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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厚宣

发布日期:2015-03-06 原文刊于:

 

 

胡厚宣

 

胡厚宣先生,191112月出生,19954月病逝。籍貫河北省保定市望都縣,漢族。

先生1924年考入保定培德中學,1928年考入北京大學預料,兩年後升入史學系。1934年北大畢業,進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到安陽參加殷墟發掘團,發掘侯家莊王陵。1935年回到南京所內整理研究殷墟出土甲骨。1940年到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研究員,並在大學部教課,任曆史社會系主任。1947年至1956年,在複旦大學曆史系任教授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下半年,奉調北京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所。

早年先生就讀北京大學,隨諸大師遊于古史,即接受王國維“古史二重證”思想,並用此種方法來寫作論文。那時新成立的中研院史語所從廣州遷來,所長傅斯年兼代北大史學系主任,請所內專家在史學系教課。內容均由史料結合考古發掘所得,使學生們耳目一新。

1934年北大畢業後,胡先生加入了田野工作的行列,開始了他六十年的甲骨學、考古學、古代史研究的曆程。在安陽期間,于梁思永帶隊下,先發掘同樂寨的三層文化,又主持西北岡1004號大墓的發掘。墓中出土牛鼎鹿鼎,青銅戈,青銅矛和青鋼盔,曾轟動一時。

1935年胡先生回到南京本所,整理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先協助董作賓編輯《殷墟文字甲編》,然後根據拓本,對照實物,撰寫《殷墟文字甲編釋文》,並有簡單的考證。抗戰結束,曾計劃付印,後研究所遷台,因胡先生已經離開,就由屈萬裏以考釋名義出版。

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發掘中,在安陽小屯村北地挖出編號127的一坑甲骨,由于在工作地清理不便,就連土一起制成大木箱,將甲骨運到南京史語所,由胡先生帶技工數人作室內發掘。“七七事變”後,胡先生隨史語所一路疏散,甲骨材料倉猝促裝箱,先運長沙,經桂林,再運昆明。乃由胡厚宣、高去尋兩人登記編號。127坑甲骨先後經剔剝、清洗、繪圖、拼合、編號,曆八個月,共得17096片。胡先生曾寫有《第十三次發掘所得甲骨文字舉例》一長文。爲紀念這一甲骨史上發掘最多的盛事,特制成石雕模型,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1940年研究所遷四川宜賓李莊,甲骨遂逐漸墨拓編排,先後出版爲《殷虛文字乙編》上中下三輯。

先生到中研院参加殷墟发掘,由求学时“每感书阙有间,文獻难征”,至此“乃恍然知研治古史,必当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实为最基本之材料。”(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从此便与甲骨文字结下不解之缘。又以往研究甲骨的学者较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迹商讨者,所依材料又比较零碎。先生則力求結合殷商曆史與商代遺迹、遺物進行研究,從而解決了不少甲骨學殷商史上的重要問題,先生研治甲骨,“期能綜合歸納,分析疏通、著筆之前,必先將有關材料,網又無遺,悉參于前人之說,通其辭例,考其字源,驗以金文,證以小篆,然後旁印之史乘舊說,固不敢妄比時賢,蓋自求能免穿鑿附會而已耳。”先生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即是此一研究成果的典范。其中如《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两文,说明封建宗法之制,殷时已有之,非周人所创,能补正王静安《殷周制度论》之疏误,持论尤为精湛;而《殷非奴隶社会论》,《殷代焚田说》两文,纠正社會史学者新奇怪异之说及不深究卜辞,偶摭其若干单文只字,以妄论古史之弊;《武丁时五种纪事刻辞考》,《殷代卜龟之来源》两文,综合五种同类之记事刻辞,会而考之并知殷代采贡与祭祀龟骨之制,及南北交通之问题,还纠正此前一般认为凡甲文均属卜辞的观点,并连带解决了一系列相关问题;《殷代年岁称谓考》知殷代除‘祀’之外,亦有‘年’‘岁’之称。以证治殷历者言殷无‘年’‘岁’,而《尔雅》谓‘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一说为不误之谬。《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将甲骨文的四方风名与古代文獻中成套材料相结合,更是应用“二重证据法”的佳例,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之作。《卜辞下乙说》一文证下乙当为人名且考知下乙当为祖乙,在殷先祖中,实占一极重要地位,可破以下乙为地名之非,此篇可称作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之后,探讨卜辞中殷商帝王、世系之成定论者。他如《殷代工方考》,考殷代对于方国之征伐;《殷代之天神崇拜》考殷代对于天帝日月星辰云虹风雨四方之信仰;《殷人占梦考》,考殷人关于梦幻之风俗;《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考殷代已有五方及中国之观念;《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考古代北方多水患,故不能不营丘而居;而《殷人疾病考》更成为我国古代医史研究上公认的重要文獻,文中依甲骨文字考证殷人疾病凡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正因此书(《甲骨学商史论丛》)“网罗放失,广徴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芒,”获得学术界好评,初集印出即获得当时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的科学发明奖。日后此书在港、台都有翻印本问世,国内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也编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选》。

先生治學的另一大特點即是注意對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早先緣于前輩學者經常言及做學問首先要詳細占有資料,後在實踐中亦深感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又念研治甲骨文字,倘欲免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之嫌,則所見材料必多。”于是下決心收集國內外所有公私收藏的甲骨資料,先作一總括之研究。先生致力于甲骨資料的搜集,是“懷著這樣一個意念:爲了提供大家研究的方便,我應該把自己所搜集得見的甲骨材料,及時地公布出來,”。而先生在搜集、整理和刊布甲骨文資料方面的成就,確已超過前人,有力地促進了甲骨學的發展。在甲骨著錄上,先生是依個人力量刊布新資料最豐富的一家。即使不提編輯《甲骨文合集》一事,先生先後刊布的甲骨片數也已近兩萬片,約占存世十五余萬片的八分之一強。此一數目比素以著錄豐富聞名的羅振玉明義士等人所發表者要超出兩倍多,較之由大規模科學發掘所獲而著錄的《殷虛文字》之總數也多。先生先後發表過七部甲骨文著錄書,七部專著的出版,前後相距四十余年,足見用力之勤。此外,先生尚有十余篇文章著錄或考釋到甲骨新材料,不僅數量豐富且著錄方法科學。先生于《甯滬》一書中,首創依王世分期、依事項分類相結合的著錄形式,一改其前僅作分類、甚至不分類則雜亂排比的舊貌,向科學著錄走出關鍵一步。

提到甲骨文的著錄,不能不談及《甲骨文合集》。那是19563月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起草科學研究十二年遠景規劃,這一工作舉行主要在北京,一部分也在上海舉行。先生參加了在上海的工作,在會上提出了一項《甲骨文合集》,被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組采納,列爲曆史科學資料整理重點項目之—。同年下半,周恩來總理親筆寫條調先生來京,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並主持先秦史組。《合集》本爲先生個人計劃,研究所尹達副所長建議,先秦史組除參加《中國史稿》人員外,全部參加《合集》,要求既出成果,又出人才。這樣,《合集》就成了集體的工作。經過幾年籌備,正式工作1961年開始,首先是搜集資料,先生身先士卒,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幾乎跑遍全國各大都市,在交通食宿方面吃了不少苦。然後就是對這些材料經過對重、拼合、複拓、換片、選用、聚群、分期分類等一系列的科學整理,最後編輯成書。由于不斷的政治運動,工作時做時停,至“文革”後期,工作才又進行並成爲國家的重要任務。書成之後,1978年始付印,1983年初,十三冊印完出版,收甲骨41956片。作爲集八十余年甲骨文出土大成的《合集》一書的總編輯,先生從計劃的設想提出及日後的搜集資料、體例編排等,爲之耗費了二十余年的時間和精力。《甲骨文合集》一書,飽含著先生的心血。《合集》一書,體現著先生的執著。1983年《甲骨文合集》一經出齊,即受到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表彰和獎勵,稱“這部書是建國以來文化上最大的一項成就”。以後又陸續獲獎。《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極大方便了學人研究,爲今後殷商曆史的深入探討,提供了准確的資料。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視。此後,以此爲基礎的著述間有問世,帶動了甲骨學這一學科研究進一步展開。先生也籍由《合集》的編輯,帶出甲骨學商代史研究的一批新人。薪盡火傳,至今未有間斷。

                                            (胡振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