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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雍正年間的京東水利營田

发布日期:2015-07-02 原文刊于:

                李成燕

內容提要:京東營田是雍正年間大規模水利營田的先鋒,雍正四年先以玉田、豐潤、遷安、灤州四縣爲試點,第二年設營田四局,推廣到各地。京東營田活動主要集中在雍正四到七年,其中雍正五年營田最多,雍正九年部分改爲旱田。營田中充分利用當地的水資源,在治理河道的同時,發展水田。隨著乾隆二年“聽民之便”的诏令,許多地方改水田爲旱田,乾隆二十七年诏谕 “地力不能強同”,禁止再在京畿區地從事水利營田活動。

關鍵詞:雍正  京東  水利營田

  前代京東的水利營田

“水利”一詞較早見于戰國末期問世的《呂氏春秋》中的《孝行覽·慎人》篇,但它所講的“取水利”系指捕魚之利。約公元前104—前91年,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寫成《史記》,其中的《河渠書》是中國第一部水利通史。該書記述了從大禹治水到漢武帝黃河瓠子堵口這一曆史時期內一系列治河防洪、開渠通航和引水灌溉的史實之後,感歎道:“甚哉,水之利害也”。並指出:“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1]从此,水利一词就具有防洪、灌溉、航运等除害兴利的含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水利的内涵不断充实扩大。但是,水利的含义仍主要是防洪、灌溉、航运三方面。本文所说的水利營田,一方面是指对水充分利用,引水灌溉,并防治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指为了提高畝产量而改变传统的耕作习惯,发展农田水利,在北方尝试发展水田,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

在京東一带进行水利營田活动,早已有之。東漢時,約公元一世紀上半期,張堪出任漁陽(今北京一帶)太守,漁陽在當時是東漢的邊境地區,與匈奴相接。在一次大敗匈奴後,張堪在狐奴山下(今北京順義區牛欄山附近)引白河水開種8000多頃稻田,勸百姓耕種,當地百姓也因此富裕起來。百姓編了一首歌謠歌頌這位讓他們過上富裕和安定日子的太守: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君爲政,樂不可支。[2]

后人还在当地即今北京顺义区鲁各庄建立張堪庙,以纪念他的功德。

北宋以後,北京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別是元朝統一中國以後,北京成爲全國的政治中心。京畿一帶雖然也是平原,但在當時並不是全國重要的農産區,農業生産並不太先進。但是,作爲全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這裏不但彙聚了大量的官僚,也駐紮了大批的軍隊。元朝建都後,一方面積極推行海運,一方面著手開通南北大運河,打算南糧北運,以供京城之用。但是,南糧北運,無論海運還是河運,都所費不赀。元時海運常有漂沒船舶的危險;就是河運,也常常運幾石才能得到一石。而且黃河自西而東橫截運河,每次黃河泛濫,運道就被阻斷;運道被阻,非同小可。此外,運道還容易遭受人爲的破壞。所以,在畿輔之地開發水利,提高北方的農業生産,解決北方的糧食問題,成爲元代直至以後的明清兩代的一項國家大政。

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年間(1260-1264年),位于腹裏東北角的永平府,中統年三年(1262


開始種植水稻。當時,已經修完一條水渠,官府貸以牛、種,每人貸借耕牛兩頭。[3]元朝的大臣,如郭守敬、虞集、脫脫,都提出過將華北平原的北部延伸帶及渤海沿海地區改造成水稻種植區的建議。泰定年間(13241327),翰林学士虞集提出在京畿之地开发水利,在京東种植水田,他指出“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濒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因而主張“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采取招募垦荒的方式,鼓励愿意做官的富民以开荒为建功得官的资本。每个富民因手下掌握的农人数目不同而授予不同面积的荒地,分别授为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等职。二年之内国家不征税,第三年根据收成情况和土地的优劣确定征收税额;五年后如有积蓄,就正式授给官职;十年后则颁发符印,子孙可以世袭为官。虞集认为这种屯田方式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利用屯田的农民“近卫京师,外御岛夷”;二是可以减少漕运量,“以纾疲民”;三是可以“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四是可以使“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虞集的主張在当时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矣。”[4]他的主張没能付诸实施。三十年后,元末丞相脱脱采纳了这一建议。至正十三年(公元l353),南方農民起義蜂起雲湧,海運、漕運兩中斷,南方的糧食難以運抵京城,爲了解決京師的糧食需要,他建議發展北方水田,“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余萬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5]于是他親自主持大司農司,撥發牛具、農器、谷種和貸款,又計劃從江浙、淮東召募善于種植水田和修築圍岸的技師各一千人,每人給鈔十錠,一年後允許返回原籍。在他的大力推行下,“西至西山(太行山麓),東至遷民鎮(今臨榆縣),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治密雲)、順州(治順義),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6]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十二月又在保定、河间、武清、景县、蓟县设四处大兵农司,推进水利營田。

明代中期,隨著國家軍事、經濟方面的需要,每年從南方漕運到北方的漕糧不下四百萬石,而北方的海河流域水澇災害也較以前頻繁。弘治中(1488-1505年),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一时运道梗阻,京师上下惊恐。于是,开发带辅水利屯田的议论又复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兴修水利,发展北方水田的主張又重新被提出来。后期,政治、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嘉靖、隆庆年间(公元1522-1572)黃河先後決溢15次,南北运道频频梗阻,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大学士丘濬首先重提虞集旧议,建议于京東沿海地区筑堤,浚河蓄水,改良和利用滨海土地,发展农业生产。丘濬作《大学衍义补》,提出在地势平衍的京畿一带,开沟挖河,兴修畿辅水利,“莫若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河;又各随地势开小沟,广四尺以上者达于大沟;又各随地势开细沟,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其经理办法,“其大沟则官府为之,小沟则合有田者共为之,细沟则人各自为之于其田。每岁二月以后,官府遣人督其开挑,而又时常巡视,不使淤塞。”这样,“纵有霖雨,不能为害矣”。[7]在京東沿海一带,他建议推广虞集的屯田主張,派出得力大臣进行考察,然后进行招募屯垦,“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一如虞集之策。”在具体工程实施方面,丘濬提出了治理滨海盐碱地“必筑堤岸以拦咸水之入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丘濬还特别强调指出,在直沽一带应截断河流,横开一条长河,然后在低凹之处,四周筑以长堤,随宜设立水门,以控制水的进出;这样,既可以阻挡外面的咸水进入堤内,又可以使堤内淡水不至四处漫流。丘氏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在沿海开辟水田将会使沿海数千里舃卤之地变为良田千頃,其结果“非独民资其食,而官亦赖其用。如此则国家坐享富盛,远近皆有所资矣。”[8]隆慶四年(1570年),直隸巡按御使扬家相再次建议开发京東、河南、山东诸省水田。[9]但這些建議實際上都沒能付諸實施。萬曆年間的徐貞明也提出興修畿輔水利,開墾水田,並付諸實施,取得了一定成績。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九月,徐贞明被任命为尚宝寺少卿,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前往京東各地实施水利營田。徐贞明利用驻扎在薊州熟习农务的南方士兵进行屯田,同时招募南方农人开治水田,第二年便在京東永平府(治今河北盧龍縣)東西100余裏,南北180裏的範圍內墾田39000余畝。[10]

從東漢至明代,不少官员呼吁在京東开展水利營田,有的付诸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若论规模之大、付诸心血之多,莫过于清代的雍正皇帝了。

  雍正年間營田四局之設

剛剛繼位不到三年的雍正皇帝在雍正三年(1725年)的夏天就遇到了一場少見的大雨,70余州縣被淹這從各地的方志記載中可以看出來:

雍正年間曆年水災發生次數統計(方志)

時間

水災數

方志數

方志中的水災數与方志总数之比

雍正

(公元)

1

1723

4

41

10%

2

1724

10

33

30%

3

1725

46

58

79%

4

1726

7

26

27%

5

1727

8

20

40%

6

1728

1

19

5%

7

1729

8

27

30%

8

1730

25

39

64%

9

1731

2

18

11%

10

1732

3

10

30%

11

1733

34

34

100%

12

1734

5

14

36%

13

1735

0

6

0%

總計

——

153

345

——

(资料来源:張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048月。注:1、河水泛濫列入水災。2、該統計包括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3、雍正三年有七十四州縣被水,这里由于资料所限,只统计该书中记载的方志,所以受水災數字会有所不同。)

這一年,直隸將近80%的州縣受災,這的確多年少遇,除雍正十一年(1733年)外,這也是這十幾年間最大的一次水災了。(雖然在這個統計表中,雍正十一年的水災較重,但在實錄中關于這一年大水的記錄並不多,這可能與本文所參考的資料收入的方志有關。)也正是這場水災,促使雍正下決心經營直隸水利,同時在直隸營治水田。

雍正三年1725年)七月,赈濟之余,雍正帝召見怡親王允祥說:畿輔一帶是三代時期的井田之區,可是今年雨還沒下半個月,地裏的莊稼就已經淹沒在水中了,這難道是地利不如從前了?不,這是人的原因,“不達于川,乃瀦在田,非地利之異于古,乃人事之未修也。”直隸平地千裏,多是低窪之地,卻少有溝渠排水,“夫水,聚之則爲害,而散之則爲利;用之則爲利,而棄之則爲害。”因此,雍正帝決定“仿遂人之制,以興稻人之稼,無欲速,無惜費,無阻于浮議。”[11]當年冬天,就派怡親王允詳和大學士朱轼到京畿各地查勘河流源委、水势特点、水害程度,以及造成水害的原因,治理直隸河道,同时开展水利營田。当时积水遍野,几百里内原隰难辨,允祥等走遍畿辅,相度地形,予以酌画。十二月二十三日,和硕怡亲王允详陈奏直隸水利營田事宜三项:一、白河、卫河、淀河等河情形, “直隸之水總彙于天津,以達于海。其經流有三:自北來者爲白河,自南來者曰衛河,而澱池之水貫乎白、衛二河之間,是爲澱河。”[12]白、卫二河为漕运要道,卫河多浅阻,经常泛滥成灾,必须疏浚。東西二淀凡是可以存水之处,都应该疏浚深广,治直隸之水必须从淀河开始,并绘图进呈。二、请于滦、蓟、文、霸等处各设营田。“请择沿河濒海施功容易之地,若京東之滦、蓟、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雄等处各设营田专官,经画疆理。”[13]三、請揀選得力河員,治理河道,同時發展水利。日,雍正帝頒發谕旨:

直隸地方向來旱澇無備,皆因水患未除,水利未興所致。朕宵旰轸念,莫釋于懷,特命怡親王及大學士朱轼前往查勘。今據查明,繪圖陳奏,所議甚爲明晰,且于一月之內,沖寒往返,而能曆勘周詳,區畫悉當,以從來未有之工程,照此措置,似乎可收實效,具見爲國計民生盡心經畫,甚屬可嘉,著九卿速議具奏。至于工程應用人員,若交與九卿揀選,恐有掣肘,即令怡親王及朱轼揀選請旨,其從前差往修城、修堤之員,俱著于水利工程處一同辦理。[14]

全面支持怡親王和朱轼。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二十七日,朱轼上了一份奏折,称京東一带背靠高山,面朝大海,山泉较多,灌溉条件要比直隸南部好得多,“若开浚沟渠,引流种稻,于民生甚有裨益。”雍正帝批示说“朕亦如此想”。[15]幾天後,即二月初二日,朱轼又上了一篇奏折,說經過遷安和灤州各村莊,發現“流泉噴湧,可種秔稻之處甚多,且地勢力高阜,無水潦泛溢之患。”皇帝看了非常高興鼓舞,批示說:“實慰朕懷,全賴卿同怡王協力,代朕成此美政也。朕實不勝欣喜,勇躍興舉,齊竭力,共勉之。”[16]三月初二,怡亲王等上京東水利题本,疏陈若干修浚建议,两天后奉旨:依议速行。四月二十一日设水利營田使。本日,吏部议复怡亲王允祥疏奏:直隸水利營田事务殷繁,请设立满汉司属各四员,水利營田使经历一员。旨准从之,令怡亲王允祥总理其事,各局将水利營田事实一一登记造册,上报水利營田府存档。这一年(1726年),怡親王還提出:“營治稻田,必須次第經理”,由國家“率先營治,以爲農民之倡。”[17]接著進一步提出實施方案:1、開水田與治河相濟,二者互爲結合,可變害爲利。 2、發揮人的作用,扭轉“豐歉聽天時”的狀況。3 将经营水田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个标准。“将水利營田事实,逐一开注,由河道征送督抚,以定优劣……凡所属地方水利營田之兴废,即该道奉职之优劣。”[18]为了加速营田工程的进度,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学士朱轼又提出四项建议:一是民人自行营田,照畝数多寡,给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顶戴,鼓励私人垦辟;二是到水利營田工程处效力的民人,视其包干完成的工程量的大小,录用为不同职务的官员;三是降级、革职的官员赴工程处效力者,工成后准予开复;四是流徙以上的罪犯效力者,准予减等。[19]

就这样,“美政”拉开了序幕,水利營田首先自京東开始,他们在京東的滦县、玉田和丰润等地试行种稻,陳儀《營田志》說:“(雍正)四年,先之灤、玉諸州邑,浚流圩岸、建閘開渠,皆官爲經理,而工本之費借帑以給,歲納什一焉。是秋田成歲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于是爭求節水疏流以成水利,而四局之設,自茲起矣。”[20]

早在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怡亲王上密折,请将直隸河道分为四局:1、北運河(白河)爲一局,令通永道(通州和永平府)兼管;2、南運河與藏家橋以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澱河爲一局,俱歸天津道統轄;3、永定河爲一局,將現在分司改爲河道管理;4、畿南諸河及西澱爲一局,將大名道移駐保定府管理。雍正五年1727年),将海河流域分作京東、京西、京南及天津四局,负责水利營田工程。四局所轄地區爲:

京東局:自白河以东,即今武清以東,潮白河、灤河流域9縣,統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甯河諸縣

京西局:自苑家口以西,包括今任丘,大城以北,霸縣以西的巨馬河,大清河水系17縣,宛平、涿州、房山、慶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安州、行唐、新樂、滿城、涞水、文安、大城、定州皆屬京西局。

京南局:包括今滏陽河、滹沱河以西至太行山麓10縣,統轄正定、平山、井陉、邢台、沙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

天津局:自苑口以東,統轄天津、靜海、滄州以及興國、富國二場。

以上四局,每局皆设专官负责,配有一定的辅助人员,并责成地方官同各局官员密切配合。为统辖四局,又专门设立了水利營田府。由于北方农民不懂水田之法,雍正帝下令江浙两省各选三十名熟悉水田耕种的三十人,每月给以工食粮米,令其到直隸教耕,等本地人学会之后,允其返回原籍;所需水田农具和水利工具,延请江浙工匠制造,并命直隸工匠跟从学习,以便使技术传接下来。水田造价较高,并不是家家都能种植水稻,怡亲王建议“小民力不能办者,动支正项代为经理,田熟岁纳十分之一,以补库帑,足额而止;其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圩田一頃以上,分别旌赏,违者督责不贷;有能出资代人营治者,民则优旌,官则议叙,仍照库帑例,岁收十分之一,归还原本。” [21]自雍正五年分局至雍正七年,共營成水田計六千多頃,“歲以屢豐,穗稭積于場圃,秔稻溢于市廛。” [22]

  京東各州縣的水利營田

京東“负山控海,负山则泉深而土泽,控海则潮淤而壌沃”,这一带靠山面海,既有丰富的水资源,又有肥沃的土壤,“诸州邑泉从地涌,一决即通,水与田平,一引即至,俱可疏凿成田。” [23]明代徐貞明就曾在這一帶用薊州的南方士兵,墾田三萬九千畝。在雍正年间的畿辅水利營田活动中,京東以其丰富的水利资源,在雍正年间的水利營田活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尤以玉田、丰润为最。

玉田縣營田:

玉田北面靠山,泉水湧出即可成河。藍泉河出藍山西南,流入薊運河,夾河潴水爲湖。伏秋時山水暴發,河與湖平,一望無際,很容易泛濫成災。怡親王等疏通藍泉河的河身,使之拓寬加深,又修築堤防,在其西北另開了一道小河,把山澗汙漫之水引入河中,隨河水流往下遊,這樣湖水就沒有了泛濫之虞,而藍泉河也得以安瀾。在曲河頭建閘開溝,引水繞東湖,而南湖內外田地均沾灌溉之利。在湖心最下之處,圩爲水櫃,以濟泉水不足。另外還有發源于小泉山東的泉河,以及孟家泉、暖泉,三者彙流,注人薊運河。[24]玉田縣營田引小泉、暖泉、孟家泉、黃家山泉、藍泉等河之水仍泄水于本河,雍正四年(1726年),縣治東北袁家莊、西南曲河頭等處營治稻田共7653畝,農民自營稻田共355畝;雍正五年(1727年),縣治東南韓家莊、西南邢家樓等處營治稻田共3950畝,農民自營稻田98畝;雍正六年(1728年),縣治西南曲河頭等處營治稻田共5845畝,農民自營稻田共25畝。[25]

玉田縣的後湖莊,明代的徐貞明曾說只要疏浚一下河流即可以種植水田。後湖北面是山,山水漲發時,與藍泉、螺山泉之水一並流下,彙成小河,最後注入薊運河。然而這條小河卻日久湮塞,山泉之水無路可泄,這一帶就成了一片沼澤之地,裏面萑葦叢生。雍正四年1726年)春天,怡贤亲王巡行水利,经过这里,注视许久,说:这里是天然的稻乡啊。于是就选拔官员,拨发银两,开始经画营治水田。怡亲王交给玉田縣令吴士端一張图,图上附有解说,大意说:把小河疏通,用以泻洪,在周围建造围堤,以防山洪涨发。在这片沼泽地上开渠,于渠上设闸控水,引蓝泉、螺山泉之水,用以灌溉。湖心低凹处闲置,用来存水以备旱涝。吴士端奉行不悖,不久工竣田成,水稻连年丰收。吴士端也以此升任永平知府,玉田、丰润二县也随之划归永平府。后来,湖心所产的苇草都被湖边的豪猾之人所占有,于是雍正五年1727年),吳士端便收爲官有,以葦草的收入作爲每年圍堤的維修費用。

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怡亲王去世,水利營田府解散,雍正七年至十年1729-1732年),玉田縣沒有新營一分水田,雍正九年1731年)還有4頃改为旱田。雍正九年(1731)曾派遣太仆卿顧琮核查各處營田,要求水源充足的地方取地方官永遠可爲水田結狀,著籍存戶部。荒廢者,查參如例。[26]雍正十年(1732年),廷议设营田观察使二员,分辖京東、西,以督率各州縣,陈仪以佥都御使领丰润诸路营田观察使,又积极主持营田。“丰润、玉田负山带水,涌地成泉,多沮洳之区,公(陈仪)开渠筑圩,皆成良田。” [27]

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二十七日,營田觀察使陳儀上了一篇奏章,向皇帝奏請于玉田、豐潤兩縣再次修建營田工程,“玉田、豐潤兩縣負山襟海,地勢北高而南下,泉河溪澗之水彙聚,低鄉沮洳汙塗,本宜種稻,惟向無圍防溝洫,是以僅萟旱禾,一遇雨澤偶多,往往失其收獲。自雍正四年蒙皇上天恩創舉營田,代爲經理,固已浚築兼施,變汙萊爲膏腴矣,此外可營之地尚多,小民望營之心甚切,所當推廣皇仁,亟爲開築者也。”計劃在豐潤和玉田各新開一片圍田。不久,這片圍田建成,玉田縣新開的圍田情況大體如下:還鄉河與薊運河之間有一片幾十裏的肥沃土地,一有雨水,這裏就成了衆水所歸之地,就是種高粱等不怕澇的農作物,也經常被淹。陳儀和玉田縣知縣馬鴻俊等查勘了地勢,發現還鄉河比薊運河高四五尺,便從還鄉河西岸孫家圈之前建造了一座石閘,開了一道長1700多丈的東西向横渠,在这条渠的两岸各设立围田,从还乡河引水灌溉稻田,水多的时候则排水于蓟运河。南围长3000多丈,北圍長2400多丈,高78尺。在圍內開溝挖洫,縱橫相通,又隨地形套作小圍。在溝口又建造了十座涵洞,一座木閘,以控制水勢。爲了交通方便,又建了三座橋。這片圍田達203頃之多。这片围田的堤围渠闸工程,都由革职员外程志仁代为修筑。[28]此外,玉田縣還有许多村都可以营田,但是担心老百姓贪多,不能精耕细作,陈仪暂时营治了这两围,以后打算再推广。

我們不防大體描繪一下這片圍田的樣子(根據資料自繪):

豐潤縣營田:

豐潤縣负山带水,泉水很多,泉眼随处可见,如果疏导成河,水就足够用了。“丰润”得名,也正得于此——润泽丰美。怡亲王等在城东的天宫寺、牛鹿山、铁城坎,以及沿河低凹水多之处,或疏泉,或引河,开垦了几百畝稻田。县南与大泊相连的一带,万頃平原,土膏水润,内有四條河流——王家河、汊河、龍堂灣、泥河,這四條河都是混混源泉,春夏不涸。王家河、汊河流入大泊,龍堂灣、泥河向西流入薊運河,但是附近田地卻得不到絲毫水利。怡親王滌源疏流,建壩築堤,彯负右一條東北向的大渠,橫向貫通這四條河,在其中間多開溝洫,引入田地,方圓幾十裏內都可以引水灌溉。如果遇上天澇,則可以引田間之水至溝,溝中之水又可以流入渠中,渠中之水可以流入河中,河水則注入大泊。大泊寬達八裏,長達十幾裏,在豐潤縣南部。怡親王在大泊東南開了一條引河,與陡河相通,這樣泊水就可以通過陡河入海,而大泊之內又開發出一些可耕之地。

陡河也就是馆水,发源于灤州馆山,向东绕过滦县南流,临河村庄中有“上稻地”、“下稻地”的名称,其南面有官渠,是往年圩田种稻的地方,至今还可以看到遗留下来的沟塍。宣各庄以下,有数百頃稻田,村农以此富裕起来。怡亲王等沿河筑堤设闸,沿岸营治水田。

豐潤縣營田,所引用的既有河水,又有泉水,所引用的河水如陡河、泥河之水,泉水如黑龍潭、楊家汫等泉之水,營田村莊如橫沽、王蘭莊、刁家窩、曹家泊、盧各莊、車道鋪、望林泊、梁家灣、胡家泊等。雍正四年1726年),縣治正西高麗鋪、盧各莊等處營治稻田共16251分。雍正五年1727年),縣治西南曹家泊等處營治稻田共1822分,農民自營稻田共3528畝。雍正七年1729年),縣治正南王蘭莊、刁家窩等處營治稻田共27頃八81畝,農民自營稻田共4029畝。

雍正八年1730年)怡親王去世,沒有新的營田出現。雍正九年1731年)改旱田1154畝。到雍正十年1732年),縣治正南王蘭莊、車道鋪、望林泊、老潭等處又營治稻田共11978畝。王兰庄、菱角泊、三家淀等处营田副使光禄寺卿王钧建闸筑围,也营治稻田50頃。

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二十七日,营田观察使陈仪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向皇帝汇报了陡河两岸营治稻田的情况,在这份奏折中,可以了解到豐潤縣新发展的两处围田工程的大体情况:经过多年经营,豐潤縣诞负恿桨队田已多达十围,年年丰收。老百姓看到了水田的好处,都争着开种水田。臣仔细查勘,将军庄旧围以下的梁家湾等处,副使王钧田围之外的胡家等泊,都可以营治,但水田越多,用水也就越多。而陡河源高势峻,易长易消,虽然有王钧建造的一座拦水坝,然而坝在陡河下游,不能蓄水逆上遍溉诸围。所以陈仪命令知县周传昌查估,由革职员外程志仁负责修建工程,在上游适中之处添建一座木坝,原来副使王钧所建的木坝,移至王兰庄桥下,改为石工,设在十围的中间,这样十围都能引水灌溉。同时在将军庄旧围之下的梁家湾,以及副使臣王钧围田之外胡家等泊两处,又营治了两围水田。梁家湾围田34頃多,临河筑堤600多丈,高7尺,在圍內挖一道圍溝,長1100多丈,挑溝之土即用以修圍。胡家泊圍田70多頃,开挖一条长360多丈的河,與副使王鈞圍田外的引河相接,在接界之處建閘節水,築圍1900多丈,高6尺。梁家灣和胡家泊圍田圍共建進水涵洞7座。[29]這兩圍稻田共1076794厘。[30]

其他縣的營田[31]

其他如遷安、灤州、寶坻縣等州縣也修圍引水種植稻田。

遷安縣:引徐流河、三里河、黄山泉河之水营田,仍泄水于本河。于以上各河“委员相度,围堰渠闸随宜布列,分引灌溉,田成千六百畝。”雍正四年,县治东北三里河、徐流营、西北云峰寺等处营治稻田共12784分。五年,縣治西北泉莊營治稻田250畝;东南丁家泉、平坡营、芦沟堡、磨眼泉等处农民自营稻田99畝。

灤州:引泝河、暖泉及福山泉、館水營田,仍泄水于本河。于以上各河泉“設閘疏渠,萊蕪悉成稉稻。”雍正四年,州治墖河沿、王家店、老新莊、蘇家橋等處營治稻田共811畝;农民自营稻田219畝;州牧朱煌营稻田1353分。六年,州治梅莊營治稻田277畝;农民自营稻田50畝。七年,州治西北孟家店等处营治稻田共319畝七分。九年,改旱田5382分。

平谷縣:引泃河及山泉之水營田,仍泄水于本河。雍正五年,縣治正東龍家務、東北水峪寺等處營田共535畝;农民自营稻田共765分。九年,改旱田350畝。

薊州:引大小海子等泉之水,泄水于淋河。淋河是薊州的主要河流,它接納了州北各山泉,又與河会流,源远流长,颇有灌溉之利。怡亲王先在薊州城東西附近沮洳之地,疏导山泉,置闸开渠,营田5000余畝。雍正五年,州治正东大屯庄、三家店,正西山冈庄等处营治稻田共20645分;農民自營稻田共2942畝。六年,州治正东三家店、丁家庄,正西夏各庄等处营治稻田共4547分;農民自營稻田共1948分。九年,改旱田1341畝。

寶坻縣:八門城、尹家圏、下汪各莊等處營田引薊運河、潮水營田,仍泄水于本河。怡親王命人在寶坻縣疏滌舊渠,建置閘洞,汲引澆灌,使“瀕海瀉鹵漸成膏腴。”明朝時,袁黃爲寶坻縣令時,就曾開河引水,用潮河之水在壺廬窩等村教民種稻,並刊發《勸農書》一卷,詳細說明插秧灌溉的方法,“蓋潮水性溫,發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雖少雨之歲,灌溉自饒,猶江浙所謂潮田也。” [32]当时,寶坻縣的老百姓都相信这位知縣,大家勇跃相劝,种植稻田,袁黄离任后就废弃了。雍正五年(1727年),縣治東南尹家圈、八門城等處營治稻田,共2553955毫;農民自營稻田,共3428793毫。雍正七年(1729年),縣治東南下王各莊等處營治稻田,共44794厘,農民自營稻田共75874厘。雍正九年(1731年)改旱田46534分。

甯河縣:引蓟运河潮水营田,仍泄水于本河。甯河縣境内的蓟运河“涯广流深,潮汐最盛,沽道飘唷保所以“沿河数十村俱成稻田,沟塍绣错,阡陌交通,宛以江乡风景。”雍正五年,县治西关、东关及东窝庄、南窝庄、岳旗庄、江潢口、崔成庄、齐家沽等处共营治稻田3345畝;农民自营稻田4981153毫。七年,本城及蘆台等處農民自營稻田共203996厘。九年,改旱田371074厘。

武清縣:引鳳河之水營田,仍泄水于本河。鳳河自南苑流向東南,至武清縣堠上村斷流,河身漸漸淤爲平地,一遇到雨潦,就漫流四野,運河堤岸亦受其浸齧。怡親王治河,將涼水河分引至堠上村,沿著鳳河故道疏浚挖深,使涼水河經鳳河故道入澱。在桐林等村疏渠,分引鳳河之水,用以溉田。雍正五年,縣治西北桐林村等處營治稻田18251厘。

为了更加简明直观,把京東各州縣在雍正年间所营水田数量列成下表。

京東局水利營田统计表

州縣

雍正四年

雍正五年

雍正六年

雍正七年

官營()

民營()

官營()

民營()

官營()

民營()

官營()

民營()

京東局

玉田縣

76.53

3.55

39.5

0.98

58.45

2.5

0

0

豐潤縣

17.251

0

18.022

35.28

0

0

27.81

40.29

遷安縣

12.784

0

2.5

0.99

0

0

0

0

灤州

21.64

2.19

0

0

2.77

0.5

3.197

0

平谷縣

0

0

5.35

0.765

0

0

0

0

薊州

0

0

20.645

29.42

4.547

1.948

0

0

寶坻縣

0

0

25.53955

34.28793

0

0

44.7904

7.5874

甯河縣

0

0

33.45

49.81153

0

 

0

20.3996

武清縣

0

0

18.0251

0

0

0

0

0

總計

127.21

5.74

163.032

151.534

65.767

4.948

75.797

68.277

 

續表:

 州縣

雍正八年

雍正十年

雍正十一年

雍正十二年

總計 

雍正九年

官營()

民營()

官營()

民營()

官營()

民營()

官營()

民營()

()

玉田縣

0

0

0

0

203.14

0

0

0

384.649

-4

豐潤縣

0

0

169.78

0

107.68

0

0

0

415.1124

-11.54

遷安縣

0

0

0

0

0

0

0

0

17.274

0

灤州

0

0

0

0

0

0

0

0

30.297

-5.382

平谷縣

0

0

0

0

0

0

0

0

6.115

-3.5

薊州

0

0

0

0

0

0

0

0

56.56

-13.41

寶坻縣

0

0

0

0

0

0

0

0

112.20528

-46.534

甯河縣

0

0

0

0

0

0

0

0

103.66113

-37.1074

武清縣

0

0

0

0

0

0

0

0

18.0251

0

總計

0

0

169.78

0

310.82

0

0

0

1142.899

-121.47

资料来源:雍正《畿輔通志》卷四十六、四十七“水利營田”。

(注:1、雍正《畿輔通志》中對營田數無記載者以0記。2、改旱田者以负数記。3、只記有明確記載者,模糊者不計。4、官员营田列入官營。5、以頃为单位,小数点后分别是畝、分、厘、毫、丝。)

京東的这次营田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水源上来说,京東地区泉水较多,所以这次营田充分开发和利用了泉水资源。

2、先以玉田、丰润、迁安、灤州四县为试点,成功后于第二年(1727年)開局,推廣到各地,且主要集中在雍正四到七年,其中雍正五年營田最多,達314頃之多。就地域来说,豐潤縣最多,其次是玉田縣。这次营田,以官營为主,达900多頃,民營仅200多頃。

3、自雍正八年(1730年)始至雍正末年,除玉田、丰润外,各州、县再没有新的营田出现。这与雍正八年怡亲王的去世、水利營田府解散不无关系。雍正十年至十一年(1732-1733年),玉田、丰润之所以在出现大面积新田,是因为重视营田的陈仪被任命为京東等处营田观察使,又新开发了几处面积较大的围田。

4、雍正九年(1731年),各州縣都有部分水田改为旱田,多少不一。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些水田的开发多多少少有些勉强。至于为什么在这一年那么多水田改为旱田,除怡亲王去世的社会因素外,笔者又查阅了这一年的气象资料,发现更重要的是气候因素,因为这一年畿辅地区旱情较重。

雍正年間曆年旱災發生次數統計(方志)

時間

旱災數

方志數

方志中的旱災數与方志总数之比

雍正

(公元)

1

1723

10

41

24%

2

1724

1

33

3%

3

1725

7

58

12%

4

1726

0

26

0%

5

1727

1

20

5%

6

1728

3

19

16%

7

1729

5

27

19%

8

1730

8

39

21%

9

1731

8

18

44%

10

1732

2

10

20%

11

1733

0

34

0%

12

1734

3

14

21%

13

1735

1

6

17%

總計

——

49

345

——

(资料来源:根据張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册(凤凰出版社20048月版)統計得出。注:1、該統計包括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2、這裏由于資料所限,只統計該書中記載的方志,所以只能大體反映旱災情況。)

由上表可知,雍正九年(1731年)大旱,旱災嚴重,在保存下來的方志中,近一半的方志記載這一年有旱災。

总之,京東营田是雍正年间大规模一种水利營田的先锋,營田中充分利用當地的水資源,在治理河道的同時,發展水田。先以玉田、丰润、迁安、灤州四县为试点,第二年(1727年)设营田四局,推广到各地。京東营田活动且主要集中在雍正四到七年,其中雍正五年营田最多,雍正九年有120多頃改为旱田,雍正十、十一年,在陈仪的主持下又开发了400多頃围田。乾隆二年,随着乾隆“聽民之便”的诏令[33],許多地方改水田爲旱田,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皇帝诏谕:“物土宜者,南北燥濕,不能不從其性,倘將窪地盡改作秧田,雨水多時,自可藉以儲用,雨澤一歉,又將何以救旱?以前近京议修水利營田,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力不能强同”[34],禁止再在京畿区地从事水利營田活动,京東地区官方组织的水利營田也宣告终止了。

 



[1] 《史記·河渠書》。

[2] 《后汉书·張堪传》。

[3] 黃宗羲:《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冊,頁42

[4] 《元史》卷181,《虞集傳》。

[5] 《元史》卷42,順帝五,十二年十二月癸未。

[6] 《元史》卷138,《脫脫傳》。

[7] 光緒《畿輔通志》卷91,河渠略·水利二,丘濬《大學衍義補》。

[8] 《明經世文編》卷72,丘濬《屯營之田》。

[9] 《明穆宗實錄》卷43,隆慶四年三月戊子。

[10] 《明史》卷223,《徐貞明傳》。

[11] 雍正《畿輔通志》卷46,水利營田(一)。

[12] 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怡賢親王疏鈔》之《敬陳水利疏》。

[13] 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怡賢親王疏鈔》之《請設營田專官事宜疏》。

[14] 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怡賢親王疏鈔》之“世宗憲皇帝聖谕”,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朱轼《随怡亲王查看京東水利工程并请开浚沟渠引流

稻折》。注:有的因文後沒標注日期,所以注的是折前的日期。

[1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雍正四年二月初二日朱轼《永平府地方得雪及迁安灤州各村可种秔稻折》。

[17] 潘錫恩:《畿輔水利》初案。

[18] 潘錫恩:《畿輔水利》初案。

[19]《清史列傳》卷14《朱轼傳》。

[20] 雍正《畿輔通志》卷46水利營田(一)。

[21] 雍正《畿輔通志》卷94怡賢親王《請設營田專官事宜疏》。

[22] 雍正《畿輔通志》卷46水利營田(一)。

[23] 雍正《畿輔通志》卷46水利營田(一)。

[24] 雍正《畿輔通志》卷94,怡贤亲王《敬陈京東水利疏》。

[25] 雍正《畿輔通志》卷46,水利營田(),京東局玉田縣。

[26] 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之《水利營田图说》。

[27] 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之《陈学士文钞?陈学士家传》。

[28]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隸丰润等处营田观察使陈仪奏请修筑丰润玉田两县营田工程折”。

[29]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隸丰润等处营田观察使陈仪奏请修筑丰润玉田两县营田工程折”。

[30] 雍正《畿輔通志》卷46,水利營田()京東局豐潤縣。

[31] 除标出的外,这一部分的引文和数据均出自雍正《畿輔通志》卷46,水利營田()

[32] 乾隆《寶邸縣志》集說卷之十四《營田》,成文出版社。

[33] 《皇朝文獻通稿·田賦考》。

[34] 《清史稿》卷129,河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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