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蔔憲群:秦漢之際國家結構的演變

发布日期:2019-09-25 原文刊于:《秦文化论丛》第12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

  

  

  國家結構是指“國家的整體與部分,中央政權機關與地方政權機關組成關系的性質和方式”[1],簡言之即“國家整體與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2]。在國家形態研究中,國家結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特定時期的國家結構是由特定時期的曆史特點決定的而不是統治者隨意選擇的結果。其次,國家結構的合理選擇與否與該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能否穩定發展密切相關。最後,國家結構形式是發展、變化的,因爲決定國家結構的根本原因,即社會經濟形態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中國古代國家結構至秦漢時已經經曆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大體上說,周代是等級分封制的國家結構,周代等級分封制國家結構瓦解後,在周代所分封諸侯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春秋國家,是戰國國家的前身,但是戰國國家形態與春秋國家形態已經很不相同。[3]春秋國家作爲周制整體中的一部分,無論是國家的外部形態還是國家的內部結構都不具有獨立主權國家的特點,而且城邦性質明顯。戰國列國則完全擺脫了周制的影響,各自成爲具有獨立主權、領土和實施完整、直接行政統治的國家。戰國列國的國家結構與秦漢相比較,從很大程度上而言,只有規模大小,集權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的差異。秦統一後,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郡縣單一制國家結構,但是這種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只存在了十五年。秦亡後,曆史又經曆了戰國列國的複國運動、以楚爲中心的分封制和漢初的分封制。這些變化使漢初的國家結構表現出不同于秦的典型特征。特別是張家山漢墓竹簡公布後,其中《二年律令》、《奏谳書》等材料中,有不少牽涉到漢初國家結構的問題,並且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4]但是如何看待漢初的國家結構恐怕還不能將問題簡單化,這其中有理論問題,如國家和政權有無區別,也有對史料如何分析看待的問題,所以對秦漢之際的國家結構還應當從多方面來考察和把握。本文並非探討秦漢之際國家結構中的全部問題,而僅以秦亡漢興爲線索,來探討秦漢之際國家結構演變曆程中的若幹問題。而正是這一時期國家結構的形成,奠定了秦漢國家結構的基本形式。 

  

  

  一、從“皆爲郡縣”到“六國複自立” 

  

  

  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秦帝國否認了先秦至春秋以來國家權力被宗法血緣貴族所分割的曆史傳統,否認了戰國列國國家分立統治的曆史傳統,斷然建立了單一制的郡縣制統治。統一後,秦統治者從各個方面論證了這種統一的合法性及其意義。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雲“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初並天下,罔不賓服”,“六合之內,皇帝之土”,“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禽滅六王,闡並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殄息暴悖,亂賊滅亡”等等語言,都是秦帝國對統一國家觀念的宣揚。但是實際上,戰國列國相互並立的國家觀念以及更爲古老的分封制傳統並沒有完全被統一的、郡縣制國家觀念所取代。首先,統治階級內部對新帝國建立怎樣的國家結構本身即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如丞相王绾建議:“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群臣皆以爲便。”“群臣皆以爲便”,說明在秦廷高級官吏中,贊同分封的人也很多。來自齊地的博士淳于越以“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爲依據,從側面力勸秦始皇“封子弟功臣”,[5]也反映了當時部分知識分子的國家結構理想。當然,戰國列國本身已經是擺脫了周代分封制影響的獨立主權國家,戰國秦初人們所言的“諸侯”與西周的“諸侯”已非同一概念,因而秦帝國産生的社會基礎與周代分封制的社會基礎已大相徑庭,秦滅六國與周代分封制的興衰也沒有內在聯系。雖然古老的分封制,以及戰國列國由周制演變而來的事實仍然會從理想上影響到秦統一後人們對國家結構的看法,但畢竟不能將王绾、淳于越等人關于新建立的秦帝國國家結構的觀點理解爲“企圖恢複西周時期奴隸制性質的裂土分封制”[6],而應當理解爲帶有戰國分封的特點[7]。其次,六國的政治勢力、社會勢力仍存,恢複列國並立統治的願望依然十分強烈。再次,統一的社會基礎還不牢固,文化的地域性差異仍然十分突出。[8]最後,秦統一後的統治政策造成“天下苦秦”的客觀形勢。上述因素的綜合發展導致了秦的統一局面十分短暫,曆史出現了向戰國時代回歸的典型特征,[9]統一的國家結構也被“六國複自立”的局面所取代。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世被殺後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複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受王玺。”“六國複自立”和公子嬰爲秦王“受王玺”,表明自公元前207年始,統一帝國的國家結構已經不複存在。有學者稱“此乃戰國複活之正式宣告”,[10]甚確。但細譯曆史,戰國複國的曆史實起自于陳涉起兵後,我們試析之如下: 

  (一)楚的複國。史實證明,秦滅楚後,楚地社會的反秦勢力潛滋暗漲,十分洶湧。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的說法,及項梁“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11]表明楚地之人在輿論和行動上早有複國的准備。我們可以看到秦末至少有五支起兵隊伍是以複興楚國爲號召的: 

  陳涉、吳廣。《史記·陳涉世家》載陳涉起兵後徒屬:“袒右,稱大楚。”又雲“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陳地三老豪傑亦雲陳涉:“伐無道,誅暴秦,複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雖未立楚後,但他自立爲王後,其政制建設基本沿襲楚制,[12]說明陳涉是以昔日楚國的影響力來號令天下的。 

  秦嘉。在陳涉影響下起兵的秦嘉“立景駒爲楚王。”[13]景氏亦楚舊貴族。 

  葛嬰。《史記·陳涉世家》雲:“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 

  項氏。項氏“楚將世家”[14],“有名于楚”[15]。起兵後項梁求楚懷王之孫心“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16]”。項氏在爵制、官制和地方行政制度上以戰國楚制爲藍本史載十分清楚。 

  劉邦。劉邦起兵之地本屬西楚,起兵後初投楚王景駒,後投項梁。秦二世元年楚懷王“以沛公爲砀郡長,封爲武安侯”[17],說明劉邦起兵後不久即成爲楚王領導下反秦隊伍中的一支。劉邦初期的建制亦循楚制。 

  《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引臣瓒曰:“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如楚舊”主要是指以上數支起兵隊伍而言的,並非包括秦漢之際全部起兵隊伍。這幾支起兵者與昔日楚地、楚人、楚國皆有密切關系,以楚的國家觀念來號令天下,抗擊暴秦,目的是複興楚國。 

  (二)趙的複國。秦王政十九年,秦兵入邯鄲,趙亡。趙公子嘉率宗族奔代稱代王。秦王政二十五年,王贲攻代,代亡。秦二世元年,即代亡後十二年,陳涉“令陳人武臣、張耳、陳余徇趙地”[18]。按秦滅趙後設邯鄲郡,此不雲秦郡而雲“趙地”,顯然是以戰國政治地圖來劃分天下的。武臣至邯鄲後,“自立爲趙王,陳余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19]武臣所建制度雖不與戰國趙制完全相同,但不同與陳涉楚制是明顯的。後武臣被殺,張耳、陳余求得六國趙王之後趙歇爲趙王,因趙地、趙後而複趙國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 

  (三)燕的複國。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破燕,燕王北遷遼東,秦王政二十五年,王贲攻遼東,燕亡。[20]燕亡後十二年,趙王武臣爲擴大地盤,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在燕人的勸說下,韓廣“乃自立爲燕王”。[21]《史記·張耳陳余列傳》雲:“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可見韓廣在燕地自立爲王與燕地舊勢力的複國願望相吻合。後項羽分封,徙韓廣爲遼東王,立燕將臧荼爲燕王。[22] 

  (四)齊的複國。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將王贲攻齊,得齊王建,齊滅。齊亡後十一年,在陳涉大軍逼近齊地的情況下,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史記·田儋列傳》雲:“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同傳載儋擊殺狄令後雲:“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但田儋非舊王族。臨濟之戰中,田儋戰死,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23]以上“諸侯”,顯然包括戰國國家的觀念,田儋是以戰國齊國家的觀念,並因齊國舊宗族勢力複興齊國的。但最終齊人還是因戰國齊王之後立新齊王,足見齊的國家觀念在齊人心中遠未消亡。 

  (五)魏的複國。陳涉起兵後,“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市)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24]《史記·魏豹彭越列傳》雲:“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昬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于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秦滅六國,遷其後,目的是防止他們在本土的複辟活動。陳涉起兵後,咎往從之,乃是企圖借陳涉力量複國,意圖甚明。但陳涉本非六國後,他自立而不立楚後,以及他不欲立魏國後爲魏王,皆說明六國後的複國與張楚政權沒有必然聯系,而是當時社會的客觀情形所驅使。 

  (六)韩的复国。秦灭韩,韩地复仇之风未灭。《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云:“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云:“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后项羽分封,以韩王成“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但汉王刘邦复立信为韩王,将兵略韩地,项羽乃另立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信击败昌,“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 [25]韩之复国是项梁、刘邦欲因韩之旧王族平定韩地,以昔日韩国之影响团结韩地之人成就自己的事业。韩在六国中复国最晚。 

  從陳涉起兵至六國複國,前後不過一年時間。如果算上秦帝降爲秦王,則戰國七國皆得以因故地、故族而複故國。七國之複國,使秦所宣揚和建立的統一的國家觀念及結構迅速瓦解,各國均從主權國家的意義上建立了政權並且處理相互間的關系,也使秦統一後所建立的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複向戰國回歸。這深刻反映了戰國社會巨大的曆史慣性及其在秦末特殊曆史條件下的影響。從“皆爲郡縣”到“六國複自立”,使國家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的本質特點是由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結構向分裂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結構轉化,但不意味著向周制或宗法血緣貴族政治的複歸。因爲戰國列國本身已經建立起區域性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我們不能證明,也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些舊貴族在複國的疆域裏實行的是早已被他們祖先所抛棄的舊制度。 

    

  二、“霸天下”:楚的國家結構及其性質 

    

  

  秦末雖然出現七國複國的政治格局,出現了向戰國曆史複歸的傾向,但在當時國際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楚[26],楚人的政治觀念也支配著當時國家結構的新走向。這是因爲秦末起兵反秦的首發地在楚,楚地之人的反秦浪潮不僅聲勢浩大,而且力量最強,政治建制完整,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且楚首事,當令于天下”[27]的政治理念,也使楚人認爲擁有了支配天下的權力。楚既不承認六國後複國的合法性,又必須面對分裂割據的客觀現實,因此楚選擇了“霸天下”的國家結構。試述之如下。 

  (一)楚國家地位的演變。秦漢之際的“楚”,從大的方面來看包括陳涉所建的“張楚”和懷王、項氏所建的楚兩個階段。陳涉所建“張楚”,嚴格來說只是一個政權,而不具備國家的特征。其政制建設也不甚明了。但有如下特點:其一,陳涉起兵至陳後立爲王,取國號“張楚”,政制建設基本沿襲戰國楚舊制,複興楚國意圖甚明。[28]其二,陳涉建立“張楚”政權後,所立有趙王、魏王,如前所述,皆非張楚政權的本意,而是客觀形勢使然。[29]其三,張耳、陳余在陳涉自立爲王之前力勸陳涉“遣人立六國後”,並“據鹹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30],均遭陳涉拒絕,可見成就秦式的“帝業”和恢複昔日六國後的權益,似皆非陳涉的理想。但是從客觀上看,張楚政權以“令于天下”的姿態“賀趙(王)”,立甯陵君爲魏王,並以部下周市爲相,[31]實已開秦漢之際分封制之先河,對項氏的“霸天下”國家結構的形成産生重要影響。從本質上看,陳涉所建立的張楚政權仍只是區域政治勢力的代表,與其他諸侯國沒有國家內部結構意義上的政治聯系。 

  陳涉死後,項氏成爲楚勢力的代表。《史記·黥布列傳》雲:“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乃立楚懷王。”項梁立楚懷王孫心以爲楚懷王,表明項氏之楚與其他六國後一樣,只是地域性政治勢力的代表,進一步明確了項氏之楚是戰國之楚在特殊曆史條件下的複活。钜鹿之戰後,這種情況出現變化,史雲“楚兵冠諸侯”,“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32]。“諸侯皆屬焉”固然不能理解爲楚對其他諸侯及其領地完全的政治上的控制,但軍事上的結盟及軍事上的制約是肯定存在的。項羽的“上將軍”非楚的“上將軍”而是諸侯聯軍的“上將軍”即是證明。項羽依靠這支軍隊西擊秦而獲全勝。迹象表明,項羽是在獲得這種軍事上的支配權後來思考秦亡後楚的國家結構建設的。楚國家的地位也因此而得以改變。《史記·項羽本紀》雲項羽西屠鹹陽後: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于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這段文字往往被人忽視,其實這是一篇堪與高帝五年诏相比擬的重要文字。它是楚滅秦取得天下支配權後的政治宣言,其中傳達了這樣一些信息:第一,我們知道,稱“帝”在戰國至秦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有著特殊的含義,項羽“乃尊懷王爲義帝”,[33]表明項羽認爲楚已不再是地域政治勢力的代表,而是取代秦成爲天下新的統治者,故稱楚帝而非楚王。而自钜鹿之戰後項羽與各路諸侯結成軍事聯盟,受楚統一節制,故尊懷王爲帝應當是當時各路諸侯的共同行爲,[34]況且這個聯盟中的部分諸侯原本就是陳涉領導的“張楚”政權的部下或派生物。在這種政治形勢下我們判斷,楚義帝有號令天下的權力,項羽也是在這個正統名份下才能順理成章地進行分封的。[35]第二,“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表明項羽否定了此前所立或自立六國後爲諸侯王的合法性,認爲立六國後不過是“初發難”時的權宜之計,如今已“定天下”,楚已稱帝,是天下正統的象征,必然要進行帝制下的重新分封,而只有這種分封才具有新的合法性,才能表明楚所擁有的政治地位。第三,“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是說明項羽代表義帝實施分封的合法性。也就是說楚帝不能實行秦帝式的專制集權統治,只能實行分封式的國家管理,原因在于楚帝在滅秦的過程中“無功”,有功的是“將相諸君與籍”。第四,“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表明新立侯王是出自楚領導下軍事聯盟中的“諸將”,是楚帝領導下的“侯王”而非其他,正如《史記·田儋列傳》所雲:“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鹹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如果我們以上的分析能夠成立,足以說明項羽絕非我們想象的一介武夫。既尊楚帝而又抑其權,說明項羽對滅秦後的楚帝國實施何種國家結構有著深思熟慮的構想。 

  (二)“霸天下而臣諸侯”國家結構的建立。由于項氏的專權,楚不能形成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其國家形式是一種松散的聯盟。但是如果認爲楚與其所分封的諸侯國之間是一種沒有任何聯系、純粹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與曆史實際不相符合的。迹象表明,楚雖實行分封制,但楚是在懷王稱帝以後,以“帝”的名義實行分封的。因此,楚對所立諸侯國擁有一定的主權。《史記·淮陰侯列傳》雲項羽:“霸天下而臣諸侯”,《史記·郦生陸賈列傳》載陸賈雲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漢書·高祖本紀》雲:“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都是說由楚分封的王國與楚之間存在某種臣屬關系,盡管這種臣屬關系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關系性質有別。[36]我們權把這種關系稱作“霸天下”的國家結構關系,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列國爭霸。楚“霸天下”的國家結構主要有如下特色: 

  1.楚依據新的標准重新劃分諸侯王國統屬的領地。據史料記載這次分封楚義帝並不在場,主持分封的是項羽,史雲:“西楚主伯,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37],“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38]範增參與了分封的謀劃。表面上看,這次分封是“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39],是以軍功作爲分封基本原則的,但實際上項羽是依據諸將與楚政治關系的遠近,特別是與項羽集團關系的遠近制定分封原則的,[40]如封先入關者劉邦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明顯違背了義帝與諸侯的“約”,是爲了防止劉邦與項羽爭奪天下;封秦故將爲三秦王,是因爲劉邦也是楚人,與秦有相互滅國之仇,以三秦王來切斷劉邦出漢中之路,項羽最放心。所謂“王秦降將以距漢王”[41]就是這個含意。劉邦雖屬于楚集團,但由于與項羽軍事力量上的巨大差異,故只能處在楚政治核心的外圍,聽從分配。對于六國後,項羽基本采取的是分化、削弱其勢力的措施。如徙魏王豹爲西魏王,自己占有梁地,又在魏地另立殷王。將趙地分爲代和常山二國。齊分爲膠東、濟北、齊三國。燕王韓廣被徙爲遼東王,燕將臧荼被立爲燕王。韓王成在初封時“因故都,都陽翟”,但後因其“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42] 

  2.楚對所分封諸侯國擁有一定的主權。戲下分封確立了在楚義帝的名義下,項羽所實際擁有的“霸天下而臣諸侯”楚國家結構形式,這個結構是有實際內容的。細檢史籍可以看出如下特征:第一,楚擁有對其他諸侯國的征兵權。《史記·黥布列傳》雲:“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诮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第二,對所立諸侯國有廢立予奪之權。如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乃聞漢遣韓信略韓地,乃令故項籍遊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43],就是將韓王成的王權剝奪,而重新授予出身縣令的鄭昌。第三,在保持西楚霸主地位的同時,任何人不能輕易地打破這種由楚分封並稱霸的格局。如劉邦出漢中東進時,項羽派武涉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複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44]項羽對劉邦的指責,正是說他打破了這種格局。[45] 

  (三)楚“霸天下”的國家內部結構是郡縣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缺乏決定了楚“霸天下”國家結構的形式是一種松散的分封制,但這種分封畢竟與周制的分封有本質的區別。從史料上來看,分封的各諸侯王,包括西楚在內的各諸侯國,其國家的內部結構實行的是郡縣制行政管理,而非世卿世祿的貴族分封。《史記》、《漢書》記載了楚漢之際漢將領的功勞,其中之一就是他們所滅郡縣的多少。《史記·靳歙列傳》雲歙:“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邺。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史記·灌嬰列傳》雲嬰:“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漢書·夏侯嬰傳》雲嬰:“凡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漢書·樊哙傳》雲哙:“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這些郡縣鄉邑當然包括昔日秦的建制,但相當多的仍是楚分封國內的行政建制。這證明自戰國、秦以來的郡縣鄉裏制仍然是楚“霸天下”國家內部的行政建制。楚國家內部還有封君制,如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46],劉邦“封爲武安侯”,秦宛守“爲殷侯”[47]等,但這些封君與戰國秦的封君制度一樣,只是衣食租稅,而無治民權。 

  楚雖稱帝,楚沒有采取秦專制集權大一統的統治方式而采取“霸天下”的分封制也有內在原因。首先,如前所述,陳涉已開楚式分封制之先河,隨後六國後紛紛自立,形成了十分複雜的局面。分土稱王,不僅是六國後的企望,也是衆多起兵者的希望。因此,楚如果要建立秦式的國家結構就必須徹底消滅各諸侯王業已形成的割據形勢,並改變戰國分裂的曆史影響在秦漢之際的發展慣性,這遠非短時間可以完成的。其次,“霸天下而臣諸侯”國家結構體現的是項羽的思想。項氏雖立懷王,並尊爲義帝,作爲楚法統的代表,但項氏,特別是項羽與懷王之間是強臣與弱主的關系,項羽並不想讓懷王淩駕于自己之上,[48]而他自己暫時又不具備替代楚義帝的政治環境,因此,對項羽來說,要保證自己的軍事實力、政治地位不被義帝所奪,實行分封制,架空義帝,以自身的實力稱霸諸侯,遠比建立統一的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更爲適合。再次,這種“霸天下”的國家結構決定了取代秦的楚帝國是一種松散的封國聯盟,封國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缺乏必要的政治聯系。[49]但是也要看到,“霸天下”的國家結構的形成,畢竟把秦漢之際分裂的國家形態向統一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態推進了一步。 

  楚雖然是一個松散的國家聯盟,處于亞國家的形態,但不能完全否認楚替代秦及六國後所建立的楚帝國的國家性質,楚及其分封的諸國與六國後的“自立”在國家形式上不能完全相提並論。漢初出現從制度上重楚的傾向,如司馬遷立《秦楚之際月表》,明確表示楚是替代秦而立的,張家山漢簡《奏谳書》雲:“媚曰:故點婢,楚時去亡,降爲漢,不數名數”,以及“皆故楚爵,屬漢以比士。非諸侯子”等記載[50],都是把楚視爲一個時代,把由楚入漢的人與其他諸侯國人區別開來。[51]學者論漢初重楚多從法統的角度,認爲劉邦集團本由楚人、楚地而來,故漢初重楚,這當然是不錯的。但應當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因爲從制度層面來看,秦、楚、漢也是三個國家政權形式的前後演變,漢初否認其他諸侯國的合法性而獨重楚,是因爲楚以國家的形式替代秦,而其他諸侯則只是屬于楚國家內部結構的一部分。 

    

  三、漢國家結構的起源與特征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辨清的一个概念是国家与政权有无区别?国家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这是从国家的本质特点来说的。但是构成国家还需要有具体的要素。如人口、领土、主权等[52]。而政权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是权力的构成形式,是向国家转化的前提。有国家必然有政权,但政权的建立又不意味着国家的建立。国家与政权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我们知道,汉初采取的是郡国并行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是汉与这些王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既往学者大都认为汉初国家已经具有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性质,汉初王国是汉国家地方行政结构中的一种,尽管这些王国表现出与中央集权的高度离心力。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如认为汉初国家是“联合帝国”,汉与诸侯王国是并立关系说等[53],特别是张家山汉简材料中所反映的汉与诸侯王国的关系比以往文獻材料的记载更为形象、具体,这都促使我们有必要对汉初国家结构的起源及其性质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我们试从以下诸方面加以分析。 

  (一)漢國家結構的産生。漢國家結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劉邦被封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時始,盡管此時的漢還只是楚地方行政機構中的一部分。[54]但此年入漢中後劉邦“以何爲丞相”,[55]說明漢國家結構的建設已經開始。同年,漢出擊三秦王,表示漢已不再臣屬于楚,也不再是楚“霸天下”國家結構中的一部分。漢地方行政機構的建立正式開始。《漢書·蕭何傳》雲漢二年:“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栎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辄奏,上可許以從事。”《漢書·高祖本紀》漢二年:“于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置郡、縣邑和分封王、侯並行,表示漢采取了與楚在國家結構建設上不同的策略。首先,漢在所能夠控制的範圍內並不實行分封而采取郡縣制。如上述諸郡即是如此。又《漢書·任敖傳》:“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雲馮解:“以代太尉漢王三年降,爲雁門守。”張蒼“至霸上,爲常山守。”唐厲“爲東郡都尉。”張相如“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這樣的材料還有很多。[56]其次,漢對不能直接控制的地區或者采取分封的方式統治,如韓王信爲韓王,或者因項羽所立諸侯王,使之歸屬于漢,不能歸屬者,則改之爲郡,如劉邦還定三秦後,“魏王豹以國屬焉”,後豹叛漢,漢“以豹國爲郡”。[57]在漢五年稱帝前後,劉邦共分封了八個異姓諸侯王。柳春藩先生對劉邦異姓王分封的原因有較細致的分析,是符合事實的。[58]漢初的國家結構就是在郡縣制和分封制並行的環境中演化完成的。這是秦漢之際特殊的曆史背景所決定的。 

  滅楚後,劉邦完成了由漢王國向漢帝國的轉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雲:“殺項籍,天下平,諸侯臣屬漢。”《史記·季布列傳》雲:“今上始得天下。”《史記·叔孫通列傳》雲:“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于定陶。”《史記·高祖本紀》雲:“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又雲:“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陽,諸侯皆臣屬。”史籍的這些記載說明此時的漢國家並不僅限于漢王國,而是包括各諸侯王國,劉邦是當時“天下”的皇帝,而非漢王國的皇帝。劉邦稱帝是建立在諸侯王國“臣屬”漢帝國,並作爲漢國家結構一部分基礎上的。與楚的中央集權被項氏所分割不同,建立漢帝國的劉邦或者說劉邦集團高層內部是統一的、完整的,皇權沒有被分割。漢比楚不僅有著更爲明確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意識,而且在具體國家結構的設計上也是朝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式的方向逐步前進的。郡縣鄉邑制度、官僚制度的建設自不待言,在與諸侯王國的關系上也和楚不相同。 

  (二)異姓諸侯王國在漢初國家結構中的地位 

  在漢國家結構的建設中,劉邦首先選擇的是郡縣制。郡縣制所控制的地區是漢的經濟來源,政治基礎,[59]但在與楚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對漢力量所不能直接控制的地區,則采取了分封制,這是漢藉以建立軍事聯盟抗擊楚的一種手段,也是一種政治上的妥協。從史實上看,從漢獲得合法性統治的各異姓諸侯王分封政權,與漢有著較爲緊密的政治聯系,也比楚“霸天下”的國家結構前進了一步。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  汉对诸侯王有废立权。《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三年,……汉立张耳为赵王。”《史记·黥布列传》:“(汉)四年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同传:“布遂剖符为淮南王。”《史记·淮阴侯列传》:“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史记·韩信卢绾列传》:“汉王乃立韩信韩王。”同传云:“五年春,遂与剖符为韩王。”《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史记·高祖本纪》:“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史记·高祖本纪》:“(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史载卢绾之立还是经过汉中央上上下下讨论决定的,《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云:“乃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汉五年八月,乃立卢绾为燕王。”史书在分封王国的记载上大都使用“立”,“剖符”等字眼,是表示诸侯王国的政治权力来源于汉,他们与汉的关系不是并立、联盟的关系。 [60] 

  2、  汉在诸侯国有置吏权。《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汉王二年春,……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史记·淮阴侯列传》:“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又同传云:“陈豨拜为钜鹿守”《集解》引徐广曰:“表云为赵相国,将兵守代也。”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上述相国,是汉在诸侯国所置。[61]当然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置吏权。 

  3、  汉对诸侯王有诛杀权。《汉书·韩王信传》:“信得书,恐诛。”后柴奇给韩王信之书信中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畔亡,而复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62] 

  4、  汉对诸侯王有迁徙权。《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汉书·高祖本纪》云:“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又《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 徙齐王韩信为楚王,以及徙韩王信都是因为汉国家利益的需要。诸侯王必须服从。 

  5、  汉对诸侯王国有征兵权。如前述,黥布被立为淮南王,“与击项籍”,显然是率其国兵跟随刘邦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云汉高祖:“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 

  6、  诸侯王要接受,或者至少要部分接受汉的法令、汉的监督。《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云:“燕王卢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它人,脱胜家属。”卢绾在处理张胜问题上的“上书”当然是上至汉廷,至少证明诸侯王在处理王国内谋反、“族”刑等重大案件时是要上报中央的。又《史记·黥布列传》云其中大夫贲赫“言变事(指黥布谋反),乘传诣长安”,“汉使又来,颇有所验”,同样说明诸侯王的政治行为是受汉监督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云高祖:“乃诏齐捕蒯通”,说明汉的诏书在诸侯国内具有法律效力。上述关系不是相反的。我们以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没有来自王国的奏谳,还不能证明王国的所有案件都不需上报中央。 

  7、  诸侯王要定期朝觐中央,并参与中央决策。《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史记·叔孙通列传》:“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史记·黥布列传》:“(淮南王)七年朝陈。八年,朝洛阳。九年,朝长安。”《汉书·高帝纪》:“上还洛阳。诏曰:‘……王、相国、通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云云。 

  上述分析表明,漢初異姓諸侯王國與漢王朝不應是“並立”、“聯合”的國與國的關系,而具有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性質。[63]近年來有史家根據漢高祖十二年诏中“與天下之豪士賢士大夫共定天下”之語判斷漢初皇權與諸侯王是“共天下”的關系,[64]不確。“共定天下”與“共天下”不是一個概念。“共天下”(《史記·項羽本紀》作“共分天下”)一語出自張良對劉邦的建議,而非劉邦自己承認的現實。實際上,劉邦承認的只是諸侯王在協助他平定天下過程中的功勞,漢國家對這種功勞的認可是給予他們相應的身份,而並不是承認他們享有分割皇權的權利。《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雲:“漢興,序二等。”《集解》引韋昭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把諸侯王視爲皇權所授予的一級爵位,把諸侯王的權力來源歸結爲國家賦予的等級地位,應是諸侯王國和漢之間政治關系的准確反映。 

  史書對漢初諸侯王國地位之高有許多盡人皆知的描述,這當然也包括異姓諸侯王在內,異姓諸侯王與同姓諸侯王不僅分封的原因不同,而且與中央的關系也不同。異姓諸侯王擁有更大的獨立性。但是異姓諸侯王的這種獨立性只是一種割據政權的獨立性,與中國曆史上其他時期的地方割據勢力性質相同,而不具備國家的性質。我們習慣上所講的諸侯國之“國”與漢國家,並不是同一個政治概念。異姓諸侯王國割據狀況的形成有其曆史原因。其一是秦亡後,由于戰國社會的巨大曆史慣性,使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結構迅速瓦解,曆史再現了列國並立的局面,從而爲分裂割據政權的存在奠定了客觀基礎;其二是楚沒有能夠建立起中央集權。原因已見前述。然而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漢擊敗楚是以弱勝強,因此,在戰爭的過程中,漢不得不借助分封王侯的手段獲得廣泛的軍事支持。[65]這些原因使得通過戰爭而獲得王位的諸侯國在政治上擁有了比直轄郡更多的自主權,擁有了與中央集權相對抗的政治、軍事、經濟資本。劉邦在生前已經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他在稱帝後即以各種名目消滅了除長沙王吳芮以外的其他七個異姓諸侯王。異姓諸侯王的消滅,使自秦末以來乘勢而起,並因各種原因獲得割據地位的政治勢力被掃除幹淨。 

  (三)同姓諸侯王國在漢初國家結構中的地位 

  在消滅異姓諸侯的過程中劉邦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66],先後分封了九個同姓諸侯王[67]。因此從國家結構形式看,漢帝國仍然實行的是郡國並行,而非單一的郡縣制。那麽在費盡心血剿滅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相對抗的異姓諸侯王國之後,劉邦爲什麽還要采取建立諸侯王國這種方式實施國家統治呢?史籍對此有諸多解釋: 

  《漢書·荊燕吳傳》雲:“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間。” 

  《漢書·高五王傳》贊雲:“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 

  《漢書·武五子傳》雲:“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又同傳雲:“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雲:“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強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 

  《續漢書·百官五》注引臣昭曰:“觀夫高祖之創業也,……至于謀深慮遠,封建子弟,蕃維盤固,規謀弘遠。” 

  透過上述史料我們大體可以看到,同姓諸侯王的分封似乎主要出自劉邦的主觀願望,即用具有宗法血緣關系的諸侯王替代沒有宗法血緣關系的諸侯王。其目的是爲漢帝國建立牢固的政治與社會基礎。關于同姓王的分封,李開元雲:“漢之同姓諸侯王之封,其思想淵源可以說是受到周之分封同姓的影響,從近在身邊的曆史現實而言,則是接近于懷王之王政複興的原則。”[68]柳春藩雲:“劉邦錯誤地總結了秦朝短促滅亡的經驗教訓,以爲秦代二世而亡是由于沒有分封子弟爲王,‘孤立無藩輔’。因此,他大封同姓爲王。”[69]實際上,我們分析劉邦同姓諸侯王之分封,既不能將其與西周的分封等同,也不能簡單地認爲是對秦速亡曆史的錯誤總結。首先,自春秋戰國以來政治與社會形勢的變化使西周“授民授疆土”的國家形式失去存在的基礎,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曆經數百年的時間和空間的演化並發展到秦的大一統,已是曆史的大趨勢。所以,無論是六國的複國,還是陳勝、項氏、懷王、劉邦的分封,都與世卿世祿的宗法血緣貴族等級分封制的國家結構沒有關系,更不能以主持分封者的出身來判斷分封的性質。[70]我們以爲,漢初同姓王的分封,不過是皇權私有化的延伸。皇權與先秦的王權從傳統權力的專制與私有角度看除了程度的不同外,並沒有其他本質的不同,二者始終都將政治權力與宗法血緣相互融合在一起。因此,體現宗法血緣關系下權力財産再分配的同姓諸侯王分封制,只是皇權家天下的一種表現,與周制沒有關系。 

  其次,漢初同姓諸侯王的分封又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並不完全是對秦速亡曆史的錯誤總結。前已論及,秦的統一十分短暫,戰國曆史所呈現出來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習俗的地域性差異還有強大的生命力,盡管統一是曆史的潮流,但統一的觀念遠沒有深入人心。因此,無論是楚帝國還是漢帝國,在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道路上都必須面對戰國曆史仍具有強大生命力這個客觀事實。這個事實決定:必須由類似于戰國地域化的政治勢力實施地域化的行政管理,建立完全統一的、完全由中央集權控制的郡縣制的時機還不成熟。我們知道楚幾乎完全放棄了中央集權制而采取徹底的分封制,個中除了內部懷王與項氏的矛盾因素外,客觀環境的制約也是重要原因。楚帝國沒有能夠使秦亡後分裂的局面得到徹底改觀,而漢初面對的同樣也是這個局面。與秦王朝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天下不同,漢帝國是在與各種勢力妥協、聯合的情況下“共定天下”的,漢帝國不得不承認自秦末以來社會政治分裂的事實,承認戰國以來社會文化的地域性差異與政治統一關系上巨大矛盾的客觀存在,所以,在采取郡縣制的同時,也采取分封的策略穩定各種地域政治勢力,穩定社會秩序。因此,應當看到,盡管消滅異姓諸侯王後實行的同姓諸侯王分封體現的是皇權宗法血緣關系下的權力財産再分配,但還是當時客觀形勢使然。 

  以齐国为例,刘邦在徙韩信为楚王后,齐地即被改为郡县,但如同韩信当年请立齐王所例举“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71]的理由一样,改设郡县后的齐地显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故汉高祖六年田肯上书时再次以战国的政治地理划分为依据力劝在齐地封王,《汉书·高帝纪》载其说云:“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随后刘邦下诏云:“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72]史云刘肥被立为齐王后,“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73],改郡县为诸侯国显然是刘邦认识到了因齐故民、故俗、故地治理齐国的重要性。因故地、故人、故俗治理秦亡后出现的六国地域不独齐国,如韩信被迁楚地的原因之一是“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 又如“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74]所谓“勤劳魏民”当是指彭越对魏地情况十分了解,有稳定魏地的特殊作用。总之,战国列国风俗文化、制度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在汉初的客观存在,秦亡后分裂局面的一再出现,以及皇权的宗法血缘特点,是汉初同姓诸侯王分封制度形成的历史渊源。 

  漢初同姓諸侯王國並非只是分裂割據勢力的象征,他們在漢帝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發展道路上也曾起過一定的曆史作用。《漢書·曹參傳》雲:“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蕲,還定竹邑、相、蕭、留。”他相齊九年,用齊兵協助鎮壓叛亂勢力,用黃老術治理齊國,“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如果把此時的齊國完全說成是中央集權的對立物,是解釋不通的。趙相周昌,極忠心于漢高祖,如陳豨反時,“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75],很難說他任相國時會把趙國演變爲與漢相抗衡的地區[76]。諸呂之亂時,呂祿、呂産“內憚绛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猶豫未絕”[77],而以齊爲首的王國對平定這場叛亂,穩定漢室更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8]《漢書·文帝紀》載代中尉宋昌雲:“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漢書·諸侯王表》雲:“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于諸侯也”,這都部分反映了漢初同姓諸侯王所起積極作用的曆史事實。[79]諸侯王國還是漢中央政府的經濟來源之一,《漢書·高帝紀》雲:“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關于“獻費”的性質,史家有不同的看法,但諸侯王要將這部分收入如數上交中央是肯定的。漢輕地租而重人口稅,這部分的收入必定可觀。諸侯王國還是漢徭役的承擔者,《漢書·惠帝紀》雲:“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史書還反映了漢與諸侯王國的其他許多政治、行政、禮儀上的關系。例如諸侯王國要奉行漢朝中央統一的政策法令。[80]中央的政策法令必須要頒發到諸侯國[81]。諸侯王要參與、執行中央重大事務的決策[82]。諸侯王要定期朝觐中央等等[83]。這些內容反映了諸侯王國是漢國家結構中的一部分,漢中央政府對其有一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的支配權。 

  我們對漢初諸侯王國地位之高的記載不能作機械的、片面的和孤立的理解。以中央職官而言,只能說是大體相似而不是絕對相同。如漢中央的核心體制是丞相、太尉、禦史大夫,而諸侯國是丞相和內史。諸侯國的傅與漢的太傅作用也大不相同[84]。而太尉一職除設于韓外[85],其他諸侯國似未見設立此職。盡管諸侯王國與漢在職官上“尊無異等”,但周昌由禦史大夫遷爲趙相,連劉邦也認爲是“左遷”[86],賈誼以太中大夫爲長沙王太傅,被認爲是“適去,意不自得”[87],說明二者在社會地位上並不相等。 

  汉初中央政府既深刻认识到分封诸侯王对加强国家统治的必要性,也深刻认识到“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尊无异等”等问题存在的巨大危害性。因此,在铲除异姓诸侯王国势力,六国后、豪强势力的同时,汉政府就已经着手调整这种不平衡的国家结构关系。从张家山汉简看,高祖至吕后时期,从法律上严格防范人口及重要物资流往诸侯国,加强对诸侯国人政治上的防备,是国家的主要措施。从文獻记载相比较来看,这些措施有着连续性的特点。如孝惠帝元年还颁布了“除诸侯相国法。”[88]文帝时,二千石官开始由中央任命[89]。景帝中二年“更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90],中三年“罢诸侯御史中丞”[91],“罢诸侯御史大夫官”[92],中五年“更命诸侯丞相曰相”,中六年以后,又将汉中央职官名称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对诸侯王国官吏进行了大幅度削减,这都是出自于中央与地方尊卑等级关系法制化的需要[93],出自于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更加整齐划一的需要。应当注意的是,在抑制诸侯王国的过程中,汉政府采取的是削弱王国实力而扩大王国总数的政策,与西汉初期相比,西汉晚期的诸侯王国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增加。这个状况也恰恰说明诸侯王国之“国”与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含义并不一样。 

    

  四、張家山漢簡中所反映的 

  漢與諸侯王國關系辨析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奏谳書》中記載了漢初國家對諸侯王國防範的有關具體措施。《二年律令》系呂後時期的法律文書,而《奏谳書》案件則大都有明確的時間,均可以作爲我們分析的依據。前揭臧知非文對簡文中所反映的漢對諸侯王國防範措施的具體實施狀況做了詳細論證,此不贅述。結合臧文,我們可以對漢初國家與諸侯王國的關系形成如下認識: 

  第一,在与诸侯国的边界地区设置军事防御系统,防止诸侯国的侵扰。对防守不力,乃至谋反、投降者,施以严厉的法律惩处。 第二,禁止诸侯国在汉直接控制的地区诱人口,以及从事间谍活动,违者处以酷刑。第三,严格关防,制定详细的法律制度禁止随意出入关、津、塞(包括官吏),以各种方式防止汉民流入诸侯国,各级官吏管理不善者将受法律严惩。第四,禁止汉民与诸侯国人、诸侯国人之间相互婚姻。第五,禁止重要物资,如马、黄金、铜等流入诸侯国。第六,这些法律的制定大都以“制诏”的形式颁布,以及具体案件发生后需要奏谳方能裁定,说明汉对如何处理与诸侯国的关系高度重视,但政策还在发展变化之中。 

  張家山簡提供了比以往更爲細致的漢與諸侯王國關系的實例,也引起了學者們對漢初國家結構問題的重新思考。[94]因此,辨析清楚張家山簡中漢與諸侯王國關系的性質,對于我們理解漢初的國家結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汉与王国关系紧张、对立问题在既往文獻材料中也有若干线索。例如,在与诸侯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设立关防等防御系统,据贾谊的记载可能秦代即如此。《新书·过秦下》云:“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修津关,据险塞,善甲兵而守之。”汉继续了这个政策。《新书·壹通》云:“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司马迁还记载了汉初不少人提出的应对战国时期东方诸侯所控制地区应当有所防备的思想,这种防备东方诸侯的思想甚至是刘邦迁都关中的根本原因之一[95]。《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云:“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史记·刘敬列传》云:“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固,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又同传云:“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文獻不仅反映出汉对昔日东方诸侯国所在地区社会异动势力的忧虑,也反映出新立王国在边界上对汉郡加强军事提防的事例。《史记·黥布列传》云高帝十一年:“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旁郡”,应是指在汉直接控制郡的边界警备。这种相互提防,当然牵涉到军事防御系统的建设。简文中关于汉限制诸侯王国从外部获得人力、物力资源的记载,文獻中也可寻见踪影。如《新书·壹通》云:“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岂若一定地制,令诸侯之民人骑二马不足以为患,益以万夫不足以为害。今不定大理,数起禁,不服人心。”“数起禁”,即指汉不断制定限制人口、重要物资等流往诸侯国所采取的法律措施,贾谊指出这种禁令“不服人心”,耐人寻味。又《史记·吴王濞列传》载:“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同传晁错列举刘濞的罪状之一是“诱天下亡人,谋作乱”,文帝时令薄昭责让淮南厉王长书中云:“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96]”,景帝制诏列吴国之罪“诱受天下亡命罪人”[97]等等,都是汉国家从法律上禁止汉民、禁止重要物资流往诸侯国这一政策具有连续性的明证。简文中将汉直接统治区域的人民称为“汉民”,从而与诸侯国人相区别,在文獻中也有间接反映。如《汉书·荆燕吴传》中有“汉兵”、“吴兵”、“楚兵”、“齐人”等称呼,正是诸侯王国人与汉直辖地人在称呼上有身份区别的表现。尽管文獻和汉简大体可以互证,但相较文獻来说,张家山汉简的内容无疑更加具体。 

  我們認爲,張家山漢簡中有關漢與諸侯王國關系的法律是漢帝國建立後爲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而控制分裂割據勢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部分。它所包含的實質內容,不僅針對同姓諸侯王,而且也是針對異姓諸侯王、昔日六國舊貴族、豪強的。因此,正確判斷張家山漢簡中所反映的漢與諸侯王國關系的性質,必須對漢初中央與地方矛盾關系的特點認真加以分析。 

  細檢簡帛與史籍,漢初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是圍繞著三個層次展開的。第一個層次是漢與諸侯國所在地域舊勢力的矛盾,這種矛盾雖然與諸侯國有關,但並不能將其與諸侯王國的矛盾等同。我們知道,漢初無論是異姓王的分封還是同姓王的分封,乃至自身所直接控制的地區,大體是按照戰國政治地理、自然地理來劃分的。漢國家分封諸侯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爲了控制這些地區自戰國以來的社會異動勢力。如劉邦以“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彭越“勤勞魏民”而爲梁王[98],韓信“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99],以及劉邦將已建立郡縣制的齊地又複爲國,無疑都是對這些地區舊勢力力量強大的擔憂。前述劉敬等所雲“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就是實際情況反映。劉邦在政權相對穩定後,對諸侯國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遷徙其土地上的強宗、貴族至關中。《漢書·高帝紀》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史記·劉敬列傳》載劉敬雲:“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余萬口。”《漢書·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以奉山園也。”張家山漢簡《奏谳書》中臨菑獄史闌案,就具體反映了漢初在遷徙齊國大族田氏女子南的過程中所引發的一樁難以判決的案子。史書還記載了不少漢初由六國地區徙往關中者的實例:《漢書·馮唐傳》:“(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車千秋傳》:“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蕭望之傳》:“(望之)東海蘭陵人,徙杜陵。”《田延年傳》:“先齊諸田也,徙陽陵。”《魏相傳》雲魏相之先人自濟陰定陶徙平陵。《黃霸傳》雲霸之先人:“以豪傑役使徙雲陵。”《後漢書·廉範傳》雲範“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陉徙焉。”這些均說明與秦一樣,舊的戰國列國政治勢力以及所謂“豪猾之民”[100],是漢帝國建立後所要防範的重要對象,是漢初中央集權控制地方分裂勢力首先要考慮的因素。漢與他們的矛盾與諸侯國無關。 

  第二个层次是汉初中央政府与异姓诸侯王国在政治、军事上控制与被控制的矛盾。异姓诸侯王是汉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宗法血缘关系下的同姓诸侯王性质有别。史云异姓诸侯王:“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101],说明汉中央政府在分封他们伊始彼此就存在着高度的戒备心理,从而注定了汉与异姓诸侯王国的关系是一种十分紧张、对立的关系。史籍中亦反映一二。如《汉书·韩信传》云:“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书·黥布传》:“(黥布)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在剿灭异姓诸侯王这一接近战争状态的过程中,以法令的形式明确中央政府的态度更是十分必要的。《汉书·高帝纪》载陈豨反时,高祖令“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复租赋三岁。”因此,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来诱及为间者,磔”,以及《二年律令·捕律》中“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拜爵一级,有(又)购二万钱。不当拜爵者,级赐钱万,有(又)行其购”等明显具有敌对状况的法律规定,应当是异姓诸侯王与中央关系紧张、对立情况的延续,甚至这些法律可能就是在那个时期制定而延续至吕后时期的。 

  第三个层次是汉初中央政府与同姓诸侯王国的矛盾。在消灭异姓诸侯王过程中产生的同姓诸侯王虽然出自于刘邦的主动分封,并且被分封者与刘邦有着宗法血缘关系,但王国毕竟不同于郡县,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诸侯王国,终究要与中央集权产生离心力,这是体制本身所决定的。不过,我们并不能认为汉在分封同姓诸侯王伊始就存在着十分尖锐、对立的矛盾,而应当看到其中的发展变化过程。[102]汉与诸侯王国存在着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尊卑等级上。贾谊在《新书·等齐》、《阶级》、《服疑》等篇以及《史》、《汉》等史书中,对诸侯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尊无异等”等状况表示出的深深忧虑,就是典型反映。但这种尊卑等级上的矛盾还不能影响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实际控制,也就是说,虽然官制形式上二者尊等,但汉对诸侯王国仍有政治上的支配权。其次,从高祖晚年至文帝时,汉与诸侯王国的矛盾又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如何控制王国势力逐步强大的问题上。王国势力的强大既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经济上。从政治上看,高祖以后能够控制诸侯王国局面的傅、相逐步减少,中央官僚出于种种担忧而不愿在王国任职,从而使诸侯王在政治上有了充分的发展机会。[103]史云文帝时吴“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共禁不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 [104]齐国在这一时期政治上亦有企图,如诸吕之乱时,“朱虚侯、东牟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105],《新书·宗首》云:“今或亲弟谋为东帝”。同书《亲疏危乱》云:“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更是诸侯王普遍真实心态的写照。从经济上看,王国所在地区大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诸侯王又几乎拥有王国土地上的一切经济收入。合法与非法的经济建设使诸侯王国力量迅速增长。如惠帝、高后时刘濞在吴“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106]。为了控制因经济上的发展而与中央产生的对立,汉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王国经济的发展。张家山汉简中对诸侯国的高度提防,对流亡人口的限制,对津关塞出入的严格控制,也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在其中。最后,文帝末年至景帝时,由于中央政府对其抑制力度的迅速加大,使汉与诸侯王国的矛盾最终演化为军事冲突。[107]景帝采取果断措施,于前三年平定七国之乱,基本解决了同姓诸侯王国割据一方的问题。 

  上述三種矛盾中,與六國舊貴族、宗法豪強的矛盾屬于國家與社會異動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僅存在于漢初,也存在于其他曆史時期,它反映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與異姓諸侯王和同姓諸侯王的矛盾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漢政府對異姓諸侯王國的設立與消滅,對同姓諸侯王國的設立、限制和逐步削弱,都是統一國家內部不斷調整政治、行政結構的産物。諸侯王國的設立是對秦亡以後社會複雜化局面正確處理的結果,諸侯王國的消滅與削弱又順應了戰國以來社會趨向統一的大趨勢。它與中國曆史上其他時期中央集權與地方分裂割據勢力矛盾關系的基本特點是一致的。因而不能將其視爲超越中央與地方關系之上的所謂國與國的關系。 

  總之,國家結構不是統治階級任意選擇的結果,它是特定時期的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影響的産物,是一種合力的結果。[108]春秋戰國之際,不同于宗法血緣貴族等級分封制的新的郡縣制國家結構形式産生,戰國後期的列國大體都是建立在這種新的國家結構之上的獨立的主權國家。在戰國列國紛爭和社會經濟文化日益交流頻繁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要求愈益強烈。秦的統一就是這種客觀潮流的産物。但是,秦所建立的這種高度單一的國家結構忽視了戰國以來各地區社會經濟文化仍存在巨大差異的客觀現實,加上其統治政策的偏差,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秦的統一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統一國家的觀念遠未深入人心。在秦亡之後極短時間內戰國列國的複活,使統一的國家觀念崩潰,統一的國家結構迅速瓦解,曆史出現了向戰國複歸的局面。 

  劉邦及其集團自入關中後,在國家結構的建設上就已明確了承秦制。但是,承秦制而再建統一帝國的道路又是一個複雜的曆史過程。在國家結構建設上,漢不得不面對秦亡以來六國後的複國以及陳涉、項羽的分封,面對強大的“霸天下”的楚國家結構的存在,面對戰國曆史發展的巨大慣性影響。因此,漢采取了變通的郡國並行的國家結構形式,這種國家結構形式符合了漢初曆史與現實的客觀狀況。漢初社會經濟殘破,地方割據勢力強大,中央集權有限,因此,統治階級在與分裂勢力作頑強鬥爭的同時,也要求“郡國自拊循其民”,推行黃老無爲而治的國家意識形態,給予包括郡國在內的地方政府較大的自主權,爲緩和漢初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奠定了政治基礎。事實證明漢初國家結構形式的選擇是正確的,對于漢初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109] 

  國家結構是動態的、變化的。自戰國以來,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是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而郡國並行的國家結構畢竟不能長久地滿足漢帝國國家政治與行政管理的需要,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于是,在調整、限制、打擊王國勢力的過程中,郡縣制逐步成爲漢國家結構的主體。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漢武帝從政治、經濟、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大爲加強。可以說,國家結構的調整與完善,是武帝時代漢帝國強盛的政治基礎。 

  

  

  

  

  原載《秦文化論叢》第12輯,三秦出版社2005年。

  

  注釋

  

  

  [1] 王松、王邦佐主编:《政治学》,第4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第241页,群众出版社,1988年。

  [3] 关于春秋至战国的国家形态演变,许倬云在《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载《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一文中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如他认为:“春秋时代的列国,并不是国家的初型,而是西周国家瓦解后的残余。”春秋列国间的战争和内部冲突,使“……西周瓦解后列国不完整的国家功能及结构,转变为完整的主权国家。”战国时代则“循着同一方向发展,……转变为充分具体的国家。”但也有不同看法,谢维扬在《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认为:“就中国战国时期国家形态而言,它已经同典型的周朝国家制度有了巨大的不同。但是战国时期也还没有产生真正成熟类型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还在形成中。”(第460页)

  [4] 例如,臧知非在《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中央与诸侯王国关系论略》一文中指出:“自20世纪以来所有的秦汉史论著在论及西汉行政体制变革时,都谓刘邦的分封是把秦朝的郡县单轨制变为郡县和分封双轨制,把分封制下的王国和侯国与郡、县并立,封国和郡县同是中央集权政体下的行政单位。……现在是修正以往认识的时候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第314页。)按:对汉初国家行政体制的认识并非如臧先生所云自20世纪以来完全一致,如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中就提出:“西汉初年,其时代特征,乃是类似战国后期的后战国时代,其郡国制之王国,并非一级政区,而是和汉并立的独立王国。”(三联书店,第251页。2000年)此外,陈苏镇对汉初国家行政体制也从侧面提出过质疑,如他说:“文帝之前可能没有要求内诸侯用汉法的明确规定,即使有也必定形同虚设。”(《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8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不用汉法,当然也意味着王国与郡县和中央集权关系的不同。

  [5] 《史记·秦始皇本纪》。

  [6]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第26頁,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年。

  [7] 我们注意到,李斯和秦始皇反驳王绾和淳于越等人观点时所引用的论证材料虽牵涉到周制,但不实行分封的真正理由仍是战国纷争给天下造成痛苦的历史事实。

  [8] 关于这一点,陈苏镇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一书第一章中有系统的论述。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 (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5页。)

  [9] 关于秦汉之际呈现出战国历史的特征古今史家都有论述,如《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这是把秦汉之际的历史径称为“战国”。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这也表示秦的历史是战国历史的延续。今人田余庆在《说张楚》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个特点,他认为秦楚汉间的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国时代国际关系的重演与发展。(参见《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此外,李开元和陈苏镇分别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和《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二书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阐述。

  [10] 前揭李开元著,第75页。

  [11] 《史记·项羽本纪》。

  [12] 关于秦汉之际楚制的复兴与影响请参阅田余庆:《说张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卜宪群:《秦制、楚制与汉制》,《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汉书·项籍传》。

  [14] 《汉书·项籍传》。

  [15] 《史记·项羽本纪》。

  [16] 《汉书·项籍传》。

  [17] 《史记·高祖本纪》。

  [18] 《史记·陈涉世家》。

  [19] 《史记·陈涉世家》。

  [20] 《史记·秦始皇本纪》。

  [21] 《史记·陈涉世家》。

  [22] 《史记·项羽本纪》。

  [23] 《史记·田儋列传》。

  [24] 《史记·陈涉世家》。

  [25]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26] 参见《说张楚》。

  [27] 《史记·陈涉世家》。

  [28] 据《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密谋起兵的号召之一是“诈称公子扶苏”,但陈涉后来并未坚持这一号召。

  [29] 李开元在将胡亥、襄强、韩广皆归入“陈涉复国建王期”,其实都与陈涉政权无关。又秦去帝号称王者并非胡亥,而是子婴。(参见前揭著第78页,三联书店,2000年。)

  [30]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31] 《史记·陈涉世家》。

  [32] 《史记·项羽本纪》。同书《高祖本纪》云:“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又同书《黥布列传》云:“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均是证明钜鹿之战后楚对其他诸侯的军事支配权。

  [33] 按:秦末由于六国后的复国,“帝制”出现危机,但恢复帝制的企图仍然未绝,如张耳、陈余劝陈涉称帝,项羽尊怀王为帝,又《史记·黥布列传》云布曰:“欲为帝耳。”这些都是刘邦恢复帝制的基础。究其根本,乃是战国以来,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34] 吴非在《楚汉帝月表》中立《楚义帝本纪》,亦云:“楚义帝者,以诸侯推尊为共主,而奉命由王称帝,故义之”。孙德谦等在读《楚汉帝月表》后《跋》中,对怀王(义帝)为天下共主之事实多有论证,可参看。(文载梁玉绳等撰《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

  [35] 田余庆在《说张楚》一文中云:“项羽不会自安于称楚王而长久地与诸侯王并立,不会眼看着业已空出的帝位而毫不动心。所以他除了在分封诸侯王中隐伏心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动作。第一步,他把楚怀王升格为楚义帝,以楚帝代替秦帝的法统地位,并就此承认帝业的合法性。……。” (《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7页,中华书局,2004年。)按,田先生对项羽的心态以及秦、楚帝法统的交替分析都十分精辟。但项羽是尊怀王为义帝在前,分封诸侯王在后,不是相反。

  [36] 《史记·黥布列传》载汉三年刘邦败于彭城,欲劝说九江王英布“发兵倍楚”,随何至淮南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竊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淮南王说“臣事之”,是指他的王国是由楚分封而来的,故应当臣属于楚。随何认为,英布与项羽俱列为诸侯,地位是平等的,英布之所以对楚称臣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君臣关系,而是因为实力上的强弱关系。其实随何是故意混淆了楚义帝生前死后楚帝国的国家概念的变化。项羽杀义帝、虚帝位,而自己又没有取而代之,历史又恢复到列国并列,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局面。但实际上,项羽之所以能够“霸天下而臣诸侯”既有楚帝在法统上处于诸侯王之上的因素,又有项羽军事实力上的因素。

  [37]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38] 《史记·高祖本纪》。

  [39] 《史记·淮阴侯列传》。

  [40] 李开元认为:“项羽封王之原则是军功封王”,“他是否定血缘世袭之贵族王政原则而采用了平民王政的军功原则的。”(参见前揭著第86页。)其实,军功绝非项羽分封的惟一原则,典型者如刘邦被封为汉王就不是按照军功原则来分封的。又司马欣是“尝有德于项梁”而被封为塞王的。史书关于项羽不能因功分封而失天下的记载甚多,无需列举,且都是当时人的看法,也证明李氏“军功封王”的观点不完全符合史实。关于“平民王政”的提法也有欠妥之处,有关评述详见卜宪群《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载《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1] 《汉书·萧何传》。

  [42] 《史记·项羽本纪》。

  [43]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44] 《史记·淮阴侯列传》。

  [45] 史书记载刘邦东进是争天下,如《汉书·韩信传》云:“必欲争天下”,“今东乡争权天下”云云,都是指与楚争天下。

  [46] 《史记·项羽本纪》。

  [47] 《史记·高祖本纪》。

  [48] 史书曲折反映了怀王与项氏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史记·项羽本纪》云怀王立后,以陈婴为楚上柱国,后以共敖为柱国。楚徙彭城后,怀王“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置宋义“为上将军”,似乎没有给项氏在中央留下任何重要职位,项梁为武信君史云“自立”,均说明非怀王所立,怀王对项氏有所防范。

  [49] 李开元对项羽分封的特点也有较透彻的分析,参见前揭其著第107页。

  [50]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第214、220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51] 史籍,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在记载汉初功臣时许多都有一个“入汉”时间与入汉前后职务变化的问题,如蔡寅“以魏太仆三年初从”,卢卿“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无盐”,陈平“以故楚都尉,汉王二年初从修武”,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冯解“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但《史记》不立“秦齐”、“秦赵”、“秦魏”之际月表而独立《秦楚之际月表》,显然是把他们包括在楚的时代范围内。所谓“楚时”、“故楚”都是以楚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班固云“楚汉之际,豪杰相王”(《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也是以楚作为汉建立前国家地位的象征。

  [52] 参见奚广庆主编:《政治学概论》(修订本),第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3] 参见前注李开元、臧知非文。

  [54] 李开元认为刘邦集团“脱离楚国政权,接受分封,建立汉王国,由楚国的地方政权发展成为独立的国家政权”(参见前揭其著第247页)。作者从法统的角度将汉国家的起源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群盗集团阶段,楚国的沛县和砀郡政权阶段,汉王国独立国家政权建立的阶段,汉帝国政权建立阶段。但他认为“刘邦集团根据怀王之约接受了秦王国的法统”,并建立独立国家政权的观点我们并不同意。接受分封的汉王国是楚帝国“霸天下”国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政权。至于刘邦接受“秦王国的法统”更没有事实的依据,“怀王之约”并没有实现,即便实现,战国以来楚秦关系的对立,也决定怀王不可能恢复秦的法统。刘邦依据秦之故地与楚争夺天下,改承秦制是事实,但与秦法统没有关系。

  [55] 《汉书·萧何传》。

  [56] 《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于刘邦所置郡的记载。同《志》云:“汉兴,以其郡(太)大,……故自高祖增二十六。”

  [57]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集解引高祖本纪曰:“置三郡,河东、太原、上党。”

  [58] 参见《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3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59] 如《汉书·萧何传》载何为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计户转漕给军。”这些地区都是汉设郡县管理的地区。

  [60]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载魏豹云:“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这是指“魏王豹以国属焉(汉)”后的汉魏关系是上下之间的关系。其他诸侯也应如此。

  [61] 李开元云:“汉之异姓诸侯王国相,同项羽时一样,也是由各王自置的。”(参见前揭书第111页。)但是细检史籍,这个原则并不是普遍的。如彭越、韩信、陈豨都是由汉在异姓诸侯王国所设的相国。又《史记·曹相国世家》云:“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此证明曹参也是汉在异姓诸侯国所置的相。.

  [62]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63] 汉初与汉具有国与国并立关系特点的有南越。史称南越王赵佗“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但陆贾出使南越后,赵佗“去帝制黄屋左纛”(《史记·南越列传》),并且“称臣奉汉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后,南越与汉变成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所谓国与国的并立关系是两个地位相等的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其表现之一是称帝,建立帝制。如淮南王谋反时,刘邦“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史记·黥布列传》)黥布欲称帝,即打破了汉与淮南王国之间的政治统属关系,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汉所不能容忍的。

  [64] 参见前揭李开元书第4章第三节。

  [65] 关于异姓诸侯王的分封原因,前揭陈苏镇著第一章《西汉再建帝业的道路》中有十分细致的分析,值得一读。

  [66] 《汉书·诸侯王表》序。

  [67] 九个诸侯王是将荆、吴合而为一,如果将其分开则为十国。

  [68] 前揭李开元著,第91页。

  [69] 前揭柳春藩著,第43页。

  [70] 参见卜宪群:《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

  [71] 《史记·淮阴侯列传》。

  [72] 据《史记·田儋列传》记载,刘邦还企图召田横从海岛归来立为王,虽未明确以其为齐王,但极可能也是出于安定齐地、重立齐王的考虑。由于田横的自杀使我们没有能够看清刘邦的全部用意。参见前揭陈苏镇著第78--79页。

  [73] 《汉书·高五王传》。注引孟康曰:“此时流移,故使齐言者还齐也。”师古曰:“欲其国大,故多封之。”

  [74] 《汉书·高帝纪》。

  [75] 《汉书·高帝纪》。

  [76] 参见《汉书·周昌传》。

  [77] 《史记·吕太后本纪》。

  [78] 《汉书·高后纪》云:“上将军禄、相国产专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谋作乱。时悼惠王子朱虚侯章在京师,以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告兄齐王,令发兵西。……以诛诸吕。”

  [79] 王云度先生在《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4年)一文中认为:“汉初的分封不是历史出现了局部的倒退,而是促进了历史发展。”

  [80] 参见前揭柳春藩著第49-50页。又蔡万进《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未刊稿)一文也认为,诸侯王国“其审判断狱依据的法律还是统一的,是要奉行汉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的。”

  [81] 《汉书·高帝纪》十一年诏中的有关规定就是由“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的。这表明诸侯王国是汉国家行政序列中的一个等级。

  [82] 如高帝五年“诏诸侯王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六年“韩王信等奏请……立刘贾为荆王,……交为楚王。”十年“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十二年“诏诸侯王议可立为燕王者。”(《汉书·高帝纪》)惠帝元年“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三年“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汉书·惠帝纪》)文帝前十五年春“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汉书·文帝纪》)

  [83] 参见《汉书》本纪及《吴王刘濞传》。

  [84]吳榮曾先生在《西漢王國官制考實》(《先秦兩漢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一文中,通過對王國傅、相、內史、禦史大夫等職官職能、地位詳細論證後指出,中央職官與王國不僅“絕非完全一致”,甚至還有很大的不同。這個看法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85] 参见《汉书·韩王信传》。

  [86] 《汉书·周昌传》。注引师古曰:“是时尊右而卑左,故谓贬秩位为左迁。”据此,王国相与不仅与汉丞相秩不同,而且与御史大夫秩亦不同。

  [87] 《汉书·贾谊传》。

  [88] 《史记·曹相国世家》。

  [89] 参见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王国官吏”条。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90] 《汉书·景帝纪》。

  [91] 《史记·孝景本纪》。

  [92] 《汉书·景帝纪》。

  [93] 《汉书·景帝纪》,《汉书·百官公卿表》。

  [94]漢初諸侯王國是漢國家結構中的一部分,還是獨立于漢國家結構之外的主權國家,學者們見仁見智。大體說來,20世紀的史學家雖然從各個側面強調了漢初諸侯王勢力之強,但基本都認爲王國是漢地方行政制度中的一部分,漢代實行的是郡國並行制,這方面的論證很多,無需例舉。但亦有新的看法,如前揭臧知非文認爲:“在七國之亂以前,無論在主觀認識上,還是在制度上,諸侯王國與朝廷都是國與國的關系,或者說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而不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又前揭李開元著作中雖然承認漢朝對于諸侯王國有“政治主導權”,“漢帝國之立法權和外交權在于漢朝”,諸侯王要奉行漢法,但他仍然強調漢王朝是一個“聯合帝國”,是“一個握有政治主導權的國家支配複數國家的政治狀態”,因而諸侯王國是“具有行政、國防、司法等自主權的獨立國家”。既然是“獨立國家”,“國與國的關系”,那麽他們就不是漢國家結構中的一部分了。

  [95] 参见前揭陈苏镇著第73页。

  [96] 《汉书·淮南厉王长传》。

  [97] 《汉书·荆燕吴传》。

  [98] 《汉书·高祖本纪》。

  [99] 《史记·淮阴侯列传》。

  [100] 《后汉书·酷吏列传》。

  [101]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

  [102] 《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在五年诏中云:“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汉书·高五王传》云高祖六年立齐王刘肥时:“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注引孟康曰:“此时流移,故使齐言者还齐也。”师古曰:“欲其国大,故多封之。”这两则材料至少说明汉高祖五、六年时对诸侯国的人口限制政策并不严密,与《奏谳书》十年案中反映的中央与地方情况有别。

  [103]《新書·宗首》雲:“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遍置其私人。”

  [104] 《汉书·荆燕吴传》。

  [105] 《汉书·高五王传》。

  [106] 《汉书·荆燕吴传》。

  [107]文帝以諸侯王入承大統,他的王國政策值得注意。《漢書·文帝紀》雲文帝將:“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在群臣議立太子時,文帝推讓“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者,並“令郡國無來獻”,“令諸侯無入貢”。甚至“除關無用傳”,對此《漢書·景帝紀》雲:“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注引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孝文十二年至景帝四年,是漢代惟一不使用關傳的時期。這些政策應當反映文帝對諸侯王國態度有所變化。

  [108] 参见杨小云:《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研究》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9] 史家对这个时代颇多赞美之词,《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文帝纪》赞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景帝纪》赞云:“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尊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