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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耕”到“東耕”:“宗周舊制”與“漢家故事”窺管——以周唐間天子/皇帝耤田方位變化爲視角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劉凱

摘要:周秦漢唐間天子/皇帝耕耤禮之耤田方位存在著本乎“宗周舊制”之“南耕”逐漸向源出“漢家故事”的“東耕”轉化之軌迹,且自漢以降的“東耕”耤田禮內部亦顯現出東南與東方位上的變更。後世王朝以“宗經”、“複古”和“尊君”、“實用”爲標准于“宗周舊制”、“漢家故事”采擇其一,爲自身尋求正統依據,拓跋魏、宇文周即爲顯例;隋宗周“南耕”,所承當出“西魏、北周”一源,與唐制承繼“梁、陳”之源有異。唐太宗和孔穎達在耤田方位上存在的“矛盾”,實乃政治與人倫隱情支撐下的“權宜”。太宗未回避其太上皇之子的身份,終采“東耕”,有意表示他的謙退和孝道,是其“權宜”有著處理與太上皇關系,擺正己之身份位置之需;孔氏所主則以實際皇權爲中心,其不改《禮記正義》“南耕”,不能簡單疏不破注”原則視之。梁武變耤田方位于東緣由暗含“帝出乎震”,背後彰顯的當是門閥政治以降,皇權在多重舉措之下已有複禦天下威權的事實。唐未襲隋“宗周”之“南耕”,亦未全摹“漢家故事”的“東耕”,而是在其基础上参合南朝后期萧梁之改革行“東耕”,是其耤田淵源当出“梁、陳”一源。

關鍵詞:南耕  東耕  天子/皇帝  宗周舊制  漢家故事  淵源

 

 

 

 

 

 

 

 

 

 

 

農業是古代中國的立國之本。“夫民之大事在農……王事唯農是務”,“夫農,天下之本也”,“民之大事,在祀與農”,與此重農思想相關且最爲密切的王朝禮儀便是耕耤禮。楊寬認爲:“‘籍禮’原是村社中每逢某種農業勞動開始前,由首腦帶頭舉行的集體耕作儀式,……等到‘籍田’被侵占,……‘籍’成爲一種剝削辦法,‘籍禮’被加以改造,變成剝削者監督庶人從事無償勞動的儀式和制度了”。耕耤禮萌芽極早,據甲骨學者研究,殷商時商王已躬行此禮了,降自西周,耕耤禮逐步完備,出土金文可證周代施行過此禮,《周禮·天官》載甸師之職即是“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而《國語·周语上》记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劝谏時对耕耤礼之由来、程序、仪式及意义作了详尽论說,此乃已知传世先秦文獻中对耕耤礼最全面、最详细的记载,比《左传》和礼书中零星涉及的都要完整,显示出当時耤田礼的完备与规范化。自兹以降,耕耤礼便在中国古代社会延绵而下,成为“吉礼”之一不绝于史。

關于耕耤禮,前哲先賢多有精到詳審之研究,如禮之由來、性質、設官執掌、儀式內容(包括不同等級的推數研究)、耤田稱謂、擇月及用幹支日問題等。然關于耤田所在方位的考察至今幾未有所涉及。歐陽修論先代禮樂,有三代而上“治出于一”,遭秦變古後“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之言,然一者,禮樂鋪敷于政治之上以粉飾統治,其上媚于神而下化于民的功效依然爲統治所需;二者,隋唐及其前,禮學精粹,仍“與古不相遠”,深谙禮制之主體又是于封建統治中居重要地位的士大夫階層。故陳寅恪指出:“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視之而不加以论究也。”禮典儀式中關涉方位,必有所由,具體至耕耤禮,耤田的方位,尤其是天子/皇帝親耕儀中的方位不僅是凸顯統治集團中最高統治者與統治階層其他成員尊卑降殺之一重要標准,且縱觀殷周迄至唐初,耤田方位並非固定,而是呈現較爲規律的變動,故于此耤田方位之變化亦不可“忽視之而不加以论究也”。本文试图选定天子/皇帝的耤田禮爲研究對象,從貞觀三年君臣關于耤田方位的“矛盾”說開去,對先秦以降迄于李唐的耤田方位之時間、空間變化進行些許考察,冀能窺耤田方位及其發展變化之背後隱藏的“宗周舊制”與“漢家故事”之一斑,乞望方家指正! 

一、貞觀三年君臣“藉田方面”歧義論析

 唐貞觀三年,太宗欲親耕耤田,《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雲:“初,晉時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曆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在當時民庶間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朝臣亦多溢美之舉、贊頌之辭,“于是秘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而在行此禮之前,關于耤田所在位置——即《舊唐書·禮儀志四》所謂“藉田方面”——太宗與儒臣孔穎達卻産生了分歧,記雲: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禦耒耜,藉于千畝之甸。……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于南郊,諸侯于東郊。晉武帝猶于東南。今于城東置壇,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雲‘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辂、推黛耜者,所以順于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于東郊,蓋其宜矣。”于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

是貞觀三年太宗耤田之禮中置先農壇于城東,即是耤田方位便在城東矣,孔穎達于朝堂上據《禮》典及先代晉武故事谏議此舉“不合古禮”;然太宗言論駁之,且理由條分縷析;最終定從太宗意,並此後多令有司行事,太宗無再親耕。又據史籍,有唐一代承繼沿襲了太宗東郊耕作之制。唐長安先農壇的具體方位即在通化門外七裏、浐水東道北五裏;東都洛陽先農壇在上東門外七裏道北三裏。

謹按,孔穎達乃有唐一代大儒,儒學修養自不待言,隋炀時征召諸儒論難東都,少年穎達舌戰群儒,斬將奪冠以至爲“先輩宿儒”懷恨報複事便爲一證;貞觀十一年其于國子祭酒任內受诏撰修《五經正義》,于經學發展厥功甚偉,是孔氏于先代禮制、典籍必然熟稔,則貞觀三年孔氏之谏議,雖未被采納,然其論必典自有出。觀孔氏所據,一爲《禮》典——“《禮》,天子耤田于南郊,諸侯于東郊。”——文出《禮記·祭統》篇:

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後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後、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天子與諸侯之尊卑通過耤田的方位凸現出來。又結合《禮記·祭義》:“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纮,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纮,躬秉耒。知方位之外的另一標准即畝數:天子、諸侯耤田存在畝數上之降殺——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概言之,《禮記》“祭統”與“祭義”篇顯示出天子之耤田通過方位(南郊)、畝數(千畝)與諸侯(東郊、百畝)區分出尊卑高下,凸顯出天子“天下大宗”的地位,是孔氏據《祭統》篇認爲天子應耤田于南郊。

    經典之後,孔氏又引先代史實——晉武故事“晉武帝猶于東南”——加強己之論點。《宋書》卷一四《禮志一》載:晉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诏曰:‘今修千畝之制……主者詳具其制,並下河南處田地于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通典》卷四六《籍田》“洛水之北”句後注雲:“去宮八裏,遠十六裏,爲此千畝。”指明具體方位。所注意者是武帝所說耤田方位爲東郊之南”,《舊唐書》中孔穎達將其釋爲“東南”方位,然《唐會要》、《新唐書》皆稱武帝“耕于東郊”又,皇後親蠶禮是與耤田禮相配合的,如上《祭統》文言“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王後蠶于北郊”,先蠶所在方位亦可從側面論證“藉田方面”,《晉書》卷一九《禮志上》雲:“于是蠶于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是武帝“耕于東郊”一間接例證,則孔氏所言“東南”方位便與“東郊”之記載不盡相合,故對于其所引晉武史實以加強其“天子耤田于南郊”的論點就需謹慎處理了:其論點爲“天子耕于南郊”,论据却是晋武耕耤方位在東南,被后世史家称为“東耕”。固然可认爲孔氏將“東郊之南”等同于“東南”方位有失严谨,但应该注意到孔氏并没有为了加强“天子耤田于南郊”的论点而径将“東郊之南”等同于“南郊”,而是用了一稍帶暧昧關系的“犹”字,說明他已了解到《禮記》所載的“天子耤田于南郊”的“淳朴”“古礼”在后世已经有了改变,虽然晋武于“東郊之南”也不符合《禮記》所載,不过这些可能都只是围绕着典籍做的“微调”,并没有严重的背离“经典”,而現在太宗“于城東置壇”,卻是與“天子耤田于南郊”的“古禮”完全沒了聯系;更嚴重者,按照《禮記·祭統》“諸侯耕于東郊”的記載,“天子”的地位就和“諸侯”等同了,此點應是孔氏援引《禮記》著意之所在。

     陳寅恪論述隋唐典章制度尤其是“禮儀”一項之大前提即是李唐承繼楊隋,是于此須觀察隋皇帝是否躬行耕耤禮及其方位。《隋書》卷七《禮儀志二》雲:“隋制,于國南十四裏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又先蠶方位“隋制,于宮北三裏爲壇,高四尺”,可知隋耤田方位在大興城的南郊。目前史料尚未見隋帝親耕耤田的記載,但可以肯定隋有耕耤之制且耤田方位在與北郊先蠶相對之南郊。而太宗時唐王朝始行耕耤禮,方位最終從太宗意定于東郊,說明其一,在“藉田方面”上,唐並未繼隋,此爲陳氏所謂“兩朝之典章制度傳授因襲幾無不同”之一反例;其二,孔穎達在隋曾“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補太學助教”,自是對隋耤田方位明了,其于“藉田方面”一事上谏議以爲于城東置壇“不合古禮”,此申述自必有隋耤田方位在南郊之影響;其三,隋行耤田于南郊,完全合于《禮記·祭統》所言“天子耕于南郊”之制,按孔穎達意,即合于“古禮”。

 而太宗駁回了孔氏谏議,認爲于城東置壇”、“田于東郊”是“蓋其宜矣”,析分其理由有四:第一,禮緣人情,並非一成不變。第二,“平秩東作”典出《尚書·虞書》之《堯典》,淵源久远且有文獻支持: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寅賓出日”,意即是于春分之時,敬迎東方日出,測其晷影,《史記》引作“敬道日出”,直是明晰此意。下接“平秩東作”,其中“平秩”亦作“辨秩”、“便程”,意略同,皆是辨察日月形成出生之次序也。“東作”一詞,孔傳言:“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此論“就農事泛言,與文義未合。”陳壽祺破此藩籬,其言“東作”義及日月之行:“作訓始也。言日月之行于是始,羲仲辨次之也。”然相較《堯典》主旨言及日月星辰與“人時”則仍有未含,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于“雄雞”篇引《青史子》書雲:“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漢書·藝文志》著錄《青史子》于小說家類,雲有五十七篇,注言“古史官記事也。”其言“辨秩東作,万物触户而出”当是深合《尧典》之旨,保有先民记事淳朴之风。故“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当言日月星辰冒地而出,流转升降,先民辨察日月形成出生之次序,當日出正東之時,時當春分,晝夜等長,先民便行耕作之事。太宗引“平秩東作”語便是以典籍所載古老神聖之傳統——“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說明東方與耕作關聯之悠遠,爲申述移壇于東郊提供“曆史”支持。

    第三點理由是順和東方青氣——“又乘青辂、推黛耜者,所以順于春氣,故知合在東方”——其間有明顯的五行說滲透;且此時辂、耜的顔色又與五方迎氣說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在《禮記·月令》中已顯露端倪:“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鸾路……載青旂,衣青衣……是月也……以迎春于東郊。是月也……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禦間……躬耕帝藉。”孔疏此節之旨雲:“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谷親耕也。”只是記載尚無如此系統、齊整。至東漢應劭漢官儀》時已系統化,大致與太宗所言相合:天子東耕之日,亲率三公九卿,戴青帻,冠青衣,载青旂,驾青龙……天子升壇……天子耕于壇”,又有雲:“天子升坛,公卿耕讫,啬夫下种。凡称藉田为千亩,亦日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亲耕,亦曰王藉是書所記多爲後漢東京故事,其時稱爲“東耕”,是依据耤田方位而名之,那麽太宗为“田于東郊”的论点所引述的第三条理由,其淵源至少可以追溯至東漢。

第四點理由是天子居東方少陽之位。《白虎通》卷六《耕桑》章載:

王者所以親耕,後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耕于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于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後親桑,率外內婦蠶于北郊”。

班固認爲“天子耕東田”的依據是“東方少陽,農事始起”,與太宗相類。《白虎通》所引《曾子問》亦爲《禮記》篇章,其雲“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似與《禮記·祭統》所言“天子親耕于南郊”矛盾。然今本《禮記·曾子問》無此文,陳立疏證即雲“蓋亦逸《禮》文也。”陳壽祺猜測此句當是大戴《禮記》之逸篇,丁晏則以爲是今《禮記》即小戴《禮記》的脫文,錢玄折衷二說,“疑所有諸篇之文,有三種可能:一爲《大戴禮記》逸篇;二爲《禮記》脫文;三爲《古文記》一百三十一篇之逸篇。但今已無法一一分別考辨”。則《白虎通·耕桑》所引《曾子問》“天子耕東田”句出處分歧頗大,出自今本《禮記》的可能性只占三分之一,此爲其一;其二,假設此句出自今本《禮記》,關于其所在文,即《曾子問》篇的撰作年代,亦存在戰國早期迄于秦漢這樣時間跨度極大的分歧。更重要者,陳立疏“王者所以親耕、後親桑何?”句雲:

     桓十四年“御廪灾”。《公羊传》注:“天子亲耕東田千亩,诸侯百亩,后夫人亲西郊,采桑”。《疏》以为《祭义》文,盖逸《礼》也。《礼·祭统》雲:“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蚕于北郊,以供纯服。诸侯耕于東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蚕于北郊,以供冕服。”与此不同者,《祭统》所云,当是周礼。故《周禮·天官》“内宰”职以王后蚕于北郊,与藉田对方,則天子当耕于南郊。《周禮》天子诸侯不同制,則诸侯宜降为東郊,南方太阳,東方少阳也。……此《公羊》注或是异代礼,当時古周礼未行,故所据之少异也。

竊以爲陳氏所言確然,其舉與耤田相配的先蠶方位“王后蚕于北郊”证成“天子当耕于南郊”,同時展示出《白虎通》行文的内在矛盾:先言“耕于東郊何?東方少阳……桑于西郊?西方少阴”,后所引相证之文獻却在方位上出现错位——《曾子问》耤田在東,《周官》亲桑却在北了。陳氏认为《公羊传》何休注“天子亲耕東田千亩”云云非宗周礼,“或是异代礼”;造成此情况的原因是注疏之人生活時代“古周礼”(即上言“南耕”)未有施行。考之,何休(129182)生活于東漢後期,續漢書·禮儀志上》雲:“正月始耕……執事告祠先農,已享。” 章怀太子注引薛综注张衡《二京赋》曰:“田在國之辰地”。按八卦方位,辰地在東南方。《通典·籍田》雲:其(東漢)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于乙地……耕時,天子、三公……以次耕。此處認爲天子耤田方位在“乙地”,其方位與辰地相近,亦在東南方,但更近東而遠南。《通典》此條似與上引《續漢志》薛綜注不甚相合,然再考《續漢志下》記雲:“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通典》所本当出于此。以文獻可靠性而论,《续汉志》及引注强于杜佑《通典》。或论佑疏忽,混淆了县邑与中央的区别而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记载。然结合太宗与孔氏就“藉田方面”的争论,虽然最终圣裁决定“田于東郊”,但确如孔氏所论,此举在“经典”及“先代史实”方面多不合“古礼”,此处《通典》在方位上用行于東漢“县邑”、更近東郊方位的乙地替代皇帝所行、相对近南的辰地,有极大可能是出于对太宗之意的“照护”,在“先代史实”方面为此举寻求更充分的依据,当然在没有直接史料支持的情况下此只能停留于推测层面。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東漢皇帝耤田的方位在辰地,即東南方位。前述与何休基本生活在同一時期的应劭(约153—196)于《漢官儀》中稱天子耤田爲“東耕”,則何休注《公羊传》時同样行“東耕”礼,此亦即陳立所言之“异代礼”,故東漢皇帝耤田方位在東南辰地,为“東耕”,已非“天子當耕于南郊”的“古周禮”了;此東南方位與西晉同,但異于隋之南郊與唐之東郊。

關于第四點理由尚有需關注點,即太宗所引證之“朕见居少阳之地”与《禮記正義》孔颖达疏之间的矛盾。《禮記·祭統》“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句,郑玄注云:“東郊少阳,诸侯象也”,玄注“三礼”讲究相互贯通,其“思维紧贴文本,从经纬文獻的文字出发,根据这些文字展开一套纯粹理论性的经学体系”,此特点必然要求在《禮記》中的注与《周禮》、《仪礼》相合,这也就对应了上述陳立疏引的“《周禮》天子诸侯不同制,則诸侯宜降为東郊,南方太阳,東方少阳故也。”其中本质是相同的。又,玄虽然与何休等人同样生活于“東耕”之東漢,但正如乔秀岩所论“(郑玄解经)力图保存文獻语言的复杂性……(这)必然要形成复杂到脱离现实的概念体系,个中原因,当是因为经纬文獻本身包含异地异時不同日f母髦终f法,本来不反映一套现实的概念体系。”故而,“郑玄的分析是对文獻概念进行理论研究的结果,离现实人情甚远”,則鄭玄此注忠實于他心中之“古禮”,而不能反映東漢當時的耤田方位。簡言之,鄭玄認爲是諸侯居少陽之地,而非太宗所言之“朕”。貞觀三年的“藉田方面”事件以太宗的“田于東郊”为定,而后贞觀十一年孔颖达与诸儒受诏撰定《五经正义》,其中《禮記正義》初为孔颖达与国子司业朱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太学博士贾公彦、太常博士柳士宣等共撰,至十六年又与前修疏人及太學助教周玄达、四门助教赵君赞、守四门助教王士雄等修改定稿,并由赵弘智复审而成。《禮記正义·祭統》孔疏卻在鄭注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不難看出,孔疏此句實與太宗所言“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東郊,蓋其宜矣”、“吾方位少阳,田宜于東郊”有所“矛盾”,如按经說則太宗当是诸侯之身份而非经所谓耕耤千亩之田于南郊的天子,《四库总目提要》卷二一《禮記正義》以为:“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則是孔疏一貫“疏不破注”之“規矩”,“藉田方面”可窺一斑。然此“疏不破注”的解釋是否可完解孔穎達不改經典的做法呢?竊以爲不然。

按尋貞觀三年太宗和孔氏因耤田方位存在的“矛盾”,联系当時的社会现实背景,可以发现二人之间的“矛盾”似乎不应当称为“矛盾”。案太宗当時虽已身登大宝,然其父高祖渊为太上皇。此一节至为关键,故才有太宗所言理由第一为“礼缘人情”一說,其以東为言,实符合经典所谓“诸侯”之位,太宗之人情正是指此而言;而孔氏所主則以实际皇权为中心,其奉诏修定《禮記正義》在与太宗相“争”之后,太宗虽未纳其說,然个中隐晦想来孔氏当心知肚明。同样,太宗自承“朕見居少陽之地”,亦是未回避其爲太上皇之子(相當于皇太子身份的皇帝)的身份,最終直采“東耕”规制,有意表示他的謙退和孝道,显得更为有”,是太宗之“權宜”也有著不得不如凑f身份分寸之需:處理與太上皇關系,擺正己之身份位置。如此究之,則孔氏之實質和太宗所主並無矛盾太宗采漢家“東耕”“故事”,既能俯從經典又能暗合漢法,服務于當時之政治,實可以左右逢源。太宗終采 “東耕”,不影響孔對經典的解釋而孔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的說法如此觀之,則顯然有了著意混淆“王”(實即天子)與“諸侯”耤田方位差別的意味,爲“經典”在現實中的注解留有余地,那麽日後不改經典的做法,不能簡單其秉持疏不破注”原則視之,此與《通典》在方位上用乙地替代辰地爲太宗尋求“先代史實”“照護”的可能用意如出一轍。

綜觀貞觀三年君臣關于“藉田方面”的歧义,可以得见天子/皇帝耤田方位关涉经典及先代故事,牵涉甚深。且此方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目下所知,有孔氏所称述之“古礼”,即《禮記·祭统》所言“天子耕于南郊”,本文称之为“南耕”;有应劭《漢官儀》、何休《公羊》注所載東漢之“東耕”,本文借用之,称“東耕”,其方位在東南;有西晉之“東耕”,与東漢同在東南;有杨隋之“南耕”,合于前述“古礼”;亦有李唐之“東耕”,但其方位异于東漢、西晉之東南,处于東郊。阵营林立,壁垒分明,几呼之欲出,是宗周以降迄至隋唐,耤田必然存在着一定规律之变动:“藉田方面”是以所在方位为标准命名的,此间规律之变动即是耤田方位的变迁及记载与施行之差异,概言之,周唐间天子/皇帝耤田方位存在着自“南耕”“古礼”向“東耕”转变之迹象,而“東耕”系统内部亦存在方位变化;后出之王朝总为寻求自身正统依据,于“宗经”、“复古”和“尊君”、“实用”的標准中因時、因地的采掘先代耤田之制,以最大程度的鞏固、維護己之統治。

二、“南耕”爲“宗周舊制”蠡考

“南耕”系统即是以上引《禮記·祭统》篇所记“天子亲耕于南郊”为主体的耕耤系统,除《祭统》篇外,此系统记载又散见《禮記》其他篇章,大致有《祭义》、《表记》、《月令》。《祭统》言耤田方位及差异:“天子亲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祭义》云亩数及服色降杀:“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纮,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纮,躬秉耒。”而耤田收獲的糧食是用來進奉給神靈的,《表記》言:“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即此意。此三篇大致勾勒出《禮記》一书所记耕耤礼诸细节及其要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些羼入《禮記》的《月令》篇中记载的“祈谷之後即躬耕帝耤”,其文曰:

     是月也(按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後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禦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置耒于車右與禦者之間,明己勸農,非農者也。……帝耤,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孔疏此節旨雲:“论迎春既反,春事已起,当祈谷亲耕也”,疏郑注云:“郑既已二祭(按郊祭与祈谷)为一,恐人为疑,故引《春秋传》以明之。按,襄七年,《左传》雲:孟献子曰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彼祈农事者,則此祈谷也;彼云郊而后耕,此是祈谷之后即躬耕帝耤,是祈谷与郊一也。”综觀郑注与孔疏,二家旨意并是祈谷与郊祭爲一事,且不論此觀點與論證方式值得商榷與否,《春秋》及《月令》文雲“郊”、“祈谷”之後“躬耕帝耤”實爲毋庸置疑之史實。

综论之,上引《禮記》诸文中与本文论述对象“藉田方面”相关的即是孟春之月天子亲耕“千亩”之耤田于南郊,与诸侯“東耕”之“百亩”在礼的等级层面有明显降杀的记载。由此可知《通典》卷四六《籍田》所載“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躬耕籍田千畝于南郊。”当是沿袭《禮記》之《祭统》、《祭义》、《月令》、《表记》等并加以糅合而成,并认为“南耕”之礼为周制。《通典》之說确然与否的考察,其實質乃是考察“南耕”系统的時间段限,即“南耕”是否为周代旧礼;考察之具体方法当是明晰《通典·耤田》所糅合《禮記》诸材料,尤其是《禮記·祭统》篇之撰作時间及所反映制度属何時的问题:若记载“南耕”系统之诸文獻時间确定,当可說明此時作为“礼典”之“南耕”在文獻成书之前已然施行,“南耕”为周代旧礼的觀点也就可推定而出了。

《禮記》成书時间及其所记制度属何時自古以来便存在较大争议,不过学界大体认同的一点是其书非成于一人//地,当出于众手,历時弥长。《通典》所糅合之《禮記》诸篇按曹元弼“禮、學、政”三類劃分方法:《祭統》、《祭義》當入禮類,《表記》歸學類,《月令》爲政類,。禮類《祭統》、《祭義》二篇皆言祭祀之意,性質、內容相近。沈文倬认为它们撰作年代在战国中期:当鲁康公、景公之時,下限在鲁平公之世。学类之《表记》,综觀诸說,可知其成书在战国前期。 

政類之《月令》,成书年代觀点纷纭,至少有八說。然諸家皆認爲其成篇爲戰國末期或其後之秦漢,與《祭統》諸篇相較,它是稍晚些羼入《禮記》的。本文以为关于此篇,有两点需注意。其一,因爲《通典》所謂糅合《月令》之文不僅未涉及耤田方位,且其所述之儀式程序等在後世的耕耤禮中基本被一成不變地沿用著,即《月令》中關于耤禮的記載可以被“南耕”及下论之“東耕”系统应用,没有非此即闭f亩粤⒐叵怠F浯危杨宽认为《月令》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文中所记的礼仪包括耕耤礼有较为明显的阴阳五行思想,当是在邹衍将互为区畛、本于《周易·系辞》的阴阳說与源自《尚书·五行》的五行說熔炼于一炉之后。反觀《禮記·祭統》篇,其文包含有陰陽思想,上引《祭統》“南耕”文也有较为明显的阴阳学說,如孔疏云:“苟可荐者,悉在祭用,故云:示尽物也,則上阴阳之物备矣。”后云:“必夫妇亲之及尽物尽志之事,祭须尽物、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从事于耕蚕也”,必须人君及其夫人共同亲耕桑也是阴阳和合之意。耕耤礼含有阴阳学說的现象周代即有,《国语》载虢文公劝谏周宣王行耤田言,阴阳学說明显渗透其中,却无五行配合的痕迹;此爲耕耤禮較早的關鍵原因。而後之“東耕”系统却是透漏出阴阳五行融合无间的迹象,不论阴阳与五行学說何者出现早,“東耕”系统兼具二者,糅合无间,而“南耕”系统只见阴阳,則是“南耕”早于“東耕”明矣。《月令》耕耤礼的相关仪式记载更多的是对“東耕”系统的影响,而非“南耕”。

至此,可以推斷《通典》所引的與“南耕”系统相关的《禮記》诸篇(除《月令》外)成书当在战国中期乃至其前,故《祭统》等篇所记之“南耕”在戰國中期以前曾经施行过。又,沈文倬指出“礼典的实践先于文字记录而存在,自殷至西周各种礼典次第实行,而礼书至春秋以后开始撰作”,“南耕”所言當爲“宗周舊制”。陳立亦言“《祭統》所雲,當是周禮”。

另,孙诒让不但主张周時耤田在“南郊”,且認爲當在南方近郊,而非孔穎達所疏“鄭(玄)本謂耤田在南方之遠郊”,考證精審:

据孔說,是郑本谓藉田在南方之远郊。《国语·周语》雲:宣王即位,不藉千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诗·小雅·祈父》孔疏引孔晁《国语》注云:“宣王不耕藉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孔晁谓藉田在近郊,虽与郑、孔少异,要其在郊則同。贾氏本职疏,亦从《祭统》在南郊之說,此疏又云“在南方甸地”,以傅合郊外曰甸之义,而忘其与《祭统》之文,显相违盩,不亦疏乎!窃谓《周语》說耕藉之礼云:王即斋宫,王乃淳濯飨醴;及期,王祼鬯,飨醴乃行;及藉毕,宰夫陳飨,王歆大牢。然則由国以至藉田之地,必道涂不远,故崇朝往反,可以逮事。孔晁谓在近郊,揆之事理,实为允愜。若在远郊,則至近亦必在五十里之外,甸則又在百里之外,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必竟日而后至其地,于事徒劳,义又无取,必不然矣。

是孙氏所主耤田在南方近郊說源于晋孔晁《国语注》,并以“由國以至耤田之地,必道塗不遠,故崇朝往反,可以逮事”之符合事理推論證成之。

   周人行耤田擇南郊的原因,可從耤禮的最初目的中管窺一二。其最初目的有二,“媚于神而和于民”,详述其义則三,干宝所谓:“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逸也”。是在此“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的時代“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进而“以适郊朝,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而天子行耤田礼,躬身耕耤以供宗庙粢盛,“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更能彰显耤田本义,并起表率作用。前述《禮記·表记》已提及耤田的收获,按惯例是要用于祭祀的,且“在《禮記·月令》和《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載的‘籍礼’上,特别重视对上帝的祭祀……而且把‘籍田’称为‘帝籍’”,耤田地位如此重要,當在方位最尊之南方,此爲“媚于神”、“奉宗廟”;而南方向陽,利于農作物生長,古人田土多向南開辟,故稱農田爲南畝,《周頌·載芟》詩有雲“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而其詩序言“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孔疏以爲“正義曰載芟诗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時主者于春耕時亲耕籍田以劝农业,又祈求社稷使获其年丰岁稔。帝王爲天下示範,自然要選南郊之地了,此能“训于百姓”、“和于民”。而在于诸侯等级的划分区别中,南方也被赋予了独一无二、至高无上之地位,《周易·說卦》言:“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韓康伯注雲:“日出而萬物皆相見也,又位在南方,故聖人法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也,故雲‘蓋取諸此也’。”是南方爲天子之尊所居,通過與諸侯方位之不同凸顯尊卑降殺:雖然天子及諸侯皆能躬行耤田,然“天子亲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天子居南方而驾诸侯、御天下,于此方位躬行能够“媚于神”、“奉宗庙”及“训于百姓”“和于民”的耤田礼,在“治出于一”的時代里自然彰显出天子“天下大宗”的地位。

綜上,“南耕”为“宗周舊制”;其施行地点为南方近郊;包含有较为明显的阴阳学說;目前可见相关史料主要存在于《禮記》之《祭统》、《祭义》、《表记》及稍晚羼入的《月令》篇中,在戰國中期以前,“南耕”系统已见于文獻记载。“治出于一”的時代,天子選擇南郊行耤田,是由于耤田禮具有“媚于神”、“奉宗廟”及“訓于百姓”、“和于民”之意,天子須通過耤田于“日出而萬物皆相見”的南方表明與諸侯之間的尊卑降殺。另,《月令》所載耕耤仪式可为“南耕”及“東耕”共用,其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对“東耕”影响更大。

三、“東耕”源出“漢家故事”考实

“南耕”系统而外便是“東耕”系统,前述東漢、西晉及唐,皆言“東耕”,当属此系。“東耕”系统以《汉旧仪》、《漢官儀》所載“春始東耕于藉田”、“天子東耕”,《白虎通》“耕于東郊”和自西漢以降曆代正史所記“古典有天子東耕仪”爲主體,漢以降的詩頌文章亦屬此系,如梁武帝《籍田詩》、梁元帝《庆東耕启》及《祭東耕文》、颜延之《侍東耕诗》、谢庄《侍東耕诗》、岑文本《籍田頌》等。在史料記載上,“東耕”系远胜“南耕”;且记载“東耕”系的史料時间多在汉后。其数量庞大,又见诸正史,則可說明在自汉之后東耕耤田礼在“礼”的经学、典章制度设计及施行方面是占主体、正统地位的。

漢官儀》與《白虎通》“東耕”前已论,于此觀衛宏書,其于《漢舊儀補遺卷下》言:春始東耕于藉田,官祠先农。……皇帝親執耒耜而耕漢官舊儀·補遺》:“先農,[即]神農炎帝也。”宏主要活动于汉光武時,“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其所记乃西漢事,則西漢時皇帝耕耤当是“東耕”,保守言之,至少西京時当有“東耕”之雏形了。详考西漢耕耤礼可知文、景時便行耤田礼,武帝亦有“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的記載,但皆未言方位。姜波以爲文帝“耕籍的地点在长安城東郊”,未言依据,值得商榷;王健則依据上引《禮記·祭统》文言:“籍田设置在长安城的南郊”,是未能明晰“南耕”与“東耕”的時间差别。《漢書》卷六五《東方朔传》载武帝時爰叔答帝姑馆陶公主近幸董偃避祸之策云:‘顾城庙远无宿宫,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献长门园?此上所欲也。”如淳注曰:“其间虽有地,皆有萩竹籍田,无可作宿觀也。”又曰:“窦太主园在长门。长门在长安城東南。园可以为宿馆处所,故献之。”师古于献长门园以为帝耤田休息的觀点与如同。觀此可推断武帝時耤田当在长安城東南。又有漢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钩盾弄田”事,此制不见于其他皇帝记载,应劭曰:“時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臣瓒云:“《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宫中。”劭《漢官儀》有专论天子耕耤礼章,应氏谙熟凑f溃所言当近史实;后世史家亦多同其见解,故可認爲昭帝鈎盾弄田當是幼帝即位下的權宜之制,非可作爲耤田“地點也被挪到未央宮”推斷的史料依據。後“六年春正月,上(昭帝)耕于上林。”按昭帝于春正月耕,符合耕耤礼举行的時间,且此時昭帝即位已长,具备行礼的资格;又据王仲殊《西漢的都城(长安)》“漢長安城的東南面至西南面的廣大地區都在它(按即上林)的範圍之中”,结合武帝時期的耤田方位,当在東南为是。則西漢“東耕”耤田方位在长安東南。

目下所見基本可以證實兩漢耕耤方位在東南,爲“東耕”系,然“東耕”系统是否必以西漢为最早,仍需在時间方面进行排除:“南耕”为“宗周舊制”,行于战国中期及其以前,故西漢時出现“東耕”,要确知其是否为最早,当明晰战国末至秦是否行耕耤礼及其方位。战国末期战乱频仍,兼并不断,加之史料无多,暂置不论;于下考析秦是否躬行耤田。宋王禹偁言:“自周德下衰,礼文残缺。故宣王之時,有虢公之谏;秦皇定霸,鲜克由礼。汉祖龙兴,日不暇给,孝文孝景始复行焉。”認爲秦及漢孝文之前當是耤田禮的空白期。《古今圖書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則记载了相反的觀点:“是礼也(耕耤礼)……秦汉以来此礼虽讲,或者谓《月令》所載天子躬耕帝藉之事,秦人之礼也”,則此史料举出有人认为《月令》所載天子躬耕帝藉事是秦人之礼。目前未见关于秦帝国耤田的考古证据,无从论断孰是。里耶秦简可见秦有与耕耤极为相关的祭先农之礼。但由于“祠先農”儀式與“耕耤禮”存在差別,學界對先農與稷是否爲一回事尚存較大爭議,遑論“祠先农”仪式是否如汉代一般同耕耤礼一同进行;且里耶为秦帝国一行政区,与中央天子所行礼仪不可等量推定。若据《古今图书集成》引說,則战国末至汉初当是“東耕”代替“南耕”的过渡阶段,而《月令》所记受阴阳五行思想支配的耕耤仪式必是在战国末期阴阳五行思想成熟之后记入典籍的,則理论层面而言,秦似当为“南耕”转变为“東耕”的过渡阶段。但无文獻及考古证明,阙疑待解。故目下言之,西漢为“東耕”一系之源,当亦可行。

孫希旦雲:“漢人采輯古制,蓋將自爲一代之典,其所采以周制爲主,而亦或雜有前代之法,又有其所自爲損益,不純用古法者。”在天子/皇帝耕耤礼之耤田方位上汉人顺和阴阳五行学說融合之趋势,并不取《禮記·祭统》所言宗周“南耕”之制,亦不纯取诸侯耕于東郊之礼,而是“杂有前代之法,又有其所自为损益”,创立“東耕”一系,耕作之方位实在東南。两汉立国逾四百载,其制度于后世影响甚大。然于“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的秦帝国之后,“宗周舊制”仍有相当之号召力与吸引力,王莽宗周复古是为一例,宇文周准周建国、拓跋魏开国建制亦多依本《周禮》、《禮記》,凸显出周制、《周禮》于少数民族政权争取自身正统性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故源出“宗周舊制”的“南耕”一系不會就此退出曆史舞台,當潛藏曆史之間,靜待後人抉擇。

“東耕”内部方位变化与“南耕”复行

耤田方位因有“南郊”和“東郊”之分,从而产生“南耕”与“東耕”系统時间上的顺承关系:“南耕”为周代旧制,“東耕”始于汉家。而時间上的顺承关系同時标示着空间上耤田方位由“南郊”向“東郊”的转化。自两汉以降,“東耕”系统占据了天子/皇帝耤田的主體位置,但空間層面之轉變並未因此告終,此變化發生于“東耕”系统内部:如前所论,西漢、東漢、西晉与唐皆属“東耕”,但前三者之方位在東南,唐則在城東,是“東耕”虽为“東郊耕耤”之省称,但具体方位或在東南,或在東,其中以数量而论,東南方位又占主体,以“名不符实”论之似不为枉;其間只有梁武帝、唐太宗正名于東,實爲罕見之舉。又,宗周“南耕”系统间或再现历史舞台,杨隋耤田于南郊即是一例,而其间淵源則须详考。故,谨对两汉迄李唐之耤田方位作一综论。

據前論,西漢“東耕”耤田方位在東南;東漢“田在國之辰地”,亦在東南。東漢末至五胡十六国時期虽呈现出中原板荡,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但有一点应是肯定的,皇帝亲耕籍田在开始的時候与郊祀一样重要。”是统治者亦明晰耤田礼在为自身政权争取正统性支持方面有著武力与经济所不可及的作用。曹魏之兴,即重亲耕。《三國志》“帝紀”明確記載了諸帝親耕之史,然未言方位。姜波在未引史料的情況下得出“行禮的地點,在洛陽城的東郊”的結論,值得商榷。新城理惠將曹操建安十九年正月、廿一年三月親耕耤田與五月進爵魏王聯系考察,認爲曹操在儀禮上顯示出謀朝篡位的野心,見解獨到,但亦未論及方位。竊以爲可以通過間接方法,即對曹魏先蠶方位的考察論證此問題。《晉書·礼志上》:“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隋書·礼仪志二》亦言:“魏遵《周禮》,蚕于北郊。”是曹魏先蚕方位依仿周典,地在北郊,則其一与先蚕相配而行的耤田礼同样依仿周礼;其二,先蚕位置可能即与耤田方位相对。依前者,曹魏耤田当为宗周舊制之“南耕”;据后者,曹魏耤田亦可能在与北郊先蚕相对的南郊。于此,需多着笔墨论证以先蚕方位与耤田“对其方”的方式间接推断耤田方位之法是否可行,故将《晋书·礼志上》与《隋書·礼仪志二》所載先蚕方位与本文有充分证据断定之朝代耤田方位相对勘,以数据佐证此法。

《晉志》言:“《周禮》,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東郊苑中……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于是蚕于西郊,盖与藉田对其方也。”《隋志》記曰:“《周禮》王后蚕于北郊,而汉法皇后蚕于東郊。魏遵《周禮》,蚕于北郊。吴韦昭制《西蚕颂》,則孙氏亦有其礼矣。晋太康六年,武帝杨皇后蚕于西郊,依汉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西蚕设兆域……自是有其礼。后齊为蚕坊于京城北之西……路西置皇后蚕坛……置先蚕坛于桑坛東南……后周制(按无言方位)……隋制,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首先,二《志》所言相同朝代先蚕方位记载一致;其次,综言二《志》所載先蚕方位:《周禮》于北郊,汉法在東郊,曹魏北郊,孫吳西郊,西晉西郊,南朝刘宋西郊,北齊于京城北之西,隋于北郊。本文前述及后叙耤田方位肯定者(即有直接史料证明支持者),周制为南耕,与先蚕“对其方”;西晉明言“与藉田对其方”;刘宋属“東耕”;北齊耤田在東南;隋制为南耕,皆与先蚕方位相对,八占其五。另可注意者,《隋志》言晋武杨皇后蚕于西郊乃“依汉故事”,但前叙汉法是“皇后蚕于東郊”,其意龃龉。考之汉時先蚕近蚕坛之蚕室在上林苑中,与西漢皇帝耤田方位同,是“漢法皇後蠶于東郊”非妄。而晉武定先蠶方位于西郊是由華峤奏以乾坤相配之意及“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所得結論,未如《隋志》所言是“依漢故事”;且後之具體儀式、服色等《晉志》記爲遵“漢魏故事”而非謹遵“漢故事”,漢之方位在東,與魏在北顯異,故《隋志》所雲晉武楊皇後蠶于西郊乃是“依汉故事”非确论。据上考察,依照先蚕方位间接推论耤田方位的方式存在可行性;然其毕竟逊于直接证据,且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故仅为一补充法,需审慎使用,下文考证当循此精神。又,依此法,孫吳耤田当属“東耕”,具体方位承继“漢家故事”于東南的可能性较大。

    西晉耤田所立本于杜預,地在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只是“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八王烽煙起後,典午南渡,元帝定鼎江南,觀《宋書·禮志一》:“史注載多有阙,止元、哀二帝將修耕籍,賀循等所上注,及裴憲爲胡中所定儀,又未詳允。”是元帝未能行耤田礼。明帝時,温峤条列军国要务,其疏第五曰:“古者亲耕藉田以供粢盛,旧置藉田、廪牺之官。今临時市求,既上黩至敬,下费生灵,非所覄t奉宗庙蒸尝之旨。宜如旧制,立此二官。”疏上,“多纳之。” 按,元帝未行耤田,自當未設負責耤田事務的“藉田、廪牺之官”,此言“旧置”之時当在典午南渡之前,《宋书》雲:“藉田令,一人。丞,一人……江左省。”可证;而哀帝時江虨上言耕耤礼“礼废日久,仪注不存,中兴以来所不行”,則明帝“多纳之(指温峤疏)”的奏条中无“宜如旧制,立此二官”条,据此明帝耤田亦未成行。哀帝時欲行耤礼,江虨“以为礼废日久,仪注不存,中兴以来所不行,谓宜停之”,惜未言虨谏的結果。檢《晉書》卷八《哀帝紀》:“(兴宁)二年春二月……癸卯,帝亲耕藉田”,是哀帝未从虨意,最终亲行耕耤了。然此举实为江左一朝仅见,亦只行此一次;且其時因内有承统问题,外有桓溫威脅,爲求得名正言順及抗衡桓溫,哀帝刻意恢複“古礼”,以造舆论声势,在意图恢复耕耤礼的同時,甚至试图祭祀被视为“杂祀之事”的“鸿祀”,知此背景便不难理解江左仅见哀帝行耤田的原因了,实为特殊形势使然。觀東晋一朝,除哀帝形势使然躬行耕耤而外,正常情况下皇帝是不行耕耤礼的,如此,其一,正常情况下,耤田礼已不行,遑論“藉田方面”,是《隋書·礼仪志二》言:“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确非枉论;其二哀帝昙花一现般躬耕耤田即便耤田方位明晰亦不能代表江左一朝之“藉田方面”,上言“至宋始有其典”句便是哀帝为形势所迫之耕耤并未有大影响的注脚,況史未明言耤田方位,较大可能是沿袭西晉之方位,只因偏安江左,已非是“東郊之南、洛水之北”的旧处了,但其亦在東南可能性较大。梁满仓指出耤田礼的进行“需要有皇帝的强大权威,需要有在这种权威的笼罩下群臣如‘众星之拱北辰’的君臣关系。而東晋一朝恰恰缺少这两点……门阀士族不可能赞成举行旨在向全国表明皇帝具有无上权威的藉田活动”。

南朝劉宋,“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于是斟酌衆條,造定圖注。先立春九日……度宮之辰地八裏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于中阡西陌南,禦耕壇于中阡東陌北”。耤田在建康宮的辰地,即東南方;途中尚能“行經(袁)湛墓”。方位與東漢、西晉相同。後繼之蕭齊,《南齊書》卷九《禮志上》所記唯有耤田之日的爭論,無方位;《通典·籍田》更簡。然,《南齊書》卷三《武帝紀》載蕭赜永明三年十二月诏,中雲“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親,率由舊式。可以開春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鸾于東郊,冕朱絃而莅事”,“率由旧式”及“鸣青鸾于東郊”,可知其耕耤礼当是東耕,方位如刘宋,在東南方。刘宋、萧齊耤田方位,大致依于“漢家故事”。

迄于蕭梁,《梁書》卷三《武帝紀》載普通二年四月丙辰诏:“夫钦若昊天,历象无违,躬执耒耜,尽力致敬,上协星鸟,俯训民時,平秩東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可于震方,简求沃野,具兹千亩,庶允旧章。”《隋書·禮儀志二》記:“普通二年,又移藉田于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柏,便殿及齋官省,如南北郊”。以時间求之,两书所述当是一事。古人有“取法于天”的傳統,“欽若昊天,曆象無違”便是此思想的反映。梁武改革禮制,頗有成效,其言“平秩東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与唐太宗驳孔颖达语极似,当是太宗思想之一淵薮;又,“可于震方,简求沃野”,震方乃四阳卦之一,于方位属東,則“又移耤田于建康北岸”当是在建康的東郊;而《易·說卦》云“帝出乎震”,梁武用之,迁耤田于震方,其意自然是强调统治符合天命。此位置亦可由雩壇的位置驗證。天監九年梁武移雩壇至東郊,而後“大同五年,又筑雩坛于藉田兆内。有祈禜,則斋官寄藉田省云。”雩壇位置並未有變動,是大同五年雩壇仍在東郊,且在“藉田兆内”,則耤田方位亦在東郊了;武帝变更雩坛至東郊之原因“東方既非盛阳,而为生养之始”与移耤田方位“平秩東作,义不在南”理由相近,而此两者更与唐太宗于城東置耤田所举“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東郊,蓋其宜矣”如出一辙而時在其前,不能不說二者存在前行后效的联系。武帝所谓的“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当是指汉晋宋齊等名为“東郊”而田在東南的耕耤之制,至此变为東,使其“名实相符”,且“上协星鸟”,顺乎天象。如此可知普通二年之前的梁耕耤礼“藉田方面”当遵宋齊,在東南;普通二年四月诏后移至建康北岸,成为名实相符的“東耕”。

最末之陳,宣帝顼親行耕耤禮,多達六次,但俱未言方位。幸賴《藝文類聚》存陳詩人張正見耤田詩五章,名《從耤田應衡陽王教作詩》,其一有言“東郊事平秩,仲月祀靈威”,其三有“草發青壇外,花飛蒼玉前”,其四有“蒼玉臨珪璧,青壇躬帝籍。”可知陳爲東郊耕耤;又陳寅恪言:“舊史所稱之‘梁制’實可兼該陳制,蓋陳之繼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舊史言之詳矣。”耤田当亦如此。如是,遍觀南朝,以梁武帝普通二年改革为断,此前之宋、齊及梁耤田方位多在国都辰地,为東南方位;此后萧衍“移藉田于建康北岸”,耤田方位到了“東郊”,真正与“東耕”名实相符,并且其改革理由大致与后世唐太宗相仿,后者之变更当淵薮于梁武,是隋唐制度尤其是礼仪制度“梁陳之源者”之一例证也。

隋唐制度三源二出北朝:北魏、北齊,西魏、周,于此“藉田方面”,亦须明晰,兼可考察是否尽合陳寅恪所言。北魏、北齊之淵源,承于東晋自南齊间沿袭之汉、魏、西晉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而拓跋魏一朝耤田史實較少,“從拓跋珪天興三年到北魏一分爲二,凡一百三十馀年,史書記載藉田之事不過六次。”目下可见涉及耤田方位的史料出于孝文時:“(太和十七年)二月……己醜,車駕始籍田于都南。”按孝文“外示南討,意在謀遷(洛陽)”時在是年六月,此处所言之“都”指平城,亲耕于平城之南,是北魏平城孝文時为“南耕”制。又道武帝珪曾于天兴三年“二月丁亥……始耕籍田。”同样是在天兴元年迁都平城后举行的。而其具體方位當在都南的藥圃、明堂附近,《水經注》卷一三《灅水》:

其水(即如渾水幹流,今稱禦河)自北苑南出,曆京城內,河幹兩湄,太和十年,累石結岸。……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爲梁。又南迳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

首句楊守敬按雲:“北苑在京城北,为如浑水分流之二水所迳……谓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則如浑水干流自平城北苑南流,“历京城内”、“南迳藉田”句則說明此水遍历平城市内,至都南方过耤田处;“南迳藉田及药圃西、明堂東”是耤田在药圃、明堂的北方,而據考古資料,明堂可以確認在平城南郊丙巳之地,則北魏平城時代耤田在南郊临靠如浑水干流、南近药圃与明堂之地。

遷洛後,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诏雲:“比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祗修。今寢殿顯成,移禦維始,春郊無遠,拂羽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秉耒援筐,躬勸億兆”。所言“京邑初基,耕桑暂缺”可說明此前新都洛阳未有耤田规制,是年十二月后始立,惜未记方位。然此時有皇后亲蚕方位记载,《魏书》卷八《宣武帝纪》雲:“(景明四年)三月己巳,皇后先蚕于北郊。”《北史》卷四《宣武帝纪》更是直接将耤田与先蚕连接叙述:“四年春正月乙亥,亲耕籍田。三月己巳,皇后先蚕于北郊。”若先蚕礼方位与耕耤方位相对在北魏成立,則北魏当是耤田在南郊;加之平城時代孝文耕于都南,迁洛之后沿用,亦为情理中事。如此言之,北魏一朝,耤田方位当在南郊,属“南耕”一系可能性极大。又川本芳昭即联系了“宪章姬周”的北周官制改革的有关觀念和民族关系背景,对《周禮》影响北魏前后期历史的现象进行过探讨,其对北魏前期采鉴《周禮》情况的申述,主要围绕天兴元年“祀天之礼用周典”、天兴二年置尚书三百六十曹、天赐元年“置六谒官准古六卿”三事展开,而耤田一事不仅時间相近,且属祀典之范畴,当亦在《周禮》影响范围之内;樓勁認爲道武帝珪的開國建制活動“承续和代表了那种直接取鉴于儒家经传来创制的新模式,所取附的又主要是古文系统的经典经解……虽可能有多种现实的、经典的或前朝故事的因缘,但其直接取鉴或附会的,主要还是《周禮》和《禮記》的有关典制和理念。”耤田方位上,北魏开国建制并于此后延续的亦当是《禮記》、《周禮》等典籍所載宗周“南耕”之制,其于周制中汲取制度靈感並延續傳統,至此又多一證據。

爰及北齊,耤田方位可明。《隋書·禮儀志二》:“北齊藉于帝城東南千畝內……自余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于陌南阡西……又爲大營于外,又設禦耕壇于阡東陌北”,則北齊方位在邺城東南。又,與耕耤相配的皇後親蠶的方位是“京城北之西”,與耕耤方位相對,亦爲間接之證。

《周書》“帝紀”記有皇帝行耤田的舉動,但無方位記載;《隋書·礼仪志二》亦只载北齊耕耤、先蚕礼及北周先蚕礼,不及北周耕耤。或径依《隋志》所載“自后齊、后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晋仪。然亦時有损益矣”遽斷北周之制多依晉儀,但以北齊及隋耤田方位推之,是北齊確依晉儀,耤田在東南,屬“東耕”一系,然承继北周之杨隋耤田却在南郊,为宗周之“南耕”系统,反是“時有损益”的明证了。箷r敝芤啻嬖诖酥挚赡埽淮苏摽上⒁印!端鍟·礼仪志一》雲:“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然《仪礼》不载耤田之礼,是后周耤田当是宗周,其职官仿《周禮》六官,“前后共行用了有二十五年之久”,其中地官下有“神仓”,其长为神仓中士,正二命;部属为神仓下士,正一命。“神仓”主要是负责将帝耤的收成贮于神仓,《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其职类于《周禮·地官》所載廪人。王仲荦以爲:“北周蓋仿佛其意以置官。按北周憲章姬周,必于正月上亥,有事千畝,帝躬秉耒,以事天地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並將耤田之典安排于此職上。則北周耤田方位亦宗周,其为“南耕”一系當是可行之論了。

陳寅恪認爲“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禮儀》章之“主旨在闡明隋文帝雖受周禅,其禮制多不上襲北周,而轉仿北齊或更采江左蕭梁之舊典,與政權之授受,王業之繼承,迥然別爲一事,而與後來李唐之繼楊隋者不同。”而以耤田方位一事考之,隋在南郊,雖不可據此而斷其制承繼于北周,但可定論者是其非沿襲自“東耕”一系中北齊之東南或江左后期萧梁之東郊典制,排除此二源,則隋之“南耕”淵源必在宇文周亦可通矣,进而可证北周耤田当在南郊,是其“宪章姬周”之一面;而此亦为杨隋承继北周礼制之一点。又,北魏一分为二后,東魏、北齊与西魏、北周皆争持北魏正统,陳氏所谓:“以文化言,則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豈荒殘僻陋之關隴所可相比。”而于藉田方面论之,北周宗周立制,反得沿袭了北魏“南耕”之制,北齊所承继者却为源出“漢家故事”之“東耕”。前述陳氏论隋唐制度淵源之“北魏、北齊”一源乃“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而此源內部于耤田方位上,亦有“宗周”與“承漢”之別,此不可不注意者也。

承繼楊隋之李唐前證爲“東耕”一系,其方位并非沿袭自“南耕”一支的杨隋,是隋、唐礼制淵源亦有不同处之明证。唐虽属“東耕”,然其方位变为城東,异于“東耕”渊头的“漢家故事”及承继此“故事”的西晉、南朝前期与北齊,其变東南至東的淵源、理由皆与南朝后期萧梁武帝普通二年相类,是承继了陳氏所言“隋唐制度淵源”之“梁、陳”一源。

綜上所論,粗列《宗周至李唐天子/皇帝耕耤禮之耤田方位簡表》(表1),並可以得見:

一、自漢以降,“東耕”取代“南耕”,两汉、孫吳、西晉、南朝四代、北朝之高齊与李唐皆行源出“漢家故事”之“東耕”。

二、“南耕”是“宗周舊制”,虽自汉之后“東耕”大行,然后世王朝调和“宗经”、“复古”和“尊君”、“实用”之标准为自身政权寻求正统依据,故仍有效周制,行“南耕”者,尤其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之政权,其例如拓跋魏、宇文周,承继周制“南耕”,以“宗经”、“复古”之旗帜补短取长,拮抗他方,“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辖境以内胡汉诸族之人心”。而楊隋亦宗周“南耕”,所承当出北周,則其一隋与唐制度之淵源仍有不同;其二,学界所论隋唐制度淵源中“远远不如其他二源重要”之北周一源于杨隋尤其是礼制建制仍有不可忽視之作用,毕竟隋仍有“宗经”、“复古”之需。

三、贞觀三年唐太宗和孔颖达因为耤田方位存在的“矛盾”,其实是当時政治与人伦隐情支撑下的“權宜”。太宗当時虽已身登大宝,然其父高祖为太上皇,故方有“礼缘人情”一說,其以東为言,实符合经典所谓“诸侯”之位;自承“朕见居少阳之地”,未回避其为太上皇之子的身份,终采“東耕”,有意表示他的謙退和孝道,是其“權宜”也有著處理與太上皇關系,擺正己之身份位置需。而孔氏所主則以实际皇权为中心,其奉命诏定《禮記正義》在与太宗相“争”之后,太宗未纳其說的个中隐晦想来孔氏亦心知肚明。如此究之,則孔氏之實質和太宗所主並無矛盾太宗采漢家“東耕”“故事”,既能俯從經典又能暗合漢法,服務于當時之政治,實可左右逢源,且不影響孔對經典的解釋而孔然耤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的說法如是觀,則有了混淆“王”(實即天子)與“諸侯”耤田方位差別的意味,爲“經典”在現實中的注解留有余地,那麽其日後不改經典的做法,不能簡單秉持疏不破注”原則視之,此與《通典》在方位上用乙地替代辰地爲太宗尋求“先代史實”“照護”的可能用意如出一轍

四、“東耕”内部方位多在東南,两汉、孫吳、西晉、南朝之宋齊及梁普通二年之前、北朝之高齊皆遵此制,独梁武于普通二年、唐太宗在贞觀三年更为正東,其理由主要是申述三代之上“平秩東作”的古老传统、以五方迎气之說顺和東方之青气及天子居東方少陽之位,進而以“礼缘人情”的大前提证成己之改制,不惜与经典所載“天子亲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的规制相悖。人君以己之权变更古典“南耕”及先代東南方位之“東耕”,一方面显示出“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的時代,古典耕耤礼“媚于神”之义消减,君主所用多为“奉宗庙”、“和于民”之功用;更突显出皇权之消长变化——魏晋以降皇权之复振,似如梁武帝,南朝前之東晋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 此种“皇权政治的变态”“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但稳定的平衡并不容易,所以总有所动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譙国桓氏、太原王氏先后与皇权共掌国柄,此種狀況雖至南朝劉宋拔寒人參政有所改,然皇權之複興必非一蹴而就之過程,梁武帝于普通二年以一己之權變更耤田之方位,所舉緣由暗含“帝出乎震”,背后所彰显的当是皇权在多重举措之下已有复御天下威权之事实。另可注意者即承继杨隋之李唐并未沿袭前朝“宗周”之“南耕”,亦未完全摹仿“漢家故事”的“東耕”,而是在其基础上参合南朝后期萧梁之改革行“于城東置壇”的“東耕”,是其耤田淵源当出“梁、陳”一源。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審閱,使拙文進一步完善。刪改過程中,先後得到社科院楊英、梁滿倉、楊振紅研究員與複旦韓昇教授、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諸師友的指導與建議,謹致謝意!限于篇幅,文章其他須完善處擬另文展開。]

1  宗周至李唐天子/皇帝耕耤礼之耤田方位简表

    朝代(時段)

所屬系統

  具體方位

淵薮

 

戰國中期以前

南耕

宗周舊制

戰國後期至秦

 

  

 

西漢

東耕

東南

漢家故事

東漢

東耕

東南

漢家故事

三國

曹魏

南耕

宗周舊制

孫吳

東耕

東南

漢家故事

 

西晉

東耕

東南

漢家故事

南朝

梁(普通二年)前

梁(普通二年)後

東耕

梁陳淵源

北朝

北魏(平城、洛陽)

南耕

宗周舊制

北齊

東耕

東南

漢家故事

北周

南耕

宗周舊制

 

南耕

宗周舊制

唐(長安、洛陽)

東耕

梁陳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