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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廣智書局的日本史書譯介活動

发布日期:2019-01-29 原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趙少峰

摘要: 20世纪初年,东走日本的康有爲、梁启超在上海投资创办了廣智書局。该书局成为康梁向国内传播其政治理想的思想阵地,它重视历史类、政治类图书的译介,力图通过图书出版帮助国内知识分子建立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形势的新理解,吸纳被边缘化的精英群体。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六十余种,涉及“專門史”著作、历史教科书等。译介出版的史书文字明白晓畅,充满激情与魔力,风行于华夏,激荡着国人的一腔热血。廣智書局译介的史学著作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对新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译介史著中体现的“普遍历史”思想、“專門史”的书写模式以及新的史书体裁,推动了中外史学的“会通”,促进了“新史学”思潮向纵深发展。

關鍵詞:廣智書局;史书译介;“專門史”;出版机构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史東漸與中國史學演進(1840-1919)》(項目編號:14FZS034)、中國博士後科研基金面上資助項目(項目編號2014M551887)、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編號14DLSJ01)階段性成果。

 

20世紀初年的上海出版業,除了商務印書館外,廣智書局是較有影響的出版機構。當年,《國民日日報》、《中國白話報》等報刊上不斷刊出文明紹介欄目,所介紹的圖書大多由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廣智書局等出版機構出版。廣智書局創辦于1902年,在其存在的十余年時間裏,出版各類圖書400余種,其中曆史類圖書77種,譯自國外的曆史類圖書64種。當前,學術界關于廣智書局的研究成果頗多[1],爲認識廣智書局的出版活動奠定了基礎。然而,對廣智書局譯介的史學著作與20世紀初年的“新史學”思潮的關系,鮮有論及。本文力圖以此爲突破口,著重論述廣智書局譯介曆史類圖書的內容、特點,認識和分析該出版機構譯介的史學著作在中國社會産生的反響。

  廣智書局之設立

上海作爲近代不平等條約中第一批開放的通商口岸,風氣較爲開放,交通便利,自然成爲東西方文化交彙的樞紐。出版機構負責人也認爲,只有在上海,圖書才能有更好的銷路,“各處的購書者,都到上海來選取,各處的書商,都到上海來批發”。 [2]上海者,中國文明之薮,翻譯局遍設,書肆滿衢,皆可以輸入文明者也。然非印書局不爲功,上海最大之印書局爲商務印書館,而廣智、而華洋、而鑄古,以及其他大小印書局,蓋不以枚舉。[3]

隨著全國中小學堂、高等學堂的開辦,各地也前往上海購取學堂之書。[4]廣智書局取名爲廣智,意爲“廣爲傳播智識”之意。1902年初,廣智書局選擇在上海創辦,書局對外公開的老板是馮鏡如。[5]然而,書局幕後主持人是康有爲、梁啓超。康、梁與馮鏡如結識于戊戌政變後。戊戌變法失敗,康、梁東走日本,在橫濱結識了香港商人馮鏡如、馮紫珊兄弟。《清議報》就是在馮氏兄弟的資助下發行的。[6]此時康、梁尚受到清政府的通緝,康、梁看重馮鏡如的香港身份,以馮氏名義作爲出版發行人,必定會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事實證明,康、梁的這一想法是正確的。英總領事給清政府的函件,以及清政府批轉給地方巡撫保護版權的函件,出現在了廣智書局出版物的扉頁。告示如下: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撫蘇松太兵備道袁爲給示谕禁事:

本年二月二日,接英總領事霍來函以“香港人馮鏡如在上海開設廣智書局,翻譯西書,刊印出售,請出示禁止翻刻印售,並行縣廨一體示禁。附具切結,聲明局中刊刻各書,均系自譯之本”等情,函致到道。除分行縣委,隨時查禁外,合亟出示余谕禁。爲此示。仰書賈人等一體遵照,勿得任意翻印漁利。倘有前項情弊,定行題究不貸。其各凜遵勿違。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示[7]

至于書局開辦的原因,有學者認爲康、梁的報館、團體、書局之間的關系爲“以報開會、以會立局、以局養會”, [8]通過書局的盈利來維持保皇會的運行。筆者認爲,康、梁等人創辦廣智書局並不是一時性起,而是有了很長時間的籌劃,並進行過實踐。康有爲在1896年開始撰寫《日本書目志》,18975月完稿,對日本新出各書已基本了然于胸。1896年,梁啓超撰寫了《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陸續發表,其中有一節《論譯書》,專門探討西書翻譯存在的問題,提出譯書是“強國第一要義”。1897年大同譯書局創辦,可以說是康、梁出版思想的一次實踐,但是大同譯書局僅存在年余就被查禁了。

康有爲、梁啓超身在日本,卻十分關注國內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影響國內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康、梁創辦出版機構,譯介圖書的重心所在。梁啓超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就是例證。廣智書局設立在國內,主要出于以下方面的考慮。其一,宣傳政見,占領輿論。1902年,梁啓超指出: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是黑暗中國的一線光明所在,[9]書籍是改變中國人觀念,激發國民愛國心的一大源泉。其二,設立書局便于自著圖書出版。雖然康有爲、梁啓超因戊戌變法在國內贏得了名聲,但是變法失敗以後,他們的著作出版受到了影響,沒有出版機構敢于出版他們的著作,他們只能選擇國外的出版機構來出版圖書。其三,國內設立書局能夠盈利。康有爲認爲,“八股新變,考試皆取外國之學,以數百萬之童生,數十萬之秀才所用,故新書大銷爭售。外國土地、宮室、人物影相亦爭售,四川、雲南、甘肅之僻地,價皆數倍,觀今廣智書局晝夜趕印不及可見。”[10]廣智書局1903年前後發行的出版物印證了這一點。據上海書業公所總董席裕福19114月統計,1911年前上海的書局書莊有116[11],張仲民教授統計晚清上海存在過的書局有421[12]。由此證明,書局肯定是盈利的。書局不僅要支付雇傭員工的工資,還要支付稿費、房租等一系列費用。如果沒有利潤可圖,書局肯定不能夠長久存在。

廣智書局初期运行经费主要由梁启超通过募股的形式筹得。《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言:“壬寅春间在上海开设廣智書局,经理为梁荫南,总经理为黄慧之,驻横滨总管全局出纳,十年携款至沪开办,不过六万元。”[13]然而,廣智書局的管理架构甚为复杂。最初,梁荫南不懂书局管理,在1902年、1903年連年虧損,書局不得已,在1903年夏改由梁啓超的弟子何擎一負責。管理財務的黃慧之又涉嫌貪汙,把書局推向了崩潰邊緣,直到1904年初,書局方解決此問題。

廣智書局步入正轨,不仅在上海有总局,在北京、南昌等地设有分店。[14]當然書局運行之中也存在不少問題。書局經曆管理不善、貪汙等事件後,徐勤向康有爲提出建議,“凡辦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須同門乃可”。 [15]这导致后来廣智書局的著者、譯者中多为康氏门人。在稿件翻译方面亦如此。梁启超在给康有爲的信中提到:“前弟子收译稿,而稿不可用,或有先支译费,无交稿者,其数亦不下三千左右”, [16]其中湘中人占三分之一,同門人占三分之一,日本人翻譯占三分之一。圖書印刷不及時也是書局發展的障礙。書局最初擬定的出版方案並沒有得到落實,康有爲撰著的《物質救國論》也延期至1908年方才出版,康有爲也因此大爲光火。

由于廣智書局出版计划执行不力,书局管理者经营不善,盈利收入支出繁杂等因,导致书局运行渐入窘境。1909年以后,廣智書局的图书出版在社会上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以至于在1911年统计的出版机构名录里面,竟然找不到廣智書局的名字。按照常理推算,曾经在上海有很大影响的出版机构,应该不会被故意漏掉。没有统计在名录中,说明其在1911年前后所出版的出版物太少,以至于被人们所忽略。廣智書局还面临图书被盗版[17],同行業競爭激烈的困境,微薄的圖書收益不足以支付股東的分紅。書局雖維持至1915年,但是在書局最後存在的四年時間裏已經出書極少。[18]        

  廣智書局出版物及特点

19世纪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在华设立的出版机构多以欧洲出版的著作为蓝本進行翻译,而廣智書局以日本出版的图书为蓝本進行翻译。[19]廣智書局译介日本的图书与中外社会形势的变化有紧密的联系。廣智書局在《日本維新三十年史》中写道:“日本近日进步之速,一日千里,故十年间变更之现象,比诸前代百年千年,尚或过之。然则据黄书以求日本今日之国情,无异据明史以语中国今日之时局也。且甲国人言乙国人之事,必不能如乙国人自言之详确也。”[20]由此,我們大體可以概況出從日本譯介圖書的緣由。其一,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得了勝利緣于日本大興“西學”,認同西方的發展曆程代表著人類“普遍“發展模式,中國士大夫試圖從圖書中學習日本快速發展的經驗;其二,戊戌變法之後,康有爲梁啓超東走日本,在日本圖書譯介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其三,甲午戰爭之後,前往日本的留學生數量不斷增多,便于圖書翻譯工作的開展。其四,20世紀初年,從日本譯介圖書逐漸形成了一種風氣。開明書店主持人夏清贻寫道:“自志士東遊以來,譯本書如風發雲舉,一切學科日漸進步,政法諸書尤辟渾茫,歐西巨子之學說,滔滔飛渡重洋,競灌輸吾同胞之意識界矣”。[21]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廣智書局在成立之时曾经制定了宏大的出版计划。在《清议报》第一百冊里,梁启超進行了广告宣传,并列出了书单,包括“已译待印书目”、“编译中学教科书”、“廣智書局小丛书”等。廣智書局出版的图书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法律、医学、社会、军事、教育等门类,同时还出版了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德育、体育等学科的教科书。初步统计,廣智書局出版图书达400余種,平均每年出書近三十種。在書局最初成立的1902年、1903年,兩年共出版圖書160余种,占廣智書局出版物总数的41%[22]。自1904年至1909年的六年时间中,廣智書局出版图书185種,占出版圖書總數的45%1910年至1915年,書局出版圖書數量僅占總出版物的12%左右。[23]

廣智書局出版的图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视政治类、史地类图书的译介,重视实学图书出版。廣智書局政治类图书占总图书种类的六分之一强,史地类图书占到总图书种类的三分之一多。这种译书主张与《西学书目表》、《大同译书局叙例》所言具有一致性,“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洗空言之诮,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倪x薄 [24]廣智書局认为凡有用之书,皆随时刊布。

第二,译介图书“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文”。在廣智書局的所有出版物中,译自外国图书194種,占總出版物數量的一半左右。[25]而在譯介的外國著作中,譯自日本學者的作品又占據了多數。僅有極少數作品譯自或者轉譯自美、英、法等國學者的著作。這與當時在華的外國出版機構譯介圖書對象有極大差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大量聘請西人,翻譯西史,曆史科目建設相對完備,形成了“支那史”、“東洋史”、“西洋史”研究機構,出版了豐富的曆史著作。

第三,出版的中国学者著作中以康、梁作品为主,译介作品的承担者多为中国留日学生。初步统计,廣智書局共出版梁启超自著图书26種,翻譯著作6種;出版康有爲著作11種,主編期刊1種。擔任外文圖書翻譯的譯手主要有趙必振、麥孟華、麥仲華、麥鼎華、梁啓超、周逵、羅伯雅、陳鵬、羅普等人。趙必振翻譯了17種日文圖書,成爲書局出版物譯介的主力軍。

第四,出版图书种类繁多,图书出版没有系统规划。从统计出的廣智書局书目可知,书局翻译的图书包罗万象,涉及了当下学科分类中的所有学科。出版图书繁杂,导致出版物没有系统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廣智書局对利润的追求。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书籍,就出版什么图书。从《东坡尺牍》、《明儒学案》、《求阙斋日记类钞》到《十九世紀大勢變遷通論》,从《亚西利亚巴比伦史》到《歐洲十九世紀史》,从《地球与彗星之冲突》到《义和团战争图》,从各学科教科书到新版小说,可谓应有尽有。廣智書局还校印前人诗文、尺牍、日记、类钞、碑帖等作品,出版此类图书共计46種。

书局在最初成立的几年中,在上海书场颇有影响。但是,书局将盈利作为一個重要目标,使其逐渐丧失了特色与地位。廣智書局最初看好了科场考试的图书需求,译介之书成为科场士子的宠儿。公奴描述了当时的出版情况:“若夫有用无用,盖视科场为衡,苟科场所不需,则虽佳亦从缓。能越此范围,殆百不及一”。 [26]上海開明書店股東王維泰在《汴梁賣書記》中寫道:“場前買書者,類皆取地理曆史兩部,雜著能閱者尚多,至教育一門,則寥寥無幾。”[27]廣智書局的历史、地理、政治类图书经常出现“赶印不及”的现象,一书年内再版并不稀奇。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学堂大兴,教科书又成为廣智書局的出版对象。然而,廣智書局没能够成为学部审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所出版图书积压甚多。

  廣智書局所出历史类图书

20世紀初年,“曆史類”圖書銷售最爲可觀,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史皆事實,故譯筆率皆暢達,便于省覽”;二是“此次科場,皆問各國政事,故不得不略求其端緒”。 [28]除此以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史”占据了重要内容,“经”属于上层建筑层面,“史”属于实学层面。以史为鉴,发挥史学的求真致用的功能是历代学者、知识阶层追求的目标。廣智書局最初关注历史类图书出版,一方面是输入新知,唤醒国民,另一方面是書局盈利的需要。

据统计,廣智書局共出版历史类图书77種。[29]其中,國人自著13種,譯介國外著作64種。

廣智書局译介历史类图书一览表

書名

著者

譯者

出版日期

備注

東邦近世史

日·田中萃一郎

 

1902

曾連載于《湖北學報》

歐洲十九世紀史

美·軒利普格質頓

麥鼎華

1902

線裝,鉛印本,1

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

美·靈绶

羅普

1901

鉛印本,1

東亞將來大勢論

日·持地六三郎

趙必振

1902

線裝,排印本

土耳機史

·北村三郎

趙必振

1902

鉛印本,1冊,史学小丛书

亞西裏亞巴比倫史

日·北村三郎

趙必振

1902

鉛印本,1冊,史学小丛书

埃及近世史[30]

日·柴四郎

麥鼎華

1902

鉛印本,再版大洋两角五分

新撰日本曆史問答(上下)

日·岡野英太郎

逸人後裔

1902

鉛印本,两冊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日·高山林次郎

廣智書局

1902

第三版共六冊,定价大洋一元六角

德相俾斯麥傳

廣智書局编译

廣智書局

1902

鉛印本,1冊,传记小丛书

泰西政治學者列傳

日·杉山藤次郎

中國廣東青年

1902

鉛印本,传记小丛书

明治政黨小史[31]

東京日日新聞社

陳超

1902

鉛印本,线装,1冊,大洋一角

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

日·幸德秋水

趙必振

1902

鉛印本,1

十九世紀大勢變遷通論

日·大隈重信

吳銘

1902

鉛印本,1冊,大洋四角

十九世紀歐洲文明進化論[32]

日·民支社

陳國镛

1902

鉛印本,1

十九世紀大勢略論

日·加藤弘之

養浩齋主人

1902

鉛印本,线装,1冊,史学小丛书,大洋一角五分

現今世界大勢論[33]

 

飲冰室主人編譯

1902

木刻本,線裝,1

希臘獨立史[34]

日·柳井人絅齋

秦嗣宗

1902

鉛印本,1

支那史要[35]

日·市村瓒次郎

陳毅

1902

四冊;再版1冊,六卷,大洋八角

世界近世史[36]

日·松平康國

梁啓勳

1903

2冊,二卷;

中國文明小史

日·田口卯吉

劉陶

1902

鉛印本,1冊,原名《支那开化小史》

日本維新慷慨史

日·西村三郎

趙必振

1902

鉛印本,2冊二卷

俄國蠶食亞洲史[37]

日·佐藤弘

英·克樂詩

養浩齋主人

1902

鉛印本,1冊,史学小丛书

日本現勢論

日本東邦協會

養浩齋主人

1902

鉛印本,线装,1

東亞各港口岸志

日本參謀本部

廣智書局

1902

鉛印本,线装,1

萬國商業地理志[38]

英·嘉楂德氏

廣智書局

1902

鉛印本,线装,1

最新萬國政鑒

日·《太陽●Ts志社

 

1902

鉛印本,线装,1冊,原名《世界国势要揽》

萬國地理志

日·中村五六

周起鳳

1902

鉛印本,线装,1

王安石新法論

日·高橋作衛

陳超

1902

鉛印本,线装,1

泰西史教科書[39]

日·本多淺次郎

出洋學生編輯所

1902

鉛印本,线装,1

中國財政紀略

日·日本東邦協會

吳銘

1902

鉛印本,线装,1冊,大洋二角五分

歐洲財政史[40]

日·小林醜三郎

羅普

1902

鉛印本,线装,1

中國商務志[41]

日·織田一

蔣簋方

1902

鉛印本,线装,1

世界十二女傑

日·岩崎徂堂、三上寄風

趙必振

1902

鉛印本,1

英國憲法史

日·松平康國

麥孟華

1903

鉛印本,3

英國制度沿革史[42]

英·非立啡斯彌士

廣智書局

1903

1

現今中俄大勢論

日·渡邊千春

梁武公

1903

鉛印本,2

近世世界工商業史

日·桐生政次

人演繹社

1903

 

波斯史

日·北村三郎

趙必振

1903

鉛印本,1冊,史学小丛书

埃及史

日·北村三郎

趙必振

1903

鉛印本,1冊,史学小丛书

腓尼西亞史

日·北村三郎

趙必振

1903

鉛印本,1冊,史学小丛书

亞剌伯史

日·北村三郎

趙必振

1903

鉛印本,1冊,史学小丛书

猶太史

日·北村三郎

趙必振

1903

鉛印本,1冊,史学小丛书,大洋一角

曆史哲學

美·威爾遜

羅伯雅

1903

 

意將軍加裏的傳

 

廣智書局

1903

鉛印本,1冊,传记小丛书

鐵血宰相傳[43]

日·吉川潤二郎

錢應清、丁疇隱

1903

鉛印本,1冊,传记小丛书

俄羅斯史[44]

日·山本利喜雄

麥鼎華

1903

鉛印本,1冊,二卷

意大利獨立史

日·松井廣吉

張仁普

1903

 

英吉利史

日·須永金三郎

廣智書局

1903

鉛印本,线装,二冊,三卷

世界進化史

 

張通煜

1903

活字本,线装,二冊

法國革命史

日·澀江保

趙天骥

1903

 

教育學史[45]

日·金子馬治

陳宗孟

1903

1

萬國商業志[46]

 

陳子祥編譯

1903

1冊,二卷

南阿新建國史

日·福本誠

賀延谟、陳志祥

1904

二冊

粵軍志

日·曾根俊虎

廣智書局

1904

 

今世歐洲外交史

法·德比瑙兒

麥鼎華

1905

鉛印本,硬皮精装,二冊,上冊大洋一元四角

血史

美·佛蘭斯士專遜

梁啓勳、程斗

1905

 

世界殖民史[47]

日·山內正暸

陳祖兆

1905

鉛印本,线装,1冊,大洋四角

日俄戰役外交史[48]

日·東京博文館

趙伸

1906

鉛印本,1

中學西洋曆史教科書[49]

日·坪井九馬三

吳淵民

1908

 

明治政史

日·白海漁長、漠堂居士

王鈍

 

1

東洋女權萌芽小史[50]

日·鈴木光次郎

趙必振

 

鉛印本,线装,1

美國民政考[51]

美·勃拉斯

章宗元

 

鉛印本,1冊,二卷

英國度支考[52]

英·司可得開勒

華龍

 

鉛印本,1

       廣智書局译介历史类图书的主要特点:

    第一,出版亡國史、大國衰亡史,以及國別發達史、名人傳,挽救民族危機,達到以史爲鑒的目的。20世纪初年,中国再次遭受西方列强群体式掠夺,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有志之士无不摩拳擦掌。廣智書局出版的《史学小丛书》对亡国史、大国衰落史异常关注,如《猶太史》、《埃及史》、《亞剌伯史》、《波斯史》、《亚西利亚巴比伦史》等史书,以达到“朝野忧国者鉴”的目的。译介的《意大利獨立史》、《希臘獨立史》、《南阿新建國史》、《日本維新慷慨史》、《法國革命史》以及《德相卑斯麦传》、《伊藤博文》、《意将军加里波的传》等独立史、名人传,意在彰显民族气节,表彰优秀人物、爱国志士在民族崛起中的贡献。《南阿新建國史》文中有言:“夫阿州鱼肉于欧人久矣,得古鲁家振作民气,其收效若此,然则地广人众者可以鉴矣。”[53]譯者认为,南非久受欧洲奴役,在英雄人物带领下,民气大振,中国亦当如此。

第二,出版世界发展史,关注当代世界发展新趋势。廣智書局不仅关注衰亡史,而且重视当代世界最新发展趋势。书局译介了一批当代史、外交史著作,如《世界近世史》、《歐洲十九世紀史》、《十九世紀大勢略論》、《十九世紀大勢變遷通論》、《今世歐洲外交史》、《日俄戰役外交史》、《現今中俄大勢論》等,特别关注世界的发展动向和各国之间的外交策略。书中有言:“欲知政上未来之问题,无不原因于过去之实验者,凡吾人研究政治学,非以史学为根据不可。”[54]以上著作分析了世界各國思想、哲學、軍事、外交、國力等方面的變化,並預測未來國際關系的變化。《世界近世史》一書分爲五編,內容包括新航路開辟、歐洲宗教改革、歐洲列國之波瀾、東洋諸國之變動、歐美自由主義之發動,並論及了美國的建立與法國大革命,止于維也納會議。該書中有梁啓超按語,梁氏稱贊該書爲“東國史籍中第一善本”。 [55]

第三,重視文明史著作以及政治、商業、經濟、法律等專史的譯介。田口卯吉是19世纪后半期日本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以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来撰写《中國文明小史》。《中國文明小史》内容不局限于政治和战争,而扩展到宗教、哲学、风俗、礼节、建筑、文学等领域,给当时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一片清新的空气。《支那史要》概述了中国自开辟时代至清末时期的发展史,同样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多個方面,该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来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56]文明史書寫方式改變了以往史書撰寫方式,內容更加豐富,對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思潮産生了重要影響。同樣,在文明史的影響下,各種專史研究和論述也逐漸豐富起來,憲法史、政黨史、制度史、外交史、商業史、財政史等各種專史書籍不斷出現。

第四,出版历史教科书,适应了社会需求。戊戌变法期间以及之后,特别是清末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办学堂,注重历史教育,特别是重视外国历史教育,以资借鉴。学堂对教科书的需求逐渐增多。《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国志》等书籍曾被作为教科书参考使用。但是,教科书编纂出版是一個缓慢的过程,“吾国自有翻译西籍以来,西史寥寥,而可充中学堂用,已辑为教科书者,益不可得。”[57]廣智書局出版自著、译介教科书近五十种,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在历史教科书方面,译介出版的《泰西史教科書》、《支那史要》、《中學西洋曆史教科書》等历史教科书,尽管没有通过学部审定成为官方教材,但同样受到了各学堂的欢迎。

  譯介曆史類圖書的意義與影響

尽管廣智書局图书出版具有一定“功利性”,但是书局历史类出版物的潜在影响深远。图书翻譯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照”表现尤为突出。譯者在《中國財政紀略序》中写道:“中国百务失政,腐败不堪。今日欲锐意整理,昌言改革,诚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当局所最棘手者,尤莫如财权尽失一事”,“财权既失,则外制于人,内穷于己”。 [58]譯者翻译《中國財政紀略》是为了“有心者”能从中得到财政管理的借鉴。廣智書局译介历史类图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书局译介的历史类图书采用新的史书编纂体裁和体例,推动了“新史学”思潮的发展。《日本維新三十年史》六冊,[59]采取编、章、节的新式史书编纂体裁。《泰西史教科書》共二冊六编,该书是章节体教科书并具有明确时代分期的代表,对国内世界史教科书的编纂具有启发意义。日本式的文明史编辑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撰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世界史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架构中认识,对于国人认同西方列强的发展进程,认识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專門史”著作的译介,不仅改变了史家对“中国之过去”的认识角度,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书写模式。[60]

其二,国人对本国发展情形,西方国家的侵略行为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東亞將來大勢論》、《東亞各港口岸志》等史书,主要论述了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列强对中国关注的目的及动向。如,《東亞各港口岸志》介绍了中国台湾、香港、沿海、长江各口岸的地理位置、风俗物产、贸易情形。在《芜湖》中写道:“民俗甚属勤俭,勤耕稼穑,善营田土,畦畎相望也,故获收田利颇多,人民稍有富色焉。……实为输出品之主目也。”[61]《十九世紀大勢通論》認爲,有形之戰爭已經稍息,“無形之戰爭必日起而日烈,殺人如草,流血無聲,而國家之興廢存亡,必與其工商業之興衰而決之。”[62]處于世紀之交的新式知識分子讀之,又怎能對國家民族之危亡熟視無睹呢。

其三,书局所译介的外国史书在中国的社会运动、史学思潮、学校教育、思想变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史书的原著者均为外国人,日本学者居多,他们不可能站在中国社会立场之上思考问题,甚至在行文中使用污蔑性的语言,但是,这些出版物在中国语境中的确发挥了资鉴的效应,译介的史书契合了“救亡”的时代主题,符合社会的需求。《中國文明小史》中有言:“中国人民常苦于独裁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独裁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独裁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63]趙必振在其译著中写道:“以社会之大,民族之众,而以彼一姓一族一人而统括之,私矣小矣,夸矣误矣,故今日之谈新史学者,辙谓中国无史,非无史也,不过二十四姓之家谱年表耳。”[64]日本之舊史與中國相類似,自明治維新以來,史家隨其風潮而改革,“一洗其舊日君史之陋習,而紀其有關于社會之大者,是爲東亞民史之權輿”。這種語言和論述能夠鼓舞國人士氣,增強國人鬥志。

其四,廣智書局译介的史著在树立国人世界观念,增强“国家”、“民族”、“社会”等政治观念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1903年《大陸報》刊發的文章指出:“我中國閉關于昆侖山脈之下,鎖國于馬來半島之東,極東孤立,龐然自大,其交通者,不過如漢儒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而已,知識未周,見聞不廣,並不知有亞洲,遑問世界,故世界史之著,亘古無聞焉。數十年來,海禁開放,宗教、貿易、外交、學術、技藝之會通,我國民耳濡目染,則世界之觀念,宜其勃然興起,以成世界史,而沾溉同胞矣。[65]世界史著、国别史著作在廣智書局出版物中占据了一定分量。日本编撰的史书受西方史学观念影响颇大,特别是文明史的撰写方法。行文中“国民、“國家”、“社會”、“實業”、“財政”、“外交”等詞語隨處可見。在進化史觀的指導下,譯著突出社會發展大勢,讀者能夠重建曆史事實“互爲因果,連綿總續”的關系。[66]譯介的日本史著受到一些中國學者的好評,“日人新編,較爲扼要,且多新識”。 [67]

  結語

清末民初,中国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危机,“中国进入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一样都不可避免,作为民营出版的廣智書局与社会形势变化紧密相连。从社会影响而言,廣智書局译介的图书,促进了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他们通过阅读最新历史类、政法类等图书,对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非欧美地区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认同,对政治和政治参与产生了新的理解。中国社会精英再次思考应对社会变化的策略。从史学演进角度而言,廣智書局译介的历史类图书为“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推动和延续作用。新的史书体裁、体例,新的史书撰写风格,为“新史学”的“立”奠定了基础。《支那史要》、《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等书在极短暂的时间之内多次再版,显示了社会的迫切需求,彰显了出版人的学识和时代责任感。



参考文獻:

[1]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张朋园的《廣智書局(1901-1915)——維新派文化事業機構之一》,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邹振环的《廣智書局的地理学译著》见《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周振鹤的《廣智書局新书目录》,见《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吴宇浩的《廣智書局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等。

[2] 包公毅:《金粟齋譯書處》,見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第240頁。

[3] 劍村遊客輯:《上海》,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鉛印本,第7頁。

[4] 如山西巡撫給皇帝上奏折,要求派紳士前往上海購書。參見《山西巡撫晉省赴滬購書奏片》,見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卷三,第300頁。

[5] 後來,馮鏡如對只擔任名義發行人表達了不滿,梁啓超給康有爲的信中說道:“然鏡如大有吃醋之意,謂此局出彼名,而彼不得爲總辦”,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爲與保皇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27頁。筆者認爲,鏡如是對書局盈利分配有成見,並不是要負責書局事務。

[6] 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9頁。

[7] 在廣智書局出版的《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支那史要》、《日本維新三十年史》、《十九世紀大勢變遷通論》等书籍扉页都印有这份文件,封底印有“书经存案,翻印必究”字样。

[8] 吴宇浩:《廣智書局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頁、第69頁。吳宇浩認爲,廣智書局部分盈利支持康有爲安排的暗殺活動。

[9] 梁啓超:《敬告我同業諸君》,《新民叢報》第17號,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1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爲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77頁。

[11] 《辛亥五月以前上海的出版業》,《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书局没有统计上,在这個名单里面没有找到廣智書局的名字。

[12] 張仲民:《晚清上海書局名錄》,收于複旦大學曆史系編:《曆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13] 《梁啓超年譜長編》,第730頁。

[14] 孫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5頁、第51頁;另見,張仲民:《晚清上海書局名錄》。

[15] 《康有爲与保皇会》,第231頁。

[16] 《康有爲与保皇会》,第227頁。

[17] 梁启超写道:“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本钱,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疫x!奔《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7頁。实际上,晚清图书盗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個别书局虽有版权意识,但是政府并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

[18] 至于書局具體關門歇業的時間,筆者沒有搜集到確鑿的證據,采用當前學者較爲一致的認識。而《上海出版志》第一章第二節寫道:“1925年(广益书局)与世界书局共同受盘廣智書局”,具体情况待考。参见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048/node29050/node29052/userobject1ai54454.html

[19] 日本出版的書籍亦沒有擺脫西方著作的影響。這些著作或者是譯自西方,或者是以西方著作爲藍本進行重新改編、改寫。

[20] 廣智書局编译部:《日本維新三十年史之例言》,《日本維新三十年史》,廣智書局1902年版,木刻本。“黃書”當指黃遵憲撰寫的《日本國志》。

[21] 公奴:《金陵販書記·卷上》,收于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303頁。

[22] 吴宇浩:《廣智書局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2頁。

[23] 有些圖書出版年份不能確定而無法進行分類。

[24] 《大同譯書局敘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華書局,1989年,58頁。

[25] 410余種出版物中,尚有53種作者不明。

[26] 公奴:《金陵販書記·卷上》,收于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309頁。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销售最好的书籍一般冠之以时务大全、大成、汇纂、通考、统宗、渊海等名称。

[27] 王維泰:《汴梁賣書記》,收于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321頁。

[28] 公奴:《金陵販書記·卷上》,收于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304頁。

[29] 鑒于古今學科分類的差異,筆者難以將每一本圖書恰當的歸屬于某一學科。

[30] 190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章起謂的同書譯本

[31] 190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系《帝国丛书》之一種。

[32] 此書可能是日本田尻稻次郎的講義。

[33] 此书系梁启超根据美国人灵绶的《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的《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以及日人浮田利民的《帝国主义论》等著作汇编而成。

[34] 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

[35] 上海支那翻譯社出版由支那少年編譯的此書,譯名爲《支那四千年開化史》。

[36] 190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国民丛书社的《世界近代史》,鉛印本,线装1冊,作为历史丛书之一種。1903年,上海作新社也出版了此書。

[37] 此書分爲上、下篇,上篇佐藤弘著,下篇克樂詩著。

[38] 此書以國爲章,共計二十三章,記述各國商務貿易,未述及商業與地理之關系。

[39] 190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書名为《西洋历史教科书》。上海群益书社也出版了此书之譯本。

[40] 190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由出洋學生編輯所翻译,鉛印本,1冊,系“政学丛书”之一種。

[41] 該書在190211月再版,出版时间不得而知,根据廣智書局设立的时间,该书属于年内再版。

[42] 1897年,該書經日本學者工藤精一譯介在日出版。2005年,日本信山社影印再版此書。

[43] 上海文明書局亦出版此書。

[44] 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本馆编译的《俄羅斯史》,著者为俄罗斯伊罗瓦伊基。筆者尚未考证二版本之间的关系。

[45] 同年,廣智書局还出版了此书的陳毅譯本,2冊。

[46] 此書二卷,分四章。記述了自古代至近代以來世界各國商業發展。1901年,上海广学会出版此书。此书节選自《万国通志》第五编。

[47] 该书发行所为清国留学生会馆、廣智書局,印刷所为东京并木活版部。19055月初版,同年9月再版。

[48] 该书发行所书为清国留学生会馆、廣智書局,印刷所为东京并木活版部。1906年初版。

[49] 李孝迁曾介绍廣智書局出版的《中學西洋曆史教科書》(见《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筆者没有查阅到此版本。

[50] 1903年,上海新民译书局出版了该书。筆者未见廣智書局版本。

[51] 沈兆袆在《新学书目提要》中介绍廣智書局出版了该书。筆者只查到了上海文明书局的版本,没有找到廣智書局的版本,该书具体出版时间无法确认。从文明书局版可知,此书是节譯本。

[52] 上海商務印書館亦出版此書,具體時間未知。

[53] 《晚清新學書目提要》,第238頁。

[54] 《去来两纪日本与世界列国之关系》,《十九世纪世界变迁通论》,廣智書局19027月版。

[55] <世界近世史>廣告》,《新民叢報》第32號,1903525日。

[56] <支那史要>廣告》,《新民叢報》第13號,190284日。

[57] 《紹介批評:<中學西洋曆史教科書>》,《教育雜志》第六期,19097 12日。

[58] 《中國財政紀略·序》,廣智書局1902年版。

[59]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木刻板鉛印版之別該書采用紙張的不同裝訂的方式亦有區別,有的訂爲1厚冊,有的線狀爲四冊。

[60] 章清:《重塑“中国历史”——学科意识的提升与“專門史”书写》,《史学月刊》2008年第89期。

[61] 《東亞各港口岸志》第三章第一节《芜湖》,廣智書局1902年版。

[62] 《十九世紀大勢略論·两世纪之大观》,廣智書局1902年版。

[63] 《中國文明小史·总评》,廣智書局1902年版。

[64] 趙必振:《日本維新三十年史序》,《日本維新三十年史》,廣智書局1902年版,木刻本。

[65] 《近世世界史之觀念》,《大陸報》第2期,190318日。

[66] 《中國文明小史·原序》,廣智書局1902年版。

[67] 王舟瑤:《中國通史講義·論讀史法》(貳編),商務印書館19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