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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红 王安宇:秦汉诉讼制度中的“覆”及相关问题

发布日期:2019-08-27 原文刊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

  

一、問題的提出

   

  

  “覆”是秦汉诉讼制度中的重要概念,时见于传世文獻和出土简牍。沈家本《汉律摭遗》卷六《囚律》“传覆”条,搜集汉代有关“覆”的史料及后代训诂家的注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覆 《尔雅·释诂》:“覆,审也。”郭注:“覆校所为审谛。”《华严经音义》:“复谓重审察也。”《江都易王非传》:“使者即复来覆我。”颜注:“覆,治也。”《王嘉传》:“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黯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郑崇传》:“愿得考覆。”《杜延年传》:“奏请覆治。”

   

  

  按:覆,重審察也。《江都王傳》太子建先爲男子荼恬所笞,事下廷尉,建罪不治。後其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故爲此語,言漢廷重審察我也。《王嘉傳》覆獄之文,自是正解。

   

  

  沈家本將曆代注釋家對“覆”的解釋歸爲三種:1.審;2.治;3.重審察。沈家本支持第三種意見,認爲上述例子中的“覆”均應作“重審察”解。沈家本有關“覆”的研究對後世影響很大,後來學者在涉及“覆”的具體案例或法律文書時,除個別情況外,大多采用沈家本的說法,但解說時或用“複審”“覆審”,或用“再審”“重審”,用法不一。

   

  

  沈家本說存在兩個問題:首先,秦漢時期,重新審理的訴訟程序並非只有一種,大體上現代訟訴制度的二審、再審和重審在當時均已出現。簡單而泛的“重審察”的解釋,不僅無法准確反映當時訴訟制度的實態,而且會造成我們認識的誤區。例如,沈家本所舉“重審察”的案例,大多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重審”案。最爲典型的是,沈家本認爲用以解釋“覆爲重審察之意”最爲恰當的王嘉案,應屬于秦漢時期的“乞鞫”案,以現代訴訟制度對應,則爲申訴再審案。更爲重要的是,通過考察可以發現,秦漢時期的“覆”也用于一審案,這種情況下,“重審察”的概念解釋顯然是不科學的。那麽,到底該如何理解秦漢訴訟審判制度中的“覆”以及“覆獄”等相關概念呢?本文擬結合新出簡牍材料,對這一問題進行重新探討,並管窺秦漢訴訟審判制度。錯謬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二、“覆”亦用于一審案

  

  

  正如以往學者所指出,秦漢時期的“覆”常用于案件重新審理的場合,最爲典型的是乞鞫案中的“覆”。如沈家本所舉《漢書·王嘉傳》:張敞收殺黠吏,“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再如,《漢書·趙廣漢傳》所載趙廣漢誣治長安男子蘇賢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張家山漢簡《奏谳書》案例十七“黯城旦講乞鞫”案:“覆視其故獄。”《嶽麓書院藏秦簡(三)》案例“得之強與棄妻奸”中的“覆”;等等。這類案子因被告或家屬乞鞫,均進行了二審或再審,大概正因爲如此,沈家本才將“覆”定義爲“重審察”。但若仔細分析秦漢時期相關法制史資料,就會發現很多情況下“覆”也用于一審案,“覆”沒有重新、再次之意。

   

  

  例如,《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武》中出現“覆案”一詞:

   

  

  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余人。賊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谏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後,然後得釋。

   

  

  《史記·梁孝王世家》記載與此大致同,但“覆案”作“覆按”。《史記·田叔列傳》《漢書·田叔傳》亦載此案,則記爲“案”。此案中,梁王怨恨景帝違背諾言,不立自己爲太子,反而立了膠東王,于是和屬臣謀劃刺殺爰盎等大臣。景帝抓捕盜賊後,查明爲梁王指使,于是接連派遣使者“覆案梁事”。由此可知,在景帝下诏“覆案”梁王前,並沒有針對梁王立案審查過,而且,從法理上來說,“覆案”梁王與刺殺爰盎等大臣案屬于同一案件,因此,“覆案梁事”即針對梁王的立案審查爲初次審理,而不是“重審察”。

   

  

  再如,沈家本所舉《漢書·鄭崇傳》:

   

  

  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谏,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陷,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據其傳可知,鄭崇以前從未被治過罪。尚書令趙昌劾奏他“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哀帝只是責備他,並沒有想治他的罪。但鄭崇個性剛烈,自認爲行端坐正,不怕審查,因此說“願得考覆”。這裏的“覆”顯然也不是重新或再次審理的意思。鄭崇的話激怒了哀帝,因此將其下獄窮治,這是第一次立案審查無疑。

   

  

  沈家本所舉另一個案子爲江都王劉建案。劉建在父親江都易王去世還未下葬時,在服喪的服舍與父親的姬妾通奸,又和已出嫁來奔喪的妹妹征臣通奸。劉建的同父異母弟想繼承王位,出錢買通男子荼恬,讓他上書告發劉建淫亂,不當繼承王位。但廷尉查出荼恬是受人賄賂告發,所以判處荼恬棄市刑,“建罪不治”,即明知其淫亂,卻不判其罪。此後劉建依然不思悔改,繼續與征臣通奸,同時還幹了許多淫邪殘暴之事,如故意踩翻船只,以觀看屬下淹死爲樂;餓死虐殺三十五人;令人與獸類交媾;等等。他“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後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複來覆我,我決不獨死!”,由于劉建曾被廷尉立案審查過,所以容易讓人誤以爲劉建所說“即複來覆我”的“覆”是“重審察”之意,沈家本即作此解。但若仔細分析上下文,就可以看出劉建所說的“覆我”與前案沒有關系。從語法角度講,“複”已有“再次”“重複”之意,因此“覆我”的“覆”不應再有“重”的含義,顔師古“覆,治也”的注釋更貼近其本意。“複來覆我”是指朝廷再次派使者來江都立案審查我,朝廷所立案爲一個新案,審查的不是劉建在服喪期間的通奸罪,而是後來犯下的衆多令人發指的罪行。因此,沈家本的解釋應是誤讀。

   

  

  再如,《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後》載:

   

  

  後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即位,常寵于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後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于後宮。上然其言。于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皇後乃上疏曰:“……乃壬寅日大長秋受诏:‘椒房儀法,禦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群臣妾,皆如竟甯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逾故事,每辄決上,可覆問也……”

   

  

  成帝聽從大臣的建議,限制許皇後的支出和開銷。許皇後心中不滿,上書說:自己做皇後以來,從沒有逾越制度,每筆開銷都由皇上決定,對此“可覆問”。“覆問”應爲法律用語,但這裏顯然不能解釋爲重新或再次查問,因爲成帝只是下诏減省皇後用度,並沒有治過許皇後的罪。因此,即使成帝命人“覆問”許皇後,所立案件也是一審案,而不是重新審理的案件。

   

  

  上述案例和材料表明,秦漢時期的“覆”不僅用于二審、重審、再審案件,也用于一審案件,因此,將其定義爲“重審察”顯然是不科學、不准確的。

   

  

  

三、“覆”指上級機關介入的訴訟審判行爲

  

  

  漢語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一詞多義,那麽,秦漢時期作爲法律術語的“覆”是否也包含多重含義,在不同語境下含義有別呢?例如,沈家本所舉《爾雅·釋诂》:“覆、察、副,審也。”將覆、察、副解釋爲同義字,都是“審”的意思;顔師古注《江都易王非傳》中“漢廷使者即複來覆我”:“覆,治也。”上述兩個解釋固然不能說錯,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解釋對于我們了解“覆”在這些案件的訴訟程序中到底處于哪個階段卻沒有幫助。而且,如果“覆”通“審”或“治”,那麽,爲什麽當時人還要大費周章地用“覆”來替代“審”“治”呢?從《晉書·刑法志》“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可以確定“傳覆”和“告劾”一樣,是專有法律術語,正如“告劾”有確定的唯一的內涵一樣,“傳覆”的含義也是確定和唯一的,不能隨意解釋。既然我們否定了《華嚴經音義》和沈家本關于覆爲重審察的解釋,而《爾雅·釋诂》“覆,審也”和顔師古注“覆,治也”的解釋又過于寬泛,難以把握“覆”的內涵和在訴訟程序中的位置,那麽我們必須探尋“覆”的真實含義。

   

  

  通覽秦漢時期有關“覆”的史料,會發現一個顯著特征,即它們均是上級機關介入的訴訟審判案件,或者爲上級機關親自主持審判程序,或者由上級機關指定某機構或使者主持,介入的程序包括立案、偵查、審判、複核、監督等各個環節。如前文所舉《王嘉傳》,京兆尹張敞因私怨,將黠吏收監處死,吏的家人乞鞫訴冤,朝廷派使者“覆獄”,再審此案。使者代表朝廷,地位顯然高于京兆尹。再如前舉梁孝王武案中,梁王派人刺殺爰盎等十余名大臣,景帝疑爲梁王所爲,抓到罪犯後,證明他的推測是正確的,于是不斷“遣使”到梁,“覆案”(“覆按”“案”)梁事。在得到罪犯證詞前,使者並沒有介入此案的審理,梁王君臣也不是審查對象。但在得到罪犯證詞後,景帝開始介入,派遣使者“覆案”此案。此處的覆案,如前所述,不是指重新審理,而是指管轄權轉移到使者即皇帝的代表手中,在訴訟程序上仍屬于一審。前舉《鄭崇傳》中,鄭崇自願請求“願得考覆”;《孝成許皇後傳》中,許皇後自稱“可覆問也”,均沒有重新審理的意思,而是以臣下的身份請求皇帝立案調查此事。《江都易王非傳》中,劉建所說“漢廷使者即複來覆我,我決不獨死”中的“覆”,也是因爲相對于中央皇權而言,劉建身份爲分封的諸侯王,故有此言,“覆”指最高統治者皇帝派使者立案調查。

   

  

  事實上,《說文解字》和段玉裁注已經對“覆”的字義作了很好的注釋。《說文》“襾部”:

   

  

  覆,覂也。(段注:反也。覆覂反三字雙聲。“又部”反下曰:覆也。反覆者,倒易其上下。如從冂而反之爲凵也。覆與複義相通。複者,往來也)從西複聲。(段注:此舉形聲包會意。芳福切,三部)一曰蓋也。(段注:此別一義。“艸部”曰:蓋者,苫也。苫者,蓋也。上文雲:冖者,覆也。皆此義。古本與上義同一音。南音乃別此義爲敷救切)

   

  

  《說文》“又部”:

   

  

  反,覆也。(段注:覆,覂也)從又。(段注:必有覆之者)

   

  

  《說文》用“覆”訓“反”,用“”訓“覆”。段注認爲,覆、、反三字意思相通,均指颠倒上下。覆还有一义,即盖、苫。盖、苫皆指从上向下罩住,盖住下而。这样,覆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意思。从现有文獻来看,至少在秦时,已经把上级机关主理的诉讼审判行为称作“覆”了,有时也写作“复”。上一节所举案例均为皎皎易辨者,但文獻中还有一些例子情况较为复杂,故学界历来存在争议。下而针对这些案例,试加以辨析。

   

  

  1、李斯案的“覆訊”

   

  

  《史記·李斯列傳》載,趙高審理李斯案時,曾進行過“覆訊”:

   

  

  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叢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叢相即欲爲田常所爲。”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余,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寐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余輩詐爲禦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辄使人複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相所賣。”

   

  

  籾山明认为,由于在赵高派门客假冒御史等覆訊李斯前,经历了“案治”的程序,因此假御史等的“覆訊”是指反复审讯。“覆”为“反复”“再次”的意思。“案治”与“覆訊”“验”分属审讯的两个阶段,由不同的官吏进行,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审判公正。程政举也持此观点,并认为秦汉诉讼程序中存在覆訊制度,又称验证制度,是指案件经初次审讯,案情基本清楚后,再由其他官员或审讯人本人进行二次审讯,以验证初次审讯案情真实性的程序。前三史提到的“案验”是案其事、验其实之意。验(也作验狱),是覆訊制度的另一表述。“覆”有重之意。

   

  

  两位先生的分析推进了秦汉时期审讯制度的研究。“覆訊”的确可以视为一种验证程序,是一审程序的一部分。只是“覆訊”的“覆”并没有“重新”“再次”之意。覆訊也称“验”,为上级司法机关进行的复核程序。由于李斯是丞相,为百官之首,此案只能由丞相之上的皇帝负责判决,郎中令赵高作为二世的亲信是代表皇帝主持审理此案的。赵高仅有调查事实的权力,须经过皇帝的复核才能最终判决。这个程序相当于《二年律令》简396-397关于死刑案和过失杀人案的审理程序,即县道官可以审理死刑和过失杀人案,但没有判决权,必须上交二千石官进行复核,并做出判决。此案也是如此,“覆訊”实际上是皇帝复核赵高审理结果的程序。皇帝派御史等亲随作为使者,到监狱亲自审讯,看李斯的供词是否和赵高审讯时的供词一致,依据这一供词判断赵高的判决意见—“当”(诉讼程序,指做出的判决结论)是否合理,做出最终判决。赵高审讯时,使用严刑酷法(“榜掠千余”),使李斯“不胜痛”而屈服(“自诬服”)。但熟谙秦诉讼程序的赵高,担心李斯在使者“覆訊”即复核时翻供,所以让门客冒充御史等皇帝的使者,反复“覆訊”李斯。同样熟谙秦诉讼程序的李斯之所以一反常规,不肯自杀,宁愿下狱受辱,就是怀着侥幸心理,希望有机会向皇帝表明忠心。他共有两次机会,第一次即在狱中上书,但上书被赵高扣下;第二次即在“覆訊”环节,通过皇帝的使者转达,结果也为赵高所预防。只要李斯翻供,说出真话,就被假使者痛打。这样反复十余次,李斯已如惊弓之鸟,当真使者来“验”即“覆訊”时,他误以为和以前一样是假使者,故仍然“诬服”,不敢说真话。结果,“覆訊”供词与赵高审讯供词一致,最终导致李斯谋反罪名成立。

   

  

  2、“覆治”的含義及相關案例

   

  

  传世文獻中“覆”常与“治”连用为一词。如前引《汉书·赵广汉传》载赵广汉诬治长安男子苏贤案:“贤父上书讼罪,告广汉,事下有司覆治。”再如,沈家本所引《杜延年传》:“奏请覆治。”以往多将其分开解释,最典型者如沈家本,将《杜延年传》中的“覆治”放在“覆”条中,解释为重审察。再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113:

   

  

  治獄者,各以其告劾治之。敢放訊杜雅,求其它罪,及人毋告劾而擅覆治之,皆以鞫獄故不直論。(簡113)整理小組注釋:“覆,《爾雅·釋诂》:‘覆,審也。’”

   

  

  整理小組沒有遵從沈家本“重審察”的解釋,而是采納《爾雅》的說法,以“審”釋“覆”。這樣解釋顯然比重審察更合理。此律規定“治獄”即立案審查必須以“告劾”爲前提,如果沒有人告、劾,官吏擅自立案治某人的罪,要以“鞫獄故不直論”。不經告劾擅自所立案無疑爲“一審”案,因此此處的“覆”沒有重新審理的意思。正如前文所引,漢代時“覆治”作爲一個詞使用,那麽,其含義是什麽呢?我們選幾個典型案例來考察。

   

  

  《漢書·孫寶傳》兩次出現“覆治”:

   

  

  哀帝即位,征寶爲谏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後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後俱事元帝,有鄭,傅太後使有司考馮太後,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後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觸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後,出寶複官。

   

  

  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按尚書令昌奏仆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譜,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乃制诏丞相大司空:“……其免寶爲庶人。”

   

  

  第一個“覆治”出現在馮太後案中。馮太後被考後,已被勒令自殺,孫寶奏請覆治是要再審此案,他是想糾正這個冤案,還馮太後一個清白之名。僅據此材料,很容易得出覆治就是再審的結論,沈家本的結論大概就是如此得出的。前引蘇賢案與此案情況相似,只是重審或再審的緣起是蘇賢的父親上書訟罪。但是,第二個“覆治”的案例卻否定了這一解釋。如前所述,鄭崇被冤入獄是第一次立案,所以孫寶所說“下獄覆治”不可能指再審或重審。由于兩案都是奏請皇帝批准立案審查,故“覆治”的“覆”字指的就是經上級批複所進行的治獄。

   

  

  《杜延年傳》的“覆治”情況較爲複雜。此案緣起于燕王劉旦謀反案。漢昭帝即位後,燕王劉旦勾結左將軍上官桀父子、禦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謀劃誅殺大將軍霍光,篡位自立,事情敗露,燕王自殺。朝廷派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即共同審理此謀反案。當初,桑弘羊的兒子桑遷逃亡時,藏匿在桑弘羊故吏侯史吳家中。後來桑遷被抓,侯史吳逃走。遇到大赦,侯史吳自首,王平和徐仁認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減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認爲桑遷只是父親謀反連坐,侯史吳藏匿桑遷不屬于藏匿謀反者,而是藏匿從犯,“即以赦令除吳罪”,赦免了他的罪,將其釋放。後來侍禦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谏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治實”,顔師古注:“重核其事也。”因此,治實是侍禦史所進行的複核程序。由于謀反案是重大案件,加上犯罪者的身份地位特殊,所以此類案件即便是廷尉審理,也沒有最終判決權,而必須經過侍禦史複核。侍禦史複核後認爲,桑遷“通經術”即知書達理,知道父親謀反卻不谏掙,與自己謀反沒有區別;侯史吳過去曾任三百石吏,“首匿”即主謀藏匿桑遷,和不是官吏的普通庶人不同,應從重判處,所以侯史吳不能因大赦赦免。他們上奏請求“覆治”,劾王平、徐仁“縱反者”。沈家本認爲這是“出罪故縱”,“鞫獄故縱與見知故縱、故縱同,而事實不同,此出罪故縱也。出罪視入罪爲輕”。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簡93:“鞠(鞫)獄故縱、不直,及診、報、辟故弗窮審者,死罪,斬左比(趾)爲城旦,它各以其罪論之。”“縱反者”即所縱爲謀反者,其刑罰應當比所縱爲死罪者更重。

   

  

  少府徐仁是丞相車千秋的女婿,車千秋爲了避免讓徐仁入罪,故“數爲侯史吳言”,即替侯史吳說話、開脫。他擔心大將軍霍光不聽,“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即讓中二千石、博士討論應當判侯史吳什麽罪。結果事與願違,參加討論的大臣都知道霍光要嚴懲侯史吳等,不願違忤霍光,所以都說侯史吳“爲不道”。車千秋知道無法挽救徐仁,第二天“封上衆議”。霍光一方而劾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一方而將王平、徐仁下獄。霍光將兩人下獄的依據應當是侍禦史劾兩人縱反者和車千秋所“封上衆議”,論侯史吳爲不道。這符合前文所引張家山漢律簡113“治獄者,各以其告劾治之”的法律規定。所謂“外內”,顔師古注:“謂外朝及內朝也。”霍光是指責車千秋在內朝中替侯史吳開罪,在外朝卻“封上衆議”,論侯史吳不道,自相矛盾。當時朝廷上下都擔心車千秋會因此入獄。杜延年奏記霍光,說“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吳爲不道,恐于法深”。杜延年所說“常法”,指的就應當是前引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簡93等規定。他認爲判侯史吳爲不道用法過深。與此同時,他認爲雖然車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甚無狀”,違反了制度,但是考慮到車千秋是個老臣,而且百姓多說“獄深”,因此建議霍光不要追究車千秋。霍光聽從杜延年的建議,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但未牽連車千秋。

   

  

  此案是反映漢代訴訟制度的典型案例。首先,重大案件如謀反案要經過侍禦史的“治實”即複核程序,他們一旦發現問題,就會“奏請覆治”。這裏的“覆治”顯然是指侯史吳案的重審或再審,但“覆治”的“覆”本身並不是重審或再審的意思,而是重審或再審程序的啓動必須上報經過朝廷許可。其次,侍禦史在奏請覆治的同時,還“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他們向朝廷提出重審或再審的請求,是因爲他們認爲一審存在“鞫獄不直”的情況,故向朝廷“劾”相關責任人。如果朝廷接受他們的“劾”,所立案無疑是一個新案,即針對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是否爲縱反者所立的案。但侯史吳案與新立案密切相關,因爲侯史吳罪行的認定是決定新立案是否成立的關鍵。從《漢書》的記載來看,侍禦史奏請後,朝廷並沒有馬上立案,似乎只是在內朝進行過討論。車千秋召集中二千石和博士討論侯史吳定罪問題,從後來霍光劾其“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和杜延年奏記說車千秋這一行爲“甚無狀”可知,車千秋的這一舉動違背了制度、故事。霍光劾車千秋後,朝廷對王平和徐仁進行立案,將兩人下獄,並最終論定兩人的罪行爲“弄法輕重”,判棄市刑。霍光針對車千秋的劾,則因爲杜延年的奏記沒有立案。

   

  

  我們再來看東平王雲案。哀帝即位後,身體一直不好,又沒有子嗣,心中十分忌諱此事。待诏息夫躬、孫寵爲了獲取封侯,與中郎右師譚一起合謀,通過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與王後“舊夜祠祭祝詛上”,並讓王後的舅舅侍醫伍宏等謀害皇帝,哀帝震怒,將東平王雲等逮捕下獄。據《漢書·王嘉傳》載: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禦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顔師古注:“傳謂移其獄事也。”)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仆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逾冬,無討賊疾惡主雠之意,制诏免相等皆爲庶人。

   

  

  當時是讓廷尉梁相和丞相長史、禦史中丞和五個二千石官前往東平國審理此案。估計梁相在審理過程中發現了疑點,因此懷疑供詞有假,東平王雲是冤枉的,于是上奏請求將東平王雲等疑犯移送到京師長安,將此案交給公卿“覆治”。此時一審尚未結束,尚未給東平王雲等論罪,梁相便上書請求變更此案的主審法官和審理地點。即使梁相的建議得到許可,將東平王雲送到京師,由公卿覆治,這仍然屬于一審,而不是訴訟程序中的重審或再審。梁相的建議得到尚書令鞫譚和仆射宗伯鳳的支持。但哀帝認爲梁相等人是因爲自己身體不好,懷二心,故意拖延時間,拖過冬季行刑期限,讓東平王雲等活命,沒有“討賊疾惡主之意”,因此十分生氣,下诏將梁相、鞫譚、宗伯鳳等人免官爵爲庶人。

   

  

  此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也出現“覆治”一詞:

   

  

  罪人獄已決,自以罪不當,欲氣(乞)鞫者,許之。氣(乞)鞫不審,駕(加)罪一等;其欲複氣(乞)鞫,當刑者,刑乃聽之。死罪不得自氣(乞)(簡114)鞫,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爲氣(乞)鞫,許之。其不審,黥爲城旦春。年未盈十歲爲氣(乞)鞫,勿聽。獄已決盈一歲,不(簡115)得氣(乞)鞫。氣(乞)鞫者各辭在所縣道,縣道官令、長、叢謹聽,書其氣(乞)鞫,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簡116)及郡各移旁近郡,禦史、叢相所覆治移廷。(簡117)

   

  

  關于此律的內容,以往學界討論不夠。郭洪伯認爲這是關于乞鞫二審或再審的規定,“案件被告人要求再審時,縣道不能審理,案件交‘屬所二千石官’進行‘覆治’”,。“按照《具律》的規定,二千石司法機構可以對縣道審判的案件進行‘覆治’,但不能對另一個二千石司法機構的案件進行‘覆治’。若以縣道爲參照,廷尉府不是郡守府的上級機構,而是平級機構。至于能夠對二千石司法機構審判的案件再進行‘覆治’的機構,根據《具律》的表述來看只能是禦史府和丞相府。”郭洪伯將乞鞫後的重新審理區分爲上訴二審和申訴再審,並提出廷尉與郡守府是平級機構,對以往研究是一個推進。但是,其將“都吏覆之”的“覆”和後文的兩個“覆治”看成同義,在此基礎上理解“都吏所覆治”句的內容,則有進一步考量的余地。

   

  

  第一個“覆”指二審或再審。此律規定,乞鞫案不能由縣道等基層行政機構進行審理,而必須移交給上一級機構“二千石官”,由二千石官派都吏進行二審或再審(“覆之”)。二千石官不單單指郡守,而是指長官爲二千石秩級的行政機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禦史、壓相所覆治移廷”的“移”字,整理小組注釋:“移,移書。”解釋爲移送文書。丞相、禦史“覆治”的文書移交給廷尉還好理解,畢竟廷尉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但是,二千石官所屬都吏“覆治”的文書,廷尉和郡要移交給其他旁近郡,則難以理解。所以這裏的“移”應與《漢書·王嘉傳》“欲傳之長安”的“傳”同義,解釋亦當如顔師古注:“傳謂移其獄事也。”即把乞鞫二審或再審案移交給相應審理機關。因此,“廷及郡”以及“禦史、丞相”是移交案件方,“旁近郡”“廷”是被移交方,即二審或再審的受理方。那麽,“都吏所覆治”以及“禦史、丞相所覆治”的“覆治”與前文的“覆”就不可能是一個意思。此規定的內容應該是:一審由廷尉或郡等二千石官都吏審理的案件,犯人或家屬乞鞫後,廷尉和郡要把案件移交給附近的郡進行二審或再審;一審由禦史、丞相審理的案件,則移交給廷尉進行二審或再審。如果這一理解不誤的話,這一規定反證,當時已經根據案件的性質對司法管轄權做了區分,二千石官乃至丞相、禦史也可以負責一審案件的審理或複核。此律中的兩個“覆治”指的都是一審案的審理或複核。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漢代的覆治也和覆一樣,既用于二審、重審、再審案,也用于一審案。因此,“覆”不能確定案件進展到何種訴訟程序與環節,只能確定此案件的最終判決權歸屬于上級司法機構。

   

  

  3、《奏谳書》案例一八“南郡卒史複攸?等獄簿”中的“複”

   

  

  張家山漢簡《奏谳書》案例一八“南郡卒史蓋廬、摯、朔,叚(假)卒史瞗複攸?等獄簿”,其中的“複”通“覆”,筆者曾對此案進行過討論。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蒼梧郡枚縣利鄉發生反叛事件,依照秦的慣例:“蒼梧縣反者,禦史恒令南郡複。”也就是說,蒼梧郡所屬縣發生謀反案,蒼梧郡無權進行一審,禦史通常指定旁近郡的南郡進行審理,這裏的“複”指的就是一審。攸縣新任縣令?因上書請求減免參與反叛的新黔首罪,禦史根據其“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的職責,舉劾其“欲縱囚”,因此立案。此案的管轄權也和謀反案一樣,由禦史指定交給了南郡。“南郡卒史蓋廬、摯、朔,叚(假)卒史瞗複攸?等獄簿”的“複”指的就是此案的一審。南郡雖然和蒼梧郡屬于同一級別,無上下之別,但由于其對蒼梧郡謀反案及相關案件的審理是受禦史的指定,所以也稱作“複”(覆)。

   

  

  4、《二年律令》簡396的“複案”

   

  

  《二年律令》下列律條規定: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毋害都吏複案,問(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簡396)叢謹錄,當論,乃告縣道官以從事。徹侯邑上在所郡守。(簡397)

   

  

  縣道官審理(“治”)的死刑案和過失殺人案,審理完畢(“具獄”)後,不能直接宣布判決(“論”),而必須上報所屬二千石官,由二千石官派屬吏“毋害都吏”複核(“複案”),將複核結果報告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丞進行記錄,核准判決(“當論”)後,再指示縣道官執行判決。其中的“複案”也可以寫作“覆案”,是指上級二千石官對下級縣道官一審案進行的複核審查。這一程序相當于現代訴訟法中的死刑複核程序,仍屬于一審範疇,而不是二審、再審或重審。此律所規定的死刑複核程序也屬于《二年律令》簡116所說“都吏所覆治”的範疇。

   

  

  上述考察也表明,秦漢時期二審、再審或重審稱作“覆”,其實並非因爲“覆”是重新、再次的意思而是因爲案件的重新審理必須由上級機關或上級機關指定機構負責,所以才稱作“覆”。

   

  

  

  四、結語

  

   

  

  審級制度是訴訟審判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審制度、死刑複核、審判監督、特殊案件的審理等司法程序的順利進行都有賴于完善的司法體系和與之相關的審級制度。《禮記·王制》中便有反映審級制度的記載:“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至晚到戰國時,對不同性質的案件已有相應級別或種類的受理機關,一些案件往往是幾級審判機關合作審決。秦漢時期訴訟程序中的“覆”是指上級機關主理或由上級機關指定某機構(或使者)主理的訴訟審判,主理的程序包括立案、偵查、審判、複核、監督等各個環節。正是由于上級機關的訴訟審判行爲有不少是對下級機關司法活動的介入、幹預和糾正,才造成以往將“覆”理解爲案件二審、再審、重審的誤解。秦漢時期訴訟制度中“覆”程序的存在,反映了當時司法體系和訴訟程序的複雜以及審級制度的發展。

  

END

  

  

  作者杨振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會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王安宇,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1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