯特”,除部分分散于西藏、甘肅、四川等地之外,其主體爲今日青海蒙古族,已有370多年的曆史。

综上所述,蒙古人在青藏高原的历史,截至到近现代约有三個时期,六個阶段。如下表:

 

第一時期

蒙元宣慰使司蒙古

1

蒙古帝國時期,1240--1271

2

元朝時期,1272--1368

第二時期

明代西海蒙古

3

西甯塞外四衛等,1369-1508

4

“西海蒙古”,1509--1637

第三時期

青海衛拉特蒙古

5

四衛拉特右翼,1638-1723

6

青海額魯特,1724-20世紀

 

三個时期虽说各有各的历史背景、过程和时代特征,但是,相互间存在内在的联系。益希班觉所定义的“德都蒙古”,实际上是前几個阶段的延续,其名称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承性。鉴于这样的内在联系,在编辑《德都蒙古曆史文化叢書》时,我们又扩展其意义范畴,重新作了如下定义,即“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广义上包括历史上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時期。狭义上则指17世紀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衛拉特蒙古族以及甘肃、西藏等地区的部分蒙古族。”

如果按照曆史上積極活動的地理範圍而言,“德都蒙古”所涉及的有青海、西藏、甘肅、四川等地區,而且這些地區今日仍可尋找到不同時期的後代。只有廣義的“德都蒙古”,才能夠網絡這些,才能看到青藏高原蒙古人曆史的全貌(如下圖)。

 

 

三、            積極意義

 

如上所述,“德都蒙古”名称的出现并非偶然,具有它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就从益希班觉的记载算起也已流行了两個多世紀,使用范围也相当广。但是,二十世紀中叶以来的一段时间被忽略了。这與青海蒙古的历史文化本身未受到足够重视或未被广泛关注有关系。如今青海蒙古历史文化得到重视,出现了解其历史,把握其文化特征的实际需要,于是,“德都蒙古”这一名称再次被关注,重新成为一大亮点,这不能不说有它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德都蒙古”一名称成为了一种鲜明的符号,为使社会各界和各個领域的人们认识这一群体,发挥着作用。对于它的積極意義,可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探讨。

首先、“德都蒙古”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前面所探讨“德都蒙古”名称的历史背景和含义问题,从中也可体察到其出现的历史条件。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德都蒙古”也和其他蒙古游牧部落一样,在不断地“分散——集中——分散”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是蒙古族游牧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一过程自最早的森林百姓联盟到西部蒙古联盟,再到高原游牧群体,是一個漫长的过程。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大变迁,都是蒙古游牧社会,乃至内陆欧亚游牧社会内在的“平衡”这一基本运行规律机制所导致的。“德都蒙古”名称,正好反映了这一部分蒙古群体在地域和族群结构上的变化及其显著特征。通过它可更好地了解区域和民族、群体间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历史面貌。观察其历史演变的整個过程,可以说是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社会历史的一個缩影或典型。

其次、有堅實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礎。由于“德都蒙古”之“德都”(degedü),其語義包含“上部”、“高處”、“源頭”等自然環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貴”、“上等”等人文文化因素,無論是百姓階層、還是貴族階層,或是宗教階層,或是不同區域的群體,人們都可從各自的角度領會或闡釋它,使其廣泛流傳提供了縱橫各方面的條件和空間。特別是本土的蒙古族群體,更多因其褒義的含義而欣然接受之,今天已經成爲應以爲自豪的美譽和符號象征。

其三、具有现实意义。在学术界,无論是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甚至是明清史研究,都不能够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論历史。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被各方所忽略或边缘化。对于它曾在历史上为多元一体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十分积极的作用,对于青藏高原以格鲁派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的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等等,没有给予充分的研究和评价。甚至青海蒙古族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也未被广泛所宣传和发扬其精神。原因很多,但缺乏一种鲜明的符号特征,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德都蒙古”一概念或许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的一個切入点和连接线,从而达到促进服务现实和未来发展的目的。

 

 

      

细细观察今日“德都蒙古”文化,呈现多样性。除了现当代色彩之外,具有鲜明的蒙古傳統文化特色。其傳統文化中,北方游牧民族特征尤为浓厚。在看似很强烈的藏传佛教信仰现象表层下,却是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傳統文化行为模式和礼仪习俗。其傳統格言警句大都以“腾格里”信仰、大地敬畏、祖先崇拜、英雄主义为主题,无疑是内陆欧亚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所决定的原始信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如,祭敖包、祭火神等祭诸神仪式是德都蒙古人信仰的基本方式,是北方民族固有信仰的延续。以《汗青格勒》为代表的大量英雄史诗的流传,应该是内陆欧亚游牧民族形成初期,英雄辈出状况的记忆。而部落联合对抗恶势力为体裁的很多史诗,描绘的则是草原游牧部落大联盟时期的宏大历史画面。德都蒙古所流传的《格斯尔》,與藏族、土族、卫拉特、阿勒泰、图瓦、布里亚特《格斯(萨)尔》形成一条清晰的《格斯(萨)尔》文化走廊或南北交流通道,自然形成于南北深度互动时期。《巴音颂》祝颂活动是把历史叙述、祝赞形式和祭拜活动融为一体的仪式形式。从其庄严的氛围以及祭拜成吉思汗这一主题看,很可能源自黄金家族祭拜祖先或宫廷祭祀仪典,其起源可追溯至12-13世紀。对于15世紀以来的卫拉特联盟时期,德都蒙古人更是记忆犹新。和硕特为卫拉特之核心部落,是“四衛拉特汗”之部落,在卫拉特群体中有着较高地位。17世紀中叶,遷居青藏高原後,七十余年主導地方政權,吸收高原諸民族宗教文化,形成獨具特色的高原蒙古民族群體,經過清代多元一體的體制及近現代社會曆史變遷,形成了今日之德都蒙古及其文化體系。

從北亞到中亞,再到青藏高原的漫長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變遷過程中,德都蒙古人扮演過信仰“騰格裏”的“森林百姓”、崇尚英雄的草原遊牧民、誕生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成員、蒙古帝國共同體成員、西蒙古部落聯盟成員、封建清王朝的遊牧庶民等等不同的社會角色。所属的都是一些重要的文化形态或文化区域,这些对于整個内陆欧亚游牧社会历史进程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德都蒙古历史文化的原点也在其中。这也是今日之德都蒙古文化以北方游牧民族傳統文化为根本,呈现多样性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各個时期,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以及所创造的文化,随着游牧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不停地做出选择,最终以历史时期较长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为基础,沉淀或传承下来的既是今日德都蒙古文化的基本元素。为探究构成德都蒙古历史文化体系的多种元素及其根源,可根据其历史源流以及文化类别诸特征,勾勒出历史上相关联的各类文化形态或文化区域关系网(如下图),构建其历史文化完整体系,从而丰富“德都蒙古”名称的内涵,加深人们的认识,使德都蒙古文化在区域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学术领域真正拥有一席之地。

 

 

文獻参考:

[1] 如,齊·布仁巴雅爾等編.德都蒙古民間文學精華集(蒙文)[M].非正式出版,1986.

[2] ·策仁多吉.德都蒙古一詞之我見[J].內蒙古社會科學(蒙文版),1985:6.//·哈達寶力.德都蒙古一詞之由來[J].內蒙古社會科學(蒙文版),1985:6.

[3] 白斯嘎拉編.青海蒙古文獻集(蒙文)[M].沈陽:遼甯民族出版社,1997.

[4] 青海民族學院蒙古語言文學系著.青海蒙古研究(蒙文)[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5] 賈晞儒.“德都蒙古族文化簡述[J].柴達木開發研究,2007:3.

[6] 斯琴夫、青格力、僧格主編.德都蒙古曆史文化叢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做修訂後2016年第二次印刷。

[7] 松巴·葉西華角著.青海曆史(藏文)[M].西甯: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6.

[8] 松巴堪欽著.松巴佛教史(藏文)[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

[9] Сказание о хождении в Тибетскую страну Мало-Дербетского Бааза-бакши., Калмыцкий текст с переводом и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оставленными А.М. Позднеевым. 1897.由本人注解的回鹘體蒙文版即將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關于這一新發現將另文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