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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壮 向燕南:有关“秦记”的几个问题

发布日期:2019-09-25 原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

  摘   要:《史記》述秦史多次提及“秦記”,“秦記”是特指一部史著,還是泛指秦國的曆史記注的總稱,史學界有不同意見,但《史記》記載秦史時,大量使用“初”字句式表示事件初次發生或者制度的初創,所記秦史以外的部分在表示相同意義時,卻很少用到這種句式,這爲認識“秦記”的屬性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通過對比發現,“秦記”並不是特指某種秦國國家史書,而是司馬遷對他所見秦國幾種曆史記錄的一個統稱。秦設有多系統史官,且留有互不交涉、形式有異的曆史記錄。司馬遷著《史記》有著“疑則傳疑”的原則,在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刻意保存不同史料間敘述矛盾之處,也是“秦記”非特指一部秦史著述的證明。後世史家可能對殘存秦國曆史記錄有過整理,編纂成《秦紀》,但至遲至班固時期就已經散佚。 

  

  

  關鍵詞:秦史;秦記;史記;初; 

  

 

  

  《史记》述秦史多次提及“秦记”,而“秦记”一名也屡见于秦汉文獻,究竟是特指一部史著,还是泛指秦国的历史记注材料的总称,由于史料不足,史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然而,“秦记”所记为秦国历史这是公认的。本文即在此基础上,探讨“秦记”的记事特征、流传下限以及成书问题,希望能够推进对秦国历史记事的研究。

  

  一、從《史記》記秦事多用“初”說起 

  

  有秦一代文獻流传至今者极少,以致了解秦史,于传世文獻,除司马迁《史记》外,几别无依凭。然读《史记》相关秦史部分,有一以往研究者未曾注意的叙述方式颇令人困惑:即为何其中常见一种“‘初’+谓语+(宾语)”构成的句式,而这种句式于《史记》他处则不常见用?此问题的解决,庶几可以为我们认识“秦记”的属性提供一丝线索。

  按《史記》集中記載秦事者計有《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等。其中《秦本紀》“‘初’+謂語+(賓語)”構成的句式凡19見,具體如下:

  

  秦文公十年,初爲鄜畤。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秦武公十年,伐刲、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二十年,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二年,初伏,以狗禦蠱。

  厲共公二十一年,初縣頻陽。

  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

  孝公十四年,初爲賦。

  惠文君十二年,初臘。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

  昭襄王三十五年,置南陽郡。五十年,初作河橋。五十二年,周初亡。

  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三年,初置太原郡。

  秦王政二十六年,初並天下爲三十六郡。

  

  《秦始皇本紀》正文及附錄此句式凡9見,計如下:

  

  秦王政五年,初置東郡。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

  襄公……初爲西畤。

  德公……初伏,以禦蠱。

  宣公……初志閏月。

  簡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

  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

  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錢。

  昭襄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記秦事,使用此句式凡16見,詳如下:

  

  襄公八年,初立西畤,祠白帝。

  武公二十年,初以人從死。

  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

  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

  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七年,初租禾。

  獻公六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孝公十二年,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令。十三年,初爲縣,有秩史。十四年,初爲賦。

  惠文君十二年,初臘。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

  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三年,初置太原郡。

  秦王政五年,初置東郡。二十六年,初並天下,立爲皇帝。

  

  

  

  

  《史記·秦本紀》書影

  

  除上述外,《史記》另有兩處“初”字句,也與秦國史事有關。一是《衛世家》“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一是《魏公子列傳》“秦聞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這樣合計起來,《史記》中共有46處“初”字句式與秦史有關。

  按“初”雖依不同語境而有形、名、副、動等不同詞性和詞義,但最主要仍是與“始”互訓作“凡始之稱”,即表示事物的開始或第一次出現。《史記》述秦史主要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秦事之外,《史記》在記先秦其他諸侯國史事中,也有6處使用,分別是:《十二諸侯年表·魯表》記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六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分記趙魏韓三家“初爲侯”;《六國年表·趙表》記趙武靈王八年“初胡服”;《齊太公世家》記載,齊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相較而言,要比述秦事時的使用少得多。

  “初”句式在《史記》漢史的記述中,使用最多的是《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表示郡國初置,如初置魯國、初置常山國等。除此之外,僅有“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帝初幸甘泉”,“初作長安城”,“初置南陵”,“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等5處。這樣,若將漢史以前的“初”字句式,與漢史的“初”字句式比較,則後者不及前者的一半。這也就是說,倘若不計“初置郡國”這種形式的話,《史記》記載漢史與記載漢以前史事使用的“初”字句式之比是5:52,可以說記載漢史時使用該句式次數之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史記》所記漢以前的史事中,“初”字句,在有關秦國的記事中占了絕大多數。也由此推知,在表示事件“初始”“初創”義時使用“初”字,應該不是司馬遷的寫作習慣。因爲在《史記》中,除了秦史外,其他絕大部分行文,在表示“初始”義時,司馬遷更常用“始”字。例如“晉始作三行”、“晉始作六軍”、“始都鹹陽”、“始作長安城西北方”、“始廣諸宮室”、“上始郊見雍五帝”、“上始郊見渭陽五帝”、“南夷始置郵亭”、“始用兵車”、“始厚葬”、“始立後土祠汾陰脽上”、“天子始巡郡縣”、“始令吏得入谷補官”等等。“始”雖與“初”互訓,但當一個句式在一部史書中如此集中地使用于某一部分時,其背後的史實仍值得我們思考。

  何以一書中會有如此明顯差別?于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以“初”字句式記述曆史,尤其是記述具有創始意義的事件或者制度,本是秦國史官特有的記事體例,表明秦國的史官非常重視事件初始發生的時間定位。臆司馬遷撰《史記》采用秦史料時,因意義並無區別,也就很自然地將“初”字句式的材料,直接移錄至己文中。而在表述非秦國史事時,其文字或司馬遷自撰,或另采自它源史料,沒了統一規定下的“初”字句式體例,司馬遷也就較隨意地用“始”等自己習慣的句式表示與“初”相同的意義了。或惟如此,才可解釋爲什麽司馬遷敘述秦事時,如此規律統一地使用“初”字句式了。

  

  二、司馬遷撰秦史有多種史源 

  

  根據上文可知,《史記》中與秦國有關的“初”字句式的敘事方式,基本上出自《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附錄秦世系等四處,且各部分之間也存在差異。于是,在推定《史記》中與秦史相關的“初”字句式多爲秦國舊有的曆史記錄之後,我們很自然會追問:上述“初”字句式所引出的秦史內容,是否就是《六國年表序》太史公自稱所讀之“秦記”?

  按司馬遷《六國年表序》起首即以“太史公讀《秦記》”揭其所論,其後又雲:“余于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于此可以斷定,司馬遷撰《六國年表·秦表》時參考了“秦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所謂“因《秦記》”外,司馬遷還說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這也就是說,因戰國各國史書僅有“秦記”保存了下來,那麽《秦本紀》遠比《秦表》豐富的材料,包括大量帶“初”字句式的材料,也只能是源于“秦記”。但是揆之《史記》,其事實遠非如此簡單。

  首先我們考察一下《六國年表·秦表》與《秦本紀》中有關戰國的記事,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看看二者取材是否同源。按照常識推斷,《六國年表·秦表》與《秦本紀》相關戰國的記事,如果都脫胎于一份史料的話,那麽兩者之間必然不存在矛盾。然而比較的結果顯示,二者記事有較大不同:

  首先,《秦本紀》所記四位秦君在位年數與《秦表》明顯不同,其中《秦表》記靈公在位十年,《秦本紀》記靈公在位十三年;《秦表》記簡公在位十五年,《秦本紀》記簡公在位十六年;《秦表》記獻公在位二十三年,《秦本紀》記獻公在位二十四年;《秦表》記莊襄王在位三年,而《秦本紀》記莊襄王在位四年。除此之外,《秦表》記爲“出公”,而《秦本紀》卻記作“出子”。

  其次,同一事件,兩者所記或時間不同,或詳略、表述不同。茲選取部分列表如下:

  

  

  

  

  

  第三,《秦本紀》戰國記事要比《秦表》豐富,但也有些較爲重要的事件,僅僅在《秦表》中出現,而《秦本紀》戰國記事卻不載。此外,在牽扯到災異時,《秦表》所記,大多遠比《秦本紀》豐富且詳細,但也存在一些《秦本紀》詳于《秦表》的情況。

  

  通過上述對比,盡管我們依然無法完全肯定二者出自不同史料,但至少可以肯定,司馬遷在編纂秦史時,見到過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秦史記錄,以致出現上述差異。

  與《六國年表·秦表》不同,《十二諸侯年表》所記秦事與《秦本紀》所記幾乎相同。不僅秦君在位年數、君主名號,兩者幾無差異,而且《年表》所記大事,在《秦本紀》中也都能找到,且更爲詳細。因此藤田勝久曾推測,《十二諸侯年表》所記秦事材料,大致不出《秦本紀》所用材料。二者比較,《十二諸侯年表》所記大事,基本上沒有溢出《秦本紀》範圍,一些雖稍有差異,也多是采自《左傳》的結果,這也就意味著,《十二諸侯年表》所用秦史史料與《秦本紀》同源。

  今傳《史記》中幾篇多采“初”字句式敘事方式的材料中,問題較多的是《秦始皇本紀》附錄的秦世系。

  關于《秦始皇本紀》附錄文字,究竟是在何時被收入《史記》,今已不可得知。至于“附錄”材料是否屬于司馬遷所見之“秦記”,學界自古則有不同觀點。其中肯定者,如唐張守節、司馬貞,南宋呂祖謙等,皆以附錄文字出自司馬遷所見之《秦記》,然諸人皆無詳細論證。至近代,有金德建據“附錄”秦世系所記年數與《秦表》相合而推斷:“《始皇本紀》後面的這篇附錄既然能夠符合《六國年表》中的《秦年表》,便也可以斷定它實際就是《秦記》的節要梗概無疑。”在金氏之前,孫德謙和王國維也持此種觀點,只是沒有金氏論述細密。此外,清代梁玉繩肯定“附錄”史料出自《秦記》,乃東漢人附加,非司馬遷親爲,並引《史诠》及《丹鉛錄》稱:“(《史記》)古本自‘襄公立’以下低兩字別于正文,今本平頭刻,殊失其舊矣。而《索隱》以爲馬遷重列,則誤也。”

  在否認“附錄”爲司馬遷所撰的論述中,日本學者栗原朋信的考辨最細。栗原朋信認爲《秦始皇本紀》附載的記事不會是司馬遷看到的“秦記”。從“附錄”所記之事的性質看,其或許源自不同系統的“秦記”。此後,日本藤田勝久又進一步論證說:“《史記》卷六的《秦始皇本紀》的末尾附載了秦世系資料。這批資料記錄了君主名稱、享國(在位)年數、生子、都邑、特殊大事等,可以說是一種秦國世系資料。與《史記·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相比,除了若幹不同之處,秦君的世系大致上是一致的。不過看其他記載方式,《史記·秦本紀》寫爲‘A生B’、‘A卒,子B立’、‘幾年A卒’等,秦世系則寫爲‘A享國年,葬地,生B’,這表明他們不是同一個資料。而且這批世系資料對秦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大事完全沒有記載。與《史記》相比記載少得多。根據這一分析可以推測,它雖然是秦國的世系資料,但不是司馬遷所利用的《秦記》,是後世附加的資料。”“但其可信度很高,是在考察“秦記”的性質時可供比較的珍貴資料。”此外,近來還有李開元將“附錄”直接稱作《別本秦世系》、李零將這部分認爲是別本《秦記》,顯然也屬于不同意“附錄”材料出自司馬遷所讀之“秦記”的學術陣營。

  那麽應該怎樣認識《秦始皇本紀》“附錄”的材料所自呢?通過史文的比較,我們發現有二點證據可以用來說明這個問題:其一,比較“附錄”的文字,可知其有著不同于《秦本紀》和《六國年表·秦表》的史料來源;其二,比較《史記》史文,可見“附錄”所記秦史事具有相當的可靠性。

  關于第一點,我們認爲,如果先不討論《秦始皇本紀》附錄秦世系是否“秦記”的問題,僅辨正“附錄”的文字是否與《秦本紀》《秦表》同源的話,答案則是顯而易見的,即“附錄”顯然是別有史源。其理由至少有四點:其一是“附錄”記載了一些《秦本紀》《年表》未記之事,如“宣公初志閏月”、“獻公初行爲市”、“獻公爲戶籍相伍”、“孝公始都鹹陽”、“惠文王初行錢”、“昭襄王初爲田開阡陌”等等。此外還有惠文王至莊襄王的即位年齡,也是《秦本紀》和《秦表》未記的內容。其二是“附錄”部分的曆代秦君享國年數、首都、葬地、生子等,與《秦本紀》《秦表》所記相比,更加詳細。其三是“附錄”部分記有“文公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等事,而《秦本紀》的記載則是:“文公太子卒,賜谥爲竫公。竫公之長子爲太子,……文公卒,竫公子立,是爲甯公。”其四是從記載方式上看,《史記·秦本紀》的世系形式寫爲“A生B”、“A卒,子B立”、“幾年A卒”等,“附錄”秦世系則寫爲“A享國年,葬地,生B”,也表明他們不是來自同一個資料。

  關于第二點,即“附錄”所記秦史可信的問題。具體證據也有二點:第一點,“附錄”所記的秦君紀年與《年表》僅差一年,昭襄王以後的秦君在位年數則與《編年記》一致。因此,從年數上講,“附錄”所記要比《秦本紀》更准確。第二點,“附錄”所記靜公、憲公的谥號與《秦本紀》《秦表》不同,但1978年陝西寶雞出土的秦武公時代的秦公鍾镈的銘文已證明“附錄”所記正確。因該銘文在追述秦先君譜系時稱:“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烈烈昭文公、靜公、憲公,不墜于上,昭合皇天,以虩事蠻方。”與“附錄”一致,而不同于《秦本紀》和《秦表》的記載。

  以上兩點分析說明,“附錄”與《秦本紀》《秦表》記載源于不同史源,且十分可信。同時也證明了藤田勝久所認爲的《秦始皇本紀》“附錄”部分,是出自司馬遷未見或未利用的一份秦史材料的觀點。當然,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附錄”的秦史記錄也不是完本,僅僅是被後人用來補充《史記》秦史的材料。

  結合上節所考之涉及“初”字句的秦史記錄,其《十二諸侯年表》與《秦本紀》所記相同,所參考的秦史材料亦多相同。而《秦本紀》與《六國年表·秦表》則多有抵牾之處,可見司馬遷在編纂這一部分曆史時,至少參考了兩份秦史記錄。《秦始皇本紀》附錄秦世系,則是司馬遷未曾利用的一種秦史記錄。于是我們亦可以循此對司馬遷所說的“秦記”作進一步思考。

  

  藤田勝久:《〈史記〉戰國史料研究》

  

  

  

  

  三、“秦記”非特稱乃泛指秦曆史記錄 

  

  若討論“秦記”的屬性,就必須先對《史記》中最早出現的“秦記”進行分析。按《史記》中“秦記”二字出現凡四次。第一次在《秦始皇本紀》李斯所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後三處則皆見于《六國年表》序文,迻錄如下: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余于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

  

  關于“秦記”的屬性,前人的理解之間差異很大。其中《秦始皇本紀》中出現的“秦記”,《史記》校點本僅于“秦”字側加豎線,表示泛指秦國曆史記錄之義。顯然,校點者不認爲這裏的“秦記”與《六國年表》中的“秦記”相同,因爲後者是被點校者施以書名號表示特定書籍的。但是,也有學者認爲《秦始皇本紀》中提到的“秦記”是部特定史著,在引用《史記》此段文字時即不以點校本爲准而施之以書名號。

  除《秦始皇本紀》中出現的“秦記”外,關于《六國年表》中出現的“秦記”的屬性,學界的意見也不盡相同。其中唐司馬貞肯定地說,《秦記》“即秦國之史記也。”金德建亦稱:“《秦記》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史官們所紀載下來的一部史籍。”王子今也認爲:“現在已知秦國官修史書,是所謂《秦記》。”這部分學者基本上認同《六國年表》所說的“秦記”是特指秦國官修的一部史書。

  较早对“秦记”特指一部史著表示怀疑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在《文獻通考》中曾怀疑道:“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似乎认为“秦记”应是指秦国的历史文獻,并非特指一部史著。但马端临毕竟只是隐约怀疑而非肯定。到了近代就不同了,先是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对“秦记”的性质明确表示怀疑并作出论证。其后是藤田胜久,通过分析《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附录秦世系、《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篇章,明确指出:“‘秦记’不是一种贯通秦史且性质统一的资料,而是一种资料群,这些资料的性质根据时代背景而有变化。这些资料是秦侯以后一直可以看到的世系资料,文公以后秦国内部祭祀、讨伐为主要内容的‘史’记录,献公、孝公、惠文王以后的大事记形式的记录。”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李开元等。

  概括說,圍繞著“秦記”屬性質認識,存在兩種對立的意見:一是認爲《秦記》就是秦國一部系統性史書,一是認爲“或許‘秦記’指的並不是經過某種編纂而形成的書籍,只是‘秦國的記錄’”。比較兩種意見,我們更認同第二種意見。因爲第一種觀點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即“秦記”若是一部系統的秦史記錄,那爲什麽《史記》在記載不與其他國家相涉的秦史事時,會有如此之多的抵牾。相反,如果按第二種意見,將“秦記”視爲秦國曆史記錄的總稱,對于《史記》秦史的抵牾也就有了相對合理的解釋。因爲司馬遷撰《史記》本來就有一個“疑則傳疑”的原則,通常在遇到不同史料記載沖突抵牾時,並不輕易改動史料,而是保留不同史料記載的矛盾。這個原則雖然有時會使一些史事的敘述在不同篇章間存在矛盾,一定程度影響到整體敘述的統一性和連貫性,但這也確實是司馬遷“蓋其慎也”,爲古今中外許多史家激賞的科學態度。

  論證“秦記”是泛指秦國的曆史記錄而非特指一部名《秦記》的史著,除了正面比較《史記》各部史實敘述是否存在抵牾矛盾外,還可循著史官制度的途徑迂回考查秦國是否存在不同的史官體系,迂回證明秦存在有多種曆史記錄的可能性。

  就制度層面講,先秦諸侯國皆設衆多史官,且隨史學文化的發展,至春秋之時,“曆史記載的內容和形式出現多方面發展的傾向”,這是學界的共識,秦國自然也不例外。有關秦的史官制度,史籍並無明確記載。《史記》只稱秦于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紀事”,並記載當時有史敦爲秦文公解夢。缪公初立時,曾經病臥五日不寐,寐即夢上帝命之平晉亂之事,此遂爲“史書而記藏之府”。當然關于此時之“史”的設置詳情及“史”的記事形式,史籍並沒有具體的記載,但我們從相關史籍中透露的點滴消息,仍能拼湊出一些大致面目。其中明確者,如《史記·張丞相列傳》稱:“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禦史,主柱下方書。”《集解》引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禦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又《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記秦、趙渑池會盟,有“秦禦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的記載。可知秦曾仿周制設柱下史,以禦史爲長官,“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或記王言行,或“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又有佐史。《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王政十一年“(王)翦將十八日,軍歸鬥食以下”,《集解》引《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鬥食,佐史之秩”。乃佐史似掌軍中文書之吏。又有太史令,屬奉常。《漢書·百官公卿表》雲:“奉常,秦官……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蔔、太醫六令丞。”秦太史見載者有胡母敬,曾撰《博學》七章,著錄于《漢書·藝文志》。又有內史。《史記·秦本紀》有“(秦)缪公退而問內史”的記載;《秦始皇本紀》有秦王政九年車裂內史肆和“十七年,內史騰攻韓”的記載。當然,這裏面的內史,從記載的情況看,其職責已從掌書王命轉向或參謀機要,或派出參掌軍政之職了,但從一、設置之初衷乃效仿周王室而爲,二、宗周內史乃掌郊祀而秦始“作西疇用事上帝”是在秦襄公“始封諸侯”之時,兩點來看,掌祭祀的內史之設,很可能也是在襄公時期,即較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還要早。而若從秦始有確切君王在位年數始于秦侯時期這點推斷,則秦有專門“記載統治者的世系和昭穆關系的”“世”類史書的時間,可能會更早。司馬遷所謂秦文王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或特指專門的成體系、成規模的史著,而秦亦因此“民多化之”——秦文明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

  不管如何認識秦“初有史以紀事”,上述事實表明,秦大致從秦侯時開始仿宗周設置史官,從簡單記述世系到後來逐漸完備成不同的史官系統,各自承擔著互不統屬的曆史記錄,其結果是留下了多種不同的秦史記錄,而這點也是有事實支持的,至少《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奏事》二十篇,注稱“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即記言之史籍。這些都可能是《史記》秦史部分的史料來源,即皆可能是“秦記”——秦國的曆史記錄。表明“秦記”不是特指一部秦史還有一個證明,就是《漢書·藝文志》在著錄《奏事》的同時,于所謂《秦記》卻無只言片語言及,唐修《隋書·經籍志》亦未著錄。

  當然也有學者,如金德建、馬非百等認定《秦記》在魏晉時尚流傳于世。金先生稱:“摯虞、常璩都是晉時候的人,都曾經看見過《秦記》,這說明《秦記》這部史籍到魏、晉時候還是保存的。”馬先生稱:“《秦記》一書,不僅爲《史記》之所自出,且其本書,直至魏晉時,猶未廢也。”按金、馬二先生引用的證據都有《太平禦覽》卷六八T引摯虞《決疑錄要注》:“世祖武皇帝因會問侍臣曰:‘旄頭之義何謂耶?’侍中彭權對曰:‘《秦記》雲: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服之,衛至尊也。’中書令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以爲壯士之怒,發踴沖冠,義取于此也。’”

  對于金、馬二先生對《秦記》的論證,有學者,如倪晉波,明確反對,而證據則基于對摯虞材料的質疑。按關于摯虞所引,《宋書》亦有類似記載,且錄有徐爰評論,曰“彭、張之說,各有意義,無所承據。”反對者即據此認爲:“徐爰明白地指出彭推所言的秦國怪獸故事‘無所乘據’,就是說,它並不是來自《秦記》。”並通過樊綽《蠻書》引《秦紀》之語,與《史記集解》引徐廣注相同,且徐廣並未言其說出自《秦紀》爲據,論證說:“以此觀之,摯虞《決疑要注》所謂‘《秦記》’雲雲,很可能也是據前人之言附會而成的。”

  摯虞引《秦記》所雲怪誕之事是否真的“無所乘據”,是否“是據前人之言附會而成”?我們認爲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按樊綽爲唐懿宗時人,所著《蠻書》曾說:“按《秦紀》,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一夫兩妻,號曰左右也。”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十八年”條下《集解》引徐廣注亦有“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之說。說明摯虞所引並非無據。至于沈約《宋書》,乃在徐爰撰宋史基礎上編纂而成。且摯虞生活年代要早徐爰近百年,故用徐爰之語否定摯虞,顯然不太有說服力。至于張華所謂“有是語而事不經”,僅僅否定彭權所引《秦記》內容“不經”,並未否定“有是語”。而《蠻書》所引,也較徐廣所述多“一夫兩妻,號曰左右也”等語,顯然並非直接引自徐廣,或另有所本。況且王子今先生通過對秦紀事的分析,亦認爲秦人記事有語頗“不經”的文化現象。此證說明,倪晉波先生所駁魏晉時有《秦記》流傳的論證並不那麽有力。

  魏晉時提及《秦記》的,除了《決疑要注》外,還有《胡綜別傳》也講到了《秦記》。《太平廣記》卷一九七《博物一》引《胡綜別傳》稱:“胡綜博物多識。吳孫權時猶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雕镂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雲:‘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並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辄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事見于《秦記》。此蓋是乎?’衆人鹹歎其洽聞而怅然自失。”

  魏晉時如此多的著述皆提到《秦記》,而我們前面通過對《史記》所述秦事的考證,並以《漢書·藝文志》未著錄《秦記》爲輔證,確切地論證了所謂“秦記”並不是特指一部史著,而應是泛指秦國的曆史記錄,于是這樣便有一個如何解釋魏晉人所說的《秦記》的問題。合理的解釋只能是班固以後,漢及魏晉人確實曾裒輯秦國史料輯集爲書,名曰“《秦記》”,而其中的一些故事,因各種原因又被收入一些魏晉著作,胡綜等三人所稱引的“《秦記》”或即從這些著作轉引而來。

  最後還要說明一點,即統稱爲“秦記”的秦國曆史記錄其實是殘缺不全的。首先,秦仲以後,獻公以前,僅記有穆公、康公二君之名。其次,《秦本紀》記載有甯公即位年齡,再次出現秦君即位年齡的是秦孝公。《秦始皇本紀》附錄秦世系將《秦本紀》未錄的惠文王至莊襄王的即位年齡,采用“生××年而立”的形式,都進行了記載。然而,甯公以後,孝公以前的,也並沒有記載。這兩點說明,秦國曆史記錄,或許確實因爲秦末戰亂,毀掉了一部分。抑或也是司馬遷稱所謂“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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