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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吏”與“爲吏之道”——以出土秦簡爲中心的考察

发布日期:2019-02-28 原文刊于:

張夢晗

 

(发表于《中國寿M芯俊2017年第3期)

 

內容提要:“新地吏”是指統一戰爭中新占領地區的官吏。從秦原有統轄地區選派新地吏是秦利用固有官吏進行地方政權建設的一項制度,既有穩定地方的積極一面,也有造成官民矛盾的消極一面。隨著新地政權的鞏固,推測此類新地吏將逐漸減少,選用本地人爲吏則相應增多。秦雖高度重視對新地的統治,過多編制和嚴格的任命規定,往往使新地出現缺吏現象。爲統一官吏的思維觀念,也爲了彌補吏員數量的不足“爲吏之道”等訓吏教材從道德修養方面對官吏提出要求。但實際上,律令的執行情況才是衡量官吏的根本標准。一旦律令貫徹不利,就有可能導致法治的反複強化,進而衍生出暴政。這在推行文化整合的過程中有其突出的表現。

關鍵詞:新地吏;秦吏;爲吏之道;秦簡;秦制

 

 

近年來新出秦簡的不斷湧現,極大豐富了有關秦帝國地方管理的資料。其中裏耶秦簡和嶽麓書院藏秦簡(以下簡稱嶽麓秦簡)所記載的“新地吏”,對考察秦統一之後的地方政權建設頗具啓發意義。學界對新地吏的研究,目前還不充分。笔者不揣浅陋,试结合传世文獻和简牍材料,就相關問題略述己見。

 

一、新地吏”中的秦吏

 

根据里耶秦简和于振波先生披露,與新地吏相關的简文主要如下:

   1)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庚申,迁陵守禄敢言之:沮守瘳言:课廿四年畜息子得钱殿。沮守周主。爲新地吏,令县论言史(事)。·问之,周不在迁陵。敢言之。·以荆山道丞印行□ (8-1516

丙寅水下三刻,啓陵乘城卒秭歸□裏士五(伍)順行旁。

    壬手。(8-1516背)

   2)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錢財酒肉它物及有買賣叚賃貣于新黔首而故貴賦(893

   3)其賈皆坐其所受及故爲貴賦之臧叚賃貣息與盜同法其贳買新黔首奴婢畜産(1113

       4)謑訽詈新黔首赀一甲殹笞赀二甲丞令弗得坐之減焉(2028

   5)以上及唯不盈三一歲病不視事盈三月以上者皆免病有瘳(?)令爲新地吏及戍如吏有適過免廢爲新地吏(1865

簡(1)沮縣守周在“畜息子得錢”的考核中排名末位,被任爲新地吏。後經洞庭郡遷陵縣守祿調查,周並不在遷陵,可知此人本被派往遷陵新地吏,只是不知道爲何没有赴任。簡(2)、簡(3)可缀成一简,内容主要是禁止新地吏攫取新黔首的财物、奴婢以及在经济上盘剥新黔首。簡(4)规定新地吏不得辱骂和殹打新黔首。簡(5)說的是,一年中生病不能正常辦公達三個月的官吏要免職,病愈後調任新地吏或戍邊,同那些因爲犯有過錯被免職廢黜爲新地吏的官吏一樣。

于振波先生指出,新地吏即秦在新占領地區所任命的官吏。其說可從,但卻還有一些內容需要加以補充和深化。首先,所謂“新地”,以故楚地爲例,是爲了區別早先入秦的楚地,如漢中郡、南郡等,與秦王政二十五年滅楚後新占領的楚地而産生的稱謂。張家山漢簡《奏谳書·南郡卒史蓋廬、摯田、叚(假)卒史瞗複攸等獄簿》中,蒼梧郡攸縣案移交南郡調查,秦以南郡作爲治理“荊新地”的中心,便可見此種不同。推而廣之,自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秦展開大規模統一戰爭至二十六年最終吞並六國,其間所占領的地區都應被稱作“新地”。秦專門制訂約束新地吏的律令,也可以證明新地的廣泛存在。而新地的由來,則揭示了新地吏乃是上述秦統一戰爭這個特定時間段的産物。其次,新地吏的內部構成體現了新地與故秦地地位的差異和不平等。新地吏之中不僅有通過正常程序任命的官吏,如隨秦軍而來或因軍功擢用的官吏,以及秦在新地選拔的官吏,還包括一部分從秦原有統轄地區貶黜的官吏簡(1)中新地吏周原是沮縣守。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有“菹”縣,整理小組注釋曰:“菹,亦名‘沮’,漢初疑屬漢中郡,《地理志》記屬武都郡。”無論按哪一說,沮縣守周因考課成績最差,從與新地相對的、秦原有统辖地区贬官迁陵,这点问题不大。又簡(5)言及新地吏,亦帶有很強貶黜意味,甚至與“戍邊”相及。廢爲新地吏”的處罰結果,明顯針對新地以外的官吏,對本來就在新地任職的官吏並不適用。這種刻意的區別,反映了故秦地在地位上的優越。

我們認爲,“免廢爲新地吏”盡管是秦處罰故秦地官吏的措施之一但同時也是秦利用固有官吏在新地進行政權建設的一項制度。新地吏群體中不乏在故秦地有從政或從軍經驗者,僅這些秦吏而言任用他們的重要意義與秦對地方管理的強化密不可分。除了補充吏員外,主要有兩個方面:

其一,可促進秦從軍事占領到行政統治的轉變。由于戶籍、賦稅等核心制度皆有賴郡縣制運轉,故設立郡縣實爲鞏固一方的當務之急。史載秦兼並六國過程中,每征服一地,辄置郡縣。如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目前公布的裏耶秦簡釋文,確證秦在今湘西及周邊廣大地區有洞庭郡、蒼梧郡以及遷陵、酉陽、零陽等一批縣的設置當地縣以下的基層行政體系,勢必要被改造爲秦制下的鄉裏。而乡里一旦固定下来,又涉及对各乡里戶籍的重新编造、什伍的编制,考虑到秦制與楚制間的差异,这一系列工作必定极其细碎和繁琐。可是透过里耶秦简却可以看到,秦对楚地基层社會的改造,基本实现了整齐划一的“秦制”。《裏耶發掘報告》公布了24枚內容爲戶籍登記的木簡,從著錄方式看,這批戶籍簡與“商鞅變法後秦國戶口統計的項目基本一致”,與張春龍先生披露的裏耶一號井新出戶籍簡的分欄原則也相吻合。除此以外,裏耶秦簡中還許多關于遷陵縣及所轄各鄉戶口、土地、租賦的詳細資料,這些統計數字毫無疑問都是以戶籍編造爲基礎的。谙習秦制的秦吏,利用其過往的行政經驗,在貫徹秦制的過程中能夠起到關鍵性作用。

其二,適應秦推行文化整合的需要。秦始皇在琅琊刻石中將“匡饬異俗,陵水經地”當作自己的一項偉業,可秦帝國推行的文化整合絕不限于“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而應更爲深入具體。睡虎地秦簡《語書》記載,南郡守騰在秦王政二十年頒發給本郡各縣、道的文告中,曾反複提到“邪僻”、“惡俗”“淫失”等字眼,對“今法律令己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失(泆)之民不止”大爲不滿認爲“甚害于邦,不便于民”,因此嚴敕吏民遵奉法令,禁絕“惡俗”趙化成先生指出,秦占領江漢地區後,原住民“人口大爲减少,秦徙民共处,當地文化仍有遗留,但已不占主导地位”尹弘兵先生亦認爲戰國晚期江陵地區的墓葬在隨葬器物組合方面確實反映出秦文化特征不斷增多楚文化特征日益衰減秦文化的推行達到了較高程度的事實。然而,这种現象不能简单歸因于秦、楚文化間的自然融合。距離江陵中心地區較遠的羅坡崗墓葬,盡管多少也受到了秦文化的影響,但直至秦統一前後,其墓葬的文化面貌仍然以楚文化爲主由此可知,南郡守騰爲代表的秦吏所推行的文化專制當是導致該地區秦文化取代楚文化主導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總之,對新地的秦吏來說,文化整合既是本職所在,也能發揮他們了解秦文化的特長,從而提高地方政府推行秦文化、改易風俗的效率。

綜上所述,擁有故秦地從政或從軍經驗的秦吏,是秦地方政權建設倚重的中堅力量。無論秦的制度還是文化習俗,在新的推廣都離不開執行者。從地方管理的角度看來,以秦吏爲新地吏有显而易見的長處,特別是秦統一之初,治理幅員遼闊的帝國,不能沒有這樣一批熟稔秦制和秦文化、可以穩定地方的官吏。但必須引起注意的是,這些官吏自身存在許多不安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穩定受到了破壞。嶽麓秦簡記錄有不少約束新地吏的法令:

我們從簡(1)和簡(5所了解的新地吏,是那些在故秦地绩效差、犯过错或者身体欠佳的官吏,他們本身对于被派往新地肯定很不情愿,尤其新地战乱甫定又陌生僻远,否则也不會出现周这样不赴任便逃之夭夭者。可想而知,怀着这样的心情,即便去新地履职,被贬黜的挫折感,以及来自故秦地的优越感,也很可能左右他們的行爲。《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諸侯吏卒異時故徭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可見秦吏蔑視战败的故六国人是种普遍現象。在秦中他們尚且“遇之多無狀”,一旦就任新地吏,隨著周遭環境的改變和心理的波動,這些官吏做出前引律文中所禁止的事情,或許並不出乎意料此外,雖然無從諸上述簡牍材料,但秦以軍人爲吏,亦可能使各級行政機構形成極權專制和殘苛害民的特點。王子今先生曾指出,秦軍吏對于關東地區苛政的推行,産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前述秦制或已開始穩定運行的秦始皇二十八年,遷陵縣徒隸和居赀贖債者中每六人便有一個“死亡”的統計:

廿八年遷陵隸臣妾及居赀贖責(債)作官府課。·泰凡百八十九人。死亡·(率)之六人六十三分人五而死亡一人。(7-304a)

可能就是其證。秦帝国统治者恐怕也未预料到新地吏會有这么出格的表现,大概等到后者造成的不良反应陆续反馈到他們耳中时,才又亡羊补牢,制订相關律令加以补救。然而表現不佳的官吏貶黜到所謂新地,這種導向從一開始就爲新地吏可能的“無狀”埋下了伏筆。长远来讲,其潜在的弊端或随时間推移造成愈发消极的影响

 

 

 

二、吏用本地人

 

前揭新地吏的來源大致有三種,除去秦吏所占的兩種,便是秦在新地選拔的官吏。推測在遷陵乃至所有新地,秦吏的数量应以地方政权建立初期爲多。此后將逐渐减少,培训和选拔本地人爲吏则相应增多。这不僅是因爲秦吏的数量难以保證,而且從地方行政的客觀需要和長久看,單純依靠有限的吏,實際也很不明智。所以在新地政權基本鞏固後,爲加強推行秦制和秦文化的力量,也爲了減輕秦的用人負擔,更多的吏員,尤其是基層吏員,便不可避免地要從本地人中選用。這標志著地方政權的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睡虎地秦簡《置吏律》有“啬夫之送見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蔔憲群先生據此認爲:不除故官佐吏,自然要在新任之地除吏,其中就包含秦吏要用本地人的含義在《史記》卷八《高祖本紀》中也可以看到,沛縣除了沛令,劉邦、蕭何、曹參等小吏幾乎都是本地人。此外,裏耶秦簡和嶽麓秦簡的書體都帶有字形縱長、自由灑脫的特點,與睡虎地秦簡以及秦代銘文方正渾厚的體勢有明顯區別,看來是受到了楚文字的影響。《裏耶發掘報告》就明確指出,其第五層秦簡的文字“具有戰國時期楚國文字的書寫特征”。再以裏耶秦簡中的書手爲例,“他的字形有較多的楚文字的影響,有的寫法也從楚文字中來,有明顯的誇張和改造”,而他所謄寫的文書年代大多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可見此人很可能就是秦从本地人中擢用的書佐。

然而,并不是简单地选用本地人爲吏就能高枕无忧。由于各种原因,新地的吏员数量仍然可能會出现不足。陈伟先生说:“秦王朝基本是將先前在关中一隅实行的制度,在很短的时間内,迅速推广到新占领的广大地区。这势必造成技术人手的短缺。”事實上,在高度重視行政效率和工具理性的秦帝國,習于政事的地方基層吏員,又何嘗不是一種“技术人手”。揆诸里耶秦简,迁陵县即存在大面积的缺吏現象:

   6)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見】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見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見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見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見一人。凡見吏五十一人。(7-67+9-631 

7)吏凡百四人,缺丗五人。·今見五十人。(8-1137

簡(6)中吏員總數101人,實有51人,其余既包括實際所缺的吏員15人,也包括因爲“徭使”而不在署的吏員35人。徭使,即“送徒民、送戍伐、爲官府市買財物、上邑計”等职务范围内的工作。簡(7)中吏員總數104人,實有50人,缺吏35人,另有19人大概也是被派出徭使了。除此以外,以下三条里耶秦简亦零星反映了缺吏現象:

8)貳春鄉佐缺一人。(8-887

9缺吏見一人。(8-1118

10)少内缺吏見二人。(8-1593

我們認爲,迁陵县之所以缺吏,與編制的設計有很大關系,背後則體現了秦對新地的重視。據尹灣漢簡記載,漢成帝時東海郡有千石、六百石、四百石和三百石四種等級的縣、侯國,其中千石級別的海西、下邳、郯、蘭陵縣各自的吏員總數分別是1071079588,與遷陵縣大致相當。按《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又《漢舊儀》卷下曰:“縣戶口滿萬,置六百石令,多者千石。戶口不滿萬,置四百石、三百石長。”則海西等四縣,皆當爲戶數過萬的大縣。至于遷陵縣的戶數,如果以簡8-552所記的“卅二年,遷陵積戶五萬五千五卅四”爲准,即此處“積戶”理解爲實際戶數,則相對于超過五萬的戶數,遷陵縣的吏員數量是適當的。然而事實恐怕並非如此。《裏耶秦簡牍校釋》第一卷指出,積戶應釋作“累積戶數”,並不等同于現有戶數。在此基礎上有学者認爲,簡文中出現頻率同樣很高的“見戶”,才可能更接近迁陵县实际的戶数。是由秦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年、三十五年迁陵見戶在152191戶之間,而有“编戶人口数量爲一两千人”和“300-400戶左右”兩種比較近似的推測不過,此二者均未注意到簡8-1519中秦始皇三十五年遷陵縣凡田七十頃二畝。·租凡九百一十”的記載,按“戶嬰四石四鬥五升”进行换算,是年迁陵县僅交纳田租的戶数即约有204。因之見戶與实际戶数的确切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迁陵县的戶数不僅没有五万以上,连一万都还差很多卻是可以肯定的。对比前揭东海郡戶数过万的千石大縣,如郯县和兰陵县,在西汉晚期地方行政机构冗员膨胀的情况下,吏員數量還不到100人,而戶数远不到一万的迁陵竟有超过100人的吏員總數,便知道這樣的編制实际是過多的

此处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迁陵县真的是戶数五万多的人口大縣,動辄出現大面積的缺吏,難免有殆及統治的危險,對一個新近占領的地區而言,顯然不符合常理。因此,比較合理的解釋或許是,遷陵縣超過百人的吏員編制,是秦爲了確保有絕對充足的力量,推行秦制和秦文化所做的規劃。一方面,在相當于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廣袤區域內,秦只設置了遷陵、酉陽二縣,對它們自然格外重視。另一方面,據筆者粗略統計,目前公布的近三千枚裏耶秦簡中,出現的不同書手多達八十名以上,足以證明当时迁陵县内外政令传达、讯息交换的频繁。故而即使前述缺吏現象是迁陵地方政权初建阶段的反映,以迁陵县的吏员编制,也很難保證政权稳定以后,选用本地人爲吏就没有缺吏之虞。

更何況,秦漢時期對官吏的任用還有財産、年齡、身份、學曆及職業等方面的規定而在實際的吏員任用過程中,由裏耶秦簡可知,遷陵縣也確實是遵照秦律行事的:

   11)丗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啓陵鄉夫敢言之:成裏典、啓陵郵人缺,除士五(伍)成裏匄、成,成爲典,匄爲郵人谒令尉以從事,敢言之。(8-157

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卻之啓陵廿七戶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爲典,何律令(應)?尉已除成、匄爲啓陵郵人,其以律令。(8-157背)

啓陵鄉啬夫請示“除士五(伍)成裏匄、成,成爲典,匄爲郵人”,被遷陵縣丞以成裏廿七戶已有一典,再任命一名里典與律令不合的理由驳回,便是明證。因之秦对任用官吏的严格规定,以及遷陵縣的忠實貫徹,也可能是造成缺吏的原因。

由此可見,虽然秦对新地的政权建设有着精心的设计,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存在颇多自相掣肘的干扰因素,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謂“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衆、刑罰太極故也”。遷陵乃至其它新地暴露的缺吏現象,某种程度上正是这句话的写照。

 

三、“爲吏之道”

 

实际上,以秦在战争中扩张的速度和规模,统一后难免會用部分六國原先的官吏。對于秦帝國而言,無論是這批人,還是在地方重新選拔的官吏,都有一個極其重要甚至關系到統治安危的現實問題要面對,即如何讓他們尽快具备治理地方所应有的能力、意识與责任感。质言之,上述官吏先上岗后补證也好,正常学习也好,都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有鉴于此,我们認爲睡虎地秦简《爲吏之道》嶽麓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以及北大藏秦簡《從政之經》等,正是這種大背景下的産物,實爲當時流行的訓吏教材。雖然某些特定稱謂,如《爲吏之道》指稱平民百姓時用“民”或“万姓”,《爲吏治官及黔首》混用“黔首”和“民”,反映了二者时間上的順序之分,但在宗旨上卻體現了秦統一前後在培養地方基層官吏方面的一致性和繼承性。這類文本的共同點在于,一方面,其行文格式和語彙與《倉颉篇》系統相類,具有宦學識字教材性質,既是秦對新地缺吏的積極補救,又是推行“書同文”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其思想內容樹立的爲吏的普遍准則,也適應于在整個帝國範圍特別是新地培養思維觀念一致的官吏群體的需要,可捏合包括新地吏在內的全體官吏。進一步來說,盡管《爲吏之道》等文本的廣義受衆應是全國官吏,但對許多剛被納入秦的體制內的新地吏來說,其作用和影響顯然更爲直接。陈松长先生將这类文的性質歸結爲“根据学吏制度的需求而编写的一种比较常見的宦学读本”,可謂抓住了秦人追求事半功倍的切要之處。

具體而言,《爲吏之道》等文本主要從修身、爲官及政治態度三點對官吏提出了要求,“吏有五善”、“吏有五失”、“吏有六殆”。由于並局限于某一家思想,儒、墨、道、法皆有其反映,致使秦對吏所抱有的期待,被罩上了一層溫情的面紗——“爲人君則惠,爲人臣【則】忠,爲人父則茲(慈),爲人子則孝,爲人上則明,爲人下則聖,爲人友則不爭……”(1541俨然成了君子與良吏的完美結合,同“秦吏”衆所周知的酷烈形象大相徑庭。是表明秦對基層官吏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社會公认的标准。這種君子與良吏兼而有之的形象,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不能轻率地認爲秦對于“以吏爲師”政策下,官吏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以及暴政、急政的危害性沒有認識。然而矛盾之處在于,它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理想化的道德追求,與官吏所取得的治績相比,缺乏有說服力的量化方式。歸根結底,秦的統治系于對律令的貫徹,當它的道德要求與這一鐵的規則發生碰撞時,種種浮于法家底色之上的思想因素便顯得黯淡無光了。

前引《語書》,當秦的文化整合被強制推行時,即便《爲吏之道》十分反對“变民习浴(俗)”,將“緩令急徵”、“夬(決)獄不正”以及“法(廢)置以私”等行爲相提并论,認爲对地方统治的影响极坏,实际也无济于事。“凡良吏明法律令,事無不能殹(也)。”只要官吏忠實发挥將律令付诸实践的纽带作用,就定然實現律令制訂者所預想的效果,而無須慮律令是否能與當地社會民情合理地兼容。似乎在秦的统治者看来,没有不合时宜的律令,只有未能执行到位的官吏。因此現實的政治運作中,官吏的品德是由治績亦即對律令的執行情況決定的,但凡不能有效落實律令者,“不忠”、“不智”、“不廉”。而且秦不僅崇尚法治,还重視以法治吏。在睡虎地秦簡中便可以看到,秦律對官吏考課有著事無巨細、不厭其詳的各項賞罰規定。所導致的結果,爲了達到應有的治績,爲了使律令看起來確實得到了貫徹,許多官吏不惜使用暴力,不擇手段地強化法治。在此過程中,律令存在的種種疏失都被突出放大了,而造成的後果卻被掩蓋了。兩相對照可知,《爲吏之道》等文本中理想化的官吏形象,除了考课可以量化的部分,其余基本左右不了現實,某种程度上还是與現實脱节的。一断于法才是对官吏最根本的要求與评判标准。

關系到新地,仍以早已入秦的南郡爲例,问题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秦既然任用當地人爲吏,则必定會按照相同的原则责求他們。但要让當地人都遵照秦律的意志,逼迫自己的乡亲变易风俗,却显然是无法通过强制短期实现的目标。工藤元男先生指出:“法治主义的转换属于统治理念上的事,要在現實中按照这一理念实施政策,必然就需要一定的时間。当时,尽管有郡守的命令,官吏们面对原有习俗根深蒂固的社會,在乡俗面前束手无策,法律的实施被歪曲,或被无视。肩负地方行政之责的县令对这些违反者只能常常视而不見。”之所以“今法律令已备矣,而吏民莫用”,根源正在于此。但秦的当政者却并未省思个中缘由,反而通过对律令的修订——“故腾爲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爲間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实行更严苛的监督和控制,將更沉重的压力加官吏的头顶。这种执政思路,无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准以前述原则,當秦統治者笃定律令能“去其邪僻,除其恶俗”并爲之鼓與呼时,即便背後有許多違背民意或文化發展規律的不合理之處,官吏必须將这样的结果落实到位。于是,这也就无避免地會衍生出“刑罰深酷,吏行殘賊”的暴政。在此情況下,如果外来的新地吏又出现对新黔首巧取豪夺,甚至辱骂、殹打的行爲,便不啻雪上加霜,使对立情绪更广泛地播撒于官方與民間,乃至新地吏群體内部。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秦对新地的统治,长此以往必定會引发越来越严峻的矛盾與冲突。

 

本文“出土文獻與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创新资助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