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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昌群

发布日期:2015-03-06 原文刊于:

 

 

賀昌群

 

賀昌群,字藏云,1903105生于四川省馬邊縣(今馬邊彜族自治縣)一個農民家庭。1918年至1921年就讀于成都聯合中學。畢業後,考取上海滬江大學。1922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随即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建人、向达等人共事,被委派撰写元明清小说提要。其间,得东方圖書館丰富藏书之便,勤奋读书,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美术、考古学等方面的知识,时有文章、译著发表,开始研究生涯。1926年加入文學研究會。1930年東渡日本考察,回國後,開始將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敦煌學作爲研究的主攻方向。1931年任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大學教授,兼任北平圖書館工作,与马衡、余逊、劳榦等人对部分西北汉简进行了考释。1933年任北平圖書館编纂委员会委员,负责编辑《图书季刊》,主编《大公报·圖書副刊》,選購外國研究中國的書籍。1937年日寇侵華戰爭全面爆發,舉家南遷杭州,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後隨浙大內遷。1939年應馬一浮之邀,至四川樂山佐理複性書院事務,不久因辦學方針相左離開。1940年回鄉創辦馬邊中學,並擔任校長。1941年赴三台東北大學執教,不久受聘于中央大學,任曆史系教授,逐漸重視漢唐間政治、思想和文化研究。1945年抗戰勝利後,受聘爲民國教育部清理戰區文物損失委員會委員。次年任中央大學曆史系主任及研究院曆史學部主任,廣聘賢達,深得人望。因支持學生運動,參加遊行示威,被當局監視,1948年赴上海開明書店工作。1949年南京、上海解放後,返回南京任中央大學曆史系教授,受聘爲南京市第一、二屆各界代表會議代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0年调任国立南京圖書館馆长,组织编撰《国立南京圖書館善本书草目》,为丰富馆藏图书做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圖書館副馆长,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汉唐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开展研究。1954年參加標點《資治通鑒》工作。1956年受聘爲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學術委員。1957年參加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1958年辞去中国科学院圖書館副馆长职,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1964年當選爲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3101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享年71歲。

賀昌群学贯中西,兼治文史,著述甚丰,在简牍学、敦煌学、中外文化交流史、汉唐间政治思想与文化、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宋元戏曲等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卓著的、具有开创性的成就。其主要学术论著收入三卷本《賀昌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和《賀昌群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一)简牍学研究。賀昌群为我国简牍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居延汉简出土后不久,即参与整理和释读工作,写下释读手稿16冊。建國後,將這些釋文手稿提供給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出版《居延漢簡》使用。《漢簡釋文初稿(上、下)》2005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在汉简研究过程中,十分重视释文的校订,强调简牍出土背景及简牍遗存形态,注意出土材料和文獻的相互参证,主张简牍研究应注重“基本的历史联系”,对整理和研究简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流沙坠简〉校补》(《图书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烽燧考》(中央大學《文史哲》1943年第2期)、《漢簡的發現和研究》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二)敦煌學研究。20世紀30年代,敦煌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我国关注者却不多。賀昌群不仅大声疾呼国人重视敦煌学,而且身体力行,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东方杂志》第2817號,1931年)、《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績》(《燕京學報》1932年第12期)等論文,翻譯了斯坦因的《敦煌取經記》(《小說月報》第22卷第5期,1931年),還撰寫了《敦煌千佛洞應歸國有贊議》(《大公報》194317),呼吁保护敦煌艺术宝藏。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圖書館副馆长期间,推动了《斯坦因劫经录》的编制工作。

(三)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賀昌群较早认识到西北地区出土的新材料直接影響于我國舊有學術的整個地盤的意義不可估量,爲此撰寫了《西北的探檢事業》和《西北的地理環境與探檢生活》(《中學生》第1316期,1931年)等文章,對相關情況進行詳細介紹。其專著《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湖北人民出版社,1950年)是一部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的力作。《瀛書脞語》(《大公報·圖書副刊》第3038期,1934年)一文,介紹了歐洲漢學研究與翻譯的一些情況。《唐代文化之東漸與日本文明之開發》(《文史雜志》第1卷第12期,1941年)、《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話二則》(《中華文史論叢》1965年第6輯)等論文,對中日文化交流史進行了研究。

(四)漢唐間政治、思想和文化研究。《漢初之南北軍》(《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1期,1937年)、《兩漢政治制度論》(《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等論文,對兩漢政治、軍事制度進行了細致研究。《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商務印書館,1946年),對魏晉時期玄學思潮進行了整體梳理。《唐代女子服飾考》(《大公報·藝術周刊》,19351月),對唐代婦女的發式、面部化妝和服飾作了詳細生動的考證和描述。他還對唐代詩歌特別是杜甫詩歌進行了深入研究,《詩中之史》(《文史》第3輯,1963年)鮮明地反映了他研究杜詩“以史論詩,詩中覓史”的特色。

(五)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农民战争,是建国后賀昌群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其《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一書,對漢唐時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及其生産關系展開了細致分析。這部專著不但爲國內衆多學者所稱引,而且爲外國漢學家所重視,産生了廣泛的影響。1950年賀昌群担任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及史料编委。他还在《论黄巾农民起义的口号》(《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談“反封建制度”和“反封建主義”的區別——關于中國曆史上農民戰爭的性質和作用問題》(《新建設》1961年第5期)、《秦末農民起義的原因及其曆史作用》(《曆史研究》1961年第6期)等論文中,對農民戰爭爆發的原因、性質和作用進行了探討。

(六)宋元戏曲研究。賀昌群早年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对元人的戏曲小令发生了兴趣。他的第一部专著《元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從域外樂舞來探求宋元戲曲的淵源,取得了當時“多數研究宋元戲曲者所未嘗道及的成果。他還譯介了《昆曲的演變與皮黃調的繁興》(《朝華》第3卷第1期,1932年)、《刘知远诸宫调考》(《北平圖書館馆刊》第64號,1932年)等。

賀昌群重要的论著还有《上古哲学史上的名家与所谓的“别墨”》(《东方杂志》第24卷第21期,1927年)、《語言的缺陷》(《民铎雜志》第11卷第1期,1931年)、《三种汉画之发现》(《文学季刊》创刊號,1934年)、《論曆代建都與外患及國防之關系》(《益世報·史學》1935年第14期)、《曆史學的新途徑》(《中學生》第61期,1935年)、《漢代以後中國人對于世界地理知識之演進》(《禹貢》第534合輯,1936年)、《民族的自信》(《国命旬刊》创刊號,1937年)、《論王霸義利之辨》(《責善》第24期,1941年)、《漢唐精神》(《讀書通訊》84-86期,1944年)、《升鬥辨》(《曆史研究》1958年第6期)等。

賀昌群治史既注重实证,又追求经世致用。他主张治史要重视探讨历史的因果关系,并力求从历代的治乱盛衰中总结出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教训。他关注新材料,在利用考古新成果进行研究的同时,又敏锐地指出:“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要在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他还把历史研究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卢沟桥事变后,他撰文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激烈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统治,支持与保护学生的民主运动,被誉为“民主教授”。建国后,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在圖書館管理与建设、文物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凌文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