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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发布日期:2019-01-29 原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林甘泉

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方法论的表述。作为基础知识,除了我们专业方向以外,应该充实一点古今中外法。比较宽阔的基础知识,研究起来才会有后劲,而非多少年来围绕一个课题转。此外,作为一名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怎么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古今关系是历史的连续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中外关系是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问题,也可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问题。我们研究斷代史或專門史可能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什麽是曆史?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诠釋,但有一個共同認識,曆史是過去存在的事物和現象,是客觀世界以往的發展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德意志意識形態》: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曆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劃分爲自然史和人類史。但按照我的看法,對我們曆史學研究者來講,曆史學應研究人類史而不包括自然史,或者說自然史不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因爲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話之後還有一句: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裏不談,我們所需要研究的是人類史。這就是說曆史研究的對象很廣泛。過去有一個說法,史無定法,意思是研究曆史不能拘守于一種方法。我認爲這種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稍微再作一點補充,說曆史研究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博采各種史學方法,這樣就更全面一些。我們研究古今中外法,也是這樣一個意思。在方法論層面,我們不拒絕任何一個方法。

關于曆史研究方法,學術界已經講得很多了。曆史是一部百科全書,曆史不僅有不同的研究領域,而且有不同的認識層次。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曆史是有三個層次:一是事實判斷層次,通常我們將的考據學基本是這個層次,這個層次主要涵蓋的是占有材料的多少真僞問題,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邏輯的方法,這裏面沒有階級性。我從來反對講究什麽無産階級考究學,資産階級考據學。我們看的是功底,掌握的材料,怎麽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

第二個層次是認識判斷的層次,由表及裏,涉及曆史發展的一些規律,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區別主要在這個層次開始。但學一些唯物史觀可能對考據學更有幫助一些。也不是說在這個層次只有唯物史觀才科學。我們現在講陳寅恪先生的兩部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當然既有第一個層次的問題,很多是認識層次的問題。

第三個層次是價值判斷的層次,不僅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會有不同認識,而且同是唯心史觀的史學家也會有不同認識。同是唯物史觀的學者在價值判斷上也會有意見分歧。如對曆史人物的評價,秦始皇、曹操,反映了這個問題。

不同層次都需要有人來做工作。第一個層次,清代學者和近代學者作了很好的成績。我們應該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但曆史學確實不能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證。從曆史學的功能講,從推動曆史學發展的制高點來講,第二個和第三個層次要投入更多力量。我覺得像我們這樣一個專業的機構,各層次布局力量是要有一個通盤的考慮。

我們對西方的曆史學、哲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經濟學各種方法論和代表論著,要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多接觸、多了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觀念的介紹和傳播對曆史學者擴大視野、更新觀念,克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毛病是有好處的。這裏就探討創新的問題。現在各行各業都在講創新。曆史學的創新問題,曆史作爲一個客觀存在,它已經過去了,作爲一個客觀研究的對象,它是不可能創新的,但是對曆史的認識應該是與時俱進的,我們的觀念、研究方法,甚至得出的結論,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史料的增加和新的發現、知識的豐富,對曆史的認識是應該更新和與時俱進的。人文科學的更新應該是在一個積累的基礎之上,不大贊成人文科學是所謂的“顛覆性”創新。一些認識在今天看來可能是錯誤的,但在了解學習時,對我們知識的積累是有好處的。西方後現代主義其實不是西方的主流,但是也叫得挺響,有些觀念有其可取地方。但總是采取顛覆性的很難達到科學的境界,很難達到超越前人的成就。

還有一點我們在接受西方社會科學的觀念時,要有清醒認識。西方學術歸根結底,它是爲西方的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服務的。這是客觀事實。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清醒認識,我們國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有文化競爭力,就很成問題。亨廷頓《文明的沖突》有個分析,文明系統有很多,歐洲來講,西方國家認爲自己打不起來,繼承的是希臘羅馬的文化,中華文化是另外一回事。文明沖突是根本沖突,兩種文明是沒有辦法調和的。另外像中世紀不完全和希臘羅馬一樣,社會矛盾可以解決,政治上可以解決。中國和美國通過武力解決矛盾的危險是客觀存在的。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兩方要很好正視政治文明的問題。西方一些勢力,總認爲中國是要獲取過去中華帝國統治世界。

現在文化界也比較亂,有的人是希望複古,把中國傳統文化美化得不得了,有的是盲目崇洋,一定要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念。其實這些都是一種情緒化的偏激言論。(我們應該多關心知識界文化界的思潮),都有一個問題,缺少對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社會變化、學術論爭、文化思潮的激蕩起伏都的了解。其中有的人亂發議論,隨風倒,對我們學術文化的發展沒有好處,對自己學術積累也沒有什麽好處。

就曆史整體的方法論原則而言,我們應該認識到一點,研究曆史的方法和解讀曆史的方法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馬克思一段話講得很好:說明的方法在形式上當然要與研究的方法相區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發展形態,並探尋出各種形態的內部關系。不完成這種工作,便不能對現實的運動有適當的說明。這是研究的過程。不過這一層一經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看起來我們好像是先驗地處理一個結構了。(《資本論》第一卷第17頁)

曆史現象是複雜的,我們總要對說明的對象有所取舍,不能籠統地將所有材料都湊集在一起。當然如果是史料彙編自然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觀的創始人主張要把曆史的方法和邏輯的方法統一起來。這是對研究工作中材料和理論關系的科學說明。20世紀60年代對史論結合關系有過討論,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說無論“以論帶史”還是“論從史出”的提法都帶有局限性和片面性。這麽簡單的一句話實際上把問題的複雜性沒有說清楚。毛澤東講得還是比較全面的:我們要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也比較符合唯物史觀創始人提出的方法論原則。毛澤東是個天才,但也很情緒化。所以有的人講,說他不是史家勝似史家,有點道理。但問題在于他自己講的事件,如“批儒評法”,自己就違背了方法論原則。

古今關系,曆史是指過去的人類史,過去是一個流動的概念,今天的現實,明天就成爲過去,曆史長河是無窮無盡的現實所組成的。我們生活在現實中,同時也生活在曆史中。我們提倡要按曆史的本來面目研究曆史,但實際上,對曆史的理解和诠釋往往不能不受現實的影響。大家可能都知道意大利曆史哲學家克羅齊說過:曆史是活的曆史;編年史是死的曆史;曆史是當代史,編年史是過去史。當生活的發展需要時,死的曆史就會複活,過去史就會變成現在史。他講的是曆史研究與現實生活關系的問題。他對曆史的解釋主要著眼于人的思想活動,他否認過去史的客觀性,就不免要把曆史研究引向唯心論的歧途。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主編克拉克在這部書總導言裏面說的一段話:如果過去和現代之間沒有連續性,如果一個生活在現代的曆史學家不能把過去融化在他的現代中,那麽他就不可能理解過去,或者寫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認爲真的可以理解的有關過去的任何情況。我認爲這個思想是比較深刻的。

中國傳統史學很重視經世致用的功能。一些傑出的史學家都很重視今與古的關系,重視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司馬遷在《史記》中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見盛觀衰。這就是他的通古今之變。《資治通鑒》全書294卷,記載戰國到五代1362年,其中隋唐五代371年,可是它的篇幅是118卷,占全書的40%,貫徹了詳今略古的精神。司馬光講:止于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

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優秀的史學家都把關注現實,通古今之變看成是一個自己的使命,而且正是他們抱著這樣的宗旨,所以他們的著作可以一直奉爲經典,可以流傳下來,成爲史學史的標志性經典著作。

今天的中國是從曆史發展而來,學習曆史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國情。反過來說,關注中國的現實國情,又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一些曆史的深層次問題。現實與曆史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人類曆史從前到後,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順勢發展的。人們對曆史的認識,對文明的認識,都是從後來追溯先前,逆向考察,來逐步深入和發展的。從來對曆史的認識總是後者勝于前者,總的趨勢是這樣。所以馬克思才會以生物學作一比喻:猴體的解剖對人體的解剖是一把鑰匙。當然馬克思也講不應當把二者等同起來。馬克思還有一段話對我們有啓發:關于人類生活形態的考察及科學分析,一般是與人類生活形態的現實發展,循由相反的道路,總是從發展的完成結果開始。我們對古代曆史發展的過程,曆史上的一些現象、制度等等的認識,都應該站在今天曆史的高度來認識。我過去寫過文章,不贊成當時當地的標准作爲一種價值判斷的標准。要考察當時當地的一些標准,但價值判斷要站在今天的高度來進行。曆史研究要涉及好多古今關系,如語源學與曆史學的關系,曆史學要借助于語源學的研究,但是不能停留在此,現在有的學者這兩者沒有區分開。如果沒有區別好,很多事情都要亂了。因爲我們今天對曆史的解釋和說明,很多詞彙、觀念都不是古代的或古代有過的意思,是近代以來形成的,如民主、革命。要借助語源學,但不能用語源學代替曆史學。在使用一些詞彙和概念的時候,既要說明它的最早的出處,又要說明它後來內涵、外延的發展變化,哪些是源出本土的,哪些是從外域輸入的。不做這樣的區分的話,古今就搞亂了。如果只考慮今天講的意思,不考慮它的曆史變化,或者只固守它最初的源頭的意思,排斥它後來的變化,都不是一種曆史主義的態度。而只能導致刻舟求劍,或者膠柱鼓瑟式地誤讀曆史。正確處理曆史研究中的古今關系,不僅要注意一些曆史現象、制度、人物的時代性、階級性,力求按照曆史的本來面目去說明曆史,還要承認對曆史的價值判斷是受當代曆史環境的影響和制約的。“中國”這個概念,指意有多種,原來是一個地理概念,明末清初西方來華傳教士都開始稱我國爲“中國”或“中華帝國”。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在外交文獻上出现“中国”一词。我们现在讲“中国”是一个近代主权国家概念,有主权、疆域不容侵犯这样一种主权国家概念。怎么处理古与今关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既不能违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能违背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国历史王朝的疆域有伸有缩,近代以来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在这以前有的朝代疆域往外推,有的朝代往里缩。为什么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这样讲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政治上也是站得住的。康雍乾奠定的历史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不无巧合的是从欧洲来讲,近代主权国家基本上是在十七、十八世紀形成的。就是从国际法讲,我们也站得住。我们为何不选择鸦片战争以后,而选择鸦片战争以前呢?康雍乾时期疆域基本上稳定了。我们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地,我们是必须记的。但除了香港、澳门,我们并没有要求把这些土地都收回来。在今和古问题上,我们不能书呆子,要考虑到今天的政治。

還有民族關系問題,中國傳統史學往往把漢族建立的王朝說成是中國,西方也是把中原王朝稱中國。這在政治上、理論上都站不住的。今天的中國是多民族統一的主權國家,是幾千年曆史發展而來的。南北朝時期,南方稱北方爲索虜、北方稱南方爲島夷,都是一種狹隘的民族偏見。實際上南北兩方都說自己是正統。但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來看的話,不論漢族還是少數民族,他們的曆史都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嚴格講,中國曆史與曆史中國兩個概念是有點區別的。曆史上只有幾個少數民族繁衍到今天,大部分都融合到漢族,同樣少數民族也融合和同化了不少漢族。從漢族的前身華夏族,都跟少數民族有一個融合和同化的過程。文革前,民族史研究者中存在一個要不要用融合或同化的爭論,依我看,曆史地講,既有融合也有同化。我們不必替曆史上的漢族背著個包袱。從政治體制來講,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和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關系大體上有三種形式。一種是把少數民族納入中原王朝版圖,成爲地方政府。另一種是少數民族有自己的政府,對漢朝中央政府有朝貢關系,但是又時叛時和。第三種情況,匈奴突厥等少數民族始終采取敵對態度。用狹隘的大漢族主義立場,這些問題就說不清楚了。但抛開這種立場,這三種形式,在康雍乾時在中國曆史版圖的疆域之內,作爲活動舞台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是中國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較麻煩的是一些跨境民族。如高句麗問題。高句麗是中國曆史上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政權。但向朝鮮半島發展,在南北朝時期政治中心遷到平壤。完全說高句麗是中國的,有點說不過去。要處理好古今關系,就要承認曆史現實。中國是統一多民族國家,但要承認周邊地區跨境民族和跨境政權的存在。學術和政治,今古關系可以得到調和。

還有一個民族英雄問題,如嶽飛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曆史主義看待這個問題,也好處理。嶽飛可以看作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民族英雄。阿骨打、努爾哈赤都可以用這樣的原則看待。

中外關系是民族性與全球性關系,統一性與多樣性的關系問題。不同國家曆史發展的差異性表現爲曆史的多樣性。曆史的統一性主要是指曆史發展有共同的規律。統一性寓于多樣性之中。現在有的人過分強調中國曆史的特殊性,好像中國曆史發展道路完全不同于外國。有的主張中國人文科學的名詞、概念都應該采用中國傳統的說法,而不是近代從西方傳入的名詞、概念,有的主張“儒化”,恢複儒家教育、考試制度,有的地方對小學教育,主張三字經、弟子規是最好的啓蒙教材,還有的把中國民族複興理解爲儒學思想的複興,儒家思想不僅可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而且可以解決西方世界的問題和矛盾。我覺得這樣就過分而且偏了。統一性、規律性主要體現在唯物史觀中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問題。世界文明發展的趨勢有共同的規律,不能因爲差異性,特別不能因爲西方的興起如馬克思所講的充滿了血與淚的曆史,對半殖民地的掠奪侵略,中國是一部屈辱史,要恢複民族的自尊、自信就排斥外來的名詞,用傳統文化中的來代替。這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如說曆史分期討論了幾十年,不能解決,就是個“僞問題”。我的看法,曆史分期可以有多種劃分,就是曆史的階段性,曆史的階段性問題就是說你的切入點是什麽,你的標准是拿什麽作爲主要的劃分標准,劃分曆史變動的標准是什麽?可以有不同的劃分,可以從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機時代。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是從生産方式,從勞動者和生産資料結合的方式來劃分。如果說並不同意唯物史觀的社會經濟形態分期也可以。以前講什麽不講什麽有壓力,現代都可以講,秦漢到明清不能叫封建社會,叫帝制社會,辛亥革命後帝制沒了,社會性質有很大變化,你得講通這個,光用有沒有皇帝劃分曆史階段,這個科學嗎?又如宗法社會,不同地區宗法社會作爲一種權力關系有不同表現。商鞅變法重要一點就是分大家爲小家,不分家要受到處罰;漢武帝打擊強宗豪族。宗法形式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現,不同地區也有不同表現。

現在有的認爲封建不能用,只有西歐才有。如果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也可以。但有學者將按馬克思的原典原意,封建就是西歐的封君封臣制度、莊園制度、采邑制度,除此之外,中國完全兩樣,根本談不上。我很反對這種說法。以前我寫過論封建一文,沒有引用馬克思這段話,今天我把它說出來,馬克思《給施密特的信》,我們看馬克思對封建是怎麽講的: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盡的過程。這種統一無論是在這個場合下或者是在其他一些場合下都是如此。那麽封建主義是否曾經和它的概念相適應呢?它在西法蘭克王國奠定的基礎,在諾曼底爲挪威侵略者進一步發展,在英格蘭和南意大利爲法國的諾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國,這個王國在耶路撒冷的法典中遺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現。這段話足以說明在馬克思的原典中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只有西歐才能叫封建主義。

我们学历史,不大赞成从概念到概念来谈理论。我们研究史学理论要结合两个实际,一个是中国历史实际,还有一个是中国史学史实际,找出一些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来探讨它的理论性、规律性,这个很重要。从一个单位,从一个学科发展来讲,要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才能掌握推动学科发展的制高点。我赞成大家利用电脑做工具,现在大家条件比我们好,不像我们花那么大力气搜集资料。但我希望大家抽点时间读书、读文本,但有一些文獻上的名词、记载,背后包含的意思不是靠互联网可以简单理解。还是需要读文本,不论是读马列著作,还是中国传统典籍。我觉得自己的体会,要自己培养一种境界,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当成一种享受,这样生活得比较有味道。不要把人变得现代化、工具化了。

(徐歆毅 张欣整理)

 

附記: 20171025日,著名曆史學家林甘泉先生因病逝世。噩耗傳來,本刊同仁悲痛不已。2011315日,历史所马克思主义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室举行“理论与史学”论坛第四讲,邀请林甘泉先生作“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讲座。本文据此次讲座录音整理而成。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林甘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