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當前所處位置:首頁>>學術研究>>明史
選擇文讏腆小[大] [中] [小]

明代中葉的官方荀子形象——以《大學衍義補》中的《荀子》爲中心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中國史研究》

 

         

解揚

 

內容提要:本文以能代表明代中葉官方儒學經世思想與政治傾向的《大學衍義補》爲例,分析書中引述《荀子》的內容及其思想史內涵。本文認爲,在明初的官方思想表述中,《荀子》關于性、禮的學說仍然是唯一能引起關注的內容,且在將其定性爲孔門正道的叛逆或破壞上,存有共識。到了明代中葉,《荀子》中民本、將兵、裕民、節用等與現實緊密相關的內容,引起了力行革新的士大夫的注意。朝廷內外的治理困境,要求思想界進一步增強對思想資源實用性的追求,同時擴大找尋解決時代難題的資源範圍,這無疑是基于社會現實的思想求解新思路。在這一思路下,儒學文本受關注的範圍逐漸擴大,《荀子》這部此前頗有爭議的儒學名著,以其內容可用,被納入了務實經世的士大夫的視野,對其價值的評價産生了細微的變化。

 

關鍵詞:《荀子》 荀卿 丘濬;《大學衍義補》 明代中葉;

 

 

                                                                                          

戰國末期的荀子(約公元前313-238,名況,亦稱荀卿)是中國思想史上形象頗爲複雜的重要思想家。雖然在司馬遷看來,荀子有功于推究儒、墨諸家之成敗,[]但因其“性惡”說與後來在近世思想史上被奉爲主流之圭臬的孟子“性善”說持論相反,還由于被後世推尊爲法家源頭的韓非、李斯均爲其入室弟子,循徒溯師,荀子在傳統儒學傳衍譜系中的地位,便難以做劃一之論。然而到了明代中葉,肯定荀子的聲音愈來愈清晰而有力,在當時呈現出與堅持貶抑荀子的看法互相消長、並存共生的態勢。本文即以丘濬編撰的《大學衍義補》這部明代中葉應對“土木之變”之後社會改革藍圖爲例,借分析其對荀子的正面評價,討論爲官方認可的思想,與明初相比,在評價荀子上發生的變化。

 

明初荀子的官方形象

 

明初承元之亂,撰著、出版等文化事業均未得到充分發展。也未見明初諸儒有針對荀卿的專門著述存世,相關論說,散見于各人的文集之中。這些涉及荀卿的文字雖然篇幅不長,難見系統,但對荀卿在思想史上備受爭議的“法後王”“以性爲惡”“以禮爲僞”等主張,卻一致批評。從能代表明初大儒的共識及官方看法的角度,擇其要者,我們不妨先看胡翰和方孝孺的相關論說。

胡翰是曾受明太祖禮聘的重要儒臣,與修對史》,其名與宋濂、王袆並稱。他曾評價荀卿“法後王”之說,認爲這是導致秦以後天下大壞的根本原因。胡翰說:“天下之執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憸人壞之而有余;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

與胡翰從治亂的角度置評有所不同,方孝孺從學術的角度,認爲荀卿之學“似是而實非”。這一說法頗能代表明初學者在儒學道統傳衍問題上,對荀學的定性之論。在《讀荀子》一文中,方孝孺先列出了這樣的道統順序:周衰之後,“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浸微,孔子岀而修之,斯道皎然複章”——這是孔子的功績。其後,孟子“懼聖人之道敗壞于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這是孟子的貢獻。說到荀子,則是“剽掠聖人之余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且“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但宣揚以性爲惡,以仁義爲僞,其私心“不過欲求異于人而不自知”,因此將荀卿判定爲“斯道讒賊也”。[]

方孝孺認定荀卿爲害甚巨,但同時也承認他的學說具有迷惑性:“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因此主張“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方孝孺不僅將荀卿排斥在孔孟之下的道統以外,還指出因爲其學說似是而非,因此危害更大。

到了永樂朝,胡廣奉敕纂修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作爲與科舉考試關系緊密的儒學诠釋著作,無疑代表了明初官方儒學最權威的標准文本。浏覽這幾部官方定本《大全》,其中也沒有對荀卿及其學術的專門討論和辨析。只在《性理大全》中的《韓子》篇,有“總論荀揚王韓”部分,將荀子和揚雄、王通、韓愈做過綜合評價。在這篇不長的文字中,負面的看法是程頤所說:“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包括說“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等等。之後朱熹對荀卿的評價,稍有正面成分,認爲“荀子盡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但朱熹承認荀卿與揚雄、王通、韓愈類似,學說各有規模和用處,認爲荀卿雖屬申韓一路,但從《成相》篇看,其要“卒歸于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此外,《性理大全》在“諸子一”部分摘錄了宋儒的相關論說,是書中對荀卿最爲系統的述評。其中周敦頤認爲荀卿的“養心莫善于誠”,是不識“誠”之論。程頤則認可《荀子》是可以入道之言,盡管“其所學皆外也”。朱熹雖然肯定荀卿性惡、禮僞之說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但認爲荀卿的初衷只是爲了立異新說,根基和踐履兩端則皆錯。接下來真德秀則是就《荀子·解蔽》篇中“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發論,認爲其去除物欲之害的方法不足取。

其余散見在這幾部《大全》中對《荀子》的述評,都無外乎荀卿尚未得入正統儒學之門的論調。其中,北宋楊時在論及荀卿爲學方法和用途時的精煉說話,可爲之代表。他說:“自孟子殁,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其他各家的說法,大體不出這一判斷左右。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荀子在明初的官方思想表述中,其關于性、禮的學說是唯一引起關注的內容,且評價上有將其定性爲孔門正傳之道的疏離、叛逆或破壞的共識。這說明,當時的政學兩界,均沒能對荀卿的思想形成突破性的認識,也沒意識到《荀子》中可能對治理國家和思想界有正面幫助。對荀卿“外道”或“不識道”的一邊倒負面評價,幾乎都來自此前、尤其是宋代著名儒者的權威說法。可以說,明初官方思想界對荀卿的評價,有繼承前代學者核心觀點和繼續著眼于《荀子》中外道、壞禮和惡性等表述的特點。如此,在鳥瞰能代表明初官方對荀子學說的看法後,《大學衍義補》在引述《荀子》的角度、思路和用意上的特點,便能明朗了。

 

《大學衍義補》中的《荀子》

(一)丘濬及其《大學衍義補》

大學衍義補》是明代名臣丘濬在弘治初年呈進禦覽,以備國家在經曆“土木之變”後進行全面革新之用的經世政書。丘濬編撰此書,是希望它能給當時的君臣提供實用的經史知識,于是沿著真德秀《大學衍義》的體例和編纂思路,诠釋爲真書所阙的《大學》八條目中的“治國、平天下”兩條,成爲了包含160卷、119個細目的龐大知識體系。[⑦]

丘濬呈進此書時,恰在國子監祭酒任上。此前,他不僅已經取得了科舉事業的成就,還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參與《明英宗實錄》、《寰宇通志》這類由朝廷主導的重要史書的編纂,[⑧]這一經曆,不僅令他熟悉國家典故,了解官方史書的表述方式和敘述原則,更促成了他“以經濟自負”的職志。[⑨]

在祭酒任上,丘濬很快展現了在主導士子文風由偏途轉入正軌的能力,以及在培養人才上的魄力。當時文尚“險怪”,丘濬主持南畿鄉試,即“分考會試皆痛抑之”,之後在國子監教導學生時,“尤諄切告誡”,這才“返文體于正”。[⑩]他對人才的培養,也多爲學生們所尊崇而屢有敬意的表達。無論是“先生之道,尊爲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這類概觀式的贊詞,[11]還是當時“以師道立,則善人多”,以致確有才學者被丘濬刻意提拔的具體例子,[12]从中不难看出,丘濬對国家的文化事业和高层次的文獻编撰有具体贡献,在导引社会风气,培养人才上,也卓有功绩。由是之故,他能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任文渊阁大學士,开有明一代以尚书入阁的先例。[13]

但丘濬的成就並不限于在思想文化領域,他早年就兩廣用兵之事進言大學士李賢而名重公卿,即已展現了他持之有故,言之能用的務實一面。呈進《大學衍義補》後,丘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也獲得明孝宗認可,[14]這是他對國事久經曆練而愈見純熟的又一例證。因此之故,丘濬以其所思、所言與所行,被當代研究者稱爲明代中葉政治思想界的領袖人物。[15]

他編撰《大學衍義補》時,發生于1449年的“土木之變”影響仍未遠去。[16]直到成化初年,蒙古軍隊對明朝北部邊防仍不時騷擾,成爲朝廷擔憂的首要問題。同時,各地變亂時有發生,尤其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仍不平靜。國家在穩定軍心民情、平定地方、疏導思想上的任務仍然艱巨。[17]在這種情形下,務求實用、追求實效的革新努力,成爲彌漫在明代中葉政壇和學界的普遍性追求。

《大學衍義補》便恰好是基于士大夫報國施政願望的應對之書。此書在呈進之初,即受明孝宗青睐,隨後獲旨發福建布政司刊行,弘治元年(1488)就有了首刊本。之後,嘉靖三十八年(1559),此書有了與《大學衍義》的合刻本。該本的校者宗臣曾這樣回顧兩部書被官方認可與閱讀的情形:二書獲准列在學官,故士子與先生們都能取便觀覽;丘濬之書更被描述成明世宗的鍾愛之物,“即我皇上中興神化,益茂謀國者,凡有大典禮、大征伐、大興作,轍取是書斟酌焉”。嘉靖末年正值南倭北虜軍情緊急之際,吉澄身爲福建巡撫,考慮到“所以救時弊者,丘氏一書尤切矣”,因此將兩書合刻。[18]

萬曆三十三年(1605),《大學衍義補》被明神宗下旨重刊,說明此書爲官方認可的形象,曆久而彌堅。而且,明神宗稱,閱讀《大學衍義》已經是治國的帝王之學的一部分,爲了“上遡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至意”,將《大學衍義補》賜序,予以重刊。[19]

這段《大學衍義補》的刊刻曆史說明,此書的命运与丘濬編撰的初衷实相吻合。可見至少在相當程度上符合當時國家的各種革新期望,其設計革新的幅度,也在朝廷輿論所允許的規範內。應該說,書中“臣按”中提到的各項改革主張,與明代中葉的國家狀態及官方意識形態,無疑是並行不悖的。[20]書中內容也是能代表當時士大夫回應社會問題的大多數看法,而並非丘濬的一孔之見;[21]某些措施也確實在後世得到沿用甚至細化。[22]以此爲前提,下面細看書中對《荀子》的引述和評價。

 

(二)《大學衍義補》對《荀子》的述評

 荀子在《大學衍義補》中,共出現12次。下面先列出被引用在《大學衍義補》中的《荀子》文字,再根据丘濬撰写的“臣按”,讨论他的评价。

 

1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23]

這句出自《荀子》卷十九《大略》的話[24],見于《大學衍義補·正百官·崇推薦之道》。丘濬在這句話中並沒有表現出對《荀子》的明顯喜好,“臣按”中說報國是以“薦賢爲大”,認爲這是衡量人臣事君高下的標准之一,也僅對荀卿主張的直白贊同而已。[25]

 

2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牆也)[26]窌(窯也)倉廪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謂天時和順),事業得敘者(耕稼得其次序)貨之源也。等賦(謂以差等制賦也)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谷複熟,而陳積有余,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27]

這段文字出自《荀子》卷六《富國》[28],見于《大學衍義補·固邦本·恤民之患》。丘濬認可荀子提到的國家“本末源流”之論,認爲在國家管理的節用方面有實際價值,因此在“臣按”中呼應說:“荀卿本末源流之說,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誠知本之所在則厚之,源之所自則開之,……禹湯所以遇災而不爲患者,知此故也。”[29]

值得留意的是,丘濬在引述這則《荀子》的說話之前,還引了《孟子》:“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廪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30]这说明丘濬在征引文獻以说明君民关系时,并不将《荀子》视为处在《孟子》所代表的知识系统以外,而且还注意到了两书在民本问题上看法的一致性。

 

3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待而長也。[31]

丘濬在卷四十《明禮樂·禮儀之節下》中引述的這條見于《荀子》卷十三《禮論》的文字[32],有如下幾點值得重視:首先是丘濬的態度。《荀子》“以禮爲僞”的論說,正是其大受指摘的重要原因。但丘濬卻有肯定之辭:“荀況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他雖然也承認荀卿的禮論,“其余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禮爲僞,則莊周謂所言之韪,而亦不免于非”,但堅持說荀子以禮爲“僞”,其實是人之僞,而非禮之僞,因此認定“荀卿之論禮是也”[33]

其次,丘濬在引述荀卿這句話之後,也引了真德秀褒貶兼有的評價:“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其論性,則以禮爲聖人之僞,豈不缪哉!”[34]真氏意在將荀卿論禮和論性加以區分,並肯定其論禮的部分。有趣的是,這句話不見于丘濬自稱接續以編纂《大學衍義補》的《大學衍義》,而見于真德秀的《讀書錄》[35]。且真德秀在書中引用《荀子》本文後的按語,也爲丘濬沿用。這透露出,在丘濬肯定《荀子》的知識系統中,真氏的觀點起了提示的作用,但這影響卻不一定來自《大學衍義》。

 

4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36]

這句也是出自《荀子》卷十三《禮論》”[37],見于《大學衍義補·秩祭祀·總論祭祀之禮上》,出現在丘濬給“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這句,以及之後引述陳澔、朱熹兩段話的按語裏。這也是唯一一次丘濬在“臣按”中引述《荀子》。

丘濬此處的用意是爲了強調禮的等級性:“祭祀之禮,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在“臣按”中,丘濬雖然花了不少篇幅用朱熹“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的話支持對狂亂之君以“祀無益”、“神無能”,“爲而荒誕者,又馳心冥漠之域,而蠧財勞民,以從事乎鬼教”的批評,以及陳澔提到“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嘗有功徳于民,不宜絕其祀也”的變通方法。但作爲總結的“惟禮所得爲者爲之,斯爲中道矣”,卻仍用荀子的觀點。[38]因此,丘濬的鋪陳邏輯是先據荀卿所說提出觀點,再以陳澔、朱熹的話爲論據,最後以荀卿的說辭作總結。

 

5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39]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殁,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40]

這句見于《大學衍義補·秩祭祀·釋奠先師之禮》的話,是間接引自歐陽修在論釋奠、釋菜禮的話時提及《荀子·非十二子》的文字。[41]在接著的“臣按”中,丘濬贊賞朝廷能隆重釋奠、釋菜之禮,認爲雖然如今的禮節“不合于古,豈不勝于無哉”!對實踐這兩種禮法的前景,丘濬也充滿希望,說:“方今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複古之樂,政有望于今日。”[42]

 

6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悵h踅K?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43]

這段文字見于《大學衍義補·崇教化·明道學以成教》,出自《荀子》卷一《勸學》。[44]對此,丘濬在“臣按”中,表明了兩層意思:其一是延續真德秀的看法,說:“程頤謂學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45]核對真德秀《讀書記》可知,這句話其實出自真氏的摘錄。[46]这是能说明丘濬评价荀卿是受真德秀启发的又一例证。其二是丘、真两人看法上的不同。真德秀认为荀卿虽然没能达到程颐對进学步骤的理解程度,但所说也是能循以入道之言。丘濬則又进了一步,肯定荀卿所说是圣人之道无疑,是“贤人而言圣人之道也”。[47]

 

7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對姟氛撸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徳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對姟贰ⅰ稌》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對姟贰ⅰ稌》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48]

这句见于《大學衍義补·崇教化·本经术以为教》,出自《荀子》卷一《劝学》。丘濬在按语中将荀卿与庄子對比,认为“荀之言則重乎礼,庄之言則遗乎礼”,虽然二人与儒学正统有异,荀子“学圣人之道未至”,但“其言五经似矣”。[49]

 

8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骈、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轲、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絶也。[50]

這句話並非丘濬引自《荀子》原文,而是歐陽修在《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中對荀子的評價。《新唐書》中的相關原文是強調孔子、老子能先後揭諸謬異,戰國諸子遊談放蕩,惟有孟轲、荀子能延續孔子學說,與異端對立。[51]丘濬在《大學衍義補·備規制·圖籍之儲》中引述歐陽修這段話,自然是對荀卿不屬于異端的支持。[52]

 

9荀子曰:世俗之为说,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屦赭衣而不纯(菲,草屦也。纯,缘也。衣不加缘以耻之也。),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則人莫触罪耶?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象刑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其刑重,乱則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重。”此之谓也。[53]

這段出自《荀子》卷十二《正論》[54]的話,見于《大學衍義補·慎刑憲·總論制刑之義下》。從丘濬接下來的“臣按”看,他並未對荀卿主張刑罰要適當的話直接做出評價,但接著這段話,丘濬引述了南宋洪邁《容齋隨筆》中“唐虞象刑”條的文字,卻提示了一些我們循迹可尋的線索。洪邁說:“《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诏始雲: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诏雲: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雲: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髌者以墨其髌,犯宮者屝,屝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55]在提到漢文帝、武帝兩份诏書後,洪邁的原文接下來還用西漢揚雄的《法言》和唐代羅隱的《讒書》爲論據,得出了肯定荀卿的結論:“荀卿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正論也。”[56]雖然丘濬並未接著引述洪邁的評價和針對象刑治古不然的結論,但他略去的這段洪邁的述評,卻是在編纂《大學衍義補》過程中必然閱讀和心神領會的,因此洪邁對荀卿此說的認可,無疑也是丘濬支持荀卿觀點的有力輔助。

 

10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則兵弱。下不爱民,則兵弱。已诺不信,則兵弱。庆赏不渐,則兵弱。将率(与帅同)不能,則兵弱。[57]

这句出自《荀子》卷六《富国》的话,见于《大學衍義补·严武备·总论威武之道》。丘濬在“臣按”中支持荀卿从兵力是否强盛可以观察国力兴衰的看法。他说:“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則兵强矣,下爱民則兵强矣,已诺而能信則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則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則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則其强弱可知也已。”[58]

接著,丘濬又引了《荀子》卷十《議兵》中臨武君與荀卿議兵于趙孝成王前的對話。其中荀卿對臨武君的駁斥,現場感頗強,特迻錄于下,以見丘濬對荀卿說話的全面把握和借以申論己說的層次性:

 

臨武君(蓋楚將,不知其姓名)與孫卿議兵于趙成王前。

王曰:“請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

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則羿不能以中六征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逺;士民不亲附,則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

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莫之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

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力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于先驚而後擊之,一也。”[59]

 

對這番長篇對話,丘濬在“臣按”中先說“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接着,他指出亲民之君领导下的军力,具有无可撼动性:“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則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60]这是从军队的实力角度说,是荀卿议兵的第一层意思。接着丘濬又引述了《荀子》如下的一則文字: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王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61]

 

這段話也出自《荀子·議兵》。對此,丘濬評價道:“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輕舉,所以爲仁義之師。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所過者,化融而無迹,此其所以爲王道,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補塞間隙之可比,又豈非因小忿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62]

從這段按語來看,丘濬在兵力及反映的國力和民本等問題上,完全遵循荀卿的主張:其一,兵力和所反映的國力強盛狀態,兩者是正相關關系;其二,強兵的根本方法是以民爲本;其三,兵強之後,也不可輕動。使用軍力,要以爲民禁暴除害爲前提和目的。

                                 

11、《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爲將。

孫卿(即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

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恡賞,五權)。夫是之謂五權。

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一至),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二至),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谓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則吉,怠胜敬則灭。计胜欲則从,欲胜计則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与旷同),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无圹言无须臾不敬也)。

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則通于神明矣。”[63]

這是《荀子》中荀卿回答孝成王爲將之道的話,也出自《荀子·議兵》[64],被收入《大學衍義補·嚴武備·將帥之任》。對此,丘濬不僅肯定地說“荀卿論爲將之道,至矣,盡矣”,而且認爲荀卿所說“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衆、敬敵”等事,均可用一語概括:“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更關鍵的是,丘濬稱贊荀卿此言,“蓋有得于洙泗之余論,而與孫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65]這無疑認爲荀卿在議兵事情上,是能遵守自孔子而下的儒學基本理念的。

 

12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66]

这句与上一則的首句相同,都是出自《荀子·议兵》[67];此則见于《大學衍義补·严武备·经武之要》,是被视作总结兵事的指南列出。与其同列的,之前有孔子、《孟子》,之后有老子、管子、庄子、扬子和淮南子等。對这些说法,丘濬界定为“经传诸子言及武事者,仅此。”之后即采撷兵书中关于武事的内容列入。[68]顯然,丘濬依然是認定荀卿所說是在儒學系統內關乎軍事的重要一家,因此能夠與孔子、老子等並列。

《大學衍義補》談及荀子的這12則文字,出自《荀子·议兵》的最多,有4則;其次是出自《礼论》、《劝学》、《富国》的各2則;出自《大略》和《正论》各1則。下面来看其中的思想特色。

 

(三)《大學衍義補》中的荀子思想及其時代特點

從上文析述的這12則文字可知,丘濬并未以荀卿是否属于儒学正统这一传统学术史问题作为重点,也未就此问题做过直接回应。在第21112三則文獻中,丘濬是在“臣按”中直观却不直接地表明了不将荀卿视作儒门异端的看法。第67两則文字則说明,丘濬是利用引述儒家著作中的内在逻辑,适度地肯定荀卿在“道学”体系和“经学”叙述中的积极地位。虽然他并未全然推翻或直面迎击自明初已降的论调,但對荀卿的肯定之意,已经昭然无隐。

這一特點也可以從丘濬征引《荀子》的史源上得到印證。我們留意到,《富國》和《議兵》兩篇是丘濬直接摘錄《荀子》原文,並未引用歐陽修的話或沿襲真德秀的看法,因此最有助于我們理解他選錄時的考慮。下面先看丘濬從《荀子》中取用頻度最高的《議兵》篇。

該篇重點討論的是國家該如何養兵和用兵的問題,其核心觀點有二:其一是堅持以民爲本、以兵爲用,也即“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 [69];此外是借荀卿弟子陳囂之口說的“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70]。對“仁”,荀卿将其放在了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的修明政事上,说:“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君,将率,末事也。” [71]這便與《孟子》說的“仁者愛人”,存在施用上的差別。其二,對“禮”的重要性也是從治術、民本和施用三個角度入手強調,即“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72]

民本、用兵和社會等級無疑是關系國家治理和社稷穩固的大問題,荀卿申論的“仁”、“禮”雖然是儒家倫理範疇中常論常新的核心議題,但在《荀子·議兵》的重點,明顯是辨明如何利用這些道理來解決國家的現實問題,並不涉及對概念本身的辨析。[73]

再看《荀子·富国》篇。其中讨论的节用裕民事情,也是关系国家治理的大问题。首先,从国家的治理体系角度,荀卿提出了严格国家内部等级制度的主张,认为如果“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争矣”。[74]其次,從維護國家穩定和百姓富足的角度,主張“足國之道”,其要在于“節用裕民也”;[75]进而提出,若想“足天下”,則君臣百姓、农夫众庶的“分”,都需要明确并被切实履行。接下来谈的“垂事养民”、教养民众的方法,旨在反對采用只重名誉,不顾及百姓实际利益的手段。最后,提出了考察国家治理顺畅与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标准。[76]其核心观点仍然是以民为本,认为这是顺应天时、地利的基础;从此角度出发,衡量国家管治的标准和改善的根本之处,在于提高经济水准,改善民生,令百姓均沾其惠;与之相关,用兵也要从民生、民命的角度,审慎度量。很显然,《荀子》的这两篇文字,不仅核心观点一致,在讨论国家之“用”的侧重点和思考角度都高度连贯。丘濬在“臣按”中拈出的荀卿国家“本来源流”之说,則是与之重点吻合的呼应之辞。

丘濬在間接引用《荀子》時,也微妙地表現了他對荀卿的正面判斷。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上文分析的轉述《新唐書》中涉及《荀子》的第8条文獻。细审这句说“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的话,从行文逻辑上看,是为了与“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對立,也意在强调诸家的论述“存而不绝”。这虽然符合丘濬引用欧阳修此说的用意——为了说明“有唐一代藏书之本末”,但跟欧阳修个人對荀子的判断却有所不同。

歐陽修在著名的《本論》三篇的下篇中,提到對荀卿的看法,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轉變:對于荀卿“人性本惡”之說,本“始愛之”,但“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缪焉甚矣!”[77]很顯然,歐陽修反對荀卿,是出于抗擊佛教的緣故。個中緣由自是另一樁有關荀學的公案,此處不予深論。但從時間坐標上看,《本論》的下篇成于慶曆三年(1043)歐陽修三十七歲時,[78]而被丘濬引述的《新唐书》則是在嘉佑五年(1060)成書並呈進的,當年歐陽修五十四歲。[79]歐陽修駁斥荀卿之論發生在早年,卻爲丘濬所忽視,他在《新唐書》中評價荀卿自成一家的說話,卻並未引起丘濬的反感。

無論從丘濬博學多識的曆史形象,還是通過他在《大學衍義補》中展現的知識體系來判斷,我們都不應該懷疑他沒讀過或不理解歐陽修《本論》三篇的主旨,也沒理由認爲他這是因爲對歐陽修生平思想陌生所致的“引用失當”。因此,惟有從丘濬並不視荀卿爲外道異端的角度,方能理解他接受荀子的程度和選擇其說的用意。

丘濬在既有呈进御览的计划之下,仍然征引在明初率为劣评的《荀子》,这表明当时获得官方认可的思想表述,對从这部传世逾千年的文獻中获取实用知识的努力,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说服力。引述它,只是因为能恰如其分地说清道理,提供有益的资鉴,尤其是在关系到“民本”和“仁政”的用兵、行礼、节用、裕民等问题上。

这透露出,到了明代中叶,《荀子》中可供借鉴的内容,与對它做是否外于孔门正道的性质辨析相比,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士大夫更執着于《荀子》中的知识能否合乎时代之用的现实问题。这与明初重在對荀卿形象及其学说做性质判断的状况,存在着根本不同。丘濬的做法更支持了不因为学术门派或义理讨论上存在分歧,就摒弃有用见解的实用主义倾向性。也即,明中叶對荀子的评价,代表了一种基于性质判断先儒思想的价值标尺正在松动,来自现实困境的紧迫感,要求思想界要进一步增强對思想资源实用性的追求,扩大找寻解决时代难题的资源范围。《大學衍義补》的价值則说明,书中提出的能用《荀子》来答疑解惑的问题,已经尖锐到足以让编纂者和阅读者都忽略性质界定尚有歧义,甚至贬胜过褒的论据;并且,这种思想变化,已经波及到了国家上层。

 

四、結論

本文通過曾呈進禦覽並獲頒行天下的經世書《大學衍義補》中透露的《荀子》,來看明代中葉荀卿形象及對荀學評價上的一些新動向,目的不僅僅是通過一個關鍵性的個案,來勾勒明初到中葉爲官方所認可的儒學表述,對荀卿在認識上的曆史變化,更意在說明儒家思想在诠釋與被诠釋中,成爲呼應現實、解決問題的思想工具的過程。

首先,從《荀子》本身思想的價值而言,丘濬注意到了《荀子》的貢獻恰好能針對他編纂《大學衍義補》時國家面臨的主要矛盾,因此荀卿所論,便是中的之“矢”。《荀子》對維護國家對內穩定的“禮”和對外安全的“兵”這兩者的诠釋,尤其符合當時國家在“土木之變”後亟需全面革新的形勢,因此,丘濬將《荀子》引入《大學衍義補》是有意爲之,這“意”便是他試圖革故鼎新的政治意圖。這說明《荀子》的有用性以及合乎明代中葉社會現實的適用性,已經爲當時的思想界所認可。

其次,从明代中叶官方儒学的动向和取向来看,将《荀子》作为基本文獻引入《大學衍義补》,说明当时官方思想家對荀学的兴趣,已经从明初着眼于對《荀子》性质的判断和荀卿弟子的恶劣影响,转向了该书中對治国、民本、节用和将兵等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的内容。虽然由于荀卿在中国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负面形象、明初官方思想界對荀卿的普遍否定之辞,以及明中叶尚无支持荀卿的同道者来与丘濬做同调之鸣,《荀子》至明代中叶,还未能被作为思想资源加以正面诠释,也没有付诸行动而产生实际效用。但《大學衍義补》的例子,无疑反映了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求解思路,在明代中叶正逐渐显露端倪。在这一思路下,士大夫关注儒学著作的范围逐渐扩大,相對明初固有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定见,已经有所松动。

 

The Official Recognized Figure of Xunzi in Mid-Ming Dynasty: Seen from Daxue yanyibu

Xunzi; Qiujun, Daxue yanyibu, Mid-Ming Dynasty; official Confucianism

 

作者解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 []司馬遷:《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第2348頁。

[] []胡翰:《慎習》,黃宗羲:《明文海》卷八四,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19頁。

[]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四《讀荀子》,《四部叢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65年,第23頁。

[]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四《讀荀子》,第24頁。

[] []胡廣:《韓子(總論荀揚王韓附)》,??《性理大全》卷五八,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711冊,第288頁。

[] []胡廣:《學一》,《性理大全》卷四三,第11頁。

[] 對《大學衍義》和《大學衍義補》對《大學》的诠釋,參看李焯然《大學與儒家的君主教育:論<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补><大學>的阐释与发挥》,(台北)《漢学研究》第71期,1989年,第1-16頁。

[]參見[]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第六十九,《丘濬傳》,第4808頁。有关丘濬研究性的传记,參見吴缉华、黄仁宇撰写的“Ch’iu Chün”條,載Carrington Goodrich, Chaoying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49-152.

[]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第六十九,《丘濬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4808頁。

[]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第六十九,《丘濬傳》,第4808頁。

[11] []蔡清:《祭丘國老文》,《蔡文莊公集》,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2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719頁下。

[12] []楊守阯:《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碧川文選》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2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7頁下。

[13]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第六十九,《丘濬傳》,第4808頁。

[14]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第六十九,《丘濬傳》,第4808頁。

[15] Carrington Goodrich, Chaoying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p. 249.

[16] 關于“土木之變”的曆史記述,參看[]谷应泰撰,河北师范学院曆史系点校《土木之变》,《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71-476頁。

[17] Chu Hung-lam. “Ch’iu Chum (1421-1495) and the Da-hsüeh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p. 230-238.

[18] 宗臣:《重刊大學衍義合补序》,《子相文选》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31頁下-533頁上。

[19] 明神宗:《御制重刊大學衍義补序》,《大學衍義补》卷首,弘治元年刊本,《丛书集成三编》第11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403-406頁。

[20] 从法律知识角度的分析,參見邱澎生《律例本乎圣经:明清士人与官员的法律知识论述》,《明代研究》第21期,2013年,第90-91頁。對该书中关于儒学知识传承系统的分析,参看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3, 151.

[21] 有關丘濬的政論在士大夫中的代表性問題,參看朱鴻林《丘濬與成化元年(1465)大藤峡之役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第121-122頁。

[22] 参看解揚《治政与事君:吕坤<實政錄>及其經世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251-262

[23] []丘濬:“崇推荐之道”,《大學衍義补》卷十一,第565頁上。

[2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大略》,《荀子集解》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8頁。

[25] []丘濬:“崇推荐之道”,《大學衍義补》卷十一,第565頁上。

[26] 引文中的括号是《大學衍義补》以双行小字做的夹注,包括注音和释义。下同。

[27] []丘濬:“恤民之患”,《大學衍義补》卷十六,第622頁下-623頁上。

[28]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富國》,《荀子集解》卷六,第194頁。

[29] []丘濬:“恤民之患”,《大學衍義补》卷十六,第623頁上。

[30] []丘濬:“恤民之患”,《大學衍義补》卷十六,第622頁上-623頁下。

[31] []丘濬:“礼仪之节下”,《大學衍義补》卷四十,弘治元年刊本,《丛书集成三编》第12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49頁下。

[32]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論》,《荀子集解》卷十三,第346頁。

[33] []丘濬:“礼仪之节下”,《大學衍義补》卷四十,第50頁上。

[34] []丘濬:“礼仪之节下”,《大學衍義补》卷四十,第50頁上。

[35] []真德秀:《禮》,《讀書記》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50冊,第253頁上。

[36] []丘濬:“总论祭祀之礼上”,《大學衍義补》卷五十四,第174頁下。

[37]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論》,《荀子集解》卷十三,第350頁。

[38] []丘濬:“总论祭祀之礼上”,《大學衍義补》卷五十四,第175頁上。

[39] 按,《荀子集解》本此句爲“不得(勢)[]”。王先謙:《非十二子》,《荀子集解》卷三,第97頁。

[40] []丘濬:“释奠先师之礼”,《大學衍義补》卷六十六,第269頁上。

[41]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非十二子》,《荀子集解》卷三,第97頁。

[42] []丘濬:“释奠先师之礼”,《大學衍義补》卷六十六,第269頁下。

[43] []丘濬:“明道学以成教”,《大學衍義补》卷七十二,第323頁上。

[4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勸學》,《荀子集解》卷一,第11頁。按,丘濬引述的这段话,在《荀子》原文中应为两段。丘濬摘录的是可将“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對照的部分。

[45] []丘濬:“明道学以成教”,《大學衍義补》卷七十二,第323頁上。

[46] []真德秀:《讀書記》卷二十,第614頁上。

[47] []丘濬:“明道学以成教”,《大學衍義补》卷七十二,第323頁上。

[48] []丘濬:“本经术以为教”,《大學衍義补》卷七十六,第361頁上。

[49] []丘濬:“本经术以为教”,《大學衍義补》卷七十六,第361頁下。

[50] []丘濬:“图籍之储”,《大學衍義补》卷九十四,第521頁下。

[51] 《新唐書·藝文志一》,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第1421頁。

[52] []丘濬:“图籍之储”,《大學衍義补》卷九十四,第521頁上-522頁上。

[53] []丘濬:“总论制刑之义下”,《大學衍義补》卷一百一,第590頁下。

[5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正論》,《荀子集解》卷十二,第327-328頁。因为丘濬此处的引述与《荀子·正论》的原文出处较大,故有学者称此条是丘濬引自《漢书·刑法志》。參見[]丘濬撰,林冠群、周济夫点校《大學衍義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70頁,注释

[55] []丘濬:“总论制刑之义下”,《大學衍義补》卷一百一,第591頁上。

[56]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續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851冊,第444頁上-下。

[57] []丘濬:“严武备”,《大學衍義补》卷一一六,第738頁下。

[58] []丘濬:“严武备”,《大學衍義补》卷一一六,第738頁下。

[59] []丘濬:“严武备”,《大學衍義补》卷一一六,第738頁下-739頁上。

[60] []丘濬:“严武备”,《大學衍義补》卷一一六,第739頁上

[61] []丘濬:“严武备”,《大學衍義补》卷一一六,第739頁上。

[62] []丘濬:“严武备”,《大學衍義补》卷一一六,第739頁上-下。

[63] []丘濬:“将帅之任”,《大學衍義补》卷一二八,弘治元年刊本,《丛书集成三编》第13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53頁上-下。

[6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議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76-278頁。

[65] []丘濬:“将帅之任”,《大學衍義补》卷一二八,第53頁下-54頁上。

[66] []丘濬:“经武之要”,《大學衍義补》卷一四一,第174頁下。

[67]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議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76-278頁。

[68] []丘濬:“经武之要”,《大學衍義补》卷一四一,第174頁下。

[69]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議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66頁。

[70]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議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79頁。

[71]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議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80頁。

[72]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議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81頁。

[73] 参看饶彬:《荀子议兵篇研究》,《台湾师范大學国文学报》,第2期,19734月,第177-183頁。

[7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富國》,《荀子集解》卷六,第176頁。

[75]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富國》,《荀子集解》卷六,第177頁。

[76]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富國篇第十》,《荀子集解》卷六,第196頁。

[77]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本論下》,《歐陽修全集》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91頁。

[78] 參見《欧阳修全集》目录中标注的成文时间,第43頁。

[79] 參見刘德清:《欧阳修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二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嘉佑五年庚子”條,第1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