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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毓铨

发布日期:2015-03-06 原文刊于:

 

 

王毓铨先生傳略

 

著名曆史學家王毓铨先生(1910-2002年),是明史專家、秦漢史專家、古錢幣學專家。山東萊蕪人。1924年,他考入曲阜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次年擔任曲阜縣團委書記。192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1年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在北大學習期間,他擔任學生會交際股股長,負責聯絡各地大學生進行抗戰救國運動,並參加“北京大學學生南下示威團”,到南京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後轉入曆史系。1938年在北京大學曆史系畢業後,到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工作。七七事變後,回到家鄉,配合“抗日救亡運動委員會”、八路軍山東遊擊隊第四支隊做抗日救亡工作,爲政治訓練班講授社會發展史。

1936年,王先生在美國太平洋學會主編的《Pacific Affairs》季刊上發表了英文論文《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中國曆史上的田賦增加和王朝更替)1938年,應太平洋學會邀請,他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紐約,並于次年參加太平洋學會主持的“中國曆史編纂計劃”,承擔秦漢史部分。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希臘史和羅馬史,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畢業論文題目是《西漢中央政府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1947年,王毓铨先生受聘于美洲古錢學會,擔任該學會博物館遠東部主任。1948年,在中國共産黨紐約支部指導下,他參與建立留美學生和學者的組織“新文化學會”,任第一屆主席。1951年在美國出版了《中國古貨幣》(Early Chinese CoinageNew York :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1951)一書。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王毓铨先生毅然克服阻力,從大洋彼岸回來報效祖國。他先在中國曆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陳列部任主任,1954年曆史陳列就緒,1955年調到中國科學院曆史二所任研究員。在新成立的明清史研究室,由白壽彜先生擔任組長,王毓铨先生任副組長,直接負責新中國明史學科的建設工作。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成立明史研究室,由王先生擔任研究室主任。1986年王毓铨先生加入中國共産黨。1989年中國明史學會成立,王毓铨先生任会长。他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经济史学会会长、明藩王研究会名誉会长,以及太平洋历史学会顾问、《香港大学中文集刊》顾问、英国剑桥大学《Asia Major》學報顧問、意大利東方大學《中國曆史與文化百科全書》顧問等職。

王毓铨先生博通中國古代史,在學術上有著卓越成就。他半個多世紀的的學術生涯大致可以劃分爲前後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是在國外,從事秦漢史和古錢幣的研究。在秦漢史方面,1939年他參加美國太平洋學會主持的“中國曆史編纂計劃”,承擔秦漢史部分,收集整理秦漢社會經濟資料彙編。回國後他在《曆史研究》上發表《漢代亭與鄉裏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說》、《轅田(爰田)解》兩文,就是在此時打下的基礎,澄清了《漢書》的錯誤。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西漢中央政府組織》,通過將中國漢代與古代羅馬的比較研究,指出了西漢政府的基本特點,成爲當時美國各大學學生學習中國曆史的必讀論文。在古錢幣方面,1950年他在美國以英文出版《中國古貨幣》一書,因此《世界名人錄》(Whos  Who) 收入了他的小傳。回國以後,1957年他出版了《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一書,並由此奠定了他在古錢幣學史上的重要地位。1990年此書更名《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出版。初版近四十年之後,1994年著名古史專家李學勤先生說,再讀此書仍然“深感其在錢幣學史上的價值重要”,評價爲“將先秦錢幣的研究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書中的好多論點,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第二階段是王先生歸國以後,直至去世,主要從事明史學術研究。雖然在回國之前,他已在史學領域中有了其它方面的學術成就,但當新中國需要加強明史的研究時,他沒有任何猶豫,立即轉攻明史。從此,在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中,明史研究是他傾注了全部心血的研究領域,成爲其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在這一領域成就卓著,聞名中外。

王毓铨先生對明代社會經濟史的用功最多,對于明代土地制度史以及相關問題上的研究具有開創意義。他的《明代的王府莊田》一文,系統而全面地對明代的王府莊田進行了研究;《明代的軍屯》一書,追本溯源,論述了明代軍事屯田的曆史淵源以及發展演變的軌迹;《明代的田地赤契與賦役黃冊》一文,利用明代徽州土地買賣契約文書,說明了土地買賣赤契與賦役黃冊的關系。難能可貴的是,王先生注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學習,融會貫通在學術研究中,以明史研究爲基點,進一步加以理論思考,高屋建瓴地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點進行了探究,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對于中國古代史的完整體系,深化了對明史以及中國古代史的認識。《中國曆史上農民的身分》、《封建社會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分》、《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議》、《明代的軍戶》、《明代徭役編審與土地》、《籍?貫?籍貫》、《納糧也是當差》、《戶役田述略》、《明代的配戶當差制》等一系列論文,在對中國古代農民身分地位進行深入考察基礎上,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對封建土地國有制、編戶齊民納糧當差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基本特征的獨到見解。關于封建社會及其體制的主要特征,他提出:中國封建社會是“家長制專制封建社會”,基本特征是“政治權力支配經濟權力”,“經濟體制完全建立在其政治體制之上,且決定于政治體制”,而封建政權的基礎是土地與人民,土地與人民歸帝王所有,因此,“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在各階級、各階層間居有支配的地位”。他還認爲封建社會的土地不是市場上的商品,只是“通過這種手段能使佃種者(占有者)供辦超經濟強制的勞役。因爲佃種者對它沒有所有權,所以能被所有者朝廷禁止典賣”。從而,指出“古代封建中國沒有土地私有制”,皇帝“代天理物”,管理土地與人民,于是設置百官,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和專制官僚政體,百官爲皇帝當差,而“居于主體地位的個體農戶所遭受的剝削和壓迫是賦役(糧差)。”由此,他進一步認爲,引發中國農民戰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賦役的繁重。他特別強調實事求是地研究曆史,曾指出,在明代,資本主義萌芽“萌了沒有”,“還是個應該探索的課題”。他的學術視野宏大,具有鮮明的理論特色,成爲明史研究中新的學說體系,確立了在明史學界的重要地位。

王毓铨先生獻身史學事業六十多個春秋,致力明史研究將近半個世紀,對新中國建立明史學科體系有著開拓之功。他造詣頗深,成就斐然。曾負責《明史》點校,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卷》明史分支編寫組主編、《中國曆史大詞典?明史卷》主編、白壽彜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九卷 《中古時代?明時期》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主編。1982年起,由他主编,明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辑--第五輯),他的《皇明條法事類纂讀後》和《明代地區經濟研究之我見》等具有倡導意義的論文都發表在這一研究室的學術園地上。他的論文《論明代的配戶當差制》得到史學界高度評價,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他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第四屆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1984年,他的《萊蕪集》出版,收錄了關于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和農民身分等方面的論文,有著廣泛的影響;200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他的文集《王毓铨史論集》(上下冊);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編選的《王毓铨集》出版。2010年,是王毓铨先生百年诞辰,《中國史研究》特辟专栏以誌纪念。今天,我们读着他的专著,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的执着进取和认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成为留给后学的一笔宝贵的遗产。

                                                                                                   (萬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