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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後氏同姓國族考論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殷都學刊》2008年第4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寿M芯克 

  郜麗梅 

  提要:據《史記》記載,夏後氏有11个同姓國族,其存亡断续及地理分布,历来聚讼不已。考古和文獻证实,夏後氏大部分同姓國族都曾迁徙,而多迁往黄河下游所谓“东夷”一带。同姓國族的东迁,使文獻中夏代同名国族在不同地域出现,为后世研究带来混乱,这同时也显示夏代政治活动中心的变迁,为夏文化的内涵提供新的诠释。 

  關鍵詞:夏後氏   同姓國族   夏文化 

  “國族”一詞最早見于《禮記·檀弓下》:“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這裏國族爲宗族之義。王國維先生則用“國族”一语表示我国历史上代表一定民族的众多的小国。后来我们使用“國族”一词,则基本沿用这一内涵,指同时具有国家政权和氏族的双重含义的国家和部落。业师王震中先生认为:“‘国族’这一概念中,‘国’指邦国;‘族’指部落。我们取用它的模糊性,即对于有些政治实体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究竟是邦国还是没有达到邦国的部落时,采用‘国族’来笼统地指称它们。”本文“國族”之概念即采用此说。 

  夏代即是由衆多國族組成的早期國家,所謂“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夏代的國族有同姓和異姓之別。《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後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是禹之后分封的同姓國族。考察这些国族的存亡和延续及其地理分布,对于研究夏代历史及夏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夏代的国族前人多有论及,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考古发掘和对上古文獻的进一步整理,夏代国族存在的状况日渐明朗,并在许多方面逐渐形成共识。兹依《史記》所列,分作考述,以见夏代国族存在状况和夏代文明之一斑。 

  有扈氏  《史記·夏本紀》说:“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夏启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 《淮南子·齊俗訓》高誘注:“有扈氏,夏啓之庶兄也。”盖有扈氏为夏启同父异母之国,故《史記》前标出夏启之母为“涂山氏之女”,禹之妻或另有有扈氏之女,而另有其子。夏启之为天子,有扈氏不服,遂为所灭。故《史記》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後氏、有扈氏……” 

  甘之戰是夏啓維護王權的重要戰爭。《甘誓》雲:“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遂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孔傳曰:“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逸周書·史記解》卷8記有:“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孔晁注:“有夏,啓也。戰于甘,威扈也。”陳逢衡《逸周書補注》雲:“《甘誓》謂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是其罪。案此雲弱而不恭,是其亡國之由。” 

  甘之所在,《漢書·郡國志》“鄠有甘亭。”《呂氏春秋·季春紀第三》以爲其爲“甘澤”。《釋文》雲甘水在鄠縣西。“‘大戰于甘’即此地,今西安府鄠縣西南有甘水,去縣五裏有甘亭。”可見,東漢人認爲甘水、甘亭、甘地在今陝西鄠縣附近。 

  然陳漢章《周書後案》雲:“《呂氏春秋·召类篇》:‘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有扈即此扈氏,为禹所攻,故曰夏之方兴,非即《夏书·甘誓》之有扈氏。”然未知何據。不過,從有扈氏爲夏之同姓之國,“夏啓之庶兄”,可推測禹之妻或另有有扈氏之女,禹攻伐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此有扈氏當爲《夏書·甘誓》之有扈氏,陳氏之說恐非。 

  如是,則禹亦曾伐有扈氏。《墨子·明鬼下》以《甘誓》为《禹誓》,以为伐扈者为禹,《庄子·人世间》、《呂氏春秋·召类》、《说苑·正理》也有相同的说法。阎若璩认为墨子所言为其所篡改,其言不足信。孙诒让提出了折中的看法:“或禹启皆有伐扈之事” ,皮錫瑞則雲:“啓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至啓即位,不服,而啓伐之”。詹子慶先生認爲這僅僅是一種推測之詞,說“《甘誓》在流傳中出現儒墨兩個版本,當以早傳者爲准,墨子可能誤將‘禹伐三苗’當成伐有扈之戰”  。这也是推测之词。其实有两点似乎可以证明孙诒让的观点。第一,《呂氏春秋·召类篇》:“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这是文獻的证据,未可轻易否定;第二,是考古的发现。李民《〈尚書·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會——從〈甘誓〉看夏與有扈的關系》認爲:夏的中心區域在伊、洛流域,並斷定客省莊二期文化就是有扈氏文化。如是,有扈氏曾有遷徙,蓋禹伐之後,始遷到甘之北,而夏啓滅之。 

  有男氏  史記索隱》“〈系本‘男’作‘南’。”鄭傑祥、詹子慶、江林昌等以爲“有男氏可能以居南地而得名”,地“在今南陽和漢水以北地區”。 

  斟尋氏  “斟尋”字本作尋,以爲國邑,故作鄩,祝融後斟姓居之,故曰斟尋,斟姓無後,夏人以封同姓,故《世本》曰娰姓。斟尋之所在,有三說,一曰在今山東萊州濰縣之斟城;二曰在河南,鞏縣西南故鄩城;三曰其地近帝邱。雷學淇以爲故斟尋在今河南鞏縣,後世學者亦多主此說。或以爲偃師二裏頭即古斟尋,亦即太康、仲康、桀之所居斟尋,亦以爲稍柴遺址乃斟尋故地。北海平壽乃是後遷之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14:“皇甫谧謂斟尋在衛,臣瓉謂斟尋在河南,皆誤。”是不解斟尋曾有遷徙之事。 

  斟戈氏  《史記索隱》以为斟氏、戈氏即斟戈氏,而《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是斟戈氏即斟灌氏。斟灌,學者多以爲即五觀(武觀),也是“夏有觀、扈”之“觀”。若依此,則斟灌在東郡觀城縣。武觀叛夏,啓派彭伯壽帥師討伐,致使“武觀來歸”。史載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遺民,最終滅掉寒浞、澆、過,複禹之偉績,則二斟在少康複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 

  雷學淇以爲“东海斟县之寻、灌,此则姒姓之迁都耳。盖自太康居斟寻,而斟尋氏始迁于平寿。自后相居斟灌,而斟灌氏始迁于寿光。”故斟戈氏先在河南,後遷山東。 

  彤城氏  《史記索隱》说:“周有彤伯,盖彤城氏之后。”《正义》引王肃云:“彤,娰姓之国。” 《资治通鉴·周纪二》胡三省注:“彤,……其地当在汉京兆郑县界。”郑县,今陜西西安府华州,州西南有彤城。抑或爲彤城氏故國所在。 

  褒氏  史記索隱》“〈系本……而不雲彤城及褒。”褒、襃字同。《國語·郑语》引《周书》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是知褒氏存在于夏代,直至夏代之衰落。然褒氏在商代不见于历史記载,似乎在商时已经衰落。《國語·晉語一》:“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韋昭注:“褒,姒姓之國。襃人,襃君。”有褒亦即褒,在周幽王時仍然存在。然周之後,褒氏便從史書中消失。抑或幽王伐褒而滅之,亦未可知。地望,先秦文獻未见记载。《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雲:“襃國故城在梁州襃城縣東二百步,古襃國也。”其地在今陝西漢中市西北褒城鎮東。然此地東距伊洛地區頗遠。《路史·國名紀》引鄭樵說另以爲在“蔡之褒信”,即今河南息縣北褒信集,或是褒氏的初居之地,後遷徙于陝西褒縣。 

  史記索隱》“〈系本〉費作弗。”然《路史·国名纪四》卷27“夏後氏后”有 “弗(費、費也,一作,今河南缑氏滑都也,与鲁費异。”缑氏縣在今河南偃師市南。同書25“少昊后嬴姓国”之“費”下罗苹注:“河南滑費,禹后。”有关夏同姓之“費”,不见于其他记载。然1972年夏在山东邹县邾国故城内发现一件春秋时期之铜鼎,其銘文:“弗奴父作孟姒寇媵鼎,其眉寿万年永宝用。”弗即費,此为費奴父为其长女嫁于邾国陪嫁所作之媵器。故有学者认为该鼎铭文之“孟姒寇”之姒即为娰姓之姒,以为此費国即娰姓費国之后。以此而论,費的初居地在河南偃师,后迁徙山东。 

  杞、鄫  《國語·周語下》雲:“有夏雖衰,杞、鄫猶在。”  

  杞,《大戴禮記》卷11“(汤)放移夏桀,……乃迁姒姓于杞。”《史記·留侯世家》“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在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後氏祀。”在陈留雍邱县,后迁往山东诸城一带。 

  鄫,《元和姓纂》卷5:“曾,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通志·氏族略第二》卷26:“曾氏,亦作鄫,亦作缯。姒姓,子爵。今沂州承縣東八十裏故鄫城是也。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氏。《國語集解·周语中》徐元诰案语云:“缯,今山东峄县东有鄫城。”可见鄫为夏少康少子曲烈所封,在今山东峄县。文獻中往往“杞、鄫”连用,或二国为夏後氏之后为商所封。 

  辛氏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73上:“辛氏出自姒姓,夏後啓封支子于莘。莘、辛聲相近,遂爲辛氏。” 

  《史記·周本紀》卷4:“帝纣乃囚西伯于羑裏。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正義》引《括地志》雲:“古?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裏。”河西縣即今之朝邑縣。又引《世本》雲:“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獻纣者。”亦即夏啓所封之莘國在商末猶存。 

《路史·國名紀四》卷27:“辛,帝支子封,韻或雲辛之轉,非也。一作骍、也。今陳留有辛城。辛虛。《史記正义》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裏,故莘城是也。”有莘在陳留縣地,然陳以爲非。 

  辛之所在,主要還有濟陰縣說。《太平寰宇記》卷13:“莘仲故城在(济阴)县东南三十里,盖古之莘国也。” (今本《史記》无此文)莘仲故城,在今菏泽曹县。 

  陳槃考證,莘地有八,以爲“古代不可能有如許多莘國,當由莘國不恒厥居故耳。莘之初始蓋西方之國,厥後河南陝以至伊水、鄭、汝陽、杞、山東莘、曹諸縣並有莘地者,其東向遷徙之遺迹也。”虽然夏之起源非在陕西,然此说颇有道理,这或许是文獻中有莘氏之地望记载歧异的原因。其实上述有莘氏之地望,无论济阴说,还是陈留说,其地理范围其都在山东西南、河南东北的地域之内。抑或,辛氏亦如二斟,始居河南,而后迁往山东。有莘氏随时代而迁徙,当是情理中之事,遂使有莘氏在文獻记载中出现歧异。 

  冥氏  《世本》:“冥氏分封,用國爲氏。”秦嘉谟雲:“《路史·後紀一四》注引《春秋公子譜》:‘鄍出姒氏’,則冥即鄍也。《左氏·僖二年傳》:‘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當即其舊地也。”杜預注:“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河東大陽,即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夏代冥氏當居此地。《路史·国名纪四》 “冥”下有:“鄍也。陕之平陆东北二十有鄍城,冀伐之者,后为虞氏邑。又哀六有‘冥,陈地’。”《左传》所言为“大冥”,而非“冥”,当为“冥”之分支。似冥亦从河南迁徙山西。《史記·吴太伯世家》有“故夏虚”,《集解》:“徐广曰:在河东大阳县。”抑或,夏墟为冥之遗迹。 

    

   

  在夏代历寿M芯恐校各个国族的地望和分布几乎都有争议,其中夏後氏十一个同姓國族的地望争议尤多。如有扈氏有伊汾流域和陝西鄠縣之說,褒氏有河南息县北褒信集和陕西褒县之说,費有河南滑县和山东費县之说,而辛氏之地望有陈留、济阴、嵩山等说,冥氏则有河南和山西说,斟寻、斟灌则在河南、山东都有遗存,而文獻记载夏後氏之都邑有阳城、晋阳、安邑、阳翟、斟寻、帝丘、原、老丘、西河等多处,地望遍及河南省东西部及山西南部,这使许多研究者困惑不解,聚讼纷如,以至于对夏後氏的起源和活动中心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看法。 

  上古文獻存世既少,夏代的考古发掘与夏代国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形成准确可靠的依据,因而夏代同姓國族的存亡和断续及其在夏王朝四百多年的历史之中的活动就很难说清。就曆史地理学的视角而言,通过梳理文獻中的有关地望及其变迁的轨迹,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 

  那些具有相同名稱的國族出現于不同的地域,並非同一曆史時期不同的國族同時存在的結果,而是因爲該國族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因各種原因,比如擴張、戰爭、部族爭端、洪水以及其他的自然災害,爲尋找新的更爲適合的生存地而進行遷徙的緣故。這就是楊向奎先生曾指出的:“古人遷徙往往把舊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稱亦可任意搬遷”,这就造成文獻中同一名称的地名在几处甚至多处出现,当然文字书写不同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致使后人理解和研究出现歧误。因同一国族迁徙而导致同一地名出现在不同的地域,我们不妨称之为“地望歧異遷徙說”。 

  有扈氏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古文獻载其地望在陕西户县,李民《〈尚書·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會——從〈甘誓〉看夏與有扈的關系》認爲,客省莊二期文化就是有扈氏文化,這或許是考古學上的一種探索。今之學者多以爲有扈在鄭州以北原陽一帶,亦即甲骨文中之“雇”。這可能是“現代學者設想夏人勢力不會達到陝西東部,因而把有扈氏和甘的地望鎖定在夏代活動中心地區,才提出以上與漢代古注不同的意見。”抑或,這可從另一角度證明了有扈氏曾經遷徙。當然,甲骨文中的“雇”更有可能是《詩經·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之“顧”,其地在今河南範縣東南,它與有扈氏無關。 

  夏後氏同姓國族的初居地大抵在夏後氏统治中心周围,盖禹伐有扈,迫使其西迁至陕西户县,客省庄二期文化大抵可以与有扈氏曾聚居于此相联系,然“啓用兵以滅有扈,有扈遂爲牧豎”,或于此時有扈氏整族遷到了鄭州北部原陽一帶。 

  斟寻、斟灌从河南迁居山东东北而国名未变也早已为文獻和考古所证明。而褒氏、費氏,尤其是有莘氏之迁徙更能说明这一点。上引陈槃考证,莘地有八,并云 “古代不可能有如許多莘國,當由莘國不恒厥居故耳。莘之初始蓋西方之國,厥後河南陝以至伊水、鄭、汝陽、杞、山東莘、曹諸縣並有莘地者,其東向遷徙之遺迹也。”这当是文獻中有莘氏之地望记载歧异的原因,而非另有有莘氏这一国族。 

  “地望歧异迁徙说”大抵可以解释这种情况。而对夏王朝活动中心地域的认识的差异,也与夏後氏同姓國族的地望分布不同有密切关系。 

  關于夏王朝的統治範圍,大多數學者主張夏王朝的統治中心在豫西和晉西南一帶,有相當多學者還努力從考古學上來證實此觀點,也有將此概括爲“位于黃河中遊的汾水、沁水、伊水、洛水、汝水、颍水等河谷盆地周圍。”应该说这些论述有文獻和考古的依据。然而,夏後氏在东方的活动却频频见诸史籍。如夏后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相曾征淮夷、畎夷、冯夷、黄夷,而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伯杼子征于东海,后芬即位,九夷来御。故王國維先生曰:“夏自太康以後迄于後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楊向奎先生亦認爲:“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實在今山東、河北、河南三省之間,而與山東爲重點,蓋與東夷交錯相處,有對峙、有鬥爭,而終于融爲一體。然此種史實亦限于夏之中世,若至晚夏,則其政治中心西徙。”沈長雲先生更認爲夏代大部分曆史時期其統治中心在古河濟一帶,只是到了晚期才一度遷徙至豫西。则是夏後氏很长一段时间活动在东方。结合夏後氏同姓國族分布在河南、陕西东部、山西北部、山东西部、北部的事实,可知夏後氏在建立王朝期间,其统治的中心地域是不断变化的。夏後氏享国四百多年,在此期间,其都邑曾多次迁徙,这与夏後氏同姓國族分布于各地的状况,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夏後氏11个同姓國族,有扈氏在夏初即为启所灭,或东迁原阳。有南氏、彤城氏、褒氏、冥氏文獻不足征,而有莘氏、斟尋氏、斟灌氏、費氏、杞氏都曾东迁山东,缯本在山东。大部分夏後氏同姓國族的东移,大约发生在夏后相以后,而文獻中记载夏後氏在东方的活动也日渐频繁,故大部分同姓國族的东渐,是与夏王朝在东方势力和领土的扩张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起码可以推测,在夏中期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已经东移。所以学术界以为夏王朝统治中心一直在豫西、晋南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而杨向奎先生在夏中世之前夏政治中心在山东的说法也不尽然,沈长云先生之说其反证较多,似乎难以那么绝对而论。 

  夏後氏同姓國族的地望和迁徙足以证明上述诸说的缺陷和不足。那么,终夏之世,如何认识夏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的地理范围?我们认为“迁徙说”还是能够提供较合理的解释,即夏王朝的中期之前,可以大抵以夏后相为界,其政治统治中心在豫西、晋南一带,而后,随着后羿代夏、寒浞乱国,以及夏後氏的东征,各同姓國族也因此东迁,至夏桀之时,商夏交战,其统治中心复西迁,以至灭亡,遂有“夏墟”之遺留。 

  夏後氏同姓國族东迁,留居东夷之地,与之杂处,中原夏文化也应随之被带至东夷,与东夷文化融合,具备了新的文化特征。这是否属于夏文化范畴,却为多数研究者所忽视或避而不谈。然而弄清楚这些问题,对夏文化的探索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現代學者關于夏文化內涵的理解有諸多不同。例如,徐旭生先生說:“夏文化一詞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夏鼐則提出:“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也有學者說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時期、夏王朝統轄區域內的夏族(或以夏人爲主體的族群)所遺留下來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上述“何謂夏文化”諸說,特別後一種說法,並不包括夏民族遷徙、夏王朝統轄區之外所創造的文化和遺存。所以,當前夏文化的研究一直限定在豫西、晉南一帶,如徐旭生先生把夏文化的地域範圍限定在兩個區域範圍內,即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穎河谷的上遊登封、禹縣地帶和山西南部汾河下遊一帶。 

  夏鼐先生提出的“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已爲許多研究者所認同。如果說夏族是構成夏代國家主體的衆多同姓與異姓氏族的統稱,无疑,夏同姓國族是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如上所述,夏中期以后,夏同姓國族大部分东迁,多在黄河下游,斟寻、斟灌、費、有莘氏、缯均不在夏王朝的统治中心,也不在当前考古界所划定的夏文化圈之内,甚至已经超出了夏王朝的辖区,而它们既然是夏後氏的同姓國族,其所代表的文化当然也应该属于夏文化,这一点本不至于有争议,只是当前学术界对处于此地区的文化类型的族的属性,有的笼统地将其归为东夷族,也有的有意无意地对此加以忽视,甚至是漠视。显然,用以往的思路来考虑,这里是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矛盾,然而我们若把夏王朝的国家结构看成是一个“複合型”國家結構,再加上我們對夏代國族遷徙的認識,這一問題也就會迎刃而解。 

  夏同姓國族东迁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考量和认识夏代文化的曆史地理范围,它不应局限于豫西、晋南,或河济之间,而应该包括传统的“東夷”的某些地域。考古的發掘其實也證實,東夷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而夏同姓國族的东迁也必然使中原文明东渐,这种融合后的不在传统研究范围内的文化也应该属于夏文化范畴。 

  总之,夏後氏同姓國族的研究还涉及到许多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夏代的国家已经是“複合型”國家結構,禹启征伐有扈氏和胤征武观都是为控制本邦和属邦,等等。而夏後氏同姓國族的迁徙是夏代历史的一个引人注目而又缺乏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我们对夏文化深入研究的今天,它不应成为夏文化研究的空白和盲区。我们相信,通过对夏後氏同姓國族及其迁徙的研究,不但对于文獻中夏代同名国族在不同地区出现的缘故可以作根本性的解释,同时也显示了夏代政治活动中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并为夏文化的客观诠释和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原文載于《殷都學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