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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濟之間——東方朔的地域文化背景

发布日期:2019-04-10 原文刊于:《华中国学》(第九卷)
史黨社

東方朔的曆史定位

東方朔(前161—?)字曼倩,西汉平原县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镇)人。先秦以来的河、济,连同江、淮,都是非常有名大河,在文獻中经常被提到。历史时期黄河下游的流向曾长期与今相异,是在今天的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入了渤海的,而不是后世的黄海。东汉初年黄河才稍稍向南摆动,把平原县抛于其北。济水在黄河之南,也是贯穿魏、宋、齐的大河,并与黄河一同入了渤海。河济之间自古是文化繁盛之地,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西汉才子东方朔的故乡。

作爲一個曆史名人,要給他以正確的曆史定位,首要的問題是確立他的真實形象。從整體言行來看,東方朔是一個標准的儒者即知識人,只是比其有些儒者的迂腐空疏,性格中多了機靈、诙諧和善變的特點。這裏的“儒者”,並非單指儒家學者,而是讀書人、知識人的意思。讀詩書者,不一定非得儒家,而是各等身份的人都有的[1]。從記載東方朔事迹最爲集中的《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來看,東方朔是具有一般知識人所具有的基本素養的。據《漢書》東方朔本《傳》記載,武帝初即位,招天下文武之士,東方朔在他的自薦書中說到:

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钲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

按這些話或有誇大,也可能有附會朝廷舉賢方向的嫌疑,但由被擢進後的曆史表現來說,東方朔自是有真才實學“文學”之士,並非“水貨”,他的自我陳述,基本事實應該是成立的。東方朔的個人素養,是文武兼備的,又有口才。因爲多才,所以曆史上才演變出多面的東方朔形象,傅斯年先生幹脆把他與淮南王一樣,歸于雜家。對于東方朔的定位,我們可以描述爲:形象如儒而學問屬雜家,這樣或許才是准確的。

本傳所記東方朔事迹,並非一味地爲了升遷的機智善變,也有反擴上林苑、罷董偃,以及反對侈糜趨末的“直言切谏”而“上常用之”等正面之舉,反映了一個儒者、一個知識人的道德良知。如果從時下的角度去看,這正是我們需要繼承發揚的“正能量”。

再從東方朔所上書以及其他處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東方朔的性格,自負、好自誇,此即如上武帝書之特征,“文辭不遜,高自稱譽”。本《傳》對他的性格又有“多端”、喜歡“不根持論”的評價,總的看來是聰明而多詭計,善于狡辯和應對。深究這個性格,除了天生的資質之外,自然有個人素養的高下,還有上述“文學”修養,給他提供了聰明機智、善于應對的的資本。

東方朔儒者的本質,注定了他的行爲,如同大多數身懷家國的知識分子一樣,利天下者多而害少,在西漢曆史上,發揮的多是正面、積極的曆史作用,是一個基本可以肯定的曆史人物。人是文化的産物,素養、性格與行爲都是一定文化傳統的反映,下文所要簡單分析的,就是儒者東方朔與生俱來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土壤。

東方朔的地域文化背景

齊魯故地,魯在南而齊在北,文化發達,學術繁盛,從先秦到秦漢,這裏培育了世代的知識人,這集中體現在諸子學的發達,從東方朔言行中可以看出,他充分吸收了齊地學術的精華,甚至是兵學的部分。

談到先秦、秦漢學術,人們經常以人或學派劃分,如《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和《漢書·藝文志》,實際上,本階段的學術還有明顯的地域特征[2]

先秦學術,以戰國爲頂峰,戰國中晚期的“百家爭鳴”正是戰國學術最盛的時代。戰國學術的興衰,與國力盛衰相始終,故齊學術之盛,就在戰國中晚期的威、宣、之時。此时的齐国,学生昌盛,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 “稷下学宫”的存在。稷下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自驺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田完世家》也記載: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

稷下學術兼容並包,許多人都是“國際學者”。若按人分,屬于齊國本土的學者有淳于髡、尹文、彭蒙、田骈、季真、王鬥、顔斶、鄒衍、鄒奭、田巴、魯仲連、籲子等,還有其他國家的如孟轲(鄒)、宋钘(宋)、接子(鄒?)、荀況(趙),還有慎到(趙)、環淵(楚)、兒說(宋)等地[3]。按學派則有儒、墨、道、法、名、陰陽等等。按著作分,《漢志》所記則有《太公》、《管子》(二者都列在道家)、《晏子》(列在儒家),內容主要是政論一類;還有兵學的《吳孫子兵法》、《孫膑兵法》、《司馬法》、《太公兵》等。

雖然經過該朝換代以及多半個多世紀的時光,齊地還是保存有濃厚的戰國學術根底。戰國學術,主要有儒、墨、名、法、道、陰陽等學,兵學則是諸家都所涉及的。墨學至于漢已經式微,但以稷下學爲代表的齊地學術,還爲漢代學術留下豐厚的遺産,其中又以陰陽、黃老(道)、儒幾家,包括兵學爲最爲流行,東方朔自然從中吸取了大量的營養。如本《傳》記載東方朔“十九學孫吳兵法”,就是繼承的戰國學術的特色。具體說來,齊地文化和學術影響到東方朔的,有以下幾個可以明確觀察到的方面。

是多文辭,此與楚相類似。與此相聯系的是口辯之風,又與魏相似。

多文辭的特點,從東方朔的身上表現得極爲充分,他也因此被尊爲許多行當的鼻祖。武帝曾經因爲東方朔“口諧辭給”,乃“好作問之”,即向他提問。本《傳》記載武帝曾問東方朔:“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東方朔是如此回答的: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谕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鹹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禦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于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後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顔闵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胪,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仆,延陵季子爲水衡,百裏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産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

東方朔的回答風趣而诙諧,又暗含諷谏。

東方朔好辯論,本《傳》記載他“指意放蕩,頗複诙諧”,可能因爲對自己的文采很是自負,東方朔曾設客難己”,這是十分異于常人之處。在這些設難與應對之中,東方朔的文采又得到了充分體現。其中以非有先生設難的兩篇,被本《傳》作者褒賞:

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齊地學術,多名家辯士,這些人多是賓客,如齊名家尹文,與趙公孫龍屬于一派。又有齊辯士田巴,《史記》之《正義》引《魯仲連子》雲:“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上文已言,口辯之風,齊與魏最盛。魏以改革較早,在戰國早期的文侯時代,便有“西河之學”,齊則有稷下。稷下學宮就是不同學派人論辯之處,所關心的有天人、世界本原、名實、性之善惡、德治法制、本事末事、用兵寢兵、王霸之辯等諸多方面。[4]可以想象,稷下學者的許多思想就是這樣辯論得來的。這樣的遺風,顯然被漢所繼承,其中就包括東方朔。

二是政論。齊地文化與學術,有關政論的,代表性的爲産生于戰國晚期-漢前期的《管子》、《晏子》。學者們認爲,在稷下存在著一個管子學派,其政論的核心,是以法家政治思想爲主線、以變法圖強爲目的的[5]。《晏子春秋》托于晏子,體裁接近曆史小說,論政爲其主要內容[6]。政論是經世致用的,往往對現實有感而發的,身處皇帝之側、具有天下思想的東方朔,自然脫離不了這一系的學問。在東方朔《傳》中,東方朔論政的內容隨處可見,例如東方朔谏武帝擴建上林苑道: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骛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

夫殷作九巿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台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朔所上此書,其實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政論文章,其他在本《傳》中的政論,已不煩備舉。東方朔的政論,表現了一個知識人對現實的強烈關心,往往多是一些深邃的思考,並非單單賣弄文辭。

三是兵學。齊國有悠久的兵學傳統,人傑地靈、名將與軍事家輩出,例如姜太公、司馬穰苴、孫膑、田單等等[7]。我們知道,戰國後期,列國最爲流行的學問,是法家以及兵家之學,一如《韓非子·五蠹》所記載的那樣,“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齊國也不例外,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了漢。1972年發現的武帝初年的臨沂銀雀山漢簡中,《漢志》所說的兵學四種——權謀(《齊孫子》即現在俗稱的《孫膑兵法》、《漢志》列在儒家稱《周史六弢》的《六韬》的部分篇章)、形勢(《兵令》上下)、陰陽(《地典》、《三十時等》等)、技巧(《守法》、《守令》等)著作,都有所發現[8]。如果再加上傳世《吳孫子兵法》(俗稱《孫子兵法》)、《司馬法》(《漢志》屬禮類,稱《軍禮司馬法》)、《太公兵》(列在道家)、《齊孫子》(俗稱《孫膑兵法》,屬兵權謀)、《管子》中的《七法》、《兵法》、《地圖》、《參患》、《制分》、《九變》等兵家篇章,可知齊不但是兵學的流行地,而且也是“出産”地。傅斯年先生早年總結齊諸子學術的特征,其中並無兵學,李零先生則明確指出此點,並有“齊國兵學甲天下”的論點[9]。先秦兵學最盛的是齊、魏兩國。談兵的風氣,在齊地的傳揚,曆時悠久。東方朔所研習的“孫吳兵法”,其中前者就是齊人作品《孫子兵法》,後者即《漢志》中列于兵權謀家的《吳起》,先秦、秦漢也是齊地流行的兵書。

結語

後人所看到的多面的東方朔,本質還是一個具有廣泛學識、文武兼備的儒者,即一個具備固有道德的知識分子。他的學問、素養、機智善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齊地文化學術的豐厚土壤的。

故齊地的文化與學術,雖然由于改朝換代以及不同時期文化政策的改變,表現出不同的特色,但從先秦到秦漢,一直是那麽的不絕如縷,並表現出一些一以貫之的特色。才子東方朔,就是這個綿綿瓜瓞上的耀眼碩果。由東方朔其人,我們可以反窺齊地的文化傳統,此時,東方朔所具有的重要的“標本”價值,正是我們研究東方朔的當代意義所在。

 



[1] 傅斯年:《戰國子家敘論》,《史學方法導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77114頁。

[2] 如傅斯年:《戰國子家敘論》;蒙文通:《周秦學術流派的試探》,《光明日報》19617243版;李零:《先秦諸子的思想地圖——讀錢穆〈先秦諸子系年〉》,《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第78111頁。

[3] 劉蔚华、苗润田:《齐国学术思想史》,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97225頁;李零:《先秦諸子的思想地圖》。

[4] 張秉楠:《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5] 胡家聰:《管子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6] 高亨:《〈晏子春秋〉的寫作年代》,《文學遺産》(增刊)第8輯,1961年。

[7] 徐勇:《齊國軍事史》,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63122頁。

[8]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另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

[9] 李零:《齊國兵學甲天下》,《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