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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廟與劉賀政治命運探微

发布日期:2019-04-10 原文刊于:《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
王剛

[摘要] 本文以爲,宗廟問題不僅是劉賀立廢的一大關鍵,並與其政治命運的狀態和走向密切相關。具體說來,由于與霍光集團在宮省內的爭鬥失敗,劉賀“未見命高廟”,就漢禮法而言,造成了有帝號而無帝位的尴尬局面,由此甚至無資格稱之爲“漢廢帝”。而從其自號“嗣子皇帝”和“南藩海昏侯”中,既可看出與高廟系統相聯接的渴盼,更有著對于昭帝承統的內在否決,及向宗藩親王序列回歸的願景。

[關鍵詞]劉賀 宗廟 號位 嗣子皇帝 南藩

 

一、  問題的提出:从劉賀的“汉废帝”之称与汉礼法不合说起

自南昌海昏侯墓葬发掘以来,墓主劉賀跌宕起伏的命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在各种相关讨论中,这个仅做了二十七天皇帝的人,往往被称之为“汉废帝”。然而,这主要是后人的习称,如果严格按照礼法去看,汉人并不以废帝之号冠之于劉賀之身。

“废帝”是被废之帝,他的首要身份是皇帝。然而,在汉代的官方文獻中,皇帝序列里没有劉賀。在《汉书》中,他和惠、文之间的两位少帝一样,不能为之作“帝纪”,他们是不被承认的皇帝。为此,有学者指出:

 

《汉书》对汉废帝劉賀无专门纪传,相关的史料杂见于同时期的其他纪传中,这说明劉賀虽然名为废帝,却如同西汉第三任皇帝前少帝刘恭和第四任皇帝后少帝刘弘一样,不能入汉正统之序列,史官班固从历史角度对汉废帝已做定谳。[]

 

有人或許會認爲:《漢書》的帝系正統,是後來的政治追認,不能由此否定在位時的合法身份。以少帝爲例,前少帝劉恭之事明確記載爲:“帝廢位,太後幽殺之。”時人更明言:“(呂後)擅廢帝更立”[]而后少帝刘弘则在文帝即位后,以“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廟”[]的理由,剥夺了他的政治合法性。既然连先帝的儿子都不是,自然是冒牌货,皇帝资格自动解除,但此前,他们都是被承认的“帝”。然而,劉賀与之似乎有所不同,翻检《汉书》,《张敞传》载:“宣帝初即位,廢王贺在昌邑。”在文中,劉賀是以“廢王”而不是“废帝”的身份而出现的,而《外戚传》曰:“(霍)光与太后廢王贺。”《杨敞传》则曰:“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廢王更立。”总之,当时对劉賀的称谓为王、为侯,这两种身份是得以正式承认的。耐人寻味的是,虽东汉王符有“(霍光)废帝立帝,莫之敢违”[]的论述,但一则王符为民间人士,所言又极为笼统;二则总的来看,在正式文本中,不见臣下称其为皇帝,所以在礼制上,他仅是“廢王”,“废帝”称号与之相距较远。

难道劉賀真的不曾有过皇帝身份?我们注意到,西汉最后一代皇位继承人刘婴也没有进入“帝纪”序列。原因在于,因年纪太小,一直由权臣王莽以“假皇帝”或“摄皇帝”的称号代行国事,他的真正身份始终只是皇太子。由于他从未即位,也就不存在“废帝”问题了。劉賀也是这样的吗?不是。劉賀确实曾具有皇帝身份,只是身份上具有特殊性。据《汉书·霍光传》,劉賀在自己的书信中曾有“皇帝问侍中君卿”的文句,说明在制度上,他可算是皇帝。而且,在廷议中,给他的定论是:“宗廟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万姓。当废。”既然是“当废”,又曾是皇帝,称之为“废帝”不是很正常吗?他为什么不可以冠之“废帝”之名呢?这里面的关键点在于:“未见命高廟。”高廟,是高祖刘邦的庙堂,为汉代宗廟核心所在。汉代的政治规矩是,新君即位必须拜谒高廟,劉賀没有在高祖庙完成这一程序,在身份上就未获得最后的确认。也就是说,他是皇帝,但不是获得资格确认的充分意义上的皇帝,在完成皇位继承的仪程之前,他被废黜了。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汉王朝最终不承认他的皇帝身份,由此,也就没有了“废帝”一说。

为什么宗廟对于皇帝身份有这么大的意义呢?这需要从政权的建立与统治权的传承说起。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最高权力以世袭方式嬗递,最主要的就是父子相承。这一制度自西周以来逐渐形成与完善,遂使得皇(王)位继承制度中有了君统和宗统的分际。简单地说,所谓君统,指的是在国家政治系统内,以君主为核心的继承制度;而宗统则是在家族或宗族内部的一种继承制度,从而使得君主兼具君、父两大身份,作为继承人,他在君统方面,是后一代的帝王对前一代的权力承接;在宗统方面,则是儿辈接替父亲的柬摛权力。我们注意到,自先秦以来,在以宗法制度来建构身份及权力的背景下,宗廟成为了连接宗统的关键。它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庙堂,也成为了政治决策及重大举措的场所。这一点在秦汉之后虽有所淡化,但祖宗的存在及威严,依然是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所在。

就汉王朝来说,它主要表现为,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汉政权通过高祖刘邦获得天命后,具备了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就君统而言,在于承接了五帝三王以来的天子地位,《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而就宗统而言,则认为,天命由刘邦家族的成员所承担,他们一代代接替天子与皇帝的號位,统绪不绝,汉高祖由此成为了汉代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起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谁是高祖以降的宗亲嫡传,谁就具备了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汉代皇帝似乎很像高祖家业的继承人。翻检史籍,也常常出现“汉家”的说法,给人一种私家产业代代传承的印象。《汉书·高帝纪下》载,当高祖得天下后,将自己开创的基业与兄弟的产业相提并论,并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有学者据此评判道:“他明明白白地将天下视同田地、牛马一般的私产。”循此理路,皇帝治下的庞大官僚机构,不过是用来“帮助皇帝管‘家务’。”[]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之下,失之于粗放。回到本论题中,如果皇位继承及相关事务仅仅是“家务”,从理论上来说,霍光等群臣有何资格对劉賀的废立横加干涉呢?

筆者以爲,“漢家”之事既是“家務”之事,又不完全是“家務”事。所謂“漢家”,嚴格說起來,非僅爲私家之謂,而有“公家”的意味存在。換言之,所謂“漢家天下”,不是說將天下視作爲所欲爲的私産。世襲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天下的代表,是承天受命的最大家長,是公産的世間法人代表,而非僅爲私産擁有者。[]循此理路,“汉家天下”在理论层面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下一家”的共有性和分利性。据《汉书·高帝纪下》,刘邦在求贤诏中曾这样说:“今吾以天之灵,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廟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这里面有三大關鍵詞:1、“以爲一家”;2、“共安利之”;3、“世世奉宗廟亡绝。”从文句上来看,在汉王朝建立后,天下既然已混同为一家,大家都可以共同享受成果,也就是12点所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好理解的。但“世世奉宗廟亡绝”在此有什么政治含义呢?由前已知,所谓“汉家天下”是以刘邦家族为代表来施行管理的政治模式,作为天下柬摛的承担者,“汉家”最核心的部分当然就是宗室,作为高祖子孙,宗廟是联结他们的血缘纽带和政治起点,当然是要“世世奉宗廟亡绝”的。但非刘氏宗亲何以要共同尊奉汉家宗廟呢?

这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天命”。《史记·外戚列传》载:“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索隐》按:“继体谓非创业之主,而是嫡子继先帝之正体而立者也。守文犹法也,谓非受命创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为之主耳。”据此可知,汉高祖作为合法性的起点,是所谓的“受命帝王”,而后世汉帝则为接续统绪的“继体守文之君”。汉高祖作为“受命帝王”,他所创下的基业乃是“天命”所授,后世“继体之君”当谨守规矩。由此,从高祖开始的皇位传承,成为“天命”代言人在皇室之内的传递。所谓“汉家天下”,实质上就是“汉家”统领“天下”,前者以汉宗廟为核心;后者与社稷相连通。所以汉人又常将宗廟与社稷相提并论,当天命归汉之时,大家需共同维护宗廟的核心地位。要之,宗廟寄托着“天命”,“世世奉宗廟亡绝”不单单是刘氏宗亲的事情,而是全天下共同尊奉的准则。从这个意义来说,宗廟乃“天命”所系,摧毁或改易它,就是“天命”失坠,是万万不可大意的事情。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汉宗廟本是刘氏独有,其他民众如何参与其中呢?

甘怀真指出:“家的原义是一神圣的建筑物,亦即宗廟之类。家即指在此宗廟内举行仪式的团体。或许我们可以说原始的‘家’是祭祀团体,共同参与家之祭祀者才是一个家的成员。”[]我們注意到,秦漢以來的帝制社會與先秦時代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當“天下一家”時,不再像以前那樣,通過各種分層的世襲家族,即所謂世官世祿來控制社會;而是整個社會都整合在皇權之下,當年的宗法血緣的分層控制被中央集權所替代。嚴格說起來,世代世襲的家族只有皇室,其他家族不再具有因宗法所延伸的政治權力,而只是皇權之下的臣民群體。也就是說,就嚴格的宗法而言,能掌控政權的“家”只有皇家,所有人都必須納入這一系統。由此,甘懷真進一步指出:“天下一家爲皇帝制度的理想。即普天之下,皇帝統治力所能及的區域內,都應爲一家。所謂一家,是指‘天下’內的人民(包括官與民)皆以臣妾的身份,隸屬以皇帝爲家長的‘家’,並共組一個政治團體。”[]这样一来,在“天下一家”的格局下,每一家族、每一人群都成为了“汉家”政治网络上的一个部分。天下之民非宗室,即汉臣,宗廟不仅仅是属于刘氏家族的,也是天下共有的政治核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汉王朝鼓吹和实践“天下一家”的理念时,不仅使得刘氏宗廟成为了“汉家天下”的合法性所在,也成了整合民众的重要资源。当“天命”归之于刘氏之后,全体民众作为“汉家天下”的参与者,不仅可从中分利,更需共同维护之。在共尊宗廟中,推进汉王朝的建设和发展。汉人曾向皇帝进言:“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综合上述材料和认识,我们认为,当皇位继承人“见命于高廟”时,不仅是子孙接受高祖开创的汉家基业,实质上更是宗廟所承受的“天命”在此得以传递。

回到本论题,劉賀要真正君临天下,获得“天命”,就必须在高廟完成最后的身份确认。按照汉人的思维,他是“继体”之君,需将高祖开创的基业发扬广大。承接宗统是获得君统的前提和保证,也即前所言及的“宗廟重于君”。失去了这一点,他的皇位就没有了最后的合法性,从礼法上来说,他本质上就只能是“廢王”而非“废帝”。尤为重要的是,宗廟问题不仅是劉賀立废的一大关键,也伴隨著他此后的政治生活。下面,笔者就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在史迹钩沉中,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未見命高廟”背後的政治文化和權力博弈

作为劉賀最终丧失皇帝身份的一大要素,“未见命高廟”不仅反映着汉代礼法的若干问题,背后更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隐藏着残酷的政治斗争。下面,具体论之。

(一)帝位與帝號

要厘清劉賀的皇帝身份,帝位与帝号的分际极为关键。简言之,由于劉賀“未见命高廟”,造成了有帝号而无帝位的尴尬局面,这为后来的废黜埋下了隐患。

《论语·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中国传统思维下,“位”是政治的核心關鍵詞。作为最高等级,皇帝是当然的最高之“位”,所谓皇位、王位等语词就很能反映这一意识。所以,做帝王也可称之为即位。但在秦汉制度中,即位有着广狭二义,广义的即位是笼统言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劉賀可以称之为即位,所以《汉书·霍光传》载:“(劉賀)既至,即位,行淫乱。”但狭义的即位,指的是“即皇帝位”,从汉制来说,这一环节是以“谒高廟”的形式加以完成的,由此,它不仅宣告了合法性的最后确认,也明示天下,通过这一礼法,真正获得了帝位。[]劉賀也正是因为这一环节的缺失,而失去了合法性。翻检汉籍,可以发现,在西汉除了惠帝因高廟未建成,在太上皇庙拜谒,武帝因史文失载外,其他皇帝都在高廟举行了“即皇帝位”或“即阼”大典。[11]在此,帝位已不是一个模糊的名词,而是专有的政治概念,它与帝号相辅相成,统称为“號位”。《汉书·叙传上》在论及王莽篡汉时,曾曰:“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所谓“能窃号、位”,应做这样的理解,王莽在篡汉时所窃取的,为两种身份资源:帝位与帝号。总的来说,帝位高于帝号,是成为皇帝的真正标志。

那麽,接下來的問題是:帝號與帝位有何差別?特點如何呢?由于王莽篡漢之事最具典型性,下面就以此爲切入口來作分析。

考察漢史,可以發現,王莽在正式篡漢前,在名分上其實已有了皇帝稱號,即所謂“假皇帝”、“攝皇帝”。究其實,這是對帝號的一種竊取。但至爲重要的是,那時的王莽並未被痛斥爲亂臣賊子,甚至還被尊奉爲周公再世。這一現象的出現,一個很大的原因在于,在漢人看來,皇帝有一個重要的側面,乃是一種最高“職務”,有此身份,就可以承擔相應的事務,具備號令天下的權力。極端一點說,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最高的,統轄天下所有官僚的特殊的“官職”。甘懷真指出:“(在漢代),皇帝已不是一種特殊的尊號,與正統的延續性也無關,而成爲一種職稱,表示天下之最高領導人。”[12]在奉爲漢代“國憲”的《白虎通》[13]中,它被称之为“号”,作为对官僚系统起作用的称号,《号》篇这样说:“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也。……帝者天号,……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要之,帝号是这样一种尊号,凭此身份可对臣下发号施令,它主要关联着皇帝玺印。所以,不仅是王莽以此获得身份权力,劉賀入京后,也是如此。史载:“受皇帝玺绶,袭尊号。”[14]我们注意到,劉賀接受“皇帝玺绶”后,与之相配套的是“袭尊号”,所谓的“尊号”,就是皇帝之号,《史记·高祖本纪》载:“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可为旁证。

但前已论及,“号”仅为名号,“号”之外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统一天下后,要求群臣“其议帝号”,“上尊号。”此时,秦始皇为什么不去要求属下“议帝位”,而仅仅着眼于“帝号”呢?因为“帝位”是实质拥有的,一般来说,谁统治了天下,谁就属于“天命所归”,自然拥有了这一最高之“位”。所以,始皇君臣在“议帝号”时,“帝位”已然存在。必须一提的是,由于“君权天授”的观念存在,在“帝位”存在时,一般来说,它还与“天子”的名号相辅相成,由此证明“天命”在兹。所以,王莽可以僭越皇帝的名号,以“假皇帝”等称谓来擅权,却不可以拥有“假天子”的名号,因为它是与“帝位”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简言之,“帝位”与“天子”一样,代表着“天命所归”,是最高的标志性身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皇帝在即位时,不仅要是皇帝,更要是天子身份,天子也有“號位”问题。

限于主題及篇幅,對此問題不作進一步展開。但可注意的是,開國君主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總是要強調自己的“受命”正當性,這就使得在即位的過程中,原則上不僅要有皇帝即位的程序,還要通過祭告天地等形式來登天子之位。爲此,日本學者尾形勇指出:“與王朝交替相伴隨的繼位禮儀中存在的首先‘皇帝’即位、接著‘天子’即位的兩種禮儀和兩個階段。”這兩種禮儀和兩個階段在開國的“受命帝王”那裏可能會較爲繁複,而到了“繼體之君”那就可以簡化。因爲“只要‘曆數’延續,天子位幾乎能自動的代代繼承。同一王朝內部的繼承,無須采用由上帝——受命的神秘形式,即可舉行‘天子’即位儀式。”[15]也就是说,王朝的接位者只要“帝位”正当,“天子之位”是可以自动获得的,二者往往同时加之于身。质言之,当“天命”归之于刘氏家族之后,家内权力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汉家天下“乃高皇帝天下”,作为“继体之君”,他的使命就是接续和发扬这一祖业,不符合者不仅皇位不保,也附带失去了高祖所获得的天子號位。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爲什麽帝位必須在高廟獲得。因爲這裏不僅是祖業傳承,也是“天命”遞嬗之地,在“號”、“位”二分的思維下,“號”可假借,“位”卻不可出讓。因爲“號”與玺印符節相關,是可以事畢收回的,就如同秦漢時流行的假官一樣,權力可暫時授予。[16]而“位”則不同,它事關皇帝身份的最後確認,是“天命”攸歸的關鍵。這一屬性如果失去,就是天命轉移至他姓,屬于王朝覆滅了。所以,當劉氏子孫在高廟“繼體”“承命”,才可算是真正的皇帝。也所以,當王莽改漢爲新之時,也要去高廟“受命”,作出“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的政治表演,以證明“天命”實現了轉移。[17]此时,他不仅拥有帝号,也因帝位的获得,最终成为了“真皇帝”。总之,完整的皇帝號位分为帝位与帝号,前者重于后者,并直接“受命”于高廟,后者则联系着玺印,为号令所出。如果只有后者没有前者,算不得真正的皇帝。

当然,一般来说,在实际操作中,帝位与帝号的分际没有这么复杂,二者的获取应当合并进行。但劉賀袭尊号后,为什么没有照例去高廟谒见,以取得帝位呢?有学者提出:“在西汉中后期的嗣皇帝即位后,似乎应待三十六日丧期结束,除丧服后才能举行拜谒高廟礼。”[18]但这一看法并不适用于劉賀时代。翻检《汉书》中的各《帝纪》,可以发现,除了惠帝是在高祖下葬后即位,文帝、宣帝事出突然,情况特殊外,景帝是在文帝驾崩8天后即位;武帝是在景帝驾崩的当天即位;昭帝在武帝驾崩的第二天即位;甚至劉賀之后的元帝也是在宣帝驾崩21天后即位;而琼擙了武帝史有阙文外,其他皇帝在即位时,都同时“谒高廟”。也就是说,劉賀拜谒高廟并不需要等到丧期结束。在当时的政治习惯中,他理应通过“谒高廟”而获得帝位的合法认同。由此,劉賀之例便属反常。他上台后,于情于理,都应尽早拜谒高廟,这种对己极端不利且违反礼法之事,不可能由劉賀本人及其集团自主作出,打破这一政治规范的,唯有霍光集团,并为最终废黜劉賀埋下了伏笔。

(二)从昭宣之际的宫省政治看劉賀的立废与“庙见”

据《汉书·霍光传》等材料,劉賀以所谓的“淫乱”之名被废,并网罗出1127件亂事。但誠如廖伯源指出的:“實則昌邑王賀見廢之原因,是其與霍光之權力鬥爭。”[19]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政治制度的主流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皇帝亲掌大权为政治常态。由此,劉賀希望上台后能乾纲独断,获得一个皇帝应有的权力。但问题是,那时的朝廷大权已在霍光的掌控之下,《汉书·魏相传》云:“禄去王室,政繇冢宰。”皇帝不过是一个虚名。昭帝驾崩后,作为权臣的霍光为了继续独揽大权,寄希望于劉賀像昭帝一样,继续做一个傀儡,这样,二者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总的来看,在这一次政治冲突中,争斗的场所被限制在宫省之中。作为一次小范围的宫廷政变,冲突空间的狭小起到了控制事端,以最快速度消弭负面影响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态势也由当时的权力格局所决定。简言之,当时的权力中轴集聚于宫省之内。下面,由本论题出发,以昭宣之际的宫省政治为切入口,对劉賀的立废及“庙见”问题作一讨论。

所謂“宮省”,指的是皇帝居所,在這裏面圍繞著皇帝服務的近臣和侍從人員組成了一個行政班子,自武帝後,權勢日重,被稱之爲中朝或內朝。與之相對的外朝,則是以宰相爲首的龐大的官僚機構,是帝國政府所在地。在政策頒布和執行過程中,二者往往會有矛盾。所以三國時期,諸葛亮曾告誡後主劉禅:“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三國志集解》注引李周翰曰:“宮中,禁中也。”引胡三省曰:“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20]我們看到,在諸葛亮時代,外朝宰相權重,皇帝勢弱,皇宮之外的帝國政府作爲權力執行機構,擁有更大的話語權。但霍光時代不是這樣,那時以“內”淩“外”,“府中”完全聽命于“宮中”。 祝總斌甚至認爲,中朝制度的正式建立,就是在漢昭帝之後,“是出于霍光的特殊需要。”[21]由此,霍光要擅權,就必須借皇帝之軀殼,才能行己之私意,否則將一無所有。這與外朝具備一定的獨立性,權重之時,可分庭抗禮,甚至淩駕皇權,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由此,霍光集團對權力的控制主要在兩大方面,一是宮省內的人事及拱衛權力,皇帝的行動乃至人身自由可藉此被掌控。二是對皇帝文書的掌控,成爲霍光擅權的又一關鍵。查考史籍,霍光在大將軍大司馬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職務——領尚書事,朝臣奏章和皇帝下達的命令都彙聚于此,這樣就全面把控了漢王朝的話語權力。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尚書本是爲皇帝提供文書服務的工作人員,是皇帝和群臣之間的聯系管道。在皇權不受幹擾時,領尚書事者雖權重,但只有建議權,並無決定權。但據《漢書·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根據這段材料,可以知道,西漢的領尚書事一度可以先查看奏章副本,將不合己意者摒棄在外。由于領尚書事制度設立于武帝時期,廢于宣帝時期。祝總斌指出:“這一故事,估計大權獨攬的武帝之時不可能也不允許出現,而只有形成于霍光輔政之時。”[22]也就是說,霍光利用領尚書事這一核心位置,通過控制朝廷公文,可以切斷皇帝與群臣之間的政治聯系,使得朝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方向加以發展,內朝權力由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爲重要的是,霍光權力的獲得,並非完全是緊急狀態下的臨時處置之舉,而更多的是在權力欲下,爲了自己及集團的私利,通過陰謀和非常手段,一步步形成的。且不說他對同爲輔政大臣上官桀、桑弘羊的誅殺,手法淩厲,前所少見,甚至連昭帝的私生活都被控制,[23]這固然反映了霍光的貪婪與霸道,更重要的是,漢家皇權簡直被視若無物。

对真正的皇帝尚且如此,当劉賀入京承袭大统之时,霍光又焉能放权呢?劉賀以外藩入承大统,势单力弱,霍光能选中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便于控制。此时,劉賀的应对之术,应以韬光养晦,逐渐蓄积力量为宜,而不应与霍光争权,否则将遭祸殃。《汉书·王吉传》载,当劉賀被征召入京时,昌邑国中尉王吉劝谏他不要轻举妄动,“慎毋有所发”,他说:

 

先帝(武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王吉的這段話語看似表彰霍光。但作爲一名臣子,不管如何位尊功高,哪有成年皇帝對其“政事壹聽之”,“垂拱南面”的道理呢?而所謂的“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更是違背曆史實情之言。昭帝即位時已年滿八歲,根本不是“襁褓之中”的嬰兒,更何況他駕崩時早已是一名青年。當霍光被視之爲“周公”之時,倘說因昭帝年幼尚需攬權于身,隨著皇帝的逐漸長大,就應逐漸移權。事實上,霍光一直大權獨攬,不因皇帝成年而有本質的變化。王吉難道不知道這些基本事實嗎?當然不是。從特定意義上來看,所謂“抱持幼君襁褓之中”正反映着昭帝时代的政治事实,那就是,皇帝终生不过是被霍光操弄的“襁褓儿”。王吉所言不过因时而动,隐晦地劝谏劉賀注意政治上的凶险而已。就实力而言,劉賀更弱于昭帝,此时的策略只能是“慎毋有所发”,只是王吉不能明说,劉賀必须自加体会。

但劉賀显然没有领悟这一道理,不仅没有“常以为念”,甚至根本没有“留意”到凶险的政治情态。劉賀想要做的,是效仿文帝,奋发有为。习汉史者皆知,汉文帝由代王而登基为皇帝,并依赖自己的代地之臣,迅速控制了朝政。当时的文帝只有二十多岁,与劉賀年纪正相仿。一代明君榜样在前,劉賀很是希望接踵其迹,再造功业。关于这一问题,宋超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指出劉賀与昌邑旧臣在架构上,颇似文帝与代地之臣,但劉賀仿效文帝的结果,带来的不是手握朝纲,反倒是加速了废黜的命运。[24]這一後果的出現,固然有著各種因素在起著作用,但就本論題而言,宮省內的權力之爭是關鍵所在。

我们注意到,文帝入京后依赖代地旧臣,迅速控制了宫省,并典领南北军,起到了掌握权力中枢,震慑朝臣,稳定局势的作用,劉賀也希望依例而行。据《汉书·武五子传》、《霍光传》等材料,劉賀入京时,带了大量的侍从,虽经昌邑郎中令龚遂劝谏,“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但身边还是有两百多人追随,后来在遭废黜时,他们在金马门外被羽林骑强行拿下,随后全部诛杀。这些人跟随劉賀入京时,“马死相望于道”,入京后,“更持节从”,并且变易节的颜色,取官绶相配。虽然霍光等人说这些昌邑旧臣“常与居禁闼内敖戏”,“游戏掖庭中”,“夜饮,湛沔于酒”云云,但从他们的种种迹象,及临行时所呼号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可推论的是,他们的到来,绝不仅仅是来为劉賀树排场,陪伴吃喝玩乐的,他们更想来做出改变。如果他们真的是毫无抱负,岂不正中霍光下怀,何必全体诛杀呢?质言之,劉賀及旧臣不是没作为,恰恰是太想有作为。而作为的起点与核心,就在宫省之内。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宫省内安排自己的旧部,组建一套自己的行政班子,从而摆脱和架空霍光。如果权力能顺利转换,这二百多人将成为内朝的新成员,构建新的权力中枢。这一系列的举动俨然是当年文帝的翻版。但诚如廖伯源所指出的:“昌邑王贺与霍光之情况,则与汉初之局势完全不同。”不同在哪呢?文帝时代外有诸侯王对汉廷的权力制衡,内有朝臣力量的不统一,固然是大势所在,但就本论题来看,特别需要注意的则是,文帝时期没有中外朝之对立,宫省之内与大臣没有矛盾。

具體說來,“功臣列侯不參與宮內之事務,蓋與其職掌無關。文帝用其舊臣親信掌握京師及皇宮之武力,功臣列侯視之爲正常措施,且此舉動不影響丞相及其他政府大臣之權力,文帝與漢初之大臣可以和平相處。”[25]加之陈平、周勃作为外朝首领,对宫省内的吕氏势力已做了一次清洗。宫省空荡,正需要填补空白。而劉賀时代,宫省内都是霍光的势力,劉賀集团的举动遂成为对霍氏集团的公然排挤。前已言之,霍光擅权靠的就是掌握内朝,且内朝人员在朝臣中数量较少,而且品级相对较低,在正规场合并无独立发言权,他们是顶着皇权旗号而存在的群落。所以,我们注意到,当霍光召集群臣会议欲废黜劉賀之时,霍光亲信,给事中田延年疾呼道:“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似乎劉賀的作为已引起了众怒。然而,与之相反的是,“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26]这里面的臣子大部分为外朝人员,从他们的反应中,看不出“洗牌”对他们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只有事出突然与事态严重所带来的惊恐。要之,大部分的臣子没有痛感。这一痛感从何处来?应该就是以霍光为首的内朝官员。而他们的“鼎沸”之所以发展到要倾覆政权的地步,无外乎就是权力的剥夺,如任由劉賀的行动发展下去,这一集团将逐渐失去昔日的荣光与权势,这是他们难以忍受的。劉賀旧臣中头脑清醒者已看到了危险的逼近,龚遂提出:“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谄谀,必有凶咎。”所谓“左右”,就是内朝的侍从官员,按照他的看法,必须将昌邑臣子换成当年昭帝时代的那套班子,说白了,就是恢复霍光集团独掌内朝的局面,否则就要遭殃。然而,“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27]总之,劉賀与霍氏集团的斗争集聚于内朝,此后,霍光废黜劉賀,也是在宫内通过太后之命召见劉賀,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其与昌邑群臣分割开来,一举将劉賀控制住,并迅速完成了废黜的程序。

就本论题来看,在这一进程中,还需注意的是,劉賀与霍光的交恶应该是从受帝号之时开始的,此后不断恶化,终于无法调和。据《汉书·霍光传》,劉賀在受帝号之前,先立为了皇太子,如果此时霍光想将其拿下,就不会有后面的周折,废止程序会更简单一些。看起来,虽然劉賀带来了大量的随从,但由于还没有在宫省之内对霍氏集团构成实质威胁,霍光对其处于观望以至期待之中。但当劉賀“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时,情况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了,《霍光传》载,劉賀“就次发玺不封”,颜师古注曰:“得令人皆见,言不重慎也。”但综合判定,劉賀“发玺不封”可能还不完全是不慎重的问题。按照制度,皇帝玺印确实应该封存,而且还应该交给专门的管理人员——尚符玺郎加以保管。但问题是,尚符玺郎为内朝官员,属于霍光的管辖范围。玺印一旦被封存起来,霍光是否会私自僭用,甚至管控起来呢?

《霍光传》中曾载有这样一件事情,昭帝初即位时,“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霍光刚把持朝政时,即借故要将皇帝玺印夺在自己手上,只是因尚符玺郎强硬的态度未能得逞。在此需特别注意的是,这段故事发生在昭帝初即位时,那时霍光的权势还未能一手遮天,宫省内尚有上官桀等人的势力加以牵制,而他就敢于夺皇帝玺印。在劉賀时代,霍氏早已全面把持朝政,宫省内几乎无一不是霍氏党羽,此时他借故再要玺印,简直是易如反掌。所以,劉賀在接受玺印之后,一直不离于身,在被废黜时,霍光“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是强行抢夺下来的。看来劉賀对这一资格凭证是极为在意的,他的态度应该是珍视与小心,而不是怠慢与不慎重。还可注意的是,劉賀的许多“乱举”都是通过玺书加以实施,如果玺印封存起来,用印必须通过尚符玺郎。需知在霍光控制之下,短短27天內,竟然可以記錄下所謂1127件“乱事”,劉賀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在监控之中,那时,是否能顺利用印,是未可知的。由此,从特定意义上来看,劉賀的“发玺不封”,是一种对本属于自己权力的抢夺,也充满着对霍光的不信任感。此情此景之下,霍氏集团当然不会满意,劉賀通过“庙见”,正式即帝位的程序也就不寻常地拖延了下来。

由于史料有限,在“见命高廟”问题上,劉賀究竟如何被阻扰,在细节上已难以复原。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霍光辅政下,皇帝基本上是被控制在宫省之内的,《汉书·郊祀志下》载,宣帝初即位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当然,由于劉賀事件的发生,“庙见”这样的“宗廟之祀”不可以再拖欠取消了。但《霍光传》载:

 

宣帝始立,谒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骖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剌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于骖乘。”

 

我们看到,“庙见”时,大将军霍光要伴驾而行。霍光对宣帝的控制尚且如此,对于意欲收权的劉賀,一个稳妥的办法就是不随行高廟,在使得皇帝即位程序无法充分完成的同时,更可将劉賀控制在宫省之内。总之,不能“庙见”,不仅为劉賀之废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是宫省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应是霍光集团所操弄。

 

三、從“嗣子皇帝”到“南藩海昏侯”

由前已知,由于劉賀“未见命高廟”,宗廟问题成为了被废黜的重要依据。元康三年(前63年),劉賀的政治命运再次出现转折,宣帝将其分封至豫章(今南昌),成为了海昏侯。然而,在封侯之际,有近臣奏请道:“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礼。”[28]这一建议当即被采纳。作为一名无权进入宗廟系统的王子侯,一如为帝之时,宗廟问题再一次成为了劉賀的政治困扰。可注意的是,在这两个不同阶段,劉賀曾分别自号为“嗣子皇帝”和“南藩海昏侯”。笔者以为,这种自号与劉賀政治命运的状态和走向密切相关。那么,透过这类名号,在寄情托志的背后,可以勾稽出哪些遮蔽的历史?并体现了劉賀怎样的政治命运和心态呢?下面,具体论之。

(一)嗣子皇帝

“嗣子皇帝”之称见于《汉书·霍光传》,它关联着劉賀被废时的一条罪状:“祖宗廟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师古注曰:“时在丧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按照这一说法,劉賀的过错在于,在为昭帝服丧期间,先不去祭祀宗廟,而私自祭奠自己的父亲。细绎文本,在这条罪状中,關鍵詞为三个:“祖宗廟祠”、“三太牢”、“嗣子皇帝”。颜注仅对“祖宗廟祠”有所交代,对于“太牢”及“嗣子皇帝”的问题存而勿论。但事实上,后面的两大關鍵詞,尤其是“嗣子皇帝”才是要害所在。虽然在霍光集团看来,它属于“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的举动,但笔者以为,它应该是劉賀对自己不能“庙见”的政治反抗,并隐然关联着武昭时代的皇位正统性问题。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要问的是,劉賀当时已自称为皇帝,作为梦寐求之的身份,在此处为何不继续沿用,而要冠之于“嗣子皇帝”之名呢?它仅仅是一种不经意的称谓吗?应该不是。需知“为玺书使使者持节”,是很慎重的事情,何况作为对父亲的祭拜,一则颇有衣锦还乡的意味,二则一路上耳目所接者众,劉賀的个人称谓应该不仅不能荒乱随意,往往还会在慎之又慎之下,传达出某种政治信号。

事實也正是如此。

就语义来看,嗣子在后世一般指的是过继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劉賀作为昭帝的“嗣子”,于礼可通。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汉书·霍光传》所载请求废黜劉賀的联名奏章,一开始即说:

 

天子所以永保宗廟总壹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亡悲哀之心,廢禮誼……

 

奏章的最後又與之呼應道:

 

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廟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万姓,当废。

 

细绎这段材料,劉賀入京继承大统,是从以昭帝儿子的身份典丧开始的。所以,它孜孜强调的,是昭帝过世后,作为“嗣后”的他,要谨守“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制度约束,但劉賀毫无“儿子”的孝道本分,这是他被废黜的核心理由。在此,无论是“宜嗣后”,还是“为人后者为之子”,都表明劉賀作为昭帝的“嗣子”,虽不是亲生子,但在法律上是具有合法认同的接续者。由此,劉賀称“嗣子皇帝”,倘若是接续昭帝之意,就不仅没有“大不孝”,甚至是在昭告天下,自己对昭帝满怀的孝心。那么,所谓的“廢禮誼”、“繇不孝出之,絕之于天下”雲雲,就無的放矢了。

問題的關鍵在于,與後世不同的是,在漢代,“嗣子”並非都是指過繼子。習秦漢史者皆知,當時盛行軍功爵制,在繼承制度上,普遍性地存在著爵位傳續問題。在張家山漢簡中有《置後律》,就是爲此而做出的制度安排。雖然在“置後”中,妻子甚至父母都可以接續爵位,成爲“後”的覆蓋範圍,但一般來說,以兒子接續父親的爵位爲常態,這一具有繼承地位的兒子就可以稱之爲“嗣子”,亦稱“後子”,所以《荀子·正論》注曰:“後子,嗣子。”而毫無疑問的是,在這一系統中,“爲人後者”的“嗣子”當以親生子爲主,如《史記·呂太後本紀》載:“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漢書·金日磾傳》載:“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皆是如此。加之按照傳統,繼承制度中嫡子爲優,遂又有了所謂“嫡嗣”之稱。《漢書·主父偃傳》載:“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適)嗣代立。”總之,在漢代,“嗣子”不僅主要指向于可繼承爵位的親子,而且以嫡子爲優,過繼子作爲“嗣子”,是無子之後的無奈之舉。這一狀況不僅存于秦漢,還一直綿延至唐,爲此,清儒王應奎指出,漢唐的“嗣子”與後世在意義上完全不同,主要指的就是嫡長子。[29]

由此,当宣称“为人后者为之子”时,劉賀作为昭帝的“嗣子”是非常态的,是昭帝无子之后的无奈选择。时人云:“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师古曰:“虽无嫡嗣,旁立支属,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谊。”[30]也就是说,劉賀及此后的宣帝,虽非其嫡系,但由于昭帝“早崩亡嗣”,不得不选择他们作为“后”,以承接香火。而这样的选择作出后,尤其是在帝位系统中,他们自己的亲生父母,反而要被排挤出去,失去了人子对他们本有的祭奠权力。汉宣帝即位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据《汉书·武五子传》,当他想让自己的父母享受相当的祭奠待遇时,遭到了阻扰,有司奏请道:“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虽说宣帝独握权力后,情况有所变化,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扭转,甚至还成为了此后历代“礼议”的一大聚讼点。

在此背景下再来审视本论题,就可以发现,由常态而言,劉賀作为“嗣子”,本应直承亲生父亲——昌邑哀王刘髆,或者也可以说,他本就是刘髆的“嫡嗣”。然而,当劉賀成为接续昭帝的“嗣主”时,转而算作了昭帝的“嗣子”,对哀王刘髆不能再作祭奠,至少不能归入皇室宗廟系统的祭奠之内。要之,对于劉賀而言,不能再以皇帝名义祭奠父亲。尤为重要的是,劉賀时代经学之风已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春秋》学强调的是“慎辞”与“正名”,[31]“嗣子”作为易生纠纷的语辞,已不宜随意用之。劉賀是饱读经籍之人,[32]不容不知这一道理。所以,当劉賀以“嗣子皇帝”的身份来祭拜父亲时,我们就不应以表面上的所谓“昏乱”来看待他的行为。笔者以为,不仅以皇帝身份祭拜,而且用此易生纠纷的称谓,实质上是故意为之,很可能包含着某种“《春秋》笔法”。

循此理路再来看刘髆所享的“太牢”之礼,就显得很不寻常和耐人寻昧。《白虎通·社稷》曰:“宗廟俱大牢,社稷独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广孝道也。”也就说,在汉代制度中,太牢礼应为宗廟所享,体现的是孝道精神。以“嗣子皇帝”之名来祭奠,就刘髆层面而言,他已享受了一个皇帝才有的待遇;从劉賀的称谓来说,在关联宗廟的“广孝道”之举中,此“嗣子”所对应的就不太可能是昭帝,而只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刘髆。再进一步言之,在劉賀的潜台词中,自己的父亲,而不是昭帝才应该是皇帝。但这种隐而未发的观念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上一任的汉家嫡嗣不是昭帝,而是自己的父亲,就本论题而言,这实质上是一种对宗廟地位的抢夺。

由前已知,在常態上,嗣子應爲嫡子大宗,由此具備了合法的繼承身份。這一理論運之于皇位傳承,則任何一名合法的皇帝,都應該是承接前任的嫡嗣。當昭帝即位時,雖爲幼子,但憑此,他的身份躍居諸兄之上,成爲了大宗所系。《漢書·霍光傳》曰:“(昭帝)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既可說明昭帝的大宗嗣子地位,也可看出在漢禮法中,皇帝系列就是由一代代大宗嗣子連接起來的譜系。而這一譜系的發端點無疑就是高祖,所以,皇帝必須在高廟中獲得認可。也所以,在昭帝駕崩後,因沒有留下子孫,有“大宗毋嗣”[33]之论。但在劉賀本人及其集团看来,昭帝作为大宗是不够格的,他们所做的是在“拨乱反正”。

这样的行为,最直接的刺激就来自于霍光。由前已知,劉賀“见命高廟”受阻,作为“嗣子皇帝”而不能入高廟,内心的愤满是可以想见的。而其“嗣子”之称不仅在昭示天下自己是高帝大宗所在,又在隐然否定昭帝法统的过程中,否决着霍光的执政合法性。因为没有了“昭帝”这张“皮”,霍光之“毛”又将焉附呢?也就是说,作为嫡传嗣子,劉賀本就应该入高廟,但进入的门径不是来自于昭帝,而是自己的父亲。

劉賀能做出这样的否决,根据何在呢?我们注意到,在昭帝即位后,一度盛传其“非武帝子”,合法性受到过皇室及民众的强烈质疑,霍光由此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局面。[34]劉賀入承大统后,即使对这一说法不予采信,但也不会对昭帝的大宗正统有多少的认可度。更重要的是,他的祖母李夫人本有着皇后的规格,按照《公羊春秋》隐公元年所谓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刘髆本来才是那一代的“嫡嗣”所归,劉賀由此自命为“大刘”,在内心深处,早就怀有不满。[35]而反觀昭帝,據《史記·外戚世家》,其母鈎弋夫人曾被送入掖庭獄,《漢書·外戚傳上·孝武鈎弋趙倢伃》則曰:“鈎弋倢伃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雖然“昭帝即位,追尊鈎弋倢伃爲皇太後。”但作爲安慰性措施,從禮法上說,不能改變當時由李夫人“配食”武帝的政治格局。鈎弋夫人實際地位是低的,甚至是罪人之身。張小峰指出,雖然史書“沒有記載這個‘過’的具體內容”,但“從 ‘以憂死’來判斷,這個‘過’相當嚴重,受到武帝的‘譴責’,顯然是罪不可赦。換言之,趙夫人是背著重大‘罪過’而死的,這個罪名是武帝在位時議定的。”[36]更爲重要的是,鈎弋夫人因罪人之身,按照名分應爲“棄妻”,漢律規定:“棄妻子不應與後妻子爭後。”[37]揆之于史,漢武帝有兩個著名的“棄妻”,一爲衛子夫,“巫蠱之禍”皇後位號被廢;另一個就是鈎弋夫人。倘依律法來討論接續武帝的正統問題,顯然昭帝“爲人後”的合法性是有重大瑕疵的。

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劉賀为昭帝之后时,内心本就不满,加之被霍光控制不能“见命高廟”,在情绪的蓄积之下,通过称“嗣子皇帝”,以宗廟太牢之礼祭奠父亲,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更有着对于昭帝承统及霍光执政合法性的内在否决,以及与高廟系统相联接的渴盼。当然,这些隐约的表达在没有实力的前提下,不仅没有演化为己方进攻的“号角”,反倒成为了推动霍光集团对其废黜的刺激物。

(二)南藩海昏侯

考察海昏墓葬的出土文物,在劉賀的奏牍文本中,出现了“南藩海昏侯臣贺”的称号,在作为酎金的金饼上,则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的字样。由于“藩”字有残,此前,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名号应为“南海海昏侯”,但现在已基本被否决,“南藩海昏侯”的释读是正确的。[38]

“藩”,在《说文》中释为:“屏也。”“屏”有屏障、屏卫之义,在西周时代,实行“封邦建国”制度,诸侯们肩负着拱卫中央的任务,“藩屏”遂成为了专有名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汉代接续这一传统观念,《汉书·武五子传》载:“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由此,“藩”在汉代可作为诸侯的代称,诸侯国可称作“藩国”。如《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曰“(长沙王)为藩守职”;《太史公自序》则曰:“诸侯大小为藩”,而《汉书·武帝纪》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劉賀封于豫章,地处帝国南部。由此,就字面上来加以理解,“南藩海昏侯”是劉賀作为南方诸侯的一种自称。

但问题是,如果所论仅及于此,一些更为深刻的内在意蕴就会被表象所遮蔽。笔者以为,这一称号是深具含义的,作为一种《春秋》笔法,它打破了汉制中的称谓习惯,隐约表达出了劉賀内心的诉求,反映出政治生态的艰难,更为重要的是,由本论题来看,它又一次关联到了宗廟问题。下面,具体论之。

筆者以爲,嚴格說起來,“南藩海昏侯”的稱謂是不合漢代禮制的。

首先,列侯不可隨意自稱爲“藩”。

习汉史者皆知,汉代诸侯分为二等,诸侯王和列侯,劉賀早年为昌邑王,归为前类;后封海昏,属于后者。由于他是以宗室中的王子身份受封,故归于“王子侯”序列,《汉书》根据这一点将其列入《王子侯表》,而不是《诸侯王表》,对其身份作了明确的界定。而由本论题出发,可注意的是,从广义上来说,诸侯王和列侯虽然同属诸侯系列,都可以称为“藩”,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曰:“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藩辅京师。”就将王与列侯皆包含在内。但在狭义上,在汉代,尤其是西汉,“藩”一般指的都是诸侯王一级。如在贾谊所著的《新书》中,有《藩伤》、《藩强》篇,“藩”所指向,皆为诸侯王,《史》、《汉》中的材料也大抵如此。尤为重要的是,以藩自称者,毫无例外,皆为诸侯王,如《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王奏疏:“两越俱为藩臣”;《汉书·武五子传》载燕王刘旦之命曰:“获奉北藩,亲受明诏”;《哀帝纪》载哀帝为诸侯时的话:“臣幸得继父守藩为诸侯王。”皆可佐证。由此,劉賀以“藩”自称是不恰当的。

其次,在汉臣的奏疏中,诸侯称谓之前一般是不需要加上“南藩”这一类前缀的。考诸史籍,朝臣的上书在标明称谓时,都是官名加臣某的模式。如在《汉书·霍光传》中,在要求废黜劉賀的联合上书中,有四位诸侯,他们联署的名义是:“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全部是侯之后连接臣某这样的称谓,没有前缀。其他可见材料一般也是如此,仅在《汉书·高帝纪下》有一条这样的记载:“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其中,“长安侯臣绾”之前加了太尉的官衔,但考虑到这只是对事件的叙述,而不是上奏的原始文本,列侯上疏时还是应以不加任何前缀为标准。不仅如此,为了简洁起见,在群臣的奏疏中,官称或爵称也只写最为重要者,那种将冗长繁复的官称冠之于名前的作法,为后世所流行,并不符合汉代习惯。所以,我们看到,在废黜劉賀的奏疏中,领衔的丞相杨敞、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都省去了他们的爵称,霍光的领尚书事更是付之阙如。这样,可确定的是,即使“南藩”之称符合礼制,但在奏疏之上,也是不需要将其反映出来的。

而这样一来,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劉賀如此强调南藩,必定有着别样的意义。在他的内心深处,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它反映了在废黜并改封海昏之后,劉賀对自己身份定位的内在态度。倘分而言之,至少需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劉賀对自己號位的最终期盼不是列侯,而是诸侯王;二是这种诸侯王作为“宗藩”身份,应享受本有的礼遇,尤其是宗廟方面所给予的身份认同。

据《汉书·武五子传》,劉賀来到海昏后,对于自己未来的走向与一位名为孙万世者有过交流,孙氏认为,“贺且王豫章,不久为诸侯。”劉賀的回答是:“且然,非所宜言。”从这欲言又止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劉賀对于自己列侯的身份是不满意的,他最终的政治理想是再次封王。还值得一提的是,前已论及,作为列侯的劉賀属于王子侯。但一般来说,王子侯属于旁支所出,嫡嗣继承王位,王子侯则“随王就国”,住在王国都城,[39]寄居于父王羽翼之下。但劉賀不仅是昌邑嫡嗣,还曾袭爵为王,如不是政治原因,他与王子侯序列毫不沾边。而现在,他作为特殊的王子侯,昌邑王国已废,既无法“随王就国”,更为重要的是,据有关学者研究,在西汉的诸侯王都内,可立先帝宗廟。[40]作为堂堂的嫡嗣所出,劉賀失去了在地方上获立宗廟的权力。这不仅是当年皇帝时代的政治之痛,也关联着自己应有的权力,由前已知,劉賀获封海昏时,“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礼。”是有着附加歧视条件的,如果他能由侯而王,这一条或许可以自然破解。这不仅是地位的恢复,也是尊严的获得。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南藩”有着强烈的宗室及宗廟指向。

習漢史者皆知,漢高祖在平定異姓王後,與群臣定下盟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41]自此,除了少數民族政權具有特殊性之外,在王朝內部,爲王者皆爲宗室,也即所謂“宗藩”。[42]他們與號稱“北藩”、“南藩”的匈奴、南越等爲兩種完全不同的藩臣。[43]質言之,他們與漢帝同宗同祖,都是高帝之子孫,所謂“骨肉同姓”。[44]这种获封,其依据在于所谓的“亲亲”之义,作为亲戚骨肉,共同捍卫着汉家天下。事实上,前引《左传》中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即是建立在“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的理念之上的。所以,当劉賀以“藩”自称时,应该就有着“亲亲”的理念在内。但问题是,这种藩臣不仅没有享受到亲戚礼遇,而且被打压排挤。与劉賀有相类境况的,是武帝时代的中山靖王刘胜,《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有一段他与武帝的对话:

 

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

 

丛刘胜愤懑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一个被侮辱、被隔离的亲王形象,武帝为此深受触动,史载:“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有了这段发生在武帝时代的故事作为铺垫,我们有理由相信,“南藩”之称,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藩臣,劉賀颇似当年“东藩”刘胜的再版,而且境遇更为悲惨。尤为重要的是,劉賀称“南藩”之时,宣帝帝位已经稳固,那时在合法性上正强调着接续武帝正统,政治以效法武帝为特点。[45]刘胜在武帝时代,虽因“吏所侵”,而“宗室摈却”,但最终因皇帝的醒悟,命运有了转变,被“加亲亲之恩”,享受了一个宗室应有的待遇和尊严。当此之际,“南藩”之称作为一种政治提示,应该是符合情理的。质言之,宣帝能否效法当年武帝之待“东藩”,是劉賀的政治期盼。

可注意的是,“南藩海昏侯”的称谓不仅发现于奏疏,还出现在酎金之上。酎金,是汉时诸侯于宗廟祭祀时随同酎酒所献的黄金。由前已知,劉賀封侯之时,特别规定:“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礼。”他已被明确排摈在宗廟序列之外,酎金可说是毫无用场。还可注意的是,酎金上的落款为元康三年,这正是获封海昏侯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制造酎金,是希望皇帝不久就会收回成命,还是在金安上奏请之前已经做好,因材料所限,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劉賀希望自己纳入汉家宗廟序列的心情是急迫而真诚的。

总之,在奏疏和宗廟之器上出现的“南藩海昏侯”之名,应体现了劉賀的良苦用心,他无意争夺大宝,只想恢复宗藩的地位,做为刘氏宗亲,这应该是他最大的政治愿景。然而,当这些奏疏和酎金文字湮没于黄泉之下,永伴在劉賀的身旁时,我们所看到的,却只是政治之梦破灭后的绝望与无奈。

 

四、結論

本文认为,由于劉賀“未见命高廟”,致使没有获得充分的皇帝身份,从礼法上来说,他本质上只能是“廢王”而非“废帝”。由此,宗廟问题不仅成为劉賀立废的一大关键,也伴隨著他此后的政治生活。具体说来:

1、宗廟连接宗统与“天命”,作为“继体”之君,要具备最后的合法性,就必须在“受命之君”的宗廟完成最后的身份确认。承接宗统是获得君统的前提和保证,也即“宗廟重于君”。

2、汉代皇帝在身份上“名号”二分,帝位高于帝号,它不仅是成为皇帝的真正标志,也是狭义上的即位,即“即皇帝位”。从汉制来说,这一环节是以“谒高廟”的形式加以完成的。由于劉賀“未见命高廟”,造成了有帝号而无帝位的尴尬局面,这为后来的废黜埋下了隐患。

3、劉賀不能“庙见”,不仅为最后的废黜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是宫省内权力斗争所致,应是霍光集团控制宫省的结果。

4、劉賀先后自号为“嗣子皇帝”和“南藩海昏侯”,这种自号涉及宗廟政治,并与劉賀政治命运的状态和走向密切相关。他废黜前通过称“嗣子皇帝”,以宗廟太牢之礼祭奠父亲,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更有着对于昭帝承统及霍光执政合法性的内在否决,以及与高廟系统相联接的渴盼。再封海昏之后,自称“南藩海昏侯”,则旨在提示汉廷,自己无意于皇位,应有的身份和地位,在宗藩亲王之列。

总之,无论是在传世文獻还是地下文物中,都可以看到劉賀与宗廟政治间隐而若现的关联,它不仅为观察劉賀的立废及最终命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是了解和体会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扇门窗。

 

 

原刊于《人文雜志》2017年第8期,刊發時篇幅有壓縮,此爲原稿。

 

 

 



[] 孙筱:《从“为人后者为之子”谈汉废帝劉賀的立与废》,《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第12頁。

[] 《史記》卷9《呂太後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403407頁。

[] 《史記》卷10《孝文本紀》,第415頁。

[] 王符撰、汪繼培箋校:《潛夫論箋校》卷3《忠貴》,中華書局,1985年,第117

[] 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中華書局,2011年,第1418頁。

[] 如漢文帝自我標榜爲替天下“守財”之人,所以不可妄用財富。《後漢書·翟酺傳》載;“或有譏其(文帝)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哉?’”此外,在財産權問題上,漢代帝室財政與國家財政也是分得很清楚的,如果在政治觀念上認爲,天下都是自己的實有産業,應該不會出現這種狀況。當然,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財政的使用常常會打破界限,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關于這一問題的詳細論述,可參看拙著:《學與政:漢代知識與政治互動關系之考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四章第一節。

[]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诠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8頁。

[]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诠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第162頁。

[] 《漢書》卷93《佞幸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738頁。

[] 東漢還需加上谒世祖劉秀廟。

[11] 《史記·呂太後本紀》:“太子(少帝)即位爲帝,谒高廟。”《孝文本紀》:“辛亥,皇帝(文帝)即阼,谒高廟。”“太子(景帝)即位于高廟。”《汉书·昭帝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廟。”《宣帝紀》:“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廟。”《元帝紀》、《成帝紀》、《哀帝紀》載:“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廟。”《平帝紀》:“中山王(哀帝)即皇帝位,谒高廟。”

[12] 甘懷真:《中國古代皇帝號與日本天皇號》,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诠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46頁。

[13] 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2頁。

[14] 《漢書》卷63《武五子傳》,第2765頁。

[15] []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中華書局,2010年,第221223224頁。

[16] 關于這一問題的相關論述,可參看拙文:《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拙著:《秦漢史探微》,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

[17] 《漢書》卷99中《王莽傳中》,第4113頁。

[18] 郭善兵:《汉代皇帝宗廟祭祖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第30頁。

[19] 廖伯源:《昌邑王廢黜考》,氏著:《秦漢史論叢(增訂本)》,中華書局,2008年,第24頁。

[20] 陳壽著、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1982年,第762頁。

[21] 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82頁。

[22] 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89頁。

[23] 《漢書·外戚傳上·孝昭上官皇後》載:“光欲皇後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绔,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

[24] 宋超:《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劉賀与昌邑臣》,《晋阳学刊》2006年第6期。

[25] 廖伯源:《漢文帝與昌邑王賀之比較》,《縱論海昏——“南昌海昏侯墓發掘暨秦漢區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34頁。

[26] 《漢書》卷68《霍光傳》,第2937頁。

[27] 《漢書》卷63《武五子傳》,第2766頁。

[28] 《漢書》卷63《武五子傳》,第2769頁。

[29] 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續筆》,中華書局,1983年,第19頁。

[30] 《漢書》卷74《丙吉傳》,第3143頁。

[31] 《春秋繁露·精華》曰:“《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者也。”《深察名號》篇則曰:“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 春秋大元,故謹于正名。”

[32] 由传世文獻看,劉賀作为皇家子弟,受过良好教育,老师也多为一代硕儒,而在劉賀墓的陪葬品中,有大量的经籍古书,以及砚台等文化用品,加之还有孔子和弟子画像,看起来他平时不仅爱读书,而且以儒家经书为重点。

[33] 《漢書》卷8《宣帝紀》,第238頁。

[34] 關于這一點,可參看張小峰:《西漢中後期政局演變探微》,第一章第二、第三節。

[35] 關于這一問題,可參看拙文:《海昏侯墓“大劉記印”研究二題》,《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2期。

[36] 张小峰:《李夫人“配食”武帝与昭帝初立时政局》,《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2頁。

[37]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0頁。

[38] 關于這一問題,可參看王子今:《“海昏”名義續考》第五部分“釋‘南藩海昏侯’”,江西師範大學海昏曆史文化研究中心編:《縱論海昏——“南昌海昏侯墓發掘暨秦漢區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9] 關于這一點,可參看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9頁。

[40]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廟刍议》,《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

[41] 《史記》卷9《呂太後本紀》,第400頁。

[42]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爰都彭城,以強淮泗,爲漢宗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