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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之以财 裁之以法——北宋熙豐時期養育與約束並重的吏治體系改革

——北宋熙豐時期養育與約束並重的吏治體系改革
发布日期:2018-12-21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雷博 俞菁慧

 

摘要 北宋熙豐時期的吏治體系改革是一次國家經濟能力擴充和吏治體系建設相輔相成的系統工程,其學理根源來自于王安石“饒之以財”、“約之以禮”和“裁之以法”的養士觀念,而背後的經學基礎則是《周禮》泉府“開阖斂散”之法。通過政府的頂端設計與規劃,搭建良性循環的財政體系,將官吏納入國家財富生産、汲取與再分配的大局中,采取向各級胥吏發放俸祿,並用嚴刑峻法進行約束,同時增設祠祿官作爲官員的淘汰退出機制等種種手段,提高政府運營效率,增強其在經濟中的統籌管理能力,降低總體管理的成本。其目標是通過吏治體系建設,使“公私一體”,以法度匡正風俗,實現“吏士合一”的王道政治理想。

關鍵詞 吏治體系;開阖斂散;饒之以財;裁之以法;公私一體

 

 

在北宋熙豐變法的研究中,人才選任與吏治改革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史料顯示,當時執政者有非常清晰的思路、計劃與步驟,將“立法”與“育人”相輔相成、共同推進,包括改革貢舉學制,以經術造士、取士,同時改革官員選任機制。其理念植根于王安石的學術思想,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以下簡稱《言事書》)中,他即提出人才體系建設需要“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其中“養之”的部分,又分爲“饒之以財”、“約之以禮”和“裁之以法”三個彼此關聯的部分:增加薪俸使官吏有余裕,以禮約束使之不能過分奢侈,而用刑罰進行懲處以警戒貪渎——在“養士”的理念中,也包含著強化國家治理能力的政治期許。[]

從宋代以來,關于王安石在新法用人方面的得失爭議不斷,當代學者對此問題也有討論[]。但總體而言,大部分研究是從“人才”、“教育”或“反貪”等角度分別切入,較少注意其與當時政治改革和國家治理的內在聯系,因而對其全局性的一面把握不足。以王安石人才、教育思想爲中心的研究,多就《言事書》中的內容進行闡釋,但是對熙豐改革的體系與機制缺少深入細密的討論。而研究熙豐新法的學者,則側重于經濟、法律的專門方面,對法度和熙豐時期吏治政策的關系關注不夠。

本文嘗試以“吏治體系”爲核心關切目標,對這次改革進行梳理。不過多涉及變法的成敗得失,而是將熙豐時期國家經濟能力的擴充和吏治的完善,視爲一個整體的系統工程,分析其頂端設計的思路、學術理念和具體的展開形式。通過考察當時國家財政支付、約束控制和教化引導能力的增長及其在治理體系建設中的意義,進一步理解熙豐吏治改革中的深層次訴求。

 

一、開阖斂散:熙豐吏治體系改革的財政基礎和經術理念

 

王安石在《言事書》中指出對官吏特別是中下級官員“饒之以財”的必要性: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阙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不窘于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于此。[③]

這一描述雖有時人詩文旁證[],但和長期以來人們心中宋代俸祿“給賜過優”[]的印象不符。有學者將熙豐時期的俸祿制度和整個宋代的“益俸”政策相聯系,對當時官員俸祿的水准,及其購買力水平持有不同意見[],乃至對“饒之以財”的措施提出反思批評[]

筆者認爲,宋代官員俸祿問題比較複雜,在研究中需要區分出不同的層次,如高層官員和中下級官吏相比,其俸祿多寡和對生活壓力的感受區別非常明顯。而熙甯時期增俸養廉之法,主要面向的是中下級官吏,特別是之前沒有被納入俸祿體系中的胥吏。更重要的是,“饒之以財”不是孤立的手段,而是一系列政策的集合,必須將其置于當時新法財政體系中加以理解,尤其需要對政策背後的理論依據與經學根源進行辨析討論,才能從宏觀上把握其整體思路和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系。

從史書中可以看到,王安石立足于《周禮》中“開阖斂散”的思想,對當時的國家財政系統進行重新梳理和整合,設置新的機構與官職直接管理、調度經濟事務,重視胥吏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職能,配合青苗、市易、免役等法度,搭建起一個良性循環的財政體系,即所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在他看來,以利益機制爲動力和渠道,引導吏治體系的改革,這也符合先王法度“以中人爲制”的基本理念[]

自宋代以來,有不少學者認爲這是違反儒家思想的“聚斂之術”鳴鼓攻之,這顯然是不公正的評斷。因爲在熙豐財政體系中,聚斂不是目的,其真正意圖是在聚斂之後的流布與行用。通過“開阖斂散”,增強了中央政府轉移支付與平衡財富的能力:不但能“斂”,同時也通過賒貸、補貼政策以及水利、河防、軍事等基礎建設進行“布散”。更重要的是,國家在斂散中建設資源上傳下達的機制,使財富能夠直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避免官吏豪強對渠道的操持把控,這樣就加強了國家對基層社會與經濟事務的掌控能力,上述操作思路即根源于《周禮》。[]因此,對熙甯吏治體系改革的研究,首先需要從經學層面對《周禮》“開阖斂散”之法做簡要的分析。

在《周禮·地官》中,“司市”爲市官之首,其中一條重要職能是“以泉府同貨而斂賒”,鄭玄注雲:“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贳而予之。”也就是說,司市的職任就是在民間商販貨物無法賣出的情況下,斂而買之,而在市場相對匮乏或百姓無錢貨的時候,用賒貸的方式給予幫助。顯然,這是一種以政府力量參與市場購買,從而平衡供需,穩定價格的手段。對于這一點,清代學者孫诒讓在《周禮正義》中給出了更加具體的解釋:

斂謂斂之入官,賒謂贳之與民。市貨不售則斂之,民有急求則贳之,或斂或贳謂之同貨,所以通有無而齊贏绌之數也。……凡市官以公貨同之于民,其事掌于泉府,而司市亦總其成焉。[⑩]

孫诒讓延續了鄭玄的诠釋思路,但是對“泉府同貨”的诠釋,進行了更多的引申發揮。鄭玄以“共”釋“同”,但並沒有對“共”的涵義進行更細密的界定,而孫诒讓加之以“通有無而齊贏绌”之說,對《周禮》本義和鄭玄注的疏解更加精確。“同”、“共”、“通”、“齊”四字可以互訓,表明“泉府”的基本職能,就是以政府的經濟力量在市場上通融有無。貨之不售則物賤,民間稀缺則昂貴,而泉府或斂或賒,通過政府營運,將所斂剩余物貨賒賣給所需之民,以疏導、流通的方式,平衡各種物質資源。

《周禮·泉府》職對此記載得更爲詳細: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余。

這段文字是《周禮》中泉府的職能與運作方式,也是熙甯均輸、市易等新法的理論依據[11]。“泉府掌以市之征布”,“布”即泉幣,“征布”即《周禮·大宰》九賦之“市賦”,即各種類型的商稅。其職能與另一市官之屬“廛人”構成官聯。

《周禮》廛人職雲:“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孟子·公孫醜上》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于其市矣。”趙岐注雲:“廛,市宅也。”孫诒讓解釋爲:“凡民居在裏爲民宅,在市爲邸舍,其區域並爲之廛。”[12]故近代學者釋“廛布”以爲地稅,如江永《廛人》注雲:“絘布者,市之屋稅;緫布者,貨賄之正稅;廛布者,市之地稅也。”[13]王與之解釋“質布”爲:“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質人買賣之質劑,如今田宅,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布。”[14]罰布,鄭注雲即犯市令者之罰泉也。

綜合上述各家的解析,可以將《周禮》中以泉府爲中心的市官體系總結爲如下三個層次:首先,廛人市賦五布,並入泉府而藏之,泉府扮演泉幣收納儲藏的功能;其次,外府所掌“邦布”,泉府所掌“市賦”,皆爲國賦入之大者,說明泉府的儲藏本身是國家最大宗的財政收入,因其規模而得以保障其功能;第三,泉府有征、有藏,有泉、有物,通融而藏用之,則爲泉府同貨,可以用“斂”、“賒”、“貸”等形式,平衡收支,從而掌管財政統籌管控的權力。這也就是熙豐經濟調控體系中的“開阖斂散之權”。

對“開阖斂散”的討論始于熙甯初期王安石與宋神宗議論陝西糧儲。[15]之後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議行均輸法,“凡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16]。熙甯時期幾項理財大法如均輸、青苗、市易法,皆圍繞“開阖斂散”四字展開。[17]由于當時經濟運行環境比先秦時代要複雜得多,因此新法的形式及相關機構如司農寺、市易司所承擔的角色與功能,都遠遠超出了泉府職事的範圍,但其在基本理念上則貫通一致,而《周禮》作爲“先王政典”的經學權威,也強化了這些經濟職能的合理性和目的性。

對于斂散中“散”的形式和意義,王安石在政策辯論中有過明確說明,熙甯六年正月,樞密使文彥博奏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損國體。認爲這是“令官作賈區,公取牙儈之利”[18]。對此王安石反駁曰:

陛下近歲放百姓貸糧至二百萬,支十鬥全糧給軍,一歲增費亦計數十萬缗,以至添選人俸、增吏祿、給押綱使臣所費又有百萬缗,天下愚智孰不共知陛下不殖貨利?豈有所費如此,而乃于果實收數千缗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困于官中需索,又爲兼並所苦,故爲立法耳。[19]

顯然,在王安石設計主導的政策體系中,添選人俸、增吏祿和貸糧、支給軍費一樣,都屬于斂散中的一個環節,從中彰顯出理財而不殖貨利的觀念。這個層面的“散”,不是在傳統的民衆國家官吏之間的財富單向流動,而是將官僚體系納入財富創造與再分配的大局中。政府具備相關的財政能力,才有足夠的資源去養育人才,也才有可能對官吏進行更加細密嚴格的約束。

 

二、厚祿峻法:熙豐吏治體系改革的具體形式

 

以上筆者從經術角度分析了熙豐時期吏治體系改革的財政基礎和“開阖斂散”的經術理念,其中“散”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將特定來源的賦稅收入用于支付官吏的俸祿並加以約束,即“饒之以財”和“裁之以法”。具體的形式,可分爲如下兩個方面:“祿胥吏、行倉法”和“增設祠祿官”。

(一) 向各級胥吏發放俸祿並以倉法約束

祿胥吏是熙甯新政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倉法關聯配套,在加俸養廉的同時,對貪渎的行爲進行打擊控制。[20]在神宗朝之前,胥吏除州的司法吏人因職事涉及刑獄大事而稍有廪給之外,其他均作爲職役負擔,毫無俸祿可言,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控制其舞弊貪渎。[21]然而在王安石看來,此頑疾非不可解,只是需要設計並構建一個整體方略,步步爲營、漸次解決。其最初的推動力是對中書和三司等中央核心機構的事務進行厘清與減員增效。熙甯三年(1070),宋神宗與王安石討論三司效率問題,神宗認爲三司判官多不才者,且多侵奪有司職事,事非其事。對此王安石指出:

三司所治,多是生事以取賂養吏人,不然則三司何至事多如此?止如綱運抵京,必令申三司然後庫務敢納,此不過吏乞千數百錢,然因此留滯綱運,而送綱者所費不但千數百錢而已。又三司所治事,近則太詳,遠則太略,所以詳近者,凡以爲吏人便于取賂而已。若欲省此等事,則當先措置吏人,使廪賜厚而員不冗,然後可爲也。人主理財,當以公私爲一體,今惜厚祿不與吏人,而必令取賂,亦出于天下財物。既令資天下財物爲用,不如以法與之,則于官私皆利。[22]

王安石指出,在舊的財政體系中,大量管理成本和注意力被用于“生事以取賂養吏人”,這樣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負擔,更重要的是産生大量無益全局,卻方便胥吏從中牟利的事務,使信息壅蔽、事項叢脞,反而妨礙機務。另一方面,又會出現“近則太詳,遠則太略”的弊端,因爲遠事無利可圖,而近事卻方便套取賄賂。

宋神宗同意王安石的看法,他更進一步回應道:

吏人及場務、倉庫官,當人人賦祿。今不賦祿令受賄,既不免衣食公私之物,而因其受賄,生事壞法,費財者甚衆。若賦祿,則亦不過斂取公私之物還以衣食之而已。[23]

這一思路在當年八月逐漸落實爲具體的政策,經過三司與中書的討論,決定對倉庫管理及諸司吏員公人增加薪俸,而約之以嚴刑峻法:

(中書曰:)乞取有少多,致罪當有輕重。今一錢以上,論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宜歲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缗。在京應千倉界人如因倉事取受糧綱及請人錢物,並諸司公人取受應千倉界並糧綱錢物並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錢加一等;一千流二千裏,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裏。其過致並與者,減首罪二等。徒罪皆配五百裏外牢城,流罪皆配千裏外,滿十千即受贓爲首者配沙門島。若許贓未受,其取與過致人,各減本罪一等。爲首者依上條內合配沙門島者,配廣南牢城。仍許人陳告,犯人該徒給賞錢百千,流二百千,配沙門島三百千。若系公人,給賞外更轉一資。已上人,仍亦許陳首免罪、給賞。[24]

此即“諸倉丐取法”,最初用意在于防範諸倉庫的鬥級、守門人在請領之際乞取侵克,以此保證在京班直與諸軍的月糧可以足數。由“倉庫”這一經濟上的結點入手進行整頓管理,給予相關役人俸祿,而根據其丐取的錢數予以懲戒。

據上述史料可知,其規定的刑罰相當嚴格:凡索取糧綱錢物的吏人,“並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而受賄一百錢,“黥爲卒,府吏亦如之”,超過一百錢者,每一百錢加徒刑一等。受賄一千錢者,判流刑二千裏,超過一千錢者,每一千錢加流刑一等,滿十貫則刺配沙門島。如果諸倉吏人已經許諾要索取糧綱錢物,但實際上並沒有接受糧綱錢物者,首犯和參預者,各減本罪一等。首犯依照上條受賄法應刺配到沙門島者,可減爲刺配到廣南牢城。

除了量刑極重外,倉法還獎勵告奸,允許自首。告奸法規定,告奸者告發的受賄案件情節越嚴重,得到的賞錢也越多。如受賄吏人被判徒刑,告奸者就可以得到賞錢一百千;判流刑,得賞錢二百千;刺配到沙門島,得賞錢三百千。此外,如果官員告發受賄案件者,除了能得到規定的賞錢之外,還可以將官階上轉一資。自首法規定,無論是受賄首犯,還是受賄案件的參預者,只要投案自首,一律都可以得到寬大處理。政府根據每個自首者受賄或者參預受賄的情節輕重不同,或予免罪,或予獎賞。從現代行政管理的角度看,這是用獎勵告奸的方法,將整個官僚體系編織成一個互相糾察監督的網絡,從而對貪腐行爲構成整體上的政治攻勢[25]

此法先試行于京師諸倉,“其後,內自政府,外則監司,多仿此法”[26],熙甯三年八月首先在三司中試行,此後逐步推行到各級政權機構。到熙甯六年十二月,各級統治機構中的吏人,基本上都有了俸祿,“時內自政府百司,外及監司、諸州胥吏,旨賦以祿,謂之倉法”[27]。《长编》小注保存了旧纪中所载仓法施行之後的效果:

舊紀書:“癸未,诏:諸倉給受概量者,臨時多寡,並緣爲奸,刻軍食十常三四。其增諸倉役人祿,立勾取重法。由是歲減運糧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盜以故得不縱。後推以及內外吏,吏始重仍法。”[28]

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法度的推行並不是平鋪式展開,而是循著一定的規律和次序。首先關注涉及重要決策或人事機構中的吏員待遇,如中書、三司、審官院、流內铨和開封府等。熙甯三年九月,“裁減中書吏員,存者增其俸”,裁減了中書“不習事守當官五人、主事二人、錄事三人,與出職,更不補額,見留錄事以下第增祿廪”[29]。熙甯五年五月,诏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吏部流內铨、南曹,開封府吏祿,其受賄者以倉法論。诏書下後,神宗認爲:“中書吏俸已厚,恐堂後官已不受賄矣。”王安石的看法則更加謹慎,他指出:“中書下等吏人亦多是近上吏人子弟,恐未免受賄也。今欲清諸司,即宜自中書始。”[30]也就是將中書當作清理整頓吏務的抓手,由此漸次推開。當年九月,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曾布建議:

乞于三司選吏二百人,專置司磨勘天下帳籍,以至三部勾院亦皆選吏置官,責以審覆。其人吏各優與俸給,課以功限,爲之賞罰。仍自朝廷選官提舉,其措置條約,乞下詳定帳籍所詳具以聞。[31]

在三司選吏置司對天下帳籍進行磨勘審覆,工程十分浩繁,需要精選吏員,優給俸祿,並設定標准和進度予以考核。

除了上述決策機構之外,還有一些部門的吏員也得到了神宗和王安石的關注。從功能上看,這些部門或者是信息渠道上的重要節點,如東門司、入內內侍省,或者牽涉複雜的利害關系,如大宗正司。據《長編》熙甯五年十一月載:

(王安石)進呈內東門及諸殿吏人名數,白上曰:“從來諸司皆取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歲入市易務息錢,幾至萬缗,欲與此輩增祿。”上曰:“諸殿無事,惟東門司事繁,當與增祿。”安石曰:“如入內內侍省吏人亦當與增祿,蓋自修宗室條制,所減貨賂甚多故也。”上又曰:“大宗正司吏人亦宜與定祿法,免困擾宗室。宗室漸有官卑及不得官者,不宜更令吏人乞取困擾之。先帝每遷官,此輩所乞取須數十千。”安石曰:“宗正吏止十二三人,更與量增祿,即可行重法。”[32]

通过上述对话可见,在神宗和王安石的设计中,增吏禄与行仓法是一个相互配合、滚动推进的过程,因为吏禄的来源是新法颁行之後产生的一些新的利源,如市易务息钱等,因此支出的规模也必然伴随着新法的进展而逐渐增加。其增加的原则,按照神宗的理念,是优先“事繁”的职司,而王安石指出,那些因为修订旧制利益受损的人员也应当酌情予以增禄。而随着俸禄的提升,就可以对相关人员使用仓法约束。

隨著法度的推行,祿胥吏的形式與額度逐漸形成一定的規範。熙甯六年,神宗下诏裁定在京諸司吏的請給。據《長編》所載,在此之前,吏祿已經各有定式,而因爲“兼局”即兼領多個部門職事的原因,還有茶湯、紙筆錢等各種額外收入,以此“僥幸相因,略無限制”[33],需要立法進行統一。熙甯七年八月,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李承之又建議:“在京臣僚所請添支食錢等,皆輕重不均,及所給人從亦無定制,以至吏祿多寡,皆當著爲通法。”神宗命李承之與孔目房檢正官共同刪定[34]。熙宁八年闰四月,章惇上言,在增吏禄、行河仓法之後,有人以假借、典质之类为名义,经隔月日方受财物者,以此钻刑罚的漏洞。于是诏行仓法人因职事以借便、质当为名而受人贿赂者,告赏,刑名论如仓法[35]

将吏禄纳入國家支付,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也是之前的当政者不敢轻易尝试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王安石的巧妙构思设计下,有大量新的财源填补了这一缺口。熙宁给吏人增俸之後,并没有造成政府开支的不堪重负。沈括《梦溪笔谈》记云: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賄爲生,往往致富者。熙甯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托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甯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36]

《長編》載熙甯六年三司上言:

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祿,除舊請外,歲支錢一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奇。诏以熙甯四年後坊場稅錢撥還,不足則以市易、市例等錢補之,仍令提舉帳司歲考支收數上中書。時內自政府百司,外及監司、諸州胥吏,皆賦以祿,謂之倉法。京師歲增吏祿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余缗,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余缗。然皆取足于坊場、河渡、市例、免行、役剩、息錢等,而于縣官歲入財用,初無少損,且民不加賦,而吏祿以給焉。[37]

《長編》引《神宗正史》的《食貨志》與《刑法志》均有相似記錄[3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坊场、河渡、市例、息钱等财富来源,既是新法颁布推行之後新开的财源,同时也是由新增的职位创造的國家营利手段[39],即王安石所指出的“吏祿足則政事舉,政事舉則所收放散之利亦必不少”。國家借助胥吏,加强对坊场、河渡等经济结点的管控,反过来又可以借助这样的管控,将原本由富商豪强占据的利益收归国有,用来支付薪俸。因此盡管吏祿快速增長,但是與當時財政收入的增長相比較,並沒有帶來太重的負擔。至于倉法後來在元祐時期的行廢爭議,純粹是一個黨爭背景下的政治問題,和經濟無關[40]

(二) 增設祠祿官作爲官員的淘汰退出機制

“饒之以財”還有一種重要的形式是增設祠祿官差遣[41]。宮觀之職,源于真宗朝,以宰臣向敏中爲景靈宮使,後來建玉清昭應宮,以丁謂爲宮使[42],即以宰执提举修建國家重要的礼仪建筑。仁宗朝时,以年迈的重臣或武臣提举宫观,逐渐成为一种优遇耆旧的制度[43]。至神宗熙甯二年十二月,诏三京留司禦史台與國子監增員,而宮觀官不限員數,以待卿監監司及知州之老者[44],提舉宮觀差遣遂作爲中高級官吏退閑之緩沖余地,爲淘汰舊員,梳理吏治辟出余裕。

對于這一作用,宋神宗和王安石有非常明確的意識與規劃。在熙甯二年規定提舉宮觀差遣不限員額後,次年五月,又诏杭州洞霄宮、永康軍丈人觀、亳州明道宮等宮觀置管勾或提舉官[45]。神宗朝兩種國史對此政策評價差別很大:墨本的評論是“時以諸臣曆監司、知州,有衰老不任職者,令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故增宮觀員”。而朱本則削去王安石欲處異議者,以“因使人各得便鄉裏,且以優老示恩”爲辭[46]。朱、墨史的評價中體現出新、舊黨人對于這一政策有著不同的看法和立場。如果我們忽略其中政爭的背景,結合熙豐時期其他史料,可以看到這一政策的重要目的,就是以“優老示恩”的形式,將部分官員置于閑局[47],空出職位給精強能幹之人。

熙甯三年五月乙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兵部侍郎、集賢殿修撰何郯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郯遂請老,以尚書右丞致仕。樞密使文彥博認爲何郯官至兩制,如果令其提舉玉局觀,顯得朝廷不夠優禮士大夫。對此王安石評論曰:

如郯者,既衰病不能治事,遂肯分司致仕,夫豈不善?若未肯,而朝廷強使之去,則于人情或以視遇群臣爲薄。即使領州郡,則又廢事務,害百姓,故廣置宮觀,使食其俸給,而不害事也。且提舉在外宮觀,亦無甚異,何足爲恥。自增置宮觀,昏病阘茸之人就者已多,少清州郡之選,不爲無補也。[48]

衰病不能治事的官員,不論其級別多高,必須有一定的退出機制,不能因其戀棧權位而勉強優容,但如果強逼其退出,奪其俸祿,容易産生矛盾沖突,讓人覺得朝廷薄于情義。之前的處理方式是將該官員左遷爲州郡長官,但這樣又會廢事務、害百姓。因此用“提舉宮觀”的名義,既使其保有俸祿,且“宮觀”有超然世外的含義,也不傷其名譽。有了退出機制,政府就可以從容地進行人事調配,從而“少清州郡之選”。

從史書記載可以看出,這一思路在熙豐時期得到了有效的貫徹執行,提舉宮觀差遣逐漸發展爲一種複合機制:既可以作爲薄懲官員的手段,也成爲慣例化的退休方式,官員可以自請以得退步之地。《宋會要》載《哲宗正史·職官志》雲:“外任宮觀非自陳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人例。”[49]這樣提舉宮觀差遣就有兩種不同的模式:自請或降任,前者是一種優遇,而後者則是降黜懲戒。

就熙豐時期的政治實踐來看,自請宮觀有優禮重臣、酬獎功勞的意味。如熙甯八年閏四月,诏:“今後武臣遙郡刺史以上,曾曆五路路分钤轄,不因體量,並有戰功、曾經轉資、曆路分都監以上差遣,不以官資,並許陳乞外處宮觀差遣。”[50]九年五月,殿中丞曾孝紀以監當資序同管勾西京崇福宮,從其父曾公亮之乞也[51]。元豐七年(1084)四月,以朝散大夫、知均州張颉直龍圖閣、知廣州。張颉辭以:“二子一孫相繼亡殁,孤老無托,慮因此不任事。伏望矜憐,檢會前奏,除臣一宮觀差遣。”乃诏颉罷直龍圖閣,提舉洪州玉隆觀[52]

同時,皇帝也可以下旨令有過失或老病不堪其任的官員提舉宮觀。熙甯八年二月,光祿卿、直昭文館、知鄂州潘夙提舉玉龍觀,以荊湖察訪蒲宗孟言“夙有足疾,年已七十,乞令致仕,或與宮觀差遣”[53]。同年三月,诏秘書監王端追一官,與宮觀差遣。原因是他之前知鄭州時,伐園木爲薪以自入,及報上不實,爲禦史所劾[54]。元豐二年六月,以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京西轉運副使李南公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原因是禦史黃顔彈劾南公女皆適士人,而同産女弟在室者已三十余歲,委寄于妹婿範遷家,按之有實故也[55]。元豐三年十二月,禦史豐稷彈劾攝光祿卿、朝請大夫王之才祭社時候神氣昏憊,步難語澀。應選格,王之才本來應該是知化州,神宗诏與宮觀,並令審官院自今祠祭差官,須選堪任攝事之人[56]。這一系列彈劾措置表明,提舉宮觀官制度在澄清吏治、提升政府效率、表彰風化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作爲一種馭下的政策,提舉宮觀差遣在執行的過程中逐漸制度化,而一旦制度化,則難免會有人窺隙謀利。元豐元年正月,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

近年以來,朝廷寬假資格稍高之人,爲其衰遲或不任事,未遽令休退,故置提舉、管勾宮觀之職,優與俸祿,以示始終恩意之厚。不立員數,而臣僚趨閑貪祿,冒昧無恥,或精神未衰,年齒方壯,便私避事,亦求此職。條制既寬,初未厘革,故今內外宮觀約百余員,無纖芥職事,歲費廪食不下數萬缗,臣竊惜之。乞今後在京宮觀提舉、提點、管勾官,共毋得過十五員,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阙。所貴勤勞官守之人,有以區別,不虛費國用。[57]

李承之指出,朝廷設置提舉宮觀差遣,目的在于通過優與俸祿的方式,對那些資格稍高但衰遲不任事的人一個退步的余地,但由于不限員數,有些官員年紀不大,精神未衰,因爲貪閑避事而求趨之,致使員數過百,浪費公帑。因此,他建議朝廷應該設定提舉宮觀官的員數,不應超編,同時在除授時,也應該照顧那些勤勞官守之人,退休時優先得此機會。

神宗采納李承之的建議,但不是限制員額,而是對自請宮觀者的年限和陳請次數進行限制:“自今陳請宮觀等差人,年六十以上聽差,仍毋過兩次。”至元豐五年九月,又诏:“應尚書吏部陳乞留台、宮觀、國子監人,年六十以上兼用執政官恩例者,通不得過三任。”[58]這樣通過年限和陳請次數的限制防止恩賞濫用,而宮觀官不限員額,皇帝就依然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機制的複合屬性,以之去取予奪,進行人事上的平衡。

顯然,這種以宮觀祿位養閑職的方式,不僅可以起到安置退休人員或持異議者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以“待遇”弱化了“職事”層面的沖突,減輕官員退居賦閑的經濟壓力,從而增強了政府在人事上的調配能力。這樣的支出,表面看來似乎是冗費,但實際上是另一種溫和形式的淘汰或退出機制,對于澄清吏治、提升行政效率有很大作用,從全局來看,反而可以降低管理成本。

 

三、公私一體:熙豐吏治體系改革的深層訴求

 

熙甯三年(1070)八月,神宗與王安石論三司治理,王安石向皇帝進言曰:

三司所治事,近則太詳,遠則太略,所以詳近者,凡以爲吏人便于取賂而已。若欲省此等事,則當先措置吏人,使廪賜厚而員不冗,然後可爲也。人主理財,當以公私爲一體,今惜厚祿不與吏人,而必令取賂,亦出于天下財物。既令資天下財物爲用,不如以法與之,則于官私皆利。[59]

這段論述的義理重心,是“人主理財,當以公私爲一體”,這也可以理解爲熙豐吏治體系改革的深層訴求。在王安石看來,厚祿峻法是改革的形式,其內涵則是政治家须将整个國家的财富视作一个综合计量的整体,不仅需要关注财政收支平衡,更应注意财富流通的渠道与规律。如果“惜厚禄不与吏人”,则现实的结果就是“必令取赂”——损失虽然没有记在账面上,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同时还造成政治上的污浊与失序。所以,作为一个居中的“理财者”,应当统合内外,资天下财物为用,以明晰的法规、秩序,将财富按照合理的方式,引导分配给具体的管理职能,这样才能 “官私皆利”。

熙甯五年五月,王安石與宋神宗關于捕鹽問題延展出一段對話,可以看出他們對于由政府主導的經濟秩序的共識:

上曰:“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難犯。如倉法行,去年止斷綱稍二百人,比以前已減五百人矣;且米又盡不雜,軍人不須行賄,此實良法也。”安石曰:“今新法關防猶未盡,故雖無夾雜,尚有少欠。若他日關防不令少欠,即此所斷人數,尚可更減也。”安石又曰:“倉人尤無賴,所以不免時有犯法,然隨辄被告。至于铨、審等處,即更無複敢受賄。”上曰:“不知開封何如,恐未能遽絕耳。”安石曰:“聞開封府吏自言向時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錢,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員,實無心推究人枉直。自今誠恐有暇及此。然經久天下吏祿恐須當盡增,令優足。”上曰:“如此豈不善,但患阙錢耳。”安石曰:“此極多不過費百萬缗,然吏祿足則政事舉,政事舉則所收放散之利亦必不少,且今人吏衣食固亦出于齊民,但不令以法賦之而已。昨雖十萬余缗,然九萬缗出于酒坊稅錢,若將來諸路收酒坊稅錢,必然可足吏祿有余也。”上又曰:“吏受賄亦不免出于官錢耳。”安石曰:“如綱運于庫務行錢,複以酒坊償之是也。今公賦祿與之,即不爲余人侵牟,而又不至枉法害事以取賂矣。”[60]

宋神宗憂慮因支付吏祿而可能“阙錢”,王安石指出,一是可以用酒坊稅錢支付,不會有大的缺口;二是吏祿足則政事舉,從而可以收繳更多的“放散之利”;三是用賦稅償付胥吏薪俸,可以避免各種法外的侵牟,實際上減少社會運行的成本。如“開封府吏自言向時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錢,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員,實無心推究人枉直”,這樣的吏員不但起不到公共管理的作用,反而是機構中的贅疣。因此給胥吏發放合理的俸祿,是用較小的成本,理順社會財富的流動和再分配機制。

從現存史料來看,熙甯時期以酒坊場稅與免行錢等收入爲吏祿來源,不但可以收支平衡,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政府管理與社會管理的成本,在更大的層面上形成了良性循環的機制。《長編》小注引《神宗正史·食貨志》雲:

酒曲之利,視他入爲最厚,惟西京售曲而已。酒舊禁私釀,官置務,釀則設官監臨。或不設官,即以酬衙前。衙前役于公,悉多賠費,隨其多寡,酬以酒務,使取釀利,補其勞費。然吏因緣誅求,衙前至破産逃亡,釀利不足以償,公私困敝。熙甯三年,始命應酬衙前場務,皆官自賣之,歸其財于常平司。凡衙前賠費與吏之誅求,悉爲之禁。衙前隨役輕重,悉賞以官自賣場務之錢,又賦之祿,民始免重役破産之患。奉公出力者得祿以養,而場務之利,收其嬴余,又以祿在公之吏焉。其法募民願買坊場者,聽自立價,實封其價狀告,爲扃鑰,納期啓封,視價高者給之。後朝廷所增內外吏祿,歲支缗錢百余萬缗,取具焉。[61]

制售酒曲是暴利的行當,舊法禁私釀而設官監臨,或不設官而以衙前掌管其利,這樣很容易成爲上下官吏觊觎誅求的對象。衙前的利潤不足以貼補,至于破産逃亡,酒曲數量質量無法保證,自然難禁民間私釀,而官府與胥吏均無收益。因此新法從兩個方面嘗試改變:一是由官方經營,自獲其利,由常平司掌管,以贏利的盈余支付衙前俸祿,使“民免重役破産之患,奉公出力者得祿以養”;二是用拍賣的方式,招攬商人買斷酒坊場,令其自負盈虧,而以約定額度向官府繳納酒稅。兩種方式配合,理順與制酒相關的整個利益鏈條,使公私俱便,上下皆利。

熙甯七年,詳定行戶利害所在與翰林學士韓維、知開封府孫永辯論免行錢問題時,指出了類似的情況:

初,議者多謂朝廷既知行役之弊,當即罷省,不可更令出錢。而詳定所奏:“朝廷所以許民間輸直免行者,蓋人情無不欲安居樂業而厭于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應。又公人祿廪素薄,不免有求于行人,非重法不能禁。以薄俸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行;縣官爲給,則三司經費無窮。今取于民薄,而公人各知自重,不敢冒法,此所以使上下交濟,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謂既知行役重,當爲除去,不可斂錢。此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苦,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公人之祿可謂厚矣,然竊聞未比昔日于民間所得之半。今本司收免行錢,計所入,尚不足以償朝廷因行戶事增錄行倉法處料錢,則不惟公人不得如向來誅求之半,而民間所出又未及增祿之半。以此推窮,孰便孰不便,較然可見。”[62]

收缴免行钱,表面上看起来是官府对民间利润的盘剥,但是征税本身并没有原罪,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税费在國家经济生活中的用途。而免行钱正是一种盘活利益链条的征税方式:如果无此机制,则没有经费应付相关支出,胥吏无俸禄,就会用各种非法手段对服役的百姓进行诛求敲诈;若一切由政府支出,财政又难以负担。反过来,在此机制下,民众承担一定税费,但减少了和胥吏之间复杂的沟通交接,免去种种追扰诛求;胥吏有俸禄,则知自重而不敢轻易犯法。这样既减少了百姓的额外负担,同时消除胥吏缘比为奸的机会,从而删削原有利益链条中的冗余,实现征税与政府职能之间的良性循环。

详定所指出,在征收免行钱之後,民众所缴纳的费用不到增禄额度的一半,而胥吏所得的俸禄也未及过去盘剥诛求的一半,从官民两个方面降低了政府和社会的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这种公私一体,官民两利的理念与实践,也正是前述《周礼》泉府“开阖敛散”之法的具体表现。

從上述史事中可以看到,所謂“公私一體”,不僅意味著經濟管理層面的綜合統籌,更需要頂端設計層面的人文關懷。宋神宗指出,王者之法如江河,必須易避難犯,才有長久執行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從制度上對官吏的貪腐動機進行約束,同時使其有自重自愛之意。熙甯五年十一月,神宗與王安石討論重祿法,神宗提出“聞吏舊日受賄多于今祿所得”,他擔心俸祿雖然增加,不足以和胥吏受賄所得相比,因此還是無法抑制其貪汙的沖動。對此王安石做了進一步的分析:

安石曰:“(吏舊日受賄)所得雖多,然須奸猾敢犯法者乃多得,而懦善畏法者所得未必多于今也。左藏自來號爲脂膏,然招人常不足,自賦重祿以來,所招人乃不阙。”上曰:“賦祿立重法,兼可召得顧惜行止人,兼爲免刺面,所以人樂應募也。”[63]

王安石指出了吏治中的一個關鍵:以前胥吏受賄雖多,但集中于那些奸猾多智、敢于犯法的人,他們是體系中難治的“結點”。而絕大部分胥吏是“中人”,出于懦善畏法的本能,即使受賄,所得亦有限,他們才真正是吏治中需要特別關注的主體人群。新法所強調的,正是這種以一馭多的“面控制”,而非一一對應的“點治理”。如果能夠用制度保證主體人群的利益不但不受損,反而來源更加穩定合法,那麽自然會形成普遍的“面效應”,無論是防治還是管控都更加容易。同時,也會引導更多官吏向政府所期待的方向轉化。

王安石所举左藏库的例子可以佐证:左藏虽然号为肥缺,但以前招人往往不足,其原因是主要的利益孔道被少数猾吏霸占,外来或新进的吏员无利可图。而重禄法颁行之後,原有的漏洞被堵塞,新增俸禄则扩大了红利的受众,形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效应。另一方面,诚如神宗所言,人皆有知耻之心,如果以优厚俸禄和严刑峻罚相配合,必然会令奸猾无耻之辈难有容身之所,而忠厚重义之人则有了立足之地。执政者立法的去取,使得“顾惜行止”之人得以闻风而至,再加上免除了刺面的侮辱,乐于应募者自然大大增加。

神宗皇帝多次誇贊此法“忠恕”[64],強調“制法當使人樂趨而競奮”。這類表述彰顯出當時執政者對法度和人的關系所做的深邃思考:法度不是用來罟羅天下之人的“法網”,而是要使之“易避難犯”,在出于自身私利的考慮下進行合理趨避的同時,其行爲能夠合于仁厚忠恕的基本價值。因此法度本身就有著重要的“教化”功能,善法美意既是一種養士的策略,同時也是“取之”、“教之”的另一種形式。

 

結語

 

對于吏治體系改革背後的宏大關懷,王安石有清晰的表述:

近令察訪官搜舉吏有才行者,自此善士或肯爲吏,善士肯爲吏,則吏士可複如古,合而爲一。吏與士、兵與農合爲一,此王政之先務也。”[65]

宮崎市定認爲,從大曆史角度看,中國政治中的一大弊病就是吏士分離。王安石想把吏士關系引回正軌,但是控制不住的曆史大勢卻向相反的、不自然的方向走去[66]。在筆者看來,吏與士、兵與農合而爲一,這是非常高遠的王道理想,也是熙豐吏治體系中意蘊非常深刻的部分:一方面,通過改善吏的待遇與地位,使其逐漸樹立士人的尊嚴和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也令士人放下清高,願意去做社會基層的組織與管理工作,即“善士肯爲吏”——既提高治理的水准,同時可以在具體的行政事務中選拔、磨練人才,使真正有能力抱負的人才通過法度和事務的曆練檢驗脫穎而出。

這些做法既可以增強乃至重塑“胥吏”的社會地位和道德觀念,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將儒家士大夫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推廣爲普遍的共同訴求。熙甯新法中以“中人爲制”的經術思想,“開阖斂散”的理財方略,祿胥吏、行倉法的改革方式,都蘊含、滲透著這種“以士爲吏”、“吏士合一”的願景。這是王安石所理想的“王政”,同時也是他對于中國曆史中深層弊病症結的把握與因應。具體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完美無缺,行用中難免會有種種利弊問題,可以考辨批評,但對于研究者而言,更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家在立法層面的方略規劃以及背後的思考。從大曆史的角度看,後者包含著更加深邃的問題意識和價值關懷,因此也格外具有梳理、省思和再檢討的意義。

 

                                 

 



[]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可以将王安石所论的“饶之以财”,视为國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而将“裁之以法”看作國家监管能力和统合能力的加强,“约之以礼”则意味着强化國家认同、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濡化能力,同时也是从风教、矩范的层面约束社会权贵阶层,属于國家监管、统合能力的强化。參見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國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曙光《國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中国书评》19951月。

[] 相關研究如白自東的《從<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看王安石的人才政策——兼論王安石人才思想的形成和實踐》,《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何忠禮《也論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紀念王安石(1021-1086)逝世九百周年》,《杭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對于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學界特別關注其“陶冶人才”的理念,如苗春德《試論王安石的人才思想》,《史學月刊》1982年第5期;黃明喜《論王安石的陶冶成才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龔若棟、邱永明《王安石的整體性人才陶冶觀》,《學術月刊》2001年第8期。此外,還有若幹篇學位論文專門探討這一問題。

[]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頁。

[]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三載:“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驿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仆乞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谒索覓甚甕?’”參見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738。又《燕翼贻謀錄》雲:“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分之二又複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參見王栐《燕翼贻謀錄》卷二《增百官俸》,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3頁。

[] 趙翼:《廿二史劄記》“宋制祿之厚”,參見《廿二史劄記校正》(下),王樹民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33

[] 張全明在《也論宋代官員的俸祿》一文中,綜述學界對于此問題的爭議:“一種觀點認爲,宋王朝采取益俸政策,當時官員的俸祿都很高,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祿是最爲優厚的,並多以清代史家趙翼《宋制祿之厚》文中所述宋代官員俸祿‘給賜過優’,可謂‘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作爲重要佐證。另一種觀點則認爲,宋代‘官吏的待遇並不優厚,在官吏中鮮有不窮窘者’,當時‘大多數官員的所得俸祿低于實際支出’並以《長編》卷11中引述宋太祖所講‘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等語作爲基本論據” 。持前一觀點的代表爲龔延明、邵紅霞等;後者則以郭東旭、何忠禮爲代表。參見張全明《也論宋代官員的俸祿》,《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吳漢、全仁經:《試論工安石的“饒之以財”》,《社會科學家》,1987年第3期;周啓志:《宋代的“益俸”政策及其反思》,《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3月第2卷第1期。

[] 關于王安石“以中人为制”的制度设计理念,參見雷博《北宋熙丰变法时期人才培育选任制度改革》,《國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 參見俞菁慧《<周禮·泉府>與熙甯市易法——<泉府>職細讀與王安石的經世理路》,《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 孫诒讓:《周禮正義》卷二七《地官》“司市”,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059

[11] 按:马端临《文獻通考》将此段文字置于“市籴考”之“均输市易和买”之首。

[12] 《周禮正義》卷二七《地官》“廛人”孫诒讓注,第1083頁。

[13] 《周禮正義》卷二七《地官》“廛人”引江永注,第1081頁。

[14] 《周禮正義》卷二七《地官》“廛人”引王與之注,第1082頁。

[15] 楊仲良:《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六,“三司條例司廢置”條載:“先是,上問:‘何以得陝西錢重,可積邊谷?’安石對:‘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阖斂散之法。’” 以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书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委宛别藏本,2003年。

[16] 《文獻通考》卷二〇“市籴考一”。

[17] 參見俞菁慧《<周禮·泉府>與熙甯市易法——<泉府>職細讀與王安石的經世理路》,《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18] 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二“熙甯六年正月辛亥”條,中華書局2004年版,5892頁。以下簡稱《长编》。

[19] 《長編》卷二四二“熙甯六年正月辛亥”條,第5892~5893頁。

[20] 相关研究參見贾玉英《试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仓法》,《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路育松《試論王安石對吏祿的改革》,《安徽史學》1999年第2期;趙旭《宋代以重祿法治吏懲贓政策評析》,《史學集刊》2010年第1期;陳朝陽《從熙甯倉法看宋代加俸養廉現象》,《洛陽理工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等。

[21] 賈玉英:《試論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倉法》,《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

[22] 《長編》卷二一四“熙甯三年八月癸未”條,第5223頁。

[23] 《長編》卷二一四“熙甯三年八月癸未條”,第5224頁。

[24] 《長編》卷二一四“熙甯三年八月癸未條”,第5222~5223頁。

[25] 賈玉英:《試論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倉法》,《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

[26] 《長編》卷二一四“熙甯三年八月癸未”條,第5224頁。

[27] 《長編》卷二四八“熙甯六年十二月壬申”條,第6052頁。

[28] 《長編》卷二一四“熙甯三年八月癸未”條注文,第5223頁。《长编》校勘记认为“仍”疑为“仓”之误,《长编》卷二一四校勘记第33條,第5229頁。

[29] 《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條,第5230頁。

[30] 《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癸未”條,第5648頁。

[31] 《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九月辛未”條,第5802頁。

[32] 《长编》卷二四〇“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條,第5828頁。

[33] 《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戊戌”條,第5944頁。

[34] 《长编》卷二五五“熙宁七年八月庚辰”條,第6236頁。

[35] 《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癸巳”條,第6417頁。

[36] 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上),第441頁。按:《长编》小注所记与此内容略同,文字有小异。《長編》卷二四八“熙甯六年十二月壬申”條,第6052頁。

[37] 《長編》卷二四八“熙甯六年十二月壬申條”,第6052頁。

[38] 《長編》小注雲:“《刑法志》因日錄聯書作一段,略雲:‘中書請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仿此法。倉法之設,內外歲增吏祿至百余萬缗,皆取足于坊場、河渡、市例、免行役、利息錢,既不耗縣官,亦不加賦于民,而吏祿以給’雲雲。又《食貨志》雲:‘京師歲增吏祿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余缗,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余缗,然皆取足于坊場、河渡、市例、免行役、利息錢等,而縣官歲入財用初無損少焉。’當考。”《長編》卷二一四“熙甯三年八月癸未”條注,第5224頁。

[39] 參見路育松《試論王安石對吏祿的改革》,《安徽史學》1999年第2期。

[40] 參見趙旭《宋代以重祿法治吏懲贓政策評析》,《史學集刊》2010年第1期。

[41] 關于宋代宮觀官制度的研究主要有:劉文剛《論宋代的宮觀官制》,《宋代文化研究》(第七輯),1998年;張振謙《北宋宮觀官制度流變考述》,《北方論叢》2010年第4期。

[42]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四之二,中華書局影印本,1957

[43] 《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五。

[4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七之三九;《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五。

[45] 《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癸卯”條,第5128頁。

[46] 《長編》卷二一一“熙甯三年五月癸卯”條注文,第5128頁。

[47] 據《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六,提舉宮觀嶽廟差遣俸祿按其資序降一級給付:“(熙甯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诏:‘諸州宮觀嶽廟所差提舉、管勾官等合給添支,大兩省、大卿監及職司資序人,依本人見任官知小郡例;知州資序人,依本人見任官小郡通判例;武臣即比類施行。若遙郡以上罷正任及遙郡換南班官,元系文資換者卻與換文資。內有功績殊異者別取旨。’”

[48] 《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癸卯”條,第 5129頁。

[49] 《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二七。

[50] 《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六、五四之七。

[51] 《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七。

[52] 《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四月丁亥”條,第8277頁。

[53] 《长编》卷二六〇“熙宁八年二月庚辰”條,第6343頁。

[54] 《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己亥”條,第6357頁。

[55]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四之二八;李南公提举宫观迁复,參見《长编》卷三一二“元丰四年四月丙子”条, 7567~7568頁。

[56] 《长编》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二月丙寅”條,第7524頁。

[57] 《长编》卷二八七“元丰元年正月翼擉”條,第7016~7017頁。

[58]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七之三九。

[59] 《長編》卷二一四“熙甯三年八月癸未”條,第5223

[60] 《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乙巳”條,第5666~5667頁。

[61] 《長編》卷二一七“熙甯三年十一月甲午”條注文,第5275頁。

[62] 《長編》卷二五一“熙甯七年三月辛酉”條,6130~6131頁。

[63] 《长编》卷二四〇“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條,第5829頁。

[64] 《長編》卷二四八“熙甯六年十二月乙酉”條載:“中書言:‘增開封府等處吏祿,以行重法。’上曰:‘異時吏不賦祿,而受賄辄被重劾,今朝廷賦祿而責人,可謂忠恕矣。’它日,上又稱祿法忠恕。”第6060頁。

[65] 《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甲申”條,第5764頁。

[66] 宫崎市定:《王安石的吏士合一政策》,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51~4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