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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李學勤編“地圖集”的日子

发布日期:2019-05-04 原文刊于:

    1983年末,我完成《合集釋文》後不久,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先秦史室主任的李學勤先生找到我,說所裏決定讓我和齊文心參加《國家大地圖集·历史地图卷》(后定名为《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本来是我所曆史地理组的事,估计是组里没有人搞甲骨金文,而我与齐先生在编纂《合集释文》的过程中,写过一些甲骨金文地名的研究文章,所以把我俩选上了。

    《國家曆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圖集》)編委會成立于1982年,主任委員是張友漁,副主任委員兼總編輯是譚其骧,秘書長是高德,下分20多個專題圖組。《圖集》的要求是:全面呈現我國從史前時期到1949年之間的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發展過程,計劃全《圖集》編圖1300多幅。

    曆史所的先秦專題圖組20多個專題圖組之一,由李學勤先生擔任編纂組長,又分爲三個小圖組,商周圖組是三個小圖組中的一個,成員除了我和齊文心外,後又增加了新來的研究生曲英傑和鄭超。

    我們商周圖組的工作由李先生直接抓,1985年他擔任副所長後,因工作繁忙,圖組的事多由我和齊文心來做。組內有關簡報、總結、信函處理、經費報銷等事務工作由我負責。我作爲圖組成員、一名新黨員,李先生又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圖組的事當然要多幹。

说实话,李先生富有才华,学识渊博,他的脑子像百科全书一样,文史哲、古文字学、考古学、曆史地理,样样精通,对人亲切和善,自从来我們室当主任后,大家都很佩服他。我一直把他视为同事、同志、师长和朋友,他让我做的事,我从不推却,总是尽力去做。

    工作之初,商周圖組先由李先生擬定了18个图目,再由我們看有没有要补充的,议论后初步定下20多個圖目。這些圖可分爲四類。

    第一類是《商的興起和伐夏圖》《商王國形勢圖》《商的遷徙圖》《周的興起圖》《武王伐商與牧野之戰圖》《周初分封圖》《西周黃河長江中下遊形勢圖》《穆王西征圖》《逸周書·王會篇所見方國圖》《宣王與猃狁、淮夷的戰爭圖》《春秋時代黃河長江中下遊形勢圖》等。

    这类图的内容主要根据历史文獻记载,编纂者必须对每一处地名做深入研究。我們知道,一幅图中的一个地名,往往也就一两个字,最多三五个字,但要确定下来,却要查阅很多材料,写出少则数十至数百字,多则上千或上万字的材料,实际上就是写一篇地名考证文章。

    我做过的《武王伐商与牧野之战图》,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幅图, 图中要素不多,也就十来个地名,但我为此写出了上万字的材料,费了很大劲,编出草图,终因地点多难肯定,最后也没有纳入到《图集》中。后来,我以此材料整理成《武王伐纣探路》一文发表在1990年《中原文物》上。

    类似这种收集大量材料作过深入考究比勘而最终被拿掉的情况, 别人也遭遇过。如《穆王西征图》《逸周书·王會篇所見方國圖》《宣王與猃狁、淮夷的戰爭圖》,雖然編稿的同志已收集了大量材料,但還是由于資料所限,圖中地點的古今地名沿革變遷難辨是非,故最終沒有采用。

    第二类是根据甲骨金文资料确定的《殷墟卜辞地名图》《西周金文地名图》。甲骨金文地名有上千个,很多都难以和文獻记载对上号,学者考证的也不少,但众说纷纭,能确知为今何地的不多。我們的取材原则是:以甲骨金文为依据,文獻记载作参考,考古文物材料为佐证,同时考虑学界认同度。最后,只选取了甲骨地名50多個、金文地名80多個,編成了兩幅地圖。

    第三類是商與西周的文化遺址遺物分布情況圖。這主要根據全國各地19918月以前公布過的曆年考古文物資料來編制,如《商遺址和遺物分布圖》《西周文化遺址和遺物分布圖》《周原文化遺址和遺物分布圖》等。制作這類圖,需要查閱曆年的《考古》《文物》等刊物,也很費時間和精力。總之,要在圖紙上確定一個點,並把它准確地標出來,都是要再三斟酌的。

    还有第四类,就是根据商、周考古发掘的实测资料绘制图,如《偃师商城遗址图》《殷墟遗址图》《盘龙城遗址图》《郑州商城遗址图》等。这一类地图,我們可以与参加过实地考古测绘和发掘的单位联系,约请他们合作。

    商周圖組初步确定下图目后,李先生把我們召集在一起,采用自我認領的辦法,分題編稿。齊文心認領《甲骨地名》和《商遺址和遺物》兩幅;曲英傑認領《西周文化遺址和遺物》《周原文化遺址和遺物》分布圖;商、周考古發掘的古城遺址實測資料圖,由我負責聯系相關單位協作。還剩十幾幅圖沒人做。

    最後,李先生說:《金文地名》和《西周春秋黃河長江中下遊圖》我做。邦炯,余下的你就多做點,相信你有能力做好。接著,他又說,《穆王西征》《王會篇所見方國圖》兩幅,多是傳說,難以落實,就不要了。《宣王與猃狁、淮夷的戰爭》由李先生的學生鄭超先把問題摸摸看。後來,鄭超調走了,這個圖也取消了。

    我的工作除了要完成余下的七幅圖、統籌各圖稿進度等,還要按《圖集》的統一要求,定出編例,最後複制加工,與協作者聯絡,定時向總編室彙報。記得我先後給我院考古所的趙芝荃、劉忠福、陳志遠、鄭振香,河南省考古所的裴明相、楊磊,湖北省考古所的陳賢一等同志,多次以書信聯系協商。當時,通信手段不發達,一切都靠手寫或複寫紙反複抄錄寄出。

    当时的经费十分有限,只可用于订购底图、必需的绘图仪器、文具参考书和印制编稿表格等,处处都要精打细算。出差经费更紧张,我們只能利用参加别的学术会议的机会,顺便去办理《图集》的事。当时更无电脑、电传、打字复印的条件。

    在《图集》第七次编委会上,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决定对提前完成初稿,并经审查合格者给予奖金。我們组只有陈贤一的《盘龙城图》提前完成并审查合格。申报后,奖金只有30元,但他回信給我說還是很感謝。1995年,所有的圖稿終審合格通過。同年5月,第十次編委擴大會決定先發給70%的稿費,按圖的繁複等級,我組最高等級圖可得350多元,最低107元,全組采用15幅,共有稿費3070多元。我想,大多數參加者都不是爲了名和利。

    1993年,商周圖組圖稿全部編完,經李先生親審修定,6月交《圖集》總編室,初步告一段落。19969月,我受托寫《商周圖前言》初稿,經李先生與《史前組前言》合並爲一後,我再將其打印好,交總編室劉宗弼先生。至此,這個項目算完成了。高德、宗弼老先生對工作特別認真負責的態度,確實使人感動,總編室終審到我組各幅圖稿時,高德、宗弼先生還不忘拉我參加終審會。直到本世紀初圖稿交出版社清繪前,我已退休十多年了,高德先生還讓我把本組各幅圖稿審閱一遍,時至今日也已15年了。

    如果從1983年開始接受任務算起,到現在30多年过去了。去年,《图集》中别组的一册出来了,我們总算是看到了希望,相信不久的将来也能看到我們自己的那册。

作者:彭邦烱,原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3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