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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度田”史實考論

发布日期:2019-04-10 原文刊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曹金華

    劉秀“度田”,是東漢曆史上的重要事件。因地方官吏“多不平均”,劉秀下令處死、下獄和黜免的郡國守、相達數十人。及“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紛起反抗,劉秀又不擇手段地予以鎮壓,把成千上萬的地主豪右遷徙到“它郡”,從而確保了“度田”的運作,成功地解決了兩漢之際戶口田畝不實的問題,爲“明章之際,號次升平”奠定了必備的基礎和條件。但是,對于這一事件,由于史書“略不見起滅之由”[],後之論者往往臆斷,認爲度田“完全失敗了”,或“不了了之”,並由此得出“向豪強勢力完全屈服”的結論。[]80年代,筆者與孟素卿先生分別著文,對上述結論提出疑義。近年來複有名家,從理論上再加論證,進一步得出度田沒有失敗的結論。[]然綜合諸文分析,仍局限于理論上的探討,原始資料挖掘不深,關鍵性的論據不足,且對史料之理解互有參差。故筆者不揣孤漏,搜求故史異聞,再加考實,企望得出最後的結論。不當之處,敬請賜教。

 

一、诏下州郡“檢核”及出現的問題

 

    劉秀“度田”,始于建武十五年(39年)六月。此時天下剛剛統一,社會經濟在曆經王莽的殘暴統治和十余年的戰亂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廬落丘墟,田疇蕪穢”,到處都呈現出一派蕭條的景象。與之同時,兩漢之際又是豪強勢力大發展的時期。雖然在長期的戰爭中,他們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創傷,但是鑒于社會失馭,天下紛爭,他們往往“起塢壁,繕甲兵”,集結宗族賓客,招納依附流民,組織強大的武裝,以保護其既得利益。因此,“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的問題,顯得相當突出。而這種狀況,對于整頓賦役制度,安定社會秩序,鞏固東漢政權,顯然是不利的。也正由于這樣,劉秀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即注意打擊豪強勢力,釋放奴婢、囚徒,減輕田租賦役,鼓勵流民歸本,和地主豪右爭奪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權。及至建武十五年六月,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劉秀遂“诏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度田”。

    需要說明的是:1.劉秀的“度田”令,在史書中沒有明文記載,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但據上文,其“檢核”的內容基本清楚,實包括土地數額、戶口多少、年紀大小等三項。至于錢谷入出、賦稅多少,當完全依據此三項而定,無須贅言。因爲漢代賦稅徭役之征發,共有田租、刍稿、算賦、口賦、獻、貢和力役七項,與其三者密切相關。2.所謂“度田”,並非盲目地丈量土地和登記戶口,而是在各州郡縣一定程度地掌握了田畝、戶口數字之前提下,進行“檢核”,即檢查、核實。《資治通鑒》卷四十三:“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诏下州郡檢核。”胡氏注曰:“核者,考其實也”,說得非常清楚。否則,建武六年劉秀下诏“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⑥],建武十三年“諸功臣皆增戶邑”[⑦] 等,便不可能實現。3.劉秀诏令“檢核”,當是結合本年度“八月算人”即“案戶比民”同時進行的。《後漢書·皇後紀》:“及光武中興,亞雕爲樸,六宮稱號,唯皇後、貴人。……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雲雲,表明劉秀時已經恢複了西漢時期的“案比”制度。而下述“諸郡各遣使奏事”,當是經過“八月算人”即“檢核”後,向朝廷彙報“檢核”的情況。即《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胡廣所說:“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薄”。這說明“檢核”令,當是六月下達州郡,要求在“八月算人”時一並進行的。

    但是“檢核”令下達以後,州郡官吏卻執行不力。及“度田”結束,各州郡吏向朝廷彙報情況時,劉秀竟發現他的诏令在執行中完全走了樣。對此,《後漢書·劉隆傳》載曰:

    十五年,诏下州郡檢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牍上有書,視之,雲:“颍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爲准。”帝令虎贲將诘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

這段文字,在《後漢紀·光武皇帝紀》、《東觀漢記·劉隆傳》和《資治通鑒》卷四三中皆有記載,大同小異。可知各郡官吏在“檢核”後,皆曾向朝廷彙報其執行情況。而陳留郡吏的書牍,竟暴露出了“度田”中出現的嚴重問題。

    那麽,陳留郡吏爲何接受“郡敕”並采用寫在書牍上的形式,向劉秀彙報呢?“颍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以及“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又各隱含著什麽意思?《資治通鑒》卷四三胡氏注曰:“敕,教也,戒也。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後漢紀·光武皇帝紀》:東海公陽因言曰:“吏受郡敕,欲以墾田相比方耳。”兩相參照其意甚明,所謂“吏受郡敕”,就是郡吏接受郡守的教戒,在彙報檢核情況時,只可參照颍川、弘農二郡之數額,而不可與河南、南陽相提並論。原因就是河南、南陽多“近親”、“近臣”,其土地、人口“不可爲准”。或雲“這兒的‘墾田相方’就是指和過去比較而言,就是指郡守要求上計吏在上報時按過去的數字做計書,避免出入太大,以掩蓋過去度田不實的真相”,“就是指各地長吏在墾田的統計數量上已達成了默契,上計數字和以往不要有大差別,避免引起懷疑,難以繼續優饒豪右”,[]這是沒有根據的。如果是與“過去比較”,“按過去的數字做計書”,又何雲“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又如何騙得過朝廷呢?同時“吏受郡敕”,只是郡吏所受的教戒,亦或郡吏所編造的謊言而已。所謂“颍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雲雲,絕非陳留郡守寫在計書上的。因爲其教戒,完全可以用口頭的形式來囑托郡吏,而不必寫在書牍上。否則豈非等于把度田不實的情況主動向劉秀彙報?再者,此牍與計書也沒有關系,而是一塊單獨的書板。《說文解字》:“牍,書版也”,是爲明證。否則郡吏如何“抵言于長壽街上得之”,難道計書能在長壽街上得之不成?因此,從種種迹象來看,“吏受郡敕”只不過是陳留郡吏的編造而已。其目的就在于把度田不實的情況,婉轉地彙報給朝廷。故高敏先生說,度田中的問題,乃是“由于陳留一個小吏的揭露,才引起光武帝的重視”。[]

    然而不管怎樣,“檢核”中出現的問題,全都暴露出來了。其問題就在于州郡官吏“多不平均”,沒有真正貫徹執行劉秀的“檢核”诏令,從而使“度田”政策變了味,走了樣。不過從具體情形來看,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情況。

    就河南、南陽兩地而論,雖然同是度田不實,但主要問題是不敢度田。因爲河南郡治洛陽,功臣居多;南陽系劉秀故鄉,近親尤衆。有的則既是功臣,又是近親。他們無不占有衆多的土地和人口,“田宅逾制,不可爲准”。因此,在未搞清楚劉秀“度田”的真實意旨之前,這些“帝城““帝鄉”的父母官們,的確是不能不犯嘀咕的。他們既怕處理不當而得罪朝廷,又怕搞不好得罪偌多的“近親”、“近臣”。所以不敢向這些人度田,是自在情理之中的,而度田的結果,也自然是“多不平均”了。後來,河南尹張伋等被因此治罪,就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而對于其它州郡來說,地方官吏雖不象河南、南陽那樣,擔心得罪偌多的“近親”、“近臣”,從而不敢度田,但因朝廷對待“近親”、“近臣”的態度不夠明朗,其本身又多是地方豪強,再加上他們與地方豪右千絲萬縷的聯系,便自然而然地導致了“多不平均”的嚴重後果。即對于地方豪右多予以“優饒”,使其大量隱瞞土地和戶口的數額;而對于下層平民百姓,則橫加“侵刻”,以使賦稅徭役的負擔轉嫁到他們頭上。于是“百姓嗟怨,遮道號呼”的情形,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然而不管怎樣,“度田”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其問題出在州郡官吏身上。而最關鍵的問題,則在于對朝廷“檢核”的態度存有疑義。因此,對于這些問題,劉秀便不能不采取相應的措施去解決了。

 

二、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那麽,針對上述問題,劉秀又該采取怎樣的對策呢?是進一步對那些“近親”、“近臣”予以優寵,還是對“多不平均”的州郡官吏加以懲罰,這自然是擺在劉秀面前的重要問題。然而嚴酷的現實告訴他,只能取其後者。就那些“近親”、“近臣”而言,其在劉秀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的確立下了汗馬功勞,劉秀也理應考慮其實際利益。也正因爲這樣,劉秀把他們封爲王、侯,“大國四縣,余各有差”,無不給予優厚的安排。但是,劉秀也反複強調,要他們“人情得足”,“如臨深淵,如屦薄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告戒他們要遵紀守法。[11]而與之同時,“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12],劉秀要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就不能不盡力地爭取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權,以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這些“近親”、“近臣”就理應在既得利益的條件下,向國家提供自己的義務。因此,他絕不能容忍這些人和地方豪右的“田宅逾制”,更無法容忍州郡官吏“多不平均”的做法。于是當他了解到“檢核”中出現的問題時,遂即下達了有關“度田”的第二道诏令:“遣谒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13]

    劉秀诏令“考實”之後,到當年十一月,其所派出的谒者,便首先在前汝南太守、時任大司徒的歐陽歙頭上開了一刀。並在同年年底,不顧其“學爲儒宗,八世博士”的老儒身份,以及“諸生守阙爲歙求哀者千余人”的壓力,果斷地將他下獄處死。[14]

    劉秀诏令“考實”之後,不僅歐陽歙之類被下獄處死,而且隨著“考實”的深入,一大批“度田”不實的官吏,也被不斷“考實”出來。及至建武十六年九月,這些官吏,都被劉秀下獄治罪。對此,《後漢書·光武帝紀》雲:

        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張及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

關于此事,《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後漢書·五行志》和《資治通鑒》卷四三均有記載。而除《後漢紀·光武皇帝紀》雲:“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墾田不實下獄死者十余人”,即其中也有“刺史”之外,其它皆雲“諸郡守十余人”。而除河南尹張伋之外,其他均無名姓記載。然據“诏下州郡檢核”,“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以及“考實二千石長吏”等情形來看,被治罪者應有刺史(州牧)。

    除此之外,對于某些功勞較大犯罪較輕予以刑、免、左轉的官吏,史書中也有一些記載:

《後漢書·劉隆傳》:“十一年,守南郡太守……十五年,诏下州郡檢核其事……明年,隆坐征下獄,其疇輩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

        《後漢書·隗囂傳》:王元“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後漢書·鮑永傳》:“(永)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不實,被征,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臯,诏書逆拜爲兖州牧,便道之官”。注引《東觀記》诏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雪,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兖州牧。”

        《後漢書·儒林傳》:牟長“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

  《後漢書·酷吏傳》:李章“出爲琅邪太守。……後坐度人田不實征,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余免刑歸。複征,會病卒。”

    此外,建武十六年許,不知何故離任或左遷的牧守還有:鮑永逆拜州牧之前的兖州州牧,趙熹的前任平原太守,伏恭的前任常山太守,時任揚州牧的樊晔等等。這些人都可能與被“考實”有關。[15]另外,劉秀于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16],將其秩祿由二千石降爲六百石,也不啻一次沈重的打擊。

    根據上述情形,我們可以看出:1.在被治罪的地方官吏中,即有“帝城”的河南尹張伋、“帝鄉”的近親功臣劉隆,也有劉秀之子東海公劉陽的國相鮑永、東平公劉蒼的國相王元。這說明對于“帝城”、“帝鄉”及“近臣”、“近親”的“考實”,是相當嚴格的。其它地區,猶當如此。2.從範圍上來看,所涉及的地域尤廣。其中包括荊州之南郡,豫州之汝南,兖州之東平,徐州之東海、琅邪,司隸之河南、河內,等等。而據下述民變事件“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則此四州尤當嚴重。3.從人數來看,因“度田”不實被處死的郡太守達十余人,被下獄、黜免和左遷的郡守、國相以及州牧等,也所在多有,再加上以“贓罪”等被處死或刑、免的官吏,至少也有數十人。至于將所有州牧都降級處理,更不啻一次沈重的打擊。以至度田之後,劉秀本人也不能不感到過分,從容對虎贲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當然,劉秀這樣說,只不過是他行使“柔道”的慣用手法而已。故當馬援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時,他不禁“大笑”起來。[17]這說明其“度田”的態度是多麽堅決了。

 

三、平息大規模的民變事件

    劉秀下诏“考實”之後,不少州郡官吏被先後治罪,而那些未被下獄者,也不免緊張起來。至于被治罪官員的繼任者,自然更不敢掉以輕心、胡作非爲。故當建武十六年八月的“案戶比民”即“檢核”工作再次進行時,他們再不敢隨意玩弄“優饒”、“侵刻”的那套把戲,而是一改“多不平均”的做法,紛紛板起面孔來。然而,這種做法,卻又導致了新的問題,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對此,《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東觀記》曰:

    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並度廬屋裏落,聚人遮道啼呼。

此條史料,範晔系于建武十六年九月河南尹張伋等被殺條下,顯具惠眼。[18] 

    從“聚人田中”的情形來看,州郡官吏的態度是十分認真的。因爲“案比”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核實其姓名、年齡與特征,即如唐人李賢注曰:“案驗以比之,猶今之貌閱也” [19],故檢核戶口時需要“聚人田中”。同時,這種做法也利于指認土地之歸屬和丈量其田畝。但是“並度廬屋裏落”,就不免太過分了,因爲這與“檢核”墾田沒有關系,也非屬國家賦稅征收的範圍。因此不久,一場大規模的民變事件,便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了。對此,《後漢書·光武帝紀》在記載張伋等“皆下獄死”後接著說:“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複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民變事件之所以此時形成氣侯,當主要由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地方官吏“不務實核”,引起“聚人遮道啼呼”,因而阻力甚大,進行緩慢。即在八月“案比”之時,尚未完成“檢核”任務。二是河南尹張伋等被集中治罪。劉秀之所以在此時殺掉張伋等,目的本在于表示決心,以促使“檢核”工作的順利完成。但是,張伋等地方官吏,本與地方豪強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代表著豪強地主的利益。劉秀殺掉他們,就意味著對豪強大姓的打擊,這自然激起了地方豪右的憤怨。再加上天下剛剛統一,“起塢壁,繕甲兵”的狀況尚未改觀,他們仍具叛亂的基礎和條件。于是民變事件便就此形成了。

    此次變亂,起主導作用的是“郡國大姓及兵長”。所謂郡國大姓,就是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強。他們既具雄厚的經濟基礎,更有衆多的宗族、賓客、部曲和依附民。既有一定的武裝勢力,又有一定的政治影響。所謂“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20] 就是指的這部分人。至于“兵長”,則或爲舊割據勢力的殘存代表人物,或爲郡縣執掌兵權的地主豪右,同樣是稱霸一方的豪強勢力。他們“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一有風吹草動,往往“昌熾縱橫”。史稱“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蓋以爲此也。[21]至于“群盜”,固然是指下層貧民,他們早在州郡“檢核”時,即曾不斷受到“侵刻”,以至“百姓嗟怨,遮道號呼”,及至“並度廬屋裏落”,更引起了他們的極大憤懑。他們在豪強大姓及兵長的煽動、誘惑下,無不卷入“攻劫”的洪流,紛紛起來進行反抗。尤其是青、徐、幽、冀一帶,由于“民稠土狹,不足相供”,人民生活最爲困苦,而豪強勢力異常強大,加上曾爲張步、董憲、王郎、彭寵和張豐等割據勢力的舊巢,故“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反對“度田”最爲強烈。

    與之同時,南方各地也出現了很大騷亂,給朝廷帶來了很大威協。建武十五年,因交趾太守蘇定等“張眼視錢,牒目討賊” [22],引起了麋泠貴族征側、征貳姊妹的暴動。及至次年,“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麋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23]與之同時,在今安徽一帶,李廣領導的農民起義,也鬧騰得非常厲害。《後漢書·馬援傳》載:“初,卷人維汜,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闵,自稱‘南嶽大師’。遣谒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複爲廣所敗。”這兩件事,是否與劉秀的“度田”有關,缺乏證據。但從征側建立政權後,實施“民二歲調賦”[24]的政策,以及與李廣之舉兵規模來看,至少可以說都有其滋生的社會條件和土壤。他們與民變事件相互作用,無疑對東漢政權帶來了重大影響。

    面對這種情況,劉秀認真分析了形勢,認識到此事若處理不當,不僅“度田”難以成功,賦役制度得不到整頓,而且還會適得其反,使初建的東漢政權重新受到嚴重威協。因此,爲迅速平息民變事件,劉秀旋即下令,釋除“沈命法”的制約,采用武裝平叛和分化瓦解相結合的方式予以鎮壓。對此,《後漢書·光武帝紀》雲:

    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

由此可見,針對民變事件,劉秀采取了武裝鎮壓和分化瓦解的兩種方式,一方面派遣使者下到郡國,傳達朝廷命令,讓“群盜自相糾擿”,以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的方式,加速“群盜”的內部瓦解。另一方面,則诏除“沈命法”的束縛,對“逗留回避故縱”與懼“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以及“畏愞捐城委守”的官吏,皆摒棄前嫌,“不以爲負”,只以“獲賊多少”爲條件,讓他們立即進行鎮壓。此種方式,趙翼稱之爲“前事之師”[25],王夫之稱爲“不易之良法”[26],真可謂不擇手段了。然自“聽群盜自相糾擿”來看,此法只是“诏許”[27]而已,而絕非劉秀本人所創。至于朝廷爲何如此寬容地對待這些官吏,一是形勢迫使他不得不然,二是這些人“度田”認真,與張伋等性質不同,自然不能同日而語。

    劉秀下達诏令之後,各地官吏如釋重負,紛紛起來進行鎮壓。與之同時,劉秀又派張宗等“督諸郡兵討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 [28]民變事件迅速平息。

    民變事件平息之後,劉秀又采取“徙其魁帥于它郡,賦田受禀,使安生業”[29]的方式,對“豪強大姓及兵長”予以沈重的打擊。對此,《後漢書·趙熹傳》載:建武十六年末,熹遷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余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颍川、陳留。于是擢舉義行,誅鋤奸惡。”據此可見,劉秀在鎮壓了民變事件後,確曾實行了“徙其魁帥于它郡”的政策。而從平原一郡遷徙者達“數千人”的情況看,當時各郡所遷徙的人數衆多,其打擊的力度也是相當沈重的。東漢中後期徙豪少見,與此有著密切關系。

    但是,對于劉秀徙豪一事,史界的評價卻頗多微詞。究其原因,就在于“賦田受禀,使安生業”之八字。他們認爲,劉秀對這些帶頭鬧事的“魁帥”,不但“不予處罰”,還反而“賦田受禀,使安生業”,這豈非一種“妥協政策”,豈非給予“妥善的”、“優厚的”安排?于是遂得出向地主豪右“讓步”、“妥協”以及度田“失敗”的結論。[30]這是很不客觀的。因爲這些“魁帥”都是地方上的豪強大姓,或武斷于鄉曲的割據勢力,而在古代交通條件的限制下,將他們遷徙到其他地方,就等于剝奪了所有財産,剝奪了在地方上的一切權力和影響。否則,對于這些田連阡陌、資財盈積的地主豪右,又何須“賦田受禀,使安生業”呢?衆所周知,在秦漢時代,統治者爲限制土地兼並以達“強幹弱枝”的政治目的,把豪強權右、富商大賈等兼並之家遷徙到其他一些地方,是屢見不鮮的。而曆代政論家無不認爲是對他們重大的打擊,是即可“外銷奸猾”,“不誅而害除”,[31]又可“衰弱諸侯”,“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32]的好辦法。也正因爲這樣,當時的地主豪右、富商大賈,無不視遷徙以爲畏途。對此,王符在《潛夫論》中指出:“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以至有些人“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狐死首丘”。[33]那麽,既然如此,劉秀又爲何“賦田受禀,使安生業”,而不是予以殺戮呢?把他們殺掉不是更沈重的打擊嗎?這是因爲此種做法,一是承繼前朝之傳統辦法而已,並非劉秀獨創。如高祖劉邦時,“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昭帝時,“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宣帝時,“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平帝時徙江湖賊帥成重于雲陽,“賜公田宅”等等,都是如此[34]。不過這種做法,只是“使安生業”,予以自食其力的生活條件,以避免不安定的社會因素而已。二是采用殺戮的辦法並不策略。因爲此種辦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而對于他們的家屬、宗族、部曲、賓客,則毫無觸動,反而還會帶來更加不安定的因素。此外,“民之于徙,甚于伏法”,運用舉家遷徙的方式,也是對他們更加沈重的打擊。

    總之,此次民變事件,劉秀是采取了有效措施予以平息的。而且在其過程中,對豪強大姓也給予了一次沈重的打擊。也正因爲這樣,“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35],出現了一派太平的景象,爲明章之際“號次升平”,奠定了必備的基礎和條件。

 

四、度田的終結──“更正”與“坐租”

    上文已述,劉秀平息了大規模的民變事件,主要是采用武裝鎮壓和分化瓦解相結合的方式,而事實證明,這種方式也的確是相當奏效的。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劉秀僅僅靠這種辦法,而不是對那些被“並度廬屋裏落”的豪民百姓予以更正其戶口田畝,就能草草地了結了嗎?就能如此迅速地出現“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局面了嗎?劉秀殺了那麽多的州郡官吏,度田的態度如此堅決,就能到此結束了嗎?也就是說,劉秀在平息民變事件的過程中,是否又采取了其他什麽措施,才使民變事件迅速平息,才結束了“度田”的呢?

    然而對此,史籍卻並未給我們留下圓滿的答案。除了《後漢書·光武帝紀》在論述了民變事件平息後“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之寥寥數字外,《太平禦覽》、《藝文類聚》及《初學記》等類書所引《東觀漢記》,以及諸家《後漢書》的輯佚中,均未留下任何的評價。于是,幾乎所有的通史著作,無不作出這樣的推斷:劉秀在解決土地問題上,“完全失敗了”,或“不了了之”,或“隨即下诏停止檢田,向豪強地主讓步”[36]。近期論者也只能從當時“案比”制度的實行等方面,論證其相反的結論,而始終缺乏有力的證據。

    然而盡管如此,浩如煙海的史市蜃樓,畢竟還是映現出了些微的蛛絲馬迹。

    首先,“隨即下诏停止檢田”的說法,在史書中絕對找不到任何證據,只不過是論者的主觀臆斷而已。故而無須多加贅述。

    其次,“度田”並沒有“不了了之”,而是采取“遣谒者爲更正”的辦法,對“聚人田中,並度廬屋裏落”所造成的後果,皆予以“更正”,然後才結束“度田”的。對此,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四“後漢書間有疏漏處”條中,即曾作過明見的分析,指出: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于是更相追捕,並解散。按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安平,豈肯又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張及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按《刘隆传》,天下户口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见陈留吏牍有云:……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守令等十余人皆死。据此则十六年之民变,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其解散,也必非令盗贼自相捕斩遂能净尽,盖因守令皆以检核不实坐死。遣谒者为更正,然后解散耳。而范《书》略不见起灭之由。

據此分析,劉秀在鎮壓民變事件的過程中,並未不了了之,而是“遣谒者爲更正”,即對于地方官吏“並度廬屋裏落”所造成的某些問題據實“更正”,然後才使民變事件平息下來的。雖然趙氏在此只是一種推斷,但是這個推斷,卻是合乎邏輯、很有見地的。因爲劉秀僅僅靠武裝鎮壓,而不是對“並度廬屋裏落”所造成的問題予以更正,這樣規模的民變事件,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迅速平息下去的。而從劉秀“度田”的態度來看,不達到他的目的,則是絕對不會善罷甘休的。否則,這偌多的二千石官吏,不是白白被殺掉了嗎?這和劉秀自始至終的堅決態度,不是完全相抵牾嗎?與此同時,劉秀先曾“遣谒者考實”,複又“遣使者下郡國”,在其過程中,也完全可能下令采取予以“更正”的辦法,並結合武裝鎮壓和分化瓦解的方式,來平息叛亂的。而事實上,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困難。只要下令取消了“廬屋裏落”的計算,或說明該部分不征收田租、賦稅,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在當時采取了“更正”的辦法,當是完全可能的。否則,如此大規模的民變事件,是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平息下去的。故翦伯贊先生談及此事,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次變亂之平息“是由于後來政府派出的‘谒者’,代爲更正,然後叛亂才解散”[37]的。

    再者,最重要的是,《後漢書·五行志》的有關記載,爲我們提供了鐵的事實依據,也爲趙翼的判斷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此載之如下曰: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胃九度。胃爲禀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谷爲言,故示象。

這條史料,彌足珍貴。雖然從表面上看,說的是五行災異,但在實際上卻恰恰爲我們提供了一條信息,反映出了劉秀“度田”的直接後果。因爲從時間上來看,“坐租”事件是“新”的,是建武十七年二月前剛剛發生的。從範圍上來說,“坐租”是在“諸郡”發生的,其範圍是相當廣泛的。而從後果來看,“度田”是以“諸郡”“坐租”,即對于那些原先隱瞞了戶口田畝,曆經州郡牧守的“優饒”“侵刻”,後來又被“聚人田中,並度廬屋裏落”,最後複被谒者“更正”之結局結束的。這些人在被“更正”之後,不僅要按其實數從此向國家繳納賦稅,負擔徭役,而且還要補交由于“優饒”而少向國家繳納的租稅。所以才出現了“坐租”的事件。否則,在建武十七年前後,我們再難找出因其他事件而導致“諸郡坐租”的因由,更無法理解“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這一事象的出現。而只能說明,劉秀在平息民變事件的過程中,確曾采取了“遣谒者爲更正”或類似的方式,校定了編戶的戶口田畝,然後迫使被“優饒”者補交了少交的租稅,退回了因“侵刻”和“並度廬屋裏落”多交的租稅,才結束度田的。當然,那些帶頭鬧事的“魁帥”,都被遷徙到其他地區,其土地和財産全被沒收,就更應該說是“坐租”了。這表明劉秀的“度田”,決不是“完全失敗了”或“不了了之”,而是經曆了一個極其曲折複雜的過程,最後終于取得了成功的。否則,又怎能迅速出現“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太平景象呢?

    再次,我們從“度田”之後“案比”制度的正常運行和時人的評述中,也可窺見其一斑的。《後漢書·江革傳》雲:“(革)建武末年,與母歸鄉裏。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動搖,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這說明在“度田”之後,國家的“案比”制度已經進入了正常的軌道,所以才出現了這種情況。班固在《漢書·刑法志》中言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于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後漢書·酷吏傳》雲:“漢承戰國余烈,多豪猾之民。其並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闾裏……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于前世省矣。”這種局面的出現,顯然是與“度田”以及對豪強地主的沈重打擊分不開的。而這裏的“政在抑強扶弱”,主要就是“指‘度田’、檢籍鬥爭而言”[38]。如果劉秀的“度田”不了了之,又如何能出現這種局面呢?

    此外,魏晉南北朝距此不遠,我們從時人對“度田”事件的評述,也可窺見其一斑。如《晉書·傅玄傳》載泰始四年(268年)玄“上便宜五事”于晉武帝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征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審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晉書·慕容皝傳》載封裕谏慕容皝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于百姓……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征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北史·李彪傳》載彪“上封事七條”于魏孝文帝曰:“《記》雲: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尤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如此。”如果說劉秀的“度田”果真失敗了,白白地殺了那麽多的二千石官吏,他們又如何會作爲曆史的經驗,建議朝廷“宜審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又憑什麽說因此而帶來了“明章之際,號次升平”的局面呢?

 


[①][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四“後漢書間有疏漏處”條。中華書局,2013年,第83頁。

[②] 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9頁;林劍鳴:《秦漢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6頁。

[③] 曹金華:《试论刘秀“度田”》,《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曹金華:《刘秀“度田”中民变事件的镇压方式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孟素卿:《談談東漢初年的度田騷動》,《秦漢史論叢》第3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高敏:《“度田”鬥爭與光武中興》,《南都學壇》1996年第1期;臧知非:《劉秀“度田”新探》,《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④] 《後漢書》卷二二《劉隆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780頁。

[⑤]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66頁。

[⑥]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50頁。

[⑦] 《後漢書》卷一六《鄧禹傳》第605頁。

[⑧] 按“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刺史”之稱誤。《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李賢注雲:“建武元年複置牧,今改置刺史”。此書“刺史”,蓋以原稱初改,範氏與“牧守”混稱耳。

[⑨] 參見上揭臧文。

[⑩]  參見上揭高文。

[11]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26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42頁。

[13] 《資治通鑒》卷四三《漢紀·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中華書局,1956年,第1387頁。

[14] 《後漢書》卷七九《儒林傳上》,第2556頁。

[15]《後漢書·趙熹傳》:“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余黨當坐者數千人。”據其傳所載趙王良事,及《後漢書·趙王良傳》、《後漢書·光武帝紀》推之,熹在建武十六年末爲平原太守。又《後漢書·儒林傳·伏恭傳》:“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遷常山太守。”《後漢書·酷吏傳·樊晔傳》:“建武初,征爲侍禦史,遷河東都尉,……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坐法左轉轵長。”按《歐陽歙傳》,歙建武六年由揚州牧拜汝南太守,晔爲州牧十余年,當在建武十六年許“坐法”。

[16]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70頁。

[17] 《資治通鑒》卷四三。按上揭高文稱此“爲我們保存了一則很有價值的史料”,其它史書找不到記載,“唯獨《通鑒》保存之,實爲可貴”。按《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卷第七建武十六年條:“上從容問虎贲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複生。’上大笑。”則不獨《通鑒》載之也。

[18] 按《東觀漢記·世祖光武皇帝紀》據聚珍本載爲十五年诏。《通鑒》卷四三沿襲此說,並將此條載入“諸郡各遣使奏事”之前,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並爲一起,顯誤。因既“優饒豪右”,便不會導致“郡國大姓及兵長”“處處並起”之結果。蓋因建武十六年秋,刺史太守“聚人田中,並度廬屋裏落”,方引起大規模之民變事件耳。

[19] 《後漢書》卷三九《江革傳》注引,第1302頁。

[20]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中華書局,1962年,第1137頁。

[21] 《後漢書·五行三》注引《東觀書》杜林語,第3307頁。

[22] 《太平禦覽》卷491引《東觀漢記》。

[23]  《資治通鑒》卷四三《漢紀·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第1388頁。

 

[24][北魏]郦道元著,陳橋驿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三七《葉榆河》,中華書局,2007年,第860頁。

[25]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卷三“兩帝捕盜法不同”條,中華書局,2013年,第58頁。

[26] 《讀通鑒論》卷六,中華書局,1975年,第151頁。

[27] 《綱鑒易知錄》:“秋九月,群盜起;冬十月,诏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28]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67頁。

[29]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67頁。

[30] 參見郭沫若《中國史稿》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張傳玺:《中國古代史綱》,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31] 《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偃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2961頁。

[32] 《漢書》卷七〇《陳湯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024頁。

[33] [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彭铎校正:《潛夫論》卷五《實邊》。中華書局,1985年,第282頁。

[34] 《漢書》之《高帝紀》、《昭帝紀》、《宣帝紀》、《平帝紀》。

[35]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67頁。

[36] 參見上揭《中國史稿》第二冊,第287頁。

[37] 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378頁。

[38] 高敏:《“度田”鬥爭與光武中興》,《南都學壇》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