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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秦漢史研究中相識相知——憶劍鳴並側記秦漢史學會

发布日期:2019-01-29 原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熊鐵基

我和劍鳴初次見面是在1972年,我校一行三人赴河南、陝西訪古,到西北大學時劍鳴接待了我們,並有所交談。當時,我雖然系統讀過《史記》、《漢書》,但尚未開始學習和研究秦漢史,劍鳴大約已經師從陳直先生開始了秦漢史的研究。1979年四川的史學規劃會上,成立了秦漢史學會籌備組,籌備組由5人組成(陳直先生和林甘泉、朱紹侯、祝瑞開、林劍鳴四位同志),後來5人小组会议感到需要扩大代表性,发了一封公开信,邀请山东师大安作璋、中山大学张荣芳、华中师大熊鐵基等参加筹备组,其中如安作璋先生五十年代就有秦漢史著作出版,而且一直在從事秦漢史研究。我之所以被邀請,是因爲從研究雲夢秦簡開始,到七九、八〇年就集中的發表了四、五篇文章,加上報刊的轉載、介紹,顯得較爲突出。有一次劍鳴對我說,你這兩年大約發了一、二十篇文章。我說沒有那麽多。

和劍鳴等同志第一次較長時期的相處,是1980年十院校教材編寫組的煙台會議,劍鳴是十院校成員並且是秦漢史部分執筆人之一,我是第一次被邀請參加會議(從那以後我就成了經常參加的“第十一院校”的成員了),我們幾位秦漢史研究者有了較多的交流。我愛發言(邀請你去,也就是要你發言),劍鳴在閑談時戲說,我們國家多有一些像你這樣的副教授就好了(大意)。這裏應該略作說明,這話當然是對我的誇獎、過譽,但反映了一個事實,當時國家剛剛開始恢複職稱評定工作,十院校會議的參加者,連副教授也沒有幾個,我和他當時都是講師!(最近一次十院校教材修訂會議主編朱紹侯先生說起這事,感慨萬分,現在的參加者全部都是教授,副教授。)

煙台會結束以後,我和安作璋先生結伴到濟南,火車上安先生約我一起合寫一部秦漢史。我說不行,因爲我在1978年上海的第一次農戰史討論會上就得知,劍鳴已經有了一部12萬多字的秦史(後來擴張成爲30多萬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備出版,我1978年也曾想寫秦史並擬了提綱,因此而作罷,避免重複,先生也同意。當時,我已開始寫了十多萬字的秦代官制,而先生也有一個二十萬多字的漢代官制稿子,這樣我們就決定合作寫秦漢官制史。我將二稿合而爲一,作第一遍,先生修訂,把關,最後完成,這就是後來出版的《秦漢官制史稿》。我們還曾打算繼續合作,先生提出寫兵刑制度,我認爲兵、刑要分開,先生擬定了刑法制度史的提綱,打算分工完成,後來各人都忙,未能繼續合作下去。記得我當時已開始寫了一點,後來承蒙北京法學所的俞鹿年先生好意(我們神交、通信、互贈書籍多年,至今一直未能謀面),在他主編的論文集上發表了一篇。再以後我寫《秦漢軍事制度史》,先生從事官吏法等研究,就沒有再合作了。其原因,除了各自都忙之外,不在一地也頗不方便。但我們的友誼是繼續下來了,我們仍有其他方面的聯系。

 我和劍鳴以及秦漢史領域的其他許多老、少朋友也都是如此,老先生中應該特別提到的是已故的陳連慶先生、韓連琪先生和健在的何茲全先生,還有小于他們而比我年長的田余慶、張傳玺、馬植傑等許多先生,都視我爲忘年之交。

我和劍鳴的聯系和其他人一樣,平常是互通信息、互贈書籍,除了自己的著作之外,陳直先生的幾本著作都是劍鳴寄贈給我的。而兩年一次的秦漢史學會,許多年長的先生都是經常參加的,去年第八次年會時,朱紹侯先生說他一次也沒缺席,我和他也一樣。因此這些年會,是互相交流的好機會,在一起大家都是很愉快的。

說到秦漢史學會,我這裏從我個人了解的角度要說上幾句(不一定全面和准確。)開始籌備組組長是陳直先生,後來正式成立學會,會長是林甘泉同志,但這前前後後許多具體工作無疑大多是劍鳴同志聯絡、組織的,成立大會在西安召開,在當時是頗不容易的。順便也稍作一點解釋,開會時還有陳直先生原來帶的幾個學生要畢業答辯,劍鳴分去了一些時間,(甘泉等同志爲要參加答辯會,也分去了些時間),原籌備組中張榮芳同志和我較年輕,就幫忙作了些會議組織工作,我還遭到個別同志誤解,似乎“表現”了自己,但大多數同志是了解的,而且,對我所做的協調工作,有不少的老先生和中、青年同志都很滿意。84年成都會議,劍鳴當副會長,86年蕪湖會議又在甘泉同志再三推辭下,劍鳴當了會長,秘書處設北京,他沒少奔走聯絡,田人隆等同志都知道,這是有目共睹的。《秦漢史論叢》第一輯是我和劍鳴編輯的,當時我們非常認真的投入,審閱、修改、聯絡,花了不少時間。以後幾輯我沒參加了,劍鳴是始終如一的,大約直至94年南昌會議以後。

整個大陸地區的曆史學界,八十年代顯得特別活躍,一些學術討論會,特別是一些學會組織的學術討論會,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當時,我不只一次的說,秦漢史學會可以說是最好的學會之一,把秦漢史的研究者,緊密的團結在一起,互相交流、討論,使秦漢史的研究得到了非常深入的發展。同時,也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日本的秦漢史學者,1984年蕪湖會議開始組團來參加學會的年會,以後大多數年會也都是如此。兩國秦漢史學者還有多種形式的聯絡。1990年在山東泰安舉行第五屆秦漢史年會,台灣學者也組團來參加了,從此兩岸秦漢史研究者,便開展了日益增多的學術交流活動。

毋庸諱言,人多口雜,學會活動中也難免有些分歧,但大多數人都是在求同存異,相互諒解中渡過的。後期的磕磕碰碰稍大一點,也已成爲過去。學會活動的形式,也許可能“過時”,或者會有改變,但學會及其活動的這一段曆史是很有意義的,值得紀念的。我們這些秦漢史的老人,永遠也不會忘記它!因爲我們從中得益不少,從中拜結了許多良師益友,從中得到了許多支持與鼓舞,從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啓示。學術研究要有主見,要獨立思考,要自己艱苦勞動,但也不能離開師友的指點和幫助,交流和啓發,以及支持和鼓勵。最近兩次參加十院校修訂教材會議,見到許多青年學者也有這種交流、合作的願望和行動,而且更爲朝氣蓬勃,令人欣慰。年輕朋友們,在這方面也繼往開來吧!

最後,再回來談我和劍鳴的交流,我們除了秦漢史的交流之外,還有其他活動也能見面,如十院校會、曆史大詞典的編審會等等。八十年代後期,劍鳴從西安調到北京,我們照樣是通信和互贈書籍。他在海外講學的一些報刊資料也寄給我,使我獲益不少。因爲他知道我出差要求安靜、“自由”住處的習慣,每當我出差到北京,他便一再勸我說,政法大學他有一間房,而且設備齊全,隨時可以去住,雖然人未去過,但心意領了,由此也可知我見我們相知較深。他到北京後,我到過兩三次北京,記得有一次是他陪同我看了張大可同志。另一次是1993年初,我參加“中華文化通志”會議後在北京學生家住了兩天,他抽空偕夫人、女兒和我聚會一次,同時有瞿林東、肖黎兩位同志參加,並告訴我可以使用他的車子。雖然我沒用車子,心意也是領了的。據說,他在北京,以不同方式,接待過不少外地來的同行和他的同事、學生。19968月,我在北京五洲大酒店開道家文化研討會,知道他已是大病一次之後,要去看他,他執意不肯,要去,他也要來接,頭天約好了第二天見面,不料他臨時又被召去北戴河開會,派人(酒店服務員說是他女兒)送來了《呂不韋傳》(適逢我又外出了)。後來聽說,酒店離他的住處很近,飯後散步也走得過去的(不知是否如此?)。一則會議比較緊湊,二則會後即要趕赴廣州參加秦漢史第七次年會,就這樣失去了最後見一次面的機會。他去世的消息我也知道得比較晚(在外地未能及時看到訃告),而且是出乎意外的。他比我小兩歲,雖知道他動過大手術(當時我寫的慰問信,因地址變動,被退回,至今我仍保存著它。)但以爲“大難”之後必有後福,沒想到病魔仍奪去了他的生命,走得還是早了一些,甚爲可惜!

我和剑鸣是在秦汉史研究中相识相知的,我们都较长时间的从事秦汉史研究,但他比我更专更深。他的著述丰富,代表作应该是两册《秦汉史》。这部书也应该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的斷代史——秦汉段的代表作,和老一辈学者的秦汉史相比,和港台以及海外的同类著作相比,是有其独特性和创造性的,大体上也能反映五、六十年代以来大陆地区的秦汉史研究成果(包括对海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因而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我个人研究秦汉史的任何问题,都是要翻翻他这部著作的。在此,我也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跟着他后面去再写秦汉史,没有简单的重复劳动,因为如果写作,即使会有些零散的一孔之见,也不可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时代和个人水平都有局限。而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从事断代的一些专题研究,或者还可以和他的《秦汉史》著作相映成辉,留下我们这个时代秦汉史研究的历史。

20002月于深圳

 附記:爲紀念劍鳴同志逝世五周年,我這裏寫下了一些我個人的所見(含見解,不一定正確)、所經曆的“曆史”。有較重的曆史痕迹,例如稱同志和先生,七十年代末有一種說法,“同志四、五、六,先生七、八、九”,六十歲以下的稱同志,七十歲以上的稱先生,也許是“撥亂反正”剛剛開始,許多東西需要調適,稱同志雖然更親切,稱先生也不再另眼相看,而且略帶尊敬之意了。也有些是個人用法的習慣,安作璋先生過去我稱“老安”現在改口稱“安先生”了,大約覺得他比我年長而年齡大了,應該改口了。但“甘泉同志”也比我年長,可至今我未用過“林先生”。對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我的學生應稱我“老師”,叫“先生”有些憋扭。但我從五十年代開始,就一直稱我的導師吳澤先生爲“吳先生”。這種種不同的情況,也是曆史,“稱謂”變化史。

20172月再附記:前不久有一次紀念劍鳴的活動我未參加。春節期間偶然翻到了這篇舊稿,不修改也許更有意義。值得寫的東西是很多的內容,如當時人們的通信,去年安作璋先生把我的一百多封信複印了,我保留的也不少,應該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