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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莹:“不打不相识”: 翦伯赞与顾颉刚的学术交往

发布日期:2019-01-14 原文刊于:

  汤莹:“不打不相识”: 翦伯赞与顾颉刚的学术交往 

  編者按 

  顧颉剛與翦伯贊兩位史學巨擘,各以自己的學術理念生發出不同的研究進路。學問之事,一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揆之常理,相互切磋砥砺,會有更多發明與會心,不過從來沒有真正的象牙塔,學者也是社會中人,因時因事,種種交集,有時不免令人嗟歎。  

  余英時認爲,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史學流派:一爲長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僞”的史料派;一爲“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爲史學的主要任務”的唯物史觀派。道不同,不相爲謀,兩派“由于各趨極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銳的對立”(《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辭》,見《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二〇〇四年版)。 

  若從宏觀層面講,這一判斷大體不誤。但就此考察兩派中個別史家之間的關系,則有更值得探討的複雜性。顧颉剛與翦伯贊的學術關系即是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例證。 

  一、兩次批判 

  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北京大學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客觀存在。這裏不僅是史料派的大本營,更是唯物史觀派的主要發源地。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兩大史學流派幾乎同時誕生在北京大學,但二者的走向並非互不相擾。史料派率先壓倒了唯物史觀派以及其他史學流派,從北京大學迅速走向全國,成爲學術界的主流,乃至籠罩了當時整個中國的曆史學界。 

  因此,唯物史觀派若想走向前台取而代之,首要任務即在于將史料派作爲主要假想敵,與之對抗鬥爭。這絕非武斷之論。自唯物史觀派登上曆史舞台之初,便先是李大钊與胡適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以及胡漢民、廖仲恺、朱執信等人與胡適之間的“井田制辯論”,繼則是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不知所以然”的批判。如此來看,唯物史觀派自誕生之日起,就是對史料派的一種“反動”,就是在與史料派對立角逐中成長起來的。作爲唯物史觀派後來居上的人物,翦伯贊的學術生涯也是在與史料派的鬥爭中走過來的。與其他史觀派的代表人物一樣,翦伯贊的鬥爭矛頭所指,首當其沖的無疑也是胡適,從政論類的《讀胡適〈新年的幾個期望〉之後》,到學術類的《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曆史觀》,無不充斥著濃濃的火藥味。與此同時,他也沒有放過胡適的弟子——顧颉剛。 

  翦伯贊(來源:網易新聞) 

  從現有資料來看,翦伯贊在抗戰期間主要對顧颉剛進行了兩次針對性批判。第一次批判反映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曆史哲學教程》之中。按照翦伯贊的夫子自道,這本書絕不是在講什麽“經院式的曆史理論”,而是爲了配合抗日戰爭“這一偉大鬥爭的現實行動”。更具體地說,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將“在中國曆史研究領域中曾經或一直到現在還可以多少發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幾種理論體系”作爲批判的對象,進行徹底的澄清。 

  顧颉剛的史學論、“曆史的懷疑主義”無疑是這些“錯誤”曆史理論中的一種。因此,翦伯贊在該書中專辟了“胡適、顧颉剛等的見解及其批判”一節,對其進行了集中的清算。其中有言:“顧颉剛與其說是一個曆史家,不如說他是一個考據家。他搜集了不少的古代資料並批判了這些資料,但他始終沒有力量寫成一部中國的古史,而結果只是編輯了一部斷爛朝報的《古史辨》。”不僅如此,“他不但對中國曆史發展的一貫行程和乃師胡適一樣,沒有明確的認識,就是對于他自認爲精通的中國古代史的認識也非常模糊”。不過,“他在中國古史這一籠統的題目之下,做了一些舊神話的新解釋,這對于中國古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沒有幫助的”。遺憾的是,“他既不相信神話傳說,而又拒絕研究甲骨金石文字,拒絕對出土的古代遺産之考證”。是故,這就“使得他對古史研究的刻苦努力,也只能把舊神話變成新神話而已”。總之,翦伯贊認爲,顧颉剛雖然在具體的曆史研究上做出了一定的“功績”,但根本的史學論是“錯誤”的。 

  晚年顧颉剛(來源:搜狐) 

  一年半之後的一九四〇年四月,批判再次開始。與第一次將顧颉剛與胡適“綁在一起”進行批判不同,這次的批判完全是針對顧颉剛個人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輾轉來到西南的顧颉剛在《益世報·邊疆周刊》第九期發表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在此文的結尾,他大聲疾呼:“我們從今以後要絕對鄭重使用‘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麽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由于此文所論觸及了當時人人共同關注的民族救亡的曆史重大問題,故一經發表,便引發了抗戰期間有名的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學術論爭。這場論爭引起了翦伯贊的關注,他在看了顧颉剛答費孝通的文章後,撰寫了一篇題爲《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讀顧颉剛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後》(《中蘇文化》一九四〇年第六卷第一期)的文章。他先是指出,顧颉剛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問題而提出,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問題這樣的提出似乎就不太正確”。因爲,這一命題“就包含著否定國內少數民族之存在的意義,然而這與客觀的事實是相背離的”。之後則認爲顧颉剛的民族理論也存在一些“錯誤”。這些“錯誤”分別是:“民族”與“民族意識”的混同,“民族”與“國家”的混同,“民族混合”與“民族消滅”混爲一談,“種族”與“民族”的錯誤解釋,以及未能看到“民族”形成的本質。總之,在翦伯贊看來,顧颉剛提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是一個有著現實意義的關鍵性問題,但他的具體看法則存在很多的“錯誤”。 

  這裏有必要指出的是,面對唯物史觀派的不斷挑戰,史料派往往都會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與其他史料派代表人物一樣,顧颉剛也沒有對翦伯贊的這兩次批判做出任何的回應。推論此中原因,可能是因爲顧颉剛並沒有看到《曆史哲學教程》和《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退一步講,即使顧颉剛看到了這些論著,也不會予以反擊。因爲,就《曆史哲學教程》而言,顧颉剛不僅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便出版了頗受好評的《本國史》,而且往往借助“甲骨金石文字”進行古史研究,故翦伯贊所言及的“他始終沒有力量寫成一部中國的古史”以及“拒絕研究甲骨金石文字”的說法,可謂無從談起。再就《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來說,誠如有學者指出的:“翦伯贊對顧颉剛的批評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對顧氏觀點的合理成分沒有給予應有的肯定,個別論斷也有點簡單化。”(周文玖、張錦鵬:《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論辯的考察》,見《民族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三期)總之,面對翦伯贊的這兩次批判,非顧颉剛不答也,實在無須辯護也。 

  二、“禮尚往來” 

  然而,翦伯贊接下來的舉動,卻引起了顧颉剛的極大關注,此即《中國史綱》的出版。該書一經出版,旋即在當時的史學界産生了轟動。唯物史觀派內部的贊譽自不待言,郭沫若在得知該書第一卷即將脫稿的消息後,致信翦伯贊:“您的《中國史綱》將要脫稿,這斷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來自史料學派的態度更能證明這一點。容媛在《燕京學報》第三十一期專門對該書進行了紹介,並加以評論說,該書“推陳出新,爲研究上古史者辟一新途徑”。鄧嗣禹在《近五十年中國的曆史編纂學》中認爲,《中國史綱》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嘗試”,“翦先生似乎蔑視他所有的前人,但他的確組織精密,有一些新思想”。就連史料派的領袖人物顧颉剛這次也有所回應。他在致白壽彜的信中頗爲不服氣地說:“範文瀾、翦伯贊們編的書各處暢銷,爲什麽我們不能與之爭鋒呢?”聯系這封信的上下文,所謂翦伯贊編的書,主要指的就是《中國史綱》。從置之不理或不屑回應,到與之爭鋒,顧颉剛對翦伯贊的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當然,顧颉剛的這封信寫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但我有理由推定,《中國史綱》在出版之後,便引起了顧颉剛的關注。這才有了他們在一九四四年的相識和相交。 

  根據《顧颉剛日記》,顧颉剛和翦伯贊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重慶北碚。這一天,顧颉剛到該地的吉林路開北碚修志委員會議,路遇翦伯贊,並到翦的臨時住處交談。兩天後,翦伯贊又與吳澤一道拜訪了顧颉剛,並一起吃了午飯。二人在這期間都談了些什麽,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從日記所載的“初交而作深談”來看,這次會面當是頗爲融洽。 

  此後,因他們的住處相隔並不很遠,故有了時常的走動。僅就《顧颉剛日記》記載,自二人初交到翦伯贊于一九四六年春離開歇馬場這段時間,顧颉剛專程拜訪過翦伯贊一次,寫過四封信;翦伯贊則拜訪過顧颉剛兩次。此外,二人還在其他場合見過兩次。遺憾的是,這些信件今已不存。但幸運的是,借助日記,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二人曾一起討論過兩件事:一是《學府》雜志事;二是時局問題。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新華日報》刊發了《文化界發表對時局進言》,“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商討戰時政治綱領,組織戰時全國一致政府”。在這份《進言》中,二人都簽署了自己的名字。 

  顧颉剛日記手迹(來源:鳳凰文化) 

  一九四五年五月,应复旦大学文学院的邀请,翦伯赞做了一次题为《史料与历史科学》的学术讲演。当时有书店闻讯后即请他以讲演稿为基础,“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翦伯赞也慨然应允,预计整理出三篇,一是“中国文獻学上的史料”,二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是“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但是,由于时局的变动以及出版时间的限制,翦伯赞只以整理好的第一篇《略论中国文獻学上的史料》,加上另外两篇文章——《论司马迁的史学》和《论刘知几的史学》,以《史料与史学》为题,交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翦伯贊以講演稿爲基礎出版的《中國史論集》 

  根據《顧颉剛日記》記載,這次的演講時間可以精確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的下午兩點到四點,演講的地點在複旦大學第二教室,參加者有複旦大學方面的陳望道、伍蠡甫、周谷城等人。與本文相關的是,主持這場演講的即是當時也在複旦大學任教的顧颉剛。演講之後,伍蠡甫還邀請翦伯贊、顧颉剛等人共進晚餐。僅就顧颉剛和翦伯贊的關系而言,這場演講的意義非同小可。一方面,顧颉剛作爲翦伯贊這場演講的主持,絕不是一種巧合,這充分體現了二人當時的親密關系;另一方面,翦伯贊“竟然”在顧颉剛的主持下大談“史料與曆史科學”,但這絕不是唯物史觀派對史料派的公然挑釁,而是一場友人之間的學術切磋。 

  總之,自一九四四年五月到一九四六年春這段時間,是顧颉剛和翦伯贊關系最爲密切的階段。翦伯贊一改之前的批判態度,主動向顧颉剛“示好”,與其時常來往。與此同時,顧颉剛也不再對翦伯贊置之不理,反而十分推崇他的學術造詣。誠所謂“禮尚往來”。不過,此時的翦伯贊雖然已經逐漸成爲唯物史觀派後來居上的人物,但其在學術界的聲名尚無法與顧颉剛相提並論。 

  三、漸行漸遠 

  大體來講,學術變遷,自有其內在理路可循,但外緣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有時甚至成爲矛盾的主要方面。新中國成立之際的學術變遷就是一個最爲顯著的例證。誠如有學者所描述:“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改天換地的新時代。同樣,史學界所發生的變化,用‘翻天覆地’一詞來形容也毫不誇張。民國時期,一直是史料學派的天下,他們控制著一流大學的教席,支配著主要學術期刊的聲音。而唯物史觀派盡管聲勢日熾,卻始終進入不了史學界的中心。這一局面隨著一場社會革命的來臨發生了重大改觀。新中國成立後,唯物史觀派分享了革命勝利的果實,依仗國家體制力量的支撐,借助與意識形態的合作,搖身一變爲史學界的主宰。而昔日風光無限的史料學派,此時卻被時代超越,被視爲‘封建文人’‘資産階級學者’‘舊式學者’,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成爲被改造的對象。”(王學典、陳峰:《二十世紀中國曆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126—127頁) 

  在一定程度上,顾颉刚和翦伯赞在史学界地位的升降起伏,为这一宏大叙事增添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注脚。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翦伯赞在石家庄初获刘少奇接见。“自此以往,他的学术地位遂扶摇直上。先奉命协同郭沫若、范文澜组织并领导中国史学会,继则与范等一道主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一九五二年,复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移席中国现代史学发祥地北京大学,出掌曆史系系务,稍后又兼任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之职。五十年代中,他曾两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莱登和巴黎举行的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由是他就成了国外最知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之一。”(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414页) 

  1949年,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期間,周恩來與民盟部分代表合影。左起:沈志遠、吳晗、周恩來、沈鈞儒、翦伯贊、楚圖南(來源:中共中央黨校) 

  与翦伯赞的扶摇直上相较,顾颉刚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则是与日俱下。当翦伯赞等人发起筹备新中国史学会之际,昔日在重庆曾为中国史学会主席的顾颉刚则“为新贵所排摈”,竟无法参与这一盛事。之后,他虽经由复旦大学辗转北上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但却不得不面临艰难改造。其间,他不仅虚心学习翦的《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和《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还与翦一道共同参加各种不同场合的会议,或直接听翦的报告,诸如一九五三年有关北京史学会及北京大学曆史系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五年“《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的报告以及一九五六年有关科学代表团访日经过的报告,甚至连一九五五年所写批评胡风的文章也得请翦提意见。两人地位的变迁,由此略见一斑。 

  然而,两人的友好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因二人地位的变迁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九五三年九月,时已出掌北大曆史系的翦伯赞还盛情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并言及还可以为其设法解决薪水、家属以及书籍转运等问题。当然,此时的顾颉刚因其在上海关系已多,“未易即应”。顾颉刚也是“投桃报李”。一九五二年十月,属于史料派中“艰难改造型”的他在学习翦伯赞的《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时,推崇此文是一篇“甚好”之作。即使在翦于一九六六年初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之初,顾颉刚也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在《日记》中为其辩护称:“翦对马列主义有研究,于理论较深入,喜出己见,而无反党实迹,似不当[与吴晗]合而反之。”(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1964年8月,郭沫若(左一)、翦伯贊(左二)會見參加北京科學討論會的日本曆史學家井上清(來源:騰訊文化) 

  但是,由于事態的進一步惡化,此時已完全接受“改造”的顧颉剛很快一改之前的態度,從本質上“認清”了翦伯贊的“反動的史學理論”。這一“反動的史學理論”共有三點:一是“汙蔑農民革命,宣揚階級調和”;二是“美化地主階級,讴歌帝王將相”;三是“吹捧剝削階級的‘讓步政策’,宣揚活命的奴才哲學”。而這三點“是和毛澤東思想公然挑戰”。此外,顧颉剛還接受了師東峰《翦伯贊是怎樣積極賣身投靠蔣家王朝的》的看法,即翦伯贊“在抗戰中所發表的文字,竟是配合蔣介石的需要而發言的”。最後,顧颉剛在《日記》中表示,“人固不易知也”(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此時,距離翦伯贊服毒自盡尚有兩年多的時間,但不得不說,一句“人固不易知也”已然爲兩人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畫上了一個句號。 

  翦伯贊故居 

  與上一階段的“初交而作深談”不同,這一階段的顧颉剛和翦伯贊之間的友誼不僅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並沒有中斷,而且兩人見面的機會也多了起來,但他們的關系卻未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反而漸行漸遠,最後已不見斯人的身影。 

  文章來源:《讀書》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