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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齡修先生的三個未盡心願

发布日期:2018-12-29 原文刊于:

  何齡修先生的三個未盡心願 

  楊海英 

  2018年中元之夜,天心月圓。坐車穿行在浙南山間,眼看明月忽遠忽近,轉過叢叢山崗,悠然靜谧;凸顯山形輪廓,黢黑深遠。山腳碧水環繞,時斷時續,山區層級開發的小水電,導致水流潺潺或叠出幽邃。想起年初送別的親人、師長,不知他們的靈魂現在怎樣了?是否一切安好?經過多年科學的洗禮,隔世的鬼神自然存身無處,但自古流傳不息的民間濟度亡儀及隨行就市的博弈風傳,都說明世人需要慰藉,思念當有寄托。爲人一生,這大概也是存世者最後的信仰和皈依了吧?想起回京即面臨《論叢》截稿期限,筆頭阻澀,笥無存稿,不得不翻檢出些許半截子文檔,草成急就章一篇,以享何齡修先生在天之靈。 

  首先,我想說何先生固然走得匆忙,但長期的疾病已嚴重影響其晚年生活的質量,故私心也曾慶幸過先生走得幹脆、痛快,終于可以擺脫肉體的限制和羁絆,希望禮智師母和何翔師弟不以此爲忤。雖然人生不能無憾,但何先生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親人的照料也稱得上是無微不至。人生終有一別,只是我們不知道這個告別會在何時來到而已。何先生的一生,既充滿著苦難,也遭逢過幸運,他不喜歡“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者無二三”的消極與疏離,表明他對現實有著客觀、清醒的認識,卻始終懷抱擁抱生活的熱情與追求理想的執著,這種境界,至少在我是難以企及的高聳與寬闊。 

  其次我想說2015年底,曾替先生填寫過一份結項表。這是老先生以巨大的毅力,克服疾病所帶來的種種困難,完成的此生最後一個課題:關于明末清初“楚兩生”的研究,他自擬的書名是《民族藝人楚兩生》,據說已進入複審階段。他曾給三聯出版社的編輯寫過一封信,談了自己的看法:“書名以《民族藝人楚兩生—明末清初柳敬亭、蘇昆生的生平和藝術》爲好。標出“民族藝人”四字,主要看“民族藝人”是否站得住。“民族藝人”站住了,全書才站得住。“民族藝人”亮了,全書才更亮起來。“民族藝人”四字,系全書及其作者、編者榮辱、安危、得失、成敗、勝負、存亡也,其利害關系至重至大,其影響最爲根本。”曾經一度風傳“民族”兩字可能會“犯忌”,也不知至今難産的出版是否與之有關。柳敬亭與蘇昆生,只不過是明末清初民族鬥爭激烈時期,江南兩個具有局部名氣的地方藝人,他們的行事與態度,也不過是江南普通百姓對明清易代的一種反應。若連這樣的文稿也會遭遇過審困難的話,那麽,落霞與孤鹜齊飛的江邊,看到的也可能不是長江水了。我通讀過這部書稿,依然保持先生一貫的風格及水准,在不經意的述評中,飽含著有深意的新探索,更重要的是將一個重症疾病患者在思維方面的局限降輕到了最低,先生實可謂是一個生命之樹常青的學者。 

  他曾跟我談起過自己想做而沒做成的幾件事。一是寫一部《順治傳》,無疑是對清初這個性格複雜多變、沖動深情又短壽的大變動時代的“異族”皇帝大有興趣,可惜無由得見;二是寫一部《史可法傳》,這個想法應該說已經付諸行動,只是沒有完成而已;三是寫部《考證學通論》。雖然斯人已逝,心願無由達成,但《民族藝人楚兩生》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他的遺憾。因爲在這部書中,他結合了生平最喜歡的兩個課題:一是南明史,二是藝術史。 

  南明史是他在陳寅恪先生的啓發下,著重研究的一個鍾愛領域。南明存世雖然短暫卻彌漫生氣,既不免烏煙瘴氣又充滿鮮明個性、敢于雞蛋碰石頭的呆瓜笨伯,那些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仁人志士,支撐起了這個時代並且賦予它不滅的靈魂。何先生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複原、修補那一幅幅破碎不堪、難以卒讀、幾乎零落成泥的曆史畫卷,給後人留下了一顆顆滄海遺珠,這正是祖輩先人嘔心瀝血、凝精聚氣留下的珍寶,經他揭橥得以一一呈現:李之椿、平一統、賀王盛、虞胤、韓昭宣、魏耕、李長祥、黃毓祺、陶如鼐、吳祖錫、陸祈、甘鳳池、陳子壯、張玉喬、柳如是、陳子龍、德宗和尚及史可法揚州督師期間的幕府人物上百人的名單……這裏的每一個名字,都是何先生用心洗去曆史塵埃,沙裏澄金陶鑄出來的年輪之光。他所關注的人物,既有像史可法這樣的南明弘光朝廷的中流砥柱,個人才能與其面臨的複雜局面及曆史要求難以匹配,但吸引的各種人才、尤其是揚州幕府的文、武人物及作爲,卻有大大出乎我們意料的各種嶱嵑;也有像柳如是、張玉喬這樣才氣縱橫、俠氣沖天的女流之輩,巾帼不讓須眉的決絕與氣度,又映射出多少油膩頭巾下熏臭不堪的醜陋與汙濁!還有像柳敬亭、蘇昆生這樣曆史舞台邊緣的藝人,這涉及了先生另一個喜愛的戲曲藝術史領域,比如《隔壁戲》這篇文章,就是何先生自己的得意之作,非兼具秉性、天賦和才情而不可得,確實也是先生喜歡而且能夠做得出彩的領域。楚兩生讓他重溫了與心愛課題再相見的喜悅。通過他的研究,我們得以略窺柳、蘇兩位藝人,模糊不清的面目背後,可能蘊含著的另一些曆史真相。沒有何先生這樣熱情、認真、細致、傾情的奉獻,他們都只能留在平民藝人隊裏,在曆史的長河中一閃而過,既無清晰面目,也無准確定位。他的工作,如同撥開雲霧見青天,故國遺民的艱苦卓絕與自愛自守大白在陽光之下。他自己也說這項工作令他“高興得真是莫可名狀”,故在泰州柳敬亭公園擬建中國評書評話博物館,請他提供相關史料時,毫無保留地貢獻了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堅定地認爲“自秘材料,不是好風氣”。 

  礼智师母在整理何先生的藏书时,翻出一册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陈汝蘅曲艺文选》,扉页有先生的题字:“陈汝蘅老先生,余迄未识荆。八零年春,曾撰一文,批评其《说书艺人柳敬亭》,以此称文字交。后陈老作答辩,刊《清史論叢》第六辑。本书陈老所赠,出版社编辑送至科研處耿清珩同志处,转交余手。此陈老毕生心血所草,足供参考。1986.1.11”反面还有补题一则:“据中共泰州市委党校钱小平同志函告,陈汝蘅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一日仙逝,令人震悼不置。余与先生亦终无缘识荆,岂不悲痛。一九九一.九.廿七。”五年间的两次题字,足以说明与此课题相关的一切,已经不仅仅是先生流于纸面的历史研究,而是悲喜交加、天人合一的现实生活。他还曾多次跟我谈论清代艺术、文化史可深入研究的一些点,比如虎丘歌会,说这个从万历初年开始延续到太平天国前夕的社会文化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附带的新闻纸之类的现象,也都是值得精耕细作的题目。 

  何先生的喜好及爲人處事的風格,在藏書上也有分明地表現。他在1981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曆史人物生卒年表》(吳海林、李延沛編)扉頁有題:“如臯公之裔孫治思想史有素,曾向余偶歎書肆王文成公全書售價之昂。余適有國學基本叢書本,久置不用,因割愛以贈。然潔身自好者亦不欲白取,遂購此書,用酬余情。然此書實非余所欲也。錯謬之多,令人咋舌。學殖瘠薄,無力編著,無力審讀而偏出書,耗費紙墨,贻誤讀者,學風如此,良用慨歎。”這是一部他收藏在五庫齋中但並不喜歡的書。另外還有一部讓他恨鐵不成鋼的書,就是榮孟源所編的《中國曆史紀年》,他在前言右上角有題:“此表編輯笨拙(例如翻檢公元,萬國鼎書僅用五十余頁書,而本表用一百廿余頁書)而疏漏(例如有若幹常識性錯誤等等),售價奇昂。所增益者爲所謂僭竊與割據之紀元,費力無幾。假使得萬國鼎書稍補益之,不必有此書也。”此書爲三聯書店1956年版,售價是1.6元,1955年的發票顯示購書地點是新華書店北京分店北京大學書亭,可以想見這冊“售價奇昂”的書,是先生北大求學期間節衣縮食、痛下決心所買,即使在1969年寒冬“連鍋端”拔宅下放到河南幹校也沒舍得賣掉,書的內容卻如此地讓人不以爲然,著實令人感歎。 

  除《順治傳》、《史可法傳》外,何先生另一未實現的心願,就是寫一部考證學通論。粗粗浏覽師母翻檢出來的幾冊筆記,可以肯定他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准備工作大概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已開始。 

  比如,他閱讀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特別關注其分析史料學派的文字:“史料學派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們的史學和時代完全脫節。主要由于他們對于史學上所謂‘客觀性’的問題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們假定曆史事實是百分之百的客觀的,可以通過科學的考證而還原到‘本來面目’……則史學家因自身的時代而産生的一切主觀因素都已被摒棄在史學之外了。” 

  他对考证固有局限性的认识,可从以下摘录文字中窥见:“我们承认,有些所谓历史考证的工作,其具体结论的正确与否的确是不受时代影响的,如名物制度、训诂校勘、地理沿革等,人物生卒种种方面的具体问题,一旦获得了正解,便再也不会随着时代而变动。但是这一类的考证虽然都涉及史学家所必备的基本事实(basic facts),却不足以当‘历史事实’(history facts)之称,因为这些基本事实只不过给历史提供了一套外在的架构,他们本身并没有内在的意义,即不能说明历史的变化。而其即使是这一类的考证,其兴起与发展仍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我们不免要追问:史学家何以在某一个时代对某一类的名物、制度、典籍、人物、地理特别发生了考证的兴趣呢?”。 

  我們還可以看出,他對以下這些批評抱有十分的警惕:“史料學派不但誤認一切基本事實爲曆史事實,而且對每一事實複盡量作孤立的處置。因此他們主張‘證’而不‘疏’。在‘史學即史料學’的理論支持之下,他們的‘證’的範圍,則退縮到材料的真僞這一點上。在這種情形下,真正的史學研究是無從開始的。近幾十年來,史學的一般發展,使我們認識到曆史事實之所以成爲曆史事實,定和史學家對它的了解分不開的,曆史事實無言,相對于任何一項曆史上的變化與發展而言,史學家經過反複的研討,便能在衆多的曆史事實之中,發現它們之間主從、輕重的複雜關系。這種關系便是對曆史上的變化與發展有所說明。這正是史學家‘疏通’的本領。中國史學史上所謂‘疏通知識’,所謂‘通古今之變’,其中心的涵義即在于是。所以,我們雖然同情史料發展對‘證’的強調,但是卻絕不以此爲史學的止境。今天曆史學家一方面要用最嚴密的實證方法來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系。”這些筆記表明他注意辨析史料與史學的關系,並在前賢的指引下不斷學習,深入思考。 

  他曾抄錄了一段鄧廣銘先生關于“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話,然後分析說:“他(指鄧先生)采用贊同的語氣,以示另有所本,則應有所師承者,似爲傅斯年下引議論。”接著摘抄的是傅斯年的這段話:“近代的曆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提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曆史方法之大成。”以下是他的再分析:“細讀兩先生議論,覺有所不同。鄧先生以爲‘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只要求認真整理史料,並無對理論必須加以接受或排斥的用意。鄧先生以我理解與傅先生原意殊不同。傅文所謂‘一切工具’實爲哲學的方法論(傅文後直接提到‘曆史方法’亦可證),利用之且認爲其正確而接受之也。又傅文稱舉應接受、利用之本源,自地質學以至報頭、報屁股之社會短文,皆屬其範圍。而達爾文之進化論,爲其最大依據,可知並非無接受某種理論之用意。又頗標舉具體,則未在標舉名單中之理論,自有被排斥之嫌,可知傅文亦非無排斥其余理論之用意。然否?鄧先生在世時,趨候中未嘗叩問,今已無及矣。”何先生喜歡琢磨前輩、老師的各種言論,早就自成習慣。鄧先生辭世于1998年,他寫這則筆記時,已經無法去向鄧先生求證自己的思考,但他對前輩觀點異同的琢磨,他的思考所達到的深度,確實當得上好學深思這四個字。 

  何先生還通讀杜維運的《史學上的比較方法》並做了詳細筆記。比如,杜氏談史料運用方法的文字:“史料是曆史的基本;史料裏面有虛僞,有謬誤,史學家須對史料施以嚴格的考證。史料考證的方法極多,比較方法應是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以紙上史料與地下史料相比較,以本國史料與外國史料相比較,以同一種史料各種不同的版本來比較。由比較而知其異同,窺其詳略,而且求其症結所在,將可撥雲霧而見天日,史料考證的能事,大致盡于此了。” 

  杜氏關于史料考證方法和作用問題的闡述,如“對史家而言,史料的比較,分爲同源史料的比較,異源史料的比較,轉手記載與原書的比較(亦即第二手史料與第一手史料的比較)較有概況性,也最能看出比較方法在曆史研究上所具有的功用。”又如“有一種史料,其作者爲同一人,是同出一源的史料;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史料,其作者相同或作者不同,而出處相同,也是同源的史料。一次大事實的發生,或由當事人記錄下來,或由當代人根據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或由稍後的人根據傳聞記錄下來,這些被記錄下來的史料,其作者相同,是同源的史料,是不容置疑的。如作者不同,而所根據的傳聞相同,也是同源的史料。同源的史料在原則上講,應保持相當的和諧,不應有矛盾沖突存在。可是,如經過比較以後,情形往往完全相反。同爲一事,詳略不同,此表現的主要意義不同,甚至完全歧異、絕對抵牾,那麽此等史料,顯然有極嚴重的問題存在,而有待史學家作進一步的批評了。史學家也可以由此接觸到曆史上種種的問題了。”杜氏對兩類不同史料的認識及運用:“同源史料的比較,是消極性的。應積極的尋找異源史料以進行比較。史料不同出一源,而內容相涉,其間的異同極富啓發性。史實的真相往往自其異同間流露出來。”這些闡述,無疑都對何先生有重要的啓發。對照他關于崇祯太子的兩篇考證文章,比如他列舉的13種有代表性的關于崇祯太子的史料,再加以老吏斷獄般地剖白、分析,由此得出明末清初政治傳說的“一種公式”或“近似的模式”,不僅完美地踐行了杜氏闡述的這套史料分析運用的方法論,而且對明末清初其他類似的“出家”、“潛藏”等史事分析極具參考意義。 

  大陸學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了解海外、西方史學發展的一個捷徑就是關注、學習台灣學者的成果,何先生也不例外。除了通讀有心人選編的各種論文集外,杜維運的《史學方法論》也擺在他的案頭。何先生重點關注杜氏有關史料考證的各種論述:“史料以類別而可信的程度不同。但是被認爲最可信的直接史料有極不可信的地方。任何一種史料都不是完全可信(無意史料的可信則視史學家的眼光而定)裏面可能有錯誤,可能有虛僞,可能有私人的愛憎,可能有地方及民族的成見。不經精密的考證即笃信不疑,後患實無盡無窮。所以當史學發展到史學家知道考證史料的時候已相當進步了,發展到一套史料考證學出現,正臻于成熟的時期。西方兩千多年的史學,直到十九世紀才將史料考證學有系統的發展出來。悠久的中國史學,其精密的史料考證學,是清乾嘉時代的産品。史學家自诩識見宏遠,不屑于瑣碎的史料考證,是虛置自己于空中樓閣之上。沒有卓越的史學家,不將考證史料視作分內之事。考證史料不是史學家的目的,卻是史學家的手段。”特別是“考證史料時,史學家須具有懷疑精神。” 

  理论学习是武装头脑的不二法门。何先生有关地下复明运动各大案的研究、有关崇祯太子案的研究,所运用的考证工夫,证明他能学以致用、融汇贯通。他不止一遍地抄录过以上那些论述,包括杜氏总结、归纳史料考证的运用方法,尤其是有关外部考证(external critism)与内部考证(internal criticism)的历史论述:“这种分类法也是自班汉得(Ernst Bernhaim;1854-1937)伊始,以后欧美史学家与中国史学家相继沿用。所谓的外部考证,系从外表衡量史料,以决定其真伪及其产生的时间、空间等问题。所谓内部考证,系考证史料的内容,从内容衡量其是否与客观的事实相符合,或他们间符合的程度。” 

  杜氏所歸納的史料外部考證的5種方法:辨僞書、考證史料産生時代、史料産生的地點、史料著作人及史料的原形,包括“史料內部考證,可從記載人信用的確定、記載人能力的確定以及記載真實程度的確定等方面詳言。”而“許多確定記載真實程度的通例,已由中外史學家尋出,極值縷述于此。”共有5條,何先生的筆記都是一絲不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瑤所著的《談清代考據學的一些特點》一文,何先生也詳細記錄,筆記共有七段,分別是有關處理材料的要素、原則、方法、清代考據學與現代西方考據學的區別、聯系以及清代考據學的局限性等內容: 

  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详细占有材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对于这些已经为我们所占有的大量材料,又必须经过严密的考察过程来确定它们的真伪、时代性和阶级背景、可靠程度和应用价值等等,然后才可能由研究的问题出发,根据大量材料的相互连系来加以分析和综合,并由之得出正确的论断。   

  《四庫提要》于《日知錄》條下雲:“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本末,參以佐證,而後筆之于書,故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這是可以概括他的考證方法的:“每一事必詳其本末”,就作到了詳細占有材料;而引據浩繁又無所抵牾,則證明他是由歸納例證中得出結論的。 

  清代考據學家所處理的對象主要是經學,而通經則自小學始。因此他們所處理的問題,多半是訓诂、校勘等類問題。在方法上則多半采取遍搜例證,然後歸納出論斷來。他們對搜求例證用力極勤,反對隱匿及曲解例證;反對用單文孤證,遇到有力的反證就放棄原說。而他們所處理的問題,又是用這種方法可以勝任的。因此所得的結論也就都是可信的。 

  在方法上清代考據學也是與胡適派有所區別的。如前所述,清代考據學一般多用歸納法這樣一種思維形式,他們常常在同類現象的類比中發現問題,而在遍搜事例中歸納出結論來。……他們一般都是在研究了大量的材料之後,才在其中找出共同點和主要點的。這種方法在考據學適用的範圍內,在材料全面和充分而又彼此間無所抵牾時,是可以得出正確結論的。當然,他們有時也用演繹法,但通常是根據已經證明了的、確鑿不移的定說,而且是與歸納來綜合應用的。 

  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他(指胡適)說:“這種方法先探索許多同類時例,比較多彩,尋出一個大通則來,完全是歸納法。但是以我自己的經驗看起來,這種方法實行的時候,決不能等到這些例都收齊了,然後下一個大斷案。當我尋得幾條少數同量的例時,我的心裏已經起了一種假設的通則。有了這個假設的通則,若再遇同類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設去解釋他們,我們能否把所以同類的例都能解釋得滿意,這就是演繹的方法了。” 

  由于清代學者所考據的範圍,一般都是可以從整體中抽取出來,可以從靜止的狀態去觀察的比較狹小的範圍,例如史料的訂定以及訓诂、校勘等,文字意義的確定等,因此所得的論斷就多半是有效的。而且對于我們進一步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幫助。但顯然這種方法的應用是有它一定的限度的,如果用它來進行對于整體的發展和全貌的考察,就必然會限于片面的錯誤。 

  王瑶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心得,与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功夫,都成为何先生学习、利用考證方法的源泉。他还特别抄录了黄云眉的发现:“清代的官修参考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康熙字典》之类,没有一部不是错误百出的。《辞源》的错误,大部分就是上了这些书的当。王引之化了四年工夫,举出《康熙字典》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条之多。”何先生能客觀對待官書的記載,應該與這些影響分不開。 

  傾心學習前輩總結、歸納的史學方法,注重思考古今考證法的同異、考據方法、要素間的關系,何先生體會之深,用力之勤,在具體研究實踐上漸趨爐火純青。鄧廣銘先生曾特別稱贊他寫《柳如是別傳讀後》一文。該文發表于1988年,評價了陳寅恪先生“暮年在科學上作大幅度的推進”的代表作《柳如是別傳》,深中肯檠,贏得學界廣泛好評。現存五庫齋《柳如是別傳》書中題記大致記錄了研究的基本過程:“本文劃分爲四部:一曰精神,二曰成就,三曰缺失,四曰方法。初讀《柳如是別傳》,似不知所雲,僅能標注要點、應注意處,馀則茫然也。通讀第二過,間查他書,略有體會。遂重點研讀,複深長思索,融會貫通,解惑釋疑,自覺洞胸爽肺,宜乘時執筆。蓄積越三、四載,不得謂率爾操觚也。然寅老學高莫及,思深難測。後生小子,拜讀其書外素無接觸,何能通識其旨趣,徹悟其精神?少窺門徑,即爲大獲。題爲《讀後》,亦略抒所見耳。且撰述實匆促,蓋交稿期迫,又適逢訪日本時也。乃草草完篇,煩內子瞻謄鈔畢役。故行文欠推敲,用字或不當,是其顯然者。其精神一部,發揮不足,方法一部,徑改漫談,其勢然也。1993年末退休時記。”可見這是一篇醞釀了三、四年的大文章,因何先生能體貼陳先生工作的細節和蘊含的心意,而陳先生忽略或失誤的地方,則成爲他進一步研究的起點,如《李之椿案與複明運動》文,發表于《讀後》文的次年,何先生寫作《讀後》一文時尚不明其事,故注明“待考”。嗣後則全力研究,並迅速取得突破,不僅搞清了此案案情,而且提出此案的意義:“說明從江浙開始的地下的複明運動與中土最重要的公開武裝鬥爭的深刻聯系。”同年還發表了另一篇《平一統賀王盛複明案始末》,這也是難度極大的關于南明地下活動的考證文章,曾被王思治先生戲稱爲“連題目都讀不懂”。試想,以何先生好學深思且獨具風格的寫作方式,如果能完成《考證學通論》這部書,該是一件多麽美妙的事。 

  過去十來年間,我都在研究與萬曆援朝戰爭相關的史事。他曾看過我的文章,也給我提過不少仔細的意見,比如他指出我有跟著材料走的傾向。他說:“材料不能自行提供完善的科學結構,研究者應從材料與對材料的初步研究與指導思想的結合上,安排寫作的內容。不錯,研究要以材料爲基礎,沒有材料支持的空話不要說,但這不等于說研究者必須跟著材料走。在這些結合的基礎上形成的研究,寫作結構才能逐步形成完美的科學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中,一定會有研究者尚未掌握材料的章節,這就迫使研究者打開思想、擴大視野、再找材料,再進行思考,進一步深化認識,推進研究。材料不僅要多看,而且要窮挖、狠挖、深挖才能得到。這就需要百倍地提高科學的主動性和敏感性。否則材料千百次地進入研究者的視線,同樣千百次地從研究者眼皮底下溜走。你自己應有不少這樣體驗,我的再談兩太子案第二節從《甲申朝事小紀》逮住洪承疇作爲清廷導向工作的一項證據,也是一個具體事例。只有科學的研究寫作結構,才能凝聚出鮮明的主旨和某章節、段落、圍繞此主旨的中心思想。”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再次證明何先生在史料與史學關系問題上的踐行體會與心得認識。 

  他還說過“文章寫得搔首弄姿不好”,但也不能縮手縮腳,要寫得多,就要思想活躍。但也有的文章讀起來一塌糊塗,沒有味道。他表揚所裏陳智超先生文章寫得“明白如畫。明白第一,生動第二,不是很生動的話,明白第一。但明白、准確、生動三樣都做到,就不那麽容易。”他還說過寫曆史不文就不傳,寫的沒味道,別人就不想看了,日本的夫馬進先生曾幾次說過非常喜歡讀何先生的文章,就是因爲他的文章有味道。但這個味道,似乎不是模仿可得來的。俗話說文如其人,如同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一樣,何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他說世界上有很多問題,每個人都有不同看法。有的作者,比如袁枚的詩話,還是有些東西隱藏在裏頭。越是大家,越有見解在裏頭,特別提醒我要注意“這個”東西。 

  2010年我招了一個研究生,想請他給學生講點課。何先生很高興,開口就說:“我想講三個問題——史學三論,給你的學生聽。一說曆史,二說史料,三說史學。一、二、三各有不同,不完全是一回事。”可見他對這三個方面的基本觀點和大致異同,已經形成自己的見解,只是天不假年,沒有給他一個健康的身體完成寫作而已。 

  在中秋清節的月光下,靜靜地回想我與先生交往的片段,最後想說的是:何先生,您確實可以安息了! 

  戊戌年中元節初稿,中秋節再改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