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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2013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

藍賢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0102)


   
   據筆者粗略統計,2013年,中國大陸地區共出版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的專著70余部,論文將近800多篇。本文主要介紹其中的曆史學研究成果,敦煌學方面的研究,只取與隋唐史研究相關者,唐代文學方面的研究,亦只選擇與史學有密切聯系者。因篇幅有限,本文無意也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只是希望將過去一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一些熱點問題與成果加以介紹。

通論性著作與論文集

   本年度的重要通論性著作有甘肅教育出版社在本年度推出的“敦煌講座書系”,集結了大批以敦煌地區各個方面爲對象的專題研究,其中包括劉屹《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陸離《敦煌的吐蕃時代》,李小榮《敦煌變文》,鄭炳林、李軍《敦煌曆史地理》,王惠民《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佛典的流通與改造》,吳麗娛《敦煌書儀與禮法》,胡同慶、王義芝《敦煌古代衣食住行》等,下文中將會有具體介紹。本年度重要集刊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該卷所收論文主要分爲“從地域史看唐帝國——邊緣與核心”及“《葛啜墓志》研究”兩個專欄。黃正建主編《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錄了10篇隋唐史方面的論文,內容涉及制度、律令、禮儀、軍事、宗教、人物等。其他集刊還有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16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此外,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8輯雖爲2012年12月刊發,但其文大多在13年才爲學界所知,故本文一並介紹。
   重要的論文集有余欣主編《存思集: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論文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彙聚了複旦大學“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的研討成果,其中與隋唐時期有關的有5篇,內容涉及唐代的國史書寫、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隋唐長安寺院等各項問題。張劍光《唐代經濟與社會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分經濟篇、政治與人物篇、文化篇三個部分,收錄了作者在唐代經濟、社會方面的系列論文。俞鋼《唐代制度文化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錄了作者曆年發表的有關隋唐五代制度文化研究的論文24篇。榮新江主編《黃文弼所獲西域文獻論集》(科學出版社),收錄了以黃文弼所獲西域文獻爲研究對象的十余篇論文。陳鐵民《唐代文史研究叢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收有著者18篇論文,內容涵括唐代文學史、唐代文人生平研究及唐代科舉制的研究。周偉洲《漢唐氣象:長安遺珍與漢唐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收有作者在唐史方面的十余篇已發表論文。劉玉峰《隋唐史教研叢稿》(山東大學出版社)收錄了作者從教以來的十余篇論文和讀書心得。

資料整理與研究

   石刻材料整理。石刻材料的整理成果有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晋阳古刻选编辑委员会编《晋阳古刻选·隋唐五代墓志》(文物出版社),汇集了晋阳地区出土唐五代墓志的图版。毛阳光、余扶危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圖書館出版社)收录了2000年来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三百余方,每方墓志编者都加以释文和标点。戴良佐编《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收录有数十方唐代西域地区的碑铭。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编委会编《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共8册,青岛出版社),亦收有大量隋唐五代时期的石刻资料。
   墓志研究。作爲近年來隋唐史研究領域的推動力之一,對墓志材料的運用已相當普遍,相關著作與文章層出不窮。本年度有楊向奎《唐代墓志義例研究》(嶽麓書社),對墓志的首題、撰者、志文與銘辭的各種特征進行了分析,闡發了何爲墓志“義例”概念。李鴻賓主編《中古墓志胡漢問題研究》(甯夏人民出版社),利用新出土墓志材料,以中古時期的胡漢問題爲主線,對所涉問題進行了研究,其中大部分論文所探討的都是隋唐時期的問題。呂建中、胡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志研究續一》(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所收論文均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志爲研究對象,內容涉及唐史研究的各個方面。
   其他論文還有,榮新江、李丹婕《郭子儀家族及其京城宅第——以新出墓志爲中心》(《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劉琴麗《墓志所見唐代的郭子儀家族》(《唐史論叢》第16輯)、楊軍凱《唐郭仲恭及金堂長公主墓志考釋》(《文博》第2期)等文,利用新出一批郭子儀族人墓志,對郭子儀家族在京城宅第的分布及沿革、郭子儀家族婚姻關系及世系複原等問題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陸揚《論唐五代社會與政治中的詞臣與詞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資料爲例》(《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從唐五代墓志中擇取了六則有代表性的詞臣家族案例,勾勒出了詞臣文化在唐五代出現的曆史語境和對政治文化的影響。在本年度出版的《唐史論叢》、《中華文史論叢》、《文博》等雜志中,也相對集中刊發了一些利用墓志研究隋唐五代曆史人物或相關制度的文章,限于篇幅,此不一一介紹。
  其他文献整理与研究。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有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圖書館编《英国国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第5册,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圖書館编纂《法国国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献》第14、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相继出版。其他文献整理有李定广校注《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刘泽民点校《陆贽集》(浙江古籍出版)。另外,(唐)赵元一《奉天录》(中华书局),这一现今仅存的唐人记载“奉天之难”的专书亦得到整理出版。尹占华、韩文奇整理《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对《柳宗元集》的各家注本作了全面的整理。张沛整理《中说校注》(中华书局),对历代《中说》注文作了整理。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中华书局),对唐五代道教领袖杜光庭所作的十种记传类著作做了辑录、点校和辨正。方广锠《中国国家圖書館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石默林编《<吐鲁番伯孜克里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大谷文书集成·肆>人名地名索引》、《若干部吐鲁番出土文书之间互见的人名地名索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则方便了研究者对相关资料的查询利用。刘啸《隋代三省长官及六部尚书补考》(《文史》第2期),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对隋代三省长官及六部尚书的人选及任免时间作了补正。
   文献研究方面,王雪玲《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四库全书》编纂、两《唐书》的整理与研究、金石文献、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评述了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特点与局限。金滢坤《敦煌本“策府”与唐初社会——国图藏敦煌本“策府”研究》(《文献》第1期),将中国国家圖書館藏的两件敦煌文书BD14491和BD14650号缀合为一件,确定为唐初有关进士科试策的模拟试题。陈丽萍《杏雨书屋藏<秦妇吟>残卷缀合及研究》(《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对杏雨书屋藏《秦妇吟》残卷做了缀合。游自勇《敦煌写本<百怪图>补考》(《复旦学报》第6期),对敦煌本《百怪图》的组成和佚失内容做了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中古时期的信仰世界提供了新的材料。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史学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反映唐代州县地理状况的《图经》的编修过程、内容及其体例。王义康《唐代羁縻府州辑补》(《西北民族论丛》第9辑),对《新唐书·地理志》中缺载的羁縻府州作了补入,并注上了其出处。姜海军《新旧<五代史>编纂异同之比较》(《史学史研究》第3期),比较了新旧《五代史》在编纂体例、史料选取、叙事风格等方面的异同,认为两书的成书不同体现了汉学与宋学两种经学范式的差异。
   
政治史

   政治事件。榮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冊立回鹘史事新證》(《敦煌研究》第3期),通過傳世史籍、敦煌所出《張議潮變文》以及西安新出《李浔墓志》,對大中年間唐朝遣使冊立回鹘,特別是使團被"背亂回鹘"劫奪國信的詳細情形做了深入研究。黃樓《吐蕃尚延心以河、渭降唐事迹考略——兼論唐末高骈與宦官集團之關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8輯),對懿宗朝尚延心以河、渭二州歸唐一事作了探討,並涉及鹹通四年西北的複雜政治局勢以及內廷宦官集團與節帥之間的矛盾等問題。王素《唐華文弘墓志中有關昆丘道行軍的資料——今年新刊墓志所見隋唐西域史事考釋之一》(《西域研究》第4期),利用《華文弘墓志》的記載,考證了唐討龜茲之役中楊弘禮矯诏誅殺薛婆阿那支的史事。李丹婕《承續還是革命—唐朝政權建立及其曆史敘事》(《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從武德、貞觀兩代對待隋朝的態度截然不同出發,考察了唐高祖、太宗在位期間曆史發展中的具體而微的政治情境轉折,呼應了特定曆史背景下執政者的具體政治訴求。傅紹磊《韓愈<平淮西碑>公案新探》(《史林》第6期),認爲韓愈《平淮西碑》被廢棄是在憲宗徐圖收複河湟政治背景下發生的一個偶然事件,而韓碑公案最終形成韓碑優、段碑劣的定論則與蘇轼“蘇碑廢棄”事件息息相關。
   政治制度與中央政治。何汝泉《唐財政三司使研究》(中華書局)以唐代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三個財政使職:鹽鐵轉運使、度支使和戶部使爲研究對象,從職官制度、財政經濟以及相關曆史人物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微觀和宏觀的深入探討。論文方面,有徐暢《蠲符與唐宋間官人免課役的運作程序》(《文史》第2輯),勾勒出了唐宋之際官人免課役運作程序中蠲符由行用至廢除的制度變化過程。周鼎《從“國朝舊制”到“開元新制”——唐代宗室群體政治面貌的重塑》(《中華文史論叢》第4期),考察了唐初至開元時期宗室任官政策的轉變,指出宗王政治終結後,宗室群體在政治上開始變得官僚化。劉浦江《南北朝的曆史遺産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文史》第2輯),分析了隋唐時代正統論的諸種說法以及北朝正統論更受推崇的曆史原因。曾成《唐末五代王爵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8輯),認爲唐末五代的王爵體系有授予條件逐步放寬、王爵內部逐步分層的特點。杜文玉《唐宋任官回避制度初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5期),對唐宋時期的任官回避制度作了研究,指出該制度的成熟對吏治的整頓與腐敗的預防發揮了重要作用。杜文玉《唐大明宮紫宸殿與內朝朝會制度研究》(《江漢論壇》第7期),認爲唐代的所謂內朝制度實際就是指入閤之制,而紫宸殿作爲朝會的場所,意義重大。王靜、沈睿文《唐墓埋葬告身的等級問題》(《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主要對唐代告身制度進行了研究。
   職官研究。張衛東《唐代刺史若幹問題論稿》(大象出版社),以唐代的刺史爲研究對象,對其選授、職權、地位以及刺史與區域社會變遷的關系等問題作了探討。王建峰《唐代刑部尚書的出身階層與入仕途徑》(《文史哲》第3期),認爲唐代刑部尚書大多出自沒落的魏晉大族,也多由科舉入仕,而專門培養法學人才的律學館無一人做到刑部尚書,是因爲唐代社會風氣重經學文章而輕視律學。王孫盈政、盧向前《論唐代後期禦史台的政務官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認爲禦史台的政務官化傾向,使其在唐代後期的國家政務運行過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對原最高行政機構尚書省的地位和權力形成沖擊。陳文龍《論中晚唐五代時期的“常參官—刺史”等級分界線》(《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8輯),認爲唐後期存在以常參官和刺史爲基准的等級分界線,常參官和刺史的諸多管理方式和特權待遇類似,顯示了唐代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變化。他的另一篇論文《唐後期散官的升遷:以文職爲中心的討論》(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等編《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三卷,中華書局),則以唐後期爲切入點關注文職散官的遷轉問題。馮培紅《唐五代參謀考略》(《複旦學報》第6期),厘清了唐五代軍隊幕府中參謀一職的職掌與地位變遷。
   公文運作與地方行政。雷聞《牓文與唐代政令的傳布》(《唐研究》第19卷),分析了牓文這一類型公文書的類型、層級、物質形態、主要內容及其發布空間,揭示了各種牓文在唐代日常政治生活中將各級政府的政令傳遞到基層地域社會個人的過程。王孫盈政《唐代“敕牒”考》(《中國史研究》第1期),認爲由中書門下發敕牒的行用,改變了唐代王言的運行途徑,反映出了從唐前期至北宋行政運行體制演進過程中的公文運行特色。杜文玉《唐代地方州縣勾檢制度研究》(《唐史論叢》第16輯),對唐代州縣兩級勾檢制度的內容及變化情況作了一個比較詳盡的考述。呂博《唐代露布的兩期形態及其行政、禮儀運作——以<太白陰經·露布篇>爲中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8輯》),從分析露布在唐前後期的不同形態及反映的不同行政運作過程入手,揭示了露布這一公文形式的禮儀展示過程及目的。杜文玉《唐五代州縣內部監察機制研究》(《江西社會科學》第2期),對由錄事參軍、主簿、縣尉等官員構成的州縣地方監察體系做了考察。
   地方政治。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唐研究》第19卷的主题之一是“从地域史看唐帝国——边缘与核心”,因此该刊收录的多篇政治史方面的论文都是从地域的角度对唐帝国的各个方面作细致的观察。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19卷),以德政碑这一石刻形式所承载的文字在唐帝国政治体制维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出发,分析了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德政碑在调试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作用。张达志《磁州增置与“山东三州”之关联——以唐代宗朝为中心》(《唐研究》第19卷),以磁州增置这一事件为出发点,探讨了唐后期中央朝廷对安史乱后河北地区政治格局改造的过程,并认为其目的在于中央通过介入河北事物而达到维系朝廷对地方的约束。谭凯(Nicholas Tackett)《晚唐河北人对宋初文化的影响——以丧葬文化、语音以及新兴精英风貌为例》(《唐研究》第19卷),通过对北宋的丧葬文化、河北人在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地位、汴洛语音的影响等具体实例的分析,强调了晚唐河北地方特殊文化对北宋首都文化的可能影响。吴丽娱《从敦煌<新集杂别纸>看后唐明宗时代河北州镇的地缘关系与领地拓展——<新集杂别纸>研究之一》,通过分析敦煌文献中《新集杂别纸》书仪的制作者和致、受人来源地的甄别,说明了后唐明宗时期河北与新政权之间的错综关系,揭示了河朔三镇在晚唐五代时期从不顾朝命的强藩到朝廷顺地的变化。鲁西奇《新县的置立及其意义——以唐五代至宋初新置的县为中心》(《唐研究》第19卷),分析了从唐五代至宋初新设置的县的区域类型及其变化,揭示了新县置立的意义在于王朝疆域的“向外扩大”与“向内充实”,即国家对基层民众社会控制的加强。陈昊《石之低语——墓志所见晚唐洛阳豫西的饥馑、疾异与伤痛叙述》(《唐研究》第19卷),以几方墓志的记载为中心,追问了晚唐时期洛阳豫西的地方饥、疫被记载与被“遗忘”的问题,并讨论了这类伤痛与叙述者的重叠和区隔。罗凯《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中国曆史地理论丛》第2辑),勾勒出了隋末唐初乱局中岭南的众多地方势力与政治形势。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入奏活动中的贡品进奉与礼物馈赠》(《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考察了归义军政权对中原朝廷的贡品进奉及朝廷的礼物回馈的具体情形与过程。
   科舉與選官。郭桂坤《唐代宗正進士考》(《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詳細考證了唐代的部分宗室子弟通過宗正寺獲得解狀而參加禮部省試的情形,指出這類及第的宗正進士大多屬于比較疏遠的宗室子弟,因門蔭不足以步入仕途而選擇科舉入仕。郭桂坤的另一篇文章《“無名子”與唐代科舉》(《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對中唐以降“無名子”一詞含義的轉化作了考證,並認定其與科舉制度開始深刻影響時人生活狀態乃至滲透于其話語形式密切相關。王承文《唐代“南選”制度及相關問題新探索》(《唐研究》第19卷),對唐代嶺南等地區實行的“南選”制度的沿革、行用範圍、南選使的來源等系列相關問題作了仔細的辨析,並認爲唐後期地方藩鎮權力的擴大導致了這一制度的終結。王麗《唐宋試判制度試探——兼論唐宋選官制度的變化》(《文史哲》第6期),分析了試判制度在唐宋時期從産生到消亡的變化過程,認爲這一過程反映了唐宋變革期間選官制度的不斷自我調整和完善。陳志堅《裴庭裕及第之年的再審視》(《中國史研究》第3期),認爲《登科記考》中對裴庭裕及第之年的記載無誤,今人補正時誤將其修改。劉後濱《從宿衛學生到賓貢進士——入唐新羅留學生的習業狀況》(《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指出長慶以後,唐廷允許異邦弟子應舉使得大量新羅留學生通過科舉考試獲得"賓貢進士"的出身,這直接導致了他們的經史知識和文章寫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羅留學生有較大提高。孫正軍《官還是民:唐代三衛補吏稱“釋褐”小考》(《複旦學報》第4期),認爲墓志記載中的三衛補吏稱“釋褐”的原因在于三衛品官身份的不確定性。
   政治人物。丁俊《李林甫研究》(鳳凰出版社),對有關李林甫的功過是非進行了系統的討論,重新解讀了玄宗朝的諸多曆史。陸揚《論馮道的生涯——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唐研究》第19卷),通過對五代著名政治人物馮道生涯所做的分析,提出了唐後期的主流政治文化從核心區向各地區滲透,使得五代成爲了中古精英文化與地域文化相結合的關鍵時期。楊寶玉《涼州失陷前後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事迹考——以法藏敦煌文書P.2942爲中心》(《敦煌學輯刊》第3期),考證了涼州失陷前後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的事迹及相關西北史事。
   軍事史。喬鳳岐《隋唐地方行政與軍防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對隋、唐兩朝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時期的地方管理與軍事駐防制度進行了重點考察。李錦繡《方陣、精騎與陌刀——隋唐與突厥戰術研究》(《晉陽學刊》第4期),從研究戰術與改進武器方面探討了隋唐與突厥之間的軍事鬥爭,以及最後如何取得勝利。陳樂寶《試論弩在唐宋間的軍事地位變遷》(《史學月刊》第9期),認爲弩在唐代軍隊中的地位不高,而到了五代及兩宋時期,卻成爲克制北方草原騎兵的主力武器,究其原因,則在于騎兵的不振與軍事技術的進步。程喜霖《論唐代西州鎮戍——以吐魯番唐代鎮戍文書爲中心》(《西域研究》第2期),揭示了以西州治所高昌城爲中心的西州軍防體系。劉後濱、王湛《唐代于阗文書折沖府官印考釋——兼論于阗設置折沖府的時間》(《西域研究》第3期),利用吐魯番文書上的官印與史籍難以對應處,對唐代在于阗設置折沖府的時間進行了推測。張金龍《隋朝的領左右、備身府與骁果制度》(《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對隋代禁衛軍機構中的領左右府與備身制度的淵源,隋末骁果的招募與政局之關系等問題作了考察。劉琴麗《再論唐代的威遠營》(《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3輯),重新考察了威遠營的設置時間、駐紮地點及其官僚設置。
   禮制研究。吳麗娛《敦煌書儀與禮法》(甘肅教育出版社),從各方面闡釋了敦煌書儀和禮法的基本情況、發展脈絡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吳羽《唐宋道教與世俗禮儀互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宋代國家的禮制與宮觀、道教徒的身份定位與禮儀調適、道教與世俗禮制的隱性對話等三個大的方面,考察了唐宋之際道教與世俗禮儀間的互動關系。張樹國《漢-唐國家祭祀形態與郊廟歌辭研究》(人民出版社)以《郊廟歌辭》以曆代禮樂志中的正統雅樂爲研究對象,探討了漢唐間國家祭祀形態與傳統雅樂之間的關系。論文方面,吳麗娛《再論S.1725v卷祭文與敦煌官方祭祀》(《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3輯),就S.1725v的寫作時間及相關的帝社禮祭祀問題、敦煌的官民祭祀做了探討。吳麗娛另一篇文章《“中祥”考——兼論中古喪制的祥忌遇閏與齋祭合一》(《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3卷)分析了文獻中“中祥”一詞的具體含義,並借此探討了中古儒家喪禮變除與齋祭並行的情況,指出佛教的傳入影響了中古喪服制度的變化。王銘《辇輿威儀:唐宋葬禮車輿儀制的等級性與世俗化》(《民俗研究》第5期),認爲唐宋時期鹵簿制度與喪葬禮的緊密結合造成了葬禮儀制的全面車輿化,在其影響波及普通百姓後,形成了厚葬的習俗。王美華《承古、遠古與變古適今:唐宋時期的家禮演變》(《遼甯大學學報》第4期),考察了唐宋時期家禮的變化,認爲由唐至宋,家禮的發展過程在于其範圍下延到了士庶之家。
   法制史。自2006年社科院历史所整理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唐宋法制史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关注。本年度,法制史方面的专著有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均对隋唐时期的律令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有详细的研究。重要文章有黄正建《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以〈天圣令〉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文史》第1辑),认为《天圣令》与吐鲁番文书中的“辩”是一种文体,而“款”指口供、供述,是口供内容的专称,到唐后期逐渐向文体转变。《有关唐武德年间修定律令史事的若干问题——唐代律令编纂编年考证之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考察了武德年间修订律令的次数、时间、过程与人员构成。赵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论<天圣令·狱官令>“僧道科法”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6期),梳理了学界关于唐代《道僧格》存在与否、制定时间、及其与《祠部格》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并推测《道僧格》与《祠部格》之间为因唐格篇目嬗变而导致的继承关系。楼劲《隋无<格>、<式>考——关于隋代立法和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第3 期),通过考证,认为隋代“格”与“式”的指称并非法律体系中的专有名词,当时尚未形成唐代那种《律》、《令》、《格》、《式》并行的法律体系。楼劲的另一篇文章《关于隋唐廉政体制的几个问题(中)》(《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则主要关注隋唐时期有关惩贪方面的律文及其法律原则。金荣洲《试论唐代对在文书工作中违法行为的处罚》(《唐史论丛》第16辑),从法制史、文书学的角度对唐代文书工作中违法行为的处罚作了探讨。陈玺《唐代长流刑之演进与适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考察了唐代的长流之刑。张雨《新出唐胡演墓志与唐初司法政务》(《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对唐初司法官员胡演的墓志作了仔细梳理,对唐初十二军制以及司法政务运行所涉及的唐代囚帐管理、参与死刑覆议的两省官员范围进行了探讨。张春海《论隋唐时期的发罪人为兵之邢刑》(《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兵源不足是隋唐时期发罪人为兵之刑存在的直接原因。
   其他方面,利用《天聖令》及複原唐令對隋唐史領域的各項具體問題所作的研究也有一些,如楊清越《唐<倉庫令>與隋唐倉窖的糧食保存方法》(《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12期),根據由《天聖令》所複原的唐開元《倉庫令》,並結合考古發掘所獲倉窖資料的印證,探討了隋唐時期倉窖的建造、管理及糧食保存方法等問題。臧莎莎《唐代官方赙贈的運行機制》(《華章》第9期)、馮卓慧、王霖冬《從唐開元〈醫疾令〉看唐代的醫療法》(《西安財經學院學報》第1期),利用《天聖令》令文研究了赙贈與醫療制度。
   
經濟與社會

   经济。陈明光《中国古代的纳税与应役》(商务印书馆),全面研究了古代税与役的关系,其中涉及唐代的篇幅最多。张剑光《唐代經濟與社會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收录了作者在唐代经济、社会方面的系列论文。罗彤华《唐代官方放贷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唐前期的公廨钱及其演变、食利本钱在唐后期的推广运用等方面,研究了唐代官方放贷这一主题。乜小红《中国中古契券关系研究》(中华书局),以中国中古契券关系研究概观入手,对便物历、买卖等多语种与类型的契约文书及反映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安福《汉唐屯垦与吐鲁番绿洲社会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研究了吐鲁番地区的屯田史。郑学檬、徐东升《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考察了唐宋时期的水利与农业、航运业、冶金等相关问题,论述了唐宋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論文方面,吳樹國《唐前期色役性質考辨》(《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認爲唐前期的色役具有雜色役、職役和部門役的性質。賈志剛《唐代長安木材供給模式刍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考察了唐代長安的木材供應模式及其管理機構的轉變。
   社會。張勃《唐代節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節日的名目、特征、發展分期、新興節日等各方面,對唐代的節日進行了系統考察與研究。胡同慶、王義芝《敦煌古代衣食住行》(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分衣飾、飲食、居住、出行共四部分,介紹了古代敦煌地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黃正建《唐代衣食住行(插圖珍藏版)》(中華書局)爲所著《唐代衣食住行研究》的再版。谷更有《唐宋時期的鄉村控制與基層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分上、中、下三篇,分別研究了唐宋時期對于鄉村的控制、民衆的精神狀態以及基層社會的構成等問題。論文方面,劉禮堂、宋時磊《唐代茶葉及茶文化域外傳播考》(《武漢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詳述了唐代茶葉的盛行以及茶文化對外傳播的路線。余欣《中古時代的菜蔬與外來文明:諸軍達的伊朗淵源》(《複旦學報》第4期),就敦煌文書中菜蔬類目下的“諸軍達”一詞的含義做了溯源與考證,認爲該詞源于新波斯語,指的是根用甜菜。夏炎《唐代的薪炭消費與日常生活》(《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認爲薪炭是唐人日常生活中使用最爲普遍的燃料。張新國《唐代前期寡婦戶籍“合籍”現象探析——以敦煌吐魯番籍帳文書爲例》(《敦煌學輯刊》第3期),考察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寡婦“合籍”現象,認爲這與唐前期民戶受田不足及寡婦不需輸納課役有關。
   醫療史。陳明《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檢討了外來文化與中醫的碰撞與交融,以及對醫療文化傳播的影響。于赓哲、張彥靈《唐代醫學人物神化考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分析了唐代醫學人物的神化現象,認爲這是史家、病家、醫家出于各自目的分層塑造的結果。陳昊《被遮蔽的“再造”——晚唐至北宋初醫學群體的嬗變和醫官身份的重構》(《中華文史論叢》第4期),關注了晚唐至宋初包括醫官家族在內的醫官群體的轉變與重塑過程。張維慎《試論唐高宗的“風疾”及其治療》(《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對唐高宗患“風疾”的具體表現、治療及其治療效果作了考辨。周左鋒《唐代藥肆新探》(《唐史論叢》第16輯),考察了唐代長安及其他地區藥肆的分布情況及其經營方式。勾利軍、付爽《唐代周邊區域來華醫僧的籍生地和駐錫地分布》《唐史論叢》第16輯),通過統計和分析,認爲唐代外來醫僧主要分布在兩京及廣州地區,且唐前期的數量要遠大于唐後期。
   婦女史。作爲時下頗受關注的研究領域,本年度婦女史方面的專著有有葛承雍《女性與盛唐氣象》(安徽人民出版社),系統介紹了隋唐盛世時期女性的身影。焦傑《中晚唐公主“難嫁”原因新探——從太和年間的公主入道現象說起》(廈門大學學報)第4期),從太和年間公主入道現象出發,考察了中晚唐時期公主未婚與晚婚的狀態,並認爲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公主婚姻政策的改變與宮廷政變的頻發。李志生《唐代婦女的饋食之責——基于基層差異和社會性別視角的考察》(《唐研究》第19卷),關注唐代婦女的饋食之道,通過探討唐代各階層婦女對于日常餐食制作態度的不同,刻畫了唐代婦女生活的社會真實。
  家族。孫豔慶《中古琅琊顔氏家族學術文化研究》(齊魯書社),從琅琊顔氏的家學爲出發點,對顔氏一族的世系、政治社會地位變遷及家學特征進行了研究。範兆飛《中古郡望的成立與崩潰——以太原王氏的譜系塑造爲中心》(《廈門大學學報》第5期),以唐代太原王氏的譜系塑造爲中心,考察了中古時期門第郡望從界限分明到普遍濫用的演變過程。馬強、潘玉渠《隋唐時期敦煌令狐家族譜系考略》(《敦煌研究》第6期),考訂了敦煌令狐氏家族的來曆、世系和遷徙。高然《北朝隋唐鮮卑豆盧氏、源氏家族比較研究》(《西北民族論叢》第9輯),對源自鮮卑的兩個胡姓家族豆盧氏與源氏在北朝隋唐時期的發展作了比較,並著重關注了其漢化曆程。

宗教與信仰

   佛教。本年度關于佛教的專著有王志鵬《敦煌佛教歌辭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探討了敦煌佛教歌辭的源流發展及其作爲宗教文學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內容。張總《中國三階教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是研究唐以後失傳的佛教重要流派三階教的重要專著,論述了三階教從創立、發展到最後被禁,繼而完全湮滅的史實。白化文《敦煌學與佛教雜稿》(中華書局),收錄了作者在敦煌學與佛學中的二十篇研究。王早娟《唐代長安佛教文學》(商務印書館),以唐代長安佛教詩歌的發展爲中心,探討了唐代長安地理環境中佛教文學的發展風貌。沈衛榮主編《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曆史》(中國藏學出版社),所收論文亦有數篇與隋唐時期佛學有關。石小英《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研究》(人民出版社),從佛教在敦煌的傳播和發展、敦煌尼僧及其教團組織的形成等八個方面揭示了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的管理與生活狀態。嶽钰《唐代宗教造型藝術》(陝西人民出版社),對唐代佛教與道教造型藝術的源流和發展,以及各種宗教造型呈現的宗教特色進行了研究。論文方面,李文才《從飲酒看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以S.6452-3、S.6452-5號文書爲中心的考察》(《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從敦煌文書中寺院酒庫酒水支出賬目出發,考察了晚唐至宋初敦煌地區僧侶普遍飲酒所反映的佛教世俗化傾向。賈發義《中古佛教寺院儒化倫理教育探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5期),認爲在中古時期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儒化倫理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趙青山《唐末宋初僧職判官考——以敦煌文獻爲中心》(《敦煌學輯刊》第1期),研究了敦煌僧官制度中的中判官一職。孫英剛《轉輪王與皇帝:佛教對中古君主概念的影響》(《社會科學戰線》第11期),認爲佛教轉輪王的觀念對中古時代的君主概念和政治修辭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另一篇文章《從“衆”到“寺”——隋唐長安佛教中心的成立》(《唐研究》第19卷),認爲隋文帝時期短暫存在的佛教組織“五衆”、“二十五衆”是隋文帝遷都大興城重新構造佛教社區努力的一部分,它是隋唐長安寺院體系成型前的一種過渡形式。杜鬥城、吳通《敦煌遺書中隋獨孤皇後施造“一切經”及有關問題》(《蘭州大學學報》第5期),對隋代獨孤皇後施造“一切經”的遺存情況、監造者、造寫地點及組織機構、造經數量等問題做了探討。介永強《隋唐高僧與中國書法》(《史學集刊》第5期),指出隋唐佛教的興盛及其引起的全社會對佛經的大量需求促使了隋唐時期僧人書法藝術的不斷提高。
   道教。劉屹《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甘肅教育出版社),通過研究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各個時期的主要道書,詳細分析和解讀了這些道經的內容、體系、特點以及曆史地位。雷聞《新見程紫霄墓志與唐末五代的道教》(《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3輯),考察了唐末五代的重要道士程紫霄的生平,並涉及到了唐末五代道教的發展狀況。《唐洛陽大弘道觀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編《國學的傳承與創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周年慶賀學術文集》),根據石刻資料探討了大弘道觀的建立及其結構和它在武周、玄宗時期所起的作用。焦傑《唐代道教女信徒的宗教活動及其生活——以墓志材料爲中心》,利用墓志中的記載,考察了唐代道教女信徒的具體崇道活動及其世俗生活方式。吳羽《杜光庭<廣成集>所載表、醮詞寫作年代叢考》,對中晚唐著名道士杜光庭撰《廣成集》裏的十篇表與醮詞的寫作年代作了逐一的考證。王永平《一篇道教史研究的珍貴文獻——唐代<薛赜墓志銘>探析》(《文獻》第2期),對薛赜這一唐代道教史上著名人物的名諱籍貫以及生平行事等做了詳細的考證。陳明《方家、煉丹與西土藥——中古道教醫學與外來文化初探》(《史林》第2期),探討了中古時期道教醫學在發展過程中對于域外文化因素的吸收。
   三夷教。相关著作有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甘肃教育出版社),以敦煌出土文献中关于三夷教的相关文书为依托,论述了中古时期三夷教的发展和传播情况,探讨了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的联系。张小贵《祆教史考论与述评》(兰州大学出版社),分析了祆教东传与华化的过程等问题。论文方面,关于摩尼教的研究较多,马小鹤《“相、心、念、思、意”续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承续以往的研究,对唐代摩尼教汉文文献中“相、心、念、思、意”五种净体中的“相”的含义作了详细的讨论。段培华《摩尼教“四寂法身”研究》(《西域研究》第4期),研究了摩尼教文献中“四寂法身”这一重要术语的含义及其深层义理。王媛媛《唐代汉文摩尼教资料所见之“法王”》( 陈春声主编《海路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认为唐代摩尼教借用佛教术语“法王”一词反映了摩尼教在发展过程中对佛教因素的吸收。林悟殊《敦煌摩尼教文书日月神名考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讨论了敦煌摩尼教文书中日月神及其在回鹘文书中的含义,指出其在传播中有个变异的过程。杨富学《回鹘改宗摩尼教问题再探》(《文史》第1辑),利用汉文、回鹘文献的记载,重新探讨了回鹘改信摩尼教的过程与原因。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补说》(《西域研究》第4期),对唐代摩尼教传入福建地区的时间、路线等诸多史实做了考辨。关于景教的研究则有张小贵《从波斯经教到景教——唐代基督教华名辨析》(《海路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具体考证了唐时基督教称谓由波斯经教向景教转变的过程及原因,认为这一过程反应了景教的主动华化。彭金章《敦煌新近发现的景教遗物——兼述藏经洞所出景教文献与画幡》(《敦煌研究》第3期),介绍了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遗物以及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景教文献与画幡,探讨了景教在敦煌地区的存在。
   其他方面。韓瑜《唐代小說與唐代民間信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對民間信仰要素與唐小說發展繁榮之間的彼此關聯作了梳理。此外,孫英剛有數篇文章關注了中古時代的知識體系、背景和現實政治之間的糾葛。《“辛酉革命”說與龍朔改革:7-9世紀的緯學思想與東亞政治》(《史學月刊》第7期)、《無年號與改正朔:安史之亂中肅宗重朔正統的努力——兼論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關系》(《人文雜志》第2期),以高宗、肅宗改元的具體曆史事件出發,探討了緯學思想、曆法與中古政治之間的關聯。他的另一篇文章《佛教對陰陽災異學說的化解:以地震與武周革命爲中心》(《史林》第6期),則認爲武則天在改唐爲周的政治過程中借用了佛教的知識體系,將中國傳統學說中的地震現象解釋爲佛法神聖的征祥,從而爲化解陰陽災異帶來的輿論壓力提供了理論基礎。又其《神文時代:中古知識、信仰與政治世界之關聯性》(《學術月刊》第10期)一文,審視了中古時代政治合法性的建構過程中與知識、信仰世界所産生的關聯性。

曆史地理

   本年度,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沉寂,主要有张文华《汉唐时期淮河流域曆史地理研究》(三联书店),对汉唐时期淮河流域的曆史地理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中隋唐时期占了重要部分。陈雄《钱塘江历史水利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指出隋唐时期钱塘江流域的水利整体开发治理步伐有所加快。杨鸿勋《大明宫》(社会科学出版社),是对大明宫的整体研究,作者通过对照文献与遗址材料的研究成果,再现了唐代大明宫部分宫殿与宫苑的面貌。辛德勇《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所收论文有数篇涉及隋唐时期,研究包括隋唐时期的陕西航运、《两京新记》的文献学史意义、隋唐五代长安的城市变迁、隋唐长安的寺院分布以及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等各项问题。
   城市史方面的研究較爲矚目。王靜《中古都城建城傳說與政治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考察了中古時期曆朝都城的建造過程與傳說,認爲這一過程除了結合王朝實際的政治需求之外,還要通過布局、象征來體現其神聖與正當性。論文有牛來穎《沖突與妥協:建築環境中的唐宋城市——以<營繕令>第宅制度爲中心》(《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3輯),以唐宋《營繕令》文字的刪減爲例,說明了唐宋城市在空間上的突破與變化。魯西奇的長文《唐宋城市的“廂” 》(《文史》第3輯),梳理了文獻中對于唐宋時期城市“廂”的記載,分析了廂從唐代到南宋性質的變化,認爲其設立與存在反映了官府對于城市的有效控制。萬晉《唐長安的“裏”、“坊”與“裏正”、“坊正”》(《東嶽論叢》第1期),認爲唐代長安“裏”、“坊”並存,大致指代相同的地域空間,但與鄉村中作爲基層社會戶口編制單位的“裏”並不類同。王培新《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指出雖然學界有利用考古發現而將渤海國早期王城指向吉林和龍西古城一帶的傾向,但期間的證據鏈仍有缺失,這一論斷還需進一步的考古工作證實。
   其他方面,马强《新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曆史地理研究的新拓展》(《中国曆史地理论丛》第4期),认为大量新出土的唐人墓志中包含有丰富的曆史地理信息,对拓展唐代的曆史地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张熊《有关唐代两川第一次分治的两个问题》(《中国曆史地理论丛》第4期),认为唐代两川第一次分治的时间在上元二年,而当时绵州亦曾作为东川治所。艾冲《唐蕃争夺的盐州治城新考》(《唐史论丛》第16辑),认为唐代盐州的治城位于今定边县红柳沟镇的沙场古城遗址。陈隆文《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水溃遗迹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通济渠水溃遗迹的具体位置。

七、民族史、對外關系史
   
   民族史:本年度民族史方面的研究不算太多,專著方面有王義康《唐代邊疆民族與對外交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廣泛探討了突厥、沙陀、粟特等民族在隋唐時期的興盛、發展與沒落過程,以及中央政府對羁縻州府與東北邊疆地區的管理,還涉及了中國與日本、古羅馬、波斯等國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梁曉強《南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利用民族學、宗教學、考古學及傳世文物等方面資料,以全新的思維角度诠釋和重構了南诏國的曆史。
   論文方面,李宗俊《論唐蕃長慶會盟的幾個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陳思雅《唐蕃之間:試論唐代河隴地區吐谷渾的“吐蕃化”進程》(《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第5期)、逯克勝《論唐蕃和戰中馬球運動的傳播和發展——從青海地區所具備的的重要位置和必要條件來看》幾篇文章都是以唐蕃關系爲中心。其他則有李鴻賓《墓志裏吐谷渾王族任職押蕃使問題再探》(《西夏研究》第4期),利用墓志材料的記載,對投附唐朝的吐谷渾王族成員充任押蕃使諸職問題作了探討。任寶磊《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事迹考——兼論7世紀中葉唐與鐵勒之關系》(《西北民族論叢》第9輯),認爲九姓鐵勒反唐叛亂的原因在于唐朝大肆征調其民衆參與對外征伐。程妮娜《唐朝渤海國朝貢制度研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期),考察了渤海國對唐朝貢制度的運作與發展變化,認爲這一進程促進了該地區的文化轉變。劉永連《朝鮮半島康安諸姓群體初探》(《文史》第2輯),考察了康安等姓在朝鮮半島的分布與文化特征,認爲其主體部分是自營州遷徙而來的九姓胡人。白玉東《<蘇吉碑>紀年及其記錄的“十姓回鹘”》(《西域研究》第3期),對突厥魯尼文《蘇吉碑》做了釋讀,並考證該碑主人應爲具有黠戛斯背景的漠北回鹘汗國人。
   对外关系史:朱建君、修斌、 曲金良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以海洋文化为基点,探讨了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知、对海疆的治理以及通过海洋而展开的对外贸易与交流。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执笔,探讨了新罗、日本等国遣隋唐使的背景与意义。论文方面,刘永连《唐代中西交通海路超越陆路问题新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海陆便已超越陆路,成为了唐代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张晓东《唐代后期的海上力量和东亚地缘博弈》(《史林》第2期),对唐末新罗张保皋的海洋活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有海权的性质,而其形成则与唐后期放弃对海洋权力追求的国策和地缘政策相关。王永平《王玄策使印与天竺幻术在唐朝的传播》(《河北学刊》第6期),认为王玄策出使印度促进了天竺幻术在唐朝的传播。

考古及其他

   考古報告:本年度有關隋唐墓葬的考古發掘也取得了較多成就,如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文物出版社),張翔宇等《西安西郊唐突騎施奉德可汗王子墓發掘簡報》(《文物》第8期)、劉呆運等《陝西鹹陽隋鹿善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4期)、黃吉軍等《唐代洛州刺史賈敦頤墓的發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8期),這些報告的陸續公布都爲隋唐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本年度幾位著名曆史人物的墓地也確定了所在,如位于北京房山區長溝鎮的唐盧龍節度使劉濟及夫人張氏墓、位于陝西省鹹陽市渭城區北杜鎮的上官婉兒墓、位于揚州西湖鎮司徒村的隋炀帝與蕭皇後墓,這些墓葬的發掘皆吸引了大批媒體的報道,而以上人物的墓志也都相隨出土,相信這些重要考古發掘的細節與墓志內容逐漸公布之後,將會引導未來幾年有關以上人物及與相關曆史事件或制度研究的新熱潮。
   藝術史:本年度藝術史方面的著作大多與佛教藝術有關,楊效俊《武周時期的佛教造型:以長安光宅寺七寶台的浮雕石佛群像爲中心》(文物出版社),首先對武周時期的佛教造型進行了綜合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對武周佛教造型的代表作品——長安光宅寺七寶台的浮雕石佛群像進行了個案分析。有關龜茲的研究,本年度有兩部重要的著作。毛小曼《龜茲佛教藝術史》(上海文化出版社),以龜茲石窟爲基礎,描述了龜茲佛教藝術從開端、發展到興盛和衰落的全過程。魏正中《區段與組合--龜茲石窟寺院遺址的考古學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則是從考古學上對龜茲地區石窟寺院遺址所做的整體觀察。沙武田《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對中唐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石窟作了全面研究。司開國《唐宋時期南方民間佛教造像藝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唐宋時期南方地區流行的觀音、地藏、毗沙門天王、羅漢造像爲研究對象,從唐宋時期的社會背景中分析了民間佛教信仰的特點。其他著作還有嶽钰《唐代宗教造型藝術》(陝西人民出版社),樊英峰、王雙懷《線條藝術的遺産——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線刻畫》(文物出版社),蔣文光《中國美術設計分類全集·書法卷隋代碑志系列》(遼甯美術出版社)。
   
   從以上的敘述來看,在2013年,政治史、制度史依然是學人研究的重點。特別是,很多論者都試著將研究的視角投向唐帝國的各個區域,並期望從中得到某些共同的啓示。除此之外,對碑志材料的運用延續了近年的熱度,已經成爲推動隋唐史研究的主要因素。法制、禮制,以及宗教繼續得到關注,特別是對佛、道兩教的研究較多。相比之下,經濟史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較少,比前幾年有大幅下降;軍事史、民族史方面的研究也較爲缺憾。但總體而言,2013年仍然是隋唐五代史研究較爲豐收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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