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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敦煌文書P.2942文本解析

发布日期:2019-02-28 原文刊于:

楊寶玉

 

(发表于《形象史學》2017年上半年

 

法藏敦煌文書P.2942抄錄有近50則唐河西軍公文,內容涉及唐代宗時期河西與伊西北庭地區政治、軍事、經濟史中的若幹重大問題。由于傳世史書中保存的這一時期的相關史料極其匮乏,而本卷內容豐富,且是當時人書當時事的最原始史料,不僅對河西西域史研究意義重大,對安史之亂後的唐史研究也有重要參證作用,故曆來備受學界關注。不過,該卷也是目前學界爭議最大的文書之一,不同學者對文書本身的解讀及在此基礎上探討相關問題得出的結論常常大相徑庭。筆者近年著力于該卷的整理與研究,感覺學界關于該卷歧見叠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對P.2942所抄公文文體、抄集順序,及各文作者、撰作時間等方面問題的探討不夠透徹,故今試就此略陳管見,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教正。

 

 

一、P.2942所抄公文總述

 

P.2942爲長卷,首尾具殘,今存字228行。其抄寫形式一般爲:先以簡短文字概括將抄公文所處理事件的主要內容(其作用類似于今日的標題,本文姑且以“事目”稱之),然後換行抄錄相應公文,不過偶爾也有不換行直接抄寫的現象。

關于P.2942抄存公文的件數,最早完整過錄該卷的日本學者池田溫先生認爲“存四七項及不完一項”,即總數爲48項,最早爲該卷作注的安家瑤先生則謂“計有完整判文四十四篇,牒文二篇,不完整牒文一篇” ,即47項。

筆者通過對P.2942全卷的認真校注整理,認爲該卷現存公文共4849件。之所以不能最終確定,是因爲該卷現存之首行的上部殘損過甚,只馀難以確認的一兩個字,不能揭示其原屬段落的文意,我們無從推斷其爲一件判文的結尾,還是僅爲對該卷文書內容功用的說明。從現存內容完整的首件公文據原作者(即判案者)擬題“尚書判”,而其他判文皆據所判事由擬題來看,後一種可能是存在的。因而,本文下文行文時只得將該卷首行上部殘存的一兩個字忽略不計,即將該卷現存公文視爲48件。

爲盡可能簡單明了地揭示P.2942所存228行文字的結構內容,亦爲後文行文方便,試先將該卷所抄各公文制成下表,然後再探討這些公文的文體、抄集順序、各文作者、撰作時間,及全卷擬名等問題。

序號

行號

原卷所標事目(自題)

備注

1

1-5

尚書判

前任節度使所判

2

6-10

肅州請閉籴,不許甘州交易

 

3

11-14

建康,尚書割留氎三百段,稱給付將士,不具人姓名

 

4

15-18

管內倉庫宴設給納館遞樽節事

 

5

19-21

豆盧軍請西巡遠探健兒全石糧

 

6

22-27

甘州送糧五千石,又請,稱不足

 

7

28-30

建康軍物被突厥打將,得陪半周兵馬使

 

8

31-33

豆盧軍健兒卌七人春賜請加

 

9

34-38

建康軍使甯憘擅給绁布充防城人賜

 

10

39-42

豆盧軍兵健共卅九人無賜

 

11

43-50

甘州兵健冬裝,肅州及瓜州並訴無物支給

 

12

51-53

沙州地稅,耆壽訴稱不濟,軍州請加稅四升

兩判文所判爲同一事狀

13

54-58

又判

14

59-66

甘州地稅勾征,耆壽訴稱納不濟

 

15

66-68

沙州祭社廣破用

兩判文所判爲同一事狀

16

69-70

又判

17

71-74

故沙州刺史王懷亮擅破官物充使料,征半放半

兩判文關系緊密,皆與王懷亮事有關

18

75-78

沙州訴遠年什物征收不濟

19

79-82

瓜州申欠勾征,訴不濟

 

20

83-85

兵馬使下馬,擇一百疋,加秣飼

 

21

86-88

兩界來往般次食頓遞

 

22

89-91

判諸國首領停糧

 

23

92-97

甘州請肅州使司貯糧

 

24

97-100

肅州刺史王崇正錯用官張瓌僞官銜

 

25

101-103

建康軍請肅州多樂屯

 

26

104-110

甘州欠年支糧及少冬裝

 

27

110-112

甘州請專使催糧

 

28

113-116

條目處置冬裝糧料烽鋪事

 

29

117-120

思結首領遠來請糧事

 

30

120-123

李都督惠甘、肅州斛鬥一千石

 

31

124-126

貸便沙州斛鬥,頻征不納

 

32

127-130

甘州兵健月糧,請加全支

 

33

131-136

關東兵馬使請加米

 

34

137-140

瓜州屯田請取外均充諸欠

 

35

141-144

瓜州別駕楊顔犯罪,出斛鬥三百石贖罪

 

36

145-148

玉門過尚書,妄破斛鬥

 

37

148-152

建康無屯牛,取朱光財市充

 

38

153-157

瓜州尚長史采礦鑄錢置作

 

39

157-160

肅州先差李庭玉定,又申蔡家令覆

 

40

161-163

子亭申作田苗秋收,稱蟲損不成,欠

 

41

164-169

朱都護請放家口向西,並勒男及女婿送

 

42

170-172

甘州鎮守畢溫、楊珎、魏邈等權知軍州

四件公文關系緊密,皆與張瓌之亂有關

43

173-177

刺史張元瓌請替

44

178-180

關東防援

45

181-189

張瓌詐稱節度

46

190-216

伊西庭留後周逸構突厥煞使主,兼矯诏河已西副元帥

三件公文關系緊密,皆與周逸謀殺使主事件有關

47

217-226

差鄭支使往四鎮,索救援河西兵馬一萬人

48

226-228

周逸與逆賊仆固懷恩書

 

 

二、P.2942所抄公文文體

 

關于P.2942所抄公文的文體,學界的討論並不多。部分學者將所有公文皆視爲判文,甚至引用時還在原卷自題之後皆加上“判”字。也有學者認爲最後三件爲牒狀,其他皆爲判文,例如,最早利用P.2942探討伊西北庭節度使留後的唐長孺先生即認爲“伯2942號文書是判牍的集錄,內容絕大部分是判,只有三件是牒及書劄(公函)。

如所周知,在實際運作時,中古公文的文體常常是很難嚴格界定的,因而我們也只能就各公文主體進行大致推理。通過對各件公文的內容和形式進行分析比對,筆者認爲它們至少包括下列幾種情況。

其一,判文,大多集中抄錄于原卷前部,如第1-169行所抄皆是,其後亦有,如第173-177行所抄《刺史張元瓌請替》亦是判文。無論從件數,還是從文字量來看,判文都是P.2942的主體。然而,這些判文原本都是針對下屬爲請示具體事務而上呈的狀文判署的,故文字簡短凝練,對史事背景的展示自然不會全面充分。今日那些狀文均已不存,僅“事目”部分對事由略有揭示。因而,我們必須通過對“事目”和判文的認真梳理與反複推敲,才有可能克服原卷所存文句錯雜隱晦的困難,推理出我們今日已無法看到,但確曾爲判文依托的公文書狀的大致內容,進而認知文字背後的史實。

其二,牒文,抄于原卷後部。例如,第170-172行所抄《甘州鎮守畢溫、楊珎、魏邈等權知軍州》即應屬牒文,其時甘州出現了刺史張瓌以辭職相要挾的情況,判案者在判理其請辭書狀之前先以此牒下令三位甘州守將權知軍州”,以免甘州出現權力真空造成混亂。再如,第181-189行所抄《張瓌詐稱節度》亦是明言牒張判官與關東兵馬使”的牒文。

其三,書狀,亦抄于原卷後部。如第217-226行所抄《差鄭支使往四鎮,索救援河西兵馬一萬人》的主體便應是一件書狀,系致書安西四鎮的統領者,請求對方“以副斯請”,火速派兵救援突遭變亂的河西軍,鄭支使即是攜此書狀前往四鎮議事的使者。

其四,同時具有多種文體特征和功用的公文,這類情況主要出現于原卷後部。例如,第178-180行所抄《關東防援》即兼具牒状语气。再如,190-216行所抄《伊西庭留後周逸構突厥煞使主,兼矯诏河已西副元帥》也比较典型,该件公文的行文方式与语气用词颇为特殊,既具有奏状的某些特征,稍事修改便可用于上书奏事,即文末所言“仍錄奏聞,伏待進止”,同時,這些文字又被抄錄給相關下屬,形成牒文,“各牒所由,准狀勘報。當日停務,勿遣東西”等語可以爲證,而這正與應對重大突發事件時,相關責任者需要上報下達的狀況相合。故筆者認爲,在研究利用這件公文時,需同時關照它的多種文體特征。又如,217-226行所抄《差鄭支使往四鎮,索救援河西兵馬一萬人》主体虽为书状,既要由鄭支使攜往四鎮求助,但又需“各牒所由,准狀□修(?)表錄奏”。至于第226-228行所抄《周逸與逆賊仆固懷恩書》,因现存文字过少,难以遽断,若按常理,应与其前的两件公文相仿。

 

三、P.2942抄集目的與各公文排序

 

P.2942全卷字迹工整,形式規範,當爲同一人集抄。

那麽,這些公文爲何會抄集在一起,或曰集抄的目的何在呢?史葦湘先生認爲“這是一卷謄清存檔的文件”,“系河西觀察使判文的謄清錄存,可能出于判官、錄事之手 馬德先生亦認爲“它可能是一卷存檔文書,也可能是節度使政權內部某工作人員學習書寫的公文範文。”

關于各文的抄集顺序,前揭马德先生文提出“這卷寫本的謄抄中沒有按照這些文件的時間順序、地點區域或文件類別劃分排列,大概是按堆放順序抄寫。”即認爲集抄者未循一定之規,而是隨機抄錄。金滢坤先生則認爲:“文集內容似乎不是按時間順序,而是按內容排的。仔細閱讀文集可以發現前40件判基本上是稅收、閉籴、請借、催征、追征、節流、罰糧、沒官等圍繞解決軍糧和物資的舉措處理的判文。其後4件判文是有關穩定民心、整肅軍紀、任免軍鎮將領、剪除叛將等整肅軍隊戰鬥力和加強軍隊控制一類問題的判文。最後的3件牒,其中2件是有關披露周逸弒殺副帥和通賊仆固懷恩罪證的牒文,1件是有關派人往四鎮索救援河西援兵的牒文。因此,在整理當中出現了時間次序上的顛倒問題……文書前後字迹整齊,出自一人之手,顯然是判文寫完後,經他人整理抄寫成集的,並對其進行了分類整理,于是出現了個別判文在時間上的錯亂。”即認爲該卷是分類抄集而成,時間方面則有錯亂。

關于上述第一个问题,筆者基本贊同前賢的觀點,認爲原卷確爲河西節度文職僚佐錄存的副本。

至于第二個問題,仔細研讀P.2942抄存的每一件公文,認真分析位置相鄰或內容相關公文之間關系後,筆者逐漸形成了以下兩點看法:

其一,該卷抄集的近50則公文按所涉事件性質可大致分爲兩類:一類主要與河西軍下轄各軍州的軍資財政相關,皆屬判文,集抄于前,即第1-163行所抄。另一類則主要與河西軍人事政爭相關,文體較爲多樣,集抄于後,即第164-228行所抄。兩大類公文各成序列,內容偶有交叉。例如,第97-100行所抄《肅州刺史王崇正錯用官張瓌僞官銜》因系惩处王崇正受张瓌之乱裹挟而与河西軍人事政爭相關,但最終的處罰措施是“罰軍糧一百石”,與軍資財政的關系更爲密切,故被抄寫者錄存于原卷前部,此乃是當時河西軍物資極度匮乏,相關舉措更受關注的映照。

其二,兩大序列內部皆按各文形成時間先後,也就是各文所涉史事發生時間先後排序,前後文之間時常有內在聯系,通過對部分公文排列順序的分析,可以推理出相關事件的發生時間與過程。至于分屬兩序列而又有內在聯系的某些公文的最初形成時間孰先孰後,則需具體分析,第二序列公文有可能比第一序列相關判文略早。這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對正確解讀各文,充分發揮該卷的史料價值至關重要。以張瓌之亂爲例,P.2942中至少有7件公文涉及唐代宗時期甘州曆史上的這一重大事件,其中第170-189行集中抄錄的4件公文雖屬第二序列,揭示的卻是當時掌理河西軍的楊休明在處理突然爆發的張瓌之亂時所采取的各項應急措施,比分抄于第43-5059-6697-100行的涉及該事件影響的3件判文的形成時間要早。根據這些公文的內容與抄寫順序,我們可以梳理出張瓌之亂的基本情況與平定過程,並推算出該事件發生于永泰元年(765)

 

四、P.2942所抄公文作者與撰作時間

 

關于P.2942所抄公文的作者,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于此,笔者曾刊发《法藏敦煌文書P.2942作者考辨》進行了介紹和探討,今僅簡述拙文結論:P.2942所存各文筆迹一致只能說明爲同一人所抄,但抄寫者與原作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該卷所存近50則公文的作者至少有三人:少量判文的判案者爲廣德年間(763-764)任河西兼伊西北庭節度使的楊志烈;大部分判文則爲于楊志烈被沙陀人殺害于甘州後接掌河西軍的楊休明所判;卷子後部所抄某些牒狀的作者則時任觀察副使、行軍司馬,有可能是楊休明于長泉遇害後接手殘局,後來繼任河西節度使的周鼎。

關于P.2942抄存公文的撰作年代,學界同樣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日本學者池田溫先生懷疑爲公元765年,唐長孺先生認爲池田溫將本卷年代“定在永泰元年左右也是有理由的”。前揭安家瑤先生文既推斷“此卷文書寫于廣德二年閏十月到大曆元年五月,文書所記的事情應當發生在這段時間裏,或這之前不久,即廣德、永泰到大曆元年”,在爲文書擬名時卻明確定年爲永泰元年(765——大曆元年(766)。史葦湘先生前揭文認爲本卷“時間應在永泰元年至大曆初年馬德先生前揭文則認爲:“楊休明遇害和周鼎、宋衡起草、頒布牒文的時間,應該在大曆元年的夏天或秋天”,“它彙集、謄抄的時間當在大曆元年夏、秋之後。謄抄時間的下限,可能不會超過大曆二年(公元767)。”近年馬燕雲先生撰文將P.2942年代下限定在大曆二年(767)至三年之間。金滢坤先生前揭文則主張文書成文時間爲大曆元年(766)五至十二月。

以上諸說各執一詞,長期相持不下。筆者認爲,本文前面對原卷結構的分析可爲撰作時間探討提供一些便利。

顯然,在該卷抄存的近50則公文中,最早撰成的當爲第1-5行所抄《尚書判》,最晚的则为卷末的三篇牒状,考出它们的撰写时间即可确定全卷时间的上下限。

關于P.2942中的尚書,學界均認爲是廣德年間任河西節度使的楊志烈。《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代宗廣德二年(764)十月條記:“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同書卷二二四代宗永泰元年(765)條在記唐廷處理楊志烈被殺後遺留問題時亦注曰:“楊志烈死見上卷廣德二年”,再一次明确了杨志烈死于广德二年。因而,《尚書判》的撰作时间,即P.2942的撰作時間上限應爲廣德二年(764)冬楊志烈遇害前夕。

至于P.2942卷末所抄三件狀牒,我們則可以通過對其所涉事件的分析來推定其撰寫時間。這三件狀牒均與楊休明被周逸謀害事密切相關。《伊西庭留後周逸構突厥煞使主,兼矯诏河已西副元帥》记述了杨休明遇害的有关过程,《差鄭支使往四鎮,索救援河西兵馬一萬人》是为应对杨休明被害后的危局而向安西四镇求援,《周逸與逆賊仆固懷恩書》则是控诉周逸的罪行。从状牒内容看,其时当杨休明被害不久,周逸尚未伏诛。而据明人胡广(谥号文穆)于永乐十三年所撰《记高昌碑》记录的《大唐故伊西庭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刑部尚書甯塞郡王李公神道碑》(簡稱《李元忠神道碑》),楊休明遇害後,其亞將李元忠“誓報酬(仇),乃以師五千,枭周逸,戮強颙,雪江由之恥,報長泉之禍。義感四海,聞于九重,解褐授京兆洭道府折沖都尉。大曆二年,遣中使焦庭玉,授伊西庭節度兼衛尉卿、瀚海軍〔押〕蕃落等使。”既然大曆二年時李元忠已因擊殺周逸之功被朝廷授任伊西庭節度使,參酌當時的西北政局,尤其是吐蕃已占據河西隴右大片唐土,關山阻隔,交通不便,伊西庭與中原往來需要至少半年時間,而在被任命爲節度使之前,李元忠已因功得授京兆洭道府折沖都尉,則李元忠爲楊休明複仇事自當發生于大曆元年(766)。換言之,P.2942卷末所抄三件狀牒的時間下限亦當爲該年。

因而,筆者認爲,P.2942抄存各公文的撰寫時間當爲廣德二年(764)至大曆元年(766)。

 

五、P.2942全卷的擬名

 

P.2942爲首尾俱缺的殘卷,關于这件文书的擬名,學界存有多種說法,主要有:1.《歸義軍時代瓜沙等州公文集》,見于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2.《唐年次未詳(765?)河西節度使判集》,見于前揭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唐長孺先生並未專爲P.2942拟名,只在評議池田先生拟名时表示基本赞同此说,并称“按判案内容涉及河西管内甘、肃、瓜、沙及建康、豆卢等州军赋税、兵士给养等事,并判州刺史及军使的处罚,拟为《河西节度使判集》是有理由的(也可能是实际掌权的留后)”3.《唐永泰元年(765——大曆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見于前揭安家瑤《唐永泰元年(765——大曆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4.《河西觀察使判集》或《河西節度觀察處置使判集》,見于前揭史葦湘《河西節度使覆滅的前夕——敦煌遺書伯2942號殘卷的研究》。5.《河西节度使公文集》,见于前揭马德《關于P.2942寫卷的幾個問題》。6.《唐永泰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见于《法国国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07.《河西巡撫使判集》,見于前揭馬燕雲《對〈河西巡撫使判集〉(P.2942)相關問題的思考》。8.《唐大曆元年河西節度觀察使判牒集》,見于前揭金滢坤《敦煌本〈唐大曆元年河西節度觀察使判牒集〉研究》。

上舉幾種擬名之間的差異可以歸納爲三個方面:其一,文書年代,除王重民先生的推測早已被否定外,其他學者的推斷雖然大體不出公元765-767年的範圍,但不同學者的主張還是多有區別。其二,文書作者,這是擬名過程中沖突最大的方面,有節度使、巡撫使、觀察使之別,而這正限定了前述對文書年代的推理。其三,文書文體,大多數研究者均突出了原卷前部所抄的判文而多以“判集”名之,實際上,文書後部所抄的幾篇狀的內容非常豐富具體,史料價值極高,擬名中應當予以涵蓋。王重民先生的擬名已注意到P.2942所抄不僅有判文,還有其他文體,而以“公文集”這一外延更廣的詞語名之,但此點自池田溫先生起即被忽略,至馬德先生方又引起重視,惜其說流傳不廣。

筆者認爲,爲文書擬名至少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撰作年代、公文作者、內容性質、文體類別。如前所述,P.2942所存近50則公文並非作于同一時間,而是産生于唐代宗廣德二年(764)至大曆元年(766)之間;各文分別出自至少三人之手,這三人撰文時不管是否已獲正授,但均在掌理河西軍,握有節度使實權;各文或分別爲判文、牒、狀等,或兼具多種文體特征,但均屬公文因此,筆者試將P.2942擬名爲《廣德二年(764)至大曆元年(766)河西節度使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