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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族譜的時代特色與史學價值

发布日期:2018-12-21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7日第1597期
羅玮

 族譜,又稱家譜、宗譜、家乘、世譜、房譜,一般被定義爲記載家族或宗族世系和成員事迹的物質載體,也可理解爲家族的史籍。現存的古代族譜多爲寫本,也有刻本形式。中國族譜的曆史源遠流長,現存數量巨大。據《中國家譜總目》統計,截止2008年,登錄族譜總計五萬余部,是現存古代近代地方志數量總和的近六倍。這些規模浩繁的家譜,雖然包含內容真僞混雜,但經過嚴謹審慎的考辨,仍能從中提取出相對真實可信的曆史信息,因此其史學價值亦需得到充分關注。

  

族譜修撰淵源有自 

 

  族譜在中國曆史上由來已久,通過人類學和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可以發現,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就出現了“口傳家譜”“結繩家譜”等世系記載形式,可謂家譜的最初雛形。進入商代,出現了最原始的文字實物家譜“甲骨家譜”。數以萬計的商代甲骨中,目前學界公認有三件甲骨上記載了商代家族的世系信息。周代建立了十分嚴密的宗法制度。宗法制與分封制相結合,宗族組織與國家政權相結合,因此國家對于記錄血緣親疏的族譜修撰十分重視,由政府主持編修,並設立了專門的官吏記錄和管理各類譜系,譜學進入了第一個發展時期。

  兩漢時期,隨著世家大族的形成,譜牒與姓氏之學受到重視,出現了私人修譜的現象。魏晉南北朝形成了較爲牢固的世族門閥制度,譜學十分興盛,楊殿珣認爲這一時期是中國譜學史上的“黃金時代”。尤爲值得注意的是,世代修譜的譜學世家也于此時形成。至唐代,族譜修撰達到了新高峰,如鄭樵所言:“姓氏之學,最盛于唐”。唐代出現了大規模的官修全國性譜牒的譜學現象,如唐太宗時修《氏族志》,高宗時修《姓氏錄》,玄宗時修成《大唐族姓系錄》,等等。而且從敦煌文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天下郡望氏族譜》等譜學著作的殘篇。

  宋代是中國古代家族組織發展的分水嶺,中古門閥大族逐漸衰落,新型家族組織形式成爲社會主體。與此相應,族譜及譜學也發生了變革與轉型,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官修公譜的廢絕。蘇洵在《蘇氏族譜·譜例》中言道,“蓋自唐衰,譜學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私修族譜取代官修公譜,成爲作譜的主要形式,撰修族譜的主要目的也調整至“敬宗收族”的內部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蘇洵創立並提倡的“五服圖式”譜法對後世修譜産生了巨大影響,成爲後世修撰的體例典範。除譜法嚴謹精致,歐蘇譜法包含的內容也較之過去的族譜更爲豐富,包括譜序、譜例、世系、先世考辨、傳記、祠堂記等。宋亡元興,基于社會與政治環境的諸多變化,元代族譜也出現了新的特色。

  

元代族譜呈現曆史特色

 

  從現有的記載來看,元代族譜是繼續在宋代族譜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並後接明清族譜。因此以往族譜學者一般認爲元代族譜呈現過渡的形態。這是從族譜自身發展的邏輯上而言,也大致符合曆史的真實。但元代社會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漫長曆程中有著獨特的時代特色。與元代的曆史大背景相結合,可以看到元代修撰族譜出現的一些曆史特點。

  首先,元代族譜除了宗譜、家譜等名稱外,又有世譜、譜、家傳、慶源圖、家乘、族譜圖、譜牒、譜系、傳家錄、本支圖、支派圖、家譜圖、世系、世系表、家錄、譜略、敘族小錄等名稱。

  其次,在元朝建立和拓展统治的进程中,一批包含多民族成分的政治家族与蒙古上层统治者一同崛起。“国家祖宗临治中原,豪杰率其民庶,奋忠勇、籍贡赋,以自归于天朝。大者数十家,战伐功多,以显著于当时者。”这些自开国伊始就跟随成吉思汗家族南征北战的“豪杰”世家群体,在元朝建立后,依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倚重。这些家族对撰写族谱、家谱等家族文獻较为热衷。如藁城董氏家族修有《藁城董氏家传世谱》,元明善撰写《董氏家传》,虞集撰《董氏世谱》,汉军世侯家族之冠的真定史氏家族修有《丞相史忠武公家传》。此外,元代四大勋贵蒙古家族之首的木华黎家族修有《东平王家传》,畏吾儿人撒吉思家族修有《高昌偰氏家传》,等等。除“敬宗收族”以外,保证家族血统、传承政治利益、维持政治影响力也是他们修谱的重要原因。

  再次,与前代相比,元代族谱形式更为多样,除纸质形式外,刻石修谱也在元代蔚然成风。记录家族世系的“石上族谱”在元代多被称为“先茔碑”“世德碑”“先德碑”“家谱碑”。据日本学者饭山知保统计,现在已知的元代“先茔碑”就超过250通。元代的世家大族也多利用石刻记录家族世系。如前述藁城董氏家族立有《董氏世系图碑》,同出藁城的另一政治世家王氏家族立有《藁城王氏宗系图碑》。元代政治家族的族谱蕴含了较为丰富的元代政治史信息,如族谱所记家族世系以及成员的任官信息,往往可补传世文獻记载的不足。

  

族譜蘊含豐富史料價值

 

  与元代族谱较大的史学价值相比,元代族谱学的研究状况却是“非常薄弱”。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现存元代族谱的稀缺性。经学者统计,至今存世的宋元家谱合计仅约20种,其中元代家谱多数为徽州地区族谱,地域集中,所属家族多为地方家族。因此以往涉及元代族谱的研究多依据传世文獻中存留的各种族谱序跋进行间接研究。

  近年来,随着元史各个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元代族谱研究在诸多方面都呈现出新气象。一些富有历史价值的元代族谱或相关史料被陆续挖掘出来。如在元史学界比较受到关注的真定史氏残谱的发现,其中包含《史天泽行状》《史天安神道碑》《史枢神道碑》等不见于传世文獻的珍贵史料。一些元代少数民族家族的族谱也被整理出来,如《南海甘蕉蒲氏家谱》等。纳巨峰的《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一文,依据山东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族谱《忠惠咸阳王赛氏家传》,运用文獻学方法考证了赛典赤家族族谱的版本源流,证实其历史真实性,并重点探讨了赛典赤的伊斯兰圣裔世系问题。杨绍固、李中耀的《蒙元畏兀儿廉氏家族新考》一文则以光绪辛卯年(1891)纂修的《廉氏宗谱》为考察对象,补考出了六位廉氏家族成员,增加了我们对廉氏家族的认识。

  元代族譜蘊含的史料價值也被逐漸發掘出來,爲我們觀察研究宋元或元末明初的社會政治提供了新材料。《珰溪金氏族譜》是近年來頗受關注的徽州族譜,其中含有大量元代曆史信息。劉曉的《〈珰溪金氏族譜〉所見兩則元代怯薛輪值史料》一文,從《珰溪金氏族譜》中發掘出元順帝時期阿魯圖所領第二怯薛和別兒怯不花所領第四怯薛的輪值新記載,使目前所見的阿魯圖和別兒怯不花怯薛史料各達到5條,而元代怯薛輪值史料達到107條,豐富了我們對元代怯薛制度的認識。阿風、張國旺的《明隆慶本休甯〈珰溪金氏族譜〉所收宋元明公文書考析》一文,整理了譜中所載26篇宋元明公文,並利用公文中的新見記載探討了宋元明公文制度中牒、公據、印紙、令狀、宣命、箚付、咨、關、執照、批、敕命、鄉試公據的格式特點。該文依據公文相關記載,對元朝元統三年唐其勢叛亂問題進行了考證。在此之前,唐其勢謀逆一事是否存在,學術界尚無定論。金氏族譜則印證了這一叛亂事件的真實性,爲研究元末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提供了新材料。此外,元史資料中向來以元末史料最爲缺乏,金氏族譜所收文書中出現了紅巾軍將領項奴兒等人的活動以及被俘經過的相關記載,這爲我們研究元末農民起義提供了珍貴史料。

  綜上所述,雖然族譜、家譜往往包含不少後人虛構的內容,但其史料價值仍然不可忽視。明清族譜存世數量巨大,其中不乏元代相關內容,需要我們細心考辨,去僞存真。從學術史來看,元代族譜還有較大的拓展空間,是元史研究有待深化的一個重要領域,學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方能獲得一個元史研究和族譜學研究新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