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覽文章:
選擇文字大小[大] [中] [小]

常樂衛士銅量研究拾遺

发布日期:2016-06-03 原文刊于:
蘇輝

 

 

常樂衛士銅量是金石大家陳介祺收藏過的一件重要文物,帶長柄,器身橢圓,平底,口沿外壁平行刻銘27字:“常樂衛士上次士,銅飯帻容八升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銘文下方有一正方形鬥檢封。此器在簠齋身後流散出國,而形制在當時罕有人見到,拓片也流傳不廣,再加上銘文中存在難解之處,故學者討論的並不多。2009年,國內一位收藏者在美國通過拍賣將此器帶回北京,由于機緣巧合,我與器主結識,隨即看到了這件銅量,得以上手仔細觀摩,並撰寫了《陳簠齋舊藏莽量的重新發現與研究》一文,發表在《文博》2013年第1期上[①],重點在考釋銘文和論證史實,對于器物和拓本流傳並未作過多的探討。

根據福開森(J. C. Ferguson)《曆代著錄吉金目》[②],此器拓本分見于《簠齋吉金錄》5.31(钤印“簠齋兩京文字”)、《愙齋集古錄》25.6(钤印“簠齋藏古”、“君車漢石亭長”)、《小校經閣金文拓本》13.51(未钤印)、《漢金文錄》4.21(鬥檢封內有“海濱病史”钤印)。此外,孫慰祖等所編《秦漢金文彚編》列在529[③]。這是當時查到此器拓本的一些情況,最近又發現了幾種常樂衛士莽量的拓片,對于考察器物的流傳與研究均有裨益,故作續論以補前文之阙。

晚清陳介祺收藏金石之富,冠絕一時,而辨審之精,更是得到了古器物專家的一致推崇,後來學者歎服“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銅器等,不下幾千件,沒有一件是假的”[④]。簠齋每得一器,均拓印分送好友,數量多的則售出,以籌措助拓之資,金石圈中也爭相購藏。常樂衛士銅量拓片贈送的記錄,見于《致吳雲書》:

弟今年又得一始皇诏者,擬合吳、鮑、李三量、诏版七八、呂不韋戈一、新莽飯帻制同秦量者,共各拓數十紙,裝冊分存諸同好,乞以尊藏先拓付二十紙爲企。[]

從中可以推測,這件莽量當時有幾十張拓片,而流傳至今已不過十來張。

本文要討論的第一張拓片發表在1932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29期上(圖1-1)。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前身是由嚴智怡等人籌建、于1923年正式開館的天津博物院,1928年改稱河北第一博物院[]。这份“新莽饭帻(原大)”拓片无钤印,影现的只是有铭文和斗检封的铜量外壁部分,圖下说明“凤印楼赠刊”。凤印楼当为藏家室名别號,限于资料,只能阙疑待考。拓片右旁先列释文,次为解说:

按,王莽改長樂宮爲常樂室,此常樂即長樂。莽以初始元年十一年[]戊辰,即真天子位,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朔,服色配德尚黃。其天鳳元年,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又《莽傳》載莽诏書有雲: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曆名。莽以建醜之月爲歲首,其二月,即夏時之正月也。

1-1

凤印楼的拓片应该也是来自簠斋或其后人,而随圖考证虽短,仅涉及铭文中的“常乐”和新莽纪年,但論述有据,非常精当,值得称道。

中研院史語所的青銅器拓片資料庫的數據非常豐富[],來源是晚清以來金石家的藏品,多由傅斯年經手購入,數字化之後可以在線上免費查閱。庫中收錄的常樂衛士銅量拓片有3种,具列如下(圖2-1):

2-1

1種出自《謐齋金文拓本》,爲柯昌泗舊藏,拓片只有銘文和鬥檢封部分,裱裝右上有題記:“常樂衛士銅飯帻 此器已售歸日本”。[]

柯昌泗字燕舲,號谧斋,是近现代史学名宿空摽忞的长子,以博闻强识著称。曾师从罗振玉,精于史学以及金石研究。1921年,北京一些金石文字學者及愛好者,發起組織了一個學術研究團體——冰社,取《荀子·勸學篇》“冰,水爲之,而寒于水”之義。社長是易大庵,副社長爲齊宗康、周康元,柯昌泗和孫壯是秘書[],主要成員有羅振玉、王國維、馬衡、丁佛言、陳寶琛、陳半丁、陳漢第、壽石工,等等,當時頂尖的金石學家大都在內。冰社社章規定,固定在每星期六及星期日,社員各攜所藏或新得金石文物參加集會,互通藏品,交流信息,展開研討。冰社的成立促進了文物拓片的流傳,對傳拓技術的提高也有明顯的推動作用,並在國內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北方篆刻之學由此興起,可與西泠印社媲美。冰社活動至1941年完全停止,柯昌泗購藏了大量的金石拓片,與此期間參與的高水平金石研討交流是分不開的。

柯昌泗的人生經曆複雜,反複出入政、學兩界,既在輔仁大學、山東大學等任過教,期間又曾在山東做過道尹,赴察哈爾省政府做教育廳長,未能潛心著述,時人都惋惜他過于熱衷宦途[11],故他除了发表过几篇金石研究的文章,完整的学术著作较少,代表作就是《语石异同评》,此书是对叶昌炽《语石》的点评和订补,由陈公柔、张明善整理,收入《考古学专刊》丙种第四號[12],此外還有《辛巳金石偶譚》、《魯學齋金石記》等。因爲在抗戰期間出任僞職,1945年後柯昌泗潦倒狼狽,一度只能靠變賣金石藏品維持生計[13],其收藏的拓片由史語所購入者編爲《謐齋金文拓本》,這件莽量的拓片也是由此而易主。

柯昌泗交游甚广,确知铜量被日本人收购,故在题跋上专门提及,较之其他学者消息可谓灵通。簠斋身后古器物为各房分属,陆续变卖,被日本人收购较多,最著名如“十钟山房”的青铜钟便成为了泉屋博古馆的藏品,民国时代的刊物中有过报道,如《潍县陈簠斋藏印将入鲁省馆》提到簠斋藏品流入日、德的情况(圖2-2[14],等等。由于常樂衛士銅量在簠齋藏品並不算最著名的文物,其流入日本,後來又被轉手到美國,最後由國內藏家購回,百年漂泊,其中坎坷,令人欷歔不已。

2-2

2-3

2種出自《簠齋積古金文》,爲帶銘文的銅量外壁部分,左下有印記“玄伯”,是李宗侗的自用章。右下有印記“史語所藏金石拓片之庫”,均見于數據庫中的3種拓片。[15]這件拓片應是經李氏之手轉入史語所。

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陽人,爲晚清名臣李鴻藻之孫。中國古代社會史和清史專家,代表作爲《中國古代社會新研》[16]。李宗侗與故宮有不解之緣,1920年代後期曾任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和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參與故宮文物的清理和接收;時任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石曾是其叔父,易培基出任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任命女婿李宗侗爲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後來鬧得沸沸揚揚的“故宮博物院盜寶案”便由此埋下伏筆[17]。抗日戰爭期間,護送故宮文物南遷甯滬和重慶,1948年故宮文物遷台,以及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建立,他均參與其中。後任台灣大學曆史系教授。中華書局近年出版了《李宗侗著作集》,收入了他的部分撰述。

3種出自《簠齋吉金拓本》,除了史語所印章,左下另有“簠齋兩京文字”钤記[18],是陈介祺的鉴藏自用印,从拓片上并无其他金石藏家的印鉴可以推知,史语所入藏之前转手的次数不多,甚至可能就是直接从陈氏家人手中购入。此拓引人注目的是铜量带文字外壁部分之外,还印了器口和长柄,可以看做是铜量的俯视圖。

史語所的第3种拓片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最近就公布了一件相近的常乐卫士铜量拓片(圖2-3),目前藏于山東私人之手[19]。同樣是既有銘文外壁也有器口加上長柄兩部分的影拓,左下角也钤印“簠齋兩京文字”,唯一的不同點在于右上有簠齋的親筆題名“新莽常樂衛銅飯帻”,藏家請濰坊市博物館孫敬明研究員等專家審鑒,確定是簠齋的原題和初拓本。《簠齋金文題識》一書關于該器有解說:“式如秦量而底平,名曰帻,可見古帻之形。莽量也,帻其形,二十六字,外一口高起,即鬥檢封。地皇上戊二年”。該文中指出了拓片實際爲二十七字,與書中不符,當是後人抄錄題記出錯。筆者推測,簠齋此拓題名中“常樂衛銅飯帻”無“士”,是否在計算銘文中漏了“士”字所致。

類似史語所第3種的拓片還見于1941年《輔仁生活》雜志的第15期,在署名墨盦的文章《西汉常乐卫士铜帻考》中作为附录(圖3-1)。由于刊物年代久远,圖片已经较为模糊,拓片上的题跋和印鉴已经无法看清,幸好墨盦文章已经提供了相关的流传信息:“铜帻全形拓本,不可得见。此本为山东潍县陈介祺收藏时初拓本,何昆玉、杨守敬两氏旧藏,今归敝斋。”[20]文中還詳細記錄銅量的各部位長度,很有參考價值,惟銘文的考釋未達一間,可采信者不多。

文中提到的何昆玉(1828-1896),字伯瑜,廣東高要人,金石書畫家,善治印,精摹拓。羅振玉對于何昆玉刻印之術非常推重,指出:

迄乎晚近,濰之王石經,粵之何伯瑜,又得古撥蠟法,能仿效古官、私玺,精雅淵穆,啓前人已失之途徑。至是,刻印之術三變,觀止矣。[21]

3-1

王石經(1831-1918),字君都,號西泉,篆刻名家,与当时的收藏家都有交游。曾辑自刻印为《甄古斋印谱》[22],收錄王石經爲金石學家所治印120余方,盛昱、潘祖蔭、吳大澂、王懿榮等均爲題識或跋語,陳介祺並贈詩雲:“王君通隸法,名字采中郎。好古天機妙,多才雅事詳。印摹燈照漢,帖模拓追唐。何日編鍾鼎,同登叔重堂。”最近新出的《西泉印存》錄印248[23],列入《萬印樓叢書》之一。西泉長期爲簠齋制印,也多得陳氏指點。何伯瑜也與簠齋過從甚密,尤其他客居濰縣之後,從簠齋遊學,鑒賞水平日進,並應邀協助編輯《十鍾山房印舉》。陳敬第爲《十鍾山房印舉》撰寫序言記載:

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攜其吉金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樓、葉氏平安館粵署燼余各印,約二千七百余事來歸齋,即主其家。齋……督其次子厚滋與伯瑜同事編次,博收約取,師吾丘子行《三十五舉》之意,名曰《十鍾山房印舉》。[24]

何昆玉還是一個活躍的文物古董商,簠齋也與他合作出售金石拓片和印譜,並有約定的利潤分成,見陳介祺《複譚雨帆書》:

何伯瑜由津欲入都,其徒周子芳同往。前已印得二十部,與彼三七分。彼七者,以紙、印泥一切俱屬彼。[25]

常樂衛士銅量拓片自然是何昆玉得自于簠齋,後來散出歸楊守敬(1839-1907)。邻苏老人不仅以版本目录、历史地理名家,其金石碑帖之学也成就斐然,有《望堂金石》、《寰宇贞石圖》等著述。杨氏之后,铜量拓片即辗转归墨盦所有。

3-2

3-3

《輔仁生活》(FU JEN LIFE)是輔仁大學的校園周刊[26],每周一發行,刊登的都是校內師生的文章。此文作者墨盦在《輔仁生活》上還發表了《說斝》(1941年第13期)、《後周夏承厚鑄舍利塔考》(1941年第15期)等有關銅器碑帖的文章,也是一位金石學家,且必定屬輔仁大學人士。《輔仁美術月刊》1933年第1期上刊出《陆和九治印》四方,其中“竹根印二”就是“墨盦”(圖3-3),由這些條件推定,墨盦只能是陸和九。曾在輔仁任教的台靜農回憶當時校內教師,對陸氏的愛好碑帖仍深有印象:

在美術系教篆刻書法的陸和九先生,以玩“黑老虎”知名于廠甸,收藏拓片多而能鑒別,偶見其有碑版的考證文,但他的收藏未見編有目錄。[27]

陸和九(1883-1958),湖北沔阳人,祖父为清两江总督陆建瀛。金石书画家、篆刻家。本名开钧,號墨盦,有名號印“古复州陆和九字墨盫”、“墨盦”、“墨盦鈢”(圖3-2)。其篆刻頗具特色,以“怪”取勝。1936年東婁班書閣爲《墨盫竹印選》序雲:

吾友陸君墨盫,幼負不羁才,壯不克行其所學,及其老也,遂不得已托藝術以自食其力,詩怪書怪畫怪,治印尤怪,蓋兼有鄭(板橋)、高(南阜)二怪之能,而無其失,又獨立於八怪之後,而自出其新意趣,並能不悖于古之法,雖以治印鳴于時,吾知其必不獨以印人傳也。[28]

齊白石也讓其子齊良遲入輔仁拜陸和九爲師學習篆刻,馬國權《近代印人傳》評價道:

和九書畫篆刻,蓋承家學。治印至和九已七傳,以深谙金石文字之學,又善變化,故能不泥於古,不染於俗,竹印尤樸茂有高致,酷似周秦兩漢人鑄印。……今觀其所作“古複州陸和九字墨盫”、“開鈞”、“楚人”三竹印,氣格確高出板橋、南阜之上。[29]

陸和九民國時期任職于中國大學國學系和輔仁大學,講授金石、書法、篆刻等課程,1952年由于輔仁大學被解散,始專任中央文史館館員。代表作有《中國古器物學》、《中國金石學》前編和正編等,是現代影響較大的金石學教材。1947年陸氏和鄉人彭一卣、石榮暲等組織楚學精廬,編輯《湖北文徵》,有功于桑梓。陸氏好古,久負盛名,吳仲《續詩人徵略後集》雲:

君工詩善畫,尤僻愛古文字,凡碑碣鍾鼎之類,辄摩挲竟日,非求得其精義,不忍釋手,其勤學好古有足多者。[30]

墨盦收藏碑帖数万种,抗战期间为生计所迫,曾将大部分委托琉璃厂古董商出售。他去世后,尚存的千余种碑帖拓片入藏北京大学圖書館[31]。《輔仁生活》刊文所附常樂衛士銅量的拓片也不知去處,該拓曆經何伯瑜、楊守敬、陸和九等金石名家收藏,且有钤印題跋,若能留存至今,一定是珍貴異常。

 

对于常乐卫士莽量,如果结合前引簠斋“制同秦量者”的描述,对其形制应无疑义,可惜簠斋之后百年之间,所有收入此器拓片的金石圖录都没有将其放在度量衡的类别,这一点我的前述小文已经谈及,直至铜量回归,始得识真容。原因自然是学者在无法见到原物的情况下囿于铭文,不可否认,铭文研究非常重要,但单纯根据铭文进行古器物研究也有局限性,一旦没有明确的器物自称,或是器物称名有所歧异,如一套成组配套使用的器物互相借名,均会造成难以論定的情况,于是观察原器在文物研究中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好的方式要有照片、拓片,同时观摩原器,缺一不可,才能避免研究的疏失。

对于古器物研究来说,拓片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一些难以用肉眼辨析的细节在拓片中反而能够得到很好的显现,在无法观摩原器与核对照片的情况下更是必须依赖拓片才能进行分析讨論,故一张精美的拓片在金石学家看来既是重要的史料又是艺术珍品。同一张拓片递经不同的学者收藏、钤印、题跋,由此在原拓的基础上又附加了文化含量,历时越久,藏家越多,题跋印鉴也就随之如锦上添花,内涵必定丰富无比。一件文物的拓片通常不会只有一张,因为还有同时锤拓或是不同时期传拓的拓片,常乐卫士莽量拓片的多样性,提示古文物资料汇编中要尽可能将同一器物各种拓片都选录,以便读者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上述关于拓片的两个方面,对于器物本身的研究,以及学术史的探讨,都是极有意义的。

此外,兩漢金文的資料彙編仍是一個亟待加強的工作,應作爲重要課題,盡快完善計劃提上議程。民國時代容庚先生的《漢金文錄》作爲專門著錄漢代金文的工具書[32],首次将见诸传统金石圖录中的两汉材料收罗排列,对秦汉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于1996年面世的《秦漢金文彙編》也是只收拓片[33],在漢代器物的數量上超過了容氏之書,因爲補充了20世紀30年代之後陸續出土的資料,但遺漏也不在少數,尤其容書已收的一些器銘居然未被列入,如最早著錄於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的關邑家壺等[34],頗讓人感到意外。再往後就沒有學者做類似的彙編工作。近二十年來,漢代考古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大型墓葬遺址如廣州中山四路南越國宮署遺址、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盱眙大雲山江都王陵、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其中出土的金文已不在少數,還有難以例舉的散出材料,要是都收集起來彙爲一編,體例上應包括器物照片、銘文部位細部照片、拓片、摹本,按照出土單位或時代先後順序或器類排列均可,提供詳細的器物背景信息,包括尺寸、大小、出處、流傳、原有著錄、已有研究目錄,等等,正好作爲《殷周金文集成》的姊妹篇,可以極大地推動秦漢史的深入探討。李學勤先生早就呼籲:“盡可能把海內外收藏的戰國秦漢文宇材料集中起來,編成大型彙編出版,必能大大促進戰國秦漢文字這一學科分支的研究,對這一時期曆史、考古、語言文字以及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將有深遠影響。把這一大批材料的整理研究同文獻的研究結合起來,更會産生許多有意義的成果。”[35]這已經不限于漢代的材料,屬于更長遠的學術規劃,一旦完成意義非凡,值得學界重視並著手實施落實。

(原刊于《形象史學研究 2015下半年》,人民出版社,20163月)

 



[] 蘇輝:《陈簠斋旧藏莽量的重新发现与研究》,《文博》2013年第1期。

[] 福開森:《曆代著錄吉金目》,中國書店,1991年。

[] 孫慰祖、徐谷甫編:《秦漢金文彚編》,上海書店,1997年。

[] 商承祚:《古代彜器僞字研究》,收入《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齊魯書社,1991年,第231頁。

[] 馬冬青、任海燕:《河北第一博物院及其出版的刊物》,《文物春秋》2006年第6期。

[] 筆者按:“十一年”當爲“十一月”之誤字。

[] http://rub.ihp.sinica.edu.tw/~bronze/

[] http://ndweb.iis.sinica.edu.tw/rub_public/System/Bronze/Search/detail.jsp?Rubbing_ID=25631&Record_NO=1

[] 史樹青、傅大卣:《冰社小記》,《北京史苑》第一輯,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北京史苑》編輯部,1983年。

[11] 鄧雲鄉:《史學家柯昌泗》,載《水流雲在書話》,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

[12]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陳公柔、張明善點校:《語石 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1994年。

[13] 崔振化:《空摽忞轶事》,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826829頁。

[14] 佚名:《潍县陈簠斋藏印将入鲁省馆》,《中华圖書館协会会报》第8卷第1-2期合刊,1932年。

[15] http://ndweb.iis.sinica.edu.tw/rub_public/System/Bronze/Search/detail.jsp?Rubbing_ID=18182&Record_NO=2

[16]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新研》,上海明文書局,1939年。

[17] 余蓋:《故宮博物院盜寶冤案之謎》,《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2卷總第93-95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2011年。

[18] http://ndweb.iis.sinica.edu.tw/rub_public/System/Bronze/Search/detail.jsp?Rubbing_ID=19309&Record_NO=3

[19] 遲延璋、朱英:《陳氏〈新莽常樂衛銅飯帻〉拓本賞析》,《文物鑒定與鑒賞》2010年第5期。

[20] 墨盦:《西漢常樂衛士銅帻考》,《輔仁生活》1941年第15期。

[21] 羅振玉:《傳樸堂藏印菁華序》,載郁重今編《曆代印譜序跋彙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562頁。

[22] 王石經:《甄古齋印譜》,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23年。

[23] 王石經著、陳進整理:《西泉印存》,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

[24] 陳敬第:《〈十鍾山房印舉〉序》,《曆代印譜序跋彙編》,第516頁。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第230頁)已記此事:“年前高要何昆玉攜潘氏看篆樓古印、葉氏平安館節署燼余古印來,弟出舊藏,率次兒厚滋綸編輯兩月余,官印古印甫得稿十數冊,益以東武李氏愛吾鼎齋藏印,海豐吳氏雙虞壺齋藏印,子年、竹朋各數印,名曰《十鍾山房印舉》。擬前列一目,上則官古,下則私印,夏秋或可告成。”

[25] 轉引自陸明君:《簠齋研究》,榮寶齋出版社,2004年,第224頁。

[26] 王鳳峤:《〈輔仁生活〉與我》,載陳明章編《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

[27] 台靜農:《輔仁舊事》,載《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

[28] 班書閣:《〈墨盫竹印選〉序》,1936年钤印本。

[29] 馬國權:《近代印人傳》,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第195197頁。

[30] 吳仲:《續詩人徵略後集》,載沈宗畸編《晨風閣叢書》,中國書店影印本,2010年。

[31] 北京大学圖書館金石拓片整理小组:《北大圖書館藏金石拓片》,载杨忠主编《高校古籍整理十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263頁。胡海帆:《北大圖書館金石拓片特藏及其整理工作》,《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

[32] 容庚:《漢金文錄》,中研院史語所,1931年。

[33] 孫慰祖、徐谷甫編:《秦漢金文彚編》,上海書店,1997年。

[34]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附《补遗》、《续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35] 李學勤:《〈戰國秦漢文字彙編〉擬議》,收入《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0頁。

版權所有: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内大街五號 邮编:100732 網站主頁

E-mail: hbliu@cass.org.cn

歡迎轉載,敬請注明:轉載自 中國古代史研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