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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圖書館藏1882年日本人所繪盛京城鎮地圖初探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

雖然日本人繪制近代中國城市地圖晚于歐美人士,但是“近代以來,日本人不僅踏遍中國沿海,而且數度深入內陸……我國許多大都市與多數開埠港市的近代地圖制作都曾經由日本人之手”[1]1879年,伊集院兼雄(1853-1904)受日本政府派遣來華進行調查,1882年,他繪制了一套盛京地圖(約今遼甯省)的15幅地圖,該套地圖如今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編號爲G7823.L4,地圖部原系列號爲gm71005157

這套地圖是較早運用近代測繪技術繪制而成的城市地圖,反映了這些城市或集鎮當時的形態與內部格局,還涉及這些城市附近的地形、軍事設施以及水陸交通狀況,對于研究這些城鎮的早期形態和複原中國近代城市發展曆程及城市形態的演變,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也是研究近代外國人所繪中國城市地圖的重要資料。

一、地圖的形制和繪制技法

該套地圖共有5頁,每頁縱50厘米、橫61厘米,其上繪有盛京地區各城鎮或區域地圖。第1張上繪有《奉天府盛京城內外圖》;第2張上分別繪有《新民屯近地圖》《盛京省內蒙古境法庫門》《田莊台近旁遼河渡船場》《十三站近旁圖》和《廣甯縣》;第3張上繪有《鴨綠江河口圖》《大東溝》《鳳凰城》;第4張上繪有《鐵嶺縣》《開原縣》和《興京》;第5張繪有《大孤山》《秀岩》和《遼陽》,共計15幅地圖。該套地圖描繪了盛京(今沈陽市)、新民屯(今新民市)、法庫門(今法庫縣)、田莊台(今盤錦市田莊台鎮)、十三站(今淩海市石山鎮)、廣甯(今北鎮市)、大東溝(今東港市)、鳳凰城(今鳳城市)、鐵嶺、開原(今開原市老城鎮)、興京(今新賓滿族自治縣)、大孤山(今東港市孤山鎮)、秀岩(今岫岩滿族自治縣)、遼陽(今遼陽市)等14座城市或集鎮的形態與內部格局,重點在于城牆、街道、衙署、寺觀等城市建築,還涉及城市附近的地形、兵營等軍事設施以及水陸交通狀況。

地圖全部采用近代的技法繪制,墨線勾勒,填以水彩,用暈滃法表示地形起伏。在《奉天府盛京城內外圖》的左下角,辟有一長方形,上書備考(即圖例),較爲細致地將衙署、城牆、城門、墓地、村落、河流、寺廟、山嶺、崗丘、街區、渡口、樹木、兵營、道路、沼澤等地理要素的表現方法進行統一標注,其中道路、村落的大小亦有區分,河流處的橋梁與徒涉用雙實線與雙虛線進行區別,山嶺、崗丘用暈滃法表現。在圖框下,分別繪出了4種比例尺:是此尺一萬一分縮”“是此尺二萬一分縮”“是此尺二萬五千分一是此尺五萬分一。在每幅地圖的標題旁側,均注有比例尺,15幅地圖比例尺各不相同(表1)。

關于這套地圖的繪制者與繪制時代,在每幅圖的圖框之外,都標有:明治十五年春(或春日)成,陸軍工兵大尉伊集院兼雄制字樣。伊集院兼雄(18531904),根據《對支回顧錄》記載,他出生于舊鹿兒島藩士家庭,明治四年(1871)入伍,後任職于東京鎮台工兵第一課,開始工兵生涯。明治十二年(1879),伊集院兼雄在參謀本部任職,729日受命來華,對盛京地區進行地理調查。次年8月,轉駐煙台,對從渤海沿岸到山東省內的地理、人文進行調查。明治十四年(18811月,伊集院兼雄攜帶所有報告到上海,並一次性地交給了大原大尉,其間在上海完成了盛京省地圖並交給當局,6月中旬回到牛莊,9月升任工兵大尉。明治十五年(1882)回日本,在東京供職兩個月後,被派遣到西伯利亞、歐洲、美洲等地。甲午中日戰爭中,任工兵少佐參戰,後官至福岡聯隊區司令官。[2]227關于伊集院兼雄在盛京地區的活動,根據日本學者山近久美子、渡邊理繪的研究,他于明治十三年(18802月從天津出發,到牛莊駐紮,對海城、複州、金州和大連灣等地的概況、物産資源以及大連灣的面積進行了調查,由大連灣轉至旅順,最後回到牛莊,將所經之地的概況圖及詳細報告按照內部規範整理並提交參謀本部。從531日開始,他實施定期“旅行”,921日從營口出發,經過盛京、新民屯、白旗、廣甯、十三山,回到營口;又從營口出發到遼陽、鳳凰門、奉天府、遼河等地。[3]85

綜上可知,伊集院兼雄在盛京地區活動主要集中在188028月,以及18816月到1882年回到日本這兩段時間。正如1881年在上海所繪地圖今天已不知蹤迹一樣,伊集院兼雄在盛京地區所繪地圖很可能不止此15幅,海城、複州、金州、大連灣及牛莊等地都有可能繪圖,只是今天尚未發現。

今天所存的這十五幅地圖,地域跨遼西、遼中、遼北、遼東各地,路途遙遠,伊集院兼雄應該只是在途中選取部分城市進行簡單測量,所以相對來說並不精細,可以說是簡單而粗糙[4]46。但另一方面,作爲19世紀80年代繪制的東北城鎮地圖,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二、地圖的史料價值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非常悠久,无论是文獻中所记载,还是保存至今天的地图,数量都很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专门表现城市的地图数量并不是很多。[5]112除地方志中較簡略的地圖外,這些城市地圖的研究對象基本集中在京城等中心城市,普通治所城市地圖只有零星存世,遑論一些未設爲治所的集鎮。由于清政府將東北地區視爲根本之地,采取限制移民的政策,導致東北經濟、文化長期停滯不前。道光、鹹豐之後,清政府爲改善東北邊防空虛、財政匮乏的局面,結束封禁政策。此後,大批關內移民進入東北,尤其是19世紀末以后,随着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涌现出大批新兴城镇,这些城镇和传统城镇的面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改变。由于文獻相对稀少,这些城镇的早期面貌已模糊不清,给城市形态的复原追溯工作带来困难。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这套1882年盛京地區城鎮地圖則描繪了當時若幹城鎮的形態,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一)對部分城鎮早期形態信息的保存

1.法庫門

法庫(fakū)一詞本爲滿語,得名于附近的法庫山,是後金與蒙古地域之間的重要邊界標志性地點。[6]309-333清朝初年修建柳條邊,法庫爲邊門之一。康熙元年,設防禦駐此,管理駐防旗務,屬奉天將軍[7]271《輿地考》。由于位于辽沈平原与蒙古草原过渡地带的区位优势,法庫門逐渐成为交通津要,据嘉庆年间的西清所著《黑龍江外紀》卷2記載:

黑龙江至京师有二路:由吉林、奉天入山海关者,俗称大站,此进本路由蒙古郭尔罗斯、扎赉特、都尔伯特、乌珠穆沁等部入喜峰口者,俗称蒙古站,亦曰草地。此递折路又由蒙古境入法庫邊門,(案俄人地图于黑龙江由郭尔罗斯旗入法庫門加一线,此捷径,彼已知之。)至盛京,有一路俗称“八虎道”。“八虎”者,“法庫”转音。《八旗通志》将军郎谈察奉天诸边,卒于八虎口,即此,商贩往来必由之路也。[8]61

正是由于取道法庫往来盛京与齐齐哈尔两地之间的八虎道的便捷,法庫也随之发展起来,咸丰时期,法庫門已是商民稠集,人煙輻辏,開原巨鎮[9]2。随着科尔沁地区放垦和营口开埠,法庫門进一步发展。甲午战后,法庫門的商贸进一步发展起来,内蒙古地区的牛马羊豚皮毛、干酪,及齐齐哈尔毛皮、烟管、砂金,嫩江口岸之干鱼,皆经过法庫門至新民屯。棉丝、石油、洋伞、玻璃器、杂货皆由新民屯经法庫門,散至蒙古、齐齐哈尔各地[10]66。当时,法庫門的人口达到两万左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盛京將軍奏以法庫邊門距開原縣一百二十裏,東北則通吉林,正北則鄰蒙部,人煙輻辏,行旅絡繹。轉瞬商埠一開,華洋錯處,交涉繁難,均須隨機立應,……應于該處添設撫民同知一員[11]。此建議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于當年七月丙午置法庫廳,屬奉天府。[12]562,437三十三年,升法庫門厅为直隶厅。《光绪法庫厅乡土志》中提到了法庫厅的治所情况:今設廳治,分東西南北四門,北門仍邊門,東西南三門皆因民房築土壘立木柵,籍司啓閉。[11]地理

在伊集院兼雄所绘的《盛京省内蒙古境法庫門》(图1)上,標出了3條主要道路:一是出關門的大道,路旁標注蒙古道黑龍江ヘ通ス,此路應即系《黑龍江外紀》中所載的八虎道;二是向東南的道路,路旁標注盛京道;三是在城內折向西南,在路旁標注新民屯道在《光緒法庫廳鄉土志》的《法庫縣輿圖》中,也記錄了邊門內的3條道路:東行至鐵嶺路;南行至鐵嶺路;西行至新民路。[11]地理兩相比較,可知此圖上的盛京道新民屯道分別即《光緒法庫廳鄉土志》中之東行至鐵嶺路西行至新民路,而南行至鐵嶺路應系光緒八年(1882)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间开辟,也反映了法庫門城镇和商贸日益繁荣的历史进程。

2.十三站

又名十三山站。早在遼宋時期,十三山就作爲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標志被載入史冊。《遼史·地理志》中記載顯州有十三山[13]38,463,南宋黃裳所繪《地理圖》上也有十三山[14]。明代初年,十三山成爲明軍政重地之一,曾在此設置義州衛、廣甯左屯衛、廣甯右屯衛: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丙申,置遼東義州衛。初,大軍討納哈出,诏指揮同知何浩等統金、複、蓋三衛軍馬,往遼河西十三山屯種守禦,至是始置衛及五千戶所[15]2893-2894;廣甯右屯衛洪武二十六年置,初治十三山。二十七年,城公主寨故址,移衛治焉;廣甯左屯衛洪武二十四年,始由鞍山至十三山驿攔站屯守。永樂元年,移治錦州守禦[16]1《地理志》,353-354。上述諸衛遷走後,在十三山附近設置十三山驿,作爲明代遼西要道上的驿站,地位依然重要,尤其是永樂年間大甯都司內遷後,從北京到遼東都司治所遼陽只能經過遼西走廊,十三山驿更形險要。[17]94進入清代,對遼西地區的驿站進行了調整,將十三山站與廣甯之間的牽馬嶺、闾陽等驿廢除,[18]167《交通七·驿站》,3910則驿路由十三山站直通廣甯,十三山站的交通地位更加凸顯。

十三山站雖然地處要道,但由于始終沒有發展爲治所城市,所以其市鎮情況與形態鮮少見諸史冊。該鎮原本有城,而十三站城,(錦州)城東七十裏,周圍一裏二十步,東一門,城已圯,池淤[19]10《城池》。從這幅《十三站近傍圖》(圖2)可以看出,十三山站的外部形態並不規整,反映出十三站城城牆傾頹之後,城鎮不受拘束發展的形態。又,此圖中十三山站的平面形態與今日石山鎮相比,變化頗大,因此,可以作爲研究該城鎮乃至明清時期遼西走廊城鎮,複原曆史時期交通道路的重要參照。

3.田莊台

田莊台地处辽河下游,是依托辽河航运发展起来的重要码头,是清代辽河沿岸水陆交通中心牛庄的出海口之一。据《東三省紀略》卷4《海疆纪略》記載:辽河港口,旧在营口上游三十海里,地曰白华沟,以河底逐年淤塞,巨舟不能容,乃移向下游右岸之田莊台寄椗焉。曾不数年,此地亦患淤浅,复移向下游左岸之兴隆台,厥后是处又淤塞,乃三迁而至今之营口。[20]157明清時期,遼河流域由于墾殖活動的增加,植被破壞逐漸嚴重,導致泥沙進入河水逐漸增多,河道擺動漸趨頻繁,沿岸碼頭變動頗大。同時由于泥沙在河口堆積,海岸線向外延伸,也導致港口位置遷徙,牛莊口岸在清代也逐漸變遷。據《盛京將軍和甯奏爲遵複輪撥牛莊海城市鬥同赴海口量糧情形事》[①]記載:嘉庆十九年(1810),盛京將軍和甯奏稱:查明没沟营、田莊台二处海口囤贮商贩粮石甚多,人烟稠密,俱系牛庄、海城旗民官所属地方,是亦奴才等公同商酌,因地制宜,随时调剂,将淤塞之耿隆屯海口名目裁撤,其后移之田莊台,奏明与没沟营俱作为官设海口[21]21。可见,田莊台与营口同为牛庄的重要海口。道光十八年(1838),鴉片貿易猖獗,十一月甲申,有人奏称:“奉天地方近来兵民沾染恶习,吸食鸦片。其沿海地面,如锦城之天桥厂,海城县之没沟营、田莊台,盖平县之连云岛,金州之貔子窝,岫岩厅之大孤山,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之所,明易货物,暗销烟土”[22]卷316,道光十八年十一月甲寅,122。可见此时田莊台亦是奉天重要海口之一。

一方面,随着河道的淤积,田莊台以海船和边广大车转运的水陆码头而繁盛。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在田莊台布置重兵扼守辽河要津。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日军攻打田莊台,与驻守此处的清军进行激战,清军战败,日军在当地大肆烧杀抢掠,“全街又毁于兵火,而商业乃一落千丈矣”[23]上卷,23。另一方面,1900年营口到沟帮子的沟营铁路修成,导致田莊台原本依赖的边广大车运输业随之停止。总之,清代后期,田莊台作为辽河口岸兴旺一时,市镇商业繁荣,但其城镇发展状况和城镇形态并无充分太多史料可资佐证,这幅伊集院兼雄所绘的《田莊台近傍辽河渡船场》(图3),则描绘出田莊台沿大道分布的街区形态及其与辽河渡口之间的位置关系,并且在田莊台渡口的对岸,标出了“营子道”(营子即营口),并标注“即牛庄港也”,说明在时人眼中,营口已是牛庄地区的主要港口。在田莊台市镇北缘的大道旁,标注出山海關道十三站ヲ經テ,結合十三站圖上南向大道旁標注的營子港道,可推知伊集院兼雄可能就是沿此道到達十三山。

(二)若幹城鎮內部格局信息的保存

中國傳統的城市地圖,尤其是占數量絕大多數的地方志所附城池圖中,並非以如實反映城鎮內部街區分布等內容爲要務,多只是誇張地描繪出認爲需要重點表示的建築如官署、寺觀、學校等繪制者或使用者(二者往往也是同一群體),無法真實體現出市鎮的平面形態。而且,我們知道,在傳統時期,城牆並不完全等同于城鎮,有些城鎮的城牆內尚有大片荒地,而有些城鎮的街區則溢出城牆,形成關廂等城外街區。這些現象在大多數中國傳統的城市地圖並未如實地反映出來,因此不利于後人更直觀地了解當時的城鎮發展情況。

伊集院兼雄盜繪的這套地圖,描繪出一些城市的內部形態和分布格局,因而具有比較重要的史料價值。

1. 凤凰城图(图4)。不但城墙内已完全建成街区,而且溢出城外,形成面积不亚于城内,甚至超过城内区域的新街区。据乾隆元年(1736)修纂的《盛京通志》记载,凤凰城按城周圍三裏八十步,南一門,其始建之年無考,明時設官兵于此,爲邊墩要地。國朝設官兵鎮守[19]15《城池志》,乾隆四十五年(1780),朝鮮學者樸趾源跟隨使團前往熱河祝賀乾隆帝70壽誕,在經過鳳凰城時,見到該城正在重新修築,“城周不過三裏,而磚築數十重,制度雄侈,四隅正方若置鬥然”[24]18,樸趾源所見鳳凰城城牆規模與《盛京通志》所記相符,其正方形制,與伊集院兼雄所繪《鳳凰城》圖相符,若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時,鳳凰城的街區大片溢出城外,似應展築城牆以容納,很有可能伊集院兼雄所繪城外的街區是清代中期之後,隨著移民的增多和商貿的發展而形成。

2. 奉天府盛京城內外圖(圖5)。盛京城本爲明代沈陽中衛城,本元之沈州,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闵忠因舊修築,周圍九裏十一余步門四:東永甯、南保安、西永昌、北安定。有南關,保安門外,嘉靖二十二年新建,周圍六百七十九丈[25]1《圖考》,523。後金天命十年(1625),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天聰五年(1621),皇太極將沈陽城的城牆添高加厚,城門增爲八座,並把城內的十字街改爲井字街,在城市中心修建皇城。康熙十九年(1680),奉旨築關牆,高七尺五寸,周圍三十二裏四十八步,東南隅置水柵二,各十余尺,導沈水自南出焉[19]5,《京城志》。盛京的外郭城近似圓形,有八座城門,稱爲邊門。至此,盛京城就形成了外郭城內城皇城的重城結構。

關于盛京城內的街區建設分布情況,清代史料語焉不詳,直到清末出版的《奉天地理》,其中第三編爲奉天省城地理,其中第一章爲奉天省城城廂概說,第二章爲磚城以內之部,第三至十章將邊城以內分爲8部分分別敘述。詳細講述街道、衙署等方位及名稱,但限于文字描述的不准確性,具體方位仍不十分清楚。[26]笔者所见存世盛京城池图及《盛京通志》等地方志中的盛京城图也均未描绘街区情况。根据一些清代文獻,我们可以知道主要的衙署集中在皇城附近,而商业则主要分布在內城中,集中在以钟鼓楼为中心的街道附近,尤其是钟鼓楼之间与通天街交叉的四平街一带,该区域店铺林立,十分繁荣。清人劉世英在《陪都紀略》中,列举了同治年间比较重要的商铺,其中彩盛号、会文山房、永寿堂、信亿合、择锦堂、天益堂、富春堂、四合堂、文兴堂、广泰发、卿云楼、百花馆、裕盛堃庄等都集中在四平街一带。其他买卖铺户,也多在大北关、小南关、小西关、大西门里等內城区域。书中所提到的银钱市、米粮市、发行店、木行、臭皮行、船行、果子市、鱼行、耳包市、菜行、大发作行、带子市、掸子作、弓箭铺、湖笔庄、估衣铺、茶叶铺等亦大多分布在內城中。[27]由此可以推测內城比外城繁华,但街区情况依然不甚清楚。

在伊集院兼雄盗绘的《奉天府盛京城內外圖》(图5)中,非常生动直观地展示了光绪年间沈阳城市街区的分布格局,即內城建筑比较密集,已经全部建设为街区;而外郭内则沿连接内外城门大路形成放射状的街区,体现出清代后期盛京城发展的时代阶段性特点。

在圖5中,伊集院兼雄标绘出若干衙署、兵营、练兵场以及各类寺庙祠祀,包括有喇嘛庙、邓大人庙、三新祠、老爷庙、黄寺、子孙堂、耶苏堂(即耶稣堂)、天主堂、娘娘庙、娘娘宫、老爷庙等。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邓大人庙,绘于外郭大东邊門内大路南侧,按此庙本为堂子,即萨满教祭祀场所,但口传为邓大人庙。[28]204黄寺也系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实胜寺的俗称,由此也正说明伊集院兼雄因系短期盗测,无法详细调查的特点。二是天主堂和耶稣堂,二者均在寺庙符号上绘出白色十字架,前者绘在內城南垣与外郭城墙之间的街区内,后者绘在小西门外的外郭城大道南侧。按盛京城最早的天主教堂系光緒元年,法教士來奉天,于天佑門外街西建堂百二十楹[18]99,《禮俗三:神教》2273,即後來的盛京總堂,位置與此圖上天主堂相符。而盛京城的新教教堂,据《民国奉天通志》記載:同治六年,始在營口創設福音堂。光緒二年,至奉天,在撫近關街北,創立英國長老會分會,以中西教士合組,協商教務。于十八年建禮拜堂三十楹 [18]99,《禮俗三:神教》2273,即後來東關教堂。但據于光緒九年(1883)開始在盛京城傳教的英國人杜格爾德·克裏斯蒂(司督閣)回憶,盛京城最早的基督教禮拜堂是由蘇格蘭聯合長老會的約翰·羅斯牧師建立的,人們在迫害停止後,組織了一個小型宗教集會,在一條最繁盛的街上,建起一個小禮拜堂[29]19。今人推測此最繁盛的街上可能是在四平街附近,[30]162然傳教士所記,未必完全符合當時情況,若此圖中所繪耶稣堂即羅斯所建的禮拜堂,當是沈陽乃至東北宗教史上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三、地圖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伊集院兼雄在盛京地区进行盗测时间不长,且“旅行”路途遥远,所以所绘地图也存在诸多问题乃至错漏。如图中绘制城墙与街区比较精细,亦标绘出城门,但城门名称却付之阙如,图上的一些重要机构,位置亦时见错置,如《奉天府盛京城內外圖》(图5)中,官署位置十分混亂,名稱也有錯訛,如織造庫訛作制造庫,一些重要衙署如奉天府、通判等也沒有標出,有些衙署地塊標繪出,卻不知是何機構,只能寫上衙門二字了事,可見其粗疏之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伊集院兼雄對大部分城鎮的城牆形態繪制都比較符合實際情況,唯獨盛京城外郭,繪成了正方形,實在令人驚訝。實際上,盛京外郭城的位置,西段大致沿今日青年大街,北段大體沿今日沈吉鐵路,東段大致沿今東邊城街,南段大體沿今日西濱河路、文藝路和萬柳塘路一線,呈现不规则的圆形,其圆形城郭,在今天仍影响着沈阳城市的轮廓,在地图与卫星图片上清晰可辨。这一点,在清代的文獻中也有相应记载,如缪東霖在《陪京雜述》中说:

按沈城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說之者謂城內中心廟爲太極,鍾、鼓樓爲兩儀,四塔象四象,八門象八卦,郭圓象天,城方象地,角樓敵樓各三層,共三十六,象天罡,內池七十二,象地煞;角樓敵樓共十二,象四季;城門甕城各三,象二十四氣。此說與當日建城之意相符與否,誠不敢知,但說爲近理,故附志之。[31]

這段話的內容當然是附會之語,但郭圓象天,城方象地,很明確地描述了外郭城的形制。在《陪都紀略》(圖6)中,亦附有盛京城圖,畫出圓形的外郭城。光緒元年(1875),日本人曾根俊虎曾到過盛京城,亦曾繪制《盛京城內外郭》(圖7),地圖呈鳥瞰式,明顯畫出外郭土城的圓形輪廓。[32]84-85

      伊集院兼雄將盛京城外郭畫成方形,應不是如實反映其親眼所見,似另有所本。在清代所流傳的盛京城地圖中,亦多有將外郭城繪作近似方形的情況,如《盛京通志》中的《盛京城圖》(圖8)就是如此,用四角略帶弧度的方形描繪外郭城。[19]卷首而《陪都景略》中的《盛京形式圖》(圖9)則幹脆繪成棱角分明的標准方形。[33]

據此推測,在清代將盛京外郭城繪成方形的地圖與繪成圓形的地圖應並存于世,很可能伊集院兼雄接觸到前者,影響到他對盛京外郭城的繪制。

伊集院兼雄于1882年繪制而成的清代盛京各城鎮地圖,描繪了盛京地區14個不同等級、規模城鎮的形態,雖然具有不夠精細,甚至多有錯訛的缺點,但由于這批地圖是較早運用近代測繪技術繪制而成的城市地圖,對于研究這些城鎮的早期形態與街區情況,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也反映出:搜集、整理與研究近代時期外國人所繪的中國城市地圖,對于複原中國近代城市發展曆程,城市形態的演變,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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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輔,等.全遼志[M]//遼海叢書本第1.影印本.沈陽:遼沈書社,1985.

[26]    湯允中.奉天地理[M].宣統二年鉛印.

[27]    劉世英.陪都紀略[M].王綿厚,齊守成,校注.沈陽:沈陽出版社,2009.

[28]    富育光.清宮堂子祭祀辨考[J].社會科學戰線,19884.

[29]    杜格爾德·克裏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爾德·克裏斯蒂的经历与回忆[M].張士尊,等译.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30]    佟悅.清代盛京城[M].沈陽:遼甯民族出版社,2009.

[31]    缪東霖.陪京雜述[M].清末刻本.

[32]    曾根俊虎.北中國紀行·清國漫遊志[M].範建明,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

[33]    邸文裕.陪都景略[M].同治十二年刻本.

 

作者:孫靖國,原刊于于《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