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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方法與民國學術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7卷第5期
薛其林

内容提要: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是近代以来學術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關鍵詞:實證方法、民國學術、嚴複、梁啓超、王國維、胡適、馮友蘭、金嶽霖、

 

 

 

一 實詐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傳播

 

實證論思維方式或實證性原則是近代自然科學觀念滲透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結果。最先由孔德(Augeste Comte,1798-1857,法國哲學家,主要著作爲《實證哲學教程》)提出,經曆了馬赫爲代表的經驗批判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其思維方式的特點是:第一,以實證爲目標。孔德的實證哲學的一切本質屬性都濃縮在“實證”一詞之中:現實而非虛幻、有用而非無用、可靠而非可疑、確定而非含糊、肯定而非否定。第二,以經驗現象界作爲哲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實證主義者都極爲重視對自己研究對象的規定,即把哲學研究的對象限定在與感性經驗相關並通過感覺而可以實證地加以經驗的現象界,盡管他們對此現象界存在不同的理解。第三,以可證實性原則作爲哲學思維的最高原則。可證實性原則的具體內涵是:知識來源的客觀性,知識內容的准確性、精確性,語言表述的明確性,邏輯結構的嚴密性等。以維也納學派爲代表的邏輯經驗主義始終高舉“證實原則”來反對形而上學。其“證實原則”的基本點,即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這可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一個語句的意義是由它的證實條件來決定的;其二,當且僅當一個語句原則上可以被證實時,這個語句才是有意義的,也就是說,一個語句是否有意義取決于它是否能夠被證實。第四,對實證認識和實證方法的自覺。“實證論實際上又是一種方法論”。“實證論者,又可以看作方法論者”[1]。實證論思維方式作爲一種普遍性的思維原則和比較明顯的科學主義色彩而影響和滲透到其它學術領域,其中代表性的有實用主義、結構主義和各種流派的科學哲學。

中國最早系統介紹和倡導實證主義及其方法的當推嚴複、梁啓超、王國維。嚴複著重介紹了赫胥黎的進化論、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學說和社會達爾文學說、穆勒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並稱培根的經驗歸納法爲“實測內籀之術”。梁啓超說培根“創歸納論理學掃武斷之弊,凡論一事,闡一理,必經積累實驗然後下斷案也”。其1903年前後發表的《西儒學案》,介紹了霍布士、笛卡爾、洛克、康德等西方經驗論和唯理論哲學家的思想,加深了國人對西方實證論思想方法相關源流的了解。王國維在深入鑽研西方哲學之後發出“可愛者(指叔本華、康德哲學)不可信,可信者(指實證主義哲學)不可愛”的感歎。嚴複翻譯的《穆勒名學》、《名學淺說》,王國維翻譯的《辯學》都是當時高級學校的參考書,可以說,他們的工作開創了我國學術界、思想界學習、研究西方歸納邏輯的新時代[2]。郭湛波指出:“自嚴先生譯此二書,論理學始風行國內,一方學校設爲課程,一方學者用爲治學方法。”[3]

20世紀初,實證主義已經成爲一種國際思潮傳播到世界各地,並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流派。它在我國也得到廣泛的傳播。胡適早年留學美國,跟隨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學習,返國後,極力傳播和倡導實用主義,並且明確標舉“實用主義只是個方法”。胡適把杜威的方法概括爲三步:一是認清疑難,二是制裁假說,三是證實。他還進一步把它提煉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一帶有鮮明實驗主義色彩的歸納方法。與此同時,丁文江、王星拱撰文大力宣揚實證主義的嫡系——馬赫主義的主張。“五四”前後,杜威、羅素相繼來華講演,實證主義的各種流派——實用主義、馬赫主義和新實在論在中國遂得以廣泛流傳。1923年,以實證主義者丁文江和柏格森主義者張君劢爲代表的“科玄論戰”大大地擴大了實證主義的影響。西方實證主義的相關著作如《科學和假設》、《科學的價值》、《科學和方法》、《科學入門》等陸續翻譯出版[4]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實證主義在中國學術界的傳播和發展表現出三種不同的傾向:第一,對西方實證主義思想的介紹由零碎走向系統。主要成就是對實證主義的第三代——維也納學派爲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的系統介紹。石裏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奧地利哲學家)創立維也納學派後不久,國內張申府對此學派作了零星的介紹。石裏克的學生洪謙回國後,系統的介紹維也納學派,其《維也納學派哲學》一書闡述了維也納學派的主要哲學觀點,指出該學派主要采用邏輯分析方法,通過語義分析確定有意義的命題和無意義的命題:玄學命題是無意義的命題,不屬于知識的範疇。第二,由傳統邏輯的研究轉向數理邏輯的研究。嚴複介紹穆勒名學,提倡歸納邏輯,形式邏輯得以重視,章太炎、王國維、胡適進一步推進了對傳統邏輯的研究。此後,隨著實證主義的傳播,數理邏輯受到人們的重視,張申府、金嶽霖、萬卓恒、沈有鼎、汪奠基、張陰麟、王憲鈞、胡世華等對數理邏輯都作了相關的研究。金嶽霖1938年出版的《邏輯》一書對羅素的數理邏輯的介紹最爲有名。第三,從實證主義哲學和方法出發構建學術體系。馮友蘭、金嶽霖是典型。馮融會宋明理學與新實在論構建其“新理學”體系;金則注重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並構建了以本體論(《論道》)——認識論(《知識論》)——邏輯(《邏輯》)爲三大主幹的學術體系。

 

二 實證方法與民國學術的演进

 

實證主義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主張人類知識發源于經驗。對此一特征,嚴複一以貫之,他以洛克的“白板說”批判王陽明的“良知說”。他說:“心體爲白甘,而閱曆爲采和,無所謂良知者矣。”認爲人的認識發源于感覺經驗,也止于感覺經驗[5]。胡適接受實用主義的觀點,把經驗當作第一原理。他認爲經驗有如下特征:第一,經驗是人征服環境的活動、應付環境的事業;第二,用經驗吞沒理性,否認理性認識的相對獨立性。“經驗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慧。”[6]第三,經驗不僅是知識的來源,且具有本體論上的地位,世界宇宙便由經驗構造出來的。馮友蘭也主張一切知識以經驗爲出發點,但經驗只是達到真知的橋梁。真知來源于對經驗事實、經驗命題的“思”(分析與總括);但真知獲得之後,無需經驗的證明。他說:“哲學中之觀念,命題,及推論,之系形式底,邏輯底者,其本身雖系形式底,邏輯底,但我們之所以得之,則靠經驗。我們之所以得之雖靠經驗,但我們既已得之之後,即見其並不另需經驗以爲證明。”[7]可見,馮友蘭由經驗論走向了惟理論。金嶽霖強調“對象的實在感”,指出“所與是客觀的呈現”。“對象的實在感”包含三個條件:其一,對象不依賴人的認識而存在;其二,對象的性質雖在關系網中,卻獨立于人的意識外;其三,對象具有自身綿延的同一性,亦即在一定時間內具有相對穩定狀態。他認爲這種對象的實在感是認識論首先必須肯定的前提,而不能從知覺經驗去推論對象的實在。他說:“所與有兩方面的位置,它是內容,同時也是對象;就內容來說,它是呈現;就對象來說,它是具有對象性的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內容和對象在‘正覺’所與上合一。”[8]此所謂“正覺”,即指正常的感覺,在“正覺”活動中,人們看到的形色、聽到的聲音,既是見聞的內容,又是見聞的對象,既是呈現,又是外物。所以,在“正覺”中,“所與是客觀的呈現”。這一理論,既克服了嚴複把認識止于現象界的錯誤,又克服了胡適及一般實證主義者斷言的人的認識不能超越經驗的範圍的局限。

與上一特征相關,西方實證主義具有拒斥形而上學的特征。嚴複受英國實證主義的影響,認爲人只能認識現象,本體是不可知的,因此他提出放棄對本體的認識。胡適秉承杜威的思想,對哲學根本問題采取的是“以不了了之”的態度,反對用專門的形而上學方法解決人生問題,強調科學及科學方法在人生觀上的作用。他引用杜威的話說:“真正的哲學必須抛棄從前種種玩意兒的‘哲學家的問題’,必須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方法。”[9]與嚴複、胡適不同,也與西方實證主義者不同,馮友蘭和金嶽霖對形而上學懷有濃厚的興趣。馮友蘭試圖既克服維也納學派所揭示的傳統形而上學的弊端(無證實性,無意義),又以邏輯分析法來構造形而上學——所謂真正的好的形而上學。馮友蘭認爲,經過維也納學派對形而上學的批評,他找到了一種形而上學的方法——所謂開辟了一個全新的路子,即對實際作形式的釋義。新理學中的理、氣、道體、大全四個主要觀念都是形式的、邏輯的,沒有或甚少涉及實際。新理學“對于實際所作底第一肯定,也是唯一底肯定,就是:事物存在”。“事物存在。我們對于事物及存在,作形式的分析,即得到理及氣的觀念。我們對于事物及存在作形式的總括,即得到大全及道體的觀念。此種分析及總括,都是對于實際作形式底釋義,也就是對于經驗作形式底釋義。”“我們的推論,除了肯定有實際之外,對于實際,並無肯定。”[10]與傳統形而上學的觀念、命題截然不同,新理學的觀念、命題都是必然真的,而傳統形而上學對實際作積極的釋義,但又無證實性,因而是虛妄的命題。馮友蘭的本意是想兼收邏輯實證主義的分析命題和維也納學派的綜合命題的長處,即作形式的演繹,具有普遍必然的性質(分析命題的性質),又能得到事實、經驗的證實(綜合命題的性質),但他兩方面都說不通:按照邏輯實證主義的標准,分析命題僅關乎名詞、符號,與事實無關。而馮友蘭新理學中的分析命題卻肯定事物存在。因此,其形而上學的新路子不會得到邏輯實證主義的認同。按照維也納學派的說法,綜合命題僅關乎事實,與理無涉,而馮新理學的綜合命題卻旨在由事到理,即由此岸的實際到彼岸的真際。自然與維也納學派不符。金嶽霖采取對知識論和形而上學兩分的方式來論述。他說:“關于道的思想我覺得它是元學的題材。我現在要表示我對于元學的態度與對于知識論的態度不同。研究知識論我可以站在知識論底對象範圍之外,我可以暫時忘記我是人。凡問題之直接牽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靜的態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記我是人適所以冷靜我地態度。研究元學則不然,我雖然可以忘記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記‘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我不僅在研究對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結果上求情感的滿足。”[11]

方法論是實證主義的中心問題,按照實證主義的觀點,哲學只是一種方法論。無疑實證主義引入中國後,其方法論方面更爲中國學者重視,嚴複、胡適、馮友蘭、金嶽霖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嚴複特別推崇歸納法,認爲它是真正的科學方法。他說:“格致真術,在乎內籀。”“惟能此術,而後新理日出,而人倫乃有進步之期。”認爲傳統學術恰恰缺乏歸納法,中國人往往以“子曰”、“詩雲”爲前提作出推演,此一方式是不合實用的。因爲:其一,此種演繹法(“外籀”)雖合三段論的法則,然其前提“大抵心成之說”,因而是一種先驗主義的方法,不能推出合符實際的結論。其二,演繹法不能獲得新知,他說:“夫外籀之術,自是思辨範圍,但若純向思辨中討生活,便是將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傾向這桶,傾來傾去,總是這水,何處有新智識來。”[12]嚴複認爲,創獲新知的方法,應是“即物實測”:一是從觀察實驗中獲得科學假設;一是對假設作經驗的證實。他說:“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爲不易。”認爲西方二百年“學運昌明”全賴培根提倡的歸納法。應該指出,嚴複也主張歸納與演繹的統一。他說:“國外籀術互爲表裏,絕非二途。”“人爲內籀時,非借于外籀固不可。”他認爲演繹統一于歸納,是歸納的一環節。歸納共有四個步驟:“第一層,麇集有關系之事實,用觀察法;第二層,造立‘希蔔梯希’(即命題假設),用臆造法;第三層,以連株之術,推校所臆造者用外籀法;第四層,多用事實以校勘所立之例,用應證法。”[12]亦即在廣泛收集事實的基礎上提出假設,然後對假設進行演繹法推論,最後對推論作經驗的驗證。嚴複的“即物實測”開啓了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驗室”態度及方法。

 胡適從經驗主義觀點出發,根據赫胥黎的“存疑主義”,提出“拿證據來”的口號[6]。他指出:“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科學態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6]如果說存疑主義旨在破除舊說、解放固有思維的話,那麽,其實驗主義功在創立新論,一破一立,相輔相成。實驗主義的方法有三個環節:“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從“細心搜求事實”到“大膽提出假設”,偏向歸納法,因爲“是先考察眼前的特別事實和情形,然後發生一些假定的通則”;從“大膽提出假設”到“細心求實證”,偏向演繹法,因爲“是先有了通則,再把這些通則所涵的意義一一演出來”,並加以事實的驗證。他由此得出結論:“科學方法不單是歸納法,是演繹和歸納相互爲用的,忽而歸納,忽而演繹,忽而又歸納。”[6]胡適特別重視假設的作用,認爲假設是歸納與演繹的橋梁,思想的真正訓練是培養提出假設的能力。因此他把實驗主義方法概括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胡適到處鼓吹其科學方法論,發表了大量論述科學方法論的文章,並且身體力行,把假說的方法、考據的方法運用于古史研究、古典小說的考據及《水經注》的考據等。胡適通過對比中西學術,認爲:先秦墨家的方法,與西方的實證主義或實驗主義的邏輯方法相接近;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是科學方法。因此,胡適要求發掘墨家的文化傳統,並試圖用其實驗主義的方法來修補完善中國傳統的考據方法,藉此來溝通中西文化。他一方面指出乾嘉考據方法運用歸納論證,注重證據,與西方實證科學方法是一致的,另方面看到考據方法囿于文字材料,不能面對自然,無法演變爲近代自然科學方法的缺陷,故而以實驗主義方法加以彌補。另外,雖然胡適與嚴複都有重歸納輕演繹的傾向,也有演繹與歸納互用的觀點,但他們還略有不同:胡適講歸納演繹的統一,是在歸納基礎上的統一;嚴複講歸納與演繹的統一,是指歸納中有演繹工夫,演繹法只是歸納法的一個環節、一個方面。

馮友蘭將數學、邏輯方法運用于哲學,主張哲學中的命題都是形式的、邏輯的,是對“真際”(理或共相)作形式推演的分析命題,對“實際”無所肯定或甚少肯定,無需經驗證實,因而其命題是必然真的。不僅如此,馮友蘭認爲:哲學對理也僅作形式的肯定,而不對理的內容作積極的肯定。在他看來,哲學命題就是諸如“有某者,必有某之所以爲某者”此類的同義反複。他竭力反對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原因在于,科學中的命題也都是與“理”相關的命題,科學的目的,就是要發現並且說明“理”的內容。而科學要達到認識、闡明理之內容的目的,就必須訴諸經驗,需要經驗的歸納證明。而人的經驗是不斷延續沒有終期的,經驗所能證實的,經驗也能推翻。因而“科學中底命題,其真是或然底”。總之,哲學的命題(含數學、邏輯的命題)都是形式的、演繹的,其真是必然的,而科學的命題都是實質的、歸納的,其真是或然的。馮友蘭把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視作兩種不同的方法。其方法呈現出重演繹輕歸納,重數學、邏輯命題輕經驗命題的特征。

嚴複、胡適都強調經驗歸納的至上性,貶低形式邏輯的作用。但他們的方法論遇到了實證主義者共同遇到的困難,即用歸納法如何求得普遍必然的知識?馮友蘭看到了這一困難,他重視演繹邏輯,用共相與邏輯分析方法來闡明邏輯、數學、哲學命題的必然性。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而且爲馮友蘭所忽視,即忽視了演繹法在自然科學中的作用,主張自然科學研究求助于歸納邏輯,其結果自然否認了自然科學命題的普遍必然性。這一問題,引起了金嶽霖的注意,開始重視數學和演繹在科學方法中的作用及地位。

區別馮友蘭貶低經驗、將科學與哲學對立起來的方法論原則,金嶽霖提倡經驗與理性並重,事與理並重;既重視經驗,又不拘泥于狹隘的實證論立場。他認爲經驗歸納與形式演繹同爲科學知識之可能的必要條件。他提出了“以所得還治所與”這一思想,即從所與抽象出概念,轉過來又以概念還治所與。前一過程即以概念摹寫現實,後一過程即以概念規範現實。這就體現了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個別與一般相結合的一般方法論原則。如果說馮友蘭有見于經驗論者在方法論上的困難而轉向唯理論,那麽,真正從方法論上突破實證論的局限,對經驗與理性在科學方法論中的作用加以統一考察的則爲金嶽霖。

 

三 實證方法對民國學術的影響

 

盡管民國時期政見叠出,學說繁多,但實證主義作爲一種方法(按照實證主義的觀點,哲學只是一種方法),其影響可以說是普遍性的。就學術而言,幾乎每一個有成就的學者都直接或間接受到它的影響。金嶽霖最初在美國攻讀的是政治思想史,拿的是政治學博士學位,但他後來轉向哲學邏輯學,在回答自己爲何轉向的問題時,金嶽霖認爲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辛亥之後的幾年中,因爲大多數的人注重科學,所以有一部分的人特別喜歡談歸納,我免不了受了這注重歸納底影響”。一是“民國十一年在倫敦念書,有兩本書對于我的影響特別的大;一部是羅素底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一部是休谟的Treatise”[11]。我們進而可以認爲,實證主義的方法的傳入是此一時期衆說繁興、百家競勝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中國掀起了科學思潮的狂飙,使科學思想和方法深入人心。中國是在自然科學極端落後、“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時代背景下引進實證主義及其方法的,因爲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是以其實證方法爲前提的。實證,即可檢驗、可驗證、可證實。這正是近代經典自然科學的最本質的規定和要求。一種觀察陳述或假說,只有得到足夠充分的實證材料和實驗結果的支持,才被認爲是科學的。因此,准確性、確定性、精確性、可重複性等,是實證的基本內涵。“近代中國哲學與科學的發展曾極大地受害于沒有適當的邏輯方法。”[13]而實證主義就是從科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科學方法。因此,實證主義傳入以後,即與自然科學聯系在一起,向傳統的學術提出了挑戰,並釀成一股聲勢浩大的科學主義思潮。以丁文江爲代表包括胡適、王星拱在內的科學派積極主張科學能夠解決人生問題,認爲“因果大法是支配人的一切生活的”,“在知識界內,科學方法是萬能的”。由此爆發的“科玄論戰”波及當時的整個思想界,科學派的強大陣營及其新穎的觀點爲當時社會各方所關注,極大地推進了科學思想與方法的傳播和發展。

其次,推動了傳統思維方式的改造和新學科的建設。“中國哲學的一個特征,可以稱爲邏輯和認識觀念的不發達。”[14]這是近代實在論者一致的見解。同時,中國近代自然科學的落後,追根溯源,也在于不重視形式邏輯。因此,實證主義傳入後,經過嚴複、王國維、胡適、金嶽霖等人的倡導,形式邏輯作爲一門新學科開始建立起來。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主要是引進介紹國外數理邏輯的研究成果,汪典基《邏輯與數學邏輯論》是代表作。20世紀三四十年代,则有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莫绍揆等年轻学人前往美国、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攻读逻辑学硕士、博士学位或进修研究,把国外逻辑学的最新成果作了系统的引进。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建立也是实证主义传入后的产物。严复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都是实证科学作基础、以实证方法作指导的。严复翻译《群学肆言》、撰写《政治学讲义》(1905年)開啓了以實證主義的方法研究社會學的先河。此後,章太炎等人相繼翻譯、介紹西方和日本的社會學,大學開始設立社會學系、開設社會學課程,以社會調查等實證方法撰寫的社會學著作陸續出版。

再次,激活了傳統學術的生機。實證主義作爲一種方法論傳入後,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可謂是普遍的,幾乎稍有成就的學者都受到它的影響。傳統學術借此機緣也勃發了生機;墨學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乾嘉考據再度風行;馮友蘭、金嶽霖融會中西、推陳出新,構建起完整的學術體系;王國維、陳寅恪等則兼用實證方法和傳統考據方法,在各自學術領域作出了足以驕人的成就。

 

 

 

参考文獻:

  [1] 歐陽康.哲學研究方法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2] 趙總寬.邏輯學百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4] 王鑒平,胡偉希.傳播與超越——中國近現代實證主義進程研究[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

  [5] 嚴複.穆勒名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6] 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冊)[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

  [7] 馮友蘭.新理學[A].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上冊)[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8] 金嶽霖.知識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9] 胡適.胡適文存(卷二)[M].

  [10] 馮友蘭.新知言[A].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1] 金嶽霖.論道·緒論[A].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金嶽霖卷(上冊)[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2] 嚴複.名學淺說[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13] 胡適.先秦名學史·導論[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

  [14] 金嶽霖.中國哲學[J].哲學研究,19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