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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霾或“霾霧”探微

发布日期:2019-04-10 原文刊于:《秦汉史论丛》第十四辑
晉文

 

 

  要:漢代的霾或“霾霧”較多,但直接被稱爲“霾”的記載很少。見諸正史記載的,僅有《後漢書》一例,主要是因爲漢代對霾本有“蒙”或“蒙氣”這一內容更爲廣泛的專用名詞。不僅如此,兩《漢書》常見的“陰霧”、“黃霧”、“天氣混濁”、“霧氣白濁”等,也應該都是霾或“霾霧”的情形。漢代是農業社會,生態環境遠比今天要好,但也仍有較多霾的記錄,可見霾的出現並不能歸咎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環境汙染。霾的出現有一定規律,也是一種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自然災害。至于如何治霾,在天人感應的理論倡導下,漢朝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舉賢任能、貶黜奸佞和貪腐,實際沒有也不可能對防治和減輕霾的災害起到作用。

    關鍵詞:漢代;霾;蒙氣;天人感應;自然災害

 

在中國古代,霾是一種比較常見的自然現象。僅就漢代史書而言,關于霾的記載便不一而足。但由于當時的科學認識水平不高,特別是天人感應的神秘解釋,人們對霾的出現往往會産生很大的恐慌。史載建始元年(前32年)四月,因爲出現了特別嚴重的黃霾天氣,朝野震恐,成帝爲勸阻大將軍王鳳辭職,即自責說:“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缪,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

漢代的霾或“霾霧”較多,但直接被稱爲“霾”的記載很少。《後漢書》卷三〇下《郎顗傳》載,順帝陽嘉二年(133年)正月,因“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名士郎顗在舉薦黃瓊、李固的上書中建議:

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翻檢兩《漢書》可知,這是直接提到“霾”或“霾霧”的惟一記載。盡管郎顗的說法是漢代典型的災異理論,即依據天人感應要求皇帝應舉賢任能,但所說“霾霧蔽日”的情形卻應是當時的客觀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霾霧蔽日”的緣由是“常有蒙氣”,因而所謂“蒙氣”即應是漢代“霾霧”的同義詞或近義詞。例如,因“連有災異”,黃瓊也上疏順帝說:

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幹,蒙氣數興,日闇(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並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禦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

考慮到《黃瓊傳》此後即言“三年,大旱,瓊複上疏”雲雲,以及《順帝紀》言“(陽嘉)三年春二月己醜,诏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我們即可以推斷:黃瓊上疏的時間當與郎顗大致相同。而所謂“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實際也就是郎顗所言“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二者很可能說的是同一時期的霾。

其實,“蒙”字本有“陰闇”[]之義。故“蒙氣”就是陰暗之氣,在漢代用語中則往往單用一個“蒙”字表述。如東漢劉熙《釋名》雲:“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

明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麽兩漢四百年間關于霾或“霾霧”的記載僅有一例。這固然是由于霧、霾極易混同[],但更重要的還在于,在天人感應的理論框架中,漢代對霾本有“蒙”或“蒙氣”這一內容更爲廣泛的專用名詞。換句話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漢代關于霾的記載都是用“蒙”或“蒙氣”來表述的。這對于全面理解霾或“霾霧”的記載有著重要的啓迪作用。西漢京房的《易傳》就是一例——“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中“蒙,如塵雲”,顯然就是對霾或“霾霧”的一個概括總結。至于所謂“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蒙赤,日不明”、“蒙起而白”、“蒙,日青,黑雲夾日”、“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蒙黃濁”、“蒙,微而赤”、“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蒙濁,奪日光”、“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等,則可以說是對各種“霾霧”的具體描述。盡管按照今天的界定其中有些還並非是霾,而可能是霧,但“蒙,日青,黑雲夾日”、“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蒙黃濁”、“蒙,微而赤”等卻無疑都是霾或“霾霧”的情形。這就充分證明:漢代所常見的“蒙”或“蒙氣”的記錄也大多是霾。

不僅如此,兩《漢書》常見的“陰霧”、“黃霧”、“天氣混濁”、“霧氣白濁”等,也應該都是霾或“霾霧”的情形。諸如:

    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

延熹四年,(劉寵)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

   (建始元年)夏四月,黃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11]

   (天鳳元年)六月,黃霧四塞。[12]

   (元帝時)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13]

    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縱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奸臣權重之所致也。[14]

當然,漢代霾的概念比較寬泛,是指因爲風、雨、土所造成的空氣混濁現象。如《爾雅》卷六《釋天》:“風而雨土爲霾。”三國孫炎注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15]東漢許慎說:“霾,風雨土也。從雨,狸聲。《詩》曰:‘終風且霾。’”[16]劉熙也進一步解釋說:“風而雨土爲霾。霾,霾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也。[17]所以在先秦兩漢時期,凡源于刮風、雨霧和塵土飛揚的空氣混濁現象都可以稱之爲“霾”。前引《詩經·邶風·終風》所说的“終風且霾”,就是描述一个刮风而琼摼土飞扬的混浊天气。但其定义的重点还在于“土”字,即必须是空氣中懸浮著大量塵土造成了能見度顯著降低的混濁天氣才能稱“霾”。而風、雨則主要是形成空氣混濁的兩條途徑——刮風可以卷起大量塵土在空中飛揚,雨霧可以使得空氣濕潤而把塵土懸浮在空氣之中。

以前者爲例,前引成帝建始元年夏四月的“黃沙四塞”,就是由于大風卷起的塵土所造成的霾。除了《成帝紀》、《元後傳》的簡略記載,此事在《漢書》中還有更詳細的描述: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醜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18]

從這段描述可以清楚看出,正是由于四月壬寅清晨的大風,才造成了“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的霾。誠然,根據現代氣象學的定義和分類,這種天氣情況應該被稱爲“能見度極度惡化”的沙塵暴。[19](圖一:20115月中旬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沙塵暴天氣,圖片引自中國氣象網)但“由于陰霾、輕霧、沙塵暴揚沙浮塵煙霧等天氣現象,都是因浮遊在空中大量極微細的塵粒或煙粒等影響致使有效水平能見度小于10KM。有時使氣象專業人員都難于區分”[20],因而從能見度降低且塵土飛揚來說,這實際還是符合漢代“風而雨土爲霾”的界定的。所不同者,其災害程度要比今天所說的霾嚴重。

至于後者,前引京房《易傳》“蒙黃濁”、“蒙,微而赤”、“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京房傳》“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翼奉傳》“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皇甫規傳》“霧氣白濁,日月不光”等,也顯然都是雨霧造成塵土懸浮的事例。即使按照現代氣象學對霾的定義——“霾又稱灰霾,在中國氣象局的《地面氣象觀測規範》中,灰霾天氣被這樣定義:‘大量極細微的幹塵粒等均勻地浮遊在空中,使水平能見度小于10千米的空氣普遍有混濁現象,使遠處光亮物微帶黃、紅色,使黑暗物微帶藍色。’”[21]史書的這些記載也應該都是對于霾的描述,只不過在當今社會的“塵土”中又增加了許多工業化的汙染而已。

總結漢代霾或“霾霧”的記載,可以得出幾點結論和認識:

首先,霾是一種自然現象。漢代史書保存了霾或“霾霧”的較多記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是用“蒙”或“蒙氣”來表述霾的。漢代是典型的農業社會[22],生態環境遠比今天要好。僅就虎、狼和鳥類等野生動物而言,在史書和漢簡上便有著不少記載。諸如: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鬥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23]

乃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24]

至其(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余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鹜雁,犬當麋鹿。[25]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余爵。[26]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

靈帝建甯中,群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齧人。[]引《袁山松書》曰:“光合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齧衛士。”[27]

另據何雙全先生研究,即使是在敦煌地區,當時也水源充足、植被豐富,“有的漢簡上還提及敦煌有馬、豬、牛、羊、狗、雞、兔子等多種動物”,甚至發現了兩條蛇的幹屍[28]。但盡管如此,漢代也仍有較多霾的記錄,可見霾的出現並不能歸咎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環境汙染。統計顯示,南京的經濟發展明顯落後于上海和蘇州,但灰霾天氣的出現卻大大高于上海和蘇州[29],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圖二:201414日南京黃霾天氣,圖片引自中新網)

其次,在天人感應的神秘解釋下,漢代的霾或“霾霧”並沒有被視爲自然現象,而是都被說成“災異”,並主要是由統治者的用人不當“造成”的。如關于建始元年的“黃霧”,許多“公卿大夫”便認定此乃“上天”對外戚王氏專權的譴誡——“是歲,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始用事;又封鳳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複益封鳳五千戶,悉封譚等爲列侯,是爲五侯。”[30]谏大夫楊興、博士驷勝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後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而“言事者多以爲然”。[31]對所謂“蒙氣”或“蒙”和“霾霧”,前引京房《易傳》以及郎顗、黃瓊的對策也都是推薦賢才,而要求貶黜奸佞和貪腐。即使到了魏晉以後,人們的觀念也仍然基本相同。例如:

   (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複,蒙霧連日。(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于是益恣。[32]

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33]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風霾,日無光,近晝昏也。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34]

這種認識和做法雖然是南轅北轍,但它卻昭示我們:從漢代開始,霾的每次出現都可以說是一種嚴重的政治事件,統治者的關注點實際是在如何應對“天”的譴誡,因而所采取的種種措施,如罪己、任賢、策免三公等,沒有也不可能對防治和減輕霾的災害起到什麽作用。更有意思的是,就限制皇權和改良政治而言,這種天人感應的比附盡管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的最終裁定權卻完全掌握在皇帝或權臣手裏。這就必然會導致一些無權無勢的大臣成爲其推脫責任的替罪羊,而真正有問題的權臣則往往被置于避風港中,甚至在多數情況下更淪爲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仍以外戚王氏爲例,一門五侯的專權被視爲“天爲見異”的根源,結果卻由于成帝的一句“咎在朕躬”[35]而完全沒有了下文。

再次,正因爲漢代把霾或“霾霧”都視爲政治事件,所以除了一些籠統記載,在史書上根本找不到霾對當時社會特別是農業生産造成災害的具體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霾對農業生産曾造成過很大災害。別的不說,像“陰霧”、“黃霧”、“天氣混濁”、“霧氣白濁”等等霾的出現,便或多或少會影響到日照,而導致農作物的減産。前引“大风从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也显然会对土壤、庄稼造成严重的破坏,更不用说劳动和生活方面的问题了。

第四,霾的出現有一定規律,也是一种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自然灾害。从汉代相关史料来看,并验证近年天气,霾的出现大多在冬春二季。这主要是因为冬天和春天通常都雨水较少,“瑞雪兆丰年”、“春雨贵如油”等民谚即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现象。而一旦天气异常,如暖冬少雪,早春不雨,霾雾则频繁出现。前引郎顗、黄琼的上言都在陽嘉二年的春天,而且霾的出現往往都伴有“大旱”、“旱魃爲虐”等等記載,便說明了這二者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時至今日也同樣如此。2013年秋天以來,由于長期沒有下雨、下雪,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甚至東北地區和珠江流域,都出現了大範圍的灰霾天氣,到20142月更達到建國以來霧霾記載的頂點。然而,就在政府和社會各界憂心忡忡霧霾究竟該如何治理的時候,人們卻奇異地發現從3月開始全國的霧霾明顯變少,即使曆來被诟病的北京、南京也常常是風和日麗、藍天白雲。而主要原因就是其雨水和冷氣流逐漸多了。反之,在一些環境汙染較小的發達國家,如法國、英國、日本等,也都紛紛出現了霾。[36](圖三:20144霧霾下的倫 敦,圖片引自觀察者網)因此,就減少霧霾而言,今天實際也和古代一樣,在很大程度上要祈求老天爺能風調雨順。從自然界的平衡來說,在抗禦雪災、暴雨、寒流和大風的同時,也更要看到它們可以爲我們消除霾。

最後,霾的出現雖然是一種自然現象,但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環境汙染也確實大大加劇了霾的災害程度。近10年來,在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災害越來越大的灰霾或黃霾天氣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盡管許多地區的農民燃燒稭稈也應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更加警示我們要大力貫徹科學發展觀,把霾的防治問題與綜合治理環境汙染結合起來,盡可能地減少和縮小我國的環境汙染,爭取將霾的災害降至最低限度。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漢代靠懲治貪腐應對霾霧》爲題,發表于《人民論壇》2013年第7期。後修改補充,發表于《秦漢史論叢》第十四輯,但刪除了圖片。)

  

 



[] 《漢書》卷九八《元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標點本,第4017頁。

[] 《後漢書》卷三〇下《郞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標點本,第1071頁。

[] 《後漢書》卷六一《黃瓊傳》,第2033頁。

[]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第263頁。

[]  []孔穎達等:《尚書正義》卷一二《洪範》,[]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91

[]  [東漢]劉熙:《釋名》卷釋天》,《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9頁。

[]  一般來講,霧和霾的區別主要在于水分含量的大小:水分含量達到90%以上的叫霧,水分含量低于80%的叫霾。80%~90%之間的,是霧和霾的混合物,但主要成分是霾。見中央氣象報社《霧和霾的區別》,中國氣象局網站2013113日,http://www.cma.gov.cn/2011xzt/20120816/2012081601_2/201208160101/201209/t20120918_185501.html。另見肖湘卉《輕霧和霾的區別》,《陝西氣象》2006年第3期。

[] 《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引京房《易傳》,第14601461頁。

[] 《漢書》卷七五《京房傳》,第3160頁。

[] 《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傳·劉寵》,第2478頁。

[11] 《漢書》卷一〇《成帝紀》,第304頁。

[12]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第4136頁。

[13] 《漢書》卷七五《翼奉傳》,第3177頁。

[14] 《後漢書》卷六五《皇甫規傳》,第21302131頁。

[15]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608頁。

[16]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霾》,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第242頁。

[17]  [東漢]劉熙:《釋名》卷釋天》,第8頁。

[18] 《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49頁。

[19]  王子今:《两汉的沙塵暴记录》,《寻根》2001年第5期。

[20]  張辛欣、林晖《“借我一雙慧眼吧!”——氣象專家詳解霧霾天氣成因及趨勢》,新華網2013113日,http://www.sxdaily.com.cn/n/2013/0115/c349-5055017-2.html

[21]  中國氣象報社:《霧和霾的區別》,中國氣象局網站2012918日。

[22]  如文帝二年诏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第428頁)景帝后三年诏曰:“農,天下之本也。”(《漢書》卷六《景帝紀》,第152頁)武帝元鼎六年诏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谷也。”(《漢書》卷二九《溝洫志》,第1685頁)東漢桓谭亦云:“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8頁)

[23] 《漢書》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第1415頁。

[24] 《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58259頁。

[25] 《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1270頁。

[26] 《後漢書》志一四《五行二》,第3301頁。

[27] 《後漢書》志一三《五行一》,第32853286頁。按:类似记载还可见于《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等,兹不一一列举。

[28]  張燕:《專家考證:敦煌漢代生態環境優于今日》,新華社2002526日,http://www.people.com.cn/GB/huanbao/55/20020526/737307.html

[29]  宋娟等:《江蘇省快速城市化進程對霧霾日時空變化的影響》,《氣象科學》2012年第3期。

[30] 《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491450頁。

[31] 《漢書》卷九八《元後傳》,第4017頁。

[32] 《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傳·孫休》,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標點本,第1157頁。

[33] 《晉書》卷一二《天文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第335頁。

[34] 《新唐書》卷三二《天文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833頁。

[35]  按:虽然成帝的罪己让群臣无法再继续追责王氏,但绝大多数人是口服心不服的,实际仍然认为王氏的专权才是“黄雾四塞”的根源,并逐渐成为東漢人的共识。前引《五行志》、《元后传》的直接比附就足以证明。東漢马太后亦据此指出:“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第411頁)

[36]  應強、尚栩:《記者手記:巴黎應對“法國式”霧霾》,新華網20143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16/c_11979073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