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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黃河治理的政治意蘊探析

——清代黃河治理的政治意蘊探析
发布日期:2018-12-29 原文刊于:

  “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黃河治理的政治意蘊探析 

  賈國靜 

  摘要:清代高度重視黃河治理,不僅撥付巨額帑金,還置河督、設廳汛、創體制,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幹預力度。以往研究多認爲原因主要在于清承明制,“治河即所以保漕”,而事實遠不止此。不可否認,在以內河水運爲先的時代,只要政治中心在北、經濟中心在南這一格局不變,保障漕運即爲治河的重要使命,何況清初黃河泛濫爲患深重。但與此同時,在立足未穩、形勢複雜的情況下,清帝還將治河納入了建構政權合法性的戰略工程之中,救災捍患、廑念民生、祭拜大禹陵、封典河神以及探尋河源等,均爲接續治統的重要考量。至清中期,盡管号cy治官難選,河務問題重重,清帝仍積極探索,竭力“事河”,其原因除了“保漕”,尚有延續慣性、恪守祖宗“家法”的考慮。由此,作爲清代最具雄心的工程之一,黃河治理不只是水利工程,更成爲關涉甚重的國家政治工程,彰顯著清代的政治文化傳統。 

  關鍵詞:清代 黃河治理 保障漕運 政權合法性 祖宗“家法” 

  引言 

  對于清代的黃河治理,侯仁之指出:“河督之設,雖以治河爲名,實以保運爲主,而河乃終不得治。”孟森亦曾言“元明以來,建都在北,而糧從南來,運道獨恃一水。運河絕黃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顧運”,意即清如元明兩代治河之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漕運。即便關于黃河史的專門性研究亦作類似判斷。岑仲勉在《黃河變遷史》中談到:“清人的治河技術,無疑比明人較爲考究,較爲周密;但從大體上來講,方略依然墨守著明人的成規——治河必須顧運,並沒有什麽新的發掘。”國外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此相類。20世紀50年代,胡昌度在《清代的黃河管理》一文中強調清代治河的目的在于保障漕運,甚至將清代的黃河管理體系視爲漕運的副産品。此後,相關研究在涉及這一問題時大體沿循該觀點,比如查爾斯·格裏爾的《中國黃河流域的水治理》和蘭德爾·道奇的《降服巨龍:中華帝國晚期的儒學專家與黃河》。 

  上述研究大體均認爲清人繼承明制,“治河即所以保漕”。原因大致有四:第一,囿于傳統政治史研究範式,認爲封建帝王的施政目的在于滿足統治階級的直接需求;第二,局限于“清承明制”這一傳統邏輯認識,將問題籠而統之,認爲只要政治中心在北、經濟中心在南這一格局不變,保障漕運即爲治河的重要使命;第三,由于研究旨趣所在,未將治河這一具體論題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進行考察與比較,對中國傳統之治水政治以及清代治河之特點未作深究;第四,的確有治河意在保漕的相關史料記載,如首任河督楊方興言,“元明以迄雾摨,東南漕運由清口至董口二百余裏,必藉黃爲轉輸,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再如《清仁宗實錄》中載“是此時,治河即所以治漕,不可稍有稽緩”,“治河即以通漕,其事本一貫也”。 

  誠然,近年學界對于傳統政治史研究已作反思並取得了相當成就,但在一些具體論題上仍未真正實現突破也是不爭的事實,對清代治河的探討就是一個明證。本來,在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傳統的國度,黃河治理與國家政治之間的關系密切而悠久。也就是說,作爲一個奠基于黃河流域的農業大國,黃河治理乃安邦定國的應有之義,無需由具體的事務引起。早在上古時期,大禹因治水而得天下的傳說就是很好的證明。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各諸侯國在重視發展水利事業以增強國力的同時,以水爲兵亦成爲常態,黃河往往變成諸侯爭奪的重要戰略資源;宋金時期,多個政權對峙更叠,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最高統治者極爲重視治河,除試圖以黃河爲屏障外,也有以水爲兵這一考慮。到了元明清時期,由于國家政治中心北遷打破了原有格局,以內河水運爲先賦予了黃河治理更豐富的政治意涵,保障漕運暢通成爲其中的必有之義;若細加考察與比較還可發現,清代對黃河治理的認知及實踐與明代也有了明顯不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或爲“治河即所以保漕”這一觀點所籠統解釋,或因研究旨趣所在而遭忽視。 

  本文不揣淺陋,擬在反思“治河即所以保漕”這一傳統觀點的同時,將清代的黃河治理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進行考察,不僅厘析具體實踐,更重視探究實踐背後的深層考量,以揭示治河在保障漕運之外更爲豐富的政治意涵。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 元明清三代治河力度之比較 

  作爲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中國曆朝曆代均非常重視黃河治理,相較之下,元明清時期的重視程度明顯加大。由于這一時期國家政治經濟格局的改變,如何便捷有效地溝通已南移至長江流域的經濟中心與北遷的京畿政治中心,成爲亟需解決但頗爲棘手的問題。據冀朝鼎考察:“在對皇帝的各個奏折中,曾反複被提到過的關于基本經濟區與政治基地相距過遠的現象,導致了統治者當局很明顯的擔憂。”衆所周知,最終的解決辦法爲開鑿疏通了聯系南北的大運河,通過內陸水運將南方的物資運往京畿。而明清兩朝又因推行海禁政策,“對于這條運河的重視和倚賴,遠超過元代”,“整個的南北運輸都倚賴這條運河了”。對于這一局面,明代王在晉曾言: 

  國家奠鼎幽燕,京都百億萬口抱空腹以待飽于江淮灌輸之粟,一日不得則饑,三日不得則不知其所爲命。是東南者,天下之廒倉,而東南之灌輸,西北所寄命焉者。主人擁堂奧而居,而倉囷乃越江逾湖,以希口食于間關千裏外,而國家之緊關命脈,全在轉運。 

  不難想見,保障大運河漕運暢通成爲關系封建政權穩定與發展的大事。在影響漕運的諸多因素中,黃河的問題最爲突出,因爲“運河是南北方向,中間又須叉過黃河,所以和黃河的關系更大”。對于因黃河奪淮與黃運交彙形成的黃淮運水系的複雜性,清初學者顧祖禹總結如下: 

  河自北而來,河之身比淮爲高,故易以遏淮;淮自西而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河渠考》泗州淮身視清江浦高一丈有余,自高趨下,勢常陡激,是也,故易以齧運。然而,河不外飽,則淮不中潰,惟並流而北,其勢盛,力且足以刷河;淮卻流而南,其勢殺,河琼撍之以潰運矣。病淮並至于病運者,莫如河;利河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 

  至于這一複雜狀況究竟會給大運河造成怎樣的危害,晚清一位西人認爲:“大運河的危險地段就在黃河流域。它很快就要在這裏消失。它的河床很容易被泥沙填滿。溝渠會被折斷,航路會被阻斷。整個大運河會因此而被徹底抛棄。”此言並非危言聳聽。考諸史實,在黃運交彙處——清江浦附近河段,大運河爲黃水倒灌進而造成河床淤墊的情況屢見不鮮,更不用說所遭受的黃河頻繁決溢之影響。如此一來,元以後隨著國家政治經濟格局發生變化,治河實踐具有了新的意涵,保障漕運暢通成爲重要使命。但是面對同樣的形勢,元明清三代對黃河治理的重視程度以及具體的舉措力度存有明顯差異。 

  元朝曾以工部尚書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專責河務,這是我國曆史上由朝廷設置的職務最高的河官。然而由于元朝力行海運,又國祚短促,並未開展多少行之有效的治河實踐。延及明代,由于“河之爲國家利害大矣。夫安流順軌,則漕挽駛裕,奔潰壅溢,則數省縪騷,國家上都燕薊,全籍(藉)東南之賦,故常資河之濟運,又防其沖阻”,不僅高度重視,還加大了管控力度。《大明會典》記載如下: 

  永樂九年,遣尚書治河,自後,間遣侍郎,或都禦史,成化、弘治間,始稱總督河道。正德四年,始定設都禦史提督,駐濟甯,凡漕、河事,悉聽區處。嘉靖二十年,以都禦史加工部職銜,提督河南、山東、直隸三省河患。隆慶四年,加提督軍務。萬曆五年,改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 

  《明會要》中也有類似記載: 

  嘉靖四十四年,朱衡以右副都禦史總理河漕,議開新河,與河道都禦史潘季馴議不合。未幾,季馴以憂去,诏衡兼理其事。萬曆五年,命吳桂芳爲工部尚書兼理河漕,而裁總河都禦史官。十六年,複起季馴右副都禦史,總督河道。自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複設專官。 

  而治河名臣潘季馴自己也有記述: 

  治河之官自永樂以至弘治百五十余年,原無河道都禦史之設,故有以漕運兼理河渠,如景泰之王鋐者,有以總兵兼河道,如天順之徐恭者。成化七年,因漕河淺甚,糧運稽阻,特令刑部侍郎王恕出,總其事,八年事竣,改升,自後不複建設。凡遇河患事連各省重大者,辄命大臣督同各省巡撫官治之,事竣還京,此祖宗成法也。至正徳十一年,始專設總理河道駐紮濟甯。 

  綜合以上三條史料不難看出,明代的管控力度明顯加大,相關官員品級較高,後期還提督軍務;但亦可見此時河漕事務糾葛混雜,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河務由負責漕務的官員兼辦,盡管自正德年間設有專官,但是“河、漕二臣因治河議相左,導致二度合並”,後又因“一人無法總理二務,遂複分設各理本職”。進一步講,明代治河之目的在于保障漕運暢通,爲此設置了堪稱“龐大的治河組織,規模屬初具,尚未臻制度化”。 

  至清代無論是重視程度還是具體的管控力度均遠超前代正所謂河工,國之大政。清入關之初,襲明制設置總河,綜理黃運兩河事務,但亦有革新,其中最爲明顯之處爲總河成爲常設職官,自此至清末一以貫之,專責河務並且品級較高,爲二品大員,若加兵部尚書、授太子太保等銜,則爲從一品。康熙親政之後,不僅將三藩及河務、漕運”三件大事寫于宮中柱上以夙夜轸念,還多管齊下,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首先,調整河督及其下河官的選拔標准,由原來看重操守改爲注重治水技能與實踐經驗。爲慎重起見,康熙親自考選河督,最終選定安徽巡撫靳輔,將其簡拔爲河道總督,全權負責修守黃運兩河以及維持沿河地區的社會秩序,並給以便宜行事之權。此舉拉開了清代大規模治河實踐與相關制度建設的序幕,在清代黃河史上具有坐標意義。此後,采納靳輔的建議,將河督駐地從山東濟甯遷到了江蘇北部的黃運交彙處——清江浦,這是自明代設置總河以來的重大變化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黃河治理的管控力度大幅提升。不僅如此,康熙還力排衆議,先後撥付300多萬兩河帑銀,支持靳輔興舉的大規模治河工程。 

  其次,矯治河工宿弊,裁撤南北河道各分司改歸道管理。如康熙十五年,裁南旺分司,歸濟甯道管理,又裁夏鎮分司所有滕、峄二縣各閘歸東兖道管理,沛縣各閘歸淮徐道管理。對此舉措,康熙頗爲滿意,八年後還對衆大臣提及此事:“將南北河道各分司部官裁去極好,他們知得什麽河道,不過每日打圍罷了 

  再次,劃分河段,設置道、汛等專門負責河務的基層管理機構。如康熙十七年,山東、河南二省特設管河道員一應督修挑築辦料諸務”;汛如豐汛、銅汛、郭汛等,各汛設武職把總或千總一人負責河務,有的加外委效用1—4還在某些沿河州縣行政區劃內設置縣丞、主簿等專門負責轄區河務的官員,如康熙二十二年,設江南省睢甯縣、安東縣管河縣丞各一人 

  複次,設置河兵駐紮河堤,改河夫佥派爲雇募,以加強日常修守。如康熙十七年議准,江南省鳳淮徐揚四府裁去淺留等夫,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三十八年,江南省裁徐屬州縣額設歲夫六千九百五十名,改設河兵三千三十名 

  最後,調整細化歲搶修經費管理、考成保固、物料貯購、葦柳種植等相關規定,制定報水制度。所謂報水制度即鑒于河源出于昆侖上流水長,則陝西、河南、江南之水俱長這一問題,令川陝總督、甘肅巡撫,倘遇大水之年黃河水漲,即著星速報知總河,預爲修防,始得保全也”。據《續行水金鑒》記載:甯夏報水自此始。 

  在推出上述舉措之余,康熙還于南巡途中多次親臨河幹,指授方略。對于康熙南巡之目的,學界多認爲在于“治理黃河,雖然也兼有省方察吏、了解民情以及籠絡爭取南方知識分子的目的,然而這都屬于次要的。近年,有學者提出首次南巡原爲東巡,但還指出東巡之後即南下視察河工。明顯可見,康熙一步步將黃河治理問題引向了深入 

  雍正承此態勢,一面著力整頓自康熙後期日漸顯露的河工弊政,一面推行改革,加強制度建設。其中最重要的是雍正七年將江蘇段與河南、山東段河道分隸,授總河爲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授副總河爲總督河南、山東河道提督軍務分管南北兩河。通過這一舉措,將河南、山東段黃河真正納入了中央直接統轄,管河機構中的上層建制基本定型。此外,雍正還完善河工賠修與料物貯購制度,規範河工錢糧管理,調整河標營制與堡夫駐工制度等。如雍正二年申令嗣後給發錢糧,交與谙練河務之人修築,如修築不堅致有沖決者,委官督令賠修。不能賠修者,題參革職,別委賢員,給發錢糧修築。將所用錢糧,勒限一年賠完,准其開複,逾限不完,交刑部治罪,仍著落家屬賠完”;三年,允准河督齊蘇勒所呈的葦柳栽種方案,大力推行葦柳種植七年,將江南河工錢糧,照舊複設管理河庫道一員,以司收支出納。至乾隆年間繼續加強管控,其中管河機構中的上層建制延續前朝未作調整與變更,但在河以下的廳、汛、堡等基層機構的建置上有所舉措並針對以往規章制度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暴露的問題予以規整。如額定河員人數,乾隆元年議定兩河效力文員南河一百五十員,東河六十員,停止武職投效”;爲加強河工錢糧管理,規定河銀自乾隆二年始,悉歸道庫,一切收支解放兵饷修船之費,俱由河庫道經管,隨時報明查核”;等等。 

  綜觀元、明、清三朝治黃史可以看到,同樣面臨黃運交彙漕運易受阻遏這一難題,清代的重視程度與管控力度遠在元、明兩朝之上,正如清末山東巡撫周馥在一番考察與比較後所指出的,未有千裏設防,員弁兵夫鱗次栉比,如國朝經營之密者也。由此,以下問題也就引人深思:清前期何以如此高度重視黃河治理又當如何理解康熙開創的相關體制建設以及大舉治河工程的局面以往清承明制”、“治河即所以保漕的觀點基于政治中心在北、經濟中心在南這一宏觀格局未具體分析比較明清治河之實際情況,因此,不能對此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釋。對于爲何派專人治理黃河,康熙曾言及:“江堤與黃河堤不同,黃河之流無定,時有移徙,故特放河員看守堤岸。江水從不移徙,止交與地方官看守。其中并未提及漕务,而是强调黃河因性情特殊需特别对待。此外,综观康雍乾时期尤其是康熙朝的官方文獻,也鲜有类似说法,而是屡屡出现“修河事務關系甚屬緊要河道關系最爲重要等表述。因此,有必要作進一步考察,從清初面臨的複雜形勢談起 

  二、 建構政權合法性:清前期治河的宏觀戰略考量 

  清入主北京後面臨局面之複雜,遠非以往的改朝換代所能比。單就明清易代而言,目前五種解釋模式,無論哪種都未否認清入關時,明政權已幾近滅亡這一事實。借用孟森之言,清僥天幸”;亦如李伯重所論,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這一事實與相關認知暗含著另一層意思,即盡管清入關取明而代之,但是否有能力建立起強有力的統知尚是個未知數。一般而言,王朝建立之初顯示自身具有統治優勢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正統觀的選擇與確認,不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對于以異族身份入主大統的清政權來說更是如此,這一點清帝深悉。《皇清開國方略·序》中有言:大清興于東海,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官號耶,究不過羁縻名系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其臣子也”;“定鼎京師,緬維峻命不易,創業尤艱,況當改革之初,更屬變通之會 

  考諸史實,以往朝代建構自身合法性多從曆史的延續性以及對前朝弊政的修正等方面著手,亦有通過良好的政績良性運作的組織結構和一段時間的穩定來獲得的,但有效地操縱國家象征符號仍是政府在大衆心理、情感層面進行努力的重要手段。由于形勢錯綜複雜,清帝在此問題上頗費心力。順治在位期間曾命人翻譯明《洪武寶訓》,頒行天下自認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甚至打著代明討的旗號剿殺農民起義軍。但是,由于夷夏大防的觀念深植于傳統文化之中,這些做法還遠遠不夠,更何況一統大業並未真正完成,三藩實爲隱患。康熙親政後,針對政局未穩之局面煞費苦心,多方考求。他親制的《日講四書解義序》中講到,曆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故欲達唐、虞三代文明之盛,須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爲治國之具。他還撰寫《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習稱《泰山龍脈論》一文,通過論證泰山龍脈發源于長白山來倡導滿漢一家、民族和諧。在此背景之下,治河亦被納入其中。 

  大禹因治水而得天下的傳說預示了黃河治理對于政治統治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這一點康熙非常清楚,他第二次南巡的重點即爲谒拜大禹陵。他還在途中時,就命人修築在明代已被毀棄的郯城禹王台,以禦流入駱馬湖之水,令歸沐河”,以利治河;到達浙江後,親自前往已形毀壞的大禹陵廟致祭,率扈從諸臣行三跪九叩禮以展企慕之忱敕有司修葺”,“以志崇報之意”;並作《禹陵頌》,序文曰: 

  緬維大禹,接二帝之心傳,開三代之治運,昏墊既平,教稼明倫,由是而起。其有功于後世不淺,豈特當時利賴哉朕自禦宇以來,轸懷饑溺,留意河防,講求疏浚,漸見底績,周行山澤,益仰前輝。 

  明顯可見,與甲子年首次南巡致祭泰山、致祭孔子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義一樣,康熙祭拜禹王陵行大禮並講述治河治績的意圖在于宣揚對道統與治統的繼承。 

  除祭拜禹王陵,封典河神與探尋河源等舉措亦有此意。順治二年1645封黃河神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命總河臣致祭。康熙在第一次南巡途中派人祭祀,後又加封爲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雍正八年黃河“澄清六省之遙,閱曆七旬之久,稽諸史冊,更屬罕聞,雍正認爲此爲河神所賜,谕令在江南、河南等建有河神廟宇“虔恭展祀,並命人于河源相近之處擇地建廟,設立神像,春秋致祭,封號爲開津廣濟佑國庇民昭應河源之神。清入關之初即將河神祭祀納入國家正祀並不斷強化的做法,既有治理水患之需要,還有利用河神信仰這一象征符號克服階級與民族差異、培育共同體意識的考慮。曆史上,由政府主導的真正探尋河源的活動,元代進行過一次,清代則有三次分別在康熙四十三年、康熙五十六年和乾隆四十六年。康熙兩次派人探尋河源,爲大規模勘測全國山川地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不僅有藉此鞏固疆域強化統治的意味,還蘊有清帝重新定義中國以獲得統治合法性這一政治訴求。多年後乾隆派人探尋河源起于一次大規模決口,因此告祭河神,探求黃河真源。事後他不僅命人修撰《河源紀略》一書还留《黃河源图》一幅于书案,时常御览,并钤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枚禦玺考諸史實,一般發生較大規模的決口,清帝會在口門堵築之後獎掖河官,有時還派人到河神廟告祭,而此次後續頗多耐人尋味。對于此舉,《清朝通志》有載,並言大河靈迹,至聖代而始論定聖代一說當頗合乾隆心意,而這又與其爲圖長治久安重視建構政權合法性,以及治統原于道統這一認知密切相關。 

  良好的治績不僅能夠爲實現統治提供物質層面的保障,還可以展示清廷的施政能力,進而爲獲取政權合法性增加砝碼。康熙親政初寫下的三藩及河務、漕運意味著在他心目中,河務與三藩、漕運一樣,是關系政權穩定與發展的首要問題。這可謂清入主中原以來治河思路抑或治河理念的重大調整。僅從這三項事務的內在關聯來看,河務漕運”的重要性已毋庸贅言,于三藩關系雖屬間接但亦密切。因爲鏟除三藩必須保障漕糧供應以及運輸的正常進行,以確保戰略物資供應,正如研究者所言:在現代戰爭出現之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糧食就是軍隊的生命,而充足的糧食儲備就是其最重要的武器。由此亦不難理解,盡管黃泛區百姓困苦不堪,康熙這位以儒家仁政治天下的封建君主仍不肯蠲免漕項,而是一再強調漕糧供應進剿兵丁,關系重大漕糧乃軍國所需,豈易驟言蠲免?”再者,由于在8個有漕省份黃泛區,欲保障戰爭所需也必須重視河務,更何況此時黃河两岸二千数百里,非一望汪洋,即沮洳苇渚,整個黃運水系也近于崩潰,淮潰于東,黃決于北,運涸于中,而半壁淮南與雲梯海口,且滄桑互易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清廷治河有著民生關懷,這與其將永不加賦定爲家法,即便出現財政困境采用捐納的方式進行應對也不予更改類似,有修正前朝弊政進行朝代間比賽進而彰顯統治合法性這一深層考慮。康熙屢屢講到:“河防之事,甚屬緊要,關系民生之休戚,田廬之存沒河道屢年沖決,地方被災,民生困苦,深轸朕懷。一次親曆河幹後他對靳輔強調,必使此方百姓盡安畎畝之日,方是河工告成之時。幾年之後,當親眼目睹了所經宿遷諸處,民生風景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時,康熙又頗感欣慰地說:“民爲邦本,足民即以富國。在清帝看來,治河救民對于穩固統治具有重要意義。考諸史實,康熙治河的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據民國時期吳君勉研究,靳輔以後迄于乾隆中,六十年間”黃河“无大變患,稱爲極盛。此後岑仲勉的研究也顯示,靳輔治河後的幾十年算是清代河務办理最善而黃河又比较安静的时候。這在當時頗得朝臣贊譽。 

  康熙六十年,諸王臣奏曰: 

  皇上參天贊地,邁帝超王,手定平成,致海晏河清之盛,身兼創守備文谟武烈之全。 

  六十年治河之方略,力挽化工,古未有也。 

  川陝總督年羹堯在密奏河工弊政時亦言: 

  自古帝王神禹而外,未有能親治此事者。我皇上不憚勤勞,費盡經營,乃成一代之河防大政。 

  这自然是臣下对帝王的阿谀溢美之词,但从一个侧面亦可反映当时朝臣对于治河的认知也不仅局限于保障漕運畅通 

  综上可以说明,黃河治理为清帝获取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环节,为清代立国不可逾越的重大问题,所谓海晏河清”乃國家大治的象征,黃河安则天下安。以往治河即所以保漕的觀點未對清前期重視治河的特定背景進行深入剖析,也鮮少關注這一特定背景下清帝所做的與治河實踐密切相關的其他一些努力。即便到了清中期,政權合法性焦慮已逐漸褪去清帝重視治河亦不單是爲了保漕,另有深厚的政治文化意涵,這又與康熙開創的重視治河之局面密切相連。 

  三、 恪守祖宗家法”:清中期竭力事河的政治文化意涵 

  清中期,黃河淤垫严重,溃决频繁,整個黃淮运水系再度陷入困境。以入海口淤滩情况为例,据乾隆初年大学士陳仕倌奏報:今自關外至二木樓海口且二百八十余裏。夫以七百余年之久,淤灘不過百二十裏,靳輔至今僅七十余年,而淤灘乃至二百八十余裏。后来,由于漕運大受影响,嘉庆派人前往密查,结果显示,黃河淤阻,实因河底日渐增高,清水勢不敵黃。道光初年,形勢進一步惡化,原有蓄清刷黃、借黃濟運之法難以實施,以致運河旱阻者,幾數十裏”。面對這一局面,清帝決定從加強管控、增加投入等方面入手應對。 

  加強管控方面的具體措施爲:拓展機構建置,完善制度條文,增加在河官員人數。管河機構上層建置主要體現在探索設置副總河:嘉慶十一年,以南河事巨工繁,責任綦重,設置南河副總河,十五年裁撤嘉慶十九年,設東河副總河,翌年裁撤道光六年(1826),又設南河副總河,九年裁撤。此舉反反複複,似顯無常,但恰恰說明清廷在應對治河困境時的躊躇心情與不懈努力。不僅如此,清廷還增置河以下的機構,如乾隆五十三年于山東省曹、單二縣臨河大堤,添建兵堡房五十座”;再如嘉慶十六年,鑒于江南淮扬海道分巡三府州,管理十廳河務,不能兼顾,添设淮海道一缺,驻扎中河,专管桃北中河、山安、海防及新设两廳河務。另以廳級機構的數量增長爲例。本來康熙初年,東河4廳、南河610;至道光時東河增至15廳、南河增至22廳,总数达37廳。机构增设,管河人员数量随之增加,甚至文武數百員,河兵萬數千皆數倍其舊。同時,清廷還因應時勢,調整完善相關規章條文。如乾隆三十九年,針對賠修制度在治河實踐中暴露的問題,制定了漫工分賠例,將總河以下文武各官及沿河地方督撫正印官員全部納入分賠範圍。再如回避原籍制度请前期任命河官时也采用这一办法,但至乾隆三十二年,鉴于河務问题不仅技术含量较高,且需保持人事與政策的连续性才能取得实际成效,将其修订为:嗣後,凡河工同知以下各員,有官本省而距家在二百裏以外者,俱准其毋庸回避 

  加大财政投入为这一时期应对河務困境的另一重要举措。对于清前中期岁抢修经费逐渐增加之趋势,魏源作过梳理康熙年間,全河不過數十萬金至乾隆時,歲修、搶修、另案三者相加,兩河尚不過200萬兩,但已經數倍于國初”;嘉慶時期,河費又大倍于乾隆,所增之費可以300萬兩計之道光時的河費浮于嘉慶,遠在宗祿、名糧、民欠之上,增爲每年六七百萬兩。魏源曾言清中期竭天下之財賦以事河。對于此時河工經費,嘉慶中期的一份上谕中提到:伊在任前後六七年,止用銀一千余萬,此數年來竟用過三四千萬,實在可怕!”絕對數字攀升若此,在清廷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亦令人驚詫。據時人金安清估算:嘉、道年河患最盛,而水衡之錢亦最糜。東、南、北三河歲用七八百萬,居度支十分之二”,其南河年需四五百萬,東河二百數十萬,北河數十萬。另據周馥估計:通計上自荥澤,下至安東,兩總河所轄文武員弁三百余員,河兵七八千名,挑夫三千余名,不下一省歲支之數。而兩河額領歲搶修銀八百數十萬兩,另案工程每年二三百萬兩,合之廉俸兵饷,每歲不下一千二三百萬兩。國家盛時,豐年全征只四千萬兩,乃河工幾耗三分之一。雖然“十分之三分之一之間有不小的差距,但後者所言河工經費應該更爲全面,囊括了歲修、搶修、另案大工以及廉俸兵饷等項。 

  除上述举措外,清廷还非常注重加强治河实践。嘉庆曾派内阁大学士戴均元前往南河與两江总督铁保、南河总督徐端一同办理河務,其中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为照前人成規疏浚黃河尾闾。对于此法,三人奏陈如下: 

  现拟照前人成規,在清口以下河身内先设浚船,拨兵实力疏导,如果行之有效,再增船只兵夫,递至下游疏浚,並俟經費稍裕,照臣徐端前奏,在雲梯關下接築遙堤,量爲收窄,使河流不致散漫停淤,以收束水攻沙之益,仍力籌蓄清敵黃以期漸複舊制。 

  考諸治河實踐,三人所言前人成規當指靳輔大舉河工時提出的疏下流,即清江浦以下之河身不挑,堤岸不築,不用鐵掃箒等器設法加浚河身,並浚海口,則黃淮無歸,黃運兩河並高家堰一帶之各岸堤,處處皆可沖漫。此前創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黃等办法,但并未处理云梯关外黃河尾闾的出水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以上河段的堤岸修築等方面,即治河名臣潘季馴所言:海無可浚之理,惟有導河以歸之海,然河非可以人力導,惟有繕治堤防,俾無旁溢,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也 

  然而,尽管清廷延续前朝重视河務之惯性,继续加强管控,加大投入,甚至在治河实践中直言恢复舊制,但已无法取得此前的治河成效,反而使得河務管理机构成为金穴,官員士卒各色人等競相跻身其中:投效人員,藉詞辦工紛紛前往,而該督等不加選擇,任意收錄,以致人數衆多,漫無限制,南河定額本爲60員,實際遠遠超出這個數目,在120右。另有大量由河官自行招募的幕友——河工獨曰庫儲。冗員充斥其中勢必造成機構膨脹、人浮于事等弊病进而降低行政管理的实际效能,甚至还催生了河務这一场域自上而下的普遍性腐败。据时人昭梿考察: 

  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後,河防日見疏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先以巨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蝕國帑。而朝中諸貴要,無不視河帥爲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如嘉慶戊辰、己巳間,開浚海口,改易河道,靡費帑金至八百萬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歎。 

  另據包世臣記述:嘉慶初年的豐工工程,工員欲請帑百廿萬,河督吳嗣爵议减其半”,后吴氏與幕僚郭大昌商议大昌認爲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大昌解釋道: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與众员工共之,尚以为少乎?”河督怫然”,大昌“自此遂决意不复與南河事。由此不難計算,清廷所撥河帑實際用于河工之比例,大體如馮桂芬所言:兩河歲修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 

  面對河工弊政日趨嚴重之局面,清帝煞費苦心予以矯治,但收效甚微。乾隆三十九年,針對官署中的幕僚貪腐問題乾隆發布上谕,外省幕友有無違例之處,令各督撫于每年年終,彙奏一次。然而这年年底,南河总督與东河总督几乎异口同声地奏称:分河工各屬幕友並無違例事臣署及河工各員幕友並無違例事。幾年之後,又命兩河查察河工歪風結果所奏類似:河工人員並無坐省家人事河工人員並無換帖相宴事河員並無承辦宴席及收受門包事河道衙署各官並未立有管門家人收受押席等弊事,将河務粉饰得一片清廉。嘉庆时,曾派人前往调查,然而结果显示南河“無敝窦”!河工弊窦众人皆知,只是身处官场,明哲保身,谁也不愿或者不敢触碰这一毒瘤,即便河務这一场域的核心人物河督亦是如此。河督吴璥离任路过扬州时,曾跟朋友阿克当阿谈及河工弊窦多端,而在任從無一字上奏。在回天乏術的情形下,嘉慶深感河工敝壞已極。道光继位后,甚至尝试调整河督选任标准,由重视实践经验改为选用没有任何河工经历者担任河督,对林则徐與吴邦庆的任命即基于这一考虑。屡试无果后,他慨叹:吏治河工,原無二致 

  在清帝竭力矯治河工弊政以及賞雖重而罰亦嚴的環境下,出現了人皆以河工爲畏途的问题,不能不对治河实践产生一定影响。如前所述,鉴于南河治理难度较大,嘉庆曾命戴均元、铁保、徐端三人一同办理河務,可是,三人考察后却呈上奏疏,要求简派熟习河務大臣一员,来工商办,令嘉庆大为震怒。朝廷文武官员中熟谙河務者非三人莫属他們自己也非常清楚,然而仍然作此提議,應是由于通過調查,對治河之困難以及河工弊政之嚴重情況頗感憂慮,即便合三人之力亦難取得實際成效,而按照河工律例,如果治理不善,他們將遭受數額不菲的賠修乃至革職等嚴厲處罰。無論如何这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河務这一场域,问题已非常严重。 

  对于当朝之河務,嘉庆曾在上谕中讲到: 

  就現在政治而論,惟南河工程最爲重大。海口大工,甫經興辦,寶應缺口,尚未堵合,而近日洪湖漫溢,高堰山盱两廳复又掣塌,三壩及隄工多至四千余丈。工用浩繁,兼于運道有礙,經理又複不易。因思數年來河湖漫溢頻仍,堵築工程,歲無休息,而所辦迄無成功。朕昕夕焦勞,刻深廑念。 

  其中第一句就現在政治而論,惟南河工程最爲重大表明,这一时期河務工程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其程度甚至不亞于清前期但亦明顯可見,治河成效平平且已經成爲清廷的沈重負擔。那麽,應該如何理解這一充滿矛盾的複雜問題仅从保障漕運的角度恐怕解释不通。 

  论及河務,嘉庆还曾讲到:予小子敬承大業,恪守成規,嘗恭讀皇考聖制文雲:河工關系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煌煌聖訓,實子子孫孫所應遵守。此一番话,等于将重视河務视作必恪守的祖宗家法。這是實事求是的表達,還是在標榜什麽为探明究竟,需往前追述雍乾两位皇帝对待河務的态度。雍正七年,“《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編纂告成”,雍正發布上谕將其奉爲法則。此後乾隆亦直追其祖康熙皇帝,比如六度南巡並強調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盡管今人對其動機表示懷疑,指其不過做些表面文章,但這恰恰說明了乾隆對治河這一家法的尊崇。對于清帝高度重視治河之做法,周馥在晚年總結自己的治河實踐時講到:皇上憂漕艘不達,而又難于更制,以壞先朝之成法,是不得不趣塞決河竭藏以濟用。从几位帝王以及封疆大吏的言行不难看出,康熙定下的重视河務與漕運的做法成为后世子孙奉行不二的家法。這一守成思想還可進一步從能否更制的討論中窺知。 

  面對治河困境,清廷中屢有更改之議。乾隆十八年,吏部尚書孫嘉淦提出將山東大清河開爲減河,以緩解南河問題乾隆四十六年,具有深厚家學淵源及豐富治河經驗的大學士嵇璜主張趁決口之機令黃河仍归山东故道”,但這些提議均遭否決,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即爲黃流歸海之處,不惟本朝百數十年未經更改,即前代亦不輕議及此,其事原屬重大。及至晚清,雖然求強求富成为时代主题,河工、漕運等传统事务也在实际中淡出了国家事务的中心位置但是对于可否更制這一問題,清廷态度非常谨慎。咸丰十年,迫于军费孔亟,欲裁撤南河机构,但也是经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工部共同籌議,才最後作出決斷。 

  與河務密切相关的漕運亦有类似情况。道光六年,迫于形势,试行漕粮海运,但在取得成功后道光突然改变主意最重要的原因應在于道光帝乃一典型的守成之主,他心目中的理想是恢複康乾盛世,恪守祖宗法典。鹹豐五年銅瓦廂改道後,清廷內部圍繞新舊河道問題展開了長達30余年的爭論,其中涉及是否廢棄河運的問題。據曾國藩分析,“部臣所以不肯竟廢河運者,亦因成法不可輕改。李鴻章亦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到,部議河運仍不可廢,采買更不准行大都敷衍目前,不謀久遠。誠然,爭論背後存有非常複雜的利益紛爭,部臣未必表達了真實想法,但即便是個幌子也說明在他們心中行河運乃爲成法 

  綜上可見,康熙定下的治河基調被後世奉爲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即便清中期黄淮运水系问题重重,漕運严重受阻清廷的所作所为也主要体现为一种继承與恪守。思想上延续成規,實踐中恢複舊制,治河在保障漕運之外另有深层次的考量。 

  結語 

  清代的黃河治理具有丰富且深厚的政治意涵,彰显着该时期的政治文化特征,保障漕運畅通仅为其中的一个方面清前期,爲建構政權合法性,清帝多管齊下,將治河納入其中,此可謂智慧之舉。在治河實踐中,殚精竭慮,深度把控又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加強皇權實現帝王之治这一政治文化特征。康熙在治河过程中,从治河基调的确立、河督的选拔到治河工程的兴举,乃至物料的使用,均深度参與,几乎成为河工事务的直接操控者,即便在治河名臣靳辅时也是如此另一名臣張鵬翮則幾乎惟皇命是從。康熙曾叮囑他:尔于河工,不可任意从事,但守成規,遵奉朕训而行。甚至河工是否適用埽壩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亦親自指授。張鵬翮本人也曾表示,微臣自慚學識淺陋,前此治河工程,皆荷皇上指示”。康熙这种将河務纳入国家战略性事务的做法也被奉为祖宗家法,不可逾越。清中期以降,盡管河難治官難當河務这一场域弊病迭现,甚至成为封建官僚制度中的坏疽,清帝仍延续制度建设與调整之惯性,拓展机构建置,增加河帑投入,竭事河,與此不无关系。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视治河成了传统。 

  总之,如果将元、明以前的黃河治理纳入公共水利工程这一范畴,那么元、明两朝的黃河治理则因肩负着“保漕”这一使命而具有了几分国家政治工程的意味。至清前朝,由于中央政府的深度把控,治理黃河完全成为建构政权合法性稳固统治以图长治久安的重要环节至清中期,则成为延续與维持朝局的家法。也就是說,清廷強力幹預下的黃河已不再单纯为自然之河,而因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使命成为一条政治之河,清代治河的政治意义远在其经济意义與社会意义之上。 

  原文刊載于《曆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3852,如有疑問煩請聯系。 

  作者介紹: 

  賈國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黃河史,近代灾荒史,社會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黃河铜瓦厢决口改道與晚清政局”等项目研究工作,在《曆史研究》《清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