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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

发布日期:2015-07-01 原文刊于:

 

2014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

藍賢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0102)





   据笔者粗略统计,2014 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的专著80余部,论文700多篇,数量较为可观,现就其要者分类介绍如下。
   
通論性著作與論文集

   本年度的重要通論性著作有孫英剛《隋唐五代史》,該書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細講中國曆史叢書”中的一種。與之前衆多隋唐五代斷代史著作相比,該書吸收了更多的隋唐史研究新成果,對于宗教、信仰、藝術等領域在這一時代的表現更加關注。本年度的重要集刊則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0卷(北京大學出版社)、黃正建主編《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17、18(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19輯(三秦出版社)、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第19輯(三秦出版社),內容涉及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各個方面。
  論文集方面,有陳金華、孫英剛主編《神聖空間:中古宗教中的空間因素》(複旦大學出版社),收錄了多篇有關隋唐時期宗教方面的論文。劉安志《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錄了作者一系列論文,論述涉及國家禮儀、官制任命、軍事邊防、宗教、民間信仰以及官修書籍等衆多方面的內容。王雙懷、梁詠濤主編《武則天與廣元》(文物出版社),收錄了2013年在廣元召開的武則天學術研討會的數十篇相關文章。《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四卷)》(中華書局),也收錄有多篇隋唐史研究論文。

政治制度、職官與政治事件

   政治制度。金滢坤《唐五代科舉的世界》(複旦大學出版社)分上下二編,圍繞科舉制的相關問題,如科舉考試中的冒籍、複核、複試、監查機制、五科考試、文體、文字等和科舉與社會之變遷如科舉與童蒙教育、清望官、舉人入幕、科場風氣、婚姻觀念、士大夫的社會意識、社會階層的變遷等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杜文玉《論唐五代藩鎮使府內部的監察體制》(《文史哲》第5期),考察了藩鎮使府內節度判官或觀察判官所負責的監察事務。王義康《唐代蕃州朝集制度試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認爲唐代的蕃州朝集分爲朝集京師與朝集都督府兩種形式,由于唐代羁縻州數量衆多,唐廷嚴格限制了朝集蕃州數量,朝集都督府因此成爲唐朝與蕃州信息交流及加強統治的重要方式。黃正建《唐代陵戶再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對唐代陵戶的人數、職掌、身份等問題作了探討。黃樓《唐代射生軍考》(《史林》第1期),考察了唐中後期射生軍的發展與衍變,認爲其在唐代前後期的禁軍體系轉變過程中具有承前啓後的作用。王孫盈政《唐代宣徽院位置小考》(《唐史論叢》第十九輯),通過考證,認爲唐代宣徽院的位置在前後期發生了變動。
   職官。黎文麗《唐代校書郎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文史結合的方法,對唐代校書郎這一重要的職官進行了研究。葉炜《信息與權力:從<陸宣公奏議>看唐後期皇帝、宰相與翰林學士的政治角色》(《中國史研究》第1期),認爲在唐後期的議政方式上,宰相以主動提議爲多,翰林學士則以被動咨詢爲主。此外,核心官員的直接奏狀使皇帝爭取到了掌握政務處理的主動權。杜文玉《論唐代尚書左右丞的監察與勾檢職能》(《唐史論叢》第十七輯),考察了唐代尚書左右丞的監察與勾檢內容與過程。李錦繡《唐代直官補考(上)——以墓志爲中心》(《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第四輯),通過新刊唐代墓志,對作者曾經仔細考訂過的唐代直官制度作了補充論述。董坤玉《論唐代中央學官的官職遷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3期),分析了唐代學官在國子監內部與出監之後的遷轉途徑。黃正建《唐代司法參軍的知識背景初探》(《唐研究》第20卷),分析了唐代司法參軍的法律知識背景。賴瑞和《唐代宰相的使職特征和名號》(《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把唐代宰相定位爲一種無官品的“使職”,並借此重新考察了唐代宰相的使職名號及其命名邏輯。孟憲實《于阗鎮守軍及使府主要職官——以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品爲中心》(《西域研究》第1期),重點探討了于阗鎮守軍的主要職官。王溪《“家傳”與“師承”——唐五代翰林待诏的選任》(《唐史論叢》第十九輯),認爲唐五代時期的翰林待诏主要來自家族與師徒傳承。金滢坤、于瑞《唐代吏部平判入等科與選舉研究》(《學術月刊》第11期)、陳飛《唐代明經試策文本所見相關制度考釋》(《文獻》第6期)則是對科舉制度的相關研究。
   政治事件。張曉東《隋唐東征成敗與將帥才能素質——以跨海作戰爲中心的考察》(《史林》第1期),分析了隋唐兩代東征高句麗與新羅戰爭的海陸兩路,認爲隋唐將帥不谙海戰限制了隋唐海上的戰鬥力,影響了戰爭的成敗。陳玮《唐孫杲墓志所見安史之亂後西域、回鹘史事》(《西域研究》第4期),通過墓志的記載考察了河隴陷蕃後的西域形勢及中央在安史之亂後對于北庭的政治態度以及對北庭歸朝官的安置政策。王炳文《武則天與薛懷義輩分考(上、下)》(《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考察了武則天與薛懷義的輩分及所涉宮廷事件。段真子《論隋末薛舉政權之失敗——以<胡演墓志>、<賀拔亮墓志>爲中心》(《文獻》第3期),利用新出土的墓志,重新討論了隋末薛舉政權的相關史事。孟憲實《論吳王李恪之死——以《李恪墓志》爲中心》(《文獻》第3期),利用新近發現的《李恪墓志》,重新梳理了房遺愛案件羅織李恪的真相。
   
文獻整理與研究

   石刻材料整理与研究。在过去的一年里,对于墓志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延续了往年的热度。本年度,又有大批墓志得到整理与刊布。如北京大学圖書館金石组胡海帆、汤燕、陶成编《北京大学圖書館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全两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都对大批隋唐墓志做了录文与初步整理。对于墓志材料的利用,既有对单篇墓志的考释,又有利用墓志等石刻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周晓薇、王其祎《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科学出版社),以六百余种隋代墓志铭文字与图像材料,对隋代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包括隋代的家族、避讳、书体等。陈丽萍《唐代后妃史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使用多方出土墓志,结合传世文献,补充、考辨了唐代后妃的大量史事。对单篇墓志考释的文章则有更多。杜文玉《唐代宦官<孙子成墓志铭>考释——以文直省、步驿使的考释为中心》(《唐史论丛》第十八辑)、李宗俊《隋大将军辛瑾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十八辑)、朱振宏《唐阿史那伽墓志研究》(《唐研究》第20卷)等文章,都是对单篇墓志所涉及的志主生平、职官等作考证。特别是一些知名人物墓志的研究,更成为学术界甚至社会上的热点。例如死于玄武门之变的太子李建成,贾二强有《释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墓志》(《唐史论丛》第十八辑),介绍了新发现的李建成墓志;仇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原刊《学术月刊》第5期,后收入《皇帝·士人·单于: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根据新旧《唐书》、《景龙文馆记》、新出上官婉儿墓志等,分析了中宗朝政局的复杂性。《唐史论丛》第十七、十八、十九辑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四期都收录了大批这类的文章,显现了学界对墓志研究的重视。
   其他文獻整理與研究。本年度,还有一批隋唐时期的文献得到整理。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有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圖書館编《英国国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第6册的相继出版。此外,其他的文献整理还有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1-1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隋)侯白著,董志翘笺注《启颜录笺注》(中华书局)、马总撰,王天海、王韧校释《意林校释》(中华书局)。
   文獻研究方面,有陶紹清《<唐摭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作者生平、版本源流、文學價值、文獻來源、編纂體例、制度價值等方面對《唐摭言》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霍志軍《石刻文獻中新見的唐人著述輯考》(《唐史論叢》第十九輯)從石刻材料中對唐人著述多有輯考。陳麗萍《敦煌本<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的綴合與研究》(《敦煌研究》第1期),對現存九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譜進行了較爲全面的梳理,將九件姓望譜區分爲了三個體系。陳麗萍《杏雨書屋藏敦煌契約文書彙錄》(《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第四輯),對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契約文書作了彙錄,並對相關問題作了探討。胡耀飛、謝宇榮《杜儒童<隋季革命記>輯考——兼論隋末唐初王統三分問題》(《唐史論叢》第十八輯),對唐代杜儒童的生平及著述作了考證,考察了其著《隋季革命記》被《資治通鑒》采用的情況,並論述了隋唐之際的王統三分問題。郭桂坤《賈緯》及其<唐年補錄>》(《史學史研究》第1期),認爲賈緯及其《唐年補錄》一書在後晉修成《唐書》的過程中起到了無可代替的促動作用。李軍《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譜>與晚唐河西曆史》(《曆史研究》第3期),借助族譜,複原了晚唐翁郜的生平事迹並對河西防禦使的性質、人選及歸義軍節度使自稱河西節度使、晚唐的“河西”觀念等問題作了探討。牛潤珍、劉昕《五代史館與史書纂修》(《史學史研究》第2期),敘述了五代的史館修史制度。

禮制

   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唐至北宋的吉禮制度变迁,并将这一变迁置于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凸显其在中国古代禮制史上的意义。吴丽娱《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了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的“私”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吴丽娱另一文《助葬必执绋——唐代挽郎一角》(《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通过新出墓志,扩展了对唐代 挽郎这一葬礼群体的探讨。又其文《孤立四十年后的怨冢回归——从新出墓志看唐代官员的归葬问题》(《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对唐代官员归葬中的禮制约束、归迁费用等问题作了详细探讨。吴丽娱《关于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第4期),讨论了汉魏以来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实行与发展过程。谢思炜《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根据敦煌卜葬书及《地理新书》考察了杜甫《卢氏墓志》中所记杜审言及其妻卢氏的葬法。杜文玉《唐长安大明宫朝堂功能新探》(《史学月刊》第9期),分析了大明宫的朝堂功能,认为其地理方位的改变是对古制改变的一种反映。王博《唐宋射礼的性质及其变迁——以唐宋射礼为中心》(《唐史论丛》第十九辑),认为唐代的射礼主要为大射礼,主要实施于前期,体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性与礼仪性。而宋代的宴射礼则取代了大射礼,更受统治者重视。闵祥鹏《郊庙歌辞与唐代国家祈福禳灾观念》(《浙江学刊》第4期),认为郊庙歌辞并非单纯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体现了民众对天地神灵的崇拜与迷信,还显示出统治阶级与天地对话的独有权利。王雪玲《唐代太常博士拟谥考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考察了唐代的太常博士拟谥制度,认为这一过程复杂严谨,体现了唐代行政机构处理政务的规范性与成熟性。罗燚英《唐代北岳祭祀析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分析了唐代官府与民间北岳祭祀的内容与特征。赵玉平《唐五代宋初敦煌春秋二社变迁新议》(《敦煌研究》第5期),认为春秋二社在唐宋之际的敦煌向佛教斋会的转变反映了了传统祭祀活动与本土文化、礼仪和外域文化的碰撞交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相互适应发展的写照。
   
五、經濟與社會

   经济。韩伟《唐代买卖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律令制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现存的唐代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析,对唐代有关买卖交易的民间习惯或规范作了详尽的考察。唐春华《唐代蠲免政策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对唐代赋役制度中的蠲免政策的特点、内容及其在唐前后期的变化作了研究。左鹏《唐代岭南社会经济与文学地理》(河南人民出版社)对唐代岭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原因作了探讨,并叙述了唐代岭南文学的特点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刘玉峰《唐代民间私营工商业发展阶段及封建性特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认为唐代民间私营工商业呈现出与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权合流融会的发展形态,而不是像欧洲中世纪城市私营工商业一样成长为封建势力的异己力量和掘墓力量。刘玉峰、钊阳《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唐史论丛》第十七辑),论述了两税法实施后具有税负不均、无灾害减免措施、钱重物轻形势下税负加重等弊端。朱德军《唐代中原藩镇军费来源问题探微》(《唐史论丛》第十八辑),认为两税的截留与税外加征、商税征取与商业经营的获利是唐代中原藩镇军费的主要来源。杨心珉《论唐代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的兴衰》(《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分析了唐代江淮地区铸币业兴衰的历史过程,认为这一过程与唐政府的货币政策流变紧密结合。李艳玲《公元五世纪至七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农业生产探析》(《西域研究》第4期),分析了公元五世纪至七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的农业生产情况。牟发松《从“火耕水耨”到“以沟为天”——汉唐间江南的稻作农业与水利工程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考察了从汉到唐江南稻作农业的发展及水利工程的修建。在这个过程中,江东与江淮地区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点。李方《唐西州高昌城水渠考——中古时期西域水利研究(七)》(《西域研究》第4期),在补充新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分析了有关唐代西州高昌城西武城渠等4条水渠的材料 ,探讨了这四条水渠的方位、流向、大小、分布、存在的时间,与高昌国水渠的关系,以及水渠周边的土地状况等。张新国《唐代吐鲁番与敦煌地区受田差异初探——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认为唐代吐鲁番与敦煌两地之间在“受田”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民户“受田数额”、“居住园宅”面积、“田地四至”记载以及“田地称谓”方式等四个方面。李志刚《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江南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安史乱后沿途藩镇对唐代漕运路线的保障。郑学檬《唐五代江南社会经济进步的科技因素》(《江海学刊》第1期),认为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唐五代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會。張國剛《唐代家庭與社會》(中華書局)利用衆多傳世文獻、墓志石刻以及出土文書等史料,對唐代的家庭形態、婚姻狀況、家産析分、生計家居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對法律制度與鄉村社會基層管理等與家庭生存環境密切相關的諸多層面進行了延伸論述。陳磊《隋及唐前期江淮社會風俗的特點與轉變》(《史林》第3期),認爲隋統一南方後,江淮地區勇猛善哉的風俗漸被溫文守禮所取代。霍斌《恐懼與話語權——唐代“蠱毒”研究的新視角》(《雲南社會科學》第4期),認爲唐代的醫者掌握了對蠱毒的話語權,而巫者的醫療身份也使得他們同樣擁有一定的話語權。範晶晶《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主要以<太平廣記>爲參考文本》(《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以《太平廣記》爲參考文本,考察了唐代胡人的文化認同、政治命運及漢族士人對他們的態度。
   災害史。幺振華《唐代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唐代的自然災害爲研究對象,分析了唐代社會各階層在防災、抗災中的活動及其與自然災害的互動情況。此外,李軍的三篇文章《災害對古代中原王朝與遊牧民族關系的影響——以唐代爲中心》(《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自然災害對唐代地方官員的政治影響論略》(《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以唐代的自然災害爲研究對象,分析了其對外與遊牧民族關系的影響及對內地方官員的考課及災害救濟制度等的影響。《自然災害的政治應對——論唐代的禳弭制度》(《唐史論叢》第十八輯),討論了唐代災害禳弭制度的構建背景、內容構成,認爲這一制度表達了政府對災害危機的重視。潘明娟《唐代關中水災及其影響》(《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分析了唐代關中地區的水災特征及其影響。
   此外,還有丁建定《唐代社會保障:思想、實踐及其評價》(《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1期),分析了唐代的社會保障思想及其實踐,包括社會救助制度、優撫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等,認爲唐代建立起了與社會保障相關的各級管理機構及職官、法律制度等。
   家族。範兆飛《中古太原士族群體研究》(中華書局)探討了公元三至九世紀太原士族群體作爲有機社會階層的形成、發展、壯大、崩潰、複興直至徹底消亡的曆史過程,揭示了中國中古時期太原士族群體的變遷過程和單體家族的興衰及其影響因素。張國剛《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中華文史論叢》第1期),認爲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脫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馬新、齊濤《試論唐代宗族的轉型》(《文史哲》第2期),認爲唐代宗族處在中國古代宗族的轉型期,這一轉型主要表現在:城鄉宗族的分野日漸清晰;居住形態從“聚族而居”發展爲“宗族聚居”;宗族政治、軍事功能的消褪以及近古宗族的萌發。劉琴麗《唐代將門臧氏家族研究——以碑志爲中心》(《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第四輯),以碑志爲中心,通過對唐代普通將門臧氏家族的研究,窺探出了唐代普通將門家族的成長曆程與興衰。王其祎、周曉薇《新見隋仁壽元年<柳機墓志>考釋——兼爲梳理西眷柳氏主支世系及其初入關中跻身“郡姓”之情形》(《唐史論叢》第十九輯),通過對新見墓志內容的考釋,梳理出了中古時期西眷柳氏的諸支世系並對其家族的發展脈絡多有探討。

六、宗教與信仰

   佛教。李豔茹、李瑞春《佛教寺院與唐代小說》(人民出版社)以唐代的小說爲主要分析對象,並結合正史、筆記以及佛教典籍的相關記載,還原了唐代小說中真實的寺院生活。陳大爲《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將敦煌僧寺納入到整個中古社會佛教發展的這個大的曆史背景當中,以敦煌淨土寺和龍興寺爲重點,研究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的存在形態。秦中亮、陳勇《皇權與信仰:唐武宗抑佛崇道原因新探》(《史林》第3期),認爲唐武宗尊崇道教、打擊佛教及其它宗教與其以非常手段奪得皇位、欲將自身塑造爲李唐正統形象有關。範晶晶《論唐代經史編撰與佛經翻譯的互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認爲唐代的經史編撰與佛經翻譯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互動關系,二者互爲映照,體現出了折衷取長的傾向。焦傑《唐代比丘尼的種類、受戒習業以及弘法活動》(《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分析了唐代比丘尼的受戒情況及弘法活動。
   道教。李平《宮觀之外的長生與成仙:晚唐五代道教修道變遷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對以往研究中較少關注的晚唐五代教外修道者進行了考察。作者認爲初唐、盛唐的國教化、宮觀化和規範化是唐代道教異于前代的特色;晚唐教外修道者利用新政教關系拓展其聲望,並逐漸取代宮觀道教成爲了新的神聖代表和修道風氣的引領者。雷聞《茅山宗師王遠知的家族譜系——以新刊唐代墓志爲中心》(《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第四輯),通過新刊墓志,勾繪出了唐代茅山派道士王遠知的家族譜系。雷聞另一文《龍角仙都:一個唐代宗教聖地的塑造與轉型》(《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考察了羊角山慶唐觀與唐代政治的特殊關聯及其在唐亡失去最高權力庇護後如何融入地域社會而重新獲得生命力的過程。
   三夷教。林悟殊的兩篇文章《景教“淨風”考——夷教文典“風”字研究之一》(《西域研究》第3期)、《唐代摩尼教“風”入神名考——夷教文典“風”字研究之二》(《西域研究》第3期),對三夷教中景教、摩尼教文獻中“風”字進行了解讀,認爲景教中的“淨風”爲淨化世風之意,並在解讀漢文文獻的基礎上,參照中亞摩尼教的神譜,考證了摩尼教中以“風”入名的神號的原型。林悟殊另一篇文章《摩尼教“拂多誕”名辯》(《中華文史論叢》第1期),認爲摩尼教中的“拂多誕”一詞乃武則天延載元年(694)認可摩尼教在華傳播的産物,原系其時朝廷爲觐見某位摩尼高僧所取名號,而被摩尼教團作爲第二教階的漢文稱謂。毛陽光《洛陽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獻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西域研究》第2期),通過新出土墓志揭示了唐後期洛陽一個家庭的景教信仰及生活點滴。張小貴《敦煌文書<兒郎偉>與祆教關系辨析》(《西域研究》第3期),認爲敦煌文書所見的三種兒郎偉作品主要是祝願文,其中“兒郎偉”字面意思爲"兒郎氣勇",乃一種曲牌名。無論從具體含義,還是書寫格式或使用語境看,兒郎偉與中古波斯語nīrang均未見有實質性的聯系。
   其他方面,孫英剛《神文時代——谶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要關注中國中古時期即秦漢至隋唐時期的特殊神學,包括谶緯神學、星占術、曆律學、術數學、政治預言術等與政治生活的內容與關系。孫英剛《洛陽測影與“洛州無影”——中古知識世界與政治中心觀》(《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認爲‘洛州無影”和洛陽測影的傳統揭示了中古知識世界和政治的關聯性,是理解中古知識與信仰的重要層面。黃正建《敦煌占蔔文書與唐五代占蔔研究(增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是該書的增訂本,新收入敦煌占蔔文書45件,並附有作者近年發表的相關論文,比原版本內容更加豐富。王逸之《論堪輿與隋唐社會——兼議陰陽五行與隋唐堪輿的關系》(《社會科學戰線》第3期),認爲隋唐堪輿名士的堪輿活動、民衆選宅蔔葬風俗、都城和帝陵的選址和建設等文化事象,充分表明了“五姓相宅”等陰宅學說的虛妄本質和堪輿陽宅理論的合理性。

七、法制

   自《天聖令》刊布以來,法制史的研究一直是隋唐學界的一大熱點。本年度,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如樓勁《魏晉南北朝隋唐立法與法律體系》(上、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圍繞制敕與法典的關系這一根本問題,構勒了從魏晉以來制定法作用和地位越益突出,直至唐初形成《律》、《令》、《格》、《式》四部法典統一指導舉國行政的格局,再到盛唐以後這一格局迅速瓦解,整個法律體系重新開始以各種敕例爲中心來整合和發展的曆程。趙晶《〈天聖令〉與唐宋法制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天聖令》殘卷爲主要對象,對唐宋令及唐宋法制進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到唐宋令文演變、唐令用語的內涵與唐令複原等問題。馮卓慧《唐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帛書、敦煌文獻及律令所見》(商務印書館)以唐代社會各階級的民事法律權利能力,唐代的物權法,唐代的債法,唐代的婚姻、家庭、繼承法,唐代的民事訴訟法五部分爲分析對象,認爲唐代民事法律制度較此前有較大進步。張海峰《唐代法律與佛教》(上海人民出版社),討論了佛教與法律之間的互動關系,認爲唐代佛教在宏觀、微觀兩個層面都影響到了唐代的立法、司法和守法。黃正建《貞觀年間修訂律令的若幹問題——律令格式編年考證之二》(《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按編年梳理了貞觀年間律令的修訂過程。樓勁《關于隋唐廉政體制的幾個問題(下)》(《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第四輯),分析了隋唐時期相關制度對廉政的配套與支持,包括行政成本的解決、官僚隊伍的考選、監察體系的完善等。樓勁《武德時期的立法與法律體系——說“武德新格”及所謂“又<式>十四卷”》(《中國史研究》第1期),認爲武德初年所定“五十三條格”乃是增益高祖入關後推出的“約法十二條”而來,實際上是“條制”,武德時期並未形成《律》、《令》、《格》、《式》並行的法律體系。牛來穎《關司勘過與<天聖關市令>唐令複原——以宋2、宋3、宋6條爲例》(《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第四輯),探討了《天聖關市令》所涉及的關司勘過及相應的唐令複原問題。趙璐璐《從<捕亡令>看唐宋治安管理方式的轉變》(《史學月刊》第3期),指出唐宋《捕亡令》中與地方捕盜相關法令的差異,反映了唐宋間基層治安管理方式的變化。彭炳金《<醫疾令>所見唐代醫學教育及考試制度》(《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通過天聖《醫疾令》,分析了唐代的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馮紅《從法律術語看唐代刑法主觀罪過的發展》(《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認爲唐律一方面注意主觀罪過對定罪量刑的影響,另一方面又走向極端對僅有犯意而無行爲的犯罪人也處罰,實行主觀歸罪,表明唐律處罰的不僅是人的行爲,還包括人的思想。
   
八、邊疆、民族、中外交流

   边疆史。李大龙《唐代边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综合前人研究,尤其是作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唐代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程妮娜《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了汉唐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封贡体系。李锦绣《汉唐经营西域目的比较》(《史林》第4期)通过比较,认为汉代经营西域的主要目的在于“断匈奴右臂”,而唐代则具有更广泛的原因,包括关中本位政策实行的影响及华夷一家思想的形成等。李元晖、李大龙《是“藩属体系”还是“朝贡体系”?——以唐王朝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东亚历史上藩属体制的存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无论是册封还是朝贡,其本意都是藩卫核心区的安全。李鸿宾《唐朝北部边疆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在唐代以中原为核心区、周边为外缘区的二元制王朝框架内,北部边疆地区是在唐与草原帝国多方面交往互动过程中,以夹处二者之间的定位而存在的。王义康《唐代的化外与化内》(《历史研究》第5期),认为唐律化外、化内的区分应以政治归属来判断,化内包括内地与归属唐的周边蕃夷地区,是唐的疆域所在。化内、化外为唐帝国的境内与境外,相当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国内与国外。宋卿《试述唐代东北边疆重镇营州的权力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