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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希枚

发布日期:2015-03-06 原文刊于:

 

楊希枚

 

楊希枚,字铮曜,回族,1916210生于北平(今北京市)宣武門牛街。1930年至1935年就讀于西北中學。1935年在輔仁大學生物系學習,1936年至1938年在中法大學法文預備班和生物系學習,1939年至1942年在武漢大學生物系學習,獲理學學士學位。1943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工作,1949年隨中央研究院遷往台灣省,曆任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738月至19747月擔任人類學組主任。1952年至1969年兼任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副教授、教授。1962年至1979年爲台灣史學會、民族學會理事。1968年至1979年爲美國現代人類學會助理會員。1980年從中研院退休,到美國探親並移居。1981年從美國回到北京定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1983年受聘爲先秦史學會理事、副會長,中國民族學學會理事、顧問,1987年受聘为中國殷商文化學會顾问、河南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1984年至1992年連續擔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338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享年78歲。

楊希枚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文化史、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卓著,曾对昆明、安阳殷墟等地考古出土的人体骨骼进行测量,主编《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深入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在台湾大学从事多年的体质人类学教学,培养新生力量;译介国外著名人类学家的论著,推进了我国人类学的发展。一生勤奋,治学严谨,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譯文10余篇,另有未刊遺稿多篇。主要論著收入《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和《楊希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楊希枚倡导以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史,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姓氏制度研究。他在《字古義析證》(《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冊,1952年)、《论先秦所謂姓及其相关问题》(《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再论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文中指出,先秦所謂的姓和氏,非漢代以來姓氏學家所謂的姓和氏。先秦姓族主要是指血緣性的族姓集團,氏族主要是指政治區域性的邦國、采邑集團,兩者的性質和組織全然不同,這才是先秦姓、氏之別的本義。他還在《論晉語黃帝傳說與秦晉聯姻故事》(《大陸雜志》第26卷第6期,1963年)、《〈國語〉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傳說的分析(上)》(《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冊,1963年)、《〈國語〉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傳說的分析(下)——兼論中國傳說時代的母系社會》(《清華學報:紀念李濟先生七十歲誕辰論文集》,1967年)等論文中,對黃帝父子同姓或異姓,異姓乃是緣自母系姓族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

(二)先秦賜姓制度研究。他在《〈左傳〉因生以賜姓解與無駭卒故事的分析》(《中研院院刊》第1輯,1954年)、《先秦賜姓制度理論的商榷》(《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等論文中指出,先秦分封制度賜姓,應指民姓即分赐功臣以属民(异族俘虏)。賜姓与胙土(裂土)、命氏(封國)爲分封制度的三要素。這與漢唐以後最高統治者只將自己的姓號賜給異姓功臣或親侍是絕然不同的制度。

(三)聯名制、名與姓的起源關系研究。他在《台灣賽夏族的個人命名制》(《中研院院刊》第3輯,1956年)、《漢族的姓氏與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大陸雜志》第14卷第10期,1957年)、《聯名制與姓氏制度研究》(《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冊,1957年)、《從名制與親子聯名制的演變關系》(《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4種,1961年)、《聯名制與蔔辭商王廟號問題》(《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66年)、《論周初諸王之生稱谥》(《殷都學刊》1988年第3期)等論文中,依據民族學的聯名制,說明先秦時期所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應即聯名制。這種聯名制是過渡的姓氏制度,是秦漢時期姓氏來源之一。

(四)殷墟頭骨測量與人種學、民族學研究。在《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和研究》(《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2分,1970年)、《古饕餮民族考》(《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67年)、《論北海、儋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晉人剺面之俗——有關古饕餮民族考的一些補正》(《大陸雜志》第38卷第1期,1969年)、《论汉简及其他汉文獻所载的黑色人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上冊,1969年)、《卅年來關于殷墟頭骨及殷代民族種系的研究》(《中國古史論叢》總第8期,1983年)等論文中,指出構成中華民族的人種不是單一的蒙古人種而是多種系的。1962年至1968年他主持安阳殷墟头骨测量、研究工作,根据测量数据分析出五种类型,大多数属古典蒙古人種,另有美拉尼西亚人种、高加索人种、爱斯基摩印第安人种、类似波利尼西亚人种。他认为先秦饕餮民族可能是分布于中亚吉尔吉斯草原,并与秦汉以来的匈奴、塞种有种系关系的游牧民族。汉简记载的黑色人种是如同黑色的乌孙人一样,都是来自西域的非蒙古人种的异种族人。

(五)神秘数字研究。他在《再论中国古代某些神秘数字和古籍编撰的神秘性》(《大陸雜志》第42卷第5期,1971年)、《略論中國古代神秘數字——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研究序》(《大陸雜志》第44卷第5期,1972年)、《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3期,1972年)、《古籍神秘性編撰型式補證》(《國立編譯館館刊》第1卷第3期,1972年)、《論神秘數字七十二》(《考古人類學集刊》第3536卷合刊,1974年)、《略論中西民族的神秘數字》(《國立編譯館館刊》第3卷第2期,1974年)等论文中,指出神秘数字为宗教象征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某些数字表示宗教信仰的符类,故可借此研究宗教信仰。楊希枚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先驱。

(六)古史考辨。楊希枚认为,因经师旧注的误解,导致一些史学问题异说纷纭。先秦史学不应断章取义,应尽量依据史料,考订史料的词句语意,澄清误解,再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他的《〈论语·子罕〉章句问题评断》(《民主评论》第6卷第24期,1955年)、《先秦諸侯受降、獻捷、遣俘制度考》(《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本,1956年)、《從七出談到三歸——有关古代婚姻和经济制度的一些史料的讨论》(《大陸雜志》第30卷第2期,1965年)、《〈孟子·滕文公〉篇三年喪故事的分析》(《食貨月刊》第1卷第3期,1971年)、《再論堯舜禅讓傳說——古史研究方法論例之一》(《食貨月刊》複刊第7卷,1977年)《春秋隱公射魚于棠說駁議——兼論春秋獀狩、治兵與祭牲之制》(《文史》第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