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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锋從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國古代曆史圖譜》编著中的人和事

发布日期:2019-01-29 原文刊于:《理论与史学》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陳紹棣

《中國古代曆史圖譜》(以下簡稱《圖譜》),全書共十二卷,十七巨冊,由著名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版本目錄學家張政烺先生任主編,是規模空前宏大的中國曆史參考圖譜。本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發行。值此之際,我們深切懷念已故的張先生和參與編寫者張永山、安守仁等同志,並對編寫後期盡心盡力主持工作的王曾瑜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他們對《圖譜》工作都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與精力,其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不禁浮現在我們眼前。

一 筚路籃縷,開拓進取

 1958年,在大躍進的熱浪撲面而來的形勢下,爲配合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稿》,《中國古代曆史圖譜》的編寫作爲國家三個大型的科研項目之一(另外兩個大型項目是《中國史稿》和由郭沫若先生主編、胡厚宣先生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同時上馬。當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齊燕銘,中華書局總編輯、著名出版編輯家金燦然等先生主持和參加編委會,全部編寫工作一直由張政烺先生負責領導。下設課題組“圖譜組”(成員有陰法魯、胡嘉、朱家源、李培根、謝清河、安守仁、張兆麟。張兆麟任行政秘書。後因張出國深造,安接任秘書。)中國曆史悠久,出土和傳世文物極其衆多,編寫一部大型的物質文化史,將中國史與文物、考古有機結合,通過生動、具體的圖像,形象地展示中華文明的燦爛輝煌,其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這是擺在曆史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然而,其難度之大,可以想見,當時的曆史所,一無文物,二無圖片,三無照相專業人員,四無拍攝文物的照像器材。就是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一貫服從領導分配的張先生毅然決然挑起了主編的重擔,這充分地表現了他作爲學術大家的宏偉氣魄和敢于擔當的優秀品格。“先生之風,山高水長”。[1]

張先生對《圖譜》的貢獻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擬就《圖譜》的編寫提綱

爲了給課題組成員指明方向,張先生“以史爲綱”,即參照《中國史稿》的編寫提綱,結合《圖譜》特點,集思廣益,擬就了《中國曆史圖譜資料目錄(封建社會部分)》[2],約八千四百字,這實質上是《圖譜》的編寫提綱。同時張先生還擬就了《“中國曆史圖譜”編輯計劃(初稿)》和《“中國曆史圖譜”資料目錄(初稿)說明》。前者闡明了本書的定名、旨趣、內容、時代範圍、組成部分、框架和篇幅。後者是編寫時對章節安排,農民起義材料、少數民族曆史文物、國際關系材料、漆器、瓷器等手工業材料,壹s安牧虾臀淖终f明關系等問題的處理意見。這就使編寫時有所適從,便于取舍抉擇,利于編寫工作的進展。當年,先生爲了在全國史學名家座談會[3]前交卷,在編寫提綱時通宵達旦,廢寢忘食,令人感動。

是年,先生精益求精,對《圖譜目錄》批注。據中華書局劉宗漢先生研究,先生的批注,大體有三類:

“第一類批注是純技術性的”,如清代“有采自日本《唐土名勝圖會》的《天安門頒诏圖》。張先生將此項刪去,並批注:‘全屬想像。’”又如:“同章第六節《清統治者的鞏固和加強》7《科舉和學校》,先生批注‘武試有圖。’指出應該增加武試內容,並指出武試有圖像可采。這些‘處處顯示出先生學識的淵博’”。

第二類批注,“另有深意”。“如:第三十四章《明代的文化》第一節《哲學·思想》,原《目錄》只列出《王守仁、陽明學派》、《泰州學派》和《明中葉後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三項,張先生在旁批注:‘《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永樂大典》’。” 表明“先生對明代的哲學、思想以至于明代社會,都有著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又如:第三十三章《明封建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第二節《官私手工業的生産狀況》5《印刷業》,原《目錄》列有《雕版》、《活字》和《饾版》三項,先生在旁批注:‘定價、封面廣告來。’”“重在社會經濟”。“透露出先生的史學思想傾向。”

“第三類批注則直接表明了張先生對古代史分期的看法。”如“將原第三篇第一章《封建社會的形成》,改爲統編第十一章《兼並劇烈時期——戰國》。原第二章第一節爲《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形成》,改爲《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刪去“封建”字樣。“表明先生不同意古史分期的戰國封建說”。

第二、三兩類情況說明,張先生“是根據准s旱膶W術思想對原《目錄》進行修改。”

須要指出的是,“張先生對《圖譜目錄》的批注,所窂某的先生學術思想的是有限度的。”“除了對古史分期的魏晉封建說和側重社會研究外,”另外,“由于當時曆史條件的限制,張先生在批注《圖譜目錄》時,思想上是有顧慮的”,“對《目錄》的看法,並沒有全部形諸筆墨,寫入批注。在《目錄》扉頁的背面,先生寫下如下的一段話:

本書經濟、文化部分所用圖片,大體講來,都是肯定的、有進步性的東西。政治部分,則不如此,有革命也有反革命,有進步也有反動,並不都是可以肯定的東西。例如:這裏收了許多帝王像(閻立本的十三個帝王像全部收入),我們並無意完全肯定他們,也不是立意要編帝王家譜。恐有誤會,特此說明。”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張先生在批注《圖譜目錄》時惴惴不安的心情。”[4]

安守仁回忆:“张政烺先生希望,为达到能窂某时代水平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图集,提出要用最好的纸,精美的印刷,符合文物图集的装帧材料的要求。所領導经和中华书局联系,他们愿承担《图谱》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华书局为出版这部大型书籍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投入了不少资金,曾派专人华昌泗和所学术秘书室联系商讨有关事宜。如为印刷符合文物图版的纸张,申请进口了数量很大的纸浆,從哈尔滨亚麻厂订制了专用外装帧的亚麻布,聘请了印制珂罗版的上海专家”。[5]

二是廣泛搜集資料。

張先生滿懷熱情,盡一切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搜集資料。爲此他派專人購置照相、翻拍器材[6];言傳身教,培養照相人才[7];通过所領導向有关单位求援,借调從事文物照相的专家[8];等等。以做好人力、物力准備。

先生搜集资料本着先近后远的原则,先翻拍本所的文獻及图版资料,再拍照别处文物。

約在1959年的7月底,借历史研究所协助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机会,经所領導尹达所长的协调,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寿萱馆长同意图谱组进馆拍照馆藏文物,进住前,经韩馆长和张政烺先生商定,由张政烺先生提出拍照文物的目录,经馆方同意,数量大約在800件上下,拍照時間定于8月上旬至920日爲期。同時還爲確保文物的安全,商定了硬性規定:如報批規定,提取每件文物必須填報表格,經館長批准才能入庫提取;要填寫文物出、入庫清單;如文物名稱、編號,出、入庫年、月、日、時、分,雙方經手人簽字;還有文物出庫、入庫一應由館方人員經手,我方不得動手等等,條件十分嚴格,一絲不苟。

經協商,沖印膠片全用中國曆史博物館的暗室。約8月初,張先生率領安守仁、趙思訓、姜言忠等進入曆史博物館辦理文物出入庫手續,開始了文物的拍照。張政烺先生對拍照文物有要求,如文物的擺放,文物的紋飾、圖案一定要清晰,其中難度最大的是清除強光照射文物留下陰影,這一技術難點得到妥當處理,攝影師多照平面文物。先生對文物成像要求更高,他親自從照相機觀測鏡上查看效果,待光圈、焦距、速度調整到最佳效果才點頭,攝影師方可按動快門。先生還規定每天的照片當天沖洗、登記、造冊、裝袋,交專人管理。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共拍照了約八百件國家一、二級重點文物。這些照片,張張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同時從一個側面窂某了他的敬業精神。

同年,为搜集西藏的历史文物,由历史所牵头以图谱组为主,组成赴西藏考察组。成员有图谱组阴法鲁先生、张兆麟、李培根及秦漢史组的金自强。参加单位有文化部文物局王毅、北京大学曆史系考古教研室宿白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王忠和考古研究所魏树勋等。因时处平息西藏上层叛乱不久,所領導担心赴藏人员的人身安全,特派安守仁等赴解放军总后勤部要求支援,部队领导很支持。当即指示青海驻军派一个班的兵力,保护赴藏人员的安全,并加派一辆氧气车沿途维护全体人员的健康。张先生为历史所赴藏人员在北京饭店谭家菜馆饯行,又亲往前门车站为之壮行。

10月初,图谱组赴藏考察组胜利返京,阴法鲁先生就此行向全所做过报告。考察组每到一地都要拜访当地僧俗群众,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在日喀则,班禅大师接见并宴请了考察组的全体成员。考察组在西藏参观过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扎什伦布等众多藏传佛寺。李培根拍摄了不少西藏文物照片,除上述藏传佛寺外,珍贵照片还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塑像,唐代唐蕃会盟碑,大昭寺前的公主柳,明代洪武圣旨、永乐诰命,八思巴文金印,如来大宝法王印信等。考察组还拓印了一些西藏地方的印信。此次图谱组西藏之行,不畏艰辛,收获颇丰,得到了一致好评。所領導见考察组從西藏收集的文物极为珍贵,数量又多,决定由张政烺先生主持,阴法鲁先生负责编辑一部图文并茂的专书,定名为《西藏——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下简称《西藏》)。

此时《图谱》工作暂停,全组投入到《西藏》这一工作中。经与北大曆史系和考古所协商,继续借调赵思训、姜言忠两位摄影师为《西藏》拍照,印放照片。李培根继续整理在西藏拍摄的照片,登记后交谢清河统一造册保管。安守仁去新华社、中央民委、人民画报、西藏驻京办事处、达赖驻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等有关单位收集有关《西藏》的资料。经所領導同意,图谱组邀请常绍温、谢友兰二人,由谢清河和安守仁陪同前往天津有关单位收集外文资料中有关西藏的历史资料,经全组共同努力,估计收集的文物照片約有二、三千幅上下。经半年多的时间,编就了图文并茂的《西藏——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图册。该书收集西藏历史文物照片約有500多幅,文字说明約20萬字。打印成冊附有照片一式二份,經所學術秘書室送請中央民委審查。過了不少時間,只聽傳話說,民委主任劉春看過,說“該書編得好,有現實及曆史價值”。但最終卻沒有出版[9],其原因不明。但她作爲《圖譜》的姊妹篇並沒有變成一堆廢紙,爲以後編寫元、明、清圖譜提供了資料,打下了基礎,也積累了經驗教訓。

196010月到19649月,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跋山涉水,到北京、西藏之外的全国各地收集文物,足迹遍及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陕西、河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山东、安徽、广东、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内蒙、上海等省、市、自治区壹s坝泄叵厥惺十处,由于张政烺先生的亲临,所到之处都十分热情接待,不仅无偿提供文物,还要抽调不少的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工作,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多人;同时,为了工作便利还要帮助他们解决食宿问题,为顺利完成收集文物资料提供了保障。“每到一地博物馆,张政烺先生始终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先认真观看博物馆的展品,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了解情况,然后开列拍摄文物的目录,征得馆方同意,商谈具体开拍事宜。张政烺先生拍照时对每件文物的形态、照相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每件文物在开拍前张先生都要过目,这已成定制。而且,多年在外地拍照不论时处酷暑或严冬,尤其在气温多变的日子,张先生十分关注照相胶片的冲洗工作,为陪摄影师冲洗衣胶片熬过不少的夜晚。在将近四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收集拍摄的文物照片約六七千张,张张照片都倾注了张先生的心血。张政烺先生为《图谱》一心一意、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使人敬仰。”[10]

张政烺先生在多年外出的日子,一贯保持朴素本色,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尤为可贵。在野外考察,先生背着较重的器材,与下属一样。在洛阳,尽管有全国通用粮票,可饭店无粮可供,只能以糠代粮;在西安,先生为多收集一些文物资料,早出晚归,错过开饭时间,食堂只有面片汤供给;從南昌到福州,途经鹰潭,这条路只有便民的“闷罐子”,人畜共处,时当岁末的寒冬腊月,这类车根本没有食品供应,饥寒交迫,梦想到站可以吃到饭了,但车行缓慢到鹰潭已到掌灯时刻,店铺早已下班,梦想落空,度过了饥寒交迫的夜晚。

“爲《圖譜》收集文物出差到外地,地方領導都知道張政烺是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版本目錄學家,爲了照顧張先生的起居,總是提供條件好的住所,如去上海,市委介紹張先生入住國際飯店,張先生卻以房價高謝絕住入;在武漢,省上介紹先生入住漢口的璇宮飯店,張先生以去湖北博物館交通不便爲由,住進武昌的東湖招待所;在洛陽,張先生不住洛陽飯店,以工作方便爲由,擠住在考古研究所設在洛陽工作站的職工宿舍;在杭州,張先生要求浙江博物館協助解決一行四人的食宿,館方在各方條件困難的情況下,設法在展廳旁的一間大屋子爲其安排了床鋪,上職工竈解決了吃飯問題,處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張先生和組員一道同甘苦,度過了杭州盛夏的炎熱,難能可貴。”[11]

“张政烺先生对收集到的文物照片保管非常重视,指定专人妥为保管。参照有关单位保管方法,结合实际制定了办法,经张先生同意成定制,即将收集的文物底片,造册登记,统一编号,单独装袋保管,并将其蠌摹的文物照片一式二份,一份按序排列,统一保管;另一份分别交由各段分类保管使用,这办法经年不变。”[12]

“先生还從中国书店为组里选购珍贵书籍,如:《散氏盘释文》、《满洲实录》、《文选》等;名人信札,如:明清人书札、吴大澂书札;图册如:历代帝后像、台湾得胜图、乾隆卅年棉花图;碑帖如:好大王碑、明代戏鸿堂法帖、淳化阁帖,快雪堂法帖,初拓三希堂法帖;还有原铜版如:清代平准图、鄂垒扎拉图之战等約三四百种珍贵图书、画册,为图谱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是一批值得珍藏的珍品。”[13]

張先生爲圖譜組購置照像器材的事迹也頗感人。據安守仁回憶:“因圖譜組最初沒有照相機,張先生將珍藏的一架舊式德國制的萊卡照片機(6×9、鏡頭有皮腔可伸縮、用一般6×6膠卷,亦可用6×9的膠片,另備有專用暗盒,最宜于拍照文物)供組上使用達四年之久。凡組上購進的照相機,如兩架前蘇聯制的135佐爾基、德國造的135萊卡、6×6双镜头反光照相机,都是张政烺先生抽空去王府井南口、六部口文化用品商店见到照相机讲好价,通知组上买回的。还有诸如胶卷、胶片、印相纸、放大纸、冲洗、放大药物,只要有供应总得设法买回使用。记得为购买照相胶片,张先生不辞劳苦,专程去保定胶卷厂进行交流。因当时处在困难时期,进口器材极缺,照相器材更不易见到,这样默默无闻的工作,就是为了《图谱》早日问世。最使张先生高兴的是为组上购得一架美国制的新闻照相机,因事出偶然也很奇巧。有天张先生在前外大栅栏往西一个小胡同逛街,在一个很小的寄卖店见到这架照相机,张先生见该机性能好,功能全,用胶卷也可,有配件也可用胶片,还可照原大器物,适宜拍摄文物,和店主商定后张先生便急奔单位,请款約2000多元,而後和組上的人直往寄賣店取回這架照相機。張先生在購回這架照相機時喜出望外的神態使人難以忘懷。”[14]

值得一提的还有为图谱组收集、拍摄照片的功臣。北大曆史系赵思训先生和考古所技术室姜言忠先生在张先生的带领下先到历史博物馆拍摄馆藏文物,后去陕西省博物馆、西安、临潼、乾县、醴泉、咸阳壹s昂幽鲜〔┪锕荨⒙逖舻鹊厥占、拍摄文物。他俩因单位有任务相继回原单位。1961年從考古所调来老摄影师张寅先生。他技术好,很得张先生信赖,常伴张先生外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十多个博物馆,拍摄了上千张照片。他退休后,历史所從北京华侨学校招缽摹尼华侨周宜英作照相工作。19648月,周隨張先生等3人先赴太原市山西省博物馆、晋祠、大同市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后去呼和浩特市内蒙博物馆、昭君墓、五塔寺、白塔、美岱昭等处,在其间一个半月里,收集拍摄了许多文物。周回国后,從东单照像馆调来冯志三照像,冯同他的前任一样,勤恳踏实地工作,直到离开历史所。

三是擬定了《圖譜》的結構與體例

张先生拟定,《图谱》以图为主,以类相從,加以文字说明,按朝代编排,每卷包括概论、专题说明、图版、图片说明和参考文獻。概论置于每卷前,可分两部分:一是概述本卷断代史;二是概述本断代的文物、考古及其窂某的历史问题。概论一万至两万字。专题说明按政治、制度、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少数民族、中外关系等顺序排列和分类。各卷在拟定类目时,注意互相照应,尽量统一,但也要注意本时期的特点,不强求一致。专题说明一般八百至一千字。一般地说,高层次的内容(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在概论中叙述,低层次的内容(如陶瓷、漆器、瓷器)在分类专题说明中叙述。图片范围包括古文物、古遗址、古墓葬、古籍、古地图、古画等。挑选图片,以历史价值为主,艺术价值次之。文物说明包括:名称、时代、出土地点、收藏单位、尺寸、质地、形制、历史与艺术价值。每张图片的说明文字一百至两百字。语言力求准确、精练、优美。这就为编撰者制定了遵行的条规。

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熊德基几位所长,学术秘书室的杨向奎、郦家驹、林甘泉、田昌五等领导,对图谱组的业务都十分关怀,熊德基副所长分管图谱组的业务,经常来组了解业务进展。秘书室的几位领导经常到组解决遇到的问题,所領導对图谱组在经费上從优且宽,十分支持。而且还设立专项经费购置相关图书。图书室的同志,为图谱组借阅大量书籍提供了便利。办公室为图谱组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在領導支持下《圖譜》組的艱辛勞動已爲《圖譜》的編著奠定了良好基礎,然而1964年曆史所“連鍋端”去山東海陽參加“四清”運動卻使《圖譜》工作陷于停頓。

二 直面困難曲折 壯心契而不舍

盡管先生對《圖譜》工作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然而確面臨許多困難。

 一是受上世紀頻繁的政治運動[15]的幹擾,工作時斷時續,人員調動不同張先生商量,進進出出[16],很不穩定。尤其那時曆史所是“文革”的重災區,《圖譜》工作被迫停頓了十多年。

二是助手不得力。張先生長期的助手雖然全力以赴,任勞任怨。但長于作組織工作,對業務並不精通[17],致使張先生缺少一只強有力的臂膀,只能獨立奮鬥,支撐局面。

三是《图谱》组成员有些不是主编挑选的,而是研究室不要,而由领导硬塞的,一贯服從领导安排的张先生碍于情面不便拒绝,只得接受使用。这就影响了工作进度,也增加了张先生的负担。

四是編著《圖譜》是一項看似容易實則難度相當大的工作,要求作者既全面把握各斷代史,又全面了解該代的文物考古,並能把二者有機結合,而文物考古又不斷有新的發現和研究,須要及時更新照片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而當時《圖譜》組的成員不少沒學過考古,看不懂考古報告,自然難于利用文物考古材料。這不能不影響文稿的質量。

五是文獻前拍照的都是黑白照片,而科技发展很快,照相机性能和照相技术日新月异,文革后出版社要求照片绝大多数是彩色的。这样一来,原先辛辛苦苦拍摄的照片就基本上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历史所既没有文物,又没有彩色照片,即没有版权,又买照片很贵,造成出版困难。

六是由于打倒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研究工作纷纷上马。《图谱》组的成员除图谱工作外,还有别的工作。如张先生先后去中华书局校点《金史》,到文物出版社整理《马王堆帛书》、《临沂银雀山汉简》。为中华书局、《文物》等出版社杂志社审稿等。还有中央下达的政治任务,約是年下半年,准备审判“四人帮”,大概是在起诉的发言稿中,有自古以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批示要查这话的出处。此任务下达到教育部,部里派北大曆史系毕业的田珏去办。田珏没办法查,就去求张先生。张先生查出语出李渔写的《比目鱼传奇》,是皂吏对一个有钱有势的恶霸万贯说的,“岂不闻皇亲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类话,是旧时代的民间愿望,官方上层的记载中不会有,只能向民间文字中去找。可见张先生不仅博闻强记,也善于运用阶级观点。类似这种上级交下来的任务还有不少。据孙言诚的回忆,“有一次,他(指张先生)对着对我说:这些年,從头(发式)到脚(缠足),我也不知解答了多少问题。比如地震局问地震资料,邮政局出邮票问历史人物,国际交往问礼俗……”[18]此外,多年來他還被許多事務纏身,其中最費時費力的是當評委。他在《我與古文字學》中說:“一年總有數十份申請職稱的材料堆在案頭,每份材料不管多少萬字,都要認真閱讀,寫出意見,推薦優秀人才。這項工作每年要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另外,幾十年來登門討論學術的人不斷,我都盡其所能給予幫助。即使來討要材料的,也盡量滿足其要求。一時不能作答的,事後爲來訪者尋找一些材料,有時需要翻閱許多種書刊方能作答。我這樣做,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切實地研究學問。當然,這些事確實占去了我不少時間。”

栾成显從事《明代黄册研究》、合著《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黄正建参与撰写《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等。这样就不能全力以赴,集中时间從作《图谱》的编写工作,这势必影响《图谱》的进度。

張先生不僅面臨著一系列困難,而且遇到了預想不到的曲折。衆所周知,張政烺先生爲史學名家,能對綿長的中國史作貫通式研究,不論甲骨、金文,還是簡牍、封泥,或古器物、古書籍、名人書畫,無不通曉;至于版本、目錄則有問必答。“先生既懂拓印,又善篆刻;更喜照相,又能印放。”[19]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待人谦和宽厚,没有专家的架子,從六十多岁到八旬上下,一直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正如安守仁所说“《图谱》主编非先生莫属。”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图谱》编纂工作重新启动,张先生仍任主编。为了吸收新生力量,從历史所第一届毕业研究生中留下了黄正建、马忠建、孙言诚、吕宗力等四位。周年昌副所长不仅在经费上尽力支持,还风尘仆仆赶到兰州请来安守仁“助阵”。张先生并对原有的编辑体例作了修订。從当时的实际条件出发,图片以黑白图片为主,彩色图片次之。一个图版占一页,收入一至四、五张图片。《图谱》还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到1991年前後,已基本完成初稿。可當時曆史所的個別領導卻誤以爲張先生年紀大了,精力不濟了,影響《圖譜》工作進度,爲了加快進度,不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古訓,將張先生逐步調離了主編的工作崗位。

《图谱》的编纂工作改由别人主持,先生被迫退出,他不禁为之黯然神伤,数日默默不语。后来,先生精神失态,伤心地将有关《图谱》的资料弃置阳台,精神大减,日渐衰老。先生淡泊名利,与事无争,不可能因为不能主持《图谱》的编纂而斤斤计较,情绪低落。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先生是把编纂《图谱》作为贯彻准s菏费Ч鄣愕拇笫乱担甚至是精神寄托来对待的。这样,先生得知《图谱》改换主编,感到半生心血付之东流,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大,就可以想见了。[21]這是令人深爲惋惜的事。

《圖譜》未能問世,是張先生畢生最大的遺憾。他在《我與古文字學》一文中說:“我傾注全力,要編成這部物質文化史,可是由于種種原因,斷斷續續,雖降格以求,也終須放棄。不能以此對學術界做出一份貢獻,是此生一大遺憾。”其無奈、辛酸、苦悶,溢于言表。

由于張先生一心撲在《圖譜》工作上,他“心中積累的好多個專題,收集了資料,有的已成竹在胸,未動筆寫,有的還沒有完成文稿。如關于西周銅器斷代和西周曆法研究,已將諸多重要銅器排出時間順序,曆法也在著手清理,可惜未能著文成篇。”[22]這不僅是他的缺失、不足,也是史學界的重大損失。

張先生面對困難,並沒有被嚇倒,而是堅毅挺挺,象大松樹一樣冬夏長青,正所謂“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23]遇到曲折,他能顾全大局,服從领导,不计个人得失。

他在從主编岗位上退下来后,仍能支持新主编的工作,时刻关心《图谱》的命运,为使《图谱》早日出版尽力。记得他曾为文物出版社誊写《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即《图谱》)编辑体例(讨论稿),为四川教育出版社题写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的书名。

同時,他對參與《圖譜》編寫工作的成員給予鼓勵。如19947月,张先生给受组织委派,作为秘书,协助他作《图谱》工作的笔者作鉴定,鉴定中说:“陳紹棣同志在1987年前后的两三年间,曾受历史所组织上的委派,担任《中国历史文物图集》课题组的秘书,协助我和李学勤同志工作。我和学勤同志都很忙,所以许多具体事务都是由陳紹棣同志承担的。從召集开会、作记录到论证课题申请社科基金;從向所領導汇报工作到联系出版社,他都任劳任怨,不厌其烦。此外,他还就如何编好此书,提了不少好的建议。

尤其他编的《图集》战国部分,内容丰富,窂某了最新的考古成果;字句流畅,富有文采。在当时是作得好的。又,每一个专题都有小序,这是一个创新,也是《图集》的特色之一。”这自然是先生对笔者的夸奖。

《图谱》终于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停止。过了不久,四川教育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图谱》,《图谱》的编纂再次上马。但这时出现了图片的版权问题,已不能到各地拍摄文物,只能從公开出版的文物考古图书杂志中挑选需要的照片。尽管《图谱》的不少卷册已经基本完稿,尽管四川教育出版社已印出了宣传《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的画册[24]。購買了印書的紙張,但由于解決不了版權問題,《圖譜》不得不再次下馬。[25]

張先生主持《圖譜》工作長達三十多年,居于這項巨大工程總設計師和主心骨的地位。一旦張先生離開了這個核心位置,《圖譜》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圖譜》最終于1996年撒項。然而該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通訊》卻把未完成這一國家任務的責任放在早已離開主編位置的張先生頭上。個中原因實在讓人費解。

张先生虽然感到委曲,但他并不气馁,他看重的是学术事业,追求的是在有生之年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他昂起头,挺起胸,又继续上路了。正所谓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而今迈步從头越”[26]。就在2000年(或2001年)先生與其學生兼朋友、知名宋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王曾瑜聯名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打報告(由王曾瑜執筆)要求《圖譜》重新上馬,仍由張先生擔任主編,並保證在四年內完成。正是“老骥伏枥,志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27]這種“壯心”,體現了不完成任務,決不罷休的韌的學術追求,體現了“最美不過夕陽紅”的獻身事業精神。那時先生已是患病的年近九十的老人,他與王聯名申請標志著把《圖譜》編寫的重任托付給了王先生。

三 後繼有人 衆志成城

 2005年初,張先生沒有看見他數十多年爲之奮鬥的《圖譜》出版,就撒手人寰,魂歸仙鄉。爲了完成張先生的遺願,王曾瑜先生毅然挑起了《圖譜》實際主持者的重擔。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王曾瑜不是官只是一個臨危受命的“志願者”。他沒有點火,但有新舉措。

一是選拔精兵強將,組成新的編纂班子。他針對原班子老化凋零[28]的狀況,吸收了十多位70後的新人參加。這些新人都具有博士或博士後的學曆,副研或研究員職稱[29],又年富力強,虎虎有生氣。他認爲希望是前進的動力,信心是希望的基礎。他針對此項目曾經屢興屢廢,有些人懷疑能否出版,恐怕空忙一場的心理,強調該書是國家級項目,院重大課題,又是名家主編,一定能出版,使大家有了信心,鼓足幹勁。他還在春節看望課題組老同志,噓寒問暖,以示關懷。

二是延聘專家,講考古課,審稿把關。他針對編纂者不少沒學過考古,看不懂考古報告,無法正確使用考古材料的狀況,先後聘請徐蘋芳、黃展嶽、齊東方、齊心、楊泓先生來曆史所講授考古知識,使大家對類型學、地層學、年代學有所了解。除上述先生外,他還針對張先生已仙逝,無人能通審全稿的狀況,延攬朱鳳瀚、白雲翔、高崇文、李零、楊振紅、劉鳳翥、史金波、吳麗娛、李錦繡、萬明、陳梧桐、彭勇、毛佩琦等專家審稿,他們提出寶貴意見,指正錯誤,避免文稿中的硬傷等缺失。

三是帶領大家先後參觀錢幣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通過與具體、生動、形象的文物的親密接觸,增強對文物考古的感性認知。

四是幫助各段擬定提綱,爲大家審稿、改稿。叮囑新參加《圖譜》工作的80年任會斌多與專家劉一曼、朱鳳瀚先生聯系,請求他們指教。並承《中國古代曆史圖譜》編委會邀請,撰寫了受到一致好評的《<中國古代曆史圖譜>前言》。

五是與所圖書館原館長袁立澤交涉,建議他多采購文物考古方面的新書,以應《圖譜》之需。

這些舉措,都取得了好的成效。他一不要名(他多次婉拒與張先生聯名當主編或副主編),二不要利(不要稿費,不要科研經費),受到大家的愛戴和敬重。[30]《中國古代曆史圖譜》编委会会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古代图谱·致谢》中说:“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曾瑜先生对本项工作一如既往的鼎力支持和慷慨襄助,无论是在课题的废而后立、书稿审读,壹s俺霭娴淖钪账斐桑都离不开王先生的全程敦促和参与。”这是千真万确的肺腑之言!

王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他的学生关树东。如果说王先生是召集人,那么关树东就是学术秘书。举凡召集开会、作记录、向领导汇报,论证课题,申报基金;发放范本(《图谱》的战国、隋唐部分);联系专家,陪专家吃饭;管理课题组经费、发放、报销等等,他都要任劳任怨,不厌其烦。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他与李锡厚先生合著《图谱》辽、金、西夏卷,李因须要照顾年幼的外孙,长期在加拿大居住,所以该卷的后期工作,实由他一人完成。然而出版署名,他仍把李放在准s好前,作为第一作者,其淡泊名利的好品格,跃然纸上。

除王曾瑜、關樹東外,《圖譜》課題組還有不少值得稱道的好人好事。

张永山毕业于北京大学曆史系考古专业,是张先生的学生,又是仰慕张先生的人品和学问的学者之一。为实现张先生的遗愿,他抱病参加《图谱》工作,负责编著难度颇大的夏商西周卷,完成了序言的撰写;在他病重期间,就把未完成的工作交给了任会斌,不仅提供了少数照片,还把花了很多精力得来的材料信息(其中包括与台湾、各地博物馆的来往信件)、文物目录、工作记录提供给了任,使任上手容易,很快进入状态。任是在永山工作的基础上完成该卷编著的。此外,永山还通过同学关系与一些博物馆取得联系,获得提供照片的许诺。并对《图谱》春秋战国卷提过一些宝贵意见,笔者在此深表感谢。永山与一生为《图谱》奔忙的安守仁先生没有看到《图谱》的出版就成了故人,是一大遗憾,令人感伤不已!

羅琨先生與張永山既是同學,又是伉俪。她身體不好,又忙于整理先人的遺著,但出于對張先生的敬仰,于2003年與永山一起參加了《圖譜》工作。她負責原始社會卷的編著,力求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並提出了人與自然關系這一新問題。此外,她對任會斌接替永山編著夏商西周卷的工作很關注,常打電話問任有什麽問題?要注意查什麽資料,並列出應注意的問題。他還無償爲任審稿,強調指出要進行章節調整,且提供文物信息。

作爲張先生弟子的栾成顯,既是曆史所的研究員,又是安徽大學徽學中心的博士生導師,工作很忙,但他出于對老師的一片深情,不顧年近八十的高齡,毅然承擔了《圖譜》最重的擔子——編著清史上下冊,並作爲主筆,與人合著明史上、下冊。爲此經常通宵達旦幹工作,以致須發皆白,人見大吃一驚,幾乎不能相認。

黃正建先生身兼研究員、博導、室主任、學術委員數職,是個大忙人,但他編著的《圖譜·隋唐五代卷》卻品位高超,語言准確、精煉,且爲《圖譜》修訂體例。他還與關樹東、陳奕玲、邬文玲幫助栾成顯找照片,寫說明,供栾參考。

趙凱、邬文玲合撰的《秦漢卷》內容豐富充實,用了許多新資料(甚至有2016年出土的文物),給人以厚重清新、眼前爲之一亮之感。

陳淩、陳栾玲分別是考古博士、曆史博士,各有專長,合撰《魏晉南北朝卷》是一對黃金搭檔。該段時間長且甚亂,素稱難作,但他們寫出了該段的特點,得到王先生的肯定。

黨寶海、劉曉共同編著的《元代卷》專題說明寫的精彩,且收錄了不少外國博物館收藏的元代文物,使讀者大開眼界。

沈冬梅、梁建国合作的《宋代卷》很注意吸收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而任会斌是《图谱》组最年轻的学者,他服從领导,勇挑重担,所著的《夏商西周卷》妥善处理了与前后时代的衔接交叉。两卷各有特色。

大家共同沉浸在文物图片的海洋,筛选兼具历史、艺术价值的精美图片。往往一册书從七、八千图片中选出上千张,又從中汰半。为了给出版社提供购买或拍照照片的方便,不少人还列出了文物分布地域表和文物馆藏表。至于文物说明,更是一改再改,数易其稿,求力准确、精炼、生动、优美。在这个写作班子里,洋溢着打磨、拼博精神,展现了团结互助的一颗菜风格,成为集体攻关的典范。

所領導对《图谱》工作极其关注,并大力支持。所长蔔憲群指示图书馆提供馆藏图书供翻拍,并提供《图谱》组的办公地方。副所长王震中多次与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联系,恳求考古所在文物考古图片上积极支持,得到允诺。

《圖譜》工作在書稿後期審讀、圖片獲取信息提供上還得到以下先生的熱情幫助,他們是:朱鳳瀚(北京大學)、齊東方(北京大學)、趙化成(北京大學)、孫慶偉(北京大學)、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朱誠如(故宮博物院)、黃燕生(中國國家博物館)、陳紅彥(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趙前(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陳高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陳智超(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董新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季邊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李克能(文物出版社)、石俊(內蒙古文物局文物管理處)、李鑫(內蒙古文化廳)、趙偉(蘇州科技大學)、李斯(湘潭大學)、金松、王學斌、王玉、馮化平、梁靜、林月好、何星、邵先山,劉新穎等。

湖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尹飛舟先生鼎力相助,湖南人民出版社謝清風、李聲笑、龍昌黃、張宇霖等先生也爲此付出了巨大勞動。

尤其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湖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的盡力支持,並在政策和經費上均給予了大力的支助。此外,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沈陽故宮博物院、遼甯省文物局、江蘇省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南京市博物館、文物出版社、廣州圖像集成有限公司在文物圖片版權使用上解囊相助,大華文苑(北京)圖書有限公司在文物圖片設計處理上提供幫助。

對上述曾爲本書的編寫、出版奉獻心力的各級領導,各相關單位、公司,各相關評審專家、審稿專家,我們都深致謝忱。

總之,“賴多方協力,共襄盛舉,本書于長達近一甲子的痙攣陣痛之後,終得以成功付梓。”[31]

《圖譜》出版後,便不胫而走,好評如潮,得到學界一致的認可和肯定。[32]

正是:

六十年啊磨一劍,

執著不懈終成功。

天道酬勤碩果香,

喜訊頻傳笑春風。



参考文獻:

[1] 範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2] 張先生將全組人員分工,爲收集文物資料,編輯目錄做好組織工作。據安守仁回憶,當時的分工如下:張先生帶領李培根收集戰國、秦漢至魏晉的文物資料;陰法魯先生收集隋唐的文物資料;朱家源先生收集兩宋的文物資料;在張先生的具體指導下,安守仁收集遼金元的文物資料;胡嘉先生和張兆麟收集明清的文物資料。謝清河爲全組借書,兼收集明清的文物資料。由于任務重,時間緊,工作量大,大家常加班加點至深夜。張先生以身作則,嚴謹治學,深受全組的尊重。在張先生的感染下,全組齊心協力,終于按時完成了各自的任務。經張先生彙總修訂,統一體例,在大會前印出了《中國圖譜資料目錄》。如果沒有豐厚紮實的通史知識,是不能勝任這一工作的。

[3] 全國史學名家座談會于195937日在北京市建內大街五號曆史研究所三樓小禮堂舉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出面邀請全國史學界的專家學者來北京一並討論郭沫若主編的《中國曆史》(初名,即《中國史稿》)、張政烺主編的《中國曆史圖譜》及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三部著作編寫的有關事宜。當時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親臨大會,學部副主任潘梓年主持大會,郭沫若在會上致詞,在會者有範文瀾、陳垣、翦伯贊、顧颉剛、賀昌群、楊榮國、楊向奎、張政烺、胡厚宣、尹達、侯外廬、熊德基、王毓铨、謝國祯、唐長孺、韓儒林、譚其骧、白壽彜、劉大年、陰法魯、孫毓棠、姚家積、鄧廣銘、陳樂素、翁獨健、林甘泉、黃烈、牟安世、林英、郦家駒、張雲非、張書生等先生。

[4] 劉宗漢:《張政烺先生<中國曆史圖譜資料目錄(草稿)·封建社會部分>批注蠡測》,張永山編:《張政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10年。

[5] 安守仁:《關于〈中國古代曆史文物圖集〉前期工作的回憶》,張永山編《張永山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10年。

[6] 當時只買了一架前蘇聯制造的135“佐爾”、一架簡陋的翻拍架,燈光用台燈湊合。

[7] 先生早年就酷愛照相,對照相十分專業,拍照、沖洗、印放樣樣精通,水平很高,對器材設備又很內行。張先生給李培根講照相原理、翻拍技術、演示翻拍方法,使李培根很快掌握了翻拍技術,不久就很快開始了翻拍工作。翻拍好的文物底片送到前門外大北照像館沖印,放大到2寸。照片取回後,先逐一登記造冊,然後按《圖譜》目錄,將照片貼在粗黃紙上,准備交中華書局付印時用。

[8] 经所領導向有关单位求援得到大力支持,北京大学曆史系考古专业派来了從事文物照相的专家赵思训,考古研究所派来了参加定陵发掘全过程的姜言忠,历史博物馆、定陵博物馆都派来了從事文物拍照的专业人员,他们都带来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专业照相机(名叫“林哈夫”),还有全套灯光设备、进口胶卷、胶片。冲印胶片全用馆方的暗室。

[9] 打倒“四人帮”后张先生曾给历史所領導和社科院院长写信,要求出版《西藏》,但却没有下文。估计原稿在“文革”中佚失。

[10] 安守仁:《關于〈中國古代曆史文物圖集〉前期工作的回憶》。

[11] 安守仁:《關于〈中國古代曆史文物圖集〉前期工作的回憶》。

[12]安守仁:《關于〈中國古代曆史文物圖集〉前期工作的回憶》。

[13]安守仁:《關于〈中國古代曆史文物圖集〉前期工作的回憶》。

[14]安守仁:《關于〈中國古代曆史文物圖集〉前期工作的回憶》。

[15] 1964年历史所“连锅端”,從所領導到一般工作人员,几乎全都到山东省海阳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16] 如《西藏》图册完成不久,谢清河调走,所里调傅同钦接替谢清河的工作,不久,又逢精简机构下放人员,胡嘉先生、李培根下放安徽,阴法鲁先生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所領導從《历史研究》编辑部调卢善焕来组,承担《图谱》隋唐时代的编辑。又如1973年,張榮芳、程喜霖和安守仁相繼調往外地。

[17] 张先生在北大的助手、曆史系教授吴荣曾先生曾对笔者说,“这个人(指张先生编写《图谱》的助手)业务不行。”

[18] 孫言誠:《我的導師張政烺》,張永山編《張政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10年。

[19]安守仁:《關于〈中國古代曆史文物圖集〉前期工作的回憶》。

[20]安守仁:《關于〈中國古代曆史文物圖集〉前期工作的回憶》。

[21] 参劉宗漢:《張政烺先生<中國曆史圖譜資料目錄(草稿)·封建社會部分>批注蠡測》,張永山編:《張政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10年。

[22] 張政烺:《我與古文字學》。

[23] 陳毅:《冬夜雜詠》之一。

[24] 《画册》为十六开。封面称学术性、权威性著作。国家一、二、三级文物图片万余幅。珍品级图书。《簡介》云:现在存呈献给海内外读者的这部《中国历史文物图集》,有着和其他文物图集不同的下列特色:“第一,全书与历史学研究密切结合。”“第二,重点突出考古学成果。”“第三,综合吸收有关学科内涵。”“第四,拥有强有力的编著队伍。”“《中国历史文物图集》适合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学者,也适合于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兴趣、有感情的一切读者。”

[25] 參黃正建:《<中國古代曆史圖譜>的編纂過程及其特色》,《中國文物報》,2017711日。

[26] 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

[27] 三國魏·曹操:《龜雖壽》。

[28] 項目組成員,《漢代卷》《元代卷》的作者朱國炤和《宋代卷》的作者朱家源先後因病去世。

[29] 只有一位是助理研究員。

[30] 如栾成顯曾當面對王曾瑜說:“佩服!佩服!”

[31] 《中國古代曆史圖譜·致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32] 详见陳紹棣《献给中国社科院40華誕的厚禮——<中國古代曆史圖譜出版感言>》,《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517日;黄正建《〈中國古代曆史圖譜〉的编纂过程及其特色》,《中国文物报》2017711日;《以图说史以图证史〈中國古代曆史圖譜〉出版座谈会举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626日;《〈中國古代曆史圖譜〉出版座谈会在京举办》,《中国文物报》,2017627日;《用文物资料展示中国悠久历史〈中國古代曆史圖譜〉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7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