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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文化傳統與秦國農業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化軟實力研究之一

发布日期:2019-12-04 原文刊于:原载《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

  秦國是戰國晚期農業生産最爲發達的諸侯國家,由于勞動效率較高,糧食積貯豐富,以致有“秦國境內,粟如丘山”,“秦富天下十倍”的說法。關中在當時也贏得了天府的美譽,《戰國策.秦策一》曰:秦“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裏,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對于秦國農業發展的原因,以往學者強調得較多的是生産工具的進步、集約化技術的采用以及生産關系的變革,至于精神方面的因素則較少受到關注。當今社會流行的文化軟實力理論所強調的,主要就是文化對人的價值觀及其它行爲因素的影響。軟實力是上世紀末西方學者在國際政治領域提出的觀念,文化軟實力則是中國學者對軟實力理論進一步探討而衍生的概念。一般認爲,包括傳統文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在內的,凡是可以內化爲精神力量的實力,都可以稱之爲軟實力。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文化軟實力的說法,但是確有重視文化軟實力的思想理念,而文化對傳統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更是無法忽視的。就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而言,同樣如此。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民個體經濟的勞力和資源配置,顯然受制于倫理、道義與習俗等傳統力量。

  鑒于此,本文擬以戰國時期秦國農業的發展爲例,通過對社會整體中經濟與文化互動關系的考察,以期有利于全面理解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曆史。

  一、“好稼穡”的傳統奠定了農業發展的文化基礎 

  从文獻记载看,秦人进入关中前,畜牧业十分发达,建国后亦曾被以戎翟视之,甚至到秦惠王时仍有嘲秦为“东方牧犊儿”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实际上,传说中秦的祖先大费就曾助禹治水并有“种稻”的经历。虽然秦族后来不断西迁,主要在西戎的区域活动,在“人夷则夷、人华则华”的时代,不免入境随俗,受其游牧文化影响。但从周王邑非子于秦、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封襄公为诸侯看,秦与戎狄当有明显区别。早秦文化的考古发掘证实,秦人在进入关中前已经是以农为主,兼营畜牧,至少可以说农业经济已经在秦人的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秦人在進入關中前已經開始了農業定居生活。秦人之所以稱爲“秦”,蓋源于周孝王時非子邑秦。據考證,“秦”在今甘肅省清水縣東。今甘肅天水一帶,即隴山以西的渭水上遊流域是秦人早期的主要活動區域。秦字,象手舂禾,《說文》稱:“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從禾、舂省。一日秦,禾名。”清代學者王鳴盛亦指出:“秦地本因産善禾得名,故從禾從舂省。禾善則舂之精也。”秦得名于禾,表明在作爲非子封邑前,“秦”地就有了較爲發達的糧食生産。

  20世紀80年代,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及北京大學考古系師生在甘肅省甘谷縣毛家坪和天水縣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時期的秦文化遺存。從發掘情況看,出土陶器形態與西周陶器形態基本相似,如數量較多的陶鬲均爲侈沿的聯裆繩紋鬲,有的癟裆。“考古學文化的遺物,特別是陶器往往獨具特點,尤以構成一個文化主要文化因素的一組日常用器的特點最爲突出。這組日常用器,數量多,種類齊全,一旦形成即具有穩定性,並貫穿該文化的始終,其應是創造和使用該文化的人們共同體固有文化傳統的反映;同時,沒有源流關系的考古學文化間的日常用器組合決不會是相同或相似的。”【1】

  秦人陶器的周式化說明兩者具有較深淵源,秦進入關中前與周的經濟、文化接觸和交流應該已經十分密切,秦人必定早已受到周人農業文明的深刻影響。事實上,在毛家坪居住遺址中便發現有灰坑、殘房基地面,這說明從西周早期開始,秦人已過著相對定居的生活;居址出土陶器的基本組合爲鬲、盆、豆、罐,另有獻、甑等,這種組合也反映秦人飲食生活的內容,當以農作物的糧食爲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陶倉的發現更證實了秦人飲食生活的這一內容。袁仲一據此指出:“這完全不象人們一貫傳統的說法,認爲秦人當時是完全過著遊牧、狩獵的生活。”【2】

  秦人對關中的占領從岐豐地區開始,岐豐地區不僅是關中農業生産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也是以農業起家的周人長期經營的中心區域。西周末年關中大量周人東遷南徙,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周人留了下來。《詩。王風。葛萬》相傳即刺平王東遷“棄其九族”之作,糾、雅》的一些篇章也反映了西周末年周人去留彷徨的矛盾心態。這些留居關中的周余民具有較高的農業技術和較豐富的農業經驗,既是農業生産的勞動力,又是農業技術的載體。正是由于進入關中時,農業經濟已經在秦人的生産中占很大比重。秦人進入關中後,很快就繼承了關中地區的農耕傳統。秦文公“收周余民而有之”,此舉不僅使春秋早期秦國農業的發展,得以建立在周人既有的農業技術基礎之上。而且由于秦人與周人的雜居,從而加速了雙方文化的融合。

  秦人雖然早已開始吸收周文化,但之前遠居“兩重”,接受的周文化畢竟不全面。通過與周余民的相處,秦人在生産生活中大量采用了周人的方式。《毛詩注疏》認爲《詩。秦風。蒹葭》爲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之作,可見周代制度頗爲當時秦國統治下的國人所重視。周人尊重農業,以農神後稷爲祖。秦人大量吸收周文化的結果之一,便是進一步凝固了由周人所奠定的陝西關中地區的特殊風尚一一即《漢書。地理志》所概括的“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穑,務本業”。此後,《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變法從農戰中心論出發,制定了人粟拜爵、提高糧價、抑制商賈等政策,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則使秦國的重農風尚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正因爲秦人“好稼穑”,雖然農家産生于關東,先秦諸子也無一不提倡重農,但農家學派卻在秦國獲得廣闊的用武之地,目前所存最早的農家著作正是著于秦國的《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即便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非常時期,所不去者也有“種、樹”之書,反映了其維護農業發展的苦心。

  農業是一個弱勢行業,不僅十分辛勞而且獲益不豐,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成功如果不能推擇爲吏,就必須能治生商賈。雖然統治者對農業采取了傾斜性措施進行利益調節,我國古代農人棄本的情況仍然比較普遍。農人棄本,減少了農業勞動力的供給,會影響到農業生産的總量。重農風尚的存在,作用于秦人的價值觀及行爲方式,卻使秦人表現出了對農耕的特別關注,這是一個巨大而深厚的存量。《漢書。藝文志》記載的農家著作《神農》二十篇,班固稱其是“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說明當時關東六國不好農耕的現象比秦國普遍。

  戰國時期秦國的流民問題一直沒有關東地區嚴重,除了生産穩定外,也當有秦國百姓“好稼穑”、更爲安土重遷的原因。“好稼穡”的風尚,使得秦國百姓較少考慮從農業生産之外尋求生活來源的補充,他們改善自己生活的途徑除了開墾荒地,就是更加緊張的耕作;當人口壓力增加時,他們爲了維持自己的生活,除了吃得差一點外,同樣只有開墾荒地與更加緊張的耕作,而這在客觀上即意味著農業的發展。

  二、重功利的取向實現了農業激勵政策的效能最大化 

  在中國傳統社會“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而且農業生産非常辛苦,在生活資源豐富的情況下,樵采漁獵都較農耕輕松。一旦糧食能夠滿足生活需要,便難以避免農夫脫離生産或不盡力耕作的情況。同時農業生産又是所有産業中最難有監督的部門,其季節性和空間擴散性,使得對勞動質量和努力程度的計量和監督具有難度大、費用高的特點。由于是在平面上展開,人稍微多些就會占地很廣,監督者必須在廣大田間往來穿梭,既十分辛苦,又難收實效。而且農業生産周期長,任何一個時段的疏忽,都可能導致産量的減少,無法事後補救。戰國李悝指出:“地方百裏,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鬥,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裏之增減,辄爲粟百八十萬石矣。”【3】一張一弛之間,盈失巨萬。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用農民自發的工作意願來代替自上而下的監督工作。

  西周農官大都以農夫監督、指導者的身份出現,側重于甽畝規格及其相應技術的把握以及對掌握農時的勸戒。西周末年針對農夫生産積極性不高、公田不治、農田大量荒蕪的狀況,統治者雖然設置了大批農官強制和監督農夫勞動,甚至在田畔專門建有供監督者休息的小屋“郵表啜”,但效果卻並不理想。秦國在商鞅變法時對國家的農業管理方式進行了調整,而將重點落在以利益調節刺激農業發展上。

  戰國後期秦國百姓努力耕作可以獲得免役的優待。《史記.商君列傳》記商鞅變法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至粟帛多者複其身”。徭役繁苛是中國封建社會初期的一個顯著特點,戰國後期秦作爲對外戰爭最爲頻繁的國家,兵役之繁更是秦國百姓的沈重負擔。秦國男子自十五歲傅籍之後,便隨時有被征調入伍的可能,秦簡《編年紀》記載喜這個人就曾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三次參軍。在秦國只有爵位較高者才能免役,《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爵“第四級爲不更”,“不複與凡更卒同也”,徭役的免除是不可輕得的賞賜。努力農耕不僅可以增加糧食産量以致富,而且可免去徭役負擔,對秦國農民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人粟拜爵是秦國獎勵農耕的又一重要方式。《商君書.去強》曰:“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商君書.靳令》日“民有余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出粟可以獲爵,從而獲得相應特權,其目的就在于鼓勵農民盡力農耕。《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四年,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政府于是令“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是秦國出粟獲爵政策的具體實施。農民在努力耕作,積累了大量糧食之後便可以納粟買爵。農民出粟買爵,在得爵之後,要得更高的爵或轉爲官僚,就必須擴展耕地與提高生産效率,兩者形成良陸循環。

  提高糧食價格是切實保護種田者利益的重要措施。《商君書呻吟》認爲“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應當貴“境內之食”,提高糧食價格,增進農民的利益。因爲“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據研究,“商鞅變法前秦國糧食價格爲石二十錢,戰國晚期百余年間糧食價格是石三十錢,或許可以認爲這就是商鞅貴‘境內之食’前後的糧價水平。”【4】商鞅變法還規定了統一的租稅,《商君書.墾令》曰:“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國家稅制得到統一、固定,有信用,農民得免于苛征暴斂,自然有利于其安心生産。不久,秦國又“舍地而稅人”,不管收獲多寡,都收相同的田稅。這樣的做法進一步解除了農民增加墾地會加重賦稅負擔的顧慮,可以刺激農民對土地的追求。

  特定的農業政策提供了一個特定的框架,能夠規範及指導農民的生産活動,從而影響到農業生産效果的好壞。商鞅在孝公時代的兩次變法,將其農戰政策融人了他對秦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整體改革之中,通過一系列政策、法令、措施,來刺激、鼓勵農業的發展。即如《商君書.慎法》所雲,是要讓“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衆所周知,商鞅變法促進了秦國農業發展,但商鞅變法之“法”並非絕密,既然效果如此顯著,其余六國爲什麽不效仿呢?戰國時期的變法只有秦國獲得徹底成功,是與秦國的現實條件是分不開的。

  秦文化具有濃厚的功利與實用色彩,這是秦文化價值層次具有的特色。“在秦人的價值評價中,沒有給道德倫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爲標准,內心休養或道德的自我反省,在這裏是沒有必要的,需要的是對自我以外實際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質需要的索取,所以人們關心的是生産、作戰等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厲害,而不注意仁義之興廢、禮樂之盛衰以及道德之完善。”【5】“功利主義是秦文化價值層次所具有的特色”,“秦人對功利的追求是赤裸裸的,既沒有蒙上道德的幕紗,也沒有披上仁義的外衣,更沒有塗上浪漫的色彩。”【6】商鞅推行耕戰政策適應了秦人重功利、講實用的價值觀念與社會傳統,又進一步將秦人對功利富貴的強烈追求落實到了農耕之上,激發秦人通過農耕獲取實利的積極性,促使關中非農業人口向農業人口轉化和農民盡力耕作。由于文化傳統與農業政策的相互促進,秦國的農業生産力令人難以置信地噴湧和釋放出來,農業生産水平得到空前提高,一舉改變了秦國的貧困落後狀況。

  三、宗法觀念淡薄減輕了農業經營單位調整的阻力 

  一夫一婦的個體農民家庭把耕織兩大生業結合其中,血緣親和度最爲密切,財産關系最簡單。由于勞動的效果和自身利益聯系更爲緊密,以個體小家庭爲單位組織生産,不僅運作力強,而且勞動者都想發家致富,具有最旺盛的工作意願,是最適合傳統農業生産的形式。但在木石蚌骨制農具時代,由于生産工具簡陋、經濟力量薄弱,農業經濟必須表現爲“蟲田”與“耦耕”等集體性勞動組織的形態,個別勞動尚不足以構成一個最小的生産單位。只有鐵農具這種容易普及、富有效率的工具出現後,農民才能夠以個體小家庭爲單位獨立完成再生産的全過程。

  適宜的農業組織規模是由生産力水平決定的,當生産力發展到個體小家庭能夠獨立完成再生産全過程時,以大家庭爲單位的集體勞動便難以避免出現普遍的“免費搭車”現象,即勞動者個人不願付出代價,而得到群體勞動的收益,從而嚴重壓抑人們的勞動積極性,阻礙農業發展。生産力的提高要求勞動形式做出相應變革。《呂氏春秋。審分》曰“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孫達人認爲即反映了“家長制家庭公社的集體耕作向個體耕作的轉變”。【7】這種心態說明只有以個體小家庭爲單位組織經營,才能充分調動當時人們的生産積極性。最早談N/J,家庭生産情況的是戰國初年的李悝,《漢書.食貨志》記他說當時魏國“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但推行小家庭制最徹底的卻是關中的秦國。

  商鞅先後兩次變法都涉及到了家庭的分異問題。《史記.商鞅列傳》記商鞅在栎陽變法時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解釋說:“民有二男不別爲活者,一人出兩課”,即通過加倍征收賦稅來強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構成的小家庭。鹹陽變法時頒布的分戶令更爲嚴厲,《史記.商君列傳》記之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這次的法令條文非常清楚地表明,任何家族都嚴禁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即便甯願多交些賦稅也不能買到妥協,保持其大家庭的生活。《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有關記載,反映小家庭在商鞅變法後已成爲秦國家庭制度的主流。《法律答問》有一例曰:“賊人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根據這則答問,可知甲戶是個小家庭,而且更可能還是單身,否則呼喊有賊,應當有親人接應。《封診式》中亦有一案例曰:“以某縣丞某書,封有鞫者某裏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産。甲室、人:一宇二內,各有戶,內室皆瓦蓋,木大具,門桑十木。妻曰某,亡,不會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可知甲戶也是一個小家庭,家中只有妻子與兩個未成年的小孩,以及兩名傭人,血緣親屬成員只有四人。

  分戶令的實行把家庭析分到了最小的限度後,各個單位不但經濟獨立,勞動力及運作力也都自立門戶。《漢書。賈誼傳》記其批評商鞅變法後的秦俗,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縵鈕,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語。”秦人以繮及鈕借與其父,便容色自矜爲恩德;母親拿了一些箕帚之類的小東西,也會進行責難。反映商鞅變法後,秦國父子之間的經濟生活是完全獨立的。在原有的家庭中,“二男以上不分異”,種田百畝也可維持生活,如有不足,則可能會以副業或工商業加以彌補。二男分立門戶,各自可授田百畝,大家庭裏的勞動力全部被挖掘出來,耕田就可增加一倍,糧食生産也可相應增長。對于地廣人稀的關中地區,這是增加勞動者勞動強度、提高勞動生産率,加快土地開發周期的好辦法。

  以個體小家庭爲單位的經營,不僅使關中從事農業生産的單位驟增,更重要的是激發了農民的工作意願。在個體小家庭爲單位的勞動組織形式下,個人利益與家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家庭的興衰榮辱就是個人的興衰榮辱,家庭的一切就是個人的一切。每個家庭都是積極生産的小單位,其凝聚力完全是經濟的,而絕不是以前的血統的、宗教的。這正是個體小農經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得以長期存留,成爲我國二千多年君主政權經濟基礎的主要原因。東漢王符《潛夫論.考績》曾日:“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懦,則勤力者懈馳,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破家之道也。”反映了對農民耕作能力提高後,以大家庭爲單位組織生産之弊端的深刻認識。小家庭制度的推廣,對于戰國後期關中農業的發展無異于最可靠的激勵機制。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當個別勞動可以成爲最小的生産單位時,個體小家庭生産便成爲最適應生産力發展水平的經營方式。但戰國時期的變法只有秦國獲得徹底的成功,小家庭制度只是在秦國才得到更爲徹底的推行,則與秦國的文化傳統有莫大的關系。秦人對功利的追求,導致了其宗法觀念的淡薄。深受穆公賞識的由余便對西周的宗法倫理持否定態度,並認爲中國之所以亂,正是因爲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戰國策.魏策三》亦記朱己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然而,宗法觀念的淡薄,反而使秦國具備了別的所謂文明國家所不能具有的發展條件。當農業具備了向更高水平發展的條件,要求社會制度做出相應調整時,雖然人們認識到個體小家庭生産的積極作用,但限于強大的宗法貴族勢力和傳統觀念的束縛,以及對宗族、家族組織農業生産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傳統的留念,並非所有的國家都能象秦國一樣徹底地對家庭實行析分。

  當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其家庭規模已經控制在五口,甚至五口以下時,關東有些國家卻還存在爲商鞅所禁止的“民二男以上不分異”的那種規模較大,甚至是祖孫三代同財共居的家庭。《史記。蘇秦列傳》記蘇秦曰“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一家出三男子爲兵員,至少全家有七、八口,說明爲孟子所贊美的“八口百畝之家”是那時齊國的實況。這種“八口百畝之家”對勞動力的解放很不徹底,父子兄弟仍然集體耕種、共享勞動成果,保留著家族公社互相依賴的舊習,並不能徹底避免偷懶、磨洋工的現象。而從賈誼對商鞅變法後,秦“借父梗鈕,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語”的批判看,即便到了西漢以後,戰國後期關中農業的發展雖然使人們承認推行小家庭生産是“並心于進取”的表現,仍然有相當多的人認爲這一做法沒有倫理,是功成而敗義。

  【注釋】 

  【1】牛世山:《秦文化淵源與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3期。 

  【2】袁仲一:《從考古資料看秦文化的發展與主要成就》,《文博》1990年第5期。 

  【3】《漢書.食貨志》。據臣瓚注、師古注,改“三升”爲“三鬥”,合百八十萬石之數。 

  【4】蔡萬進:《秦國糧食經濟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2頁。 

  【5】林劍鳴:《從秦人價值觀念看秦人秦文化的價值特征》,《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6】黄留珠:《秦文化琐议》,《秦漢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 

  【7】孫達人:《再談公作與分地》,《光明日報)1963年6月5日。 

  参考文獻: 

  [1]牛世山.秦文化淵源與秦人起源探索[J].考古,1996,(3). 

  [2]袁仲一.從考古資料看秦文化的發展與主要成就[J].文博,1990,(5). 

  [3]蔡萬進.秦國糧食經濟研究[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4]林劍鳴.從秦人價值觀念看秦人秦文化的價值特征[J].曆史研究,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