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1.1 200 OK Server: nginx Date: Mon, 14 Oct 2019 13:42:43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Transfer-Encoding: chunked Connection: keep-alive Keep-Alive: timeout=180 Vary: Accept-Encoding Set-Cookie: bg12=25|ABqUO; Expires=Mon, 14 Oct 2019 21:42:31 +0800; path=/ 尹達-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當前所處位置:首頁>>學術名家
選擇文字大小[大] [中] [小]

尹達

发布日期:2015-03-06 原文刊于:

尹達先生之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半个多世紀来留下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足迹,爲发展中國的考古学、历史学耗尽心血和精力,做出重要贡献。

 

 

尹達,姓刘名燿,字照林,又名虚谷,笔名水牛。19061017日出生于河南省滑縣牛屯,198371病逝于北京,骨灰撒在黃河鄭州段。

清末劉氏家族以販鹽發迹,至劉燿父輩發達起來。父劉紹宣,最後一次鄉試舉人,先任縣立小學校長,後到開封新式中學任職。

五四運動之初,劉燿始讀私塾,1920年入滑縣小學,1922年入縣12中。1925年考入中州大學(河南大學前身)預科,1928年升河南大學本科,先在哲學系,後轉國文系。當此之時,中國社會面臨“向何處去”的選擇,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帷幕剛剛揭起,數量衆多的本土文化遺存陸續被發現,以史前遺址爲最多。社會性質變革、文化遺存出新,對于劉燿産生著巨大的沖擊,使他在兩個方面都作出了重要抉擇。

作爲青年學生,首先關心國家命運。“大革命失敗之後,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不少的青年知識分子大都彷徨歧途,無所適從,他們對中國革命的信心是減低了,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動向存在著一些糊塗觀念。這時候,正迫切地要求著這一問題的解答”,劉燿讀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最直接感受是:“以鋒利的文學手法,把枯燥的中國古代社會寫得那樣生動,那樣富有力量,對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正象打了一針強心劑。”[①]

同時,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與河南省組成“河南古迹研究會”,開始殷虛發掘。根據本人函呈、學校查核成績,19313月劉燿與石璋如作爲河南大學“函送學生”參加殷虛發掘。劉燿最初在安陽小屯北地見習,隨即赴安陽後岡參加梁思永主持的發掘。19325月主持浚縣大赉店史前遺址發掘,秋季參加浚縣辛村衛墓第二次發掘,畢業後爲曆史語言研究所研究生。1933年春參加浚縣辛村衛墓第三次發掘,隨後主持安陽後岡第三次發掘,與石璋如一起調查安陽同樂寨遺址,1934年春主持安陽後岡第四次發掘。

其間,兄長趙毅敏(原名劉焜)爲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兼奉天市委書記,被日本憲兵搜捕入獄。正在參加發掘的劉燿立即趕赴沈陽探視,並設法籌款營救。趙毅敏回憶說:

 

我被捕以後,他爲了安慰父母,過一段時間就以我的名義給家裏寫封信,告訴父母我又來信了,實際上我一封信也沒寫過。我的太太淩莎和孩子,那時候也都由他照顧著。[②]

 

1934年秋,劉燿研究生畢業,爲曆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參加梁思永主持的安陽侯家莊西北岡發掘,負責西區1001大墓,後又進行東區小墓發掘。1936夏初,參加梁思永主持的山東日照兩城鎮發掘,負責瓦屋村遺址。不久,爲曆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撰寫兩城鎮發掘報告,“抱病從事”,圖版及器物草圖基本完成。

抗日戰爭爆發後,曆史語言研究所遷至長沙聖經學校。126,劉燿在未完成的兩城鎮發掘報告稿最後留下3頁文字,其中有這樣幾段:

 

別了,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業!

在參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敵人鐵蹄踏過東北的時候,內在的矛盾燃燒著(著)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這樣的純粹學術事業!但是,事實的訴語影響了個人的生活,在極度理智的分析之後,才壓抑了這樣的矛盾,暫時苟安于“考古生活”之內。

現在敵人的狂暴更加厲害了,國亡家破的悲劇眼看就要在我們的面前排演,同時我們正是一幕悲劇的演員!我們不忍心就這樣的讓國家亡掉,讓故鄉的父老化作亡國的奴隸;內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夠再埋頭寫下去了!我愛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點可能,也不願意舍棄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愛國家,更愛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鄉,我不能夠坐視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這是一件冒險曆危的工作,但是卻不能使我有絲毫的恐怖和畏縮![③]

 

1214日,考古組舉行“離別宴”,石璋如有一段“清溪閣醉別”的回憶:

 

十四日的下午在長沙清溪閣二樓舉行離別宴,參加者有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劉燿、李景聃、李光宇、石璋如、王湘、祁延霈、胡福林、高去尋、潘悫、楊延賓,還有魏喜臣、胡占奎、王文林、李連青等。……酒菜上來後,大家起立,先恭祝研究所人員、文物均能平安的遷移到理想的目的地,一杯;次恭祝三組同人,不論隨所或他去,日後均能保持聯系和安全,一杯;……第二天十二月十五日,照林、子湘、延賓、霈蒼要離職的幾位朋友,把早已理清的作業捆好交給公家,醉意尚未完全離身,便忙著上路去開拓另外的新天地了,這是考古組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國仇組恨終身難忘。[④]

 

193712月底,劉燿到達延安,19381月改用母姓,始称尹達。经陕北公学学习,4月加入中國共産黨,5月進馬克思列甯學院學習,11月到陝北公學關中分校任教。19392月調入馬克思列甯學院,爲曆史研究室研究員,兼陝北公學總校教員。不久,開始撰寫《中國原始社會》一書,與範文瀾、佟冬合撰《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19417月調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長,194511月調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出版工作。其間,完成《書籍版式彙編》一書。

正當《中國原始社會》出版前後,傳來一件更爲傷痛的消息。小妹劉涑(劉淑芬)在山西靈丘黃木溝轉移群衆時,爲搶救一個孩子而壯烈犧牲。劉涑,北倉女中高中生,“西安事變”後參加抗日民族先鋒隊,先在臨汾民族革命大學受訓,後到延安學習,丈夫李天煥。

抗戰即將勝利,爲促進國共合作,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以“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尹達与傅斯年面晤,以《中國原始社會》一书相赠。19462月尹達即将调赴北方大学,捎信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告知“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然发见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这才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19473月在《中國考古報告》第2冊和《北方雜志》212期的同時發表。信中表示“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⑤]的意愿,虽因时局变化未能实现,却表现出尹達对“未完成”的兩城鎮發掘报告的牵挂之情。

19465月,到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任教。19487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並爲華北大學,任教務長。北平解放初,兼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部長,負責接管古都衆多的文物單位。華北大學改名中國人民大學,任研究部副部長。19539月,調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195312月調中國科學院,協助郭沫若籌建曆史研究一所,爲副所長。19546月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兼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556月,爲中國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學部委員、常务委员。1959年至1962年,兼考古研究所所長。19602月,曆史研究一、二所合並爲曆史研究所,爲副所長,主持全面工作。協助郭沫若創辦《曆史研究》,擔任主編至1960年。同鄧拓一道籌建曆史博物館,同吳晗、譚其骧負責組織編繪多卷本《中國曆史地圖集》,負責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甲骨文合集》的組織工作等。其間,撰成《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自1954年起,連選連任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後,繼續擔任曆史研究所副所長,增订《中國新石器時代》爲《新石器时代》198210月爲历史研究所顾问,主持编寫《中國史学发展史》一書。自1978年起,連選連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对于尹達“宁愿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忘我无私的高贵品德”,长期与之共事的侯外庐“深有感受”的回忆说:

 

建国以后,尹達同志接受党的委派,担负起全国历史学科的组织建设任务,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作爲历史学科的组织工作者之一,其功不可没。……我和尹達同志在历史所长期合作共事,而我于全面工作尽力甚微,主要工作都由他承担了,因而使我得以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我在历史所工作以来所出版的著作中,虽然都没有寫上他的名字,但和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⑥]

 

 

 

尹達先生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是郭沫若,一是梁思永。

尹達曾明确表示:

 

三十年代,我讀了郭沫若同志關于古代社會的著作後,就很自然地吸引著我。從此,我就逐步進入古代社會研究這個陣地了。我之所以學習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樣是受到了郭老的影響。

 

19316月,發表第一篇文章——《關于社會分期問題》。1945年,郭沫若在重庆发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尹達在延安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國古代社会研究》,经周恩来往返两地转达彼此的著作,尹達与郭沫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49年北平解放,尹達见到郭沫若,“得到了面受教益的机会”,从此“在郭老的领导下,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直到郭老去世。”尹達多次表示:

 

在治學的精神上,我已成爲郭老的私淑弟子了。[⑦]

 

在梁思永“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之于田野的调查和发掘的考古工作”的年间,尹達一面系统学习近代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發表的第二篇文章即是關于《考古研究法》的評論;一面参加河南、山东等地的考古发掘实践,而其中许多发掘都是由梁思永主持和领导的。因此,尹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梁思永“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的重要意义,在第一篇发掘报告《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结语”部分明确寫道:

 

後岡在中國史前史上地位的重要,梁思永先生在他的《小屯龍山與仰韶》和《後岡發掘小記》裏曾經詳細的加以敘述。它具有小屯、龍山和仰韶三期的文化遺存,錯綜的分層堆積在地下。我們順著層位的關系,自下而上的揭開,由小屯而龍山而仰韶便很清楚的一層層的見到了。這發見解決了中國史前史上不少的懸案,給我們一條正確的坦途去探索中國的史前期的社會。……以這遺址各期的文化遺存作基石,精密的去考究中國所發見的其他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則它們的先後系列不難找到。

 

这是尹達对梁思永贡献的评价,也是尹達长期从事中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依据。

尹達主持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的报告“已成十分之九”,夏鼐见过“报告的底稿”,认爲“无论就材料而论,或就整理编寫方法而论,都远胜大赉店遗址报告”,“附有尹達的留言,希望梁思永加以完成”[⑧]。雖爲未完稿,梁思永仍然給予極高評價:

 

這報告將成爲對于山東沿海區的龍山文化的標准著作,而是研究龍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參考書。[⑨]

 

在盧溝橋的槍炮聲中重寫于南京雞鳴寺旁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正是以梁思永參加、主持、領導的一系列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掘爲堅實基礎,准確地運用梁思永關于“小屯文化、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體的層位關系”這把“鑰匙”,經過缜密論證得出確論的。1939年冬在延安藍家坪寫成《中國原始社會》第一編第二篇《中國氏族社會》,強調“梁思永先生在河南安陽的後岡發見了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它對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上有著很重要的貢獻”。195556月間,將此篇改寫爲《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文,特意把这部分稿子送给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过”。1955 8《中國新石器時代·後記》寫有這樣一段文字:

 

《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文的补充,就是梁思永先生提出的意見。他本來希望我插在那篇裏面,因爲那篇寫得較早,不便大動,所以就附在後面了。現在梁思永先生已去世一年多了,我謹以這冊書的出版永志思永先生的熱情。

 

《中國新石器時代》一书不仅“永志”尹達对梁思永的深厚感情,同时永远记录下尹達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与梁思永的學術淵源。

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决定尹達必然走出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从1931年發表《關于社會分期問題》、參加河南殷虛發掘到1983年病逝,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個階段:19311937年,步入考古領域,即獲重要創見;19381943年,把新石器時代考古推進到中國原始社會研究方面,考古與史學研究初步結合;19441953年,從事出版與教育組織工作,基本中斷考古與史學研究;19541966年,肩負新中國曆史學、考古學學術組織、學科建設重任,從事曆史學理論、考古學理論探討,考古與史學研究緊密結合;此後,爲探索中國曆史學發展的基本線索、演變規律,進行著長時間的理論思考。

 

 

“從考古到史學研究”之路,使尹達先生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國新石器時代》增订本)、《中國原始社會》、《中國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爲代表。

一、突破安特生的體系,建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科學體系,《新石器時代》是其代表。

在延安恢複中斷兩年多的新石器時代研究,把1937年以前發掘所得比較可信的材料進行整理,審慎地找出各種文化遺存的先後關系,比較全面地分析各種文化遺存的具體內容,1939年冬寫成《中國原始社會》第一編第二篇《中國氏族社會》,論證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發展程序:仰韶文化遺存——在下層,屬于後岡期;龍山文化遺存——在中層,屬于辛村期;小屯文化遺存——在上層,屬于殷代後期。以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一文的論斷推測出龍山文化(兩城期、龍山期、辛村期)與仰韶文化(後岡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絕對年代,一個有著堅實基礎的中國新石器時代體系初步確立。

15年後發現安特生的新的報告裏“對于分期問題的意見,只是過去的見解之繼續發展而已;其基本觀點並沒有改變;他的舊說在我國的影響尚未清除,其新著卻又在我國一部分曆史學者中發生了影響”,19554月寫成《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關于安特生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理論的分析》一文,重點考察了先前未及深入的不召寨、齊家坪遺存,根據夏鼐等的考古報告,所得結論是:“不召寨是純粹的龍山文化遺址;仰韶村遺址裏有龍山文化的墓葬”,“安特生所假設的‘單色陶器’早于‘彩色陶器’的基點就站不住了,他爲這一錯誤論點所作的辯護也就不攻自破了”;“齊家坪遺址確屬另一系統的文化遺存,不得和仰韶文化混爲一談”,“安特生把齊家期放在仰韶期前面是錯誤的”。

19626月以後“重溫了擱置已久的新石器時代考古”,以《新中國的考古收獲》“綜合起來”的“全國範圍內三千多遺址的豐富內容”爲基礎,“忙裏偷閑,深夜捉筆”,196310月正式發表《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這一長篇論文,對我國新石器時代研究進行了全面的檢視和系統的總結,根據新的發現、新的問題,提出蓪扆深入鑽研的學術問題,論證了“怎樣前進”的諸多方面,“爲這一學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廣闊的前景”[⑩]

1979年《中國新石器時代》一书增订爲《新石器时代》出版,成爲尹達致力于“探索新石器時代考古”、建立中國新石器時代科學體系的代表作楊向奎、張政烺稱之爲“把中國新石器文化研究推上一個新的階段”[?]

二、把新石器時代研究推進到系統地原始社會研究,《中國原始社會》是其代表。

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開辟的“草徑”上,緊跟其後以唯物史觀對史前社會作出系統研究的是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194012月修订改版爲《中國原始社會史》几乎同时,尹達結合當時“大批新的材料和學術界之新的成果”,寫成《中國原始社會》一書,成爲新史學陣營中從考古學出發系統研究原始社會的代表作

19409月,完成全書主體部分,即第一編《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第二編《從古代傳說中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著重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貢獻給學術界,“希望從這裏看出中國原始社會發展的線索”。第一編第二篇《中國氏族社會》“费力最大”,以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一文的論斷爲“基石”,第一編第三篇《在崩潰過程中的中國氏族社會——小屯文化的社會》的寫法及引用的基本史料均依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蔔辭通纂考釋》,並“借重”了“彥堂先生的成果”。19401月至19411月寫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作爲第三编《补编》,与第一、二编合爲一書,19435月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扉頁爲《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以別于其它關于原始社會的論著。

《中國原始社會》深受梁思永、郭沫若兩人影響,把新石器時代研究推進到中國原始社會的系統研究上,是尹達“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迈出的极爲重要的一步,成溝通近代考古與“用新的史學觀點探索古代社會”的標志。對此,夏鼐作有這樣的評論:

 

郭沫若是结合古文字学和古铭刻学的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第一人,尹達是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第一人。……他们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新路子,爲马克思主义占领中國史学阵地打下了基础,立下了影响深远的功劳。[?]

 

三、爲探索中國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具訉懘新意义的尝试,《中國史学发展史》是其代表。

在完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不久,尹達将“精力移到史学理论方面”。19771978在曆史研究所創建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研究陣地,对中國史学发展进行系统探索

1982年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室成员讨论制定《中國史学发展史》编寫原则:以马克思主义爲指导,对中國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爲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确切地划分其发展阶段,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尹達没有来得及完成主编工作,编寫组在编者说明中这样寫着:“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尹達同志史学生涯的一个纪念。同时,也寄托着我们的缅怀之情!”全書六編,寫至20世紀40年代末,对中國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爲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成爲具訉懘新尝试的代表。当时海外学者认爲是“中國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都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分看三本代表作,分别代表尹達在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纵观三本代表作,清晰地展示出尹達“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历史足迹和治学道路。

 

 

重视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達先生走“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形成的重要特点,也是其沟通考古与史学,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早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初期,尹達的这一治学特点就爲梁思永所赏识。据夏鼐回忆:

 

梁思永喜欢尹達,说他的工作认真、细致,说他思想敏锐,善于思考,有综合研究的能力。[?]

 

19377月寫成《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已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文章将1936年以前17年間“境內關于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作以系統清理,按其內容進行分析,“綜合”各遺址中有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兩者“層位關系”的5处堆积情况,得出“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的重要结论,指出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将两种不同之文化遗存混于一处”,“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

《中國原始社會》第一编第三篇《崩溃过程中的中國氏族社会——小屯文化的社会》,多处将综合研究的方法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其中,關于將“帝王”用品與一般氏族成員用品區分開來的論述,尤具方法論的意義:

 

將這兩部分材料配備在一起,分類說明,從各類之一般狀況說到其各類特別發展的部分,這樣才能夠使我們對于當時的社會有更具體的了解。

 

这既是针对仅凭片面考古材料下结论的研究方法,又是针对只追求“豪华”出土物的“大发掘”而不愿进行仅有“一般”遗物“小发掘”的偏向。综合研究的方法作爲尹達的重要治学特点,在1938年—1943年這一時期形成。

1955年《中國新石器时代·后记》强调:“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这种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见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1963年《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談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怎樣前進”,在闡述綜合研究、科學發掘及其相關諸問題時,有一則帶總結性的論述:

 

综合研究和发掘工作之间应当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关系。不在科学发掘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就不可能得出可靠的学术成果;不在科学的综合研究指导下进行发掘工作,往往会处于盲目状态,忽略其应当注意的重要现象,从而失却其可能解决某些学术问题的机会。这是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中的极爲重要的经验。

 

这是尹達走“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积累的最爲重要的经验,既是个人的经验总结,又是新石器时代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验积累。这不仅限于新石器时代研究领域,实在是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又包含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谈到多学科协作,尹達主张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纳入综合研究之中: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需要其他學科的輔持和協作,才能夠全面而健康的發展起來。它迫切需要史學、民族學、體質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以及物理、化學等等學科的大力支援,從這些學科中吸取必要的營養資料。

 

直至病逝前,依然不忘“把史前考古、民族學、曆史學以及各個有關學科的學者們密切地聯合起來”[?]。这一愿望,如今已经成爲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

 



[①] 《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中國史学集刊》第1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收《尹達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下同)、《尹達集》(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下同)。

[②] 劉增傑《曆曆人生——趙毅敏》,《河南大學校史》,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③] 张光直《二十世紀后半的中國考古学》,原载《古今论衡》1998年創刊號(10月)。

[④] 石璋如《照林與侯家莊1001大墓》附记,《中國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按:胡福林即胡厚宣,照林即尹達。

[⑤] 王汎森等《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年印行,第222頁。

[⑥] 侯外庐《深切悼念尹達同志》,《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⑦] 前引《郭沫若與古代社會研究》。

[⑧] 夏鼐《悼念尹達同志(19061983年)》,《考古》1983年第11期。

[⑨]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附“参考目录”,英文原文载《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会志》第4本(1939年),中文譯文載《考古學報》第7冊(1954年)。

[⑩] 《新石器時代·再版後記》,《新石器時代》254页,《尹達集》4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