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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泰元年曹氏歸義軍入奏活動考索

发布日期:2018-12-26 原文刊于:《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

楊寶玉

 

摘要:本文主要根據P.3718《梁幸德邈真贊》等敦煌文書及傳世史書中的相關記載,探討了曹氏歸義軍清泰元年入奏活動的某些情況。其一,歸納了該使團自清泰元年七月離京西返至到達張掖之前的各主要時間節點。其二,認爲回鹘人主要是因貪圖沙州使團攜帶的財物而扣留了使人,但並未殺害梁幸德,梁的直接死因是疾病。其三,認爲與三州使團一同西行的還有前來宣诏的後唐使臣,他也被回鹘滯留于甘州,故剛剛接掌歸義軍正面臨重重困境的曹元德遂修撰P.2992v第一通書狀,極力爭取回鹘能放天使西來。

關鍵詞:歸義軍  入奏  梁幸德  清泰元年

 

在歸義軍政权进行的大量入奏活动中,曹议金派梁幸德于清泰元年(934年)實施的那一次備受學界關注,曾有多位學者在相關論著中提及或論述,並形成了一些固定說法,比如認爲西歸時沙州使團只是與瓜甘州使團同行、梁幸德是在張掖被回鹘殺害的,等等。在進行“九至十一世紀敦煌地方政權與中央關系”課題研究過程中,筆者亦曾沿用學界成說,但近日仔細研讀敦煌文書P.3718《唐故河西歸義軍左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上柱国梁府君邈真贊并序》(以下简称《梁幸德邈真贊》)时却发现其中的某些重要文句被忽略甚至误读了,以致对相关历史事件的阐释存在问题,对事件经过及其背景影响的揭示不够深入具体。故笔者重新汇校研读了能够查找到的全部相关史料,认真拜读学习了前贤论著,草成此文,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前賢對本次入奏的情況已經做過考證,本文擬主要針對有爭議的問題論證筆者的觀點。

一、使團離京時間應爲清泰元年七月,至張掖前的各時間節點可大略考出

關于使團西返時離開後唐都城的時間,以前學界曾有應順元年閏正月和清泰元年七月兩種說法,且各有史料依據,前者系據《宋本冊府元龜》卷九七六《外臣·褒異》三所記:“闵帝應順元年正月,賜回鹘入朝摩尼八人物有差。閏正月,瓜州入貢牙將唐進、沙州入貢梁行通、回鹘朝貢安摩诃等辭,各賜錦袍銀帶物有差。”後者則據同書卷九八七《外臣·討》六所記:帝清泰元年七月,以回鹘朝貢多爲河西雜虜剽掠,诏邠州節度使康福,遣將軍牛知柔率禁兵援送至靈武,虜之爲患者,隨便討之對于後者,明本《冊府元龜》卷九八七作末帝清泰元年七月己巳,但該月沒有己巳日,《資治通鑒》卷二七九己巳記爲丁巳,當以此說爲是。

在此我們首先需要探討的是第一條史料中的梁行通是否就是敦煌文書中的梁幸德。就筆者目前知見,以前相关学者均直接將二名视为同一人,未作解说,但据P.3718《梁幸德邈真贊》,梁幸德字仁寵。筆者認爲,二名指同一人的可能性的確相當大,理由有三:其一,據P.3016v《天成二年(927年)慕容歸盈致曹議金狀》,在同光四年(926年)到朝的那次入奏中,沙州使團正使爲張保山,副使即爲梁幸德,那麽數年後隨著張保山的年老體衰,已接替張保山任左馬步都虞候的梁幸德被提升爲正使並單獨率領使團東行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其二,據現有史料,此間沙州並未出現其他梁姓外交人才;其三,或許梁幸德系爲表達希冀旅途順暢的願望而于入奏時改名“行通”。

不過,筆者推測梁行通很有可能爲梁幸德並不表示認同使團離京時間爲閏正月,而是認爲若第一條史料所記時間無誤,那麽閏正月時梁幸德或辭而未行,或西行後又因故迅即再次入朝,總之其最後一次離京時間爲當年七月,因爲綜合排比分析相關史料之後,我們今日已可考出使團西歸過程中的衆多主要時間節點。

關于使團離京後的情況,敦煌文書P.2992v抄存的第二通書狀有詳盡記述,該狀全文如下:

道途阻僻,信使多乖,每于瞻企之余,莫盡箋毫之內。方深渴仰,猥辱緘封,備詳周獎之仁,深積感銘之懇。所示入守衆貢人使,具委來情,況接疆場,莫不專切。

今則前州康太傅及慶州苻太保承奉聖旨,部領大軍援送貢奉使人及有天使。去八月廿一日得軍前太傅書牒,雲:與都監牛司空已于八月十六日到方渠鎮,與都監商量定,取舟,近者九月五日发离方渠,于六日平明至土桥子应接者。当道至八月廿二日专差军將袁知敏却赍書牒往方渠镇,谘报军前太傅,已依此时日应副(付)讫。见亦点龊兵士,取九月三日发赴土桥子接迎,于九日到府次。伏况般次行止,已及方渠,兼得军前文書,合具子(仔)细披启。今差都头白行丰与居(?)密已下同行,持狀谘聞,便請可汗斟酌,差兵迎取。

冀因人使備情儀,但緣走馬徑行,不果分外馳禮,雖有微信,別狀披伸。幸望眷私,盡垂照察。謹狀。

朔方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兼禦史大夫張

關于本狀內容,學者們一般都認爲反映的正是清泰元年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通知甘州回鹘接應出使歸來的包括梁幸德在內的甘沙瓜使團之事,筆者亦贊同此說,以下試據此梳理相關時間節點。

依本狀可知,八月二十一日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已得到親自帶兵護送的前邠州康太傅的書信,信中稱他和都監牛司空護送入貢使和天使已于八月十六日到達方渠鎮,康太傅与牛司空商量后决定將于九月五日自方渠镇出发,以便六日平明时分赶到土桥子,让张希崇派人届时在土桥子应接。张希崇立即派手下军將袁知敏于收到康太傅信的次日,即八月二十二日前往方渠镇,以告知尚在那里休整的康太傅他已看到書信,并依嘱做好了相应准备,即“已依此时日应副(付)讫”。大约与此同时,张希崇又修本状给甘州回鹘可汗,告知回鹘他已经选派好了应接兵士,將于九月三日向土桥子进发,按计划九月九日时应接士兵和使人们就將回到张希崇的府衙,并称既然现在使人们已到了方渠,他本人也看到了康太傅的書信,就该將详细情况通报可汗,所以差遣都头白行丰、居密等持本状前往,请可汗作好从他手中迎接使人的准备。

故本狀應寫于使人們尚在方渠之時,即狀中提到的清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或稍後不久。若逐一考察狀中出現的諸曆史人物的活動情況,這一推論也可得到進一步印證:

狀中的前邠州康太傅應即後唐明宗的寵臣康福,他于應順元年正月甲午日被封爲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到當年亦即清泰元年的五月戊申日,邠州節度使就改由楊思權充任,至同年臘月(9351月)乙亥日康福被封爲秦州節度使,則從清泰元年五月戊申康福卸邠州節度使任之後至臘月乙亥任秦州節度使之前,康福便被稱爲“前邠州康太傅”,本狀的寫作正在此時段之內。本狀在稱康福爲“前邠州康太傅”的同時還稱其爲“軍前太傅”,表明康福應是親自率軍與都監牛司空一同護送入貢使和天使西行的。據孫修身先生考證,本狀中的慶州苻太保名符彥卿,“其在慶州的任職,亦在清泰元年五月到十二月時”。至于本狀的修狀者張希崇,曾兩度出任靈武(朔方軍)節度使。他第一次任使在長興四年(933年)五月,“居四年,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甯”,清泰元年正在其朔方軍節度使任期之內。

因而,據前引《宋本冊府元龜》卷九八七和P.2992v第二通書狀可知,從護送的角度看,使團行程可分爲三段:自京城至土橋子由康福負責,自土橋子至靈州由張希崇接轉,自靈州再向西則當由甘州回鹘接管,現知前兩段無疑是順利平安的。

關于使團被張希崇移交給甘州回鹘可汗之後的情形,今日則只能主要依據敦煌文書考索。相關文書主要有兩件三段。

P.3718《梁幸德邈真·序文》稱:

于是賢臣降世,應節以順君情。奉貢東朝,不辭路間之苦。乃遇睿慈合允,累對頻宣。封賜衣冠而難量,恩诏西陲而准奏,面遷左散騎常侍。兼使臣七十余人,意(衣)著珠珍,不可籌度。一行匡泰,逍遙往還。回程屆此鬼方,忽值奸邪之略,西瞻本府,不期透達烽煙,進使百有余師,俱時如魚處鏊。

P.3718《梁幸德邈真·贊文》稱:

前貢東阙,所奏俱圓。……後進京洛,累朝聖天。恩宣常侍,內使陲(垂)邊。路隘張掖,猃狁侵纏。翔鸾值網,難免升乾。

P.3564《莫高窟功德記》稱:

故父左馬步軍都虞〔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禦史中丞,上柱國,安定梁,諱幸德。……父入秦涼,卻值回時,路逢國難,破財物于張掖,害自己于他方。

是知梁幸德等人一路春風得意,以爲返程有大軍援送,便可“一行匡泰,逍遙往還”,放松了警惕,沒料想到達張掖地區後,烽煙頓起,遂如魚兒被困鏊中一樣,遭包圍劫掠,“奸邪之略”應指故設圈套,定計坑害。從前引張希崇書狀中的交接安排和事件發生的地點來看,事發時間當爲九、十月間。

後唐朝廷派軍援送本是由于路途遙遠,需經黨項、嗢末等遊牧民族居地,這些民族骠悍凶猛,往來使團商隊難以保護財物,張希崇致信回鹘可汗讓其接應也和這一顧慮有關。但《梁幸德邈真明確記載“路隘”事件發生于張掖,且是“猃狁侵纏”,張掖乃回鹘牙帳所在,黨項人等恐難在此地打劫,敦煌文書中的“猃狁”一般均是指代回鹘,故知阻碍歸義軍使团继续西行的恰恰是回鹘人,从日后曹元德为此特意致信甘州回鹘众宰相来看,他们正是可汗部属,甚至有可能就是被派去接应三州使团的那拨人。

那麽,甘州回鹘究竟對沙州使團做了些什麽呢?

二、回鹘因貪圖沙州使團攜帶的財物扣留了使人,但並未殺害梁幸德,梁的直接死因是疾病

以前相關研究者一直認爲梁幸德是被回鹘殺害的,筆者亦曾人雲亦雲,近來重讀P.3718《梁幸德邈真》,才注意到其贊文中明言:倏加湊疾,掩世(奄逝)俄然”,即梁幸德是突患急症很快去世的,可確證他的直接死因是疾病,並非一直以來以訛傳訛的被回鹘殺害。據上引《梁幸德邈真·序文》,梁幸德是在這次入奏時獲得“面遷”左散騎常侍殊榮的,这通常是中原王朝授给歸義軍朝贡使团正使的,說明梁幸德是此次沙州使團的首領。作爲入奏使團的正使,其直接死因究竟是什麽會對事件的嚴重程度,甚至事件性質有莫大影響。那麽,現在我們恐怕也應稍稍轉換一下角度重新審視整個事件了。

近年笔者与吴丽娱先生合作,已探究查考了多次歸義軍政权入奏活动的情况,我们注意到,甘州回鹘阻隔歸義軍与中原王朝往来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沙州使团能否东行入京,而是在于能否顺利返还敦煌,因为甘州回鹘一般都是留难西归的沙州使团,歸義軍与可汗交涉也主要是要求对方放歸義軍贡使“西回”。究其原因,我們認爲這是因爲當時的入奏使團大多還兼有經濟目的,往往會帶回大量西部部族貪愛的中原珍寶,其對掠奪成性的少數部族首領的刺激遠遠超過了他們東行時的攜帶物。因而,回鹘侵袭沙州使团基本都是由于垂涎使团携带的奇珍异宝。同样,清泰元年的这次事件也不例外,至少贪财越货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梁幸德邈真贊》记沙州使团西归时意(衣)著珠珍,不可籌度”,P.3564《莫高窟功德記》也强调破財物于張掖,可見他們此行攜帶的財物太多,勾起了回鹘統治者的貪欲。

不过,贪财归贪财,杀害使人,特别是正使还应是回鹘顾忌的事情,因为获利就好,何必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呢?如果真是正使被杀,歸義軍首领恐怕就不会寄希望于给回鹘宰相写書状来解决问题了(详后)。所以《莫高窟功德記》在上引破財物于張掖”之後緊接著說道“害自己于他方”,表明梁幸德的兒子願清、道林等很清楚是錢財惹的禍,梁幸德等攜財過多誤了自己。

P.3718《梁幸德邈真·贊文》对梁幸德等人在张掖地区遭遇的描述是:“路隘张掖,猃狁侵纏。翔鸾值网,难免升乾”,即在張掖受阻,被回鹘人侵襲糾纏,使者們如飛鳥落網,難免遭逢不測,也就是說使團成員被虜獲扣押了。這與我們以前所理解的被打殺有很大的區別。

關于被扣留後的情況,《梁幸德邈真·序文》寫道:“遂戀蘇武而授敵,不顧陵公之生降。守節亡軀”。這是很耐人尋味的。西漢名臣蘇武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曆來被視爲使節的楷模,他出使匈奴被羁十九年,始終持節不屈終返漢朝的故事千古流傳。而同爲西漢人的李陵則頗受爭議,人們雖然同情他敗降匈奴之後被漢廷夷滅三族的遭遇,但對其生降匈奴總是難以釋懷。唐五代時的敦煌人對蘇武和李陵的故事非常熟悉,藏經洞中保留有多件《李陵蘇武往還書》(S.173S.785P.2498P.2847P.3692)、《蘇武李陵執別詞》(P.3595)、《李陵變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新0866)等即是明证。因而邈真贊以李陵作反衬,用效仿苏武来颂扬梁幸德,是对他很高的评价,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梁幸德系被扣留而非被杀害。

不過,梁幸德沒能像蘇武那樣生歸故裏,在被羁留期間即病故了。據前引“害自己于他方,不達本鄉,中途殒”,他是客死異鄉的。關于梁幸德病故的時間,就現有資料已難確考。P.3718《梁幸德邈真贊》的落款時間是于時清泰二年乙未歲四月九日題記一般说来,邈真贊的撰作当在贊主去世七日之内,但这恐怕并不适用于梁幸德,因为他的情况非常特殊:身为入奏使团正使的梁幸德系在被回鹘扣押后病逝于遥远的异乡,七日之内亲人们都不太可能获得讯息,此后与回鹘的交涉和灵柩的运回更需要时日,所以邈真贊题记反映的应该是沙州亲属知悉他的死讯并开始祭拜的时间,甚或是他最终归葬故里,亲知为其补办葬礼时的时间。P.2638《清泰三年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狀》記:乙未年……梁馬步臨圹衣物,唱得布伍百壹拾尺,其中的“乙未年”即爲後唐清泰二年,“馬步”即梁幸德逝前最高官職“左馬步軍都虞候”的簡稱,是知梁幸德的確是于乙未年在沙州下葬的

至于瓜沙使團的其他成員,應該是生還故鄉的。

在前揭筆者與吳麗娛先生合作撰寫的P.2992v書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歸義軍政权的朝贡活动》一文中,我们曾论证了P.2992v抄存的第一通書状的作者问题,认为是曹议金去世后不久,继掌歸義軍的曹元德写给甘州回鹘众宰相的。目前笔者仍持此观点,只是認爲當初對該狀寫作背景和寫作目的的解讀還應當修正和深化(詳後),對狀中某些文句的理解也有问题。该状首稱:衆宰相念以兩地社稷無二,途路一家,人使到日,允許西回,即是恩幸”,我们曾误认为这是在请求众宰相帮助说服可汗,请可汗放將要到达甘州的沙州朝贡使者西回,实际上我们原来的这一看法至少有两个问题。

其一,與該狀後文內容不合。後文一味強調的只是天使西來之事,若是沙州使團還被扣于甘州,或者還未獲得可以西回的允諾,曹元德不可能完全不顧及他們。

其二,時間不合。從上下文看,狀中“人使”到达的地点无疑是指甘州,从“允许西回”揭示的行进方向来看,这些人使又只能是自东而归的入奏使者们。那麽,假设这些话是曹元德提出的请求,“人使到日”就应是指修撰该状时的將来某日,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话是曹元德对众宰相的请托,沙瓜甘三州使团就应还在向甘州进发,尚未到达张掖,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对使团西归行程各时间节点的排比分析,该状的写作就不应晚于清泰元年九月。但是,该狀末署修撰月份爲二月,且已提到大王奄世(逝)”,即曹議金剛剛去世,而曹議金逝于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已是學界定論,這樣該狀的修撰時間自然爲清泰二年二月中下旬,距清泰元年九月已有半年之久。可見,上述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這些文句既然不是修狀者對未來之事的期盼和請托,便只能是對現在之事的反映,筆者認爲有兩種可能。一是修撰該狀時,曾被虜至回鹘牙帳的沙州使人已經歸來,另一是回鹘已口頭應允放他們西歸,即事實上,至少是事件發展方向上,瓜沙使人是已經獲准西回的,所以曹元德才向衆宰相表示感謝(准確地說,是在套近乎),極其謙卑地稱這是回鹘衆宰相對沙州的“恩幸”。只是综合《梁幸德邈真贊》和《莫高窟功德記》,可知生还“人使”並不包括梁幸德,他很不幸地病故于異邦他鄉了。

那麽,P.2992v書狀中修書者措辭爲何如此隱忍呢?

三、與三州使團一同西行的還有前來宣诏的後唐使臣,故曹元德修撰P.2992v第一通書狀以爭取其西來

據上引《宋本冊府元龜》卷九八七《外臣·討》六、本《冊府元龜》卷九八七、《資治通鑒》卷二七九等史料的記載,此次瓜沙甘三州使團的西返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武力護送,敦煌文書P.2992v第二通書狀對部分護送過程還有詳盡記述。何以如此呢?榮新江先生分析道:敦煌文P.2992v2)《清泰元年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書》详细记载了这次护送经过,并得知张希崇要求回鹘可汗派兵到灵州迎接。可见后唐对这次遣使特别重视,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其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沙州右马步军都押衙张保山和左马步都虞候梁幸德当在这个使团中。關于重要人物到底是誰,榮先生沒有明說,從其上下文看似乎是指張保山和梁幸德。筆者認爲此說似未安。

其一,此次沙州使团中并无张保山。以前学者们之所以认为本次出使有张保山同行,是因为將P.3016v書状所属朝贡活动误判为清泰元年,并误认为张保山是梁幸德的后继者,实际上,P.3016v書状所涉为同光四年到朝的那次朝贡,张保山是梁幸德的前任,而本次入奏梁幸德又获得了左散骑常侍的封赐,为使团正使,因而官职高资格老年龄大(甚至有可能已经病故)的张保山是不可能作为梁幸德的副手东行的。

其二,重要人物當指後唐使臣。就筆者所見,以前的研究者都未提到本次西行隊伍中有中原使臣同行,可實際上P.3718《梁幸德邈真贊》对此有明确记述,即:“兼使臣七十余人”、“内使陲(垂)边”。“使臣”是天子所遣使者的专称,是相对帝王而言的,地方政权的派出人员则只能称“使者”、“使人”、“人使”等,因为是相对于其长官而言的,断不可用“臣”字,极其重视等级礼法的古人绝对不会將有本质区别的这两种称谓弄错,撰写本邈真“释门僧政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灵俊”既是高僧,又是当时的沙州硕儒,在敦煌文書中留有大量作品,更不会误用此类关键性词语。同时,“内使”也是指朝廷所派中使,不是歸義軍的朝贡使者。况且,同记此事的P.2992v第二通書状亦云“前邠州康太傅及庆州苻太保承奉圣旨,部领大军援送贡奉使人及有天使”,“天使”指称天子所遣使者向无异议。因而笔者认为此行最重要的人物即是天使,后唐派兵护送也是为了保障天使的安全,只是由于他自身官职未必很高,使命又非册封可汗那样重大,且系与回鹘使团同行,传世史書遂仅记载了回鹘使团常遭劫掠的派兵背景。

那麽,天使为何西来呢?

明本《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封冊》三記: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癸丑,简(检)较(校)刑部尚書瓜州刺史慕容归盈转简(检)较(校)尚書左仆射。时瓜、沙附回鹘来朝贡,今使归,故有斯命。

癸醜爲丁巳之前四日,而據前引《資治通鑒》記載,丁巳日正是後唐決定派兵護送三州入貢使團西歸的日子,是知此次天使西來應與後唐冊封慕容歸盈有密切關系。筆者認爲,這位後唐使臣的存在,正是後來曹元德修撰P.2992v第一通書状的原因。该状谓:

衆宰相念以兩地社稷無二,途路一家,人使到日,允許西回,即是恩幸。

伏且朝庭(廷)路次甘州,兩地豈不是此件行使,久後亦要往來?其天使般次,希垂放過西來。近見遠聞,豈不是痛熱之名?幸矣!

今遣釋門僧政慶福、都頭王通信等一行結歡通好。衆宰相各附白花綿绫壹拾疋、白绁壹疋,以充父大王留念,到日檢領。況衆宰相先以(與)大王結爲父子之分,今者縱然大王奄世(逝),痛熱情義,不可斷絕。善咨申可汗天子,所有世界之事,並令允就,即是衆宰相周旋之力。

不宣,謹狀。

二月日歸義軍节度兵马留后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

書状第一段说的是笔者上文已经探讨了的瓜沙使者西归问题,第二段表达的则是曹元德修状的真正目的,即希望“路次甘州”的“天使般次”能被“放过西来”。“路次”的“次”字表明天使本应只是途径甘州,真正的目的地还在更西。笔者认为,曹元德之所以反复论说迫切恳求,一方面是因为將受册封的瓜州刺史慕容归盈是从属于歸義軍的,身为歸義軍首领的曹元德应当为其主张;另一方面则浸透了曹元德自己的诉求,其时他刚刚接掌歸義軍政权,亟需向中原朝廷报告并求得认可,而天使西临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至于这位册封使后来是否最终亲至瓜沙,受史料所限,目前尚难下定论,从此后甘沙急剧交恶和到曹元深上台后中原朝廷还不知道曹元德的存在来看,最大的可能恐怕是天使受回鹘阻遏並在回鹘裹脅之下從張掖折而東返了。關于此點,筆者已與吳麗娛先生合作發表了P.3197v〈曹氏歸義軍时期甘州使人書状〉考释》一文,此不贅述,這裏僅分析曹元德此狀的寫作背景。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梁幸德使團被扣留事件發生于清泰元年九、十月間,爲何到次年二月還在交涉天使西來之事,並且是與回鹘衆宰相交涉?筆者認爲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此事的處理本就具有極大難度外,至少還有兩大原因不可忽視。

其一,曹议金的病重和去世对此事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他病重期间,歸義軍处理此事的力度和速度自然难以尽如人意,甘州回鹘及被其挟持的天使难免观望,此事遂一拖再拖。待曹议金去世后,局面更加不好控制,曹议金的地位一时无人能够取代,继任的曹元德的名望与实力远远不够,以致他无法直接致書可汗,只能卑辞曲意地走回鹘众宰相的门路,并一再以“充父大王留念……況衆宰相先以(與)大王結爲父子之分,今者縱然大王奄世(逝),痛熱情義,不可斷絕”之類的話來說服衆宰相,顯然,曹元德非常希望父親曹議金的光環能夠照亮自己的前途。

其二,此前不久甘州回鹘刚刚换了可汗,新可汗对歸義軍的态度更加强硬。宋本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朝贡》五記:(闵帝应顺元年正月)是月,沙州、瓜州遣牙將各以方物朝贡。回鹘可汗仁美遣使献故可汗仁裕遗留贡物,鞍马器械。仁美献马、玉团、玉秋辔、硇砂、羚羊角、波斯寶绁、玉帶。是知P.2992v第三通書状中被曹议金称为“弟天子”的甘州順化可汗仁裕已于長興四年秋冬故去,后来被册封为奉化可汗的仁美代替了他。我们推测,新可汗仁美与沙州歸義軍领袖的交情恐怕不深甚至不睦,非但曹元德跟他说不上话,甚至在他眼中甘沙之間曾經有過的兄弟情義根本無足輕重,唾手可得的經濟利益才更加實惠

所以,筆者認爲,修撰P.2992v第一通書状时,曹元德正陷于错综复杂的困境,而回鹘正利用了这一时机来为难歸義軍,在获悉曹议金死讯后不久即送後唐使臣東歸,並派出了攜帶有大量入貢物品的龐大使團隨行,《宋本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贡》五記:“〔清泰二年〕七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陳福海而下七十八人獻馬三百六十疋、玉二十團、白疊、斜褐、牦牛尾、綠野馬皮、野駝峰。”沙、瓜二州雖也有使者隨行,但事出突然和無奈,攜帶貢品少,准備不充分,規格相當低,《宋本册府元龜》在上引文之后紧接着记道:“沙州刺史曹義金、涼州留後李文謙各獻馬三十疋;瓜州刺史慕容歸盈獻馬五十疋”,明本《冊府元龜》更將沙州献马数記爲三疋。不管怎樣,沙州此次入貢規模尚不及前來答謝的瓜州,與甘州相比更是十分不堪。不過,更糟糕的還是此後沙州連入奏都做不到了,歸義軍与中原的官方往来被迫断绝了多年,直到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秋冬之際,冊封于阗王的後晉使臣張匡邺等人與于阗使劉再升一起入朝,沙州才得乘機遣使隨之進貢,而此時撰作P.2992v第一通書状的曹元德早已去世,当政的已是其弟曹元深。反观此间的甘州回鹘却是经常入贡,在传世史書中留下了大量记录,这既说明清泰初年后甘沙关系堕入低谷,元德和元深统领前期难有作为,同时也折射出其时中原朝廷对歸義軍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甘州回鹘,有可能还抵不过西域于阗。

 

以上笔者对清泰元年歸義軍政权入奏活动谈了几点个人看法,草拟此文系起因于对《梁幸德邈真贊·贊文》中倏加湊疾,掩世(奄逝)俄然”的重新认知,笔者以为,该贊文的谋篇布局也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我们知道,邈真贊的写作一般都受到了逝者子女亲属的请托,扬善抑恶自为宗旨。具体到本贊,虽谈不上抑恶,但为逝者唱贊歌,以使其形象更加光辉,却是必然的。或许正因为这样,作者释灵俊遂在大家格外重视的序文部分极力歌颂贊主类似于名臣苏武的行为,而將真正死因的因疾去世于贊文中虽则交代却尽可能淡化,古人的心思何其细密微妙!那麽,今日的我们若想了解事实真相及其背后的动因,恐怕就应高度重视所谓的“细枝末节”,因为它们很可能是可以让我们知秋的一叶。同时,上述围绕清泰元年入奏活动发生的诸多事件也表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影响往往是由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所留下的痕迹即便零散也会可寻。在进行歸義軍入奏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对此两点多有感悟,正是对多件敦煌文書之间关系的排比分析每每为我们示现启牖开径的锁钥,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界的敦煌学研究已取得了大量可信成果,因而我们也愈益感念和敬佩前贤先哲为学界做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