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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澤遜:買書、藏書與治學

发布日期:2019-12-23 原文刊于:汉籍数字图书馆

買書,是讀書人的喜好。我曾去逛新華書店,發現買書的的確很多,這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爲了滿足讀書的需求,與我們所說的藏書不是一回事,尽管天长日久也能攒下一堆书,正如不少教授学者,家中书籍一架又一架,也都成不了藏書家一样,大都只是读者层面上的买书。可见,是不是藏書,又与量大量小难以画等号。 

藏書,既然叫,就有一个傳之久远的基本概念,藏与傳,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买书有傳下去的念头和傳下去的讲究,那就与藏書的距离不远了。比如说《聊斋》与《红楼梦》,如果要读,当然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就足够了,确实是物美而价廉,物美是说这些本子经过了专家精心标点、校勘、注释,错字既少,又便于理解。价廉,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要傳下去,这些本子就完全不够格了。首先它们的纸张太差,存不长,十几年二十年即变色,再长一些时间就变脆。其次是装订,也很难长久,所以民国时期的旧平装书,现在一大半已不耐翻看,往往一翻掉一块,真是令人心疼。再次则是两面印刷,本来新式机器纸就比不了中国傳统的手工纸,再来个两面有字,一旦损坏了书页,只有用透明胶带粘贴的份儿了。现在各大图书馆对于旧平装书,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一筹莫展,可以说爱莫能助。而中国傳统印刷习惯是单面印刷,只有一面有字,书页损坏了,甚至发霉变脆了,可以在背面裱上一层更结实的纸。一次装裱坏了,还可以再来个揭裱,正如中国书画,其修复保护措施也算得上一种绝活儿了。从这种物质形态上来看,中国傳统书籍即线装书,是可以满足的願望的。 

中国的藏書家,傳的概念永远是自觉而清晰的,我们随便翻翻《中国藏書家印鉴》(林申清编),就会发现许多藏書章上寄托着这种愿望。如南宋俞琰有藏書章俞氏家藏,元初的趙孟頫則有趙氏書印天水郡圖書印,他们都把自己的藏書扩大为家族资源,不希望这些书归他姓所有。赵孟頫在自己收藏的宋版《汉书》《后汉书》上画上自己的像,这种做法,显然是要傳给子孙的。明代王世贞卖掉一个庄园买得这两部书,也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明代的收藏大家项元汴在自己收藏的书籍上钤盖子孫永保等印記,更是明明白白表達的願望的。有的印章类似家训,如明代徐?有藏書印云:“淡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曠翁銘。這樣的子孫世守之類印鑒在清代十分常見。 

不过也有更为旷达的藏書家,如乾隆时期的浙江巡抚李馥,号鹿山,他的藏書章是曾在李鹿山處。后来涉案被逮,图书散去,王应奎《柳南随笔》认为李馥的这方印有点像谶语,是不吉利的。事实上,仍是很通达的。曾国藩有藏書印曰書經我眼即爲我有,意思是书籍看过了,记住了,也就等于占有了,不一定要据有实物。那就更通达了。山东大学曆史系丁山教授,早在民国年间就成了藏書家,深于藏書之道,身后藏書多归山东大学图书馆。我曾见过丁山先生藏書多种,《逸周书》中《王会篇》有先生眉批甚多,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明刻本,书衣有先生手跋。印象最深的是《水经注》,《四部丛刊》本,白纸印,两函,密密麻麻从头到尾用红笔过录了王国维的校,连王国维印章也描下来,那是20世紀30年代在北平图书馆做的,真是令人钦佩,其中也缀有不少丁山先生自己的跋语,这部书原在普通书库,我建议图书馆提入善本。丁山先生在藏書上盖有多方印章,其中一方为曾在丁山處,就是说,宝贵的书籍在他那里只是旅途的一站,匆匆的过客,他还要长久地傳下去,却不见得在自家子孙手里。我们常说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其实,文物也只能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无论你花多少钱也只是取得了暂时的保护权。这些年图书上了拍卖市场,价格腾飞,搞得收书人怨声载道。其实这对保护古书也未尝不是好事,因为花钱越多,他就越会加意保护,文物的生命也就愈加延长。前些时候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参观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恰逢常熟翁氏六世藏品展。翁同龢的后人翁万戈,在战争年代,费尽千辛万苦把家藏善本书籍、名贵字画运到美国纽约。当初我对这类事情总有些不能认可,包括大批文物文獻运到我国台湾,总觉得难以接受。现在看来,只要有利于保护,避免毁于战争,是可以理解的。保护就是为了傳下去,傳之子孙后代。 

你想傳,那么首先应确认值不值得傳,也就是有没有历史文物性,如果你单方面决定要把某书傳下去,用红布包得里外三层,而别人认为一钱不值,那就只能是闹笑话了。因此,有无傳的必要和价值,还有个客观标准。一般来说,值得收藏并且傳下去的书籍,应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就是在内容上有历史资料性,在载体形式上有一定精美度和耐久力。雪雕和沙雕,艺术价值尽管可以很高,却不具备耐久性,就不能成为收藏品。所以说一般读者从书店购买的读本,是很少可以成为收藏品的。这些普通书籍只有经过大人物如鲁迅、巴金等人的批阅,才会附加上特殊的文物价值,而成为收藏品。 

对于藏書家买书和一般读书人的买书,叶圣陶在《西谛书话序》中描绘得清清楚楚:喜歡逛書鋪的朋友有好幾位,他們搜求的目標並不相同。伯祥(王伯祥)不太講究版本,他找的是對研究文史有實用價值的書。振铎(鄭振铎)讲究版本,好像和一般藏書家又不尽相同,他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藏書家注重图版的较少,振铎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就书的类別而言,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宝贝。宝贝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往往在书铺里翻了一通,结果一无所得。他稍稍有些生气,喃喃地说:可惡之極,一本書都沒有!滿架滿櫃的書,在他看來都不成其爲書。由王伯祥和藏書家即鄭振铎在买书上的区别,我们不难领会什么样的买书才是为了藏書,如何买书才能成为藏書家。 

那么,藏書家是不是就不读书,不搞学问呢?也不尽然,大部分藏書家都只是藏書家,别的学问没搞出大名堂,他们的学问或者可以认为是文獻学或版本目录学。优秀的藏書家无一不是学问家,只是许多人没留下相关著作,把自己的学问带到坟墓里去了。 

事实是,藏書与治学关系极为密切。仍拿鄭振铎来论。鄭振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文物博物馆界和古籍整理界,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之所以有这样的贡献,完全取决于他在图书文物方面的深厚学养。至于他个人的著作,如《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等等,都与他丰富的个人藏書有直接关系。《中国俗文学史》中有些俗文学资料怕是只有鄭振铎自己知道,别人无从研究,鄭振铎的文学史一再重印,这应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位晚明史大家谢国桢,他的藏書丰富而具特色,也与治学有机地结合,成为治学的最好基础。 

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有切身体会。我是那种花钱少而又要买好书的人,多少沾染上一些藏書家的习气,喜欢买点线装书,当然大都是人弃我取。我买书既要求该书有资料价值,对學術研究有用,同时又希望有一定文物性,就是说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我的书有时花小钱买进来,却又花更多的钱配上函套,原因就是要保护它,以便延长它的生命,这是一种天责,无可推卸。有一次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服务部买到一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简称《四库存目》),线装四册,巾箱本。那是19921月。在這之前我還沒有見過單行本《四庫存目》。所謂存目即乾隆修《四庫全書》淘汰下來的次等貨,不過其中有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有湯顯祖的《玉茗堂全集》,有黃宗羲的《南雷文定》等等,大批優秀著作被排入《存目》,因此早已引起學者的關注。我買到的這部《四庫存目》,僅僅是一份簡目,每書只列書名、卷數、撰人而已。不過上面間或有人批注,注的是各書的版本。我花了八十余元買下此書,這個數超過了我的月工資,當時也算貴書了。從那以後,我開始作《四庫存目標注》,到200510月初完成,这项工作用了我十三年零九个月工夫,我之所以应邀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是由于我在作《存目标注》。《存目标注》达三百余万字,几乎用去了我这十几年所有的时光。我这十几年发表的文章大都是从事《存目标注》的发现和心得。因此,购买这部《四库存目》,几乎改变了我这十几年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这十几年的科研道路,所以,我认为染上一点藏書家的习气,对治学有很大益处,原因就在这里。 

清代著名藏書家张金吾曾说藏書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爱日精庐藏書志序》)他的主张是藏書就要读书,读书就要成学者。就是说藏書家都要成为学者。我则不这么认为,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好,读书人自可为读书人,藏書家自可为藏書家,著作家自可为著作家,三者完全可以各走各的路,不是必然要发生联系的。如周叔弢、李盛铎、潘宗周,都是著名藏書家,却不必去搞学问。不过,如果读书、藏書、著书三者能够结合起来,自然也是莫大的幸福,一举而三得,可谓无遗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