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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文書學的曆史與現狀

发布日期:2016-03-21 原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中國古文書學的曆史與現狀[1]

 

黃正建

 

 

“中國古文書學”是近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提倡建立的一個學科。它在中國是一個比較新的學科,但從世界範圍看,則並非如此。比如日本,很早就有這個學科,而且還有梳理該學科發展曆史的文章。最近的文章是小島浩之的《關于中國古文書學的劄記(上)》[2]。以下參考小島文章,結合其他資料以及筆者的理解和判斷,回顧一下日本“中國古文書學”的發展狀況,以及中國“中國古文書學”的建立與這幾年的發展。

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在上世紀50年代初還沒有成立,因此1952年藤枝晃在《世界曆史大事典》(平凡社)中爲“古文書”和“古文書學”撰寫條目時,對日本和西方的古文書學有詳盡解說,但對中國,只敘述了爲何沒有建立古文書學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中國存世的古文書很少。而造成古文書存世很少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王朝更替時的戰爭等,造成古文書的毀壞和消失。二是文書特別是政府的公文書存放一定時間後就被廢棄。三是存在一個很長的版本(刻本)時代。

古文書學沒有建立,並不意味著沒有古文書的研究。事實上,從敦煌文書、明清檔案的發現起,學者就開始對這些文書進行研究。內藤湖南在京都大學就曾以“中國古文書學”爲題開設講座,但所講恐怕主要是“公牍”即清代的官文書。

此後對古文書本身進行研究,從而客觀上推動了古文書學發展的是那波利貞與仁井田陞。

關于那波利貞的古文書學研究,竺沙雅章認爲有三個特點:一、指出了以前不曾關注的私文書和雜文書作爲史料的價值所在。二、將所閱讀的伯希和文書做了正確錄文後提供給學界。三、將古文書納入大學的授課和討論,以施行實際的古文書教育。但竺沙雅章也指出那波利貞的古文書學有個缺點,即雖然忠實記錄了文書的形狀,但沒有調查和記錄文書的尺寸、紙質、筆迹等,而這應該是研究古文書時要首先做到的。換言之,那波利貞的古文書研究缺少了對文書形態(物質形態)的關注。原因當然是當時“中國古文書學”還沒有建立。

仁井田陞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唐令拾遺》和《唐宋法律文書研究》中。前者複原了唐代的《公式令》,加上後來的《唐令拾遺補》,共複原了16種唐代官文書樣式,是中國古文書學“樣式研究”中的一大成果,或者說奠定了中國古文書學中“樣式研究”的基礎。在《唐宋法律文書研究》中,仁井田陞特別將“私法史相關文書”分爲15類,其中包括可作爲公證手段的“戶籍”。池田溫認爲仁井田陞的研究建立了契約類文書的基本框架,至今仍是中國古文書學的重要書籍。但是小島浩之認爲仁井田陞的研究主要是廣泛搜集資料並將其整理,然後體系化,還說不上是“樣式研究”,只能說是樣式研究的基礎。

到上世紀50年代末,藤枝晃在《亞洲曆史事典》(平凡社,1959年)爲“古文書學”所寫條目中,將“古文書學”定義爲:研究古文書外形(書式、書體、紙質等)、內容、相關人物、完成過程、作用和效力等所有方面的學問,是史學的重要輔助學科。在此條目中,藤枝晃提到了中國古文書學。

到上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已經開始對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現狀予以總結了。這就是竺沙雅章在《書的日本史》第9卷中所寫的《中國古文書學的現階段》[3]

在這篇文章中,竺沙雅章也指出中國沒有古文書學的原因在于存世文書的稀少,而存世文書稀少的原因,除王朝更替銷毀了前朝文書外,還有就是古代知識分子不關注文書。他們只重視書籍以及自己作品的流傳。(近年坂上康俊還認爲,其原因蓋在于中國有遠高于日本的公權力。這種公權力能夠保證領屬關系,因此不必長期保存具有“權利認定”意義的文書。不過,對于此觀點,小島浩之的文章已經提出了疑問)。文章接著以敦煌文獻與宋元紙背文書爲例介紹了中國古文書研究的現狀。其中敦煌文獻方面,介紹了藤枝晃將敦煌寫本劃分爲初期、中期、後期三階段的觀點,並以戶籍研究作爲文書研究的一例予以說明。宋元紙背文書方面,指出這些文書僅當時所知就有2萬多頁,內容主要是“戶口錢糧冊”,也有地方官府處理的案卷。文章最後說,隨著出土文書的增加,古寫本學或古文書學的必要性日益增大,雖然需要付出時間和努力,但期盼著能完成一部中國古文書本身的通史或概論。

竺沙雅章的這篇文章將古寫本與古文書一並論述;與文書相關,主要舉出的例子是戶籍文書或戶口錢糧冊。這些都與一般理解的“古文書學”中的“文書”概念有一定距離。

上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研究中國古文書的名家輩出,就研究敦煌吐魯番文書“書式”方面的成果而言,主要有大庭修、池田溫、岡野誠、中村裕一、荒川正晴等等,最近做出了較大貢獻的是赤木崇敏[4]

本世紀以來對中國古文書學予以總結的,就是我們文章開頭提到的小島浩之的《關于中國古文書學的劄記(上)》。

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包括哪些內容呢?小島浩之參照“日本古文書學”中對近代以來古文書“群”的發現、整理和研究,提出了以下研究模式:

第一步是發現和調查;第二步是整理和公布。這兩步可稱爲“基礎古文書學”。第三步是大量搜集這些文書並予以分類、編年等工作;第四步是各論研究。“各論研究”又分爲樣式研究(文書書體、文體、授受人和機構、開頭語、本文、結束語、署名等)、形態研究(文書的物質形態,包括紙張、用墨、用筆等)、機能研究(包括文書的完成、傳達、受理、管理的過程,以及機能、效力等問題)、傳承研究(文書傳承的過程和保存的意義等)。這第四步可稱爲“應用古文書學”。而第三步既可以歸入基礎古文書學,又可歸入應用古文書學。

以上就是参考小岛浩之文章,并归纳竺沙雅章文章内容后简化出来的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的大致情况。从中可知,早在上世紀初,日本学者就开始使用“中国古文书学”一词,这应该是受“日本古文书学”发达的影响。但在当时,这一词汇意味着什么,并没有明确定义。此后日本的中国古文书研究,虽然有许多成果,但文书研究的作者似乎并未自觉将其纳入“古文书学”范畴,像那波利贞、仁井田陞所谓在“中国古文书学”中的贡献,应该只是后人追述的结果。

因此,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有幾個明顯特點。第一、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沒有一個相對比較明確的成立時間點。雖然這一詞語出現較早,也不斷有人將其總結爲“中國古文書學”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但似乎並未有人或有某些人在某一時間段倡議或宣告建立“中國古文書學”。這一學科的發生發展是後人追溯歸納總結出來的。這一“中國古文書學”究竟成立于何時?未見有比較清晰的界定。換言之,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的成立,缺乏一個標志性事件或著作,它的成立和發展過程是相對比較模糊的。第二、因此,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沒有一個相對嚴謹的定義,比如所謂“中國古文書”何指?官文書之外,私文書、雜文書何指?又如,所謂“中國古文書學”何指?它所涉及的範圍(廣度)、時代(長度)何在?如此等等,都沒有相對統一而嚴謹的說明。前述竺沙雅章的文章就是混同寫本——含佛典寫本——與文書,以及混同典籍與文書而一並論述的;即使在論述“文書”時又是首舉“戶籍”和“戶口錢糧冊”類文書。這些都與日本古文書學所謂嚴格意義上的“文書”定義並不相同。第三、這一狀況的造成,可能是由于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主要建立在敦煌文書與吐魯番文書(大谷文書)研究的基礎之上。所謂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包括其成果,主要是指敦煌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成果,其所表述的定義和說明,主要建立在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基礎之上,而于簡帛文書、黑城文書、徽州文書等很少涉及[5]

此外,即如小島浩之擬定的中國古文書學研究的四步模式(或兩種分類即“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雖然看起來很完備,其實也有可商榷處。第一:模式中的第一步“發現與調查”確實應該是古文書研究的前提,我們也應該鼓勵學者去發現和調查古文書,但在目前的中國,特別是地下文物(窖藏文物)的發現調查,主要是考古工作者完成的。對于曆史工作者而言,這一步不易做到。第二:模式中的應用研究包括四類:樣式、形態、機能、傳承。這四類研究不用說,是古文書研究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反映古文書學特點(不同于其他學科)的最重要的研究項目。但是對于曆史研究者而言,文書內容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通過研究文書內容,乃至利用文書內容來研究各時代的制度、曆史,是古文書研究的重要一環。換句話說,上述樣式、形態、機能、傳承四類研究,涉及的基本都是文書的形式、文書的制度、文書的管理技術方面等,而沒有包括文書的內容。比如一件文書,我們研究它是一件牒文,具有“上行”或“下行”牒文的書式,這屬于樣式研究;研究牒文的紙張、用筆等,這屬于形態研究;研究牒文的發出者接受者、受理日期、粘連保管等,屬于機能研究;研究該牒文如何殘留或保存下來的,屬于傳承研究。但是這裏缺少對牒文內容的研究。例如該牒文是爲交納租稅事,或統計馬匹事,或處理逃兵事,等等,也應該是文書研究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對曆史研究者而言。缺少了對文書內容的研究,不能不說是小島模式的一個缺陷。

以上介紹了“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的情況,並簡單作了一些也許不很妥當的點評。下面想介紹一下“中國的中國古文書學”。

虽然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就有“中國古文書學”的詞語出現,並似乎也有了這一學科,但中國曆史學界卻一直沒有受到影響,一直沒有提出或建立“中國古文書學”。直到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中國古文書研究班”開班。

2010年,在幾位年輕學者的倡議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一些志同道合的學者,感慨于曆史所擁有各斷代文書的研究者,但都是各自爲戰,缺乏相互交流的現狀,聯合先秦甲骨文金文、秦漢簡帛、隋唐敦煌吐魯番文書、宋元黑城文書、明清徽州文書的研究者,開設了一個跨斷代、跨研究室的文書研究班。這個研究班的設立,以建立“中國的中國古文書學”爲目的。研究班每月一次,除開始幾次由各斷代學者介紹本斷代文書研究概況外,主要是研讀各斷代文書,也邀請所內外文書研究專家來做講座,至今已活動了39次。同時,在2010年的開班儀式上,我們已經提出了要以建立中國古文書學爲目標。

20126月,以研究班成員爲主,我們召開了第一屆中國古文書學研討會,正式提出建立中國古文書學。會後,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發表了題爲《中國古文書學:跨越斷代文書研究》的署名文章[6]。文章解釋了文書、古文書、古文書學的定義,以及中國爲何沒有建立古文書學的原因,並參考日本古文書學,提出了中國古文書學研究的範圍、對象、內容、方法等問題,以便抛磚引玉。

我們提出的“中國古文書學”有以下特點:一、它是建立在出土和傳世文書大量湧現的基礎之上的,它的定義應該符合出土文書或傳世文書大量存在的特點。二、它與材質基本不相關,只要符合我們的文書定義,無論金石、簡牍、紙質文書,都在我們的研究範圍內。三、它不局限于某個斷代,從先秦直至明清,只要符合我們定義的文書,均在研究範圍內。四、它對“文書”的定義大致有:1、它基本是原始的、手寫的、沒有經過後人編輯的。2、它基本不包括典籍(含宗教典籍),但極個別典籍或可從寬。3、它既包括官文書也包括私文書,既包括檔案文書也包括非檔案文書。4、它以有發出者與接受者的文書爲主,但也包括籍帳、契約、衣物疏等文書。越是古代,其標准越是放的較寬。

這些特點,特別是關于文書的定義,只是我們的一孔之見,還有待學界的檢驗與批評。

這之後,研究班成員受《文彙報》編輯約稿,在《文彙報》上發表了《“中國古文書學”的創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學者筆談》的文章,分斷代介紹了各斷代文書的存世和研究狀況,並在“中國古文書學”的名目下予以總結[7]

建立中國古文書學的倡議提出後,在學界引起了一定反響。包括一些檔案學、明清文書研究的學者都在文章中提到此事,並予以支持。他們都反映,有了這樣一個學科,可以統籌各斷代各地區零散的文書研究,使文書研究有了一個可靠的視角或比較新的立場,有助于對“古文書”這一具有特殊性質史料的發掘和利用。

2013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召開了第二屆中國古文書學研討會,會議提交的論文較第一屆研討會有所深入。比如,會議討論了古文書學與檔案學、文書學、文獻學的異同;討論了诏令是否算作文書的問題;討論了告身文書的研究狀況和今後的發展前景。等等。我們在這次會議上公布了我們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即打算編纂一部《中國古文書學讀本》,內容包括五類古文書。每類文書均按斷代編排,每斷代各選文書圖片若幹件,加以錄文、注釋、解說,並附有研究概況,以向史學工作者提供一個中國曆代古文書的選本,希望有助于他們在研究過程中自覺關注和使用古文書,並站在古文書學的角度重新看待史料,研究曆史。

這次研討會以後,中國古文書學的提法引起更大範圍的關注,例如河北邯鄲學院面對所藏數萬件“太行山文書”群,就有意借鑒古文書學的視角來整理和研究這批文書。

201410月,曆史研究所借助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學研究論壇”平台,召開了第三屆“中國古文書學國際研討會”,除國內各大學曆史學者外,日本、韓國學者也參加了會議。從提交的論文看,既有討論古文書學曆史現狀;古文書的概念;如何在古文書的視角下看待文書群;如何處理不具有上行、平行、下行性質的古文書;如何制定整理出土文書的規範等理論探討,也有對具體文書的研究,而且學者在做具體研究時,已經開始自覺站在古文書學的立場上去分析和處理文書了。

在“中國古文書學”提出之前,各斷代的文書(廣義“文書”)研究已經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和非常輝煌的成就,形成了諸如簡帛學、敦煌學、徽學等專門學科,積累了大量關于文書拼接、綴合、認字、定名、釋讀、辨僞的經驗,以及對各類文書樣式、形態、內容的研究。這些成果都是“中國古文書學”的組成部分,是中國古文書學建立和發展的基礎。我們倡議建立中國古文書學,只是想把各斷代文書研究中共同的東西提煉出來,在重視各斷代文書差異的基礎上,找出“古文書”作爲史料所具有的共性,以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曆史。

目前國際上對原始史料日益重視,關于“手稿”、“寫本”的研究日益增多。20149月在北京大學就召開了一個名爲“歐洲和中國中古寫本史”的國際研討會;張湧泉最近也剛剛出版了《敦煌寫本文獻學》[8]。目前的一個研究趨勢是:當一個文獻存在衆多稿本或抄本時,研究者不再僅致力于追求哪個抄本更接近文獻原貌或更真實,而是要研究這些不同抄本是如何出現的,它們的差異何在,以及導致這些差異出現的原因及其意義。這些研究都對“中國古文書學”的建立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古文書學與寫本文獻學、手稿學等雖然角度不同,但宗旨有類似處,即都是重視和研究刻本之前的文獻。但是,這其中,將這種手寫原始文獻區分爲典籍和非典籍,並對其物質形態、書寫樣式,以及由于樣式不同造成的不同的行政、法律後果予以特別重視,則是古文書學的主要特征。

“中國古文書學”剛剛建立,關于它的研究對象、範圍、定義、方法、理論等等都還很不完備,還很粗疏,需要在各領域各斷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漸完善起來。將來,如果中國的“古文書學”能像日本的“古文書學”一樣,在大學曆史教育裏占有一席之地,真正成爲研究中國曆史不可或缺的一門輔助學科,古文書的價值能得到最充分地利用,建立“中國古文書學”的目的就達到了。

如上所述,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學者竺沙雅章先生就期盼著能有一部中國古文書的通史或概論。他說,這會需要相當大的努力和相當長的時間。近40年過去了,希望這樣一部關于中國古文書學的通史或概論,能在我們中國學者的手中完成。

 

(原載《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3期)



[1] 本稿爲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文書學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爲14ZDB024

[2] 小島浩之:《中國古文書學に関する覺書(上)》,《東京大學経濟學部資料室年報》220123月。以下凡不注出處的論著,均見該文。

[3] 坂本太郎等監修:《書の日本史》第9卷《中國古文書學の現段階》,平凡社1976年版,第124-137頁。

[4] 赤木崇敏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唐代官文書體系とその変遷——牒·帖·狀を中心に——》,載平田茂樹、遠藤隆俊編《外交史料から十~十四世紀を探る》,汲古書院2013年版,第31-75頁。

[5]當然,其中宋元紙背文書也有一些成果,但對古文書學的學科建設作用有限。不過近年以來,隨著出土簡帛文獻的增多,始有“簡牍文書學”之類的提法出現

[6] 黃正建:《“中国古文书学”:超越断代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725A-05版。

[7] 《文彙報》20121029日《文彙學人》版。

[8] 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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