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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与曆史地理学研究

发布日期:2019-05-04 原文刊于:

鄭天挺是20世紀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近年来,随着《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等著作的出版,逐渐展示了他在明清史研究领域以外的史学成就。全面检查所遗留下来的学术卡片与遗著,近来又发现了两部曆史地理学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进一步检索,则发现了更多资料,体现了郑天挺在曆史地理学领域的成就。检视他的学术轨迹,甚至可以说,在郑天挺早年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一度是以曆史地理学作为主攻方向的。只是在西南联大期间的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因为教学需要转向明清史,研究的重心也随之转移,才使得他原先用力甚笃的曆史地理学领域,渐渐被明清史所取代。即便如此,在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中,依然还有曆史地理学方面的成果,如“文革”期间,他曾致力于丝绸之路的研究,留下了数百张关于丝绸之路的学术卡片;"文革后期,亦参与审阅《中国历史地图集》。本文试图梳理郑天挺的学术轨迹,并就他在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略加探讨,希望有助于全面认识其学术成就,亦希图有助于對中国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史的认识。

 一、西南联大前郑天挺讲授曆史地理学课程

鄭天挺,原名慶繰,字毅生,福建長樂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1921年大學畢業後南下,參加廈門大學的籌建工作。1922年考取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並參加大內明清檔案的整理工作。從此時起,鄭天挺開始在各大學兼課,所教授的課程就是國文與人文地理。鄭嗣仁編《鄭天挺教授大事記》中載,1922年鄭天挺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女高師)、北京市立一中等學校教書。“1923年左右,經他(鄭奠)介紹,鄭天挺到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講授人文地理”。1924年秋,任北京大學預科講師,授人文地理及國文課,仍兼女師大講師。“當時《預科規則》第三條規定:‘乙部以國學論著集要、國文(文論集要)、第一、二種外國文、曆史、地理、倫理學大意、公民學、數學、體育爲必修科。’中外地理每周三小時,一學期教完,注重人文方面,蔡孑民(元培)校長聘鄭先生講授”。到1934年,郑天挺已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他仍为国文系同学讲授古代地理学。可見,在郑天挺学术生涯最初十余年间,尽管曾辗转于北平、厦门、广州等地,但曆史地理学始终是他讲授的课程,未曾离开他的学术视野。

《郑天挺日记》清晰地记载了他教授曆史地理学的情况。《郑天挺日记》有个特点,每年日记开篇前,首先记录这一年的年岁、寓所、任职、教课等基本情况,所以我们能很清晰地把握他的学术历程。他现存日记手稿从1924年開始,開篇即寫道:“二十五歲,寓北京西城辟牛胡同內南千章胡同五號。任法權討論委員會秘書、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系一年級國文教員、國立北京法政大學預科一年級中國人文地理教員、公立京師第一中學校三年十五級、二年十七級國文教員。”可見他身兼數職,教課以國文和人文地理爲主。1926年日記開篇亦曰:“寓北京西城西斜街內後泥窪八號。充法權討論委員會秘書、調查法權委員會秘書。國立北京大學講師、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員、外國語專門學校教員,皆任人文地理。”開始只是在北京法政大學教中國人文地理,到了1926年,則到北大、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外國語專門學校,全都教授人文地理課。可見,鄭天挺兼課的大學雖越來越多,但所教授的課程卻都是人文地理。1927年日記開篇曰:“二十八歲。寓北京西城後泥窪八號。任法權討論委員會秘書、北京大學講師,授預科一年級地理。”地理依然是鄭天挺所教的課程。

《鄭天挺日記》還記錄他給新生地理科目閱卷的情況。192681日載:

晨七時,興。八時,赴北大第二院閱試卷。新生複試地理卷共四百十本,閱三日,今始畢矣……成績之差,可爲浩歎……本科地理卷共百七一本,及格者二十三本。

鄭天挺被安排閱地理卷,也說明當時北大有關方面,將他視爲地理課的教師。

教學以地理課爲主,在鄭天挺日常閱讀與研究中,地理類書籍也是他用力最勤的,這似乎與其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亦有關系。1934531日载,他当夜检视书架,于旧纸堆中得其父随带书籍目录一册,“盖清光绪二十八年先公视学奉天时随带备览之书籍也。中多实用之书,于地理书有:《一统志表》《李氏五种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西征纪程》《禹贡班义述》《通鉴地理通释》對史山川考》《渐学庐丛书》《瀛寰志略》《地理略说》《万国舆图地理全志》《谈瀛录》《泰西采风记》《满洲旅行记》诸书”,当即慨叹,“三年来小子专治舆地之学,不知先公早留意及此。生年三十有六,既不能尽读父书,复不知先人潜研所至,真不孝之至矣。”因此就使得他更专注于曆史地理学的研究。

鄭天挺有訂計劃的習慣,193511日寫道:

本年治學治事計劃:本年治事應再加勤加平,待人應再加誠加和,治學應再加恒加專。

本年必完之業:《世說新語校記》《說文地理考》。

本年必讀之書:諸史地理考。

本年必辦之事:編次先君遺集付印。

日課:英語、習字(晨)、讀雜書(日中)、讀地理學書(晚)。

鄭天挺時年36岁,其计划中特别说明必读之书是“诸史地理考”,必完之业是“《世说新语校记》《说文地理考》”,每晚必读地理学书。可见,曆史地理学是他当时最为看重的领域,也是他决意要下大工夫的学科,这充分说明他当时主要是致力于曆史地理学的研究。

1936118日日記中載有更爲具體的研究計劃:“今日偶思裒輯《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水經注》《世說新語注》、諸經注疏、諸子等書所引古代地理記載,以成《古地理鈎沈》。然後以《漢志》《隋志》爲綱,比較其異同,此一事也。又思掇拾《史記》《漢書》《三國志》三史列傳體例,以成史傳纂例,此又一事也。務必于今年成之。”盡管他想編纂的《古地理鈎沈》一書,最終並未完成,但還是留下了爲編纂此書所作的《古地理學長編》等手稿。

《鄭天挺日記》對每天所讀與所買之書多有記載,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如何踐行學習與研究計劃的,尤其是1934年到1936年间,對于地理类书籍,用工甚笃。琉璃厂的书商清楚地知晓郑天挺對曆史地理类书籍的嗜好,一旦有合适的书籍,即送到郑天挺家里,由他挑选购买。下面以其日记为线索,梳理他购书及阅读情况。

今日琉璃廠群玉齋書賈送來《禹貢》書四種。(1934412日)

檢《禹貢新圖說》。前有同治六年三月陳蘭甫(澧)序及自撰序錄各一篇。(1934414日)

是書(楊懋建之《禹貢新圖說》——引者注)刻于同治六年,蓋與魏默深《禹貢說》同時。均廣東布政使方子箴所出赀也。案:楊懋建,字掌生,廣東嘉應人,舉人。(1934414日)

讀方溶《禹貢分箋》。溶,字容甫,浙江海鹽人。書凡七卷。(1934429日)

讀《明貢舉考》《禹貢彙覽》《禹貢古今注通釋》《山海經地理今釋》。(1934613日)群玉齋送來《外藩紀略》《西域紀要》《研經室訓子文筆》三種。(1934726日)

群玉齋書賈送來《禹貢今釋》一部,與前送之《甘泉鄉人稿》,同出屈家。(1934913日)

群玉齋書賈送來《禹貢新義新參》一部、《禹貢示掌》一部。(19341014日)

群玉齋送來陳石遺(衍)《考工記辨證》一部、嚴九能(元照)《娛親雅言》一部、方冉亭(堃)《禹貢水道考異》一部。(193519日)

讀孫喬年《禹貢釋诂》。此書于地理,一未诠釋。蓋亦啓蒙書也,負此美名矣。《禹貢》之書,汗牛充棟,大抵便蒙者多,考訂者少。而書名之美,莫逾《釋诂》。(193533日)

讀《黔南識略》《琉球國志略》《籌海圖編》等。(1935311日)

德友堂送來《水經注刪》《輿地紀勝》《河防通議》《防河要覽》《治河方略》《畿輔安瀾志》等多種。(1935322日)

德友堂書賈來電話謂得有《二十一史方輿紀要》,極罕見,命即送來,凡五冊。(1935329日)

讀對侥陷嬄浴贰端蓞兾拟n》《甬上水利志》《熱河志》。(193541日)

書賈送來《六河總圖說》一冊,清黃士傑撰。(1935424日)

書賈送來《黃縣志稿》對ズ永m志》《江北運程》諸書。(1935513日)

書賈送來張蔭桓《三洲日記》二冊,光緒十一年出使美日秘諸國是日記也。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刻本。又送來《山海經釋義》十八卷。明澶淵王崇慶(字德徵)釋義、董漢儒(字學舒)校訂。有王氏自序、董氏重刻序及蔣一葵跋。(1936119日)

上午寶銘堂書賈送來《水經注》王氏合校本十冊,題識甚多。謂系姚大榮批校,索價殊昂。(193631日)

寶銘堂書賈送來《昆輿考略》正續編稿本兩冊。雲系得之南方吳錦章家。吳氏手稿也。(1936517日)

可見,在1934年到1936年《郑天挺日记》中,有关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与阅读资料,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他教学以曆史地理为主,他的研究也就围绕古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展开,教学与研究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在後人的回憶文章中也有涉及鄭天挺講授人文地理課程情況的。1923年傅振倫入北大預科,曾聽過鄭天挺的人文地理學課程,他深情地回憶當時的課堂情況:

鄭先生通英文,浏覽很廣,所授人文地理一科即參考外文專業圖書,編印講義。鄭先生講人文地理,我受益很深,一九二六年開始研究中國地方志學,即啓蒙于先生。人文地理的課堂在沙灘紅樓北大第一院第二層西頭南端路西第一教室,這個大教室可容百余人。鄭先生熟習地理,侃侃而談,條理清晰,口齒流利,發音洪亮。當時尚無廣播設備,而他的一字一句,無不灌注到學生之耳,聽衆自始至終毫無倦容,深受歡迎,座無虛席。北大各科教師有個習慣,上課鍾敲了十五分鍾之後,才結束了聊天,姗姗地走入教室。鄭先生一向愛惜時光,上課鍾聲一響就走到教室,他深深體會到耽誤百余人的幾分鍾,就是時間的巨大浪費。先生教學循循善誘,且盡其所能獎掖後進。

傅振倫後來在方志學、博物學等領域成就斐然,他把聽鄭天挺人文地理課程視作他方志學上的啓蒙,亦可見該課程影響之一斑。

對于鄭天挺早年授課情況,鄭天挺的子女們回憶道:“1930年代,他在中文系講授古代地理學、校勘學等課程,繼又在史學系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等課程,不僅講課且大多編有講義。1938年後,他即側重明清史的教學與研究,寫出了大量有影響的論文,很爲當時學人所稱道。”在1939年之前,雖然鄭天挺講課很多,門類很雜,但人文地理與古代地理兩門課程,是他一直在教授的課程。爲了配合教學,其閱讀與研究,也以地理學爲主,直到1939年改授明清史以后,曆史地理才被取代。

 二、西南聯大期間鄭天挺對西南史地之關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平津陷落,時爲北大秘書長的鄭天挺,在處理好師生南撤事宜後,11月與羅常培、魏建功、陳雪屏等,最後一批南下,奔赴長沙臨時大學。12月,鄭天挺在臨時大學由中文系轉至曆史系,講授隋唐五代史。19382月,隨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和當時很多史家一樣,西南聯大時期,鄭天挺也涉足了西南史地研究。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制定日课,大量收集、购买和阅读西南史地方面的著作,为研究西南史地打下文獻功底,并准备撰写一部《南诏書》。1938121日日記載:“六時,張怡荪(按:張煦,字怡荪,1893——1983)約在民衆菜館便飯。座凡莘田、建功、矛塵、膺中賓主六人。以吾侪將往昆明,勸余留意南诏史料,余方治隋唐史,聞之欣然。座中默擬一目: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禮俗第三,語文第四,典制第五,傳記第六,名曰'南诏書',更定后,再与怡荪诸人商之。”因为郑天挺對于曆史地理学有深厚的功底,所以一经提醒,当即就有想法,由此开启了他對西南史地的探索。

1938年上半年,日記中載有兩個日課,是他研究西南史地的計劃。330日載:

今略師求阙齋日課之意,每日讀:

史書,五葉至十葉;

雜書,五葉至十葉;

習字,一百;

史書,先讀兩《唐書》《通鑒》;

雜書,先讀《雲南備征志》《水經注》《苗族調查報告》。

此課程可謂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有恒。史書尚未到,先以《雲南備征志》代之。習字俟有紙,寫寸楷。

此乃《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首次談及日課,以讀《雲南備征志》爲主,是因爲他要以西南地理史爲主要研究領域。193853日,再次谈及日课:“自明日始,参酌前定日课,改如下表:晨:小字一百钞古人文字,不临帖。大字五十临汉碑。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读传记《汉书》《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读杂书,對颇媳刚髦尽罚备纂辑《南诏書》。”可见,自从在长沙经张煦提醒后,撰写一部《南诏書》,就成了郑天挺最主要的治学计划,因而研读西南史地书籍,也就成了1938年其日課的主要內容。

在雲南期間,盡管經濟貧困,手頭拮據,鄭天挺還是盡可能購買西南史地相關書籍,其日記中多有記載。如1938118日“遊玉泉街書肆,余得聚珍巾箱本《水經注》一部,價一圓二角”;33日“以國幣三元購《南诏碑》《南诏野史》各一”;315日“至昆华圖書館,意在购對颇洗允椤贰…十二时售书者至,乃选《滇海虞衡志》對颇媳刚髦尽贰赌馅野史》,三种均无装整者,约明日往取”。1939129日“至商務印書館購《星槎勝覽校注》一冊”;514日“至商務印書館購《誠意伯集》《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各一部”。1940512日至“商務印書館,報載馮承鈞《諸蕃志》出版,求之未得518日至商務印書館購《諸蕃志校注》”。在雲南期間,不像北平有書商送書上門,鄭天挺需親自前往書店購書,而且有時爲了購一書,更不惜等待很長一段時間,而所購書籍以史地書籍爲主。

除購書外,鄭天挺所閱讀的西南史地書籍更多,其中以《昆明縣志》《雲南備征志》最爲重要,日記中的記錄也最爲詳盡。1938310日,他開始讀《昆明縣志》,並在日記中介紹此書:“讀《昆明縣志》,戴炯孫修,[炯孫,嘉慶己卯舉人,道光己醜進士,掌貴州道禦史,志屬辭于道光丁酉,脫稿于辛醜。]炯孫,字筠帆,昆明人,官至禦史。書凡十卷,爲目十八,成于道光辛醜,迄光緒辛醜始付梓。余擇其有關南诏者別錄于冊” 。312日載:“读《昆明县志》。九时诣莘田……下午读《昆明县志》。”314日載:“十一时半读《昆明县志》,竟之。其引用书凡七十二种,辑录于次。”可见,郑天挺用五天时间读完了《昆明县志》。尽管这期间他也关注其他相关书籍,但《昆明县志》是其必读之书。而读完之后,特别抄录此书所征引的72種參考書目,說明他很注重史料的來源。

1938330日,鄭天挺在日課中列出每日必讀《雲南備征志》。《雲南備征志》共21卷,雲南名儒王崧(字伯高,又字酉山,號樂山,嘉慶四年進士)于道光年間纂成,輯錄《史記》以下至清初有關雲南史料諸書,尤重正史及相關地理志書,並全文收錄如《南诏野史》等62种史籍,是非常重要的云南史料。對颇媳刚髦尽方现《昆明县志》更为重要,郑天挺研读时间也更长,前后近三个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有详细记录,不再枚举。下面仅述其主要特点,即郑天挺在阅读對颇媳刚髦尽肥保常与相关史籍比较阅读,同时,因为他有志于编纂一部《南诏書》,故尤为重视其中的南诏史料。1938513日載:

晚讀《雲南備征志·南诏野史》七葉,本欲用武陵胡氏增訂本互校,不惟文字不同,編次亦異,竟無從著手。袁樹五《胡本書後》雲,《南诏野史》凡五本:一曰倪本;二曰楊本;三曰阮本;四曰胡本,武陵胡蔚據楊本而訂正之,分上下卷;五曰王本,浪穹王崧得阮本之傳鈔者,數本而參互考訂,勒爲一編。是兩本所據不同,而又參以各人考訂,宜其不相蒙也。竊疑此書本好事之徒取《唐書·南诏傳》及宋明以來記載雜糅而成,後人屢有增益,故或題倪辂撰,或題阮元聲撰,或題楊慎撰,實則均爲增潤之人也。每經一手,編次文字即爲之一變,並傳至今,幾不能辨其是一是二矣。

自長沙立下研究西南史地志願後,經過近半年的准備,終于在1938516日日记中出现了“余拟草《南诏疆域试探》一文”的记载。然而,由于西南联大教学任务的调整,郑天挺编纂《南诏書》的计划,亦随之搁浅。715日載:“四时半史学系开教授会,余下年决授清史、清史研究、史传研究,其南诏史从缓。”719日載:“拟自本日起改订读书日程如次:字:百。《唐书》《汉书》:一卷或二卷;《通鉴》:一卷或二卷。杂书:十叶至二十叶。写作:五百字至千字,专题或读书札记。月课:月初定之,月终检结。”这个计划和前述53日计划相比,最大区别就是删除了“备纂辑《南诏書》”,亦即撰写《南诏書》已不再是近期目标了。为了清史教学,而将既定的研究课题推迟,体现出郑天挺以教学为上、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思想。

其次,對西藏史地的研究。19387月,郑天挺虽因教学任务转向明清史,暂时搁置了编纂《南诏書》计划,但他并未搁置對西南史地的关注。当时,他还教授隋唐史,并结合教研内容,在19386月至19469月間,撰寫並發表了《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三篇重要論文。關于論文的撰寫動機與經過,《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有清晰的記錄,現略述于下。

關于《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鄭天挺在日記中記載道:

二十七年六月,余草此文畢,就正于陳寅恪、羅莘田、陳雪屏、魏建功、姚從吾、邵心恒、邱大年諸公。此文原題曰《發羌釋》,繼改今名,遵莘田、雪屏之教也。余初以“失花延”與“帆延”爲古今地名之異,心恒據伊蘭語爲正之,譯文以ft。從吾舉佛陀爲證,稿中笔皆莘田所改。其反切及声类所属,皆傅君懋绩所查。此文缮正后,寅恪又为订正梵文對音及佛经名称,《大集经·月藏菩萨分》文中误作對虏鼐》多处,此稿不能觅也。寅恪對此说深赞许,尤增余兴趣与努力,并识之。

對于此问题,郑天挺最初萌发想法是在193869日:“晚讀《通典》及隋唐史《四裔傳》。余前讀《新唐書?吐蕃傳》,疑發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對音,近日思之,觉其理颇长,因拟参考群书,作为论文。613日寫成初稿,大抵以地理證發羌之地望與西藏相當,以古音證,發,字與Bod可相對。”完稿之后,经陈寅恪、罗常培、魏建功等人建议,郑天挺进一步修改润色,最终刊出。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對音》在《发羌之地望与對音》完成之后,几乎马上就开始酝酿。日记载:“此稿起草于二十七年六月,时居蒙自东门外歌胪士洋行楼上;二十八年二月改作于昆明柿花巷;二十八年八月又改作于才盛巷;今年一月三十日又改作于靛花巷。携之来乡,于今日始成。今日为亡室三周年忌日,不禁凄然。此文本以祝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日,兹更以纪念吾稚眉也。”1938726日載:“近日读书较少,亦未作文,姑负此清闲永昼矣。今日拟将前数日心中所想作之论文,于旬日内作毕,以为四十自寿。一《附国与发羌》,二《唐代之律令格式》,三《读史札记》三五条。”可见,郑天挺原想以此文庆祝北大成立40周年及40自壽,但因行政事務繁雜,幾度動筆,幾度遷延,至1940214日才最終完稿。而從鄭天挺欲以此文慶祝北大成立40周年、40自壽及最終悼念發妻,可見他相當看重這篇文章。19409月,郑天挺将此文给张政烺看,张政烺回信曰:“承示大文,敬读三过,获益实多,辞义周密,不能更赞一词。附国吐蕃,隋唐异称,容有部族消长、种姓更代之事。要之附国之当为发羌,当在康藏,今后自可无疑义矣。”可见,时人對此文甚为称颂。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對音》之成文,则与《〈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對音》一文相关。1942913日載:“整理《附国地望与對音》文稿,以其中‘薄缘’一段,别成《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對音》一文,以纪念先君八十生日。两稿同付油印,为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之六与十九。”故这两篇文章同刊于《国学季刊》64號。

这三篇文章乃是搁置《南诏書》之后,郑天挺结合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而撰写的重要论文。从方法论与问题关怀上,都表现出郑天挺作为杰出史家的问题意识,同时又有着重要的现实关怀。

最后,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因而郑天挺治学,并非只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對西南史地的关注,正是这种现实关怀的体现。这一时期,他尽可能加强与云南地方有关方面的合作,经常调查西南史地、金石情况,参与云南地方修史事务,给当地市民、学生开设讲座,传授西南史地知识。

193829日,鄭天挺在日記中寫道:“自國難日急,學者好讀遺民詩文,余則主讀中興名臣集,以爲遺民詩文固可以激勵正氣,而中興名臣之所作,于激勵正氣外,兼可以振發信心。當千鈞一發之際,不有匡濟之術,烏可以複興哉?”這充分顯示了他當時治學的現實關懷,激發民族意識,激勵正氣,振發信心,爲民族複興服務。

西南联大期间,尽管郑天挺行政、教学等事务都很繁重,但他还是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對昆明、大理、蒙自等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名胜、金石碑刻、名人掌故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對此多有记载。193833日載:“九时偕建功、从吾、矛尘同出早餐,餐毕,往观聚奎楼。楼在全蜀会馆东,俗称状元楼,清末滇人为袁嘉榖所立也。云南无状元,惟光绪甲辰经济特科袁氏一等第一,乡里荣之,为立此楼。”1939313日載:“午间,偶检李印泉先生對颇辖鹗目略初稿》,卷二,五十二叶有對餐ㄋ鹿垡舾蟊记》,题崇祯二十年,大奇之。下午三时偕少榆往圆通公园,意在访碑,竟不得其处。除摩崖外,仅见嘉靖丙申對餐ㄋ伦媸Φ罴恰芬槐,嵌之殿外壁间。寺门有一碑,仆地上,视之无字,此外无所见。现园之西部辟为警备区,游人不得至,岂即藏其处欤?”623日載:“上午改作《乐山凌云寺碑记跋》,记中衔名原有‘□王驾前’之文,前定为秦王。近详察石刻,‘王’字甚似‘主’字,当为‘国主’也,补订之。”《乐山凌云寺碑记跋》即《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该文结合南明史,详细考订,不仅得出原“□王驾前”即“国主驾前”的结论,而且考订出国主即孙可望。

抗戰時期,西南邊疆史地研究成爲學界一時之風尚,鄭天挺也曾參與相關學術研究活動。194221日載:“三时莘田自乡入城,相唤始起。莘田拟边疆语言研究所计划相示,余贡两议:一、范围宜及马来、台湾、朝鲜、波斯、印度;二、宜以学习语言之训练班附属于所,不宜以所附属于语言学校。莘田亦以为然。”194364日載:“莘田相告,徐梦麟谈兴文银行向与教育界有关,近欲请云大、联大教授热心研究云南文獻者二十人,月致俸千元为研究费,资其研究。以余尝有對颇贤ǖ馈分作,意欲使余为二十人之一。余闻其未有成书之意,盖藉此以资助同人耳,婉辞之,并建议莘田必以云南文物研究机关名义乃可受。若受之兴文银行,未安也。余非不穷,但滥受于人,不愿且不敢也。”这里,郑天挺认为“以云南文物研究机关名义乃可受。若受之兴文银行,未安也”,一方面体现出他的品格高尚,另一方面说明云南有关方面對于他们研究云南史地之支持。

郑天挺對西南史地的关注,曾引起当时人的注意,有关机构经常邀请他去演讲。1942729日給雲南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講“”明清兩代滇黔之發達”。“此約本在兩周前,題由團中擬定,日期原在十五日,余辭之,乃改二十九日,不得不允。‘開拓’二字易起誤會,余意改‘發展’,商之錫予,改‘發達’”。演講具體情形,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載:

四時到華山小學講演,招待甚殷,但時間較余表遲十余分鍾。聽者約三百余人,長幼男女均有之。所講之綱目如下:一、敘論:1.專就曆史眼光來看;2.明清以前滇黔之發達;3.道光以後其發達與前不屬從略。二、區域之分合:1.滇黔之名稱;2.省區分合之變更:a.播州,b.東川,C.安順,d.烏撒。三、人口。四、土田:1.墾田之增加;2.提倡辟田之人:a.沐春,b.陳用賓,C.高其倬,d.清世宗,e.清高宗。五、交通:1.古代入滇之路:a.莊硚,b.南越,C.司馬相如、諸葛亮;2.唐代之南北二路;3.明清之官道:a.明初入滇之道,b.驿道;4.萬曆時欲開之粵路、川路:a.闵洪學,b.王元翰;5.運銅之四路。六、礦産:1.諸礦;2.銅:a.銅之産地,b.銅之産量,C.鼓鑄與銅;3.雍乾時滇銅與洋銅之競爭。七、鹽:1.滇鹽之行銷地;2.嘉慶時滇鹽之改革。八、科舉:1.鄉試:a.名額,b.應考額,C.黔試之並滇;2.會試:a.明清會試取錄之統計,b.錢沣之改革建議。九、改土歸流:1.流土之解釋;2.原因;3.理論。十、結論:1.滇黔之發達在明清較前代爲勝;2.明清滇黔之發達較之他省有過之。六時講畢,並有茶點,稍坐而歸。

这次并无演讲稿留存下来。但从上引大纲可见,其内容相当丰富,涉及滇、黔两省之政区沿革、人口、土田、交通、矿产、盐业、科举、改土归流等问题,全方位介绍了滇、黔的历史与现状,充分体现了郑天挺對滇、黔史地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这次演讲可以说是郑天挺對西南史地研究的一次总结汇报。

與這次演講相關的,還有1945118日受邀在云南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所作题为“明代之云南”的演讲。日记對这次演讲记录很简单,曰:“七时至省党部讲演‘明代之云南’,分绪论、范围、行政、形势、人口、土田、财富、交通、文化、结论十节,七十五分钟而毕。”不过,日记中夹有题为《郑天挺昨讲“明代的云南”》的剪报,曰:

(雲南社訊)文化運動委員會學術演講,昨日舉行第六講,由聯大教授鄭天挺先生演講“明代的雲南”。由洪武十五年傅友德、藍玉、沐英入滇,至順治十五年吳三桂入滇,二百余年間雲南之政治制度、地理環境及交通、經濟、文化等問題,均有精辟之分析。並謂雲政治進步、文化發達及經濟之負擔,絕不弱于他省。至八時許始畢雲。

在一定意义上,这次演讲是“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的继续和深化,着重讲述明代的云南,范围虽小,但讨论更为深入。这两次演讲的听众都是云南省政府官员,这有助于他们认清云南、贵州的历史与现实,對他们坚守西南阵地,抗击日本的侵略,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這一時期,鄭天挺發表過另外一些演講。如19428月,在“雲南省三十一年暑期中等學校各科教員講席討論會”上,先後作了“隋唐大勢”“明清大勢”“隋唐與明清制度比較”三次演講以及一次“史地教材之補充與當前課本缺乏之救濟”的專題演講。1944年暑假,在昆明的大理人士爲編輯大理方志,約請西南聯大及雲南大學部分教授和青年教師,前往大理進行實地考察,往返34天;918日,應何炳棣等人邀請,鄭天挺在十一學會上以“大理見聞”爲題作了一次學術報告,介紹大理考察事宜。

綜上可見,即便在1939年以后,郑天挺的教学以明清史为主,但他對西南史地的关注并未停止:他结合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写出数篇颇有分量的有关西藏史地的论文;他关注西南史地,开展学术演讲,传授相关知识,并与西南地方政府合作,指导帮助编修西南地方史,发挥他對西南史地研究的实际作用。

 三、郑天挺曆史地理学研究之学术特色

以上我们梳理了郑天挺早年关注、研究曆史地理和边疆史地的大致历程,下面拟分析其研究的学术特色,以见郑天挺在现代中国曆史地理学和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地位与贡献。

首先,从中国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看,郑天挺应有一定地位。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并无“曆史地理”,传统舆地之学及沿革地理都附于史学之下。“曆史地理”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是随着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在1901-1904年间由日本传入。此后,张相文等组织“中国地学会”、创办《地学杂志》,南京高师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等组织“史地研究会”、创办《史地学报》等,都對中国曆史地理学的早期发展有推动作用。而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等着手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之学向现代曆史地理学的转变)。郑天挺在大学讲授人文地理与曆史地理学,是1923-1934年,正值曆史地理学在中国逐渐建立时期,也就是说,他是较早关注并讲授曆史地理学相关课程的学者之一,因而,他對该学科相关问题的认识值得关注。

在曆史地理学草创时期,人们對其学科属性、定义、范畴、對象等认识,尚未形成一定之规,最为明显的,如對曆史地理学应属地理学还是历史学,学界意见都不一致,甚至于對地理学的认识,亦无定论。郑天挺认为,当时地理学定义有二途:“一则以为地理学为辨明宇宙各种形势之学,一则以为地理学为研究大地与人生关系之学。由前之说,则是地理学将为记诵山川方位之学,而不必求其相互关系,与人生状态。由后之说,则是地理学为阐明人地相关之理,与进化之由”。其中,他认为人地“两者相关,若表与里,则依后说似为稍胜矣”,所以更倾向于将地理学定义为“研究地与人之关系之学也”。

基于此,郑天挺把地理学分为三类:“一曰天文地理,或称数理地理。论地球与天体之关系,及其形状运动,并确定表面各方位之法。二曰地文地理,亦称自然地理。论山川水陆自然之形势,与空气之变化,气候之异同,生产之分布。三曰人文地理,或称政治地理。论邦国都邑之疆域,及文明之进化,农商之发达,与夫种族、语言、宗教、政俗之不同,并各地交通之情况”。“三者间,以地文地理为基本,人文地理由其发生”。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曆史地理学大体亦分为几大体系: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区域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研究等等。尽管与郑天挺的分类不尽相同,但还是能看到彼此的关联性。三者之中,他最重人文地理,这也是他教授地理课最重要的方面。就人文地理范畴而言,郑天挺有精辟的论断:

舉凡一切人事莫不屬之。而爲一班學者所論列者,約如下數:一、疆域,各地區之沿革興廢。二、人口,各地人口之多寡數目。三、種族,各地民族之類別及特征。四、政體,政體之類別。五、風俗,各地社會狀況與風俗情形。六、宗教,宗教之類別與各地之分配。七、語言,各地語言之類別及其興廢。八、文字,各地文字之類別及其興廢。九、軍備,各地軍備情形及要塞之有無。十、土地,各地山川方位、土地肥瘠。十一、生産,各地生産之種類多寡,輸出所在。十二、交通,各地交通情形。

此即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郑天挺對人文地理学范畴的界定。经过近一个世紀的发展,当今人文地理学已经成为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高教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其基本的定义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着重研究地理表面的人类活动或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核心问题就是“研究地表各种人文现象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人地关系的空间分布或地域系统”。尽管论述更为系统化、理论化了,但是核心问题并未超出郑天挺所界定的范畴。目前,学界對于张相文、翁文灏、竺可桢、胡焕庸等人在民国时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几乎无人注意到郑天挺曾经就此问题,亦有过相当重要的论断,他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沿革地理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从《尚书·禹贡》开始,地理类著述逐渐丰富。自《汉书》创《地理志》以后,地理类志书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受《汉书·地理志》影响,中国古代官修、私修方志数量,自魏晋南北朝以降,更是汗牛充栋。唐宋以降,更涌现出大量“地理学”名著,如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徐霞客《徐霞客游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等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科与文獻基础。20世紀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等学者创立《禹贡》半月刊,开启了對中国古代地理的现代学术研究。郑天挺后来亦参与禹贡学会的相关工作,以实际的學術活動,促进了现代曆史地理学的创立。他不仅讲授曆史地理学课程,更有意编纂《古地理钩沉》《古地理学长编》,尽管最终并未完工,但释读《禹贡》部分得以完整保留。

20世紀初中国曆史地理学的形成过程中,《禹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禹贡》发刊词宣称:“《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在某种意义上,對《禹贡》的研究,就成为现代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诚如顾颉刚所言,《禹贡》和《山海经》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两条路径,前者是证实的,后者偏神话色彩。對此,郑天挺下了很大功夫,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早释读《禹贡》全文的学者之一,颇具学术意义。从文本中显示,他對《禹贡》的释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對《禹贡》全文,给予分句分段;對于字词音义,进行考订解释。《禹贡》全文不长,1193個字,晦澀難懂,鄭天挺將其分爲260個字段,進行釋讀,釋讀文超過5万字。每一个字段中,首先解释字音、字义,进而對《禹贡》篇的内容,给予论定,即如开篇解释“禹贡”二字:

《廣雅.釋言》曰:“貢,功也。” 《說文解字》曰:“貢,獻功也。” 《曲禮》曰: “五官致貢曰享。”鄭玄注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 王筠《禹貢正字》曰:“《禹貢》者,謂禹獻其治水之功于堯也。”

禹是人名,即大禹,无需解释。對于“贡”字,则从文字学上,征引《廣雅》《说文解字》《曲礼》等说法,将古人相关论定,全部列出来,最终得出古人所谓“ 禹贡”,就是 “禹献其治水之功于尧之意”。先释字义、字音,再释内容,成为郑天挺释读《禹贡》的基本思路。

第二,征引宏富,显示出郑天挺對古代地理文獻,相当熟悉,對古代地理学的既有成果,有通盘的了解。《禹贡》开创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之先声,對中国古代地理学有着深远影响。但其年代久远,文字艰涩,加之其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地位特殊,历代学人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所以要對其进行释读,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功底。前面提及过1934年到1936年,郑天挺购买古代地理志典籍的情况,或许正是为释读《禹贡》所作的准备。郑天挺释读《禹贡》所征引的文獻,种类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类:(1)文字学与音韵学典籍,如《廣雅》《尔雅》《说文解字》等及相关注释类典籍;(2)古代研究《禹貢》的各種典籍,如《禹貢錐指》《禹貢班義述》等;(3)諸正史及其相關補充、注釋典籍,如《史記》《漢書》《後漢書》及其注釋類書如《史記正義》《史記集解》《漢書注》等;(4)古代各類經書及其釋義之典籍,如五經及《尚書今古文注疏》《尚書集注音疏》等;(5)各種類書與典志體書,如《太平禦覽》《通典》等;(6)古代各种地理志典籍,如《水经注》《山海经》以及《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等等,还有其他相关的文集、史料笔记等著作。从时间上看,既有先秦典籍、秦汉以来经史著述,也有清人對于地理学的研究著作,显示出郑天挺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底,以及對于中国古代地志学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

第三,见解独到,表现出郑天挺学养深厚,见识超群。古人對《禹贡》研究,著述甚丰,但各种学说,彼此牴牾,互相拮抗,学术疑案之事常有发生。如九河之说,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郑天挺在综合考察各种说法之后,作出判断曰:

九河所在,西漢時已聚訟莫定,漢、晉、宋、隋諸志,亦略而不詳;唐、宋而後,杜佑、李吉甫、樂史、王存之流,始漸指實。或新河冠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蔡沈《書集傳》語),鑿空懸擬,附會爲多,非真其故渎也。茲略錄前說,以備探究之助。要而言之,舊說以許商爲簡而近實,鄭說小有歧異,尚不相遠(阜城與交河接壤),惟信齊桓堙塞之說,尊守緯書(說出《尚書中候》、《春秋緯寶乾圖》),有足議耳。洪亮吉曰:"九河故道,斷在今直隸滄景(今河北滄縣景縣)以南,山東武德今山東惠民德縣以北,堙塞已久,不當案名以索。其言是也。

對于历史上关于“九河所在”的分歧,郑天挺了如指掌,在比较各家观点后,认同清人洪亮吉對“九河所在”及“不当案名以索”的看法。九河故道“不当案名以索”,实际也是顾颉刚、辛树帜等人的看法。對此,正如刘起荱所说:“在未得到该地区有九条河道带的资料前,这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禹贡》而外,郑天挺對于古代地理学有通盘了解,對于古代地志学与现代地理学之关系,他亦有精辟之论断:

吾國地志,既分載方域、山川、人口、風俗、物産,故其書之分類亦不相遠。清代《四庫》收書,列地理類爲: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迹、雜記、遊記、外紀十目;是爲地書部居厘定之始。其後畢沅、章學誠、張之洞續有分合,終不逾其範。此雖書錄之部居,然潛研地理學者,固可循而求之也。

寥寥数言,既概括性地叙述了古代地志学著作的内容、分类及清代主要代表人物,亦指出其對当下地理学研究者之作用;同时说明,古代地志学与现代地理学之渊源关系,言简意赅,立意深远。郑天挺指出“大抵地理之学,愈后而愈精。若夫考求一代因革,辨究经文史事,则前代地书有足取焉”,既概括了古代地志学的特点,亦指明古代地理学书籍的学术价值。在残存的《古地理学长编》中,尽管仅万余字,但涉及面相当广泛,先對地理名称加以解释,接着论述古代地理学的分类、历代史书中有关地理之篇目、古代地理书之内容、主要书名、古代地理书之馆藏以及清代主要的地理学家及其著作簡介等等问题。其还提及古代地理学整理之范围有三:整理西汉以前之地理书籍(辨明何者为地理材料,何者为神话);解决古代地理上之问题;就古代地理之记述,推究古代之方域及古代所知四裔之略限。论及古代地理学之书籍、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古人所了解的世界情况,已经涉及了现代曆史地理学的基本问题。

总之,郑天挺《世界人文地理》虽是以传授知识为主,但他對于地理学的定义、范畴与特征,都有清晰的介绍,對曆史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学科的定位,在中国现代曆史地理学创立过程中,应有一席之地,值得肯定。《古地理学要略》以《禹贡》释读为第一节,其余部分未见刊出,或是未能完成,或是完稿已经散佚,具体如何,不敢妄断。但即便是这样一部残稿,已经可见郑天挺在古代地理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他對《禹贡》的释读文,對古代地理学有关问题的探讨,反映了郑天挺广博的学识,尽管历经近一个世紀,但依然有其学术价值。

其次,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关注西南史地,虽是时代环境使然,但其相关研究却具有明显的国际性与前沿性。回应国际学界的相关论题,是这一时期郑天挺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國邊疆史地問題,是20世紀初期东西方汉学家研究的热点。郑天挺在其西南史地研究中,對于当时国际上盛行的相关学说,亦有所关注。1938521日載:

讀《西域研究》,日本藤田豐八著,楊煉譯,凡論文十一篇,多引伯希和(Pelliot)、斯坦因(AurelStein)、赫爾門(Herrmann)、格倫那爾(Grenard)、沙畹(Chavannes)、克銀漢(Cunninghan)、戴孚禮(Deveria)、勞菲耳(Laufer)、洛克喜爾(Rockhill)關于西藏,多瑪(Thomas)、古諾(Sten Konow)、斯太因格斯(Steingass)、瓦特爾(Watters)、馬貴特(Marquart)、華台爾(Waddell)、斯匹許特(SpeCht)、斯特倫格(LeStrange)、霍爾恩拉(Rudolf Hoernle)、烈維(S.Levi)、羅林孫(Rawlinson)波斯、貝爾(Beal)、拉格(Legge)、沙喬(Sachau)關于印度,缪納(Muller)波斯、戈比奴(Gobineau)波斯佛教、賴魯(Reinaud)關于波斯、羽溪了谛、三宅米吉、內藤湖南、桑原、白鳥、羽田、箭內、井上諸家學說而加以辨證,其中有論吐谷渾一則,別錄于冊……閱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及《續編》《三編》,凡P. Pelliot伯希和、Gabriel Ferrand費琅、GodardHackinGeorges Maspero馬斯帛洛、Gabriel Ferrand重見刪,G. Coedes戈岱司、Aurousseau鄂盧梭諸家論文三十篇。《正》十二、《續》十三、《三》五。

这样的读书摘录,并非鲜见。由此可见,郑天挺研究西南史地,除尽力搜求原始史料外,国内外的前沿成果,同样是他关注的對象。

對于这些前沿动态,郑天挺不仅仅是关注,而且對其研究方法有所借鉴,對其讨论的问题亦有所回应。如以古音证地理之法,为当时国际上不少汉学家所采用之方法,正如郑天挺完成《发羌之地望与對音》后所说:“以古音证地理,此法西人若伯希和、沙畹之流用之,已三十余年;日本若白鸟、藤田之流,亦用之二十余年。而中国反无其人,此文岂其嚆矢乎?”有鉴于此,《发羌之地望与對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對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對音》三篇文章都以古音证地理之法为主,结合史地之考察,得出相应结论。可见,郑天挺在其西南史地研究中,采用了国际上常用的方法,研究的问题也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西藏史问题。

在借鉴研究方法的同时,對于西方汉学家的结论,郑天挺也有所回应。《发羌之地望与對音》就是质疑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1erre Abel Remusat)、俄國東方學家布萊資奈德(E. V. Bretschne1der)、法國漢學家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西方著名學者的錯誤認識。如其自述,“諸家均以爲吐蕃之‘蕃'應讀爲‘波',以期與Bod之音相對”,“窃疑中国史传之所谓发羌,实即西藏土名Bod之對音”。最后他得出结论:“发羌之地望既与康藏相应,而读音又与Bod相合,則發羌之稱蓋源于西藏土名Bod之對音,似亦可无疑”。《〈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對音》继续《发羌之地望与對音》之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附国之确属藏地,其名盖取于Bod之對音”。而《〈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對音》则指出,“薄缘之名旧籍未见,窃疑即今西藏南界山国之不丹”。通过语言学之對音,论证薄缘夷就是不丹,然后考订出不丹在清朝进贡之年份。这三篇文章运用曆史地理学、语言学、音韵学等相关知识,回应当时西方著名汉学家的论断,既体现了郑天挺深厚的学术功底,亦反映了其广阔的国际视野。

郑天挺對这三篇文章的学术贡献,颇为自信。19431月,他將三文送重慶學術審議會,參加評審,得到羅常培與蔣夢麟的支持。55日日記載:“得孟鄰師三日書,謂學術審議會定余論文爲三等獎,並雲‘大著之價值,佥認爲應得二等,因份量太少,故與他相較只能給三等’雲。余能得三等已覺過分,絕無所怨。但學術論文而以份量衡量,斯所未喻,決意辭不接受。”當時評審人是陳寅恪和柳诒徵。712日載:

余告以並不以得三等而以爲屈抑,而不以原審人爲何人而介意,況二人皆余所尊,余之論文寅恪曾極賞之,爲之延譽于學生中,其人學貫中西,縱列余文于五等,余亦不認爲屈抑。余所以不接受者,以學術審議會不能知余論文價值之所在,更不能知余論文所討論者,乃現在國際學術界所欲解決之問題,而但從篇幅多寡立論。余爲國際學術,爲個人人格,絕不能接受也。俊升勸余姑受獎金,再三謝之。余實窮困,然豈能易其操哉!

学术评审会本认为从水平上看,应该给予二等奖,但篇幅过少,最终给予三等奖,郑天挺對这样的理由不能接受,认为学术评审会并不了解论文的价值,故而拒绝领奖。“余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也”,清楚地说明,《发羌之地望与對音》等三文所针對的是国际学术界的错误认识,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方法,都具有国际学术的视野。

郑天挺對西藏史之关注,还有其他成果。如《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收录有《西藏名称之由来·长编》,将明清史籍中有关资料全部辑出,而他所针對的则是C.BellTibetPast and Present(《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之错误说法。此外,他还曾有意开设西藏史课程。由此亦可见,郑天挺對西藏史研究,亦有宏大计划。

郑天挺这一系列论文,影响很大。陈生玺曾指出:“他的这些研究有力地说明了后汉时的发羌,即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与中央政权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关于薄缘夷就是不丹的考证,更是开创性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为一些外国学者研究西藏的著作所引用。”冯尔康亦指出:“清代中后期的学者多关心边疆史地的研究,尤其是关注西北史地。郑天挺继承了清人的传统,又赋有时代特色,在联大时期,致力于西南史地的考察,晚年對东北边疆史尤有兴趣,写出一些学者经常称道的论文。”

最后,“文革”期间,郑天挺还對丝绸之路有过专门研究。这是晚年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其早年曆史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关于郑天挺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委,陈振江有详细说明:1971年秋,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的风潮下,出版社也开始致力于出版一些学术性著作,中华书局遂派编辑来南开,约请他撰写丝绸之路的著作。但陈振江感到丝绸之路内容复杂,问题很多,撰写不易,于是,就约请郑天挺“指导和合作”。郑天挺表示同意,于是商定提纲、分工合作。“郑老撰写蚕丝的发现、丝路的形成和变迁,并對丝路沿线的一些地名和丝道作了深邃的考证”;陈振江则写“丝绸文化与生产技术的交流、中西商旅和使节往来及其贡献与影响,并绘制丝路及其变迁示意图”。很快他们就写出了初稿,1972年把书稿寄给中华书局,但迟迟未见回复。这是因为中华书局换了编辑,而新编辑认为原稿专业性太强,要求将之改写为符合工农兵兴趣的通俗读物,基本不引史料,全书不得超过两万字,且态度强硬,丝毫不容商量。但是,郑天挺所作原稿考证精详,发现丝路北道的新资料尤为珍贵,故拒绝重写,并撤回了约六七万字书稿。其结果便是郑天挺退出,由陈振江个人按照要求修改并提交了书稿,出版《丝绸之路》一书。丝绸之路书稿的撰写,历时一年有余,是郑天挺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部分,可视为其早年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鄭天挺撰寫的文稿,當年雖未出版,但相關卡片得以保存。後來,部分文稿曾以《關于絲綢之路》爲題,收入1980年版《探微集》中。《关于丝绸之路》一文,以“丝绸的出现”“中国的丝绸”“中国古代的丝绸输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横贯东西的内陆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形成”“不断发展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等七个小问题展开论述,约两万余字。从正文表面所呈现内容看,其史料征引不多,参考外国研究成果也有限。但是从遗留下的学术卡片看,郑天挺为写此稿,所涉猎的文獻相当广泛,既有中国从先秦以来的历史典籍,又有国际上重要的研究著述,涉及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多种外文著述,当然,也囊括了当时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如其中一张卡片所写:

“絲路參考書:Richthofenuber die Zentralas1at.1877; RichthofenChina.1897;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1en.1910;日本安武納編《古代絹道街》,1944(譯)”。

類似例證尚多,無需過多枚舉。時當 “文革”動亂年代,鄭天挺治學,依然以史料爲依據,著眼于國際學術前沿,展開研究。這不僅反映了鄭天挺治學始終堅持的國際視野,更彰顯了他作爲一位知識分子的學術品格和職業操守。

雖然《關于絲綢之路》僅僅收錄于《探微集》中,並未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但依然産生了一定的學術影響。閻文儒曾說:

近十年,大談絲綢之路。雖新疆考古者亦有發現,唐詩中亦有詩述及,但我心中實未決此疑難,覺得唐時安西都護府雖在中亞,但絲綢未必俱由中亞運出。今讀鄭先生《關于絲綢之路》一文,知班固送弟西域都護班超白素三百匹,又窦憲執政予班超雜彩各色絲綢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代買月氏馬及蘇合香、毛氈等,從此確信絲綢運出,已自漢時起,當然漢後中西交通更無疑矣!

文章不写一句空,郑天挺治学崇尚实证,更强调创新,要有新史料,提出新观点。他在“文革”期间對丝绸之路的研究亦提出了新的观点。那时候,甚少有人关注这样的学术问题。当今,在 “一带一路”的大潮之下,丝绸之路的研究几成显学,半个多世紀前,郑天挺對丝绸之路的研究,依然显出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文革”後期,鄭天挺曾參與《中國曆史地圖集》的審稿,並致力于清代東北史的研究,寫過幾篇論文。《清初統一黑龍江》寫于20世紀70年代,《關于柳條邊》寫于1976年,后来均收入商务版《清史探微》中。《清初满族的统一》(原题《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含五个部分)、《牛录·城守官·姓长》《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儿干都司》,亦成稿于 “文革”后期,也是郑天挺曆史地理学成就的体现。

 結語

郑天挺作为成长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民国学人,作为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建立的同龄人,带有鲜明的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过渡的时代烙印,在中国现代大学专业体系形成过程之中,有过多方面的贡献。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郑天挺的身上正体现着这样时代的色彩。当今我们评判现代史家时,总是从现有的学术体系中去加以评判,而不是回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这样就很可能屏蔽许多重要的层面。就像我们长期以来,只把郑天挺看作明清史专家一样,既忽视他對明清史以外的成就,更看不到他在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

事实上,郑天挺在最初大学教学生涯中,有长达十余年教授地理学的经验,在很多大学讲授过人文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等相关课程,不仅留下了讲义,更對《禹贡》有深入系统的解读,而且培养了学生(如傅振伦),在20世紀中国曆史地理学科发展历程中,郑天挺应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西南联大期间,他再接再厉,继续拓展曆史地理学的研究,转向西南史地的研究,视野却是国际性的,撰写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并开展各项學術活動,发表各类演讲,传授西南史地知识。只是19387月教学安排为清史,从此郑天挺将学术兴趣放到明清史上,曆史地理学的研究才渐渐被清史所取代,他在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清史探微》,算作是学术研究转向清史之后的论文之结集。即便后半生的教学与研究,以明清史为主,郑天挺还是经常撰写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文革”期间,對丝绸之路与东北史地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郑天挺曆史地理学讲义》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地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亦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中国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程。

 

作者:孫衛國,原刊于《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