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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俊林:嶽麓秦簡《暨過誤失坐官案》的議罪與量刑

发布日期:2019-09-25 原文刊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

2007年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從香港購回一批秦簡,經整理正陸續出版。2013年出版的《嶽麓書院藏秦簡》(三)是關于奏谳案例的文書,我們稱其爲“奏谳文書”。嶽麓秦簡《奏谳文書》涉及諸多地方吏員。某些案例是吏員對疑難案件的奏谳及裁決,某些案例是請求對偵破疑難案件的有功人員進行獎賞。其中,《暨過誤失坐官案》顯得有些特別。此案圍繞暨的多次罪行是應“累論”(即處罰累計相加)還是“相遝”(即重罪吸收輕罪)而展開。圍繞此問題,吏員之間展開議論,並形成一份“吏議”。學界討論了此案的注釋、斷句、編聯以及司法等問題,我們更關心此案中吏員對暨的議罪討論及量刑。本文試圖對此進行討論,進而分析這背後所展現出來的秦基層吏治狀態等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爲了具體分析的展開,有必要先將該案例的內容謄錄如下:


 

●暨自言曰:邦尉下(?)□更(?)戍令□,誤(?)弗傳邦侯。女子蓄馬一匹,買(賣)卿(鄉)遣。(J15)


 

(缺簡)


 

權;└□谿卿(鄉)倉天窓(窗)容鳥;└公士豕田橘將陽,未?(斥)自出,當複田橘,官令戍,(錄)弗得;└走(0087)偃未當傅,官傅,弗得;└除銷史丹爲江陵史,未定(?);與從事廿一年庫計,劾缪(謬)弩百。凡八劾。(0151/0140)以羸(累)論暨。此過誤失及坐官(也)。相遝,羸(累)論重。谒(谳)(0696)。


 

[廿一年]六(?)己未劾不傅(?)戍(?)令;其七月丁亥劾(幹—笴);其八月癸醜劾非毄(系);其辛未劾窓(窗),(1207/1366)豕;其丁醜劾偃;迺十月己酉暨坐丹論一甲;其乙亥劾弩。言夬(決)相遝,不羸(累)。它如暨(1206)言。└卻曰:不當相遝。(1205)


 

└暨言如前。(1319)


 

└诘暨:羸(累)論有令,可(何)故曰羸(累)重?可(何)解?└暨曰:不幸過誤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1327)(法)令,赴隧以成私(也)。此以曰羸(累)重。毋(無)它解。它如前。(1328)

└問如辤(辭)。(J16)


 

●鞫之:暨坐八劾:小犯令二,大誤一,坐官、小誤五。巳(已)論一甲,余未論,皆相遝。審。疑暨不當(0039)羸(累)論。它縣論。敢(谳)之。(0088)


 

吏議:赀暨一甲,勿羸(累)。(0003)


 

此案中的“吏議”值得注意。“吏議”一詞,嶽麓秦簡整理者在《癸、瑣相移謀購案》中注釋爲:“吏議,附加在奏谳文書的判決意見,是在奏谳機關內經過議論所産生的,與奏谳文書一同上奏……‘吏’字指縣吏。續文‘或曰’,則是在奏谳機關所産生的另一種判決意見。”我們贊成將“吏議”視作某種建議的觀點。進言之,文書意義上的“吏議”應是經吏員議罪之後所形成的結論性建議,供主管官吏判決時參考。“吏議”在嶽麓秦簡《奏谳文書》中多次出現,張家山漢簡《奏谳書》中也有存在,或稱爲“吏當”。雖然二者主體可能不同,但功用大致相似。


 

《暨過誤失坐官案》中“吏議”內容爲“赀暨一甲,勿累”。粗看並無不妥,但若與其他案例相比較,差異則非常明顯。嶽麓秦簡《奏谳文書》中的“吏議”,除《暨過誤失坐官案》之外都是兩種不同的意見。張家山漢簡《奏谳書》中的“吏議”亦是如此,甚至“吏當”也多是兩種意見。可以推側,提供兩種不同的意見是“吏議”“吏當”的常態。“吏議”“吏當”的作用在于供主管官吏判決時參考,若只有一種意見,則有“偏聽則暗”的風險。《暨過誤失坐官案》的“吏議”只有一種意見,屬于極其少見的情況。僅此而言,本案已引起我們的關注。


 

《暨過誤失坐官案》中,圍繞縣丞暨的罪行是應“累論”還是“相遝”,並非只有一種意見。雖然暨主張應該相遝,“吏議”也表示支持,但確曾“以累論暨”,且诘語曾問:“累論有令,何故曰累重?何解?”明顯當時存在關于“累論”的律令。此外,案文又載:“卻曰:不當相遝。”整理者認爲“卻”表示“回絕,駁回”。就此可知:(1)在“相遝、不累”的議罪建議之外,存在“累論”這一完全相反的定罪意見;(2)駁回意見應有律法依據,這也與诘語中的“累論有令”相呼應。


 

此案的疑問已很明顯。針對暨的多項罪行,不論是暨的主張,還是後文的“吏議”,議罪結果都主張“不累”“勿累”。無疑,這份處理意見對暨有利。那麽,這份議罪結論是否與犯法主體和議罪主體都是吏員有關?吏員們“相遝、不累”的主張是律法規定的反映還是出于其他考量?暨的八項劾罪按律應如何量刑?此類問題都需要解答。


 

二、對“八劾”的量刑分析


 

該案內容大致清楚:縣丞暨被彈劾犯有八項罪行,但其認爲“累論”太重,主張“相遝”。其主張得到多數吏員的支持,“吏議”亦是如此。“累論”“相遝”是該案的爭議所在,學界已多有關注。但在討論此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對暨的罪行應如何量刑進行分析。


 

對暨的八項劾罪進行量刑分析,有兩種互有關系又略有差異的途徑。一種是依據具體的法律條文,對各項違法行爲進行分析,確定其應受的具體處罰。這也是學者常用的研究途徑。另一種是通過已經確定性質的罪名,依據律文確定具體的量刑。第一種途徑受兩方面的限制:(1)簡文記載簡略,且部分殘缺,導致具體行爲不甚清楚;(2)暨的八項罪行並非都能從現存秦律中找到對應法律。有鑒于此,我們嘗試從第二種途徑進行分析。簡0088中明確記載:“暨坐八劾:小犯令二,大誤一,坐官、小誤五。”此是對暨八項劾罪的定性。據此定性,或許可以確定其量刑。


 

“相遝”爲重罪吸收輕罪,即其處罰是“八劾”的最高刑罰。“吏議”結果是“相遝”,處以“赀一甲”。也就是說,“赀一甲”是“八劾”的最高處罰。暨的“八劾”中,“坐官”的量刑明確。案文記載:“迺十月己酉暨坐丹論一甲。”其對應的事件爲“除銷史丹爲江陵史,未定(?)”。此應爲“坐官”,屬于“坐官、小誤五”,處罰爲“一甲”。至于“小犯令”“大誤”“小誤”該如何處罰,需引律文論證。


 

秦律令中,有關于“犯令”“大誤”“小誤”的規定。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載:“可(何)如爲‘犯令’‘法(廢)令’?律所謂者,令曰勿爲,而爲之,是謂‘犯令’;令曰爲之,弗爲,是謂‘法(廢)令’(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論。”原本有“犯令”“法(廢)令”之別,廷行事統一按“犯令”論處。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的《倉律》和《內史雜》有與“犯令”相關的律文,但都沒有具體的量刑。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有這樣的律文:


 

傷乘輿馬,夬(決)革一寸,赀一盾;二寸,赀二盾;過二寸,赀一甲。·課,卒歲六匹以下到一匹,赀一盾。·志馬舍乘車馬後,毋(勿)敢炊饬,犯令,赀一盾。已馳馬不去車,赀一盾。


 

規定“犯令,赀一盾”,量刑明確。不過,嶽麓秦簡《金布律》中又規定:


 

●金布律曰:禁毋敢以牡馬、牝馬高五尺五寸以上,而齒未盈至四以下,服車及豤(墾)田、爲人(1229)就(僦)載,及禁賈人毋得以牡馬、牝馬高五尺五寸以上者載以賈市及爲人就(僦)載,犯令者,皆(1279)赀各二甲,沒入馬縣官。(1410)


 

該律文中犯令者赀二甲。結合睡虎地《秦律雜抄》可知,犯令有赀二甲和赀一盾兩種赀罰。


 

犯令者所受赀罰不同,可能與秦律將“犯令”區分爲“大犯令”與“小犯令”有關。嶽麓秦簡中有這樣一條令文:


 

□县为候馆市旁,置给吏(事)具,令吏徒守治以舍吏(也)。·自今以来,诸吏及都大夫行往来者,皆得舍焉,它(1696)【不】得。·有不当舍而舍焉及舍者,皆以大犯令律论之。└令、承弗得,赀各一甲。廷甲 廿(1708)


 

令文中說“以大犯令律論之”,無具體量刑,但規定“令、丞弗得,赀各一甲”,即失職的令、丞要赀一甲。基于秦律中失職吏員所受處罰低于違法者本人所受處罰的一般原則推測,“大犯令”的處罰應高于赀一甲。目前所見“犯令”的赀罰中有赀二甲、赀一盾。赀刑共有赀二甲、赀一甲、赀二盾、赀一盾四等。赀二甲爲赀刑最高等級,推斷“大犯令”的赀罰可能爲赀二甲。赀一盾爲赀刑最低等級。結合《秦律雜抄》關于“犯令赀一盾”的規定,推測“小犯令”的處罰應不低于赀一盾。


 

在“小犯令”“坐官”之外,“八劾”還有“大誤”“小誤”。關于“大誤”“小誤”,睡虎地秦簡中有這樣兩條記錄:


 

計脫實及出實多于律程,及不當出而出之,直(值)其賈(價),不盈廿二錢,除;廿二錢以到六百六十錢,赀官啬夫一盾;過六百六十錢以上,赀官啬夫一甲,而複責其出(也)。人戶、馬牛一以上爲大誤。誤自重(也),減罪一等。(《效律》)


 

可(何)如爲“大誤”?人戶、馬牛及者(諸)貨材(財)直(值)過六百六十錢爲“大誤”,其它爲小。(《法律答問》)


 

《效律》與《法律答問》中關于“大誤”的規定並不完全相同。前者強調數量,後者強調價值,且都沒有具體量刑。具體量刑見于嶽麓秦簡《賊律》:


 

●賊律曰:爲券書,少多其實,人戶、馬、牛以上,羊、犬、彘二以上,及諸誤而可直(值)者過六百六十錢,皆爲(1244)大誤;誤羊、犬、彘及直(值)不盈六百六十以下,及爲書而誤、脫字,爲小誤。小誤,赀一盾;大誤,赀一甲。誤,毋(無)所害(1246+1395)□□□□(也),減辠(罪)一等。(1364)


 

嶽麓秦簡《賊律》對“大誤”“小誤”的規定統一了數量標准和價值標准,不僅調和了睡虎地秦簡《效律》與《法律答問》,且更爲詳細。更爲重要的是,此簡明確記載了對“大誤”“小誤”的處罰,爲:“小誤,赀一盾;大誤,赀一甲。”


 

根據對律文的分析,可知“八劾”所涉的具體刑罰爲:“坐官”“大誤”各爲赀一甲,“小誤”爲赀一盾,“小犯令”最低刑罰可能爲赀一盾。各項劾罪中,處罰最重者爲一甲,最輕者爲一盾。若是“相遝”,最終處罰當爲一甲。若是“累論”,則需對各項劾罪的處罰累計相加。“大誤”“小犯令”的赀罰及次數明確。“坐官、小誤五”中,可以明確坐官至少一次,即小誤最多四次。按此計算,若是“累論”則暨應受處罰爲:“小犯令二”爲二盾,“大誤一”爲一甲,“坐官、小誤五”爲一甲四盾,合計二甲六盾。因爲“小誤”取了最高可能次數,“小誤”的赀罰低于“坐官”,即“坐官、小誤五”是按最低刑罰計算的。加之“小犯令”也按最低刑罰計算,所以,二甲六盾是對暨進行“累論”的最低赀罰數字。


 

三 、“累论”与“相遝”的争论評議


 

“累論”與“相遝”是本案爭議的焦點。若是“累論”,據前文分析可知,暨的八項劾罪赀罰結果應爲二甲六盾。若是“相遝”,則按最高處罰執行,即罰一甲。那麽,“累論”“相遝”之間相差多少呢?


 

秦律的赀刑中有赀一盾、赀二盾、赀一甲、赀二甲四等,但不能簡單地在盾、甲之間進行折算,而應將甲、盾分別折算成錢,然後再看總錢數與甲的數量關系。


 

嶽麓秦簡中有關于甲、盾價格的記錄如下:


 

赀一甲,直錢千三百卌四,直金二兩一垂。一盾直金二垂。贖耐,馬甲四,錢一(?)千六百八十。(0957)


 

馬甲一,金三兩一垂,直錢千□百廿。金一朱,直錢廿四。贖入馬甲十二,錢二萬三千卌。(0970)


 

于振波先生據此計算得出,一甲=1344錢,一盾=384錢。如此,二甲六盾折算爲錢共爲4992錢,約爲“相遝”一甲的3.7倍。“累論”與“相遝”之間相差3648錢,差約2.7倍。


 

“累論”與“相遝”存在很大差別,這也難怪暨要提出“累重”而主張“相遝”了。那麽,暨主張“相遝”的理由能否成立?“吏議”的“勿累”及“卻曰”的“不當相遝”誰更有法律依據?秦律對于“累論”“相遝”有何規定?下面將對此進行分析。


 

案例中诘語部分提到:“累論有令。”表明秦律中有關于“累論”“相遝”的規定。睡虎地秦簡《效律》載:


 

爲都官及縣效律:其有贏、不備,物直(值)之,以其賈(價)多者罪之,勿羸(累)。


 

整理者認爲:“累:累計。”律文意思是說在檢校官府物資時,若數額有超過或不足,則按數額最多者論罪,不累計。若是數額“累”即累積計算,可能達到很高的數字,從而産生較重的處罰,對吏員有失公平,故而規定此類行爲“勿累”。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勿累”,應是不累積計算物的價值,與多種罪行的“勿累”略有不同。


 

關于“相遝”,嶽麓秦簡有這樣一條令文:


 

廿七年三月乙卯禦史言:留書,數書同日偕留,皆犯令(也)。其當論者,皆不當相遝,其駕(加)者亦不當相遝,及皆不當與它論相遝。及論獄失者,其同獄一鞫,有數人者,皆當人坐之。


 

其對“犯令”“論獄失”是否“相遝”予以明確規定。值得注意的是,是否“相遝”都是對同類罪行的規定,且針對的是多次行爲。這可能與同類罪行性質相同、刑罰相等有關。學者已注意到“累論”“相遝”與罪行性質之間的關系。據此推斷,罪行性質是否相同、刑罰是否相等,可作爲判定“累論”或“相遝”的重要標准。即不同罪行之間不能“相遝”。


 

那麽,同類罪行之間是否可以“相遝”?具體到本案,兩次“小犯令”以及四次“小誤”是否能夠“相遝”?前引令文中規定,一天內滯留數份文書等犯令行爲“不當相遝”。不過,這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對律令的修改。秦始皇二十七年是否將所有罪行由“相遝”改爲“累論”?可能未必如此。《裏耶秦簡》[貳]中有這樣一份文書:


 

廿七年八月丙戌,遷陵拔訊歐,辭曰:上造,居成固畜園,爲遷陵丞,故爲啓Ⅰ視獄,歐坐男子毋害詐僞自爵弗得禦史角曹·六月丙子論Ⅱ(9—2318正)


 

·鞫:歐失拜大男子賞橫爵,有它論,赀二甲,與此同事相遝,審。(9—2318背)


 

其中有“與此同事相遝”的記錄。學者認爲,“同事相遝”的“同事”可能是同類事,也可能是同一事,因爲是同類犯罪,所以才會相遝。此案中,遷陵丞歐前有“坐男子毋害詐僞自爵弗得”,後有“失拜大男子賞橫爵”,雖然“坐”“失”的罪行性質不同,但事情都與爵位有關,當時可能被視爲“同事”即同類性質的事件,故而允許“相遝”。值得注意的是,此案時間爲“(秦始皇)廿七年八月”,在修改“留書”“論獄失”的“(秦始皇)廿七年三月”之後。另外,裏耶秦簡9—706簡中有“與此相遝”的記錄,時間爲“(秦始皇)卅一年八月”。可見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三月之後仍存在相遝的行爲。這說明秦始皇二十七年並未將所有罪行的“相遝”規定予以禁止,而只是針對律令中提及的“數書同日偕留”的“留書”行爲及“同獄一鞫,有數人者”的“論獄失”行爲等特別情況。這兩類行爲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三月之前可以“相遝”,雖然後被禁止“相遝”,但並不涉及其他犯罪行爲。由此類推,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三月之前,性質相同、刑罰相等的同類罪行以及事件性質相同的“同事”,應都能“相遝”。此後,某些特殊行爲如“數書同日偕留”的“留書”行爲不再“相遝”。秦始皇二十七年成爲某些罪行不再“相遝”的轉折點,可能與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的政策相關。


 

依據律文可知,不同罪行之間不能“相遝”只能“累論”,而同一罪行之內可以“相遝”。如此,暨的八項劾罪中,“小犯令”“坐官”“大誤”“小誤”之間不能“相遝”,而須“累論”,兩次“小犯令”和四次“小誤”則可以“相遝”。意即,暨及“吏議”主張的“相遝”並非全無法律依據,另一方主張的“累論”也有律文支持,但雙方的主張都只適用于暨的部分劾罪,而不適用于全部罪行。


 

暨對“累論”提出異議並申訴,其辯解道:“不幸過誤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法令,赴隧以成私也。”多位學者也認爲“累論”“相遝”與是否“端爲”即主觀故意有關。那麽,“端爲”能否成爲判定“累論”“相遝”的重要因素?“非敢端犯法令”能否從輕處罰?


 

從現今所見秦漢律文看,是否“端爲”確是判定行爲性質的重要因素。略舉幾例如下:


 

士五(伍)甲盜,以得時直(值)臧(),臧()直(值)過六百六十,吏弗直(值),其獄鞫乃直(值)臧(),臧()直(值)百一十,以論耐,問甲及吏可(何)論?甲當黥爲城旦;吏爲失刑罪,或端爲,爲不直。(《法律答問》)


 

甲告乙盜牛若賊傷人,今乙不盜牛、不傷人,問甲可(何)論?端爲,爲誣人;不端,爲告不審。(《法律答問》)


 

是否“端爲”成爲區別“失刑”與“不直”、“誣告”與“告不審”的決定因素。“端”爲判斷行爲性質的重要條件,已爲學界共識。不過,尚無證據顯示“端爲”與“累論”“相遝”的判定有關。既然在單一罪行的定性時已經考慮是否“端爲”的因素,那麽,對某時段犯下的多項不同性質的罪行進行論罪時,就無須再重複考慮“端爲”。因爲這可能産生對多項罪行加重或減輕處罰的情況,對單次罪行也不公平,容易産生司法漏洞。


 

是否“端爲”只影響單次罪行的定性,而不影響對多項罪行的“累論”與“相遝”。結合前文的量刑及對“累論”“相遝”的分析,即便考慮暨八項罪行中部分“累論”、部分“相遝”的情況,其應受處罰仍應爲二甲二盾。這雖與完全“累論”有別,但也與完全“相遝”即“吏議”主張的“赀一甲”相去甚遠。


 

四 、“却曰”的位置与本案的最终裁决


 

包括整理者在內的現有研究成果都認爲“吏議”是此案的最後部分,即“赀暨一甲,勿累”爲本案的最終判決。前已論述,這與應受處罰相去甚遠。這不由得讓人對此觀點産生懷疑。如果“吏議”不是本案的最終意見,那麽本案的最終裁決在哪裏?具體如何?


 

此案中有一條特別的記錄,即記在簡1205的“卻曰”。其內容爲:“言。卻曰:不當相遝。”“卻”在裏耶秦簡中多次出現,但在嶽麓秦簡《奏谳文書》和張家山漢簡《奏谳書》中僅此一例。正如整理者所言,“卻”爲“回絕、駁回”之意。“卻曰”表示對此前意見的駁回。問題在于,“卻曰”是對哪次意見的駁回,需要注意。換言之,表示駁回的“卻曰”所在簡1205的位置值得討論。


 

關于此簡的位置,學者一般將其排在簡1206之後,前後內容爲:“言決相遝,不累。它如暨(1206)言。卻曰:不當相遝。(1205)”將簡1205接在簡1206之後,不僅簡的背畫線可以連貫,“言”字也可與“它如暨”連讀爲“它如暨言”,語義似無不妥。不過,仔細審讀就會發現,這種編聯在用語格式、案件內容等方面都存在問題。


 

就用語格式而言,連接而成的“它如暨言”與通常用語格式不符。“它如某”的用語頻繁出現,但都未加“言”字。嶽麓秦簡《奏谳文書》中“它如癸等及劾”(1473)“它如屍等”(0922/殘142)、“它如窣(1218)”等是如此,“它如沙羨書”(0164)、“它如告、辤”(殘155)、“它如劾”(1340)、“它如前”(1328)、“它如氣(乞)鞫書”(0439)、“它如故獄”(0426)等“它如+文書”等用語亦是如此。張家山漢簡《奏谳書》除個別斷句有誤的用語之外全都如此。此外,裏耶秦簡中有“它如官書”(裏耶8—754+8—1007)、“它如前書”(裏耶8—1093)、“它如劾”(裏耶8—1107)、“它如前”(裏耶8—1319)、“它如奏”(裏耶8—1447)、“它如告”(裏耶8—1605)等用語,亦無一有“言”字。由此可見,司法文書中“它如某”的用語格式非常整齊。整理者將1206和1205前後相連,形成“它如暨言”的用語,雖語義能夠連貫,甚至有背畫線的支持,但與秦代司法文書中“它如某”用語的通常格式不符。這暗示現有編聯可能存在問題。


 

現有編聯還會導致案件內容難以理解。按照現有編聯前後內容爲:它如暨言+卻曰+暨言如前。前文提到“言決相遝,不累”,但若之前的建議已被“卻”、被駁回,再次問訊時暨應針對“卻曰”陳述新的理由。但記錄爲“暨言如前”,即暨沒有對“卻曰”發表新的陳述。若“卻曰”在“暨言如前”之前確已發生,再次問訊時難道暨不需對此進行新的辯解?讓人難以理解。據現有編聯,“卻”應先于“诘”“鞫”發生,但奇怪的是,後發生的“诘”“鞫”都只針對暨提出的“累重”,全然不提“卻”的內容及新的辯詞。如果《暨過誤失坐官案》第一次定罪建議被駁回,“诘”語中應進行追問,要求新的解釋,但未見這類記錄。


 

嶽麓秦簡中有這樣一條令文:


 

辠(罪)人久毄(系)留不決,大費(也)。·諸執法、縣官所治而當上奏當者:·其辠(罪)當耐以下,皆令先決(1034)論之,而上其奏夬(決)。·其都吏及諸它吏所自受诏治而當先決論者,各令其治所縣官以法決論(1007)之,乃以其奏夬(決)聞。·其已前上奏當而未報者,亦以其當決論之。·其奏決有物故,卻而當論者,以(1006)後卻當更論之。·十六(0999)


 

據此令文可知,奏決被“卻”之後應當再次論處。若先前的“言決相遝,不累”被“卻”,當再次論罪之後方能上申。遺憾的是,本案未見再次論罪的記錄。從案文內容看,暨申訴之後就是上谳。若第一次申訴被駁回,當有第二次申訴才會上谳,但未見第二次申訴的記錄。無論如何,現有編聯都讓“卻曰”顯得突兀,前後內容也難以圓通。加之用語格式不符慣例,可以考慮簡1206+1205的編聯有誤的可能。


 

如果抽出簡1205再看前後簡的編聯,即簡1206接簡1319,其前後文爲:“它如暨。(1206)暨言如前。(1319)”意思爲:其他部分與暨(的供詞)相同,(再次問訊暨時)暨的供詞與之前的供詞相同。這種編聯不僅前後內容連貫,表述格式也可得到其他案例的佐證。嶽麓秦簡《奏谳文書》類似記錄很多,如下面這些記在同一簡上的記錄:


 

它如屍等。●診、問如告、辤(辭)。(0922/殘142)


 

它如達等。●達言如敞。0419—1


 

它如驩、路及前。●等言如故獄。(0438)


 

簡1206+1319的內容與以上表述都是“它如某。某言如某”格式。由此推測,簡1205所載的“卻曰”,可能不應編在簡1206之後,簡1206應與簡1319直接編聯。


 

至于簡1206和簡1205的背畫線可以相連的問題,已有學者對依據背畫線的排序提出了質疑。背畫線存在多種可能,不能將其作爲判斷編聯的唯一依據。在對用語格式、前後內容等進行多方考量之後,我們將原編在簡1206之後的簡1205抽出來,將簡1206與簡1319直接相連。


 

如果簡1205不應編在簡1206和簡1319之間,那它應編在哪裏?依據案情的記載以及相關格式看,“卻曰”編在“吏議”之前的任何地方都不合適。其最可能是編在“吏議”之後,以表示對“吏議”的駁回。此“卻曰”只有概述內容,不構成獨立文書。該簡前端有“言”字,說明此簡之前還有內容,但已殘缺。簡1205與該簡前的已缺內容共同構成對“吏議”的批複。如此,原編聯所産生的格式、內容等諸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據此編聯,“吏議”所提供的“勿累”建議被上級駁回,“卻曰”成爲此案的最終裁決。


 

裏耶秦簡有多份“卻之”的文書,現摘錄其中一份內容如下: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樛敢言:前日言竞陵汉阴狼假迁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Ⅰ 以求故荆积瓦。未归船。狼属司马昌官。谒告昌官,令狼归船。报曰:狼有逮在覆狱己卒史Ⅱ衰、义所。今写校券一牒上,谒言己卒史衰、义所,问狼船存所。其亡之,为责券移迁陵,弗□□属。Ⅲ谒报。敢言之。/【九】月庚辰,迁陵守丞敦狐却之:司空自以二月叚(假)狼船,何故弗蚤辟□,今而Ⅳ誧(甫)曰谒问覆狱卒史衰、义。衰、义事已,不智(知)所居,其听书从事。/手。即令走□行司空。Ⅴ(8—135)

□月戊寅走己巳以來。/半。□手。(8—135背)


 

該文書記在木牍之上,前後內容完整。“卻之”的內容作爲對所請示事件的批複,寫在請示文書之後。以此爲參照,將《暨過誤失坐官案》的簡1205放在案件末尾,應該也能成立。


 

通過對簡序的調整,不僅解決了原編聯産生的諸多疑問,也找到了本案的最終裁決。雖然“吏議”主張“勿累”,但依據“卻曰”的內容可知,最終裁決結果爲“不當相遝”。值得一提的是,“卻曰”雖駁回了“吏議”“勿累”的建議,但並不表示要對暨的八項罪行進行“累論”。嶽麓秦簡0999簡載:“後卻當更論之。”即駁回之後需重新論罪。“卻曰”駁回的僅是“吏議”“勿累”的建議,並不表示就要“累論”。重新論罪時,對于八項劾罪,該“累論”者“累論”,該“相遝”者“相遝”。各項劾罪是“累論”還是“相遝”,以及具體如何量刑,都有律文規定,依律執行即可,故而“卻曰”無需多言。“卻曰”只言“不當相遝”而不言“累論”,表明裁決的謹慎態度。


 

五 、余论:议罪的裁决与秦吏治的状态


 

本案圍繞暨的八項罪行是應“累論”還是“相遝”,吏員之間産生了爭議。暨的身份爲丞,很可能是江陵縣的縣丞。另外,學者對吏議的主體進行過分析,或認爲是都吏,或認爲是“縣道官”。雖然學者對“卻曰”的主體甚少涉及,但不難推測,“卻”的主體應是對此案有裁決權的上級機關。也就是說,犯罪主體、爭議雙方都是官府的官吏。而且,有理由相信,包括犯罪主體縣丞暨在內,參與這場議罪的官吏絕大多數都知曉法律。既然如此,暨爲何還會提出申訴,並得到不少吏員的支持?


 

暨提出申訴並得到廣泛支持,或許與當時吏員面臨的職務境況有關。本案中,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六月至二十二年十月(公元前225年)這短短五個月中,暨就受到八項罪行的彈劾。某些行爲主犯爲它官,暨的責任僅在于“弗得”,即職務失誤。對于官吏特別是縣丞這樣的吏員而言,此類失誤稍有不慎就會發生。暨希望減輕處罰的申訴得到衆多吏員的響應。雖然無法完全排除吏員出于“官官相護”的原因而對暨表示支持,但更大可能是吏員們出于境遇相似的考慮,因爲“惺惺相惜”而對暨表示廣泛支持。參與議罪的吏員或多或少都有過暨那樣遭到職務彈劾的經曆,或有類似彈劾的可能,故而暨提出申訴時紛紛表示支持,希望能夠改變此種狀況。


 

雖然犯罪主體進行了申訴,吏員也表示支持,但最終裁決不能徇私情,須依律行事。若此案開了“相遝”的先例,極可能會造成司法上的漏洞。即某些吏員可能會將論罪的時限延長,以將多項不同性質的罪行一起論罪,然後通過“相遝”來減輕處罰。這與秦律“有罪必究”的嚴刑精神不符,爲秦律所不容。最後的“卻曰”維護了法律的完善。對于進行最終裁決的官吏而言,若其不依律裁決,將會被追責。根據“卻當更論之”(0999)的法律規定,暨將被重新論罪。暨的申訴、吏員的爭議、最後的裁決等,都在法律之下進行。可見,在秦統一六國的前四年,秦律依然被嚴格執行。


 

另外,提出申訴的暨、參與議罪並支持暨的吏員,雖然主張被駁回,但並沒有被追責。爲了鼓勵吏員參與司法案件的討論,可能秦律規定,除了有判決權的吏員之外,參與議罪的吏員一般不被追責。此案最終以“卻曰”而不是以“郡報”的形式駁回“吏議”,可能也有此方面的考慮。果真如此,也可看到秦律合理性的一面。


 

對于秦的基層吏員而言,日常事務繁雜,加之律令變動、修改頻繁,基層官吏在日常行政中未能快速適應、無意間觸法犯禁的可能性大增,因此,他們受到職務彈劾及處罰的機會很多。裏耶秦簡中有赀罰高于“二甲”“二盾”的情況,可能是對多次罪行的累論所致。現摘錄幾條如下:


 

(1)少內此巸言冗Ⅰ佐公士僰道西裏亭赀三甲,爲錢四千丗二。(裏耶8—60+8—656+8—665+8—748)


 

(2)【司】空守謷三甲。AⅡ

司空守巸三甲。AⅢ

倉佐冣七【盾】。BⅥ

令佐冣七甲。CⅡ(裏耶8—149+8—489)


 

(3)鄉守履赀十四甲。Ⅰ

鄉佐就赀一甲。Ⅱ

鄉佐□赀六甲。Ⅲ(裏耶8—300)


 

這些都是吏員的赀罰記錄。赀罰達到“三甲”“六甲”“七甲”“七盾”甚至“十四甲”的數額,明顯是“累論”所致。若對職務罪,特別是“過誤失”“坐官”等進行“累論”,對吏員,特別是基層吏員而言,是非常沈重的負擔。按一甲=1344錢計,“三甲”爲4032錢,“六甲”爲8064錢,“七甲”爲9408錢,“十四甲”爲18816錢。對于司空、倉佐、鄉守、鄉佐等基層吏員而言,數甲的赀罰不是一筆小數目。嶽麓秦簡1858簡載:


 

·延陵言:佐角坐縣官田殿,赀二甲,貧不能入,角擇除爲別離內佐,谒移角赀署所,署所令先居之延陵。


 

當時確實存在因貧窮而不能交納“赀二甲”的基層吏員。對于基層吏員而言,“累論”是沈重的經濟負擔。


 

對于吏員的職務罪,無論是“累論”還是“相遝”,都將面臨諸多司法和政治困境。嚴刑主義的秦政府,更傾向于對職務罪進行“累論”。對職務罪“累論”的長期執行,必將對基層吏治帶來重大沖擊。出于“彌補”職務罪所帶來的赀罰經濟壓力,某些吏員可能铤而走險,被迫從事新的犯罪。某些職務犯罪的吏員會被免職、廢黜,或被派往新占領地區,出任“新地吏”。“新地吏”和新黔首之間可能産生矛盾。因爲職務連坐等而受到彈劾、處罰,也會導致吏員淡化對秦的政治支持。一旦出現統治危機,吏員容易選擇明哲保身而不是爲國效死。由此産生的對基層吏治的諸多沖擊,在亡秦運動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作者爲西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講師;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9年第8期,注釋從略。來源史學月刊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