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1.1 200 OK Server: nginx Date: Mon, 21 Oct 2019 20:45:32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Transfer-Encoding: chunked Connection: keep-alive Keep-Alive: timeout=180 Vary: Accept-Encoding Set-Cookie: bg12=25|AADbc; Expires=Tue, 22 Oct 2019 04:45:17 +0800; path=/ 2014年先秦史研究綜述-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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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先秦史研究綜述

发布日期:2016-06-03 原文刊于:
邵蓓

2014年的先秦史研究呈繁榮態勢,本年度發表論文九百余篇,出版的各類相關專著、資料整理、論文集七十余部。下面,謹就個人目力所及,對本年度先秦史研究的主要情況概述如下。                           

一、國家起源與史前文明

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三聯書店)分析了中原地區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文化發展態勢。他指出這一時段內,晉南地區輝煌一時的陶寺文化由盛轉衰,嵩山一帶林立的考古學文化逐漸顯現出區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團開始嶄露頭角,爲隨後以二裏頭爲先導的中原“廣域王權國家”的飛躍發展奠定了基礎。地處中原腹地的鄭州—洛陽地區是中原王朝文明的發祥地。本書堪稱考古學上的古史重構,作者回避了考古學“回答不了的具體族屬、國別等問題”,沒有將相關傳統文獻與考古學文化進行比照探討。

    二裏頭文化是中國早期國家形成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段天璟《二裏頭文化時期的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二裏頭文化定位于夏王朝後期的考古學文化。易華認《從齊家到二裏頭:夏文化探索》(《學術月刊》第12期)二頭裏文化與齊家文化時空接近、性質大同小異,提出了如果二裏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裏頭文化是商文化,齊家文化就可能是夏文化的推論。王子孟《洛陽盆地二裏頭文化聚落的控制網絡與模式——基于遺址資源域和泰森多邊形的分析》(《華夏考古》3期)依据遗址资源域和泰森多边形的分析方法,研究认爲洛阳盆地伊洛平原区聚落呈现以二里头遗址爲中心,存在横向纵向控制紧密的三级网状聚落模式,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明显地出现了都城、区域性聚落中心、次区域性中心、普通聚落多层级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袁广阔、朱光华《关于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几点认识》(《江汉考古》6期)從都城選址理念,宮殿建制,城郭制度考察了二裏頭時代的城址,對于學者“大都無城”的看法,文章指出夏代尚未形成大一統國家,都城沒有防禦設施難以想象。從夏商時期都邑考古的情況來看,城市形態的發展過程中防禦設施未必拘泥于人工修築的城牆,利用天然河流、沼澤以及人工溝渠等構築起都城的屏障應該也是防禦的形式之一,它也是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一個階段,到了商代早期真正意義上的城郭才出現。韓建業《二裏頭—二裏岡時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國》《中原文化研究》6期)闡述了約公元前1800年以后,由于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向外强势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再次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的以中原爲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中原腹地伟大复兴,达到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王国阶段,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空间范围和统一性方面得到显著发展,从此以后进入统一性爲主的“合”的时期。对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识,学界已经跳出了二里头文化是单一的夏文化的观点,隨著《二裏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考古報告的出版,更多資料公布出來,相信二裏頭文化的研究會進一步深入。

沈長雲《從不同文明産生的路徑看中國早期國家的社會形態》(《文史哲》5期)再次强调了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路径的特殊性,认爲夏商周三代社会形态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可以用雷海宗提出的“部民社会”来概括。王震中《中心聚落形態、原始宗邑與酋邦社會的整合研究》(《中原文化研究》4期)闡述了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社会三个概念在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上的一致性,主张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爲主对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进行整合,尝试重建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範永祿《再論“酋邦”的應用問題》(《中原文物》4期)认爲“酋邦”理论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不如以中央集权的出现与否划分一个社会是分化的部落社会还是早期国家。“酋邦”理论对中国学者探讨国家起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西方关于酋邦的主要论著,如塞维斯、厄尔等人的著作都未有中译本出版,希望假以时日,能看到这些论著的中译本出版,方便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維揚《國家起源研究中曆史性事實對考古學證據意義形成的影響》(《東南文化》第5期)强调了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他认爲国家起源研究中,通过对可靠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所得出的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重要的基本认识(历史性事实),对相关的考古学资料性质的解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關于聚落考古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鄧振華《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聚落時代變遷與區域對比》(《華夏考古》4期)、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觀聚落研究》(《考古學報》1期)、羅曉豔《渭水流域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形態初探》(《文博》1期)、滕海鍵《西遼河流域史前聚落空間分布及曆時性變化探析》(《北方文物》3期)。

龐小霞《中國出土新石器時代綠松石器研究》(《考古學報》2期)從主要發現、分類、形制特征和演變、時空分布特征、出土環境及背景、産地來源幾個方面對史前綠松石器進行了綜合研究,指出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晚期,綠松石器的分布範圍不斷擴大,器形由簡單變得複雜。其出現之時,佩戴與身份地位或貧富差別無關,而從大汶口文化晚期開始,個別地區綠松石常附屬于一些具有禮器性質的精美重器之上,一定程度上開始體現身份等級。郭志委《史前時期腰坑葬俗試析》(《考古》6期)分析指出目前學術界指認的先商文化分布區豫北冀南地區的先商文化中尚未見到腰坑葬俗,亦未發現墓底置坑或墓葬殉犬的現象,而豫西南及其附近地區卻在商代以前見有這兩類因素的存在,或可說明淮河流域特別是其上遊的豫西南及附近地區可能在商文化形成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張旭、朱泓《試論甘青地區古代居民體質特征對華夏族形成的影響》(《中原文物》1期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对先秦时期甘青地区古西北类型对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种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索,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甘青地區古代居民就與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居民之間存在相互的人種學基因滲透。戴玲玲等《新砦遺址出土羊的死亡年齡及畜産品開發策略》(《考古》1期)通過對新砦遺址出土羊的下颌牙齒磨蝕以及肢骨的骨骺愈合狀況,推斷出的羊的死亡年齡結構,認定新砦遺址的羊被先民畜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羊毛等次級産品,而非提供肉類資源。

二、史事考訂

甯鎮疆《由曆史記憶的傳承再說涉禹三器所述大禹史事的可靠性》(《中原文化研究》3期)认爲叔夷钟、秦公簋、豳公盨三器所记述的大禹史事真实可信。赵平安厚父的性質及其蘊含的夏代曆史文化》(《文物》第12期)根據清华简《厚父》的记载,指出皋陶爲夏启时卿事,孔甲是商代哲王,颠覆了过去皋陶卒于夏禹时,及“孔甲乱夏”等传统说法。

蔡哲茂《武丁王位继承之谜》(《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四辑)指出武丁是以弟之子身份继承商王位的第一人,甲骨卜辞反映的区分直系旁系,特重大乙至祖丁嫡系的九示的祭祀,可能是武丁爲了突显自我在宗法继承上的合理性,而创设的重直系轻旁系的祭祀制度。李發《殷蔔辭所見“夷方”與帝辛時期的夷商戰爭》(《曆史研究》5期)梳理了殷蔔辭中的夷方材料,並對帝辛十祀征夷方蔔辭進行排譜,複原了這次戰爭的時間和路線。

    利用清華簡《系年》進行史事考訂是先秦史研究的熱點之一,這其中也涉及了對《系年》所載史料的認識。雷曉鵬《從清華簡系年看周宣王“不籍千畝”的真相》(《農業考古》第4期)认爲籍田千亩是周武王爲祭祀上帝而创设的,目的是祭祀上帝天神,爲“克反商邑,敷政天下”准备条件。籍田是周王室爲生产上帝之粢盛而专门开辟的祭祀田,籍礼的目的在于表示对上帝的恭敬。周宣王不籍千亩,是指其废止了籍田礼仪,并废弃了籍田,不再对其进行耕种和管理,含有对上帝不敬之意,关系到上帝天神的福佑和周王室天命的得失,故被当时君子归结爲宣王千亩之战中败绩的原因。利用《系年》进行史事考订的文章还有张少筠、代生《清华简系年與晉靈公被立史事研究》(《山西師大學報》6期),代生《清華簡系年所見兩周之際史事說》(《學術界》11期),馬衛東《清華簡系年三晉伐齊考》(《晉陽學刊》1期)、《清華簡系年與鄭子陽之難新探》(《古代文明》2期)等。

張天恩《清華簡系年(三)與秦初史事略析》(《考古與文物》2期)认爲《系年》所记秦初历史有不少新的内容,学术价值较大,但其中有不少错讹,因之修改秦史的可能性有限,故不可给予过高的期望。李学勤《由系年第二章論鄭國初年史事》(《湖南大學學報》4期)指出《系年》第二章記述西周覆滅,周室東遷的事迹,大體與《鄭語》《鄭世家》等類同,而與《竹書紀年》佚文異說。

三、政治制度

    孫亞冰《從甲骨文看商代的世官制度——兼釋甲骨文“工”字》(《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四輯)對甲骨文中有關世官的材料進行了梳理。李忠林《殷商兵制若幹問題刍議》(《中國史研究》2期)综合甲骨文、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全面考察了商代中央与地方的军队建制、兵种、武器管理和军队演练。本文爲先秦史学者有效整合多种材料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

朱凤瀚《关于西周封国君主称谓的几点认识》(《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爲西周的侯是王朝派驻边城的外服军事职官,王朝的“公”是周王授予身爲王朝卿士的执政大臣之内服官职,侯与公均非爵称,称伯者在等级上也不低于称侯者,当时并不存在五等爵制。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1期)认爲殷周政体爲内外服制,外服诸侯体系爲侯、甸、男、卫、邦伯;五等爵称中只有侯、男是诸侯称号;公、伯、子广泛用于贵族名号,并不限于诸侯的范围。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拥有这些名号的诸侯频繁聚集于会盟、战争等场合,经史官记载,遂产生《春秋》中的公侯伯子男这一虚拟序列,爲战国学者根據军功爵制构拟五等爵、五服乃至九服等理想王制模型提供了现实素材。赵世超《服与等级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爲服的本义是迫人做事,服制的内容就是强制摊派劳役和贡纳,并由之形成“人有十等”、“以待百事”式的等级制度。殷和西周内外上下人皆有服,不能将服制窄化爲五等爵制和分封制。文献所载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与侯、甸、男、卫、邦伯,一属爵位等级系统,一属职务服属系统,严格说来,二者不是一个系统,不宜直接对比。此外,文献所载五等爵制明显和西周宗法和分封制关系密切,因此在研究时既要考虑到商周制度的延续性,又要考虑到两代制度上的不同。个人认爲研究周代诸侯体系,不要过于纠缠于五等爵制的有无,而要结合周代的实际去探讨周代诸侯是否存在层级关系,存在怎样的层级关系。

    王晖《季姬尊銘與西周兵民基層組織初探》(《人文雜志》9期)结合尊铭与文献记载,研究认爲西周“国”中是以25家爲一从事佃农生产的基层单位,其长官称“师夫”,表明其又是一个基层军事组织,说明西周时国中实行兵农合一的制度;兵农合一之师,既是农夫之长,又是军事长官;其佃农组织应是“五家爲比,五比爲闾”的组织结构;其军事组织是一家出兵一人,并以“五人爲伍,五伍爲两”的编制形式。杜勇《清華簡<祭公>與西周三公之制》(《曆史研究》4期)据清华简《祭公》的内容,研究认爲三公爲西周时期朝廷执政大臣的通称,不以三人爲限,尊享公爵,不世袭,很少由畿外诸侯出任;西周三公合议制实际行使中央政府职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执政色彩。王治国《西周诸侯入爲王官有无考》(《史学月刊》5期)对相关文献和金文进行梳理,指出西周时期并未见到畿外称侯者入爲王官的情况,这种说法也与周王室分封诸侯的初衷相悖。

李恒全《論戰國土地私有制——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戰國授田制觀點的質疑》(《社會科學》3期)认爲战国土地可以继承、转让和买卖的事实说明,战国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土地国有制;战国农户土地的最初来源有“分田”和“授田”两条途径;“授田”来源于国有土地,但授予后即归被授予者所有,与“分田”都属于私有土地。

四、社會階層

林森《商周時期“百工”研究》(《史學集刊》第1期)认爲晚商及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组织模式是家族式的,这个时期的“百工”一是指手工业生产家族,二是代指百官;东周以降,手工业者的家族组织逐渐松散,工师成爲新的领袖,这个时期文献中的“百工”多用来泛指手工业者。黃國輝《商周親屬稱謂的演變及其比較研究》(《中國史研究》2期)對甲骨金文所見祖、妣、父、母、子等親屬稱謂做了詳細考察,勾勒出這些親屬稱謂在商周之際的演變曆程。

    董珊《山西绛縣橫水M2出土肅卣銘文初探》(《文物》第1期)认爲肃卣铭文记载了一个西周时期关于降低庶人社会等级的罕见案例,铭文表明只有最高统治者,例如周王拥有改变庶民的身份爲私家奴仆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也不能随便使用。西周社会中庶人虽有在国、野之分,但都只有服国家劳役的义务,与国、野的管理者没有直接的人身隶属关系,是自由民。李學勤《绛縣橫水二號墓卣銘釋讀》(《晉陽學刊》4期)同样认爲肃卣铭文中的“庶人”是自由人,而转变成“仆”,就隶属于固定的主人。铭文所记六家庶人不甘心沦爲奴仆,认爲伯氏的赏赐不合规定,起而抗争周王在这场纷争中,支持了伯氏的赏赐行爲,把六家庶人交付给他的弟弟充当奴仆,而如果没经王命,伯氏的赐仆行爲就属于僭越。林森《從張家坡墓地看西周社會基層地域組織》(《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7期)根據张家坡西周墓地中既有周人贵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遗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指出该墓地不是单纯的井叔家族墓地,而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丰邑中某个“里”的聚葬地,属于地域性墓地。并认爲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地缘性的。

五、禮俗與觀念

朱彥民《商代社會的文化與觀念》(南開大學出版社)一書對商代占蔔文化的淵源和流變、文字的形成和發展、青銅文化的引進和興盛、馬車和養馬,以及商代的色彩觀念、方位觀念、飲食觀念進行了全面論述。李志刚《以神爲宾:商周丧祭礼制中人神关系的新考察》(《史学月刊》4期)认爲商周丧祭礼制中存在“以神爲宾”的观念,反映出商周时期的人神关系远不如后世理解得那么森严、疏远。赵林《说商代的鬼》(《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四辑)对甲骨文中的“鬼”做了综合研究。

    晁福林《好仁、好賢與朋友——簡本缁衣“輕絕貧賤”章和大雅?既醉篇補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指出简本《缁衣》“轻绝贫贱”章所提出的“好仁”,今本变爲“好贤”,是社会观念变迁的一个表现;此章所引诗句中“朋友”,在西周时期指同族兄弟,春秋战国则变爲同志、同师者之称。他的《美醜之辨:孔子思想的一個起點——簡本<缁衣>首章補釋》(《中國哲學史》2期)指出簡本《缁衣》首章体现出周人的社会理念中,以文王爲美的化身,演绎出圣王崇拜,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有深远影响。过长宝、高建文《“立言不朽”和春秋大夫阶层的文化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期)根據“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的铭礼,指出春秋时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实际上表达了天子、诸侯、大夫三个阶层不同的价值追求,而从“称伐”到“立言”的转变,反映了大夫阶层已经取代天子和诸侯,成爲社会舞台的主角。对于先秦礼俗和观念进行研究的还有朱彦民《由商汤“网开三面”说到商代鸟类保护观念》(《南开学报》6期)、李強《先秦“蠟祭”考論》(《吉林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翟奎鳳《先秦“神”觀念演變的三個階段》(《社會科學研究》2期)、王坤鵬《兩周受命說的初型與衍變》(《蘇州大學學報》1期)等。

    清華簡《筮法》的公布對先秦數字卦和易學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賈連翔《清華簡筮法與楚地數字卦演算方法的推求》(《深圳大學學報》3期),王化平《讀清華簡筮法隨劄》(《周易研究》3期),劉彬《清華簡筮法筮數的三種可能演算》(《周易研究》4期)都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六、地方封國

楊升南《商代甲骨文所見夏代諸侯》(《四川文物》3期)梳理了商代甲骨文所見的夏代諸侯,指出商代甲骨文中存在夏代諸侯的事實,從一個方面證實夏代是確實存在于我國曆史上的一個王朝。

伴隨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的發掘和材料的公布,以及隨州文峰塔曾侯與墓的发掘,曾国墓地及历史的研究成爲本年度的一个热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組織了“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大多认可曾国爲姬姓,以及金文中的曾即是文献中的随的推断(《“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专家座谈会纪要》,《江汉考古》第4期)。黃鳳春、胡剛《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論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第2期)和《再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第5期)认爲西周曾国爲姬姓,其祖南公是南公适,始封于西周成王或康王之世,与东周曾国应爲一源。徐少华《论随州文峰塔一号墓的年代及其学术价值》(《江汉考古》第4期)认爲文峰塔一号墓墓主曾侯與时代约在公元前480年左右的春秋末年,曾侯與编钟铭文说明叶家山墓地所代表的西周曾国与东周曾国一脉相承,爲周王室支系所封,属姬姓小宗。在成王时期被封于南土,以镇抚淮夷,统领江夏。相关研究还有张昌平、李雪婷《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江汉考古》第1期),王恩田《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第3期),方勤《曾國曆史的考古學觀察》、凡國棟《曾侯與編鍾銘文柬釋》(上述兩篇論文見《江漢考古》第4期)等。

楚國族和楚國曆史的研究方面,尹弘兵《楚先祖年代考析》(《江漢論壇》11期)結合清華簡《楚居》和傳世文獻,指出楚先祖在性質上是傳說人物而非曆史人物,並考證季連、穴熊、麗季、熊狂所對應的殷商王年及殷墟考古年代。田成方《試論楚國封邑制的起源及其特點》(《殷都學刊》2期)认爲楚国的封邑制大约始于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是其县制的补充,在东周时期并未得到充分发展。楚国采邑的规模较小,多分布于边境地带,内部组织机构不发达,致使大族势力在地方上无法有效扩展,所以强宗大族虽长期把持楚国权柄,却难以动摇王权的统治根基,这是楚国未曾出现王权旁落的重要原因。趙炳清《楚人受封與“周公奔楚”關系之考辨》(《河南大學學報》第6期)考證楚人受封立國在周成王七年三月于成周之會上,始封君熊繹;受封原因除楚先祖勤勞王事的功績之外,也與周公奔楚在楚地受到楚人的禮遇有關。鄭威《“夏州”小考——兼談包山楚簡“路”的性質》(《江漢考古》第4期)认爲《左传》与《战国策》所记楚国,前者是“夏人之州”意,即由被俘至楚的中原陈人组成的一种人口编制,后者爲地名,在楚东境的杞国故地,今安徽泗县城关一带;包山简文所记的“路”可能是爲安置灭于楚的列国遗族而设的。

    先秦地方封國的研究成果還有牛長立《黃國史》(人民出版社),張富祥《古莘國推考》(《煙台大學學報》1期),王彪《先秦南燕國考略》(《唐都學刊》第2期),雍際春和何瑛《“秦”國名本義溯源》(《蘭州大學學報》2期)等。

七、曆史地理

周宏偉《西周都城諸問題試解》(《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第1辑)认爲西周时期符合当时都城标准的城邑爲周、宗周、成周、镐京、郑五地。周即岐周,爲西周王朝的首都;宗周即丰(邑),属于行政性陪都,其位置在今陕西户县秦渡镇左近;镐(京)即(京),位于辟雍湖滨,爲西周早期的游憩性陪都;郑(西郑)即槐里,是穆王建立的新都,属于西周中后期的游憩性陪都,其位置在今陕西兴平东南。龐小霞《西周井(邢)氏居邑與商周鄭地》(《考古與文物》3期)认爲西周井( ) 叔分爲两支,一支居于西周丰京张家坡墓地附近,另一支居于西周“郑”地;卜辞中的郑地在陕西华县一带,铜器铭文中王在郑、郑虢、郑井的“郑”是指一个较大的地理区域,即陕西凤翔一带;传统文献中的郑国始封于陕西华县,春秋初由桓公之子郑武公迁到河南新郑。周书灿《战国南阳地名考辨——兼论秦南阳郡之建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輯)指出戰國時期韓、魏所據南陽地,約相當于秦漢時期河內郡部分地域,與秦置南陽郡無關;秦初置南陽郡之前,已攻取楚之宛、穰等地,並據有楚之上庸之地,以上區域構成秦初置南陽郡的地理基礎;戰國晚期韓國並未設置過南陽郡。

八、諸子思想

   向世陵、辛曉霞《儒家博愛觀念的起源及其蘊含》(《北京大學學報》第5期)阐述儒家博爱论自春秋发端,至战国进一步丰富,其基本蕴含是以爱人先于爱己和爱的互惠性爲特色,博爱与差等是仁爱在普遍原则与具体实践的不同层面的表现。刘学智《儒、道哲学生态观之比较》(《船山学刊》第2期)闡述了儒、道在哲学生态本体观和生态价值观上的异同之处,指出儒家强调生命本源的“生”,道家则突出道的实在性、本原性和万物生成过程的自然性;二者都认识并尊重自然的价值,儒家主张“人爲天下贵”,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强调“和谐”,认爲“万物并育”而“皆得其宜”,主张“仁民爱物”,道家则在以自然爲本的基础上,主张“与道合一”“人与天一”,强调“道法自然”。刘学斌《先秦儒法政治秩序观析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爲儒、法在政治秩序观上的共同点是高度认同政治秩序的价值,追求严格的等级秩序,强调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在政治秩序产生、建立、维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差异是法家强调政治秩序的实力基础和利益性,儒家强调政治秩序的道德性和情感性;法家强调用强力手段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则强调以道德爲主要方式和手段来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强调政治秩序中的和谐性,法家则强调政治秩序的统一性;儒家强调在矛盾和对立中寻找平衡,法家则强调强力压制、消除矛盾等。

沈順福《人心與本心——孟子心靈哲學研究》(《現代哲學》第5期)分析孟子之心分爲人心与本心,人心是欲望,本心即仁、义、礼、智四端,爲人性;人心与本心皆无意志内涵和功能,孟子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韓永志《荀子“道”與“人道”關系新探》(《管子學刊》1期)论证荀子以天人相分的新命题,使传统天命观中的“天”裂变爲统摄自然规律的“天道”和统摄社会规律的“人道”——礼、法,最终在更广阔的宇宙论层次上使“天道”与“人道”统摄于“道”之下。荀子把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从而否定了天命,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但他所谓“人道”并没确立社会个体的主体价值平等性,而是被束缚于那个时代的宗法等级之下,道的超越性与人道的保守性纠缠在了一起。赵法生《荀子人性论辨证》(《哲学研究》6期)认爲荀子的人性论以欲性爲基础的性恶论爲主线,以情性论和知性论爲辅线,一显一隐,彼此交错关联,构成了荀子人性论的全景图。陆建华《老子引文中的思想世界》(《安徽大學學報》5期)對《老子》引文所體現的思想與老子自身的思想做了對比研究。何炳棣《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源于孫子兵法的論證》(《東吳學術》3期)发现《孫子兵法》中有关辩证的许多词语,独见于《老子》,不见于其他先秦文献,因此认定《老子》一书源于《孙子》,《老子》书中辩证词组及辩证方法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

簡帛文獻中體現的學術思想是學界關注的課題。曹峰《太一生水下半部分是一個獨立完整的篇章》(《清華大學學報》第2期)认爲《太一生水》的下半部分是一个独立整体,没有必要在其内部再分章节,可以命名爲“天道贵弱”篇。杨栋《从上博简看慎子的“君人之道”》(《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指出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简文中的精法循势、处静修身、恭俭重礼等思想,多爲今本《慎子》所无,却与《淮南子·主术》论“君人之道”相关联,从中可以看出慎子之学实以法家爲主而兼通道、儒二家。劉笑敢《簡帛本老子的思想与学术价值——以北大汉简爲契机的新考察》(《国学学刊》2期)對照了《老子》郭店本、馬王堆甲乙本、北大本、傅奕本、河上公本,指出《老子》的不同版本的流傳者對書的主題和文字有大體一致的理解,他們只是對文本作了整理加工工作,稱不上共同作者或改寫者。關于簡帛學術思想研究的還有林素英《六德研讀》、曹峰《恒先研讀》、梁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