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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蒙元史研究綜述

发布日期:2015-07-01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4期
張國旺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14年蒙元史研究仍然保持著良好的態勢。2014年7月24日至27日,“元代多元文化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在內蒙古呼和浩特職業學院召開。就筆者目力所及,本年度共有專著30余部、論文300余篇。現擇要分類述之。
  
   一、專著
  本年度出版的專著有周鑫《鄉國之士與天下之士:宋末元初江西撫州儒士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劉迎勝《蒙元史考論》(蘭州大學出版社)、李治安《元史十八講》(中華書局)、邱居裏《元代文獻探研》(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李鳴飛《金元散官制度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李鳴飛《橫跨歐亞:中世紀旅行者眼中的世界》(蘭州大學出版社)、葛仁考《元代重臣劉秉忠研究》(人民出版社)、段海蓉《薩都剌傳》(蘭州大學出版社)、陳子丹《元朝文書檔案工作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宋濤《元代杭州曆史遺存》(杭州出版社)、高洪岩《元代文章學》(上海三聯書店)、查洪德《元代詩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張應斌《範梈與他的〈海康集〉》(暨南大學出版社)、李珊《元代繪畫美學思想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趙盼超《元代畫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張可揚、梁瑞《蒙元壁畫藝術與設計》(內蒙古大學出版社)、曾雄生《中國農業通史·宋遼夏金元卷》(中國農業出版社)等。譯文有《東方風暴: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挑動歐亞大陸》(羅伯特·馬歇爾著,李鳴飛譯,山西人民出版社)、《金元時期的道教:七真研究》(蜂屋邦夫著,金鐵成、長強、李素萍、金順英譯,齊魯書社)。
   文獻整理與研究方面的專著有白·特木爾巴根《〈蒙古秘史〉文獻版本考》(北京大學出版社)、許全勝《黑鞑事略校注》(蘭州大學出版社)、《柳貫集》(魏崇武、鍾彥飛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戴表元集》(陸曉冬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女紅余志》(慎志浩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錢偉強、顧大朋《虞集詩文選注》(浙江古籍出版社)、《詩經疏義》(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考古類有《福建平潭大練島元代沈船遺址》(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編著,科學出版社)、《上海唐宋元墓》(何繼英主編,科學出版社)等。
   輯刊有《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輯、第二十七輯,下文分別簡稱《集刊》26,27)、《元史論叢》(第十四輯,下文稱《元史論叢》14)、《西域曆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七輯)、《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等。
   
   二、政治史研究
   政治。王明荪考察了五部常見元代方志中的元人職官,注意到元代官員任職時資品和職品不相符的現象非常明顯(《元代幾種方志中的官職問題初探》,《元史論叢》14)。申萬裏探討了元朝宣使在國家事務中的職能和和社會地位(《元朝國家政權內部的溝通與交流——以宣使爲中心的考察》,《元史論叢》14)。薛磊從兩方“州判官兼捕盜印”入手,考察了元代州判官兼捕盜的狀況(《元代州判官兼捕盜考述——從兩方“州判官兼捕盜印”說起》,《西北師大學報》第6期)。蔡春娟指出金元時期的錄事司與唐代錄事司的一些相似之處使金元文人往往借用“錄事參軍”指代金元時期的錄事司官(《錄事參軍與元代的錄事司官》(《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宮海峰考察了蒙元時期的亦裏哈溫(《蒙元時期的亦裏哈溫及相關音譯問題》,《集刊》26)。張素霞探討了元代的封贈制度(《元代官員封贈制度初探》,《元史論叢》14)。布慶榮、劉香玉分別考察了元代假甯制度(《略論元代假甯制度的特色》,《北方文物》第4期;《宗教對元代假甯制度的影響探析》,《黑龍江民族叢刊》第5期;《淺談元代官吏休假制》,《貴州文史叢刊》第2期)。鄭鵬分析了元代大赦與政治的關系及解由制度(《元代大赦與政治關系論析》,《史學月刊》第12期;《虛文與實務之間——元代解由考論》,《內蒙古大學學報》第2期)。陳波考察了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的人事變遷(《元代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的人事變遷》,《集刊》26)。蔡晶晶探討了陝西行台置廢的原因(《元代陝西行台設廢原因蠡測》,《集刊》27)。張同鑄則考察了元代的陰陽學管理機構(《論元朝職官系統中的“陰陽學”機構》,《理論學刊》第2期)。
  朱江琳归纳出元代文献中江北、江南以及云南行省“散州”由来的三种途径,并据以复原出至顺元年散州的分布格局(《元代“散州”名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石坚军、张晓非探讨了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的变迁过程(《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达日玛巴斯尔、和智均考察了元代云南的“哈剌章”和“察罕章”(《元代蒙古历史文献所见之“哈喇章”和“察罕章”考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元代云南政区名词“察罕章”和“哈剌章”考辨》,《云南社会科学》第4期 )。
  王曉欣分析了元代官商勾結緣何活躍的原因(《亦官亦商、官商一體:元代官商勾結緣何尤爲活躍》,《人民論壇》第36期)。默書民考察了蒙古國時期漢文化在統治階層中的傳播(《前四汗時期漢文化在統治階層中的傳播與接受》,《元史論叢》14)。劉中玉考察了鐵木真乙酉稱汗的基礎及稱汗後各方的反應(《鐵木真“乙酉稱汗”淺析》,《集刊》26)。魏曙光探討了成吉思汗建國後分封的時間和具體情況(《再論成吉思汗建國後的分封》,《元史論叢》14)。張雲考察了八思巴在朝廷與西藏之間的不同角色和行爲(《在朝廷與西藏之間——八思巴的雙重角色與兩套話語》,《中國藏學》第4期)。毛海明、張帆考察了史彬的事迹(《史彬事迹鈎沈》,《中國史研究》第1期)。相關文章還有班布日《論元代入仕怯薛的儒化與相權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第3期)、藍武《元明時期上思州黃姓土司之亂與王朝中央之治策探析》(《賀州學院學報》第3期)、周少川、羅彧《許衡的政治實踐與政治主張》(《曆史教學》第5期)。
   軍事。劉曉考察了元代鎮守杭州的四萬戶、鎮守建德的懷孟萬戶府、鎮守徽州泰州萬戶府的狀況,對元代江南鎮戍體系研究的重新建構具有重大意義(《元鎮守杭州“四萬戶”新考》,《浙江學刊》第4期;《元鎮守建德“懷孟萬戶府”與鎮守徽州泰州萬戶府——兼及元代的純只海家族》、《安徽史學》第3期)。張金銑探討了元末高郵之戰(《論元末高郵之戰及其影響》,《元史論叢》14)。王颋、林友彪考察了陳友諒敗亡的過程(《月百二九——陳友諒身世及其敗亡》,《元史論叢》14)。魏曙光考察了《史集》中所述成吉思汗中軍(《〈史集〉成吉思汗中軍記載考辯》,《集刊》27)。
   禮制與法制。高榮盛解析了蒙元守宮制的涵義,探討了元代“十一室皇後斡耳朵”的守宮者及其經濟來源,分析了怯薛在守宮制的職能以及兩都巡幸中的“宮車”(《元代守宮制再議》,《元史論叢》14)。劉曉考察了太一祭祀的主持者、基本狀況、淵源及地位等問題(《元代的五福太一祭祀》,《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
  劉曉認爲元代的贖刑並無完備嚴密的體系,且多以大量發行的紙鈔爲贖刑計量單位,隨著紙鈔的貶值,其懲罰力度也在逐漸減弱(《元代贖刑制度刍議》,《元史論叢》14)。吳海航則探討了元代判例生成的過程以及其應用(《論元代判例的生成及運用》,《法治研究》第5期。)
   
   三、社會經濟史研究
   经济。孟繁清考察了元代平江路的税粮(《平江路税粮考述——元代海运基地系列研究之二》,《元史论丛》14)。張國旺将黑水城文书与《元典章·廩禄》以及元明地方志文献相结合,勾勒出有元一代蒙古字学教授、司狱司官吏、路司吏员以及地方官员俸额的变化过程(《黑水城文书所见元代地方官吏俸额考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李春园探讨了元代盐引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财政支出中的使用情况(《元代盐引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史学月刊》第10期)。張國旺则从《元典章》所载盐务法令入手,详细分析了元代盐务政策的演变过程及法令使用范围(《元代盐务政策演变略论——〈元典章·课程〉研究之一》,《盐业史研究》第3期)。相关文章还有白秦川《元代银锭干支纪年时间考》(《中国钱币》第1期),韩光辉、汤倩、王长松《关于元代户口类型的考察》(《北方文物》第3期),刘志恒《从元初铜权看元代的衡器改革》(《黑龙江史志》第19期),张建平《“至元二十年铜权”及相关的几个问题》(《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地域經濟。潘清考察了元代對運河江淮段、芍陂、揚州五塘的修建和維護以及江淮地區的小型水利設施的狀況(《元代江淮流域水利建設述論》,《學術研究》第12期)。朱年志分析了元代運河山東段與沿岸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元代山東運河的開辟與沿岸社會經濟發展》,《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第3期)。相關文章有邵岩《元膠萊運河廢因考:以乾隆〈萊州府志〉爲中心的分析》(《滄桑》第3期)、郝素娟《元代西南經濟發展原因探析》(《通化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李昆、方錢《元代雲南學田制初探》(《黑龍江史志》第19期)。
  城市。楊曉春從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的角度分析了元上都注重防守、外城內主要爲苑囿、居民區在城垣之外的特點(《略論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上之元上都》,《集刊》26)。嶽升陽、馬悅婷認爲元大都海子東岸位于都火神廟與今地安門外大街之間,其存在當與元大都中軸線有密切關系(《元大都海子東岸遺迹與大都城中軸線》,《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李冀潔、魏堅比較了元上都、哈剌和林和元大都三地的經濟生活(《蒙元三都經濟生活的初步比較研究》,《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期)。
  救荒史。蘇力探討了元代杭州的火災及其防災救災措施(《元代杭州的火災及其社會應對》,《學習與探索》第7期)。徐丹根據黑水城文書、浙東等地的相關文書,較爲全面地考察了元代孤老救濟制度的對象、項目及救濟經費的來源(《元代的孤老救濟制度》,《理論界》第7期)。李莎則研究了元代官方對病患者的優撫措施(《元代官方對患病者的救療與優免措施》,《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第7期)。
   社會。近來王瑞來提出宋元變革論的主張。他通過考察宋元之際士人流向趨于多元化的情況探討了元朝與南宋及明代的社會聯系(《士人流向與社會轉型: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王秀麗認爲“以儒飾吏”反映了元代主流知識層對“儒”的社會功用和社會價值原則的深刻反思(《“以儒飾吏”爲何獨受元人青睐?——元代儒吏階層及其文化認同》,《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張建偉探討了高昌廉氏與多民族士人的交遊活動(《高昌廉氏與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相關文章有喻玲《元代士林階層的旅遊動機及特點》(《蘭台世界》第18期)、劉嘉偉《詩僧來複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動考論》(《五台山研究》第3期)、姚丹、顧年《論元代江浙文人圈的形成與湖筆的興起》(《裝飾》第9期)、蔡鑫泉《〈從詩看“龍泉”墨在元代的新發展〉商榷》(《集刊》27)。
  婚姻。周國琴利用元雜劇分析了元代的婚俗、婚禮程序及婚姻形式等問題(《元雜劇中的婚俗概說、婚禮程序、婚姻形式述略》,《蘭台世界》第35期)。賈淑榮探討了元代蒙古族的婚姻習俗及其擇偶觀(《10——14世紀北方遊牧民族婚姻習俗的變遷》,《北方文物》第1期;《從婚姻習俗探究元代蒙古族的擇偶觀》,《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張建偉、白雪考察了真定史氏的婚姻(《元代真定史氏之婚姻及其家族文化傾向》,《集刊》27)。

   四、文化史研究
   宗教。吳巍、紀振奇通過比較宣政院和崇福司在職官、廢立和品秩等方面的差異,考察了元代對藏傳佛教和基督教的管理(《由宣政院與崇福司對比元代的藏傳佛教與基督教》,《邢台學院學報》第1期)。
  佛教。陳高華探討了元成宗與佛教的關系以及膽巴在此時期的活動,考察了遼金及更早建造的10余所“舊刹”在元大都的狀況(《元成宗與佛教》,《中國史研究》第4期;《元代大都的“舊刹”》,《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顧寅森考察了大護國仁王寺的僧人、造像風格和建築布局,指出元代以大護國仁王寺爲代表的皇家佛寺兼有藏、漢兩種文化因素(《試論元代皇家佛寺與藏傳佛教的關系——以大護國仁王寺爲中心》,《宗教學研究》第1期)。相關文章有慈波《佛學與學佛——元儒黃溍的佛教思想述論》(《宗教學研究》第4期),萬文君《北京石佛寺村元代藏傳佛教石佛像研究》(《收藏家》第7期)。
  道教。萬鈞考察了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所的設立年代,曆任職官、管領範圍以及品秩和印信等問題(《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所小考》,《宗教學研究》第3期)。楊子路、楊玉輝指出元代南方道教推動了數學的發展,而傳統數學恰是南方道教建構自身義理、仙學和儀式的重要思想資源(《南宋至元代南方道教與中國傳統數學關系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第8期)。李玉用探討了元代南方全真道教的發展狀況(《論元代南方地區全真道教的新發展——以儒佛道三教融合爲視角》《求索》第3期)。相關文章還有佟洵《全真道龍門派始祖丘處機與道教中興》(《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第4期),張琰《泰山全真道與元代東嶽祭祀》(《全真道研究》第3輯),張琰《“吸納”與“疏離”:全真道對泰山陰司信仰態度之轉變》(《泰山學院學報》第5期),張麗娟、詹石窗《牛道淳的清淨妙心思想》(《宗教學研究》第4期),王百歲《甘肅省成縣金蓮洞石窟與全真道》(《宗教學研究》第2期)等。
  其他。殷小平考察了崇福使愛薛的事迹(《元代崇福使愛薛史事補說》,《西域研究》第3期)。常青認爲福清市元代至正初年的布袋和尚造像反映了元代布袋信仰在福建地區的盛行(《福清市瑞岩山布袋和尚像之信仰與圖相源流》,《福建文博》第4期)。張侃以《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探討了元末劉基等浙東士人的天妃觀(《誰的“標准”?“正統”何在?——元代〈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與浙東士人的天妃觀》,《地方文化研究》第4期)。黃太勇則討論了元代“天妃”名號的演變及其與海神的關系、天妃職能的變遷以及元代海運活動中的多神崇拜等問題(《元代天妃崇拜的三個問題初探》,《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第6期)。相關文章還有徐立《蒙元時期的關羽信仰》(《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等。
   教育與理學。蔡春娟探討了元代大都路順州廟學的建設過程,學官、生員等問題及順州的陰陽學與蒙古字學(《順州廟學碑所見元代順州儒學教育》,《西北師大學報》2014年第6期)。楊富有以上都扈從詩爲中心探討了元上都的教育(《元上都的多元教育及其意義——以元上都扈從詩爲主要材料的分析》,《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9期)。于洪燕考察了元代哈剌和林的教育狀況(《元代教育制度與哈剌和林教育》,《蘭台世界》第24期)。
  劉成群考察了元世祖至元年間北方儒學的格局變遷(《元初至元年間“南學北來”問題新探——以北方儒學格局變遷對忽必烈心態的影響爲敘述中心》,《元史論叢》14)。袁宗剛探討了元代金華學派“理流爲文”的理學特點(《元代金華學派“理流爲文”考》,《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5期)。馮鵬考察了龍仁夫的易學思想(《龍仁夫〈周易集傳〉易象學思想初探》,《周易研究》第1期)。
   其他。許家星以《四書疑節》爲中心探討了元代四書學科舉和研究的雙重性質,分析了《四書通旨》對“四書”诠釋體式的意義(《“稱雄科場”抑或“強學待問”?——以〈四書疑節〉爲中心論元代四書“科舉”與“研究”的一體化》,《南昌大學學報》第5期;《“字義”與“經疑”的一體——論〈四書通旨〉對“四書”诠釋體式的新探索》,《中國哲學史》第4期)。周春健則考察了元代學者的四書六經觀(《論元代學者的“四書六經觀”》,《哲學研究》第5期)。楊亮分析了元代文選學衰落的原因(《論元代〈文選〉學衰落之原因》,《殷都學刊》第3期)。曹繼華則考察了元代江西的詩經學成就(《元代江西的〈詩經〉學》,《東方論壇》第4期)。張田田以王元亮“纂例”爲中心探討了元代律學的特點(《元代律學探析——以王元亮“纂例”圖表爲中心》,《中西法律傳統》第九卷)。相關文章還有李福唐《元代直解文獻的同詞異字和同義詞》(《宜春學院學報》第2期),徐媛《元人別集編撰考》(《出版科學》第1期)等。
   
   五、民族史與中外關系研究
   民族史。陳得芝分析了藏文史籍中關于蒙古祖先世系的記載與《史集》基本一致的原因,指出藏文史籍所載人名或稱號對閱讀《元史》的重要意義(《藏文史籍中的蒙古祖先世系劄記》,《中國藏學》第4期)。劉迎勝對回回人丁鶴年家族的研究,沈仁國對高昌普氏家族的研究都值得關注(《丁鶴年及其家族》,《元代的科第世家——普氏》,以上均見《集刊》26)。劉正寅考察了《史集·部族志》中的巴兒忽惕諸部(《〈史集·部族志〉巴兒忽惕部研究》,《集刊》26)。毛海明探討了阿爾渾人阿剌罕家族及其漢化傾向(《元代的一個阿兒渾人家庭》,《民族研究》第2期)。周峰利用楊朵兒只墓志考察了西夏遺民楊朵兒只及其子楊文書讷的事迹(《元代西夏遺民楊朵兒只父子事迹考述》,《民族研究》第3期)。張建松指出元代北庭人除指畏兀人外,還可指蒙古人(《宋元時期的另類“北庭”與“北庭人”》,《南陽理工學院學報》第5期)。馬曉娟考察了成吉思汗時期的哈剌魯人(《成吉思汗時期的哈剌魯人——以海押立、阿力麻裏地區的哈剌魯人爲中心》,《元史論叢》14)。額爾敦巴特爾認爲肅良合氏的起源與入居元朝的高麗移民有關(《蒙古肅良合氏的來源》,《元史論叢》14)。楊富學、張海娟、安玉軍指出今裕固族大頭目與元代的豳王和明代的安定王一脈相承(《從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頭目》,《河西學院學報》第2期)。相關文章還有王雙梅《元代蒙古族散曲家阿魯威生平事迹考略》(《南通大學學報》第2期),王紅梅《九朝良臣:元代雍古名臣趙世延叢考》(《新疆大學學報》第4期),葛承雍《蒙元時代胡人形象俑研究》(《文物》第10期)等。
   中外關系。趙瑩波考察了元代中日通關文書及其中僞造公檢文書的行爲(《宋元時期中日通關文書初析》,《元史論叢》14;《從日本入元僧度牒看兩國交往中僞造公檢文書的現象》,《集刊》26)。張建松探討了蒙元時期對高麗的控制,考察了元明之際高麗境內的中國移民(《蒙元對高麗的控制與幹涉》,《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第1期;《元明之際高麗境內中國移民考察》,《中州學刊》第6期)。沈岩考察了元代朝鮮半島的行政建置問題(《元代朝鮮半島女真人的分布與行政建置研究》,《史學集刊》第4期)。。相關文章還有周運中《〈島夷志略〉地名與汪大淵行程新考》(《集刊》27)、金春《麗元通婚外交研究》(《延邊大學學報》第4期)等。
   
   六、文獻研究
   《元史》訂補。《集刊》27設有“〈元史〉會注考證”專欄,刊載了劉迎勝《〈元史·太宗紀〉太宗三年以後紀事箋證》、陳波《〈元史〉訂補二題——兼及元人碑傳的谀墓與曲筆》、朱春悅《〈元史·地理志〉順甯府條訂誤及其他》。相關文章還有趙一兵《〈元史〉有關鞏昌汪氏記載辨正六則》(《元史論叢》14),張金銑《〈元史〉疑義舉例》(《集刊》26),向珊《〈元史·河渠志〉上海縣日役夫數辯誤》,白剛《〈元史·郭德海傳〉三峰山之戰時間勘誤》(以上均見《中國史研究》第3期),白剛《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勘誤二則》(《牡丹江大學學報》第6期)等。
   《全元詩》和《全元文》補遺。《全元詩》出版後,不少學者對其拾遺補缺。相關文章有李成晴《〈全元詩〉補佚——以明弘治版〈吳江志〉爲樣本》(《淮南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鄧富華《〈全元詩〉補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6期),彭萬隆《〈全元詩〉本張雨詩集輯佚》(《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第3期),彭萬隆《〈全元詩〉張雨詩集整理評議》(《江淮論壇》第5期)。一些學者則繼續對《全元文》進行訂補。相關文章有李成晴《〈全元文〉補遺12篇》(《殷都學刊》第3期),楊未《〈全元文〉“楊維桢”卷點校訂補》(《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6期),李超《〈全元文〉失收程文九篇輯佚》(《蘭台世界》第28期)。此外,丁治民、劉雅馨補入史伯璿所作詞七首(《〈全金元詞〉輯補七首》,《溫州大學學報》第5期)。
   傳統文獻研究。林友標、王颋考察了元人有關李陵台的詩歌(《李陵台及元人專題詩》,《西夏研究》第4期)。尚衍斌對《遺山先生文集》的研究(《讀〈遺山先生文集〉雜識》,《集刊》26),黨寶海對劉秉忠文集的研究(《李槃與劉秉忠文集》,《元史論叢》14),魏亦樂對《國朝文類》版本的研究(《〈國朝文類〉元明版本雜考》,《元史論叢》14),高建國對《廣客談》的研究(《〈南村辍耕錄〉與〈廣客談〉》,《元史論叢》14),李玉年對《青陽集》的研究(《論余阙〈青陽集〉的合肥地方曆史文獻價值》,《合肥學院學報》第6期),仝建平對《翰墨全書》的研究(《略談〈翰墨全書〉利用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第2期),白·特木爾巴根對《脫蔔赤顔》的研究(《元代學者著述中所見〈脫蔔赤顔〉考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袁茹對《文章精義》的研究(《〈文章精義〉作者、編者補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都值得關注。相關文章還有歐陽江琳《兩首稀見的元代水浒詩——楚石梵琦〈梁山伯〉、〈宋江分贓台〉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期),楊印民《趙萬裏〈元一統志〉失收條目補輯》(《元史論叢》14),王振華《中華書局點校本〈山居新語〉勘誤三則》(《江海學刊》第5期)。
   黑水城文献与公文纸背文书研究。白玉冬考察了编号为F61:W6的蒙古文文献(《关于元代地税征收的一篇蒙古文文献》,《元史论丛》14)。杜建录、邓文韬考察了编号为M1.0989(F13:W106)和M1.0981(F270:W10)的两件租赁文书(《黑水城出土两件租赁文书考释》,《宋史研究论丛》)。秦桦林认为编号为M1.1242的文书应定名为《元一统志·太原路》刻本残页(《黑水城出土〈元一统志〉刻本残叶考》,《中国地方志》第10期)。宋坤考释了编号为TK201号文书(《俄藏黑水城所出〈天历二年呈亦集乃路官府文〉考释》,《元史论丛》14)。学者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更趋于专题研究。相关文章有陈广恩《北庭元帅府与亦集乃路的关系初探——兼谈黄兀儿月良站的地理位置》,张重艳《从也火汝足立嵬地土案看元代亦集乃路复业案件的审判程序》,张笑峰《也火汝足立嵬土地案发覆》,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元代酒醋课程文书研究》,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李晓明《由黑水城文书所见元代西北边陲驻军状况——以亦集乃路为中心》,杜立晖《黑水城文书所见元代的朵思麻宣政院》,郭兆斌《由黑水城文书看北元时期肃政廉访司更换官吏中的作用》(以上均见《元史论丛》14);张笑峰《黑水城文书中的宁肃王》(《圖書館理论与实践》第7期),张笑峰《元代亦集乃路诸案成因及处理初探——以黑城出土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为中心》(《西夏学》第十辑),宋坤《黑水城所出识认状问题浅探》(《西夏研究》第3期)等。
  杜立晖對兩件《魏書》紙背元代文書進行了綴合和研究(《關于兩件公文版本〈魏書〉紙背元代文書的綴合與研究》,《保定學院學報》第6期)。何啓龍通過對吐魯番回鹘文書與蒙古哈喇布罕古城桦樹皮文書的研究,指出元代蒙譯漢式占蔔術源于官刊曆書或民譯占蔔書(《元代蒙譯漢式占蔔術是源于官刊曆書或是民譯占蔔書——以吐魯番回鹘文書卷與蒙古哈喇布罕古城桦樹皮文書爲中心》,《元史論叢》14)。
   金石碑刻文献研究。碑刻的刊布与研究成为元史研究的亮点。史金波对小李钤部公墓志的研究(《河北邯郸大名出土小李钤部公墓志刍议》,《河北学刊》第4期),杨晓春根据墓志对《元史》列传的校补(《读新中国出土元代墓志校〈元史〉相关列传》,《元史论丛》14),張國旺对张弘略墓志铭和神道碑的考察(《元代张弘略事迹考略——以张弘略墓志和神道碑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6期),武波对许昌《天宝宫圣旨碑》碑阴题名的研究(《许昌〈天宝宫圣旨碑〉碑阴题名校勘》,《元史论丛》14),陈玮对张谦墓志铭的考释(《元奉直大夫南阳屯田副总管张谦墓志铭考释》,《元史论丛》14),王素强对《郝天泽墓志铭》的研究(《元〈郝天泽墓志铭〉考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第6 期),庞雪平、魏敏对《宣授善和大师塔铭》的研究(《元代〈宣授善和大师塔铭〉碑补缺》,《文物春秋》第5期),王原茵对《刘处士墓碣铭》的考释(《京兆刘处士墓碣铭考释》,《文博》第1期),李俊义、张梦雪、袁刚对元代全宁路硬译文体残碑的研究(《元代全宁路硬译文体残碑考释》,《北方文物》第1期),李红利用碑刻对元代南阳武侯祠的研究(《从元代碑刻看元代南阳武侯祠》,《中原文物》第4期),受志敏、史泠歌对《大元故邯郸县尹郭公墓碑铭》的研究(《〈大元故邯郸县尹郭公墓碑铭〉研究》,《东方企业文化》第17期),杜志勇对《元故太常博士敬君墓碣铭并序》的研究(《〈元故太常博士敬君墓碣铭并序〉的价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任江对《处士胡堂墓志》的考释(《元〈处士胡堂墓志〉考述》,《东南文化》第4期),刘卫东对《刑部题名第三记碑》的研究(《〈刑部题名第三记碑〉考》,《北京文博文丛》第3期),田建平对《安平县庙学记》的研究(《〈安平县庙学记〉碑考释》,《宋史研究论丛》),雷小虎对《大元宸命碑》的研究(《大元宸命碑考释》,《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都值得关注。
  印押、題記、銘文研究的文章有馬穎《兩方蒙元官印——蒙古文字的演變及元代官印制度淺析》(《文物世界》第6期),陳曉偉《蒙元“大朝國師印”之商兌》(《考古與文物》第3期),李婧《元代符牌淺析》(《赤峰學院學報》第1期),楊永財《八思巴“元押”印章在杜爾伯特出土》(《黑龍江民族叢刊》第2期),李毅君《“元統三年”銘碑形玉祭牌》(《文物世界》第3期),唐彩霞、張紅星《包頭燕家梁遺址出土銅鋪銘文考略》(《內蒙古社會科學》第4期),趙元祥、蔡宇琨《四川蓬溪縣金仙寺藏殿元代題記及相關問題》(《四川文物》第5期)。
   七、其他
  除本刊相关文章外,年度综述的文章有翁沈君《2012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綜述》(《集刊》27)。专题性综述有张金铣《元代屯田研究綜述》(《古今农业》第3期),马娟《百年元代色目人研究述评》,朱翠翠《必阇赤研究述评》(以上均见《集刊》27),曹曼《新世纪以来国内元代水利史研究綜述》(《农业考古》第4期),朱军《21世纪初(2000——2013)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綜述与展望》(《科学经济社会》第1期)等。
  《西域曆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七輯是紀念陳得芝先生八十華誕專號,刊載了由特木勒整理的《陳得芝先生論著譯文目錄》、劉迎勝《陳得芝教授八十華誕祝辭》、沈衛榮《陳得芝先生與蒙元時期西藏史研究》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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