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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德基

发布日期:2015-03-08 原文刊于:
 

史家當具千秋識[1]——熊德基先生與其史學研究

                                                                   劉馳

 

學術界很重傳承,在學術交往中也經常有人問及我的師門。不過熊先生的研究較爲專門,加之故世較早,所以現在許多人不熟悉他的事迹與著作,這本不足爲奇。不過,往往有人在聽我報出師諱後立即講拜讀過你先生的某某著作,甚至講與之很熟悉,但多數卻是張冠李戴,誤會爲另一位姓熊的先生。當此之際,欲說不忍,欲止不能,無論言者還是聞者,皆處于尴尬境地。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擬出版專家文庫,我爲熊先生編輯文集後,曾在集前介紹熊先生的生平及其研究著作。適李尚英兄約我寫介紹熊先生的文章,遂將之加以增補,希望學術界對于熊先生的爲人與研究能有更多的了解。

一、艱苦奮鬥的曲折經曆

熊德基先生是江西省新建縣人,1913723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年輕時撰文、寫詩曾署名鑒堂。他自幼家境貧寒,小時因營養不良而體弱多病。他父親是編織女鞋花邊的手工工人,母親則在家紡織以貼補家用。盡管父親未上過學,但卻每天請人代寫幾個字,自小教他識字。當他8歲上私塾後,已經能勉強看章回小說了。在私塾的兩年半中,除一些啓蒙書外,還念了《鑒略要注》、《龍文鞭影》及許多唐詩,培養起他對曆史及詩詞的興趣。

1924年,他插班進入一個市立小學,讀三年級,初小畢業後考入第一師範附屬小學。畢業考試時,獲全校第一名,但因家境困難,幾乎辍學。在賞識他的張劼老師勸說下,父親才勉強供他上了初中。上初一時,經人介紹到一家私人報館當校對,因工作十分繁重,報酬又低,只幹不長時間就辭職了。不過在此期間,接觸到一些新文學作品,遂開始學習創作新詩與小說。上初二時,所撰小說在報紙上發表,並得到稿費,從此即靠撰寫新小說來自籌學費與夥食費,不再依靠家裏。直到初中畢業後進入供給膳宿的師範科,他的學習與生活才得到保障。

1934年,他自師範科畢業後,曾就任一個市立小學教師,並兼教務主任。但他教育救國的理想,不久就在教育界到處貪汙與相互傾軋的現狀下破滅了,故只教一個學期就辭職離開江西,先到南京,後又轉至北平,走上繼續求學之路。

在北平他住在前門外的江西會館,恰碰到鄒文軒(原名恩洵,鄒韬奮幼弟)等幾個中學同學和舊友,經常一起縱談國家大事,民族興亡,並借到《共産黨宣言》及一些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開始較多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深爲之吸引。1935年夏,參加北京大學曆史系的入學考試,因數學、英語成績不合格而落選(由于師範科這兩門課程安排較少),後考入中國大學文史系,開始系統的學習生活。

1936年初,熊先生因參加學生抗日運動而被捕,在獄中的兩個月中,他認識到個人前途與國家前途是密不可分的,原來設想的作學者專家的道路在當時是很難走通了,只有大家都投身革命隊伍,國家才有希望。這次被捕,成爲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被校方保釋出獄後,他更積極地參加各種救亡活動,並與鄒文軒、劉春等集資合辦文藝月刊《忘川》,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及其對愛國學生的鎮壓等。1937年中,他經一位江西同鄉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這時,他才知道原來鄒文軒等都是黨員,以前自己所參加的一些活動也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

“七·七”事變爆發後,因他留在城中十分危險,黨組織決定要他回鄉去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他變賣東西籌得旅費,匆匆離開北平,幾經周折,才返回江西,與組織也失去聯系。1938年夏,他于南昌新四軍辦事處主任黃道的寢室裏再次宣誓入黨。在南昌期間,他籌辦《大衆日報》,宣傳抗日,報道新四軍的抗敵戰績。雖然不久報紙爲國民黨所接管,但他仍繼續從事其他地下工作。

1939年南昌陷落,同時他的身份也有些暴露,無法繼續留在江西工作,組織上決定他去昆明複學。到昆明後進入西南聯大,插班在師範學院史地系三年級。在校期間,他師從陳寅恪、向達、湯用彤等著名史學家,不僅開闊了學術眼界,還掌握了進行研究工作的方法。由于他年齡較大,同學們多尊稱爲老學長。選擇畢業論文題目時,他聽從向達先生的勸告,利用當地的史料,撰寫了《南诏之種族與宗教》一文,頗得好評。

在刻苦學習的同時,他仍堅持進行革命工作。組織關系自江西轉到後,即擔任聯大師範學院支部書記,接受南方局的領導。皖南事變後,許多同志被迫撤離,他留下來繼續堅持工作,調任聯大總支書記。19415月,改任昆明環湖十縣教職員部門委員會書記。

1942年他畢業于聯大,系主任雷海宗因他曆年成績優秀,向校方推薦他留校任助教,但此前有一個變節分子的供詞牽涉到他,故爲校方所拒絕。經雲南省工委同意,他離開昆明,到設于湖南藍田的國立師範學院任史地系講師。由于當地黨組織在皖南事變後遭到嚴重破壞,盡管雲南省工委將他的組織關系轉到湖南,卻仍與組織失去聯系。他在這一時期寫下的《李園感懷》:“偶因避禍欲埋名,何意真成世外人。夜讀每緣燈可戀,山居漸覺鳥堪親。豈期黌舍能修史,幸得名園容臥薪。任是藍田丘壑美,黃昏獨步總傷神。”隱晦地表達自己無所依托的心情。這種情況下,他在講課之余,開始系統閱讀中國曆代的正史。

1946年,他受聘于廈門大學,擔任曆史系副教授。他通過與進步學生的交往,積極尋找組織,于1947年春重新接上組織關系。曆任廈門大學黨支部書記、廈門市臨時工委書記,向閩西南地下黨領導的遊擊區輸送大量骨幹,並爲解放廈門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在臨近解放時,爲躲避國民黨的大搜捕,他轉移到香港。一聽到廈門解放的消息,即乘第一艘開往廈門的船,涉險偷渡金門海峽,回到廈門。

建國後,熊先生擔任廈門大學副教務長,兼任廈大黨組書記。1951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被調去籌建福建師範學院,仍任副教務長。在高校工作期間,他一直兼任曆史系教授,沒有離開教學崗位。工作之余,他系統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並堅持完成通讀曆代正史的計劃。

1957年,他奉调至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不久,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仍任副所长,主管行政与圖書館的工作,为保证全所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1958年,他去河北昌黎蹲點,主持編寫《昌黎縣志》,這一工作直到十年動亂後才完成,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十年動亂中,他也被打成“走資派”,受到殘酷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後,他重新從曆史的角度來審視現實,決心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尋找答案。在幹校的兩年中,他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甯全集》,不僅對現實有了清醒的認識,對曆史上一些過去不太了解的事情,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打倒“四人幫”後,除所內事務外,他又兼任研究生院曆史系主任,並親自擔任導師,負起培養研究生的責任。盡管他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但仍全心全意地抓緊史學後備隊伍的建設。1982年離休後,還是時時關注所裏的各項工作,作爲曆史所的學術委員,在審核職稱晉升工作中,他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地審閱交來的評審材料,致使目力銳減,即使閱讀一般書籍也離不開放大鏡了。盡管如此,他還是一直筆耕不辍,力求將自己的一些觀點寫出來,供史學界參考。直到臨終前一個小時,他仍在伏案寫作,可以說他將一生的全部精力與心血都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和史學研究工作。

二、集腋成裘的史學研究

熊先生多年擔任行政工作,白天的時間基本上都被占用,只有業余時間可以用于研究,經常工作到午夜一兩點或更晚,他的大部分論著就是這樣靠犧牲睡眠時間寫出來的。這造成了他身體的早衰,加之他的資格較老且不喜活動,以致在不到60歲時,已經被尊稱爲“德老”。以下分類介紹他所發表的主要論著,並兼及文章的寫作背景。

1.獨樹一幟的農民戰爭史研究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民戰爭研究是統治中國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之一[2],依現在的眼光回顧一下當時發表的此方面論著,可以發現大部分只是簡單的套用暴虐統治、殘酷壓榨和推動曆史進步等觀點來堆砌史料,反複論證,除朝代與事件的變化外,結論幾乎是千篇一律,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的論文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在這爲數不多的特例中,就有熊先生發表于六十年代中期的兩篇文章。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對于農民戰爭的評價越來越高,研究範圍也從史實拓展到理論。當時關于農民戰爭與宗教之間關系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有無兩種不同的宗教?宗教對農民戰爭的組織作用如何?有無作爲農民革命理論的宗教經典?一方堅持宗教就是統治階級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不能說有什麽統治階級的宗教和農民的宗教,從根本上否定了宗教與農民戰爭之間的關系;另一方則提出中國農民戰爭往往是由某些“異端”宗教發動的,這種“異端”是農民的宗教,甚至將其稱爲農民革命的組織形式。由于《太平經》被一些學者稱爲“我國第一部農民革命的理論著作”,並在此基礎上對後世的農民戰爭做出許多類似的推論。因此,熊先生認爲要清除後人的臆斷,恢複中國農民戰爭史的原貌,必須首先從對《太平經》的深入研究入手,《〈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系》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寫出的[3]

他在文中利用当时尚无人注意的敦煌文獻中的《太平经》目录,大体弄清这部书的最初概貌及其流传删改情况。指出现存传世本是由一些思想相近者的作品拼凑而成,其文体、观点等虽有所差异,但经中的主导思想是规劝统治者修德省刑,周济贫民,以求得统治的稳固,同时劝诫小民要各安本分,不得逆上作乱。因此,《太平经》不仅不是农民革命的“经典”,而且是与黄巾敌对的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

在此之後,熊先生又進而探索中國曆史上所有與農民戰爭有關的宗教,認爲前面提到的關于宗教與農民戰爭的兩種對立觀點都只注重表面現象,用孤立、僵化的觀點看待宗教問題,難免帶有較大的片面性,也不符合曆史發展的實際狀況。他在《中國農民戰爭與宗教及其相關諸問題》中指出[4]:在階級社會中存在著正統與異端兩種不同傾向的宗教,不過,兩類宗教具有認識上的共同性,在面向神、面向來世或天堂而安分守己的思想感召下,與面向現實的反抗鬥爭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因此異端宗教本身並沒有革命的因素。出身下層民衆的信徒發動起義是出于他們的階級利益,而不是受宗教的影響。

異端宗教的組織也與農民起義的組織不同,兩者之間並無內在的必然聯系,只有在內、外部因素具備的條件下,前者才有可能轉化爲後者。因此,泛泛將各種異端宗教組織都視爲革命組織的做法,顯然是違背曆史現實的。熊先生特別指出,並非只有異端宗教組織可以被革命所利用,被改造爲革命組織,其余農村中已經存在的組織形式,如宗族、軍隊、“盜賊”等山林隊伍、武裝私販集團、礦徒、秘密會社等,都可能轉化爲革命組織。同時,對于有些研究者將異端宗教與秘密會社混爲一談的做法也提出批評。

關于這些“異端”宗教的經典是否具有革命思想或者農民革命理論的問題,熊先生認爲,從現存經典的內容以及曆代統治階級成員對于各類“異端”經典的評價看,中國沒有任何宗教的經卷具有革命思想,更說不上是農民革命的宣傳品。有些農民革命領袖對于宗教經典做出革命性的解釋,在農民鬥爭中起到一定的宣傳作用,但這些都不是經卷中原有的教義,而是革命鬥爭展開時對于教義的改造,宗教語言只是其外在形式,內容卻是與宗教信仰不同的革命思想。

這兩篇論文發表後,不僅在國內學術界有很大反響,對于日本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史的學者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小林隆夫將第二篇文章全文翻譯後,連載于《史苑》第34卷第12期和第35卷第1期。

2.功虧一篑的六朝階級結構研究

在大學任教期間,熊先生先是忙于革命工作,後來又有行政事務纏身,他的閱讀與研究工作主要圍繞著教學任務來開展的。1957年調到曆史所後,工作環境穩定下來,他將研究視野確定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上、下限放在東漢後期至唐代中期以前。他認爲要全面考察魏晉南北朝這一曆史時期,首先需要弄清當時的社會階級結構,再考察土地占有制 ,進而分析政權結構中各階級的力量對比與其消長變化,以及各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映。因此,從1963年開始著手寫作《魏晉南北朝時期各階級的分析》,但這一工作因下鄉參加“四清”而中斷,僅寫出部分初稿。1974年他從幹校歸來後曾做過初步整理,可又因其他工作的牽扯而擱置下來。1979年整理出全書的序言,題爲《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結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各階級的分析〉序說》[5],發表後引起很大反響,而且由于副標題的緣故,使得許多老友及後輩學者紛紛來信詢問全書的出版時間,曾給他帶來不小的壓力。但他過于重視此書的寫作,想在重新閱讀這一時期史料的基礎之上做較大的修改,卻又很難抽出那麽完整的時間來進行,故一直拖延下來。

《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级的分析〉序说》实际上是这一历史时期阶级结构的总论,他指出在这一时期的文獻中,名词与概念十分混乱,同一名词经常有着不同的内涵,而同一概念又由许多看似相差甚远的名词来表达,必须逐一加以分析研究,切忌望文生义,进而在研究工作中产生无法解释的谬误。在文中旁征博引,对于户籍、等级、阶级、门阀和民族等主要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辨析,指出某些论著将这些概念不加区别地使用所造成的混乱。辨析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尽管有些观点在今天已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当年提出来的时候,确实还需要创新的勇气。

除此篇之外,書中的其余部分皆未定稿,已經成形的《六朝農民的負擔、階級地位與曆史作用》、《六朝豪族考》、《六朝的兵家與家兵》、《六朝的官私奴婢》、《六朝的屯、牧、官商、伎作和雜戶》等五篇初稿是由師母從先生遺物中清理出來交給我,再經曆史所同仁整理及核對後收入《六朝史考實》中[6],發表出來以供學術界參考。

《六朝農民的負擔、階級地位和曆史作用》首先分清編戶與客戶兩類不同性質農民在各朝代的名稱及其基本狀況,然後考察各個政權所征斂的賦役數額,並綜合各類史料計算六朝時期編戶農民和客戶的家庭收支情況,指出南方的剩余勞動率高于北方,若僅從上交租米一項看,編戶農民是可以維持最低生活的,但問題在于還有沈重的徭役與兵役;客戶所受的地租剝削遠高于編戶,無論南方還是北方,客戶不僅沒有剩余,而且地租已經侵占到必要勞動的4060%,;客戶之所以甯願忍受高額地租剝削,正表明當時政權的徭役與兵役是一種完全依靠暴力強制的超經濟剝削,其限度已經使編戶農民難于生存。農民在此境況下,爲求生存,首先是從事家庭副業以補主業的不足,其次則是借債和拖欠租調,還有采用改注戶籍和假冒出家來逃避賦役,最後則是逃亡山澤和揭竿起義。

《六朝豪族考》中首先明确指出六朝文獻中的豪族、大姓、豪右、富人、豪侠、豪猾、土豪、宗豪、首望、乡望、宗主、豪望等,实质上多指这种阶级属性相同的人群,也即是前文提到的庶族地主阶级。认为豪族与士族的主要区别在于先世无高官,本人缺乏儒学或文才等文化素养,尽管许多豪族依仗财势横行乡里,但并不拥有政治、经济与法律特权,还被士族视为“非类”。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协调状况,决定了这个阶级的两面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豪族与士族是有可能转化的,而且这种转化不单纯是个别家族的偶然现象,是有其深厚社会基础与政治背景的。

《六朝的兵家與家兵》深入論述了兵家與家兵的來源、身份、性質與其消亡過程,充分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論斷,如家兵部曲的消亡,主要是官兵化,只有部分隨身部曲成爲家仆等。《六朝的官私奴婢》考察了這一時期奴婢的名稱與來源,在生産中的地位與勞動形式以及奴婢的鬥爭方式與放免。指出盡管這一時期的某些人占有大量的奴婢,但奴婢的總數量在人口比例上與前代相比並不算多;在奴婢的總量中,婢多于奴,這是因爲無論是罪犯家屬還是戰俘,男人多被處死,只有婦女作爲奴隸生存下來;奴婢並不都參加生産勞動,從事耕作者更少,尤其是官奴婢;相當數量的奴婢主要供主人役使,從事家務勞動或用以自給的紡織。認爲有些研究者過高的估計這一時期的奴婢數量及其在社會生産中所占的地位,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六朝的屯、牧、官商、伎作和雜戶》專門研究隸屬于政權某些機構的具有特殊戶籍的勞動者,雖然中、日學者已經做過一些研究,但還很不充分。本文中對各種戶籍的設置由來及其演變做出較爲詳細的論述,對于許多概念的內涵也逐一進行辨析,如指出雜戶與雜營戶的區別,雜戶這一名稱在十六國時期與北魏有著全然不同的內涵等。

3.六朝唐代史研究

在六朝史研究方面,除去階級關系研究外,熊先生的關注重心在于政治史,其主要代表作是《曹魏政權的階級性質及其入魏後之變質與滅亡》[7]、《鮮卑漢化與北朝三姓的興亡》[8]

前一篇的寫作時間與階級結構的寫作時間相近,從中尚可明顯感受到階級分析理論的影響。文中指出曹操一身兼具宦官子弟與士族名流的雙重身份,因而在其思想中也存在許多矛盾。雖然自己在素養與喜好上與名士相近,但在作風上卻蔑視名教禮法,不婚高門;在用人政策上則是不重德行,只重才能;在政治上倚重豪族,利用士族,控制方士。因此,曹操政權是以曹氏、夏侯氏爲核心的豪族政權,士族出任官職的人數雖多,但權力有限,只是被動的工具,不足以代表士族地主的利益。曹丕繼位後,受漢獻帝禅位,正式建立起魏政權,但這也正是曹魏政權蛻化變質的開始。曹丕兄弟都自小接受士族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自然受到影響而有所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在曹氏與夏侯氏子弟中絕非個別現象,而是相當普遍。曹丕的用人政策發生改變,使得士族地位大爲上升,在政治上日趨活躍,控制了選舉大權,並開始擁有軍權。到魏明帝曹睿時期,已經完全修改了曹操的用人政策,出任要職的士族更多,不僅控制軍權,而且染指民屯與軍屯。在此基礎上,作爲士族代表的司馬氏才有可能在高平陵之變中擊敗曹爽,並進而控制整個政權。

《鮮卑漢化與北朝三姓的興亡》是熊先生所撰寫的最後一篇長文,試圖以鮮卑族爲代表,討論曆史上少數民族的漢化問題,對于北朝時期鮮卑族的漢化過程與北魏、北齊、北周三朝統治者的興亡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文中指出少數民族漢化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經常會出現反複,不能單純以某一封建王朝的興亡來判定漢化的成功與否,也不能把統治者的一姓一家與民族等同起來;各少數民族的漢化,必須出于他們自覺的要求,主要還得靠他們君主帶頭來推動,因此,最高統治者的知識、才能、個人愛好乃至其心理與病理狀態,都會對漢化的進程産生重要的影響;對于某些少數民族的成員來說,漢化不僅要改變他們的生産勞動習慣,而且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甚至影響到他們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前途,的確是一個矛盾與痛苦的過程,這種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即成爲胡、漢兩派的對立,甚至導致政變或亡國。

在論述少數民族漢化脈絡的的同時,還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如對北齊統治者高澄死因的質疑,對于高洋精神病學症狀的分析,西魏宇文泰推行貌似胡化措施的內涵及其作用等,都相當精辟。

在唐代史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武則天與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評價方面。應該說這兩方面原本都不在熊先生的整體研究計劃之中,前者是對十年動亂中“四人幫”歪曲曆史的撥亂反正,而後者則源于一次出訪後的副産品及隨之而來的一場筆墨官司。

在“四人幫”橫行之時,爲了達到其政治目的,曾大肆吹捧武則天。熊先生出于義憤,也爲了總結曆史的經驗與教訓,開始廣泛收集有關史料。在“四人幫”倒台後即寫出《武則天的真面目》[9],對于澄清曆史事實,肅清“四人幫”評法批儒的流毒起到一定的作用。後加以修改增補,列入社會科學戰線叢書,出版了單行本,改題爲《論武則天》[10]。此後,他又就文章中所涉及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撰寫《關于武則天評價問題答客難》[11],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1981年,熊先生受日本太平洋學會等單位邀請,參加在日本神戶舉行的“遣唐使時代的日本與中國”學術講演會,作了《唐王朝的形成與特征》的專題報告[12]。在考慮唐代的特征時,他認爲唐代的民族政策較任何封建王朝都更開明,對建立與鞏固多民族的國家和形成豐富多彩的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故在回國後寫成《唐代民族政策初探》[13],對于唐代,尤其是唐初的民族政策進行了較爲全面的論述,認爲唐初民族懷柔政策是接受了漢代以來數百年的經驗和教訓的結果,在統一各民族地區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政策爭得各民族的支持,共同維護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促進了各民族間的交往,不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發展,而且有助于民族間的友好相處和民族融合。不過《曆史研究》在發表此文的一期,同時發表了胡如雷先生《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一文,主要是談唐太宗對各少數民族所采取的一些分化、離間的措施,認爲在看到各族友好交往的同時,也應揭示一些民族矛盾的陰暗面。

觀察角度的不同,引發了兩位先生的一場爭論,熊先生先後發表了《從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試論曆史人物的局限性—與胡如雷同志商榷》[14]、《對胡如雷同志〈再論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文的答複》[15],對此問題進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討。

4.興之所至的文學史研究

假如說熊先生的史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與當時政治形勢的關聯,並有著相當的目的與計劃性,那麽他的文學史研究則更多地反映出文人的隨意性。在發表的幾篇文學史論文中,只有一篇最初與政治風潮有關,但在寫作過程之中,政治性也逐漸淡化,而爲學術性所替代。而另外幾篇,則充分展現出作者知識面與其思想的跨度。

1954年文藝界舉辦紀念洪昇的活動,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系請熊先生去作報告,在准備時,發現雖然中外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未弄清的問題,遂在演講後將自己的研究心得寫成《洪昇生平及其作品》[16]。他在查閱了被清朝統治者列爲禁書的《稗畦續集》等一些當時還未爲人注意的材料後,對洪昇的身世與生平做了詳細考證,對其主要作品也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洪昇身爲明末遺民,遭遇家難,因此其所作的《長生殿》雖寫的是唐玄宗與楊貴妃的生死戀情,但卻流露出對清朝統治的不滿和對故國的懷念。

五十年代初,胡適先生作爲一種象征,受到全方位的批判,身在局中的熊先生,當然不可能無所表示。骨子裏是個文人的他,選擇了胡先生的《〈水浒續集兩種〉序》作爲靶子,通過對方志、野史筆記及陳忱自己詩的研究,認爲胡先生對于陳忱的出生年代及其秘密抗清活動都未能搞清,因此也就無法理解其創作《水浒後傳》的現實生活基礎。不過此文以後經過修改,定稿時政治色彩已然淡的幾乎看不出來,改名爲《陳忱與水浒後傳》,成爲一篇考證史實的文章。

《天雨花》是清初誕生的彈詞名篇,在民間流傳甚廣,甚至有人將其與《紅樓夢》並提,稱爲“南花北夢”。但多年來對其作者卻始終不能確定,以致有多種說法並行。由于一個偶然的機遇,熊先生將其與明末起兵抗清的劉淑英聯系起來,並寫成《〈天雨花〉的作者爲明末奇女子劉淑英考》[17]。提出九種理由證明《天雨花》的作者爲劉淑英,認爲現在書中所署作者陶貞懷是劉淑英的化名,目前通行的刻本是經過別人修改的,而且修改者歪曲了原作者的思想和創作意圖。

詩鍾是清代中期以後文人雅集時用以炫耀才思敏捷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興起于福州,並隨著福州人的遷徙逐漸發展到京師及各地,由于被視爲“小道”,未見載于任何詩文集,詩話與筆記中也很少提及,近年來知之者已甚少。有鑒于此,熊先生根據耳聞目睹的材料,並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撰寫《詩鍾》[18],介紹這一流傳一百多年的詩歌特殊體裁,考證了詩鍾的起源、流傳和發展過程,列舉了詩鍾中分詠格和嵌字格的各種形式,以及曆代文人的佳作。

除研究與介紹前人的作品外,熊先生自己也創作了不少詩詞,或有悟于讀史,或有感于時事,皆直抒胸襟,頗多慷慨悲壯之辭。但詩作發表不多,且他生前未作系統整理,相當零散。先生辭世後,師母陳可貞女士及家人將家中零亂的詩稿整理出來,按寫作年代編排,印行《鑒堂詩草》,分贈親朋友好。

三、淵博的學識與坦蕩的胸懷

熊先生自幼即傾心文史,在求學時期及以後繁忙的工作中,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閱讀史籍及相關典籍,爲研究工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礎。他通讀了除《元史》外的其余二十三部正史,使得研究視野不局限于某一朝代,而是有一個貫通古今的全局觀念。此外,他對別史、雜史、方志、文集、筆記小說、詩詞以及碑刻、考古材料等都很重視,所以在撰寫論文時往往可以應用前人所未注意的材料。他還大量涉獵有關當代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的論著,認爲只有了解現實,才能深化對曆史的認識。

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應用,是他史學研究的主要特點之一。他認爲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能只是摘抄幾段語錄,關鍵在于聯系實際去理解,去思考,以之指導史學研究工作,駕馭所掌握的史料,從而達到認清曆史規律的目的。正是由于他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所以在研究農民戰爭與宗教的關系、魏晉南北朝的階級結構等問題上,能不囿于陳說,提出許多創見。

在吸收、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提出自己的學術見解,是他在研究中的另一主要特點。他經常強調要注重學術信息,多看別人的研究成果,不能孤陋寡聞,閉門造車。即使晚年行動不便,還常托朋友和學生代借各種圖書與雜志,以避免重複別人已經做過的勞動。新意不多的文章,他甯可不寫。如他曾對曹魏時期的屯田問題有些看法,擬動筆撰寫,但在看到日本學者西嶋定生的文章後,覺得許多問題西嶋先生已經論述的很清楚,就未再動筆。他所寫的每篇論文,皆有著自己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並加以充分論證,從不隨波逐流,人雲亦雲,也不因有人約稿而匆忙趕完交出。由于熊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的成就,1984年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成立时,他与唐长孺、周一良先生等一起被聘为学会顾问。

建國後,雖然他一直擔任行政領導職務,但始終平等待人,從不擺出師長或領導的架子。有後輩去請教時,一定盡心竭力地幫助,指點需要看哪些史料,選什麽樣的題目比較合適,並指出在這一問題上已有哪些人進行過研究,而什麽地方還存在著疑問,可以進行探索。無論所內所外,識與不識,他都熱情接待,盡管這耗去了大量他本已不多的研究時間,他卻從不厭煩,使很多人都獲益匪淺。

對舊日的朋友,他從未以黨的領導身份出現。如廈門大學的鄭朝宗先生是他40年代的老友,1957年被錯劃爲右派後,雖然他遠在北京,但遇到熟人就打聽鄭的消息,得知鄭“摘帽”的信息後,立刻就去告訴鄭的另一位好友錢鍾書先生。1961年,熊先生因公到廈門,特意到鄭家探望,鼓勵鄭不要灰心喪氣,要繼續做學問。他的關懷使老友銘感于心,熊先生逝世後,鄭先生在悼念文章中特意提及此事。

他性情耿直,胸懷坦蕩,有什麽意見總是當面向別人提出,極厭惡背地裏議論、攻擊別人。在負責所裏黨政事務時期,有個別人經常在背地打小報告攻擊別人,他收到此類小報告後,皆付之一炬,從不理會。

當然,在過去的政治氣候下,迫于無奈,他也做過一些違心的事情。如向達先生被錯劃爲右派時,他被指派作爲曆史所的代表出席在北大召開的對向先生的批判會。因衆所周知他與向先生有師生之誼,且關系很好,迫于形勢,不得不在會上發言。但他又怕向先生因接受不了而想不開,就利用中午休息時間拜訪北大另一位也在聯大教過他的先生,講了自己的苦衷及此時不宜到向家勸慰的情況,托那位先生去勸向先生想開些,要保重身體。並告訴那位先生說:“向先生可能正在生我的氣,不要講是我托您去勸的。”隨著韶光的流逝,盡管事過境遷,可直到晚年他提起此事來仍心有歉疚,覺得那樣對待向先生這樣一位老專家,又是自己的老師,實在不應該。他在《悼向覺明師》寫道:“昔年問學侍程門,座沐春風夜語深,每憶清明乙丙禍,寸心耿耿向誰論。” 雖然當時事出無奈,可他並未以此爲自己辯解,來減少心中的歉疚之情。

1978年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後,他兼任曆史系主任,並親自擔任魏晉南北朝史的導師,爲培養史學研究的接班人,傾注了大量心血。從招生、閱卷到安排課程、聘請各方面專家指導授課,他都逐一過問。當時除本所和北京的專家外,凡路過北京的知名史學家,幾乎都被請來各展所長,熊先生曾戲稱爲“雁過拔毛”。有次部分同學因忙于其他事情而未去聽課,他曾大發雷霆,把全系同學召去訓斥一頓。盡管當時有人不以爲然,但多年過後,許多同學回憶起來,都覺得這實在是個一心與人爲善的“好老頭”。

在嚴肅紀律的同時,他也切實爲同學們解決過許多問題,尤其是改善學習條件及圖書利用等方面。一個同學在外出考察時不慎將車票丟失,無法報銷。他知道後,讓那位同學寫一份說明情況的檢查,他在上面批:“該生糊塗”,並請校方量情予以報銷,結果事情得到圓滿的解決。事後,他還怕那位同學對批語不接受,特意對其解釋,只有那樣批才能打開原先的僵局。

雖然與同時代的史學家相比,熊先生的著述不算豐富,但他淵博的知識、嚴謹的學風、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坦蕩的胸懷、樂于助人的品格,都會與他的著述一起,永遠留在聆聽過他教誨或研讀過他論著的人們心中。

 

原刊于《炎黃文化研究》第六輯,大象出版社,2007



[1] 出于熊先生所作七绝《奈良怀古》:“文采风流话奈良,遣唐使者几回航。史家當具千秋識,互市亲邻国运昌。”收入《鉴堂诗草》。

[2] “五朵金花”原爲上個世紀50年代制作、放映的一部電影,後被借指當時中國史學界所主要討論的五個基本理論問題,即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

[3] 《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4] 《曆史論叢》第1輯,中華書局,1964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6] 中華書局,2000年。在熊先生遺下的六篇未定稿中(除上述五篇外,還有《九品中正制考實》),張澤鹹先生整理三篇,朱大渭先生整理兩篇,筆者整理一篇,詳見《六朝史考實》筆者所撰後記。

[7]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華書局,1990年。此文在熊先生生前交給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編輯組,但正式出版已在其逝世之後。

[8] 此文原已交中華書局《文史》雜志,因篇幅過長,決定分兩期連載,但尚未定下具體刊出時間。在中華書局決定出版熊先生文集《六朝史考實》後,他遂將稿抽回,修改後直接收入集中。

[9] 《社會科學戰線》創刊號,1978年。

[10] 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1] 《曆史教學》1979年複刊號。

[12] 此報告收入江上波夫主編《遣唐使時代之日本與中國》,日本小學館版,1982年。

[13] 《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4] 《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5] 《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6] 《福建師範學院學報》1956年第1期。

[17] 《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4輯。

[18] 《學林漫录》第9集,中華書局,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