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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傳》的诠釋模式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9月23日11版
鄭任钊

《公羊傳》是诠釋《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經典注疏之作中顯現了獨特的诠釋特色。它的解經模式不僅帶領公羊學家在思想創新上不斷前進,也影響了曆代爲關注現實需求而重新诠釋經典的思想家們。《公羊傳》對《春秋》的诠釋無疑是極爲成功的,這使它從儒家經典中第一個脫穎而出,對西漢的政治和社會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公羊傳》與同是诠釋《春秋》的《左傳》結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傳》努力豐富《春秋》記述極爲簡略的史事,帶給人們一部文字生動、敘事翔實的史學作品。而《公羊傳》大力闡發《春秋》簡約文字下所蘊含的義理,帶給人們一部講述禮義、道德和政治觀念的哲學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釋者的诠釋目的不同,對典籍性質的認識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釋出來的成果也就會存在根本差異。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現爲一部編年史,記錄了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這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史事。而《公羊傳》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學著作,說孔子是借魯國的史事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念和社會理想。這樣,《春秋》的文本性質就由史學轉向了經學。文本性質轉換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诠釋導向的轉化,诠釋者將沿著新的方向去诠釋文本,所以《公羊傳》就不再關心《春秋》裏大大小小的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義爲職志。而《春秋》所記載的曆史也喪失了原有的具體屬性,被抽象化爲一種符號,成爲可以盛裝義理的容器。更爲重要的是,文本性質的轉換帶來了诠釋空間的驟然膨脹,這樣一來,《公羊傳》對《春秋》的诠釋就擺脫了文本的束縛,有效地突破了原先文本性質所限定的诠釋範圍,進入了一個廣闊的新天地。

《公羊傳》對《春秋》文本性質的轉換之所以可能實現,實際上是預設了一個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著“微言大義”。所謂“微言”,就是隱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實際意義無法從文字表面獲得;“大義”,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蘊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如果《春秋》沒有大義,其文本屬性將往何處轉?如果不是通過微言來寄寓大義,《春秋》的文本性質也就根本沒有理由被轉換。

《公羊傳》對《春秋》文本性質的轉換以《春秋》存在微言大義爲前提,同時也以揭示《春秋》微言大義爲目的。文本性質轉換以後,《春秋》其文、其事在诠釋者看來就只是寄寓大義的載體、探詢大義的線索而已。如隱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傳》敘述了宋宣公不遵循傳位于子的正道而傳位于弟,最終導致宋國禍亂的故事,並提出了對後世影響很大的“大居正”說。《公羊傳》闡發的“大居正”說顯然與“葬宋缪公”這一曆史事件沒有直接關系,“葬宋缪公”在這裏只是提供了一個借以展開論述的線索。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線索,那顯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傳》看來就不對曆史真相負責,有可能不是真實的記述,都是爲背後隱藏的大義服務的。董仲舒即言:“《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春秋繁露·玉英》)因而,《公羊傳》雖然也經常補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時還提供一些記載翔實的獨家史料,但總體來說《公羊傳》對史實不是那麽關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義爲職志而展開對《春秋》的诠釋,有時候它必須隨著《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實來成全義理的傳達。

隱公十一年“公薨”,《左傳》的解釋是“不書葬,不成喪也”,認爲《春秋》不書葬,是由于沒有按國君的規格爲隱公正式舉行喪禮。《左傳》可能敘述了一個史實,但《公羊傳》卻認爲隱公不書葬是因爲隱公被弑,魯國臣子未能爲君複仇,由此揭示出一條“臣不討賊非臣,子不複仇非子”的《春秋》大義,即以複君父之仇爲臣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周王的軍隊吃了敗仗,《公羊傳》判斷是“蓋晉敗之”,但《春秋》爲什麽“不言晉敗之”?因爲“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所以要記成“使王自敗于貿戎”(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诂》)的樣子。而據《左傳》載,晉國是去調節貿戎(茅戎)和周天子的沖突,周的軍隊確實是被貿戎的一支徐吾氏打敗的。可見,爲了闡發尊王大義,凸顯王于天下至尊的地位,《公羊傳》做出了不合史實的诠釋。

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說“疾始滅也”,然後又說“托始焉爾”,非常直白地用了一個“托”字。滅國並不始于展無駭,但《公羊傳》硬是“托”給展無駭,以借他滅極之事來批評所有的滅國之舉。可見,“托”字強調的就是一種借事明義,正如皮錫瑞所指出的,“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經學通論》)。《公羊傳》解經很多時候是義理在先的,也就是先有一個要表達的義理,然後再在文本中去尋找可能的線索。這對後世那些關注現實需求而在經典中尋找資源的思想家們有著極大的啓發意義。

《公羊傳》還有一種“實與而文不與”的提法。僖公二年“城楚丘”,《公羊傳》指出這是齊桓公爲衛國複國築城,《春秋》“不言桓公城之”,是因爲“不與諸侯專封”。但《公羊傳》認爲《春秋》這裏是“實與而文不與”,封國雖然爲天子之事,但當時天子微弱,沒有能力做,齊桓公作爲諸侯霸主出面攘除夷狄,挽救諸侯,恢複秩序,《春秋》實際上是默許的。“實與而文不與”在《公羊傳》中多次出現。“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社會處于一種無序狀態之中,《公羊傳》呼喊“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僖公元年)、“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宣公十一年),希望依靠現實中可能的力量來維系和恢複社會秩序。然而《春秋》經文至多只能蘊有“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或“諸侯之義不得專討”的意韻,于是《公羊傳》借助“實與而文不與”,表達出了維護統一安定這一更爲核心的大義。我們看到,“實與而文不與”實際上賦予了诠釋者極大的诠釋自由度,诠釋者可以借此诠釋出經文字面本無甚至與經文字面相反的大義。

董仲舒說:“辭不能及,皆在于指……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以適道矣。”(《春秋繁露·竹林》)這就是對《公羊傳》解經模式的一個精練總結,即以“指”(大義)爲先,突破文字表達的局限性,不拘泥于文字的表面意義,才可以獲得文字表面以外的深層義理。

《公羊傳》的解經模式賦予經典诠釋以開闊的空間,使經典的诠釋不會因拘泥于經文而窒息。《公羊傳》主張突破文字的限制,甚至有的時候似乎已經失去了對經典應有的尊重,實際上,這正是經典持續生命力之所在。經典能超脫時間的限制,可以不斷地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诠釋者的這種創造性的诠釋。也正是借助于此,公羊學的理論既可以在漢武帝時推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現,又可以在晚清容納西方思想,成爲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思想面貌和政治進程。

創造性的诠釋雖然不受經典原有文字的限制,但並非意味著诠釋者可以隨意無度地任意說經。晉代王接指出:“《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于文爲儉,通經爲長。”(《晉書·王接傳》)《公羊傳》雖然主張跳出經文來诠釋,但诠釋的起點皆由經而起,每條傳文都明確針對著一條經文,無論其闡發出什麽義理,都可以在經文中找到依據,哪怕是牽強附會的依據,這至少在形式上維護了诠釋的可信度。而在诠釋的義理上,《公羊傳》也有著貫穿始終的核心價值,任何诠釋和論斷都是其核心價值的合理伸展,這也有效地保證了诠釋的效力。

盡管如此,由于诠釋彈性太大,也很難避免穿鑿附會、主觀臆斷的弊病。漢代的公羊家競相抛開經文馳騁己意,諸多法家、黃老、陰陽家乃至谶緯的內容都被塞進了經文的縫隙之中,以致出現“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倍(背)經、任意、反傳違戾”(何休《公羊解诂》序)的現象。公羊學從東漢後期開始走向衰落,千余年來備受诟病,《公羊傳》自身這種解經模式應該也是難逃其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