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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中

发布日期:2015-06-27 原文刊于:

  

 

    王震中 男,漢族,19571月出生于陝西省榆林市,籍貫陝西三原。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曆史所學位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曆史系主任、中國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河南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山東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學、榆林學院、莆田學院等兼職教授。 

  學習經曆: 

  19783月—19821月,西北大學曆史學系考古專業學習,獲學士學位。 

  19823月—198412月,師從尹達、楊向奎、張政烺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獲曆史學碩士學位。 

  19879月—19894月,師從田昌五先生,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19894月—19904月,從師于伊藤道治教授,在日本關西外國語大學留學一年。 

  199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曆史學博士學位。 

  1995年—1996年,作爲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博士後研究項目),在伊藤道治教授指導下,在關西外國語大學學習研究一年。 

  1999年—2000年,作爲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研究一年。 

  工作經曆: 

  19761月—197712月,在陝西省榆林市街道辦事處任工業會計。 

  19851月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曆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科研處副處長、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所副所長、學部委員。 

  研究方向:史前文化、先秦史、國家與文明起源史夏商城市史、早期文明史。 

  學術成果: 

  一、著作: 

  1.《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30萬字),1997年二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代中國學者代表作文庫),2013增訂本(57萬字)。1997年,該書榮獲首屆胡繩青年學術獎”和“第二屆全國青年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專著獎” 

  2.《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59.8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3.《商代都邑》(十一卷本《商代史》第5卷),59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2013年,十一卷本《商代史》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4.《商族起源與先商社會變遷》(十一卷本《商代史》第3卷),19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2013年,十一卷本《商代史》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5.《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41萬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初版,2006年第二次印刷。 

  6.《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探索》,40萬字,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7.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李學勤主編,5人合著),全書40萬字,王震中撰寫15萬字(第1-184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1998年二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三版。2000年,該書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屆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8. 《民族與文化》(合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9. 《國際漢學漫步》(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0.《簡明中國曆史讀本》(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11.《簡明中國曆史知識手冊》(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12.  主編《追尋中華古代文明的蹤迹――李學勤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年紀念文集》,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13.  主編《華夏同始祖 天下共連山》,大象出版社,2010年。 

  二、代表性論文: 

      王震中發表論文100余篇,其代表性論文如下: 

  1.       《試論我國中原地區國家形成的道路》,《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       《東夷的史前史及其燦爛文化》,《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1期(獲獎)。 

  3.       《東山嘴原始祭壇與中國古代的社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4.       《應該怎樣研究上古的神話與曆史――評<諸神的起源>》,《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5.       《略論“中原龍山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中國原始文化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社。 

  6.       《文明與國家》,《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3期。 

  7.       《夏商周文化中的東方淵源》,《華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8.       《祭祀·戰爭與國家》,《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 

  9.       《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的幾個特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年第5期。 

  10.    《文明起源之比較》,《浙江社會科學》1994年第56期。 

  11.    《從符號到文字――關于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考古與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 

  12.    《試論陶文“”“”與大火星及火正》,《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6期。 

  13.    《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國家的形成――從聚落到國家》,《周秦文化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    《邦國、王國與帝國》,《河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15.    《良渚文明研究》,《浙江學刊》,2003年增刊。 

  16.    《試論商代“虎食人卣”之類銅器題材的含義》,《紀念商承祚先生誕辰100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17. 《商族的起源及其早期遷徙》,《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學刊》第三集,商務印書館, 

             2004 

  18. 《甲骨文亳邑新探》,《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獲獎)。 

  19.    《先商社會形態的演進》,《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獲獎)。 

  20.    《商代王都的“社”與“左祖右社”之管見》,《安金槐先生紀念文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 

  21.    《商代都鄙邑落結構與商王的統治方式》,《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獲獎)。 

  22. 《商代的王畿與四土》,《殷都學刊》2007年第4期。 

  23.    藁城台西邑落居址所窂某的家族手工業形態的考察》,《東方考古》第3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 

  24. 商代における殷都族居特點と商の王権》,載于宇野隆夫主編王権と都市》(《國際研究集會》第33,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083月出版。 

  25.    《偃師商城中的“明堂” 与“内朝”“外朝”》,《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輯,线装书出版社2008年。 

  26.    《龍の原型》,(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漢學會志》47號,20083月。 

  27.    《夏代“複合型”國家形態簡論》,《文史哲》2010年第1期。 

  28.  《国家形成的标志之管见——兼与“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商榷》,《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29. 《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論探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1年第34期連載。 

  30. 《三皇五帝傳說與中國上古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學刊》第七集,商務印書館,2011年。 

  31. 《關于古代國家的概念定義與標志》,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研究》(九),科學出版社,2012年。 

  32. 《論商代複合制國家結構》,《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3期。 

  33.《從複合制國家結構看華夏民族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獲獎項目: 

  1、《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1997年獲“首屆胡繩青年學術獎”  和“第二屆全國青年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一等獎”。 

  2、《東夷的史前史及其燦爛文化》,1992年獲“中國社科院第一屆青年優秀成果論文一等獎”。 

  3、《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合著),2000年獲中國社科院優秀成果二等獎、曆史所優秀成果一等獎。 

  4、《甲骨文亳邑新探》,2007年獲中國社科院第六屆優秀科研成果論文三等獎、曆史所優秀成果一等獎。 

  5、《商代都鄙邑落結構與商王的統治方式》,2009年獲“山东省第二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 

  6、《先商社會形態的演進》,2010年獲中國社科院第七屆科研成果論文三等獎、曆史所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7《商代都邑》(十一卷本《商代史》第5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2013年,十一卷本《商代史》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8《商族起源與先商社會變遷》(十一卷本《商代史》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2013年,十一卷本《商代史》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榮譽稱號:2004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學術建樹: 

  王震中大學時對考古學和曆史學都有系統的學習和訓練;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時,其導師——尹達、張政烺、楊向奎、田昌五、伊藤道治諸先生也強調曆史學與考古學、人類學的結合,因此,打通曆史學、考古學和人類學,將三者相結合來研究上古中國的曆史與文化,是他30年來學術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特色。 

  一、文明與國家起源研究方面的貢獻 

  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王震中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等著作中,將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來研究國家與文明的起源,在肯定酋邦理論和社會分層理論的貢獻並指出和克服其局限性的基礎上,提出並論證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經曆了:“由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發展爲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爲都邑國家(邦國)形态”,被学术界称为“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在文明与国家的概念、标志,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等问题上,他都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之后,他又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等论著中,提出“邦國——王国——帝国”说,认为在进入国家和文明社会以后的国家形态,经历了由夏代之前的“都邑邦國”,发展为夏商周三代“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和王国”,再发展为秦汉以后“郡县制的帝国“这样一种三形态、三阶段的演进。2013年,《中国古代国家的起詮碾王权的形成》一书,将他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历的“邦國—王国—帝国”说,“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以及“早期华夏民族因复合制国家结构而形成于夏代”说,这些学说进一步深化、完善,建立起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周全的学术体系。 

  以往,我国学术界通常是通过所谓“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即铜器、文字、城市),或套用欧美流行的塞维斯“酋邦理论”来探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王震中指出“文明起源三要素”说的局限性有两点:一是把它放在世界六大原生形态文明中加以考察,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和我国古代的匈奴都没有文字;中美洲的玛雅等文明没有铜器,西欧也并非在其铜器时代而是在其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的。二是文明起源的“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把文明看成是单项要素的凑合而缺乏对文明社会结构特征的解释。王震中也是第一位指出“酋邦”理论既有贡献亦有局限的我国学者。为此,王震中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相结合的手段来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贯彻“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架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提出“由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发展为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邦國)—夏商周三代王朝和王国—秦汉以后的帝国。这实际上也是從国家形态演进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复合制国家结构”是说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都是由位于中央的王国和其周边的诸侯邦國两大部分组成,二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王为“天下共主”,诸侯邦國接受王的调遣和支配;整个王朝是一体的,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王邦与各个诸侯邦國又是多元的。用“复合制”来解决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家结构这一难题,克服了以往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两种局限:即主张夏商周三代为方国联盟论者,所忽视的夏王、商王和周王对于地方诸侯邦國的支配作用;主张夏商周三代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论者,所忽视的夏商周时期的地方诸侯邦國与秦汉以来郡县制之下的地方行政并不相同的问题。此外,对于史前权力系统的演进和王权的形成,一直是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焦点也是难点,王震中通过三个层面来解决这一课题:(一)提出“权力的空间性与宗教的社会性”这样一个命题,来阐述史前酋长的权力是如何突破聚落空间限制而扩大到其他聚落的;(二)论述了战争对史前权力乃至王权的强化;(三)考察了“史前最高酋长—早期国家的邦君—夏商周王朝国家的王权”三者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社会复杂化过程,这期间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阶级的产生。关于阶级的起源,王震中在肯定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提出的阶级起源的两条道路(即社会职能转变为对社会的统治和由战俘转化而来的奴隶)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提出并论证了父权家族和父家长权的出现也是阶级起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又一途径,并以此来解决弗里德“社会分层理论”中所没有解决的從“阶等”到“分层”的演变机制问题。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发现,伴随国家起詮碾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民族形态的演变。对此,王震中在其著作中还论述了国家结构与民族形态相关联的演变问题:紡碾尧、舜、禹时代单一制的早期国家结构相一致的,是部族与部族国家;与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相一致的,是华夏民族的形成与民族的国家;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结构相一致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研究也以论文的形式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該雜志已決定將此文譯爲英文在國外出版發行。 

  近十多年來,王震中這種把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來研究文明與國家起源的理論與方法,已成爲中國考古學界和上古史研究中的主流做法。他的“中國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也被寫進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編寫的《簡明中國曆史讀本》這一通史性通俗讀物之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一書, 1997年獲“首屆胡繩青年學術獎”和“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1994年初版時30萬字,1997年再版,2013年出增訂版時擴展爲57萬字,并被选入“當代中國學者代表作文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的序中评价说:作者“以自己探究所得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特的文明发展体系”,“既达到了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微观的具体论证相结合,又达到了历史与逻輯的统一”,“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思想理论层次”,“它的出版,无疑会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领域中激起一股催进的波澜”(该序又发表于《文博》1993年第5期)。 

  对于王震中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詮碾王权的形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原历史系主任晁福林先生在《光明日报》(20131118日)發表題爲《解讀中國國家起源的新模式》書評,把王震中書中的理論體系與摩爾根《古代社會》、塞維斯的“酋邦理論”等理論模式相並列,說這是具有“中國敘事”的新的理論模式,是“對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社會複雜性演進過程的一次深入的有重大學術創新意義的探索”。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王宇信先生在《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發表一篇長達7000字的題爲《一部充滿探索和創新精神的力作——評<中国古代国家的起詮碾王权的形成>》書評,對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許宏研究員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1111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魏建震研究員在《史學理論》(2014年第2期),也分別發表書評,對該書的理論創新、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研究,以及學術體系,給予高度評價。 

  李学勤先生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詮碾王权的形成》的书“序”中评价说:“王震中博士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已有多年,他特别集中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已为学术界所熟悉,以其独到的见解,引起了不少反响。《中国古代国家的起詮碾王权的形成》是他近期又一力作……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從大量考古学发现材料的整理分析开始,对传世典籍内种种古史传说试做整合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新意的理论观点,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王震中博士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叙说了他写这部书时对‘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追求。我认为他的这部书做到了这一点。这部力作是对他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历的‘邦國—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这些学术体系的系统展示和进一步深化、完善。在书中,他还对近年学术界流行的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等作了分析和批评,提出应‘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王震中博士的这些理论观点,是贯穿在他全书中的,希望读者能予注意。” 

  二、商代史研究方面的貢獻 

  在商代史研究方面,王震中2010年出版《商代都邑》和《商族起詮碾先商社会变迁》两卷著作(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中的两卷)。2013年,十一卷《商代史》榮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王震中的這兩部著作也發揮了他把曆史學與考古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學科交叉優勢,詳盡搜集了考古發掘資料,而又把它們與曆史文獻和甲骨文資料相結合。在研究體系上,《商代都邑》對商代王畿之地和侯伯之地的城邑、宮室、禮儀建築的建制、都邑布局與族居特點、都城變遷等,都作了系統研究;在研究深度上,書中是把這些問題放在商代國家結構的宏觀視野下論述的,展現了其史識高度和學術創新,受到考古學者和曆史學者的高度評價(見杜金鵬《讀<商代都邑>淺識》,《考古》2012年第5期;張利軍《讀<商代都邑>》,《中國史研究動態》2012年第2期)。例如,書中第五章第二節在論述安陽殷墟王都的族居特點和家族—宗族的結構時,指出殷墟墓葬出土的族徽銘文的“丙”、“息”、“亞長”、“光”、“韋”、“子韋”、“冊韋”、“弓韋”等等都是外來的家族(後來發展爲宗族)在朝爲官者。他們有的以家族爲單位,有的以宗族爲單位,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大雜居小族居”于殷都內。這樣的族居方式顯示出“王都內的地緣性即親族組織的政治性要較其他地方發達”。與此相關聯,第七章在論述山東青州蘇埠屯商代大墓中的“亞醜”時,指出他就是甲骨文中在朝爲官的“小臣醜”。這樣,第五章與第七章相呼應,共同說明了商代“內服”與“外服”即“王畿”與“四土”的國家結構是一種“複合型國家結構”。對此,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原主任杜金鵬評價說:“這一研究的新進展對商代史的研究是有重要意義的。”(見杜金鵬《讀<商代都邑>淺識》)。 

      《商代都邑》一書還對商史和商代考古學文化進行了新的三期劃分,提出偃師商城乃商初成湯所建,放棄于仲丁遷隞;鄭州商城乃商王大庚所建,在仲丁以前,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是兩都並存;在二裏崗上層第一期時,仲丁放棄了偃師商城,只以鄭州商城爲王都,這也就是所謂“仲丁遷隞”,商代中期的曆史和文化也由此開始;商代晚期的曆史和文化開始于盤庚遷殷,洹北商城就是盤庚所遷之殷,以殷墟小屯宮殿宗廟區爲核心的洹南殷都,則屬于武丁至帝辛時期的殷都。提出偃師商城、鄭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陽小屯宮殿區中,宮殿性質的建築物每每是四合院式的三進或二進院落,而宗廟建制,在四合院中是一院數宗(數廟),數宗中的每一宗(廟)則是一祖一室〔廟)。书中论证了商代王邦(王畿)与從属邦國的都鄙邑落结构都是三级结构;商王是以对王邦(王畿)的直接统治和对從属邦方国的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式支配着复合制的商朝国家。 

     《商族起詮碾先商社会变迁》这一卷,有关商族在商朝建立之前的八次迁徙、汤都亳的地望所在,较王国维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有所推进。例如,商汤所居之亳究竟在何地,自王国维以来就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思路是:首先從甲骨文中的亳入手,而欲解决甲骨文的亳在何地,关键是考实距离“亳”地仅有步行一日路程的“商”在何地,而且还应该对甲骨文中的“商”、“中商”、“大邑商”作了系统的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来使用的“商”和“大邑商”与作为王都地名来使用的“商”和作为中心区来使用的“中商”,其焦点或核心点就在安阳殷都。这样,通过对征伐“人方”卜辞的考察,证明距离“商”地(即殷都)很近的“亳”,就在今安阳东边的内黄县或其附近,而《吕氏春秋》所说的商汤灭夏前作为其根基的“郼亳”也在内黄一带,此即商汤推翻夏朝之前所居之亳,也是甲骨文中唯一的亳。由此,王震中提出“汤都亳”即内黄郼亳这一新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商汤推翻夏朝之前商族的社会形态,以前一般认为是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社会。《商族起詮碾先商社会变迁》把商族建立早期国家的时间定为從商的先公上甲微开始,提出商族在先商时期,经历了史前社会的“中心聚落形态”(相当于酋邦)、上甲微至成汤时期的早期国家(邦國)、成汤推翻夏朝以后的王国和王朝国家,这些都属于有重要学术创新意义之作。这一研究,说明商在推翻夏朝之前就有自己的早期文明史,夏、商、周既有纵向王朝更替的一面,也有横向并存和交互作用的另一面。因此,这一研究改变了该领域以前只注重夏商周三代王朝纵向交替的问题,而且,这样的研究与前述王震中在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上的理论创新以及整体的学术体系也是一致的。 

      三、史前文化和原始宗教研究的貢獻 

      在史前文化和原始宗教研究中,王震中提出图腾崇拜起詮内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在不了解性交与怀孕有何关系的情况下,原始社会的妇女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新石器文化中的图腾形象是图腾崇拜转型之后的现象。王震中根据红山文化辽宁喀左县东山嘴方形祭坛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和民俗学材料,提出中国古代社神崇拜的发生与发展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三个阶段;社崇拜最初是土地崇拜与生殖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红山文化东山嘴方形祭坛就是社坛,祭坛内的长条石头即社主,这是上古社会原生形态的社神崇拜之一。王震中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龙形象的资料并结合文献来研究龙的原型,提出早期龙的形象可分为有足()之龍與無足之龍兩大類;有足之龍的生物原型是鳄魚,無足之龍的生物原型是蛇蟒;有足之龍和無足之龍之所以都能上天,是因爲遠占先民將天空中的雷電與地上的鳄魚和蛇蟒視爲一體的結果。在古史傳說研究方面,王震中提出三皇五帝古史傳說中有“虛”有“實”,並結合考古發現對三皇五帝的古史傳說進行了系統的重新整理,推動了重建上古史的研究。 

      王震中以唯物史觀的立場和方法指導科研和對研究生的教學工作,學風嚴謹,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能很好地將宏觀的理論思考與微觀的實證研究相結合,並注重理論上的創新,在中國文明起源、國家起源、商代城市都邑、早期文明史、史前文化、原始宗教等研究領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體系,在這些領域産生廣泛影響,有許多理論和方法已成爲主流性的學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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