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1.1 200 OK Server: nginx Date: Fri, 06 Dec 2019 13:38:53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Transfer-Encoding: chunked Connection: keep-alive Vary: Accept-Encoding Set-Cookie: bg12=26|AD0cP; Expires=Fri, 06 Dec 2019 21:40:49 +0800; path=/ 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收翼龍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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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收翼龍紋研究

发布日期:2015-07-01 原文刊于:

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收翼龍紋研究

蘇輝

扶風莊白窖藏所出的析尊(圖1)上裝飾一種折體龍紋,在同一主人的其他兩件器,如析觥(圖2)、析方彜(圖3)上均可見(三器器形分別見圖181920)。合觀這幾件析器上的龍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點:

1.全身鬛、甲畢現,造型華麗。

2.頭部花冠是一俯視的直體卷尾龍紋。

3.肩部有普通龍紋不具備的聳突。

1 析尊圈足

2 析觥圈足

3 析方彜蓋

4 蟬紋

5 見尊腹部

6 匽侯盂腹部

7 乍寶用簋腹部

8 尊腹部

關于折體龍紋肩部的聳突,筆者認爲應該是表現龍背上的翼,只不過沒有張開,而是收攏的形態。文獻中將有翼的龍稱爲應龍,《廣雅·釋魚》“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無角曰龙。”铜器纹饰中,为了表现昆虫的翼和飞禽的翅收拢,均在肩或背部凸起(圖4)。折體龍紋肩部的凸起也是同樣的道理,如岐山賀家村M112所出的乍宝用簋纹饰拓片(圖7),表现的是这类龙纹背部双翼的俯视圖,翼尖也从躯体弯折处伸出,较之他器更加形象,与张翼的龙纹,如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所出潶伯卣颈部的龙纹相比,差别更是明显。

析器以外,收翼龙纹还见于不少铜器,如英国学者罗森夫人提到《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青铜器圖录》(本文简称《美集录》)A420的見尊[①](腹部纹饰见圖5,器形见圖14)和《商周彜器通考》654的見卣[②](圖17)。李学勤和艾兰两位先生发现了藏于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行的鲜簋(圖23)裝飾有這種龍紋[③],并在讨论鲜簋时提到,类似的还有麦方尊(圖9)和辽宁省喀左县马厂沟窖藏所出的匽侯盂(圖21),鮮簋的龍形花冠已經和龍頭部分開,是晚出的形態,故論定在穆王三十四年[④],析器大約是在昭穆之間[⑤]。隨後,彭裕商先生列出了乍寶用簋[⑥](圖22)。最新的發現則是1999年鄭州窪劉ZGW99M1所出的卣(圖1516)和[⑦](圖13)。

《西清古鑒》8.48伯龢尊、9.30即月尊(圖11)、10.36夔龙尊(圖12)也是在腹部和圈足飾有收翼龍紋,但都是僞器[⑧]。《通考》555又有伯龢方尊(圖10),容庚先生云:“《铜器集》(圖五)著录,云铭有王元年伯龢父等三十五字。案此器形制花纹与邢侯尊(《古鉴》八:卅三)略同,乃西周前期器,不当有西周后期伯龢父铭文。疑铭文伪刻,或此器乃仿造之精者”[⑨]。此說有理,所以本文對這幾件器不作討論。

9 麥方尊

10 伯龢尊

11 即月尊

12 夔龍尊

13 

14 見尊

15 小

16 大

17 見卣

18 析尊

19 析方彜

20 析觥

21 匽侯盂

22 乍寶用簋

23 鮮簋

 

24 日本白鶴

美術館藏榮子方尊

麦尊在《西清古鑒》一书中器形及纹饰都绘得比较逼真,同人做的器物有麦鼎、麦盉及麦方彝。《西清古鑒》13.10爲麥方彜,肩部和圈足飾折體蛇紋,蓋和腹爲饕餮紋,風格與令方彜相近,但腹部未顯鼓出[⑩],時代應比令方彜略早。麥盉見于《通考》478,半環鈕捉手,蓋器之間有提鏈,腹全素微鼓,淺裆部略分,四柱足較細,器形與梁山七器中的伯憲盉、洛陽馬坡出的父癸臣辰先盉幾近一致,時間上應相距不遠。學界公認臣辰盉在昭王前後,朱鳳瀚先生定伯憲盉爲西周早期晚段器[11],因此,将麦盉定在康昭时期是合适的。麦尊是方体圆口,四角都有钩状的扉棱,盖沿颈部饰双龙相对的蕉叶纹,肩部是尾部垂下两羽的小鸟纹,腹部、圈足均为小龙花冠的收翼龙纹。器形相似的可举出荣子方尊(圖24)、令方尊和叔逸方尊,都是方体圆口,尤以前者的风格更近,略有差别的是肩部小鸟纹尾除了下垂的两立羽外,其上还有一横羽;圈足也是顾首折体下卷尾龙纹,只是没有耸突的翼根部和小龙花冠。王世民先生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斷代研究》将荣子方尊列在口圆下方的Ⅰ型2式,定在西周早期偏晚,同樣的型式還有令方尊、盠方尊,都是昭王以後的器物了[12]。另外,器物組合含有尊和方彜的如令器和析器都是在昭王時,且同樣飾有收翼龍紋的析器已經到了昭王末年[13]。所以,麥方尊最好也定在西周早期偏晚,不會太早,鑒于學界大多將麥器的尊、盉、方彜置于康王世[14],現從類型以及組合來綜合考慮,筆者認爲定在康王晚年較爲妥當,當然,它們之間也有先後,不過時間差距很短。至于麥鼎,足部做出獸足形狀,非常少見,康昭時期的季尊、卣足部略可比擬,與麥器在時代上也能銜接。

乍寶用簋是1976年出自陜西岐山縣賀家村西北的M112,墓已被盜掘,銅器只余下這件簋。其收翼龍紋的龍形花冠也已脫離腦部,並且無論從器形紋飾都和鮮簋一樣,如扉棱、耳的獸首浮雕等,就連龍紋上唇脫落的牙形狀也一致,時代肯定與之相差不遠,且有理由推測鮮簋也有一個和乍寶用簋一樣的蓋。原發掘者在簡報中根據打破關系並參照《沣西發掘報告》,將M112正確地定在西周中期,認爲是相當或稍晚于穆王[15]。《周原出土青銅器》一書將乍寶用簋定在西周早期,現在可知不足據。

窪劉ZGW99M1屬搶救性發掘,隨葬品非考古專業人員取出,又無地層上的疊壓關系,只能以器物類型和組合來推斷。出土的禮器有鼎3件,簋、甗、罍、觚、尊、盉各1件,卣3件,其中兩件扁體卣紋飾全同,一大一小,另一件爲圓體卣,發掘者已經指出,其中一些銅器有商的遺風[16]。這是很對的,如鼎、簋、甗、罍、盉均是商末周初的風格。尊和兩件扁體卣銘文類同,屬于同一組,應是墓主自作器。同出的其他禮器銘文則相對較爲駁雜,與尊銘等並不相諧,可能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下面重點討論都飾有收翼龍紋的尊和兩件扁體卣。

尊頸沿爲雙龍相對的蕉葉紋,肩部是垂首披冠直體上彎尾龍紋,龍紋的尾部斜下方附交叉的橫羽和立羽飾件;腹部和圈足都是垂有小龍花冠的顧首收翼龍紋,通體有四道鈎棱。卣蓋面和器腹部飾垂有小龍花冠的顧首收翼龍紋;頸部爲垂首帶齒的直體上彎尾龍紋,龍身遍布立羽,龍形系用粗陽線勾勒[17];圈足飾同樣的龍紋,只是龍身較細;頸部爲一身雙首同向的龍紋。可供對比的是《美集錄》A420見尊和收在《通考》654的見卣,据陈梦家先生的注解,见尊又录于《菁华》14,銘文爲“見乍寶尊彜”,“日本住友氏所藏一卣(《菁華》75、《形態學》39.2下)與此同銘,《善齋》51甗亦見所作”[18]。最令人称奇的是,见尊、见卣分别和窪劉的尊及扁体卣一模一样,装饰风格如出一辙,连器物大小都相差无几,以尊为例,窪劉的尊高30.2cm,口徑22.2cm;見尊高29.1cm,口徑21.6cm。另外,器表勾棱的形狀和數目也相同,兩套尊卣時間上必定非常接近。一尊一卣、一尊二卣的組合屬于西周早期銅器群的典型特征,因此,定在西周早期非常合適。

25 尊肩部

26 伯矩鬲頸部龍紋

27 見尊肩部

28 竹園溝M20:5圓盒

尊簣D尊肩部的龙纹尾部(圖2527)帶有分離的飾件,與一般龍身所附的淺浮雕棱脊有別,並不常見,流行的時間也比較短,其他的例子見于琉璃河M251出的伯矩鬲颈部(圖26)和宝鸡竹園溝M20:5圓盒颈部(圖28),相同之处如,均是垂首披冠带卷耳,双唇均上翻,但两件尊的龙纹身体较短,鬲、盒的龙身较长,竹園溝龙纹足部后还有横羽,故尾部所附的横羽和两件尊的一样短,不如伯矩鬲的长:总的来说大致类似。M251是在成康之際[19],竹園溝M20在成康時期[20],兩尊的時代與它們相距應不太遠。

據器形來看,兩套尊卣顯出的是西周早期後段的特點,見卣、卣和莊白的商卣相似,見尊、尊和析尊、商尊等也非常接近。莊白的這幾件器都在昭王時,析器更在昭王的末年。再從收翼龍紋的演變來看,乍寶用簋龍紋的後足已經不見,頸後的鬛毛也大大縮短,析器的龍紋頸後鬣毛還有一定的長度,但也沒法和器、見器及匽侯盂相比。由此可以推斷,析器在時間上正好排在乍寶用簋(包括鮮簋)和器(包括見器和匽侯盂)之間,器的一尊二卣最好定在康昭之際。一个墓的年代必须由最晚的器物来定,因此,窪劉ZGW99M1的上限應是康王時期,不能早到周初成王時。

麥方尊與匽侯盂就學界通行的看法也都是西周早期的器物,匽侯盂近于附耳簋,只是腹部較深,附耳有橫梁與器相接,但圈足已不外鼓,而是向內凹折。以收翼龍紋的序列推斷,也應在康昭時期,下限約在昭王前段。

綜上所述,就目前的資料看,收翼龍紋在商代的銅器上還未出現,施用時間大體在康王後期到穆王這一段,即西周早中期之際,以乍寶用簋和鮮簋來看,下限應就在穆王後期,因爲恭王之後已經沒有乍寶用簋那樣的銘文格式了[21]。彭裕商先生認爲,這種紋飾起于康王之世,盛行在昭、穆時期[22],是合理的。因此,這種紋飾可以作爲西周早期後段至中期早段青銅器的一個判斷標准。就收翼龍紋本身而言,在這期間的形態也是略有變化的,除了小龍垂冠的脫離之外,最明顯是在上唇的牙與足部。

如以上唇的牙形作爲依據,從細部的特征來考察,收翼龍紋還可分爲兩組:匽侯盂龍紋的牙長度與乍寶用簋和鮮簋的龍紋牙相當[23],個體較大,作立羽形,有倒鈎,但未與唇脫落,就和作爲花冠的小龍相連是對應的,也屬較早的形態,兩件簋的收翼龍紋應當承襲自盂的形態。這三件是一組;其他幾件銅器龍紋的牙相對較短,列在另一組。再看兩組的器類會發現,匽侯盂銘文“匽侯乍(飯)盂”,表明匽侯盂和兩件簋一樣,均爲食器[24],可稱爲食器組。另一組中析器的尊、觥、方彜,尊、卣簣D尊、见卣都是成套的酒器,可称为酒器组。纹饰与器类及用途的对应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同一种纹饰,也会在细部显出差别以起到指示作用。不仅如此,笔者还讨论过两种纹饰区别食器、酒器的例子[25],據《禮記·郊特牲》“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有了陰陽的內蘊,不同類別器物上的紋飾便顯出了各自的特點,其中的禮制含義不言而喻,“器以藏禮”的原則在紋飾上同樣得到了表現。

在收翼龍紋的演變中酒器組明顯早于食器組。西周早期酒器仍然具有一定的規模,但到了穆王中後期的禮器組合中,酒器已經逐漸式微,觥、方彜、卣均已成爲明日黃花,食器的地位遠遠超過了酒器,收翼龍紋也就主要裝飾在簋上了[26]。收翼龍紋應該是帶有標志性質的紋飾,它的使用含有多重的意味。不過,至今還未在鼎上發現收翼龍紋,這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最後,可以將飾有收翼龍紋的銅器按時間先後排列如下:

康王後期

麥方尊、匽侯盂

康昭之際

*尊、卣,見尊、見卣

昭穆之際

析尊、方彜、觥

穆王後期

鮮簋、乍寶用簋

于是就顯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今遼甯、河北的北方地區→河南鄭州→陜西周原這樣一條路線與各器的時間先後正好有對應關系,恰好在提示收翼龍紋的傳播路徑,這個結論以後應該會有更多的實例來驗證。

2009年初稿

2014年二稿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青铜器圖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696頁。此器又著錄在容庚先生《商周彜器通考》(下文簡稱《通考》)第537器。

[]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賽克勒所藏西周青銅禮器》),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0, pp.462-463.

[] 李學勤、艾蘭編:《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彩版9,文物出版社,1995年;下文簡稱《遺珠》。

[] 李學勤、艾蘭:《鮮簋的初步研究》,《中國文物報》1990222,收入《遺珠》。

[]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

[] 彭裕商:《麥四器與周初的邢國》,載《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98年,第147150頁。彭文據《陜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三.一所錄,此器彩照及紋飾拓片後來發表于《周原出土青銅器》第1492-1495頁。又,彭先生认为荣子方尊的圈足也是这种收翼龙纹,似不确,如下文圖24,榮子方尊圈足是顧首垂冠折體下卷尾龍紋,但冠飾並非小龍,肩部也沒有收翼形成的聳突。

[] 鄭州博物館編:《鄭州青銅器》第34卣、第38尊,香港國際出版社,2001年,第2024頁。書中分別稱兩器爲“”銘鳳紋提梁卣、“”铭龙纹铜尊,所谓的凤纹和龙纹均指收翼龙纹,前后矛盾。发掘简报见张松林等:《郑州市窪劉村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6期。

[] 容庚:《〈西清〉金文真僞存佚表》,《燕京學報》第5期,1929年。

[] 容庚:《商周彜器通考》,第305頁。

[] 不排除《西清古鑒》描绘有失真的可能。

[11] 朱鳳瀚:《房山琉璃河出土之克器與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載《遠望集——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

[12]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

[14] 也有學者持昭王晚期說,不過已經被認爲不可信。詳見張桂光《周金文所見“井侯”考》(載《黃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中國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龐小霞《西周邢國二次遷封說辨析》(《文物春秋》2008年第2期)。

[15] 陜西省周原考古隊:《陜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第8期,文物出版社,1983年。

[1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窪劉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

[17] 同樣的龍紋又見于《賽克勒所藏西周青銅禮器》70卣蓋沿,即《流散歐美之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第132器。

[18] 《美集錄》,第86頁。

[1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 1973-1977》,第244頁,文物出版社,1995年。

[20] 《寶雞國墓地》,第2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