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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生平事迹考

发布日期:2018-12-30 原文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曹金成

一、問題的緣起

 

囊加台,蒙古珊竹氏。其先祖曾在大蒙古國時隨從大汗征蜀,後即在四川長期鎮戍。傳至囊加台時,已是元代中期。公元1328年泰定帝去世後,上都方面的泰定帝子嗣與大都方面的文宗集團互爭雄長,圍繞最高統治權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戰爭,此即元代曆史上著名的兩都之戰。其間,腹裏以及遼陽、陝西、河南等行省皆被卷入。[i]時爲四川行省平章的囊加台則發兵進攻文宗政權,兵敗而被處死。

全面考索囊加台的生平事迹,對于我們深入了解兩都之戰以及與此相關的皇位之爭,無疑具有諸多裨益。不過,當前關于這一著名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卻比較罕見。明初所修《元史》具有諸多弊端,其中一大缺陷就是遺漏了元代一些顯赫人物的傳記,囊加台即是如此。後世重修《元史》諸書中,邵遠平《元史類編》、魏源《元史新編》、柯劭忞《新元史》等書皆立有囊加台本傳,錢大昕在《元史氏族表》中最早將囊加台比定爲元初鎮守四川大將蒙古珊竹氏紐璘之孫。這些清人的考據可謂是對囊加台生平的第一批研究成果。[ii]後來,馮承鈞先生撰有《元代的幾個南家台》一文,在全面研究元代幾個名爲“南家台”的重要人物的同時,吸收以上清朝學者的成績,並結合《元史》的相關記載,對珊竹氏囊加台的生平作了總括性梳理。此文認爲,蒙元時期,動物名和部族名常被用來作人名,“囊加台”應源于部族名,南方的漢人曾被別稱爲“南家”,“囊加台的原名就是南家台(Nankiyatai)的訛譯”,但他卻不是原南宋轄域之漢人,而是蒙古珊竹氏,即《元朝秘史》中的撒勒只兀惕氏。囊加台的祖父爲蒙哥汗時征蜀大將鈕璘;鈕璘有二子,長子也速答兒,次子八剌,八剌的長子就是囊加台,次子則爲拜延。而且,《元史?鈕璘傳》中的“南家台”就是死于1329年的“囊家台”,“及至他被殺以後,他祖孫四代曆鎮四川,部曲必衆,文宗仍不得不命他的兄弟拜延襲爲蒙古軍萬戶,兼四川行省左丞。修史的人不便埋沒他祖與父的戰功,所以將囊加台改作南家台,也不提他襲爲萬戶同興兵四川的事情(根據《荅失八都魯傳》,此南家台不但生前無罪,而且死後封王)”。[1]200-216

从清朝学者与馮承鈞先生对囊加台事迹的勾考来看,他们的史料依据主要是明初官方所修的《元史》一书。目前,仔细发掘元代其他汉文文獻,对囊加台的生平事迹进行全面考索,则仍有相当大的可行之余地。本文即对此作一尝试,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二、元英宗朝囊加台事迹鈎沈

 

冯先生所勾稽的囊加台的活动,除了泰定帝时出征参卜郎外,其他皆为两都之战及其后的事迹。实际上,关于两都之战前尤其是英宗朝囊加台的情况,在元代汉文文獻中也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元代中后期的著名文人虞集在《彭城郡侯刘公神道碑》中,提到碑主刘完泽仁宗延祐二年(1315)“佥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事”,因“蜀世將”囊加台欺蔑當地官府而好言勸解,其中有雲:“平章功勳世家,保障全蜀,威望素著。天子以平章守邊有功,自軍帥超拜外宰之首”[2](卷42。那麽,囊加台職銜中的“軍帥”與“外宰之首”具體所指爲何呢?

我們知道,元代軍職一般世襲。據《元史》卷129《紐璘傳》,囊加台的父親和叔父都曾在鎮守四川時爲蒙古軍萬戶[3]3146,他完全有可能繼承萬戶之職。不過,李治安先生經研究指出,紐璘家族其實統領四川的蒙古探馬赤軍萬戶與陝西的禮店文州蒙古漢兒軍民元帥府,二者實爲前線征行與後方奧魯的關系[4]74-75。從“軍帥”一詞來看,其與禮店文州蒙古漢兒軍民元帥府的關系,則更爲密切。若再聯系到囊加台後來起兵時其弟不花台任“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一職(見下文第三節),我們就很容易得出結論:虞集所說的“軍帥”,即“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之簡稱,囊加台從此任上“超拜外宰之首”後,其弟不花台繼承了這一軍職。

“軍帥”已明,那麽,“外宰之首”指的又是哪一行政職官呢?虞集在爲元初漢人世侯董俊曾孫董守恕所撰《江西省參政董公神道碑》中,敘述守恕在英宗朝所曆之事時,曾提到:

        囊加歹者,自其祖鈕隣以兵定四川而守之,世鎮其土,至是命爲四川雲南平章,熟邊徼,擅征發,將肆意于西陲,以爲大小徹裏之地,地多産金,將以奪鹽井、絕貢賦爲之罪,而討之。[2](卷43

“囊加歹”即“囊加台”,“鈕隣”亦即“鈕璘”。馮承鈞先生說,《元史?鈕璘傳》中的“南家台”就是死于1329年的“囊家台”,虞集的記載無疑進一步佐證了這一論斷。

    據上述引文可知,囊加台被任命爲四川平章,是英宗朝之事。“外宰之首”說的就是四川行省平章。我們知道,元代行省最高長官原則上爲右丞相,但不常設,一般由左丞相綜理一省政務,但往往也“或置或不置”[5]19-21,因此平章政事就成爲一些行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此處所說的四川行省就屬于這種情況,故身爲四川行省平章的囊加台就被人稱爲“外宰之首”了。

    而關于董守恕碑文中所說“四川雲南平章”一職,又該如何解釋?據《元史》卷28《英宗紀二》,至治三年(1323)正月,“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爲其弟訟不法事,系獄待對”;五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忽辛坐贓杖免”。[3]628,630,4165囊加台應是在這一背景下被任命爲“四川雲南平章”的。吳廷燮所撰《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羅列有元一代各個行省中丞相和平章的名單綦詳,四川行省在英宗至治三年時,有行省官囊加台一人,而雲南行省在至治年間則無此人,所以,囊加台應是以四川行省平章而兼雲南行省平章,故有“四川雲南平章”之謂。

    作爲封疆大吏的囊加台征伐大小徹裏之舉,很快就得到朝廷的重視。虞集下文又說,英宗在得知此事後,派董守恕與阿速衛指揮使那海禅前往視察,以確定是否有派軍征討之必要:

        時宗室王禅鎮西南夷,專制一方,囊加歹與之合從,不意朝廷之以公(董守恕——引者注)使也。公至,察其情,乃語之曰:“遠人反複不常,視邊帥處事善否以爲叛服,今小有不安,禦失其道者之罪也,且無反狀,何得擅謀興兵乎?”囊加歹曰:“我與使者及省臣議定,啓太子起兵,今公不從,不畏省臣,獨不畏太子耶?”太子,謂王禅也。公曰:“吾以天子之命,察軍行可否,吾知兵不可出,則還奏其狀耳,何所畏耶……”馳歸,奏軍不可出狀,議寢。[2](卷43

此處引文中囊加台所說“我與使者及省臣議定,啓太子起兵”雲雲,其中“使者”從上下文義來看,指的應是阿速衛指揮使那海禅。中央所派來的一位特使都能被囊加台說動,故不難想見當時他在四川甚至朝廷的威勢與影響。王禅爲後來繼承英宗皇位的泰定帝的侄子,梁王松山之子,仁宗延祐七年(1320)受封爲雲南王,英宗至治元年(1321)三月又置雲南王府[6]6。碑文中以“太子”稱王禅,並非獨一無二,又元末王逢《馬頭曲》前序雲:“馬頭者,大都名姬也。始爲黃禅太子寵,黃禅伏誅,沒入,以賜太平王,王薨,子唐其勢留之。唐其勢被殺,複沒,賜孛哥。孛哥,國語力士也。”[7](卷3黃禅即王禅,這是元人稱王禅爲“太子”的又一例證。洪金富先生認爲:“大蒙古國時代,太子一詞似較諸王用的普遍;世祖以後的元朝則多用諸王,少用太子,太子一詞已逐漸由概稱皇室男性成員轉爲意指皇位繼承人,惟應注意:只有被選定爲皇位繼承人的太子方能稱爲皇太子。”[8]754此言甚確。細繹虞集與王逢字裏行間所透漏的含義可知,此“太子”並非“皇太子”的簡稱,而是時人對王禅的一種他稱,只是表明當時王禅在西南的威權與在大都的風流。

囊加台在鎮戍四川一帶時,不只“擅征發”、“肆意于西陲”,據虞集《彭城郡侯劉公神道碑》,他還有“負氣使酒,陵铄官府”的劣行[2](卷42。如此囂張跋扈,個中原因,除了其家族曆代鎮守四川、勢力龐大,他本人身爲“外宰之首”外,“專制一方”的宗室王禅與其進行的“合從”,應該也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囊加台對文宗政權的進攻

泰定帝即位後,于泰定元年(1324)三月“以四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囊加台兼宣政院使,往征西番寇參蔔郎”[3]645,囊加台剿撫兼用,至次年正月使參蔔郎來降。這一征伐之功,進一步鞏固了他在四川一帶的威望。

1328年,泰定帝死于上都。留在大都的佥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裏,立武宗次子圖帖睦爾爲帝,是爲文宗。不久,泰定帝朝的中書左丞相倒剌沙,在上都立泰定帝年幼的兒子阿剌吉八爲帝,並改元致和。爲了奪取最高統治權,兩都之間的戰爭勢不可免。

在地方行省中,也分別産生了三個不同的陣營,姚大力先生將此歸納爲:大都集團的擁護者,包括河南、江西、湖廣等省;大都集團的支持者,有陝西、遼東等省;消極觀望者,如甘肅、雲南、四川等省。其中,關于四川行省,姚先生認爲,它對大都集團的觀望多于支持,實際上是站在文宗之兄和世?方面反對文宗政權的[9]490-497。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兩都之戰中,大都政權對四川囊加台並不放心。最初“廷議調兵誅之”,但因囊加台“來朝”而作罷[15]23《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385。但對囊加台的戒備並未因此徹底消除。天曆元年(1328)九月,大都方面“遣軍民守歸、峽諸隘”,十月初,“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乞住調兵守歸、峽,左丞別薛守八番,以禦四川軍”;上都政權投降後,又“命河南、江浙兩省以兵五萬益湖廣”、“命威順王寬徹不花還鎮湖廣”。[3]709,715,720,721可以肯定,鑒于四川囊加台與泰定帝集團的王禅關系匪淺,文宗政權自始至終對四川囊加台保持警惕之心,以上諸多調兵之舉顯然是爲了防禦囊加台的進攻。

不過,囊加台遲遲都未出兵,直到上都投降、王禅被殺後,他才在天曆元年十一月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脫脫爲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爲左丞,殺其省平章寬徹等官,稱兵燒絕棧道”,並禁锢了勸其“罷兵入朝”的烏蒙路教授杜岩肖[3]721-722。雖然元代諸王權力較大,在中央可“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10]12《平章政事李公家廟碑》),也有自行任命封地內達魯花赤之權;甚至如蒙思明先生所說,當國有大事時,“又可便宜用兵,或調遣中央屬軍:如寬徹普化、帖木兒不花之自動討賊,及後者之以便宜調芍陂屯軍是也”[11]110。但在史料中我們卻看不到諸王委任拔擢一省宰相的記載。因此,完全可將囊加台此處任官之事視爲僭越之舉。

對此,文宗政權作出的反應是“許囊加台等自新”[3]723,後又派遣近侍星吉班赍诏往四川招谕囊加台,但並未有所成效。由于囊加台在泰定帝朝征參蔔郎時,鎮西武靖王搠思班曾派兵助其征剿[3]655所以他在天曆二年(1329)正月又向搠思班“乞師”,而後者則做出了“以兵守關隘”的消極回複[3]728不過,這並未延緩囊加台起兵反抗文宗政權。

囊加台對文宗政權的全面進攻,主要有兩條路線:一、南下攻占播州後,對當地土官的誘降;其二、北上據雞武關,奪占陝西興元路三叉、柴關等驿後,發兵金州,據白土關進逼襄陽等。[iii]

先看南下路線。天曆二年正月十九日,囊加台攻破了播州貓兒垭,致使宣慰使楊延裏不花投降。楊延裏不花原名楊嘉貞,爲播州安撫使楊漢英從弟,嗣楊漢英世守其土,至治二年(1322)英宗賜名“延裏不花”[12](《翰苑別集》卷1楊氏家傳》)。此前,囊加台就將先朝賞賜給播州土官的四川籍民戶劃在其治下[13](卷5元故奉議大夫行宣政院經曆王公墓志銘》),占領播州後,又遣使招其弟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不花台,顯然是爲了防止元軍從其背部亦即四川北面的進攻,但遭到不花台“斬其使”的答複。正月二十四日,播州楊萬戶引四川兵至烏江峰,雖被擊敗,但與此同時八番元帥脫出擊潰了烏江北岸的四川兵,“諸王月魯帖木兒統蒙古、漢人、答剌罕諸軍及民丁五萬五千,俱至烏江”[3]729。不過,元軍進展緩慢,直到二月二十六日,月魯帖木兒等軍才抵達播州,招降了當地歸附囊加台的土官楊延裏不花等人[3]730

在南下播州進攻湖廣受挫後,囊加台開始將兵鋒轉向北方的陝西。二月五日,囊加台以雞武關爲根據地,奪占了興元路的三叉、柴關等驿;次日,又“以書誘鞏昌總帥汪延昌”[3]730。汪延昌又被稱爲“小汪總帥”,汪小紅據現存于漳縣博物館的《汪惟純墓志》認爲,他是鞏昌汪氏第四代汪惟純之子,“上都失敗投降後,參與起兵的官員遭到嚴厲制裁,鞏昌汪氏一定也受到處罰”[14]23。不過從囊加台誘降汪延昌來看,至少在上都投降後,文宗政權爲了安撫鞏昌汪氏,對鞏昌總帥汪延昌並未有重大制裁。

至二月十日,囊加台軍已至金州而占據了白土關。白土關是陝西行省興元路與河南行省襄陽路之間的重要關隘,囊加台攻占白土關,顯然是爲了進軍河南行省。此前,文宗政權已命中書譯史秦起宗與湖廣省臣乞住“帥師禦敵于襄陽”[2](卷43天水郡侯秦公神道碑》)。至此,又“命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皆調軍,以湖廣行省官脫歡、別薛、孛羅及鄭昂霄總其兵進討”,以及“察罕腦兒宣慰使撒忒迷失將本部蒙古軍,會鎮西武靖王等討四川”[3]730。而至二月十九日,囊加台的先頭部隊已經逼近襄陽,爲了防範這支四川軍南下歸州,湖廣行省在調兵鎮守播州的同時,也加強了歸州的防禦。

    二月二十七日,文宗又“調河南、江浙、江西、山東兵萬一千,及左右翼蒙古侍衛軍二千,討四川”[3]731。此後,又置行樞密院,命躍裏鐵木兒、傅岩起,與湖廣、河南兩省官進兵討四川;在文宗不斷增兵進討的情況下,“囊加台所遣守隘碉門安撫使布答思監等降于雲南行省”。[3]732至四月,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鄭昂霄抵達播州石虎關[iv]。四月十二日,囊加台在鄭昂霄的奉诏招降下投降,“蜀地悉定,諸省兵皆罷”[3]733

    天曆二年(1328)八月,“四川囊加台以指斥乘輿,坐大不道棄市”[3]737。值得注意的是,明宗在囊加台被殺的數日前暴薨,二者是否有一定關聯呢?明初宋濂爲其師危素所撰碑文中曾提到一事: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曆初,欲舉兵翊戴明宗,燕帖木兒、伯顔等搆殺之,公力爲雪其冤。[12](《芝園後集》卷9危侍講新墓碑銘》)

據宋濂所說,這是危素“擢禦史”後上奏之事,應即碑文記載至正十九年(1359)進爲治書侍禦史時所言。在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雖然囊加台舉兵進攻文宗政權時曾有擢用行省宰相的僭越之舉,但他確實打出了“翊戴明宗”的口號。[v]所以,到明宗之子順帝朝之時,才有人爲其舉兵辨護雪冤。   

    與此相聯系,不難想見,囊加台被殺時所冠以“指斥乘輿”的罪名,實與明宗暴卒有關。很可能他“指斥乘輿”的內容就是明宗被文宗與燕鐵木兒謀害而死。因此,所謂的“指斥乘輿”,並非無端捏造,而是實有其事,其所暗指的應該就是明宗之死的實情。

 

四、小結

 

    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主要活動于元代中期,他在西南與泰定帝之侄關系密切,兩都之戰中雖未明確表態支持上都集團,但仍遭到大都集團的猜忌與防範。上都投降後,他擁戴明宗,在明、文禅讓之際卻舉兵進攻大都政權,其間是否另有隱情,因史料阙如,則無法確知。

    總之,對囊加台的生平事迹加以考述,不但深化了我們對兩都之戰中四川行省的認識,而且也折射出元代中後期皇位繼承的複雜多變。關于元代中後期最高統治權的承襲嬗遞及其在地方上的影響,甚至二者之間互動時所投射的具體實態,仍需要在鈎沈考索相關史料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研究。


[i] 關于兩都之戰,中外學界已有諸多研究成果,對這些成果的述評可參看曹金成《元朝兩都之戰與各地反文宗政權的叛亂》(內蒙古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頁。不過,這一述評遺漏了韓儒林先生《略論“天曆之變”》一文(載《紀念顧颉剛學術論文集》上冊,巴蜀書社,1990年,第451453頁),此文立足于有元一代的政治鬥爭,以政治黨派爲中心,對兩都之戰作了高屋建瓴的剖析,值得格外關注(此承內蒙古大學蒙古曆史學系希都日古老師教示,特此致謝)。

[ii] 邵遠平《元史類編》卷41,文海出版社影印掃葉山房本,1984年,第22102211頁;魏源《元史新編》卷41,文海出版社影印慎微堂刊本,1984年,第17801781頁;柯劭忞《新元史》卷1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7678頁;劉硯月《錢大昕〈元史氏族表〉研究與校注》,南京大學2016年申請博士學位論文打印本,第98頁(感謝作者惠寄大作)。

[iii] 按,以下具體日期據《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中研院史語所,2004年)一書換算而出。在此,謹向此書的編著者洪金富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

[iv] 劉嶽申《元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鄭公墓志銘》,見《申齋劉先生文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影印明初傳抄本),卷9;許有壬《故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鄭公神道碑銘並序》,見《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宣統三年石印本),卷52

[v] 按,囊加台既然擁戴明宗,說明此前他可能與和世?有過往來。限于史料,我們無法斷定延祐三年(1316)和世?在陝西發動兵變時,囊加台是否已爲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但此時二人互通款曲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参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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