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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蒙元史研究綜述

发布日期:2015-07-01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杨淑红 张国旺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石家庄 050061;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13年度蒙元史學術研究依然活躍。6月6日—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河北省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的“黑水城民族文獻學術研討會”在石家莊召開;8月24日—27日,邢台學院主辦的“劉秉忠及大元文化研討會”在邢台舉行。11月1日—2日,北京大學伊朗文化研究所主辦的“波斯語文獻與蒙元帝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
  本年度的研究成果豐碩。據不完全統計,本年度出版論著50余部,發表論文400余篇。現就筆者目力所及,擇要分類簡述如下。
  
   一 专著
  
  本年度出版個人文集多種,如陳得芝《蒙元史與中華多元文化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劉迎勝《蒙元帝國與13-15世紀的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梁》(上海古籍出版社)、何高濟、陸峻嶺《域外集:元史、中外關系史論叢》(中華書局)、李治安《元史暨中古史論稿》(人民出版社)、尚衍斌《元史及西域史叢考》(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專著有修曉波《元代的色目商人》(廣東人民出版社)、張雲《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吳超《元代亦集乃路基層管理研究—以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爲中心》(新華出版社)、王崗《天師、帝師與元帝國》(安徽人民出版社)、李鳴飛《蒙元時期的宗教變遷》(蘭州大學出版社)、李漫《元代傳播考:概貌、問題及限度》(北京大學出版社)。其中以社會文化史方面的論著居多。如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栎爲中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邱江甯《奎章閣文人群體與元代中期文學研究》(人民出版社)、邱江甯《元代奎章閣與元代文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邱江甯《中國學術編年(元代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崔志偉、忻平《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體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余來明《元代科舉與文學》(武漢大學出版社)、程千帆《元代文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賈繼用《元明之際江南詩人研究》(齊魯書社)、曹清《元代江蘇繪畫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劉競飛《趙孟頫與元代中期詩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鄒豔《月泉吟社研究》(人民出版社)、耿軍《元代漢語音系研究:以<中原音韻>音系爲中心》(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蔣冀騁《阿漢對音與元代漢語語音》(中華書局)、盧勇《吳鎮<竹譜圖卷>之考辨》(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黃華珍《日藏漢籍研究—以宋元版爲中心》(中華書局)等。譯著有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曆史的大轉向》(周俊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曆史文獻方面,中華書局出版有《全元詩》(楊鐮主編,全68冊)、《王恽全集彙校》(楊亮、鍾彥飛點校)、《吳王張士誠載記》(楊鐮、張頤青整理)、《中原音韻校本》(張玉來、耿軍)。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有《黃溍集》(王颋注)、《高則誠集》(胡雪岡、張憲文輯校),《麗水宋元墓志集錄》(鄭嘉勵、梁曉華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繼續推出《元代古籍集成?經部》4種:《詩集傳附錄纂疏》、《詩傳通釋》、《詩經疏義》、《詩集傳名物鈔音釋纂輯·詩經疑問》。楊印民從《永樂常州府志》中輯出《元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江浙須知》等元明方志五種(《大德毗陵志輯佚(外四種)》,鳳凰出版社)。相關著作還有《元代吳鎮史料彙編》(浙江大學出版社,盧勇編著),《朱丹溪醫案》(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焦振廉等輯注)。考古方面的著作有甯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永豐庫:元代倉儲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與藝術》(故宮出版社)、《草原金石錄》(王大方、張文芳編著,文物出版社)。
  论文集有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二十五),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二辑(商务印书馆),魏崇武主编 《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以下简称《文献与文化》二),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科学出版社)。此外,还有《青花的世纪——元青花与元代的历史、艺术、考古》(北京大学出版社,陈燮君主编)、《元代北京佛教研究》(金城出版社,怡学主编)等。

   二 政治史研究
  
   政治 李治安宏观论述了蒙元帝国给13-14世纪中国社会秩序带来的深刻变化,包括首创行省制、突破唐宋羁縻政策改而直接治理边疆,从漕粮运输、军事和海外贸易三领域向海洋扩展,蒙、汉、色目等多元文化的并存融汇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文史哲》第6期)。
  政治制度方面。李治安指出元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元世祖與薩迦教主八思巴聯合統治西藏的權宜性選擇,“活佛轉世”制度成爲化解教派領袖繼承紛爭的通行辦法,二者構成了西藏神權政體的兩大支柱(《元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與“活佛轉世”制度》,《史學集刊》第6期)。元代禮制的研究成果較爲集中。馬曉林考察了八思巴帝師祭祀的設立過程、內容、原因、推廣情況、帝師殿與蒙古字學的關系(《元代八思巴帝師祭祀研究》,《北大史學》18輯)。他還考察了元代室次建制的演變過程(《元朝太廟演變考——以室次爲中心》,《曆史研究》第5期)。劉曉從太廟建設、神主室次變遷和皇後配享等三個方面探討了元代的太廟制度,指出太廟神主室次經曆了“以西爲上,依次向東”,“太祖居中、先右後左”,“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三個時期,神主的增撤與當時的政治背景變遷密切相關(《元代太廟制度三題》,《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七輯)。申萬裏探討了元代殿試考官的構成、考試內容、考試與評判及其慶祝活動的具體過程(《未央進策——元代殿試的實施過程》,《文獻與文化》二)。他還全面勾勒了元代鄉試從選聘考試官、考生資格審查、鄉試人員設置、考試、判卷、錄取到慶祝活動的整個過程;姚大力利用《三場文選》探討了元代鄉試是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的(申萬裏《秋闱校藝——元代鄉試實施過程初探》,姚大力《元鄉試如何確定上貢人選及其次第——讀〈三場文選〉劄記》,以上均《清華元史》第二輯)。武波指出元代官員選拔與遷轉計月日、循資格、重“跟腳、出身”,漢法中的官吏管理方法很難切實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元代考課制度》,《史學月刊》第8期)。李鳴飛據《至正條格》和波斯文史料考察了蒙元時期一種怯薛官職——劄撒孫(《蒙元時期的劄撒孫》,《西域研究》第2期)。關樹東考察了元代雜職官的源流、性質和特點(《金代的雜班官與元代的雜職官》,《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三輯)。趙東平探討了元順帝至正五年的“奉使宣撫”(《元蘇天爵與至正五年的“奉使宣撫”》,《暨南史學》第八輯)。相關文章還有任冰心、吳钰《從服飾管窺元代的身份制度》(《甯夏大學學報》第1期)、任冰心《由〈窦娥冤〉等雜劇管窺元代醫藥管理》(《史林》第3期),孫海橋《元代納粟補官制度的形成、特點與崩潰》(《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5期)等。
  地方行政方面。馬曉林指出元代河北河南道從未改名爲江北河南道,而史料中出現的“江北河南道”或爲奉使宣撫,或爲記載訛誤(《元代“河南河北道”、“河南江北道”考辨——〈元史·百官志〉、〈元史·地理志〉勘誤》,《中國史研究》第3期)。陸韌考察了元代安撫司的演化過程《元代安撫司的演化》,《曆史地理》第27輯)。葛仁考探討了元代邢州改順德路的過程《邢州改制順德路考》,《邢台學院學報》第3期)。韓光輝等考察了元代錄事司的建置、行政職能、廢棄過程及103個錄事司建置的具體路府治所(《〈元史·世祖紀〉“錄事司百三”考察》,《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第2輯)。傅林祥考察了元代路府州司縣序列中的錄事司(《元代的錄事司與路府州司縣序列》,《曆史地理》總27輯)。魯西奇利用元代的買地券考察了元代城鄉區劃(《買地券所見宋元時期的城鄉區劃與組織》,《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期)。
  政治事件。屈文軍認爲忽必烈只是部分地實踐了儒術治國(《元世祖“以夏變夷”、“信用儒術”辯》,《暨南史學》第八輯)。斡赤斤家族爲首的東道諸王長期是蒙元朝廷控馭東北的重要力量。薛磊認爲隨著元廷加強中央集權及政局的變動,斡赤斤家族在東北地區的政治影響力有所削弱(《蒙古斡赤斤家族與元廷的東北統治》,《北方文物》第4期)。傲日格勒從蒙古的忽裏勒台制度、傳國玉玺的傳承、蒙古諸王的傾向三個方面指出阿裏不哥即合罕位具有合法性(《對阿裏不哥與忽必烈汗位正統問題的小考》,《西部蒙古論壇》第2期)。。相關成果還有盧琳《論元世祖忽必烈任用漢人儒士的政策》(《西部學刊》第4期),王傳奇《試論忽必烈時期蒙元政權對漢文化的吸收及其影響》(《黑龍江民族叢刊》第4期),李曉菲《淺議元代賞功符牌的政治功能》(《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8期),童曉峰、陸曉春《陳基谏阻元順帝並後論考》(《文獻與文化》二)等。
   军事 宝玉柱探讨了元代宿卫制度、钦察卫及其他卫军与哈剌赤的关系、哈剌赤的北撤路线(《喀喇沁探源——元代宿卫与哈剌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李治安探討了元中葉西北“過川”及“過川軍”,指出“過川”中的“川”並非川蜀,而是“戈壁石川”之意(《元中葉西北的“過川”及“過川軍”新探》(《曆史研究》2013年第2期)。劉曉認爲《元典章》中出現的“七十二萬”戶是太宗十三年漢地的總戶數,壬子軍籍即是以此爲基數簽發軍戶而正式確立的漢軍軍籍,此後陸續簽發的軍人則爲新軍(《也談七十二萬戶軍數——兼及壬子軍籍與“新軍”》,《文獻與文化》二)。元代江南鎮戍體制的研究受到重視。《元典章》中出現了私走小路軍、保甲丁壯軍和通事軍。其中私走小路軍、保甲丁壯軍是蒙元政權對南宋作戰過程中湧現出的部隊,通事軍則爲南宋王朝從北方流亡者中征募的雇傭兵,南宋滅亡後,又爲元朝征募,組建成軍。劉曉對以上三類部隊作了考察(《元代軍事史三題——〈元典章〉中出現的私走小路軍、保甲丁壯軍與通事軍》,《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2期)。他還探討了鎮守平江十字路萬戶府的治所、兵源以及世襲領導者(《元鎮守平江“十字路萬戶府”考》,《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三輯)。相關文章還有李良品《論元代西南地區土兵制度的形成》(《銅仁學院學報》第1期)。
   法律 王敬松考察了元代地方监察机构录囚的实施情况及其效果, 指出元代司法中没有“十恶”刑名体系(《元代宪司分行录囚述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1期;《论元代法律中没有“十恶”体系》,《民族研究》第5期)。武波、郑鹏分别探讨了蒙元时期的遗失物管理制度(《元代的“不兰奚赤”与阑遗监》,《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从草原到中原:蒙元历史变迁中的不兰奚制度》,《兰州学刊》第9期))。胡兴东对地方立法的研究,罗玮对元代树木保护法令的研究都值得重视(《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元明时期树木保护法令初探》,《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第3/4期)。彭炳金指出元代在《唐律》奸罪基础上增加了诱奸罪、强奸幼女罪等罪名和一些奸罪处罚原则(《论元代对〈唐律〉奸罪立法的继承与发展》,《河北法学》第9期)。杨淑红认为元代汉文借贷契约中“履行保证”的兴起,反映了债权保障趋于严密、担保制度逐步完善(《元代的保人担保——以黑水城所出民间借贷契约文书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朱春悦探讨了元代汉人南人持弓矢禁令(《元代汉人、南人持弓矢问题考》,《江海学刊》第4期)。相关文章还有张玉《从〈元典章〉看元代文书档案法规制度》(《黑龙江档案》,第5期),宋国华《论元代的拘捕制度》(《福建江夏学院学报》第4期)等。
   
   
   三 经济与社会
  
   经济 刘成群探讨了至元十九年大都路“履亩收税”的前因后果(《元至元十九年大都路“履亩收税”发微》(《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陈高华考察了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过程,指出佛教寺院赋役纳免之争的中心是佛寺续置土地的待遇问题;其前后多次反复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3期)。杨印民探讨了酒课收入在元代政府财政中的地位(《元代酒课收入及其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宋国华考察了《至正条格》中所载的茶引(《从〈至正条格〉看元代的茶引》,《农业考古》第2期)。
  孟繁清、楊淑紅指出元代平江路人口的發展與海運事業的發展密切相關(《元代平江路的人口發展》,《文獻與文化》二)。張詠春認爲元代太常禮樂戶及地方“禮樂戶”,爲國家重大吉禮承應禮樂,樂戶則處于賤民階層(《元代禮樂戶的界定》,《音樂研究》第2期)。裴一璞考察了元代三峽移民對該地區社會變遷的影響(《元代三峽移民與區域社會變遷》,《三峽大學學報》第2期)。
  王崗探討了元大都宮殿營建的始末及大明殿、延春閣、隆福宮、興聖宮等宮殿的功能(《元大都宮殿營建及功能略述》,《北京社會科學》第3期)。肖愛民、劉明罡考察了元代民間的金銀倒換及日常用度(《元代民間的金銀消費與宋代的承繼關系》,《河北大學學報》第6期)。王素強考察了元代藏冰時間、機構及冰的使用情況(《元代藏冰、用冰及若幹相關問題考釋》,《集刊》二十五)。楊志娟指出元代海外貿易高度發展與回回海商集團的崛起有直接關系(《回回海商集團與元代海洋政策》,《煙台大學學報》第3期)。侯德彤、蔡勤禹探討了元代膠東半島在東北亞海上軍事活動、海上貿易和海上運輸等事業中的角色(《元代膠東半島海洋事業述論》,《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第3期)。交通方面的論文有沈乾芳《元代入湖廣道的開通對雲南經濟發展的影響》(《楚雄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奧林胡《成吉思汗時期的驿站交通探析》(《內蒙古社會科學》第4期)等。
  農業方面,吳超從屯田管理機構、類型、面積推算等方面探討了元代亦集乃路的土地開發狀況(《元代亦集乃路土地開發與利用初探》,《開發研究》第6期)。程森考察了自元代始沁河下遊地區數縣之間形成的一種“自下而上”的用水秩序(《自下而上:元以來沁河下遊地區之用水秩序與社會互動》,《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第1期)。手工業方面,袁泉指出區域性共存的手工業布局是宋元時期漆器與瓷器、金銀器形態互仿和工藝類同的地緣基礎(《略論宋元時期手工業的交流與互動現象——以漆器爲中心》,《文物》第11期)。相關成果還有趙翰生《〈大元氈罽工物記〉所載毛紡織史料述》(《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期),余金保《元代“東衛”款樞府瓷刍議》(《北方文物》第3期),黃珊《從陶瓷考古角度論元代景德鎮的外來工匠——以青花和孔雀藍釉瓷器爲中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6期)等。
  救荒史方面,羅睿探討了元代藏區的自然災害及中央政府赈濟藏區的管理機構及措施(《論元代中央政府對藏區赈濟》,《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趙杏根考察了元人生態思想在蝗災應對中的實踐(《元代生態思想與實踐舉要》,《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第3期)。相關文章還有安英橋《蒙元時期的災荒與災荒赈濟》(《赤峰學院學報》第1期),鄭鵬《危機與應對:蝗災中的元代國家》(《珞珈史苑》2013年卷)。
   社会 陈高华考察了元代书画家、作家、僧道等文化名人与杭州西湖有关的文化活动(《元代文化名人与西湖》,《浙江学刊》第3期)。陈广恩探讨了入杭回回文人的文化活动(《元代入杭回回文人的文化活动》,《文献与文化》二)。展龙多视角地考察了元明之际士大夫群体(《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杨亮探讨了宋元之际舒岳祥、戴表元为代表的四明文人的心路历程(《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心态蠡测——以舒岳祥、戴表元为例》,《集刊》二十五)。黄二宁考察了南人北游兴盛的原因和样态(《元代南人北游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相关文章还有李超《元廷政治与江西士风和文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张建伟、武吉安《地域文化与元代姚枢家族》,(《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雷雨《元朝杭州至苏松书法文化圈之变迁》(《西安工业大学学报》第11期),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中师生关系的新变》(《民族教育研究》第6期)等。
  蒙元服飾特點鮮明。竺小恩考察了敦煌蒙元時期壁畫中男女供養人的服飾(《敦煌壁畫中的蒙元服飾研究》,《浙江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期)。徐文躍考察了蒙元時期冠服的特點(《蒙元的服飾》,《紫禁城》第8期)。高雲勝探討了草原文化影響下蒙元服飾的特征(《草原文化背景下蒙元服飾特征淺析》,《南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期)。
  雅托噶(蒙古筝)是古老的蒙古族樂器。娅茹考察了蒙元時期雅托噶的發展狀況(《蒙元時期的雅托噶(蒙古筝)》,《前沿》第21期)。郝延省探討了蒙元時期的搏克運動(《蒙古族搏克運動史考》,《四川體育科學》第3期)。羅彥慧等考察了香料在元代醫藥領域的使用(《元代香藥探析》,《甯夏醫科大學學報》第12期)。
  
  
   四 文化史研究

   宗教与信仰 蒙元时期佛道辩论是重要问题。程佩考察了蒙元政府主持召开辩论的深层目的及其宗教原则(《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云南社会科学》第2期)。相关成果还有王纪鹏《元朝佛道之争与北少林寺渊源探析》,(《兰台世界》第6期)。
  佛教。李德成考察了《元史·釋老傳》所載元大都的30余種藏傳佛教佛事活動(《〈元史·釋老傳〉所載北京藏傳佛教佛事活動考釋》,《中國藏學》第S1期)。陳立華利用泉州清源山摩崖石刻題記探討了元代藏傳佛教在福建地區的傳布狀況(《元代藏傳佛教在福建地區的遺迹考——以泉州清源山三世佛石刻題記爲中心》,《中國藏學》第4期)。王紅梅據吐魯番所出《佛說北鬥七星延命經》回鹘文印本及寫本殘片中編號爲U4709的題記考察了畏兀人的北鬥信仰(《元代畏兀兒北鬥信仰探析——以回鹘文《佛說北鬥七星延命經》爲例》,《民族論壇》第5期)。吳志堅認爲元兩都的“遊皇城”活動是藏傳密教教儀和漢地賽社擡神遊行的結合(《“遊皇城”事考——對元代一個演劇場合的考察》,《集刊》二十五)。楊維中、紀華傳分別考察了臨濟宗高僧天如惟則和中峰明本(《元代臨濟宗高僧天如惟則生卒年、出家時間考》、《元代臨濟宗高僧中峰明本與日本幻住派》,以上《佛學研究》總22輯)。
  道教。李馥明探讨了宋德方在主持编修《玄都宝藏》、开凿石窟、修建宫观等方面的贡献(《元朝披云真人对道教文化发展的贡献》,《學術交流》第4期)。黄太勇考察了丘处机弟子赵道坚的生平(《向道极心坚 龙门派第一代大律师赵道坚》,《中国道教》第5期)。王晓颖考察了蒙元时期全真道在大都的发展状况(《蒙元时期北京地区全真道发展论述》,《北京民俗论丛》第一辑)。玄教是江南道教的一支重要力量。梁琼认为张留孙的思想与行为赋予了玄教浓厚的政治化特色(《玄教宗师张留孙与元初道教政治》,《宜春学院学报》第10期)。
  基督教,元代稱也裏可溫教。殷小平考察了景教從唐代到元代的曆史變化(《唐元景教關系考述》,《西域研究》第2期)。郭益海探討了蒙元時期景教興衰的原因(《蒙元時期景教興衰探析》,《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李靜蓉認爲泉州基督教喪葬藝術是各種宗教文化多元融合的産物(《元代泉州基督教喪葬藝術的多元融合——從概念契合到圖像創新》,《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吳巍通過考察回回哈的司與崇福司等機構的置廢探討了元代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展狀況(《由回回哈的司與崇福司看元代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發展》,《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第5期)。
  民間信仰。範立舟探討了白蓮教在元代演變爲仇視現實、制造政治與法律事件的異端宗教實體的原因(《元代白蓮教的鄉村生存及其與吃菜事魔和彌勒信仰的糅合》,《宗教學研究》第4期)。宋燕鵬考察了宋元時期晉東南以陽城縣析城山爲中心的成湯信仰(《宋元時期成湯信仰在晉東南的傳播》,《文獻與文化》二)。
   教育 蔡春娟考察了世祖时北方提举学校官与教授的设置、出身与升迁(《忽必烈时期北方的提举学校官与教授》,《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徐梓指出宋朝遗民创办或栖身书院,使得元初书院繁盛(《宋朝遗民与元初书院传统的弘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郭新榜认为元朝书院的兴盛与统治者的汉化方针分不开(《元朝书院教育盛况及其核心原因的人类学探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相关文章还有汤军《元代永州路教育研究》(《怀化学院学报》第3期),卢琳《论元代江南地区学官群体的形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此外,刘齐考察了元代医学教育(《元朝的医学教育教学与管理制度》,《医学与哲学》第12期;《元朝医学教育的兴办背景与主要特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3期)。
   理学 孙建平指出元代理学一方面在进学次第、知行观和经史观等方面强调“内圣”,另一方面对“外王”之道有所充实与拓展(《元理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原道》第22辑)。姜海军探讨了元代北方理学发展的两个途径(《“元承金学”及程朱之学的北传》,《石家庄学院学报》第1期)。王方晗指出曲阜孔庙的破坏与修建折射出文化遗产与政治的互动(《政治与遗产互动下的曲阜孔庙——以蒙元帝国前期孔庙的破与立为中心》,《民俗研究》第4期)。王玉德、许家星分别探讨了元代的易学和朱子四书学(《试述元代易学与文化》,《周易文化研究》第四辑;《朱子四书学的羽翼与修正——以元代〈四书笺义〉为中心》,《北方论丛》第5期)。
   语言 陈得芝认为“诈马宴”中的“诈马”一词源于波斯语(《也谈“诈马宴”——兼议汉语中外来语译名词义的演变》,《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七辑)。刘迎胜指出成吉思汗西征后大批西域人随蒙古军入华,开启了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的开启及终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 期)。魏曙光认为拉施都丁将《元朝秘史》中的“孛儿帖赤那”和“豁阿马阑勒”理解为人名是正确的《蒙古祖先传说记载考辨》(《西部蒙古论坛》第3期)。张晓传认为蒙元时期蒙古、回回、汉三语通用,语言规划处在自发阶段(《蒙元时期语言规划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第2期)。张彧彧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元代各类白话文献的语言特征(《接触语言学视角下的元代白话》,《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其他 何启龙通过对八思巴著作及帝师藏文法旨的考察,探讨了藏僧对汉历与藏传《时轮历》的取舍(《元朝帝师藏文法旨与〈授时历〉——论藏历与汉历之取舍》,《集刊》二十五)。张韶华对市村瓒次郎、苏振申关于《经世大典》参修人员的研究作了订补(《元代政书〈经世大典〉参修人员辨析补正》,《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刘成群以新安经学著作为中心探讨了元代“附录纂疏”体(《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晋阳学刊》第1期;《“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
  陈得芝指出《水浒传》描写的许多故事情节可与元末真实历史相映照(《水浒传与元末社会》,《新世纪圖書館》第2期)。杨镰探讨了元诗对探究元代历史文化的意义(《元诗与元代历史文化》,《文史知识》第6期)。王传奇考察了必阇赤修史制度对蒙元史学的影响(《论蒙古政权下必阇赤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史学意义》,《求索》第6期)。尚刚分析了元朝工艺美术的特质(《大汗时代——元朝工艺美术的特质与风貌》,《新美术》第4期)等。
   
   五 民族与中外关系
  
   民族 胡小鹏指出蒙元文献中的“色目人”用于族群划分时是相应的蒙古语词汇“合里”或“合里·亦儿坚”的译语,而蒙元政权的多民族政策是即蒙古(国人)与非蒙古(“合里”)的二等人制(《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
  魏梓秋考察了蒙元時期甘甯青地區多民族雜居共處的格局(《試論元代甘甯青地區民族新格局的形成及特點》,《西夏研究》第1期)。楊志玖曾著文考證了元代回回人的分布。楊曉春據方志、碑刻等文獻中關于元代清真寺的資料,增補了6個回回人分布地點(《元代回回人分布補考》,《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馬建春、徐虹利用杭州鳳凰寺波斯文、阿拉伯文碑銘考察了杭州回回社區的人口結構、政治地位、經濟活動、禮拜寺院、社會風俗和文化影響(《元一統與地方多元社會的構建——基于杭州回回社區史料與碑銘的考察》,《暨南史學》第八輯)。相關研究還有劉傑《試析元朝時期回族的社會地位及其形成原因》(《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第5期)。
  哈斯巴根考察了《元史》中的契丹人姓氏(《關于〈元史〉中契丹人的姓氏》,《華西語文學刊》第八輯)。張婧指出13世紀初高昌回鹘“亦都護”巴而術阿而忒的斤率衆歸附蒙古,爲畏兀兒人在元朝地位的確立及發展創造了條件(《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在民族關系史上的作用》,《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第5期)。
   中外关系 叶新民认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元代画作《天马图》与后至元二年元朝和罗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有关(《元代中国与欧洲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周朗〈天马图〉小考》,《内蒙古大学学报》第6期)。欧阳哲生据鄂多立克等方济各会士留下的游记、书信材料勾勒出西人心目中的元大都“汗八里”形象(《欧洲与中国文明对话的新开端——以西人在元大都“汗八里”的经验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李光斌介绍了《伊本·白图泰游记》所反映的元末中印交往状况(《未完之旅——伊本·白图泰游记与元末中印关系》,《文史知识》第5期)。吴国富探讨了世祖时元朝和真腊(柬埔寨)的关系(《忽必烈时期元朝与真腊的关系初探》,《九江学院学报》第2期)。刘刚探讨了李齐贤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试论李齐贤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大庆社会科学》第6期)。

   六 人物研究

  元代西夏人物研究受到关注。邱树森、陈广恩考察了元朝中后期唐兀人星吉的仕宦经历、文化和政治倾向(《元唐兀人星吉生平考论》,《西夏研究》第1期)。段海蓉考察了黄头的事迹(《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西域唐兀人黄头事迹考》,《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邓文韬认为刘岳申《瑞芝堂记》中名叫张讷翁的唐兀人即为老索曾孙讷怀(《元代西夏遗民讷怀事迹补考》,《西夏研究》第3期)。张琰玲、孙颖慧整理出240 名西夏女性遗民资料,并探讨了元代西夏女性遗民的社会地位(《元代西夏女性遗民人物史料整理与研究》,《圖書館理论与实践》第10期)。
  張國旺考察了朱子理學北傳過程中的重要人物張的事迹(《張事迹考略》,《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三輯)。谷建探討了易學家胡方平的生平及著作(《胡方平生平及著作考訂》(《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五輯)。張祝平探討了彭士奇對科舉經義的著述和編選(《彭士奇與元代科舉經義的著述和編選》,《文獻》第4期)。吳建國、湯軍根據永州現存兩通題記考察了姚绂的生平(《元人姚绂生平事迹考略——兼論元代肅政廉訪司及地方教育》,《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
  黨寶海根據《安南行記》等文獻指出元越戰爭中的昔戾機/昔戾基大王就是昔裏吉,他參加元越戰爭並沒有改變忽必烈對他的冷遇(《昔裏吉與元越戰爭》,《西部蒙古論壇》第4期)。他還考察了元順帝與西藏高僧布敦的關系(《元順帝妥歡貼睦爾與西藏高僧布敦》,《西域曆史語言研究集刊》第六輯)。管彥達認爲陶宗儀生于1322年(《陶宗儀生卒年考》,《文獻與文化》二)。鄧紹基探討了馬致遠的生卒年、仕宦及其交遊(《關于馬致遠的生平》,《文獻》第1期)。彭萬隆利用新發現的佚文考察了盧摯的仕宦與交遊(《元代文學家盧摯生平新考》,《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第1期)。相關文章還涉及黃溍、馮子振、黎崱、李穑等人的研究(慈波《地域、學派與士人網絡:論黃溍的師友淵源》,《史學集刊》第6期;張昌紅《馮子振籍貫考——兼與易小斌先生商榷》,《中南大學學報》第1期;李慶南《元代僑居漢陽的安南才子黎崱事略》,《武漢文史資料》第11期;劉剛《李穑入華考》,《黑龍江史志》第23期)。王妮對羅天益的研究也值得關注(《羅天益與李東垣》,《河北中醫》第6期;《羅天益隨駕行醫考》,《陝西中醫學院學報》第3期;《羅天益隨軍行醫考》,《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第4期)。
   
   七 文献研究
  
   典籍 刘迎胜对《元史·太宗本纪》太宗元年记事的研究,毛海明对《元史·王恽传》中王恽行年的订误是《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元史·太宗本纪〉太宗元年记事笺证》,《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元史·王恽传〉行年订误》,《文献与文化》二)。许继起探讨了《元史·礼乐志》的史料来源和撰者(《关于〈元史·礼乐志〉的几个文献问题》,《史学史研究》第4期)。刘迎胜将《辍耕录·大元官制》、《事林广记·元代官制表》、《元史·百官志》与《元典章·资品》作了对勘研究(《〈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考》,《集刊》二十五)。
  刘永海探讨了《元朝名臣事略》的材料来源、编纂体例(《论〈元朝名臣事略〉的编纂义例》,《圖書館理论与实践》,第3期)。罗琴考察了宋遗民陈仁子《文选补遗》的版本(《陈仁子〈文选补遗〉初探》,《文献与文化》二)。杨秀礼对元代《老子》著述文献及作者在当下书目著录中有误漏者九例作了考证(《元代〈道德经〉文献作者辑考九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相关成果还有熊燕军《〈平宋录〉的版本及作者》(《文献与文化》二),辛梦霞《张昱“如此江山亭清集”流传考》(同上),邓瑞全、孟祥静《张之翰〈西岩集〉点校整理札记》(《历史文献研究》第32辑),徐胜利《元代文人别集校勘释例——以杨亮〈袁桷集校注〉为例》(《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李福唐《元代直解文献校录失误刍议》(《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赵敏《方回著述考补正》(《古籍研究》总59卷),傅佳《元代〈诗经〉著述杂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五辑),赵梅春《王鹗〈汝南遗事〉成书年代辨》(《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等。
  韓格平考察了元人詩序文中涉及的散佚詩集(《元人詩序文與元人散佚詩集》,《文獻與文化》二)。李軍考察了《永樂大典》中方德麟、高克恭、高楫、廉惇、文矩、王仁輔等六人的別集佚籍(《現存〈永樂大典〉元人別集佚籍考六則》,同上)。鄧富華輯錄了《全元文》失收之王思誠佚文七篇(《元代王思誠佚文七篇輯錄——兼補〈全元文〉》,同上)。鍾彥飛對《秋澗集》之外的王恽散佚作品作了考辨(《王恽散佚著述考敘》,同上)。相關文章還有羅海燕《〈全元文〉佚文五則考釋》(《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第3期,潘榮生《〈全元文〉泐字掇補》(《古籍研究》第57-58卷),杜春雷《〈全元文〉佚賦輯考》(《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第7期),楊匡和《〈全唐詩〉誤收元詩一首新證》(《文獻與文化》二),黃雲生《已佚元代域外筆記考辨》(同上),張麗《〈全元戲曲〉校讀釋例》(《古籍研究》第57-58卷)等。
   金石文献 党宝海对八方汉文、八方八思巴文驿站官印做了考释,探讨了站印的制作机构、印章所属驿站的位置(《十六方元朝驿站官印集释》,《集刊》二十五)。马晓娟对《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的研究,翟丽萍对《故漕运同知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的研究,马垒对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圣水峪元至正摩崖题记的研究,张方对山西阳曲《白西里重修岱岳庙碑》的研究,陈丽华对许静山墓志的研究,杨玉彬对阜阳《大元魏氏夫人墓志铭》的研究,李民举对钧州《百灵庙碑记》的考释,李俊义对《元代皇姊大长公主残碑》的解读,曹子凌对《刘氏祖宗大碑》的考释,杨海文对曲阜孔庙《加封孔子诏碑》、《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的重新勘定,雷桂萍对平遥《梁公祈雨灵应记》的研究,尤李对《翠峰寺地产记碑》的解读,李玉年对《合肥修城记》的研究、崔红芬对《老索神道碑铭》的再考察,安海燕对《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的释注,或刊布新资料,或深入研究,均值得关注(《〈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笺证》,《集刊》二十五;《元代〈故漕运同知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考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圣水峪元至正摩崖题记考释》,《文物春秋》第6期;《岱岳庙碑记所见孙履道之题名》,《宗教学研究》第4期;《大德八年出使异域兵部侍郎许静山墓志考》,《福建文博》第3期;《阜阳新出〈大元魏氏夫人墓志铭〉研究》,《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元钧州东张镇〈百灵庙碑记〉述略》,《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元代皇姊大长公主残碑考释》,《赤峰学院学报》第3期;《元代〈刘氏祖宗大碑〉考释》,《中原文物》第4期;《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两通》,《西夏研究》第3期;《平遥应润庙元代〈梁公祈雨灵应记〉碑考述》,《沧桑》第1期;《元〈翠峰寺地产记碑〉考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论元代余阙〈合肥修城记〉的地方历史文献价值》,《合肥学院学报》第5期;《保定出土〈老索神道碑铭〉再研究》,《中国文化》第2期;《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白塔之装藏、装饰》,《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
   黑水城文献 杜立晖以黑水城文献M1·0402[F79: W46]为中心,探讨了元代官吏俸禄制度的运作状况,并对黑水城文献中的录事司文书作了研究(《从黑水城文献看元代俸禄制度的运作》,《敦煌学辑刊》第4期;《黑水城所出元代录事司文书考》,《文献》第6期)。杜建录、邓文韬考察了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六件合伙契约(《黑水城出土合伙契约再考释》,《西夏研究》第4期)。潘洁对黑水城出土的勘合文书作了分类研究(《黑水城出土勘合文书种类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陈朝辉、潘洁利用黑水城文书中的印文资料考察了元代文书押印制度(《黑水城出土元代文书押印制度初探》,《西夏研究》第4期)。杨富学、张海娟考察了亦集乃路与豳王家族的密切关系(《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敦煌研究》第3期)。相关文章还有张笑峰《元代亦集乃路的诉讼与审判制度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文献与文化》二),孔德翊《黑城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自然灾害》(《西夏研究》第2期)。
  王紅梅探討了藏密經典《觀世音本尊修法》回鹘文刻本的年代(《元代回鹘文刻本文獻斷代考論——以藏密經典〈觀世音本尊修法〉爲例》,《社會科學論壇》第6期)。
  
   八 地理与考古
   
   地理 侯卫东对元《河南志》中巩县城布局图进行了复原(《元〈河南志〉巩县城池图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27辑)。魏曙光认为合剌温山指大兴安岭和今河北张家口边墙以北的山岭(《元初文献中的合剌温山》,《集刊》二十五)。高建国认为宋元郢州战场附近的“溧水”即《元史》记载“水泺”(《伯颜南征遇“溧水”事辨析》,《集刊》二十五)。周运中考察了方国珍部崛起于黄岩州的历史地理背景,并探讨了元朝台湾的地名(《方国珍崛起的地理背景研究》,《集刊》二十五;《元朝台湾历史新考》,《国家航海》第1期)。裴一璞考证了宋元之战中三峡地名(《宋蒙(元)之战中的重庆三峡及地名位置考》,《长江文明》第12辑)。陈喜波、张清华认为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牛堡屯村当是元代柳林行宫所在地(《北京通州区中堡屯村为元代柳林行宫说》(《中国地名》第9期)。相关文章还有陈棣芳《〈元史〉“亦奚不薛”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考古 相关文章有张文平《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邑探考》,《草原文物》第2期;杨洁《陕西地区出土蒙元陶俑类型分析》,《文博》第5期;袁泉《略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华夏考古》第3期;同氏《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同氏《物与像:元墓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董新林《蒙元壁画墓的时代特征初探——兼论登封王上等壁画墓的年代》,《美术研究》第4期;穆宝凤《神秘性与世俗性的交融——元代山西地区墓室壁画的特征及墓室图像意义分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第1期;黄可佳《沽源梳妆楼蒙元贵族墓葬墓主考略》,《草原文物》第1期;刘金成、刘璟邦《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窖藏埋藏年代及其主人身份考》,《南方文物》第4期;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临淄区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第4期;辽宁朝阳博物馆《辽宁朝阳博物馆收藏的元代窖藏器物》,《文物》第5期;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第5期;张小丽等《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第8期;《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施家营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方文物》第1期;赵晓刚《沈阳城区的元代墓葬》,《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王晶、周鼎凯《山东长青衔草寺遗迹调查考略》(《洛阳考古》第3期);曹红星、韩月红《平山文庙大成殿探析》,(《文物春秋》第3期)等。
  
   九 综述、书评
  
  烏蘭探討了王國維的蒙元史研究(《王國維的〈元朝秘史〉校勘和蒙元史研究》,《清華元史》第二輯)。蔡晶晶介紹了美國蒙元史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蒙元史的研究成果與方法——從〈美國學界蒙元史研究模式及文獻舉隅〉談起》,《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
  年度综述有刘砚月《2012年蒙元史研究綜述》(本刊第6期)。专题综述有翟禹《元上都研究綜述(1994~2012年)》(《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彭莎《1949年以来中国关于元代江南儒学研究綜述》(《集刊》二十五);杨亮《20世纪以来郝经研究回顾与展望》(《文献与文化》二);胡兴东《元代法律史研究几个重要问题评析(2000-2011)》(《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袁静《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研究綜述》(《金田》第11期)等。
  書評有羅賢佑《資料翔實、圖文並茂的學術力作——評介〈元代諸族建築及居住文化〉》(《西部蒙古論壇》第2期);劉莉《新的方法、新的視角與新的範式——〈丘處機學案〉評介》(《宗教學研究》第1期);解國旺《元人別集整理的探索與新展望——讀楊亮先生〈袁桷集校注〉》(《殷都學刊》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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